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39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写下《乌衣巷》时，距离东晋已有数百年。秦淮河畔的乌衣巷依旧还在，而曾经居于此地、左右东晋朝局的王氏、谢氏，早已不复当年的显赫。那么曾经住在乌衣巷里的王谢子弟，后来到哪里去了？国历君自制王导表情包。来源/纪录片《中国》从军权旁落开始东晋建立之初，王、谢两家确实站在了权力最顶端。王导辅佐司马睿南渡，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与马，共天下”恰好道出了东晋初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此后，王氏长期参与朝政，成为江左最重要的士族之一。谢氏则在谢安、谢玄等人手中达到政治声望的高峰。谢安出山执政，谢玄统率北府兵，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陈郡谢氏的声望达到顶峰。此时的王谢，依靠着门第、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共同构成的优势，不仅能够进入朝廷核心，还能够影响军政大局。但有意思的是，淝水之战既是谢氏最耀眼的时刻，也是门阀政治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东晋皇权与士族共治，王导、谢安正是这一体制的巅峰代表。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北府兵本来是东晋为了对抗北方军事力量而形成的重要武装，谢玄等人统率过这支军队。但战争结束之后，北府兵并没有随着淝水之战结束而解散，反而逐渐成为一支能够左右南朝政局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刘牢之、刘裕等人先后从北府兵中崛起，军事权力开始越来越多地落到武将手里，军事资源逐渐脱离王谢的控制。淝水之战最终成了王谢失去军事主导权的起点，北府兵也反过来成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王谢首先失去的，就是对军权的掌控。而北府兵的崛起，也改变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刘裕出身并不显赫，却凭借北府兵和累积的军功一步步掌握东晋最高权力。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东晋以来依靠门第维系政治优势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军功集团取代了传统高门，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王谢也失去了左右最高政局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王谢后人立刻退出政治舞台。南朝时期，王、谢等高门依然有人出仕，也依然保有相当的社会声望。但他们已经无法恢复东晋初年那种凭借家族力量直接影响最高权力的地位。建康宫城夯土墙遗存。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从这一刻开始，王谢的衰落，已经从失去军权进一步发展为失去政治主导权。社会根基继续松动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并不只是会做官，他们还拥有土地、庄园和依附人口，并通过地方社会关系维持家族影响力。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门阀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基础，也在持续不断的战乱中遭到冲击。孙恩、卢循起义持续多年，江南地区遭受严重动荡。原有的地方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依靠土地、庄园和地方网络维持影响力的士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孙恩攻入会稽时，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晋书》记载，孙恩“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可见即使是王氏这样的高门，也已经无法置身于这场社会动荡之外。到了梁武帝时期，侯景之乱则带来了更为猛烈的冲击。548年侯景起兵，随后攻入建康，台城被围，梁武帝最终死于城中。而侯景与王谢之间，还有一段旧怨。侯景入梁后，曾请求与王、谢两大高门联姻，梁武帝却以“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婉拒。侯景闻言大怒，留下“会将吴儿女配奴”的狠话。南朝青釉瓷莲花尊。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此后战争持续蔓延，建康及江南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士族死于战乱。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感叹，南渡中原士族“在都者覆灭略尽”。曾经在东晋朝堂上显赫一时的王谢，在这场浩劫中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打击。支撑士族长期优势的土地、人口和社会关系网络也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局势或许还会随着王朝更迭重新变化，但这些维系家族地位的社会基础一旦被战乱打散，便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走下历史舞台唐代前期，山东士族等传统高门仍然拥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唐太宗甚至下令修订《氏族志》，重新厘定天下士族等级。