对话孙天澍:AI时代,企业家要从“管人”到“架构智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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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天澍看来,过去成功的企业家擅长管人,擅长对付人的缺点:懒惰、贪婪、回扣、山头,也擅长鼓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但在架构以智能体为中心的AI原生组织时,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会无用武之地,甚至成为包袱。或许AI也需要约束和鼓励,但完全是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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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笛
封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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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孙天澍去了一座以拍摄短剧闻名的中部城市。一位短剧团队的负责人告诉他,行业订单已经出现断崖式下跌——豆包Seedance2.0上线之后,版权方和投资人都开始用AI(人工智能)做短剧。过去拍摄一部剧需要几十个人的团队,现在只需一个人就能完成。整个产业几万人,就这样受到了冲击。


另一座城市的管理者也找他聊过。这座城市的支柱产业之一是万亿产值的软件行业,AI对软件外包服务和就业的冲击正在快速显现,下半年影响可能会更明显。


孙天澍是长江商学院科技与运营杰出院长讲席教授、AI智能产业研究部主任,曾任南加州大学商学院与计算机系的双料终身教授。他长期关注一个交叉领域:AI如何重构产业。


这段时间,孙天澍观察到,AI原生的年轻创业者很快在商业世界的“边边角角”找到了AI重构产业的路径。孙天澍将他们称作“1亿Token俱乐部成员”,指这类创业者搭建的智能体系统,每天能消耗1亿Token,并且以智能体为中心创造了正向价值。


传统行业的企业家也不打算“躺平”。不少传统行业的企业家频繁与孙天澍交流,不想被动应对AI冲击,而是试图主动抓住AI时代的发展机遇。他们不是没有机会:AI已经掌握了大量人类通用知识,当下缺少的恰恰是具体的产业场景和垂直数据,千行百业的纵深场景,正是AI智能体可以创造价值的主战场。


这种转型无疑是艰难的。孙天澍认为,大多数企业家没有意识到,AI带来的不仅是单点流程优化降本。企业进行AI转型需要的不只是在原有组织、流程、模式和习惯上的“+AI”,而是一场更彻底的思维“升级”:从“+AI”走向“AI+”,从AI赋能变成AI原生。


这要求企业家要以智能体为中心,架构AI原生的组织;需要企业家思考,如何用无限供给的智能体,构建全新的业务模式和商业生态;更需要企业家蜕变成为“懂产业、懂AI、懂未来”的AI架构师。


在孙天澍看来,过去成功的企业家擅长管人,擅长对付人的缺点:懒惰、贪婪、回扣、山头,也擅长鼓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但在架构以智能体为中心的AI原生组织时,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会无用武之地,甚至成为包袱。


或许AI也需要约束和鼓励,但完全是另一种方式。


作为AI研究者,孙天澍倾向于更充分地评估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在“AI信仰光谱”中,认为AI完全是技术泡沫的观点位于最左侧;孙天澍的立场,可能在略靠右的一侧。


不过,孙天澍认为,AI时代到来,并不意味着人不再重要。随着智能体的普及,执行的成本会越来越低,“怎么做”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Vision(愿景)。要想清楚,用AI智能体做什么,以及希望这件事能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改变。


这种顶层的愿景和架构,终究需要人来定义的。


孙天澍说:“未来最重要的都在于愿景,你想做什么,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以及你希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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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天澍 受访者供图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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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重构正在发生,但多数人还浑然不知


经济观察报:最近三个月,你对AI的观点有没有明显变化?


孙天澍:基本的判断跟去年比没有变化,只是这几个月,智能体的迭代速度比我预想得快很多,至少提前了大半年到一年时间。模型能力已经进入AI“自迭代循环”。龙虾(Openclaw)、Harness Engineering(驾驭工程)、Skill(技能)等,也为智能体系统架构带来了新的突破。


经济观察报:这三个月似乎也不是技术进步最显著的三个月,为什么普通人对AI的“体感”突然变强了?


孙天澍:首先,现有AI智能体技术的技术深度,已经足够改变世界,智能体正在大幅降低AI落地的门槛;其次,我不觉得模型和智能体没有进步,比如Claude的进步还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特别是它的长程稳定性。前段时间,我和凯文·凯利聊了一个小时,我说我对Claude Code的观察是它具有一种“黑洞效应”,我已经没办法用以前经济学里的网络效应或规模效应来描述了,必须不严谨地发明一个新词。


人类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智能文明,每个人都需要缓慢学习、交换知识,需要见面、对话和分享。但Claude Code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是一个中心化的“黑洞”:几百万工程师和专业人士每天“千里送智慧”,用自己对工程、算法、数据的认知来调试它,和它共同创造,完成整个闭环。


智能体对智慧的吸收能力非常强。吸收之后,它又会倒逼最聪明的人,把自身的智力思考和表达能力再作提升,才能更好地架构智能体。因为执行成本已经变得很低,最聪明的人要保持自身价值,就需要不断提升认知水平,再反馈给智能体。


这种进化会推动AI跨过某个智能临界点,我现在比较确认,它已经跨过去了。


经济观察报:关于AI对就业和产业的冲击,你观察到哪些真实情况?


孙天澍:我可以讲两个故事。几周前,我去一个中部城市,当地一大支柱产业是拍真人竖屏短剧。一位短剧行业的企业家告诉我,豆包seedance2.0上线后,订单断崖式下跌,因为版权方和投资人都开始研究用AI做短剧了。原本需要几十人的团队完成的拍摄工作,现在只需一个人就能完成。整个产业几万人,就这样受到了冲击。还有一些软件产业比较强的城市,现在已经显现出比较强的就业压力,下半年形势估计会更加明显,软件行业是很多城市的支柱产业。当然,很多新的岗位和一人公司(OPC)也在各地快速涌现。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很多关于裁员的讨论,你认为这类风险会大规模出现吗?


孙天澍:未来很多企业的组织形态可能会呈现“工字形”结构,少数顶层的管理者是“AI架构师”,制定好顶层战略和发展方向,通过由智能体为中心的业务系统完成日常经营,从资源配置到任务派发;一线人员大量在物理世界和人际网络上完成执行工作。对大多数公司来说,很多中层管理岗位、一线白领岗位确实会面临更多挑战。如果你用了智能体就会知道,在很多场景下,AI可能是更高效的智能载体,无限供给、无限迭代、无限复制。


经济观察报:2023年,你的一篇论文结合不同职业的技能需求,论证了部分职业更容易被AI替代,现在观点有什么变化吗?