结果初稿出来后，山东崔氏竟仍排在第一。唐太宗看后很不满，认为这些旧族早已“世衰”，却还仗着祖上的名望自高自大，为什么如今还要把他们排在最前面？于是他亲自提出新的标准：真正的“门户”，应该看当下的德行、功业、学问和现实官位，而不能只看祖上是谁。最终，崔氏被降为第三等，《氏族志》也因此重新定次。皇帝想压低旧门第，现实中士族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容易消失。《新唐书》记载，唐初山东士族虽然政治地位已经下降，却仍把自己的门第看得极重。因为名门身份仍然受到追捧，一些士族嫁女时往往索取大量财物，时人甚至讥称这种婚姻为“卖昏”。到了后来，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人又与山东士族联姻，使这些旧族的声望依然没有完全衰落。绿釉陶楼院。来源/甘肃省博物馆传统门第虽然已经失去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特权，却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只是与东晋相比，唐代的门阀政治已经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皇权不断加强、官僚体系以及新的政治力量不断发展，传统士族原有的政治优势逐渐受到限制。传统士族虽然仍然拥有门第优势，却越来越难以依靠家族身份直接垄断军政、左右朝局。门阀社会虽未消失，却一直在不断受到削弱。而这种延续数百年的门阀秩序，终于在唐末走向了终结。安史之乱重创了唐廷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到了晚唐，藩镇、财政危机以及社会动荡不断加剧。黄巢起义以后，唐王朝进一步陷入长期战乱，人口、土地和地方社会组织遭到大范围破坏，支撑门第长期延续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传统门阀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相继瓦解，士族作为一个能够凭借门第长期获得政治优势的特殊社会阶层，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状元及第”款武举石。来源/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门阀走到了尽头。那么，王谢后人呢？“堂前燕”到底飞到哪儿了？王谢后人依旧在延续着他们的家族故事。有人通过科举进入新的政治体系，也有人迁往各地，在地方社会中生活、繁衍。随着门阀特权消失，他们不再因为家族身份天然拥有政治地位，而需要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谢绛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谢绛十五岁起家，试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进士中甲科，历仕秘书省、集贤院，最终官至知制诰。谢绛以文学知名，他以文章和学问立身，北宋人曾评价他“以文行又名”。清河张氏宗谱。来源/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谢绛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他做了多大的官，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六朝顶级门阀的后裔，在门阀时代彻底终结之后，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曾经的陈郡谢氏，可以凭借门第直接进入东晋权力中心；到了北宋，门第不再意味着这样的政治特权，但家族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仍然能够延续。谢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又以文章建立声望，读书、科举和文学，成为这个家族延续声望的新方式。而这种变化，在谢绛的下一代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他的儿子谢景初、谢景温等相继登科入仕，谢景初尤其以博学能文著称。王安石称谢景初“其先以文学称天下，而连世为贵人，至君遂以文学世其家”，说的正是这个家族从旧日门第转向以文学传家的变化。而欧阳修为谢绛撰写的《谢公墓志铭》，恰好为这个家族的变化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墓志专门追述了陈郡谢氏从东晋到北宋数百年的迁徙轨迹，称谢氏“至晋、宋间，谢氏出陈郡者始为盛族”，并记载谢绛的先世谢汾原居河南缑氏，至五代祖谢希图时开始南迁，其后族人又有葬于嘉兴、丽水者，到谢绛父祖三代时，已经与富阳产生了密切联系。欧阳修还特别提到“其谱，自八世而下可见”。从陈郡到江南，从东晋建康到北宋富阳，一个曾经身处权力中心的家族，经历了数百年的迁徙，也经历了自身身份的变化。昔日谢氏凭借门第立于朝堂，到了谢绛这一代，家族已经落脚地方，而谢绛及其子弟则通过科举与文学延续家声。欧阳修写下的虽然是一篇墓志铭，记录的却不只是谢绛一个人的一生，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顺着这篇墓志铭回望，可以看到陈郡谢氏从六朝名门到北宋士人的漫长转身。谢安行书中郎帖页。来源/故宫博物院回看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尽了王谢士族数百年的兴衰轨迹。而在这些进入史书的人物之外，更多王谢后人则随着时间流向了各地，扎根乡土、繁衍生息，从叱咤朝堂的顶级政治世家，沉淀为深耕地方的普通宗族。曾经依附门阀制度的显赫门第，彻底褪去特权光环，化作散落江南的姓氏脉络、宗族谱系与地方文化记忆。从现有地方志、族谱及相关地方文化资料来看，浙江、江苏、福建等地都保存有王、谢两姓家族的相关记载和文化遗存。比如绍兴地方志中就保留了多支谢氏迁徙和定居的记录，有的支系从上虞迁入绍兴，又在当地继续分房繁衍。不过由于长期辗转迁徙、谱牒散佚，部分支系的完整世系已经无法考明。王谢门阀的荣光与腐朽早已尘封于历史，刘禹锡笔下的那只燕子，从乌衣巷飞出来，飞过六朝、隋唐和宋元明清，最后落在了江南的村镇、街巷，以及千家万户的屋檐下。参考文献：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绍兴县志[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锌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从战时小城到上海街巷，从汉字的旅行到古埃及的图像。这一期，选七本近期出版的书，沿着人物、器物与文字，走进历史的不同侧面。01明代疑事探微高寿仙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4月沈万三的传说、朱元璋的形象、刘基与术数的联系，哪些经得起史料检验？高寿仙从人物与疑案深入制度和文献，展示辨析记载、校正成说的过程。适合愿意多问一句“依据是什么”的明史读者，也能借具体问题认识历史考证的方法。读者短评豆瓣用户白鹇：对明代史料把握之全面，涉及议题之广泛，都是首屈一指的。02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聂作平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8月以1942年为入口，把老舍、梁实秋、陶行知、卢作孚等人的经历放回北碚这座小城。作者结合实地寻访与历史材料，串起写作、教育和实业的战时处境。适合从人物故事进入抗战史，也让人重新留意：迁徙之后，人们如何继续工作与生活。03张爱玲的衣橱陈磊中华书局 · 2026年新近出版从衣饰出发，沿着住宅、餐馆、街道和市场，重新走进张爱玲生活过的上海。陈磊把民国图像与文字材料相互对读，将作品中的细节放回当时的城市空间。对喜欢张爱玲和日常生活史的读者，这是一条从穿衣吃饭认识时代的阅读路径。04三国的真相（全3册）《国家人文历史》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26年7月从汉末秩序崩解写到魏蜀吴角逐和司马氏掌权，三册把人物、战争与制度放回同一条历史脉络。书中以《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为依据，结合近现代研究和考古材料，辨析演义叙事与历史记载的差别。适合想从熟悉人物进入汉末魏晋百年变局的读者。05海门薇医生的中国记忆（1924—1941）〔美〕茹丝·V.海门薇 著；黄瑶 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7月一位美国医生的在华日记，把医疗史带回乡村与病人身边。书中记录她在福建等地行医的经历，也留下风俗、日常交往与地方生活的片段。个人观察有其立场，却能提供宏观叙述之外的细节，适合关心近代社会与中外民间交往的读者。06埃及艺术中的符号与魔法〔英〕理查德·H.威尔金森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7月古埃及的雕塑与壁画，为什么这样安排颜色、比例和姿势？本书从形式、尺寸、材料、文字等视觉元素入手，解释艺术符号与宗教观念、王权和宇宙秩序的联系。适合逛完埃及展仍意犹未尽的读者，帮助我们从欣赏造型，走向理解图像。07识于微时：签名本风景赵小斌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6月一本书上的题赠，可能连着一段交往，也可能藏着辗转流传的经历。赵小斌以收藏的签名本为线索，讲述作家、受赠者与书籍之间的故事。近四十篇书话把阅读记忆和文坛往事串在一起，适合喜欢藏书、版本与文学掌故的读者随手翻阅。你最近在读什么有意思的书？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7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常常始于某个难以预料的瞬间。1921年深秋，17岁的林徽因随父林长民归国，并被父亲的好友梁启超接回北京，于培华女子中学继续学业。在诸多子女间，林长民最是欣赏林徽因的才气。林长民曾风趣地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林徽因与林长民的合影。林长民十分珍视才华横溢的林徽因，将女儿视为知己因此，林长民才决定带爱女赴伦敦读中学。那时他们大概都没有料到，这段短短一年的英伦之行，将完全改变林徽因以及大她三岁的“梁二哥”（梁思成）的人生：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林徽因动人的讲述，让梁思成即刻被建筑学的魅力所折服。这两位日后结成伉俪、为保护中国古建筑奔走数十年的大师，在此刻共同接下了历史的使命。一次碰面，造就了一对深耕于同一领域的璧人。而林徽因与建筑学的结缘，也来自某次偶然的心动。据他们夫妇的挚友费慰梅（知名汉学家费正清之妻）回忆，林徽因在伦敦的女性朋友中，有一位恰是学建筑的，“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着迷了，她的朋友在她的追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得名自祖父梁启超的别号“饮冰室主人”）也说，观察这位女友作建筑绘图使妈妈尤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来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强烈愿望。1906年，梁启超与家人们的合影，左一即梁思成。梁启超和林长民的交友，最终成就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缘分命运的齿轮，就这般形成了跨越东西万里的链条。