孙天澍:那篇文章是从人类智能视角研究AI智能,把人的智能分成四大类:认知智能、情绪智能、社交智能、创造智能。通过大规模实验,研究AI在这些人类智能上的表现如何,以及通过测量不同岗位需要的智能组合差异,推断AI对千行百业岗位的替代影响。


当时我们发现,很多岗位都可以被替代,但部分需要社交、情绪智能的职业不太容易被AI替代。放到2026年看,这项研究还是基于以人为中心+AI”的组织思路,是站在AI对人类单点岗位替代的视角,但实际上当智能体形成“组织”后,它可能也不需要社交智能,因为和它打交道的可能也是智能体。过去的管理结构是层层嵌套的,AI不是要替换掉其中的某一层,而是把整个系统都换掉。


经济观察报: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


孙天澍:还是要有归零心态。大家毕业后辛苦工作了几十年,很不容易有了稳定的职位和经验,都希望最大化过去的经验、地位、人脉,这是人之常情。但面对AI带来的冲击,归零心态还是重要的,要回到大一的状态。


另一方面,大家也不用太焦虑,我想以后这个世界可能会分成四类人。


第一类是创造智能的人(AI),比如前沿大模型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核心研发团队,他们创造出的智能为全世界所用。


第二类是架构智能的人(AI+),比如以智能体为中心来重构某个领域的企业家。


第三类是应用智能的人(+AI),今天大多数企业中正在原有场景和流程中应用AI的人。


第四类是享受智能成果的人。比如未来我的外婆,可能不需要了解AI,就能享受山姆奥特曼和马斯克说的那种,“由AI带来的无比富足的物质世界”。


经济观察报:你提出的“1亿Token俱乐部”概念很有意思,这个群体规模大吗?他们在干什么?


孙天澍:最近在不同城市见了一些AI原生的年轻创业者,很有感触,想了一个名字“1亿Token俱乐部”,意思是几个人的团队,通过架构智能体系统已经能把无限供给的智能杠杆用起来,创造以智能体为中心的业务模式和组织形态,对产业场景创造了巨大价值。每天消耗1亿Token,大概是让智能体处理和输出7500万个汉字,相当于每天处理10000篇论文的知识量,或是用Agent给100万人每天分享个性化健康建议,这种几个人雇佣数万甚至数十万智能体员工的组织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而他们架构出来的智能体员工和Skill本身也在演化、迭代和成长。这些年轻人也是国家鼓励“一人公司”(OPC)当中的佼佼者,真正以新的方式在重构产业。


经济观察报:懂AI的年轻人机会在哪?


孙天澍:年轻人是AI原生一代,有很多优势,比如在学校中有充足时间与AI共创,没有传统工作流程经验的包袱。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做AItoC赛道,比如漫剧、直播和电商,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经验所在。


但这里面大部分创业者可能会失败,因为这片创新空间有限且巨头林立。更多的年轻人也许可以走入AItoB,走进中国的很多传统产业,把自己的激情、才华、智慧真正放到对人类最有价值的千行百业的关键场景中,去挖掘AI产业重构的金矿。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业人不懂AI架构,年轻人不懂产业场景。对国家来说,怎么系统地在千行百业培养一批AI架构师,我觉得非常关键,需要有这样的“AI架构师黄埔军校”。靠企业家自己转型,不一定行。但那些18岁、20岁、22岁、25岁的年轻人,也没有机会见到顶级的产业企业家,很难理解产业本质,双向奔赴是一个结构性机会。


当然,AI时代,年轻是一种状态,也不一定完全与年龄有关,“老登”和“小登”的区别在于生命力:是否能以归零心态学习迭代,探索AI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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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答案:从“+AI”到“AI+”


经济观察报:对有产业经验的企业家来说,AI的机会在哪里?


孙天澍:熟悉产业的人也有很多机会,因为他们有具体场景,场景是AI时代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大模型基础层面,“数据、算力、能源”是三个基本要素,我认为在应用层面“场景、数据、智能体”是三个最基本要素,是“人、货、场”在AI时代的升级。


现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这点,出现了一些“AI反向并购”的案例。比如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叫A16Z,花费数亿美元买了一家农场,它能通过这个场景获得大量养牛的数据,反馈给智能体,不断迭代行业经验;还有的人工智能公司收购了一些律师事务所,然后快速沉淀形成这个行业的上下文(Context)和知识库,迭代Skill,替代大量律师,利润大幅增长。资本市场会觉得这是个AI原生公司,PE估值也会翻倍增长。所以,基于不同行业的场景和数据,未来可能会形成不同产业的智能体。


我的判断是,拥有最高智能体密度的企业在新世界拥有最大的价值创造杠杆。当传统企业的智能杠杆是1,AI原生企业的智能杠杆是10000的时候,资本会涌向最高智能杠杆的企业。如果你的场景资产、数据资产还有意义,但经营团队释放不出智能杠杆时,必然会有资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有没有看到哪些企业,在AI架构搭建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孙天澍:有很多公司,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围绕智能体重建了用户服务、渠道分销、库存管理、终端洞察到价格管控体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硅谷和国内OPC也涌现出一批原生企业。但这类AI重构大多高度保密:真正创造价值的AI重构是核心秘密,也不会宣传。


经济观察报:当一个传统企业尝试去做AI转型,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孙天澍:首先,业务一号位需要自己先玩起来,不然很难对AI有直觉,更不可能结合到自己的场景,也很难有愿景。另外,产业战略要在企业战略之前,很多企业还没想清楚AI时代的产业终局,就急着调整企业内部架构,这个顺序是反的。


所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先要想清楚:企业在AI时代,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能为世界创造什么价值?


这一点其实取决于企业家本人。企业家做得如何,本质是这个企业家希望企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他希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如果他自己不去想或想不清楚,就不会有战略路径。


经济观察报:拥有愿景之后,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孙天澍:很多企业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是从内部做AI还是在外部。我以前认为,企业可以从内部完成AI转型,但结合近期产业实践来看,想要转型成功,大概率需要“另起炉灶”,真正做“AI原生”孵化。AI新世界的原生“吃掉”旧世界,比旧世界改造自己要更容易。新世界包袱少、没有历史,而且智能体的能力“杠杆”足够大。


企业可以拿出某个省区、某些产品线、某个团队,在企业外重新搭建一个以AI智能体为中心的项目,像齿轮一样带动企业的AI转型,甚至未来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把核心资产、核心知识、核心人才输送到新的组织里。AI转型和AI原生双轮驱动。


经济观察报:你接触的中国传统企业家很多,他们是不是不打算错过这一次AI浪潮?


孙天澍:这让人很感慨,不少传统行业头部企业是有非常强烈的意愿抓住这轮AI浪潮,没打算“躺平”。他们都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在一个平稳、沉闷的市场中,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很难施展,现在反而是释放自身企业家精神的机会。


我还有一个观察,企业家的认知能力和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成正比。我认识很多顶尖企业家,他们内心的内驱力和认知水平经常是成正比的,认知能力越强的人,他的产业雄心越强。


经济观察报:数字化时代一开始也曾有过类似观点,就是传统企业会被“改造”,很多互联网公司曾尝试以“自上而下”的姿态进入传统行业,但后面发现做不到这一点,AI会是这样吗?


孙天澍:互联网的核心还是链接,而今天AI革命的本质是无限智能。互联网对三百六十行的价值链末端有一定影响,但对很多需要深度专业服务的线下行业,没有太多影响。


而今天的智能革命对全产业链各个环节都会带来“内爆”,这不一样。比如医药行业,从研发到采购、到生产、到分销、到服务、到患者,再把数据反馈给研发,智能体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连在一起变成一个以智能体为中心的AI原生组织。所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行业和企业可以不身处变革当中,而今天,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置身事外。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多行业的AI应用,大都集中在供应链优化、中后台部门提效以及技术岗位优化上,你觉得AI带来的产业影响仅限于此吗?它有可能把一个产业变成什么样子?


孙天澍:我举个例子,未来一定会出现消费者的“超级AI管家”。这个“AI管家”会持续陪伴消费者成长、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消费者需求的“代理”。因为“AI管家”理解消费者,产品的研发与定义也会更准确。过去是生产端供给驱动,从生产、分销、终端再到消费者。而对十几亿人实时需求的理解,会倒逼研发更高效敏捷,生产端也会走向敏捷生产,3D打印等技术会有很大空间。分销和营销也会很不一样:AI市场经理发现趋势,把市场洞察交给AI产品经理定义产品;AI营销人员执行营销投放,至于投放对象是智能体还是人,还不确定,整个链条会以智能体为中心打通。


这不是科幻小说,很多小型公司已经在尝试。未来12到18个月,在一些门槛不是那么高的行业,我们应该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模式。


经济观察报:所以,AI带来的改变不只是效率提升了多少、重新核算新的投入产出比,而是有的商业模式会改变,有的会消失?


孙天澍:对,这是定性的。如果不相信这个,就没得谈了。这个世界利益很复杂、声音很多样。软件企业会说“我依然很重要”,公司的研发IT部门会说“这个有安全隐患”。但很多企业家是真的已经开始做业务和组织变革,有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在研发、中台做了很多组织变革。


经济观察报:你接触过大量企业家,他们在落地AI应用时,最容易陷入的认知误区是什么?


孙天澍:第一,大多数企业家没有意识到,AI带来的不仅是单点流程优化降本。企业进行AI转型需要的不只是在原有组织、流程、模式和习惯上的“+AI”,而是一场更彻底的思维“升级”:从“+AI”走向“AI+”,从AI赋能变成AI原生。


这要求企业家要以智能体为中心,架构AI原生的组织;需要企业家思考,如何用无限供给的智能体,构建全新的业务模式和商业生态;更需要企业家蜕变成为“懂产业、懂AI、懂未来”的AI架构师。


第二,我的观察是,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和CEO都是向内看太多,向外看太少,并没有去思考整个产业价值链的重构。比如医药行业,如果多出14亿AI医生,而不是中国今天的600万医生,以后整个医药行业的价值链会怎么重构?


经济观察报:互联网大厂在AI时代会扮演什么角色?


孙天澍:大厂的组织其实也已经是旧的,和传统企业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但大厂依然有核心入口和数据优势。比如美团的千万外卖小哥,就是真实的物理世界履约能力,微信社交入口也是核心能力。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企业家因为本来就生存成长在一个快速迭代、没有边界的市场,所以他们自身的迭代速度和自我改变速度也会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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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使命:从“管理人”到“架构智能体”,愿景变得更重要


经济观察报:你最近在工作中怎么使用AI,AI有没有带来一些显著的变化?


孙天澍: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大量的时间不再只是做研究本身,而是思考如何让AI成为研究的主角。此外,不管是研究中心还是我自己的团队,基本上就不再开会了,我的研究中心已经4个星期没有开会了。


经济观察报:开会这件事情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不开会了?


孙天澍:AI时代开会是低效的,对人来讲,开会的本质是交换意见、分享信息、提炼要点、推动共识,很多事情是不需要一个2小时的会来推进,智能体之间可能开一个30秒的会就可以分拆、推进任务,开会太低效了。另一方面,因为我觉得整个学术研究范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在想清楚、架构好下一代研究范式之前,开很多会都是浪费时间。


经济观察报:“管理学”中,是不是有超过一半的知识都围绕“对付”人展开的?如果以后都是智能体了,很多针对人的“管理学”是不是就没用了?


孙天澍:很多专业都会波及。今年一月,我在国际管理学术期刊《决策科学》成立了一个AI智能体部门,因为未来大部分价值创造的决策都是由智能体做出的,而不是由人做出。我们应该更深刻地理解以智能体为中心的决策科学,并且用AI原生的方式去研究决策科学,而不是继续研究旧世界“以人为中心”的决策科学。


经济观察报:以“人为中心”的决策科学与以“AI为中心”的决策科学有什么区别?


孙天澍:行为经济学、风险规避和一些传统的博弈都是基于人的特性来研究的,但AI没有这些人的特性,而是多了很多自己新的特性(比如记忆、幻觉、学习迭代)。以前你需要通过激励、招聘、培养,让有智能的人在组织当中不断成长,还需要通过利益分享机制来绑定,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在组织各个决策环节发挥作用,但AI可能不需要这些流程。


再比如人有利益,智能体没有利益。在采购场景里,回扣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但智能体不会吃回扣;此外,所有组织里都有一个东西叫“山头”,就是我进来以后,需要把我的团队扩大、把我的“山头”做大,但智能体不会建“山头”。过去100年,彼得·德鲁克时代以来所有的管理学、战略学、组织学可能都不再适用,因为智能不再稀缺,智能无限供给。


上周我在南京做的两场分享讨论很有意思,上午的观众基本是40岁以上的企业家,我给他们讲了一个例子是AI智能体如何解决供应链管理中“回扣”和“山头”的问题,他们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管理过大型组织,知道这些事情有多麻烦。下午的观众则是一群AI创业者,基本都是20岁以下,我讲这些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理解什么是“山头”和“回扣”。我说太好了,你们不需要知道,因为这些在“AI新世界”中都不重要了,架构智能体才是新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当AI成为主要员工时,你觉得会出现“AI管理学”吗?


孙天澍:我不会叫“AI管理学”,这个词太“老登”了,我宁愿叫它“AI架构学”,也对应现在的Harness。


经济观察报:应该怎么“管”Agent?


孙天澍:要真正构建一个以智能体为中心的决策体系,首先需要从技术上理解智能体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管理学的本质是用来对付人性的,比如怎么能让人不偷懒、不占便宜,管理学就是干这些事情。但AI本来就没有这些“人性”,它们有的是反馈闭环、是memory(记忆)、context(上下文工程),这些东西才是它的“人性”,或者叫“AI性”,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管理学”,首先应该是这些。


经济观察报:如果给“AI性”总结几条定律,第一条是什么?


孙天澍:第一条定律就是反馈闭环。一切可以验证、可以反馈的事情,终将被AI征服。


你看,相对写文章,AI反而更擅长写代码,因为代码是很真实的,不可执行就是不行,这是真实的反馈。虽然文章也有反馈,但评价的维度有很多,它不像代码这么确定,所以反馈闭环应该是“AI性”的第一定律。


很有意思的是,马斯克有一次演讲,别人问他人生最大恐惧是什么,他想了35秒,最后说“失去与这个世界的反馈闭环”。这不像一个人讲出来的话,这就是一种AI思维,是第一性原理。


张一鸣说“Build company as product”(像做产品一样做公司),我之前在Meta工作时,扎克伯格对数据反馈的强调也令人发指。这些人本质上都在用“AI性”来思考。


经济观察报:除了反馈闭环还有没有其他“AI”性?