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Architecture”实在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词，女建筑师更是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人群。林徽因放手一试的勇气，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为当时仍处蒙昧的中国，带来了建筑学领域最初的光。不合格的“建筑史”或许有人质疑，中国工匠从不缺巧夺天工的作品，何况还有“样式雷”这等皇室御用的建筑世家的存在，如何能说没有建筑学呢？的确，古人在建筑艺术上的成就毋庸置疑，600年前明成祖朱棣下令修造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直至近代仍是西方人眼里中国首屈一指的奇观，享誉世界。只是，建筑学研究的范畴还包括各建筑类型的演变，以及不同地域建筑风格的系统整理。这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有人涉足过。史书一向只着墨于那些主持宏大工程的帝王、官员，却鲜有为那些沉默伫立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建立传，遑论梳理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追溯其起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工匠们凝聚经验、建筑形式渐次改良的过程，与恢宏的建筑本身一样重要。倘若对此环节缺乏关注，知识的断层便会随之而来。1920年，林徽因在伦敦寓所的壁炉边读书。她当时随父亲林长民一同赴英生活了一年，并在此期间萌发了成为女建筑师的理想。供图/《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时成都府学的大殿仍是东汉末年所造：“本府学殿建于东汉之初平，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刻于东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盖天下栋宇之古，无过于此者。”为此，宋高宗在绍兴六年（1136）特别御赐“大成殿”榜书以增光辉。然而，史官们无人关心这座汉代大殿的样貌、结构有何不同寻常之处，等它在宋末战乱中灰飞烟灭，一切细节再无可稽考。这样的遗憾，遍布于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故越早对幸存下来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和保护，就能争取在最大程度上留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标志性样本。林徽因与梁思成，正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正与同学讨论问题的青年梁思成（图右戴眼镜者）。林徽因自伦敦归国后，梁思成才开始对建筑学产生兴趣中国古建的世界观众同时，近代最早系统踏勘、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反倒是一批外国学者。伊东、关野即日本人伊东忠太、关野贞。伊东忠太前后进行过6次中国古建筑考察，以1901年7月的北京为始，后他在1902至1903年间由京津一路向西南行至缅甸，1905年又往东北，1907年游苏浙，1910年到广东，1920年观览山东……所以，伊东忠太发表的中国古建筑研究论文有近百篇之多。关野贞在中国的行迹比起伊东忠太一点不逊色，他和常盘大定合作完成的6卷勘察中国史迹的专著配有2500多幅照片，是近代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中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图书之一。至于鲍希曼，则是指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相对于近在咫尺的日本，由欧洲而来的伯施曼明显对中国人来说更遥远而陌生，可他有个极其响亮的称号——中国建筑摄影鼻祖。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人率先研究起了中国古建筑，并在各地进行摄影与考察。上图即为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图谱中的五台山旧照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拉开了中国长达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国家由此陷入列强环伺、主权沦丧的动荡困局。这期间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域外学者，或多或少都与各国在远东的利益扩张和势力博弈有关。伯施曼在1891至1896年于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学，毕业后他去往东普鲁士军队房地产管理处任职。1902年，伯施曼作为建筑事务官，来到了驻扎在中国的德军中工作，直至1904年为止。跟东方古国的初遇中，伯施曼相继游览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并完成了关于中国古建筑考察的一份备忘录提交给本国议会。伯施曼在备忘录中点明了自己的一项宏大计划，即通过摄影和绘图对中国的各式建筑进行研究。1906年8月，伯施曼得到德国政府资助，以驻北京公使馆顾问的身份再次入华。其后他实打实对中国南北进行了多年踏查。纵然伯施曼后来的著作因为使用德文书写而很难得到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但真实反映古建状态的照片，却是无须跨过语言难关而人人可懂的。在多数研究者无力进行实地考察之际，参考伯施曼的摄影集也同样能达到在古建中寻找设计灵感的作用。事实上，林徽因、梁思成加入的营造学社很早就跟伯施曼本人产生了联系。