孙天澍:我觉得还有几点很重要,一个是memory——记忆。不只是智能体的个体记忆,包括多智能体协同组织的集体记忆,这是一个文明的本质。智能体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是智能的关键。


还有一个是,未来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将来自动态演化的Skill,而不是依靠人的成长。过去,企业在组织中培养一个人,说他成长了、学到了新的技能、沉淀了行业经验——未来这个逻辑落后了。未来最重要的是Skill,它能在组织内快速动态迭代,更关键的是可以共享,过去常说“学会了一门技术,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未来,一个Skill可以瞬间向全世界共享了。


这就是我说的“中心化文明”。你只要帮它构建好业务闭环,它的Skill就会不断动态迭代,迭代以后“啪”一下共享给所有智能体。这三条基本上就结束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AI这么强大,人的价值将是什么?


孙天澍:AI越来越强,很多执行的差别在缩小,成本在降低,反而是一个人的愿景、想象力和架构能力成了分水岭。过去当一个企业家,需要很多综合能力;但未来,最重要的差别来自企业家内心到底想做什么,就是我们最常说的那种“企业家精神”。


你是想成为一家带来巨大改变的公司,还是想做一家“小而美”的公司,你是不是相信自己做的事情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好的改变。


对小孩也是这样,想做什么会变得无比重要。以后教育的重点不是学习知识,而是想办法让小孩保持一种生命力,只要他还对这个世界有些事物很喜欢、很好奇、很想深度参与,那就很好。


企业家也好、学者也好、年轻人也好,可能未来最重要的都在于这一点:你想做什么,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你希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


经济观察报:就是要拥有“强化学习”的能力?


孙天澍:对,强化学习的核心就是它有一个奖励函数。奖励函数只要清晰,它就可以一直迭代下去,这对人、对AI都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你介意我用AI写这篇专访稿件吗?


孙天澍: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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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助力车企走出“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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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场景中,自动驾驶凭借应用规模大、市场成熟度高、与日常生活结合紧密等特点,成为技术产业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汽车产业突破“内卷”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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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诚
封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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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以来,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在人形机器人与智能体应用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引发广泛社会关注。从春晚舞台上动作精准、神态灵动的人形机器人表演,到能够自主操作电脑、处理复杂工作流的智能体应用,人工智能正实现从“感知交互”向“自主执行”的关键跨越。


在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场景中,自动驾驶凭借应用规模大、市场成熟度高、与日常生活结合紧密等特点,成为技术产业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汽车产业突破“内卷”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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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新动能


传统汽车产业长期依托发动机、变速箱等机械性能构建核心竞争力,这一模式在市场趋于饱和、产品同质化严重的背景下,已很难支撑企业实现持续增长。


未来,行业必须建立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智能化发展新模式,从产品形态、研发制造、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重塑全链条竞争力。


如果说机械化是汽车产业兴起的历史基石,电动化是产业变革的上半场,那么智能化无疑是决定行业未来走向的下半场,也是车企实现突围的核心战场。


一方面,自动驾驶契合未来出行需求,构筑差异化竞争优势。全球范围内,自动驾驶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


今年1月,英伟达CEO黄仁勋公开表示,自动驾驶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十年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技术产业之一,预计十年后全球将有数亿辆汽车具备高度自动驾驶能力,彻底改变人类出行的整体格局。去年12月,特斯拉开始在无安全员条件下测试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今年2月,无方向盘设计的Cy-bercab无人驾驶汽车提前实现量产,并在北美地区开展各类极端路况测试,标志着无人驾驶正从科幻概念走向实际应用,即将全面改变人类的出行方式。


在国内,自动驾驶的政策落地与技术应用同步推进。按照国际通用分级标准,自动驾驶从L0到L5共分为6个等级,L2及以下级别仍需要驾驶员全程掌控车辆,L3为有条件自动驾驶,L4为高度自动驾驶,L5为完全无人驾驶。


2025年12月,工信部正式批准两款搭载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功能的车型上市,这是国内首批获得合法上路许可的L3自动驾驶车辆,意味着L3级自动驾驶正式进入量产落地的关键阶段。


除L3级别车型获批外,L4级自动驾驶也在国内多个城市开展试点应用:广州全运会期间,无人环卫车实现每日16小时连续作业,运营效率大幅提升;海南推出面向旅游场景的L4自动驾驶车辆,打造可租赁的移动休闲空间,丰富了出行服务的内涵。


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显著的成本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有望在全球自动驾驶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从成本来看,中国自动驾驶出租车制造成本仅为美国Waymo的三分之一,累计测试里程已达数百万公里,并逐步在欧洲、中东等地建立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自动驾驶可以拓展车载服务与运输服务边界,开辟产业增长新空间。


以往的技术升级大多属于单点解决方案,即用新的智能设备替代传统设备,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产业逻辑。未来,汽车行业需要的是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重新设计产品、服务与运营模式,重塑产业价值分配体系。


这一变革过程与电力普及的历史轨迹相似,电力在早期仅用于照明和简单动力替代,并未带来经济结构的根本性改变,直到电网系统成熟后,才彻底重塑了整个工业生产体系。自动驾驶带来的价值同样不只体现在硬件制造上,更体现在数据积累、算法优化与决策服务中,产业核心竞争力将逐步向掌握智能系统与数据资源的主体转移。


当前,各大车企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面临“全栈自研”与“生态合作”的战略选择。部分资金与技术实力雄厚的车企投入巨资搭建自主软件架构与数据闭环体系,力求牢牢掌握核心技术。更多企业则选择更加务实路线,与科技企业深度合作,专注发挥整车制造与集成优势。


在全面进入城市开放道路之前,自动驾驶技术普遍遵循“先封闭后开放”的发展路径,优先在矿区、农场、港口、干线物流等场景落地。这些场景环境相对简单、商业价值明确,既是技术验证的重要试验场,也为未来大规模商业化积累了宝贵的长尾数据与实际运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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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行业“内卷”的关键


汽车行业“内卷”的本质是供需失衡下的同质化恶性竞争。特别是,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需求推动产能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以自动驾驶为核心的智能化转型,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也完全契合中央与地方推动产业升级的整体战略,是汽车行业走出当前“内卷”困境的重要科技路径。


长期来看,出行效率的提升虽然可能压缩汽车整体需求量,但通过布局车载服务、城市配送、货物运输等新业态,行业能够彻底跳出单纯依靠销量增长的“内卷”模式,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自动驾驶领域投资空间广阔、科技属性突出,能够充分释放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对地方政府而言,技术路线选择固然重要,但政策支持力度、法规灵活性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是抢占产业先机的关键因素。


各地通过放宽试点许可、推进路网智能化改造、探索责任界定规则等方式支持自动驾驶落地,目前全国已有超过50个城市开展自动驾驶测试与示范运营。尽管部分试点项目因交通事故等问题短暂调整,但整体上推动了技术迭代与监管体系完善,让工程师与政策制定者更深刻地理解新技术的运行规律与现实需求。


与传统汽车行业在外观、配置、价格等维度的低水平竞争不同,自动驾驶将行业竞争从硬件堆砌转向技术能力与生态体系的较量。


车企不再局限于容易被模仿的物理参数“内卷”,而是在数据积累、算法迭代、场景覆盖、安全保障等方面构建长期壁垒。汽车逐步从传统的代步工具转变为移动智能空间,产业价值重心从制造环节转向服务运营与数据生态,从根源上缓解低端同质化竞争,推动行业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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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自动驾驶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强化政府采购引领作用,加快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可以作为自动驾驶的“超级用户”,在城市公交、环卫清扫、物流配送、政务通勤等公共服务领域优先采购自动驾驶车辆与相关服务,为技术提供真实应用场景与海量数据支撑。借鉴国内外军用技术民用化的成功经验,以公共资金投入带动技术从封闭场景向大众消费市场溢出。


同时,自动驾驶已进入车路云一体化发展阶段,政府需统筹推进道路数字化与智能化改造,在关键路段规模化部署感知设备与边缘计算节点,为车辆提供超视距感知与冗余安全保障。建设国家级仿真测试平台,利用虚拟场景补足实车测试无法覆盖的极端情况,加速技术成熟,降低产业落地成本。


二是前瞻性应对信息污染问题,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自动驾驶的全面普及将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与尾气排放等环境问题,但车辆作为移动智能终端,会持续采集用户位置轨迹、行为偏好、生活场景等大量个人信息,形成新型“信息污染”。若缺乏有效规制,可能出现用户隐私被过度采集、滥用乃至牟利的现象,甚至形成隐私保护的两极分化。


为此,需要提前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据采集边界与使用规范,推广数据加密、匿名化处理等技术手段,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删除权,切实维护公众数字权益。


三是筑牢安全管控防线,提升极端场景应对能力。


智能系统应对小概率极端事件的能力,直接决定其社会认可度与普及速度。机器人领域通常将发生率仅1%的突发状况称为极端事件,这类情况虽不常见,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在自动驾驶车辆与人类驾驶车辆混行的阶段,由于驾驶行为模式存在明显差异,短期事故率可能出现小幅上升;但当自动驾驶车辆占比达到一定规模后,车车协同、统一决策将大幅提升整体交通安全性。


为此,要持续强化算法鲁棒性与安全冗余设计,健全严格的测试标准与动态监管机制,加强公众科普引导,让社会理性看待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营造包容有序的产业发展环境。


四是坚守社会责任底线,健全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自动驾驶的普及将催生网约车、共享出行、城市物流等多元新业态,平台责任、权责关系、社会结构都将变得更加复杂。必须严格规范平台市场行为,严禁依靠低价“内卷”抢占市场后再通过垄断抬高利润;明确责任主体归属,建立“人授权AI、人承担责任”的清晰机制,避免算法黑箱导致责任悬空。


政府应加强价格监管、反垄断执法与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自动驾驶车险、事故责任认定、损害赔偿等配套制度,形成政府监管、平台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治理格局,保障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从历史变革的视角看,自动驾驶对现代交通体系的重塑力度,远超百年前汽车取代马车的产业变革。如果过度依赖传统监管思路,虽能维持短期稳定,却会延缓技术红利释放与产业升级步伐。


短期内,数据标注、车辆安全员、运维保障等岗位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量,但产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并非维持低效率就业,而是通过技术提升整体运行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摆脱恶性“内卷”。


未来,只有在牢牢守住安全、责任与公平底线的前提下,持续鼓励技术创新与模式探索,才能让自动驾驶真正成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推动中国汽车行业从规模扩张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可持续、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发展模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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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余额宝收益率跌破1%,撑起公司四成收入,货基降费正在持续

天弘余额宝收益率跌破1%,撑起公司四成收入,货基降费正在持续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杜萌

5月3日,天弘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0.9980%,这是继2025年6月份跌破1.5%之后,首次跌破1%。

天弘余额宝成立于2013年5月29日,作为第一只可以在支付宝购买的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超过6%。2018年一季度末,余额宝的最高规模达到了1.69万亿元。

2018年,支付宝开放余额宝平台,引入博时、中欧等多家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天弘余额宝的独家地位被打破,用户和资金被显著分流。同时,随着监管对货币基金规模的控制,余额宝的规模逐渐缩水,截至今年一季度,余额宝的最新规模约7081亿元。

作为家喻户晓的“国民基金”,2025年基金年度报告显示,天弘余额宝用户数近7.89亿名,平均每户持有基金份额近970份,个人投资者持有近100%的基金份额。其中,最多的一户持有人持仓规模超过1.59亿份。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全市场共有365只货币基金(不同份额)合并计算,其中有103只7日年化收益率低于1%。

图:截至5月4日,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的货币基金明细 来源:Wind 界面新闻整理

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普遍走低,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当市场流动性充裕,导致货币市场利率整体下行。余额宝主要投资于银行同业存单、短期存款、国债等低风险资产,这些资产的收益率随市场利率下降而降低,直接拉低了余额宝的收益。

和其他千亿规模的货币基金相比,为何余额宝的收益率率先跌破1%?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规模大是核心制约因素。“巨量资金使得基金在操作中流动性和灵活性下降,管理人不得不将大部分仓位配置于风险更低、收益也更低的资产。”某公募货币基金经理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不过,尽管货币基金收益率持续走低,但凭借低波动、高流动性的属性,货币基金依旧成为居民稳健配置的核心选择。

Wind数据显示,货币基金成为公募基金一季度增量的主要来源,单季规模大增6067亿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市场货币型基金总规模为15.58万亿元,同比增长达2.25万亿元,增幅达16.91%,是规模增长较多的产品类型。

货币基金的规模居高不下,这对管理人的风险控制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2013年2月17日,中国证监会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监管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基金资产净值连续20个交易日超过2000亿元、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连续20个交易日超过5000万个即为重要货币基金。

《规定》还明确了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附加监管要求,要求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不得少于2人。在薪酬考核方面,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相关人员的考核评价、薪酬激励等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与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相挂钩。在风险准备金方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每月从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费、托管费中计提的风险准备金比例不得低于20%。

此次7日年化收益率跌破1%,也将进一步迫使投资者“用脚投票”,选择其他的货币基金。目前,支付宝接入的货币基金已经有34只,有多只货币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仍在1%以上。

2025年9月24日,余额宝宣布将托管费由年费率0.08%调低为0.07%,调整后该基金运作综合费率为0.62%,其中管理费率为0.3%,销售服务费率为0.25%保持不变。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随着公募费率改革的逐渐推进,后续多只货币基金的销售服务费将继续下调,并可能针对一些产品联合互联网平台阶段性打折让利。

为了摆脱对余额宝的依赖,天弘基金近年来大力发展“固收+”业务。2025年5月份,原招商基金知名“固收+”基金经理马龙离任后,加入天弘基金。

今年2月9日,原天弘基金 “固收一姐”姜晓丽离任。中基协最新消息显示,姜晓丽已经在今年4月份入职易方达基金。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天弘基金的公募总规模为1.28万亿元,其中非货规模为5055.13亿元,主动权益基金的总规模为2444亿元。天弘余额宝2025年报显示,该基金共收取管理费23.75亿元,天弘基金全年的营业收入为57.5亿元,相比2024年增加6.54%,净利润为18.85亿元,相比2024年增加12.26%。可以说,天弘余额宝仍为公司贡献了超四成的收入。

天弘余额宝收益率跌破1%,撑起公司四成收入,货基降费正在持续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杜萌

5月3日,天弘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0.9980%,这是继2025年6月份跌破1.5%之后,首次跌破1%。

天弘余额宝成立于2013年5月29日,作为第一只可以在支付宝购买的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超过6%。2018年一季度末,余额宝的最高规模达到了1.69万亿元。

2018年,支付宝开放余额宝平台,引入博时、中欧等多家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天弘余额宝的独家地位被打破,用户和资金被显著分流。同时,随着监管对货币基金规模的控制,余额宝的规模逐渐缩水,截至今年一季度,余额宝的最新规模约7081亿元。

作为家喻户晓的“国民基金”,2025年基金年度报告显示,天弘余额宝用户数近7.89亿名,平均每户持有基金份额近970份,个人投资者持有近100%的基金份额。其中,最多的一户持有人持仓规模超过1.59亿份。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全市场共有365只货币基金(不同份额)合并计算,其中有103只7日年化收益率低于1%。

图:截至5月4日,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的货币基金明细 来源:Wind 界面新闻整理

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普遍走低,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当市场流动性充裕,导致货币市场利率整体下行。余额宝主要投资于银行同业存单、短期存款、国债等低风险资产,这些资产的收益率随市场利率下降而降低,直接拉低了余额宝的收益。

和其他千亿规模的货币基金相比,为何余额宝的收益率率先跌破1%?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规模大是核心制约因素。“巨量资金使得基金在操作中流动性和灵活性下降,管理人不得不将大部分仓位配置于风险更低、收益也更低的资产。”某公募货币基金经理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不过,尽管货币基金收益率持续走低,但凭借低波动、高流动性的属性,货币基金依旧成为居民稳健配置的核心选择。

Wind数据显示,货币基金成为公募基金一季度增量的主要来源,单季规模大增6067亿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市场货币型基金总规模为15.58万亿元,同比增长达2.25万亿元,增幅达16.91%,是规模增长较多的产品类型。

货币基金的规模居高不下,这对管理人的风险控制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2013年2月17日,中国证监会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监管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基金资产净值连续20个交易日超过2000亿元、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连续20个交易日超过5000万个即为重要货币基金。

《规定》还明确了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附加监管要求,要求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不得少于2人。在薪酬考核方面,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相关人员的考核评价、薪酬激励等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与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相挂钩。在风险准备金方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每月从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费、托管费中计提的风险准备金比例不得低于20%。

此次7日年化收益率跌破1%,也将进一步迫使投资者“用脚投票”,选择其他的货币基金。目前,支付宝接入的货币基金已经有34只,有多只货币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仍在1%以上。

2025年9月24日,余额宝宣布将托管费由年费率0.08%调低为0.07%,调整后该基金运作综合费率为0.62%,其中管理费率为0.3%,销售服务费率为0.25%保持不变。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随着公募费率改革的逐渐推进,后续多只货币基金的销售服务费将继续下调,并可能针对一些产品联合互联网平台阶段性打折让利。

为了摆脱对余额宝的依赖,天弘基金近年来大力发展“固收+”业务。2025年5月份,原招商基金知名“固收+”基金经理马龙离任后,加入天弘基金。

今年2月9日,原天弘基金 “固收一姐”姜晓丽离任。中基协最新消息显示,姜晓丽已经在今年4月份入职易方达基金。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天弘基金的公募总规模为1.28万亿元,其中非货规模为5055.13亿元,主动权益基金的总规模为2444亿元。天弘余额宝2025年报显示,该基金共收取管理费23.75亿元,天弘基金全年的营业收入为57.5亿元,相比2024年增加6.54%,净利润为18.85亿元,相比2024年增加12.26%。可以说,天弘余额宝仍为公司贡献了超四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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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旬,近四成即将结束职业生涯的美国人没有退休账户那些储蓄不足的已退休人群正深陷生活窘境。


约四成美国X世代人群,甚至部分婴儿潮一代,都没有为退休储蓄;而那些储蓄不足的已退休人群正深陷生活窘境。图片来源:dragana991 / Getty Images

美国职场人士往往希望在60多岁时卸下工作重担,过上安逸的退休生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愿景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事实上,许多临近退休的从业者,可能是在财务保障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迈入退休阶段。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首席经济学家托尔斯滕·斯洛克基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数据所做的最新分析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中,接近一半的工作年龄人口没有退休账户。不出所料,仍处于职业发展早期的人群情况最为严峻:18至34岁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年轻人中,约有57%尚未设立任何退休计划。不过,这一问题同样涉及那些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年长群体。

在私营企业就业的美国人中,34至44岁人群中约有43%没有退休计划,45至54岁为41%,55至65岁为40%。这意味着,近四成美国X世代人群,甚至部分婴儿潮一代,并未为退休进行储蓄安排。

随着这些年长员工逐步迈向职业生涯的终点,这种状况可能会对他们离职退休后的生活预期带来严重冲击。

美国人尚未做好退休准备,一些退休者正“深陷生活窘境”

大多数美国人表示自己处于“月光”状态;随着住房、育儿和食品杂货等支出耗尽了大部分收入,为退休储蓄变得异常困难。财务压力之大,甚至让一些人开始动用原本为退休准备的资金。

根据Payroll Integrations公司2025年的一份报告,各年龄段中约38%的职场人士曾从退休账户中取款。其中,仍在为体面收入打拼的Z世代最有可能动用这笔钱,近一半年轻人已经提前动用了自己的退休储蓄。

不过,31%的千禧一代、41%的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也动用了退休储蓄。大多数提前支取的原因,是应对突发紧急情况或偿还迫在眉睫的债务。

为了维持生计,许多美国人正在打破传统的退休时间安排,选择延长工作年限。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3年的分析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65岁以后仍在工作的群体规模翻了两番。同时,人们也普遍担心晚年储蓄会耗尽。投资银行D.A. Davidson 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五分之二的美国退休人群(约2,000万人)担心,自己的储蓄无法支撑理想的退休生活。

而对于一些已经结束职业生涯的人来说,这种担忧已经成为现实。施罗德(Schroders)202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近20%的美国退休者正“艰难度日”或“深陷生活窘境”;与此同时,仅有5%的人表示自己“过上了理想生活”。

美国人认为安稳退休需要210万美元,但真正实现的人寥寥无几

彻底告别职场、悠闲养老是有代价的,而这笔开销,动辄高达数百万美元。

当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今年早些时候对美国选民进行调查,询问他们认为实现舒适退休需要多少资金时,他们回复的平均金额约为210万美元。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表示,“几乎没有人”有望达成这一目标。贝莱德的研究发现,62%的受访者退休储蓄不足15万美元,仅相当于他们认为所需210万美元的7%左右。芬克还指出,美国在应对预期寿命延长方面准备不足,以及老年护理成本不断上升等因素,正在加剧退休储蓄问题。他预计这一问题在未来几代人中只会更加严重。

芬克在其2025年致股东信中写道:“随着最年长的X世代开始退休,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峻、更加棘手。他们是第一代主要依赖401(k)退休计划的人群,而依赖401(k)退休计划的趋势正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中持续扩大。”(财富中文网)

译者:郝秀

审校: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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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内存芯片短缺正在悄然向整个经济征收“隐形税”


Majestic Labs总裁及联合创始人沙·拉比。图片来源:courtesy of Majestic Labs

你的下一台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甚至冰箱,都面临涨价,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热潮引发了业内人士所称的“内存末日”(RAMageddon):围绕高带宽内存(HBM)芯片的抢购愈演愈烈,正在将全球市场上几乎所有其他买家挤出局,不仅推高消费电子产品售价,也给汽车、医疗保健等行业带来压力。就连苹果(Apple)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也警告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成本对硬件业务利润率形成挤压。

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头们实际上已经给整个经济强加了一项“隐形税”,而大多数人对此毫无知觉。

曾经平价的内存芯片,如何成了奢侈品

现代计算依赖多种类型的内存。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速度最快、价格最高,仅少量用于处理器内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是整个行业的主力产品,价格低廉,供应充足,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汽车、冰箱等各类消费设备。此外还有高带宽内存。这是一种专用高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通过芯片堆叠实现数据传输速度的飞跃式提升。这种高端内存的成本极高:同一块硅晶圆能够生产的普通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数量,是高带宽内存的三倍。高带宽内存晶圆厂的加工时间也要长得多,这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问题。因此,提升高带宽内存产量,必然会压缩内存芯片的整体产能。

对于人工智能的训练与推理而言,高带宽内存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组件。它如同航空燃油一般,为支撑当前规模最大、最先进模型运行的图形处理器(GPU)提供动力。

内存厂商每家晶圆厂(硅芯片工厂)的产能均存在上限。原本用于量产日常消费电子设备所需普通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生产线,正在转向生产高带宽内存。从商业角度看,这一决策十分明智:在波动剧烈的半导体行业,高带宽内存不仅可以带来超高溢价,还能够锁定大额保底采购订单。事实上,人工智能企业及其同行已经锁定了2027年及之后的高带宽内存供应。这直接导致普通内存芯片供应趋紧、价格上涨、交货周期延长,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几乎波及所有行业。目前,行业巨头已经形成供应垄断,这也成为内存芯片短缺的核心症结。人工智能行业实际上是在向整个经济“征税”,以构建自身体系。

“内存墙”解析

人工智能对内存的需求堪称惊人。大模型参数从百万级增长到十亿级、万亿级,上下文窗口从数千个词元(token)扩展到数千万个词元,与此同时,内存需求也同步增长,而数据中心的架构却难以跟上这一发展步伐。行业由此陷入棘手的“内存墙”困境:内存带宽和容量无法满足处理器需求这一根本性瓶颈。

高带宽内存曾经是解决早期内存墙问题的绝佳方案。在模型规模较小(例如GPT-2和GPT-3)时,将内存紧邻处理器部署,并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如今,行业早已跨越这一时代。当今前沿模型的参数规模已经超过两万亿,下一代模型更将突破五万亿。单个高带宽内存堆栈的容量约为24GB,仅占当前工作负载实际需求的1%左右,对于下一代工作负载来说,更是微不足道。

其结果是,如今数据中心必须进行指数级扩张,它们将跨服务器和机架的数百个处理器串联起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高带宽内存的超高本地带宽优势,却因为连接这些设备的链路速度相对较慢而受到限制。业界提出“华而不实”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公司为高带宽内存支付高昂溢价,换来的却是持续递减的性能收益。

人工智能淘金热使大多数人被甩在身后

主流叙事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描绘成惠及多方的发展举措:既利好内存厂商与芯片企业,也能推动各领域的创新发展。但现实却严重失衡。

内存厂商或许可以在短期内获利,但真正的赢家是垄断本身。当高带宽内存供应被少数几家超大规模企业垄断时,一道难以逾越的护城河就此形成。初创企业、传统企业和成熟行业都面临硬件成本高企、获取先进人工智能能力渠道受限的困境。那些有能力囤积芯片的公司,不仅能够赢得当下的竞争,更可以巩固自身优势,让自身的领先地位愈发难以撼动。

其他人则被卷入了这场纷争。消费者将为性能缩水的设备支付更高的价格。企业要面对成本高企、波动剧烈的硬件市场环境。更广泛的科技生态系统,正在与拥有近乎无限资本、能够不断加价争夺内存资源的行业展开竞争。

为人工智能和内存规划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人工智能行业热衷于宣扬“民主化”理念:开放模型、易于获取的工具、让智能惠及每个人。然而,这一愿景正在与底层硬件现实愈发脱节。

当前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向高带宽内存持续追加投资,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行业必须摆脱为早期人工智能时代设计的单一内存架构的执念,潜心研发新架构——不仅可以满足当前人工智能的需求,还能应对未来几年需求增长百倍的挑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扩建高带宽内存晶圆厂,更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人工智能内存架构设计。我们需要的是智能、快速且紧凑的内存系统,这套架构可以随模型规模增长扩容,且无需消耗大量资源。最重要的是,新兴架构必须让人工智能不再被少数巨头垄断。

内存墙问题并非人工智能崛起过程中无足轻重的工程注脚,而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基础设施挑战。行业当前“不惜一切代价,加速扩产高带宽内存”的应对方式,潜藏着诸多风险,可能会削弱竞争、抑制创新,并损害消费者信任。从产业全局视角来看,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更优的解决方案,以免为时已晚。当下最直接的应对之策,是摆脱对高带宽内存的依赖,转而采用专为人工智能需求定制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架构。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源分配差距变得不可逆转之前采取行动,这一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

沙·拉比(Sha Rabii),半导体内存架构公司Majestic Labs总裁及联合创始人。

Fortune.com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财富》杂志的观点和立场。(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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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级委外投资备案“停摆”7个月,你的理财收益正悄悄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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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玮粗略估算,私募MOM产品7个月零备案,或令两只混合类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下降12个基点。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在股市行情波动下,若这两只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低于业绩比较基准,将引起客户资金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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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植
封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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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玮一直在等待私募MOM(Manager of Managers,即“管理人中的管理人”)产品备案重新“开闸”。


作为一家银行理财子公司权益类投资经理,2026年年初,他计划给两款混合类理财产品加大权益类资产多元配置——通过私募MOM产品,将部分理财产品的资金交给3个量化策略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进一步提升这两款理财产品的收益稳定性。


私募MOM由券商资管、期货资管等机构作为母管理人,将产品募集资金划分为多个资产单元,分别委托多个私募基金管理人开展投资管理。这类产品的创设,需要通过券商资管机构进行备案。


今年以来,朱玮每次向券商资管机构询问相关备案进展,得到的回复都是“继续等待”。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私募MOM产品新增备案数量连续7个月为零。上一只完成备案发行的产品,发生在去年9月初。


冯健是一家券商创新业务部门的总监。他直言,这背后,是相关部门担心私募MOM产品沦为新的“通道产品”,不符合当前资管行业“去通道”的核心导向。


冯健一直负责私募MOM产品的创设与备案发行。过去7个月,多家保险资管机构与银行理财子公司(下称“险资和理财子”)权益投资部门的人时常向他询问“私募MOM产品备案何时开闸”,他只能回复自己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表。


冯健注意到,私募MOM产品备案“停摆”,对险资和理财子的权益类资产委外投资产生不小冲击。3月,一名中小保险资管机构权益投资负责人告诉他,受此影响,今年该机构的权益类资产配置额度将减少约10亿元,拖累相关保险资管产品收益下滑约10个基点,令该机构第三方业务拓展的速度低于预期。


朱玮粗略估算,私募MOM产品7个月零备案,或令上述两只混合类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下降12个基点。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在股市行情波动下,若这两只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低于业绩比较基准,将引起客户资金赎回。


“但是,这是私募MOM产品规范发展的必由之路。”他直言。只有合规操作,私募MOM产品才能成为银行理财子公司拓展权益资产委外投资的长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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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通道产品”


2025年,私募MOM产品备案迎来爆发期。在当年9月,其发行数量达到58只,不但创下近10年以来新高,而且比2024年的23只翻了逾一倍。其中,华鑫证券就发行30只私募MOM产品。


这背后,不乏保险资管机构与理财子公司的身影。


2025年,光大理财参与4只私募MOM产品投资,信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子公司也涉足私募MOM产品投资。冯健参与发行了两款私募MOM产品,出资方分别是一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一家保险资管机构。这两款私募MOM产品共分成6个资产单元,分别交给境内6家指数增强、主观多头、CTA(商品交易顾问)等策略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


记者多方了解到,以往险资和理财子主要通过信托渠道开展委外投资。如今,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将私募MOM产品作为权益资产委外投资的新路径,一是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资管机构与信托渠道的合作规范,包括明确穿透审核原则与投资者集中度要求,限制定制化信托与嵌套产品投向等,令险资和理财子深感合规压力,开始压缩信托渠道委外投资规模;二是私募MOM产品凭借投资集中度限制少、调仓灵活性高、风控直达、单层收费等特点,可以满足他们权益资产委外投资的操作要求。


除了已发行的两只私募MOM产品,冯健还收到多家险资和理财子的私募MOM产品合作意向。但是,冯健所在的团队人手有限,难以一下子满足众多业务需求。


2025年年中,冯健找到公司领导,要求增派人手以加快私募MOM创设备案发行节奏,力争产品发行数量与资产管理规模较2024年翻两番。


正当他踌躇满志之际,私募MOM产品备案自9月起“停摆”了。


面对两家银行理财子公司询问私募MOM产品备案“停摆”的原因,冯健一度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排除私募MOM市场太火热,相关部门想调控产品发行节奏,预计不久后放行。


但他很快发现,这可能“另有原因”。他表示,监管部门发现部分私募MOM产品母管理人仅仅提供牌照与账户服务等通道业务,实际投资决策仍由资金方(险资或理财子)主导,偏离了资管行业“回归主动管理本源”的监管要求。


根据《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管理人中管理人(MOM)产品指引》相关规定,券商资管、期货资管等母管理人作为私募MOM产品的唯一法定管理人,需落实子管理人筛选、资产配置、全流程风控的主动管理职责。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券商资管、期货资管机构不但将产品投资决策权让渡给资金方,由资金方决定投资对象与产品投资额度,还虚化自己的管理职责,将理应自主完成的投资尽调、风控评估、投资组合动态调整等工作,也悉数交给资金方。


冯健承认,这种状况的确存在。去年6月,他与一家银行理财子公司磋商发行私募MOM产品,对方表示自己将指定两家擅长量化策略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每家投资额度分别占到私募MOM产品的30%。这家银行理财子公司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已做好投前尽调与风控评估,认为这两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能给相关理财产品带来额外10—15个基点的收益增厚。


与此同时,一家保险资管机构也在拟发行的私募MOM产品中“塞进”两家指数增强策略私募基金管理人,理由是保险资金若要直接投资这两家私募管理人产品,需先通过投资委员会与风控委员会审批,操作流程相当冗长;相比而言,借道私募MOM产品能显著提升投资决策与实际投资效率。


面对这两家机构的上述要求,冯健坦言,只要他们推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券商的投资尽调与风险评估要求,他就会做好相关投资安排。“事实上,我们挺难回绝资金方的这些要求。一旦拒绝,他们可以快速找到其他券商资管机构合作,但我们会失去一笔管理费,以及MOM业务规模扩张的机会。”冯健说。


随着私募MOM产品仍旧零备案,他发现险资和理财子的态度,正从“争相合作”转向“不当出头鸟”。


今年3月起,他与多家保险资管机构与银行理财子公司沟通业务合作时,发现他们不愿成为私募MOM产品备案重启后的“第一个吃螃蟹者”,都打算等到私募MOM产品发行恢复到去年上半年的节奏时,再考虑推进这项权益资产委外投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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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寻出路


面对私募MOM产品迟迟不能备案,朱玮开始寻找替代办法。


尤其是今年3月美以伊战争爆发后,A股市场波动加大,他迫切希望能尽快实现混合类理财产品在权益类资产投资方面的多元配置。


最初,朱玮尝试借道私募FOF(基金中的基金)产品完成权益类资产委外投资。但是,私募FOF产品在实时监控底层交易、调仓灵活性、投资集中度宽松度、投资策略快速调整等方面不如私募MOM产品。


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私募FOF产品存在“二次收费”,即母基金管理人与子基金管理人都要收取管理费,以及超额利润的分成。他粗略计算,在扣除“二次收费”后,即便私募FOF产品投资收益符合预期,也只能给这两款混合类理财产品带来不到5个基点的收益增厚,远远低于自己预期的10—15个基点收益。


但是,在今年以来私募MOM产品仍无备案的情况下,不少银行理财子公司只能选择“将就”——先通过私募FOF产品畅通权益类资产委外投资。


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2个月,新发集合类私募FOF产品数量达到125只,较去年同期的76只增长逾60%。


朱玮却不愿妥协。他尝试将TOT(信托中的信托)模式作为权益类资产委外投资的新路径。但银行理财子公司合规团队很快做出风险提示——去年10月,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限制嵌套层数同时,也限制了嵌套信托的资金投向,阻断资管机构通过TOT模式投资大量非标产品的通道。


作为一家中小保险资管公司权益投资负责人,王钧也感受到私募MOM产品备案的情况,正日益冲击他们的权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今年我们的权益类资产投资额度将减少约15亿元,令权益类投资整体占比下降约1.1个百分点。”他告诉记者。这让他担心,在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的情况下,调低权益类投资额度将拖累保险资金整体收益率下降逾16个基点,令分红险等产品的收益竞争力减弱。


中小保险公司的权益类资产投研能力薄弱且委外投资渠道单一,让私募MOM产品一度成为他们“绕道”布局私募策略获取超额回报的关键路径。但在这条委外投资关键路径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调低权益类资产配置比重,将部分资金转向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另类资产,努力填补收益缺口。


王钧坦言,当前REITs的平均分红率约在4%—6%,距离指数增强、市场中性、量化CTA、量化多头等私募策略年化平均收益率(10%—15%)仍有较大差距。


目前,朱玮与王钧都在盼望私募MOM产品备案尽早重启。


“但在此之前,券商资管与期货资管作为MOM产品母基金管理人,需加强主动管理能力与完善合规操作流程,全面落实母基金管理人的职责边界,确保私募MOM产品不再沦为通道产品。”王钧直言,长期而言,中小保险资管机构与银行理财子公司仍需增强权益类资产自主投研能力与资产配置水准,不再高度依赖委外投资“维系”产品收益水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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