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就登载了“德国柏世曼博士由中国驻柏林代办公使梁龙君公函介绍，经本社聘为通函研究员”的纪事。伯施曼拍摄的湖南醴陵文昌阁。他的古建摄影作品是当时学者了解中国建筑的重要桥梁现今，伯施曼所著的《中国建筑》早已译介到了国内，而与之经历相仿的学者其实还有喜龙仁（Osvald Sirén）。喜龙仁的家乡是今天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他在这里上了大学，选择了艺术史方向。1908年，喜龙仁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教授，其研究一向以绘画艺术为主，在欧美各国旅行、讲学，观察博物馆中的知名画作可谓人生不能缺失的一部分。他跟中国文化的缘分，正是从佛教绘画开始的，那是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五百罗汉图轴》，喜龙仁见到了这一系列古画，便盛赞中国古代的宗教艺术早就提供了通过抽象形式表达丰富情感的出色范例。梁思成也读过喜龙仁的《中国雕塑》一书，他在东北大学开设“中国雕塑史”课程时所编的讲义就说：“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龙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1917年12月，在举办完名为“中国绘画的基本原理”和“从中国绘画论艺术与宗教”的两场讲座后，喜龙仁乘坐远洋轮船，开启了一场遍及中日韩的东亚远行。1918年4月，喜龙仁首次来到中国，当年就参观了北京、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寺，并南游苏杭和上海。1921年，再次入华的喜龙仁西入关中，走访西安古迹，又至嵩山，遍览登封少林寺、会善寺。这次喜龙仁做了一件颇具价值的事情——测量并拍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认为北京城墙所讲述的关于中国北方都城的故事一定会比任何史料都要来得真实有趣。喜龙仁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的阜成门绘图。喜龙仁与伯施曼对梁、林二人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属于她的风云时代了解林徽因的读者，一定听说过她被誉为“中国建筑史理论奠基之作”的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该文跟那则接纳伯施曼为营造学社联络研究员的通告发表在同一刊上。林徽因在其中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观点，即中国古建筑之美在于它对结构的忠实表现，而建筑工艺成熟、鼎盛与衰落间的区别，其实就看工匠是否舍本逐末，逐渐变得“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失掉原始骨干精神，变成无意义的形式”，代表就是斗栱，从宋元之后变化得非常复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下至明清，斗栱完全沦为装饰品，体积缩小，装饰着富丽堂皇的彩画，而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的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他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林徽因这篇文章见刊的时间是1932年3月，这时距离梁思成他们展开第一次古建调查之旅（考察独乐寺）还有整整一个月。中国建筑史的基础理论，居然是在营造学社对全国古建的系统测绘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跟常人的认知逻辑完全相悖。感慨林徽因真是天纵之才的同时，世人不免好奇她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如此科学的观点必不会像传说中牛顿被苹果砸中发现地心引力一般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正如上文所言，此时营造学社的调查尚未开始。换言之，林徽因写文章能参考的中国建筑资料只会来自此前入华的欧洲及日本学者。恰巧，《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开头就提到，从前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导致他们往往做出浮躁轻率的结论，从而让许多人误会中国建筑低劣幼稚，“好在近来欧美迭出深刻的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慎重研究，细心体会之后，见解已迥异从前，积渐彻底会悟中国美术之地位及其价值”。当时的西方学者中，跟林徽因对建筑“结构”的看法相似，且能深刻研究中国艺术的，除喜龙仁外再无第二人。1920年，林徽因于伦敦。林徽因的名作《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其实在营造学社进行古建考察前就已经完成。她认为中国古建之美就在于对结构的忠实表现。1929年，喜龙仁出版了四卷本《中国早期艺术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书中第四卷就是建筑专题。如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所言，喜龙仁在讨论中国古建筑演变历程时，“是完全按照结构理性主义的方法意识展开的”。这就使得喜龙仁书中的很多论述一旦翻译成中文，如果不注明原作者，完全可以毫无违和感地混入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文章，比如在谈到明清斗栱时，喜龙仁的观点亦是它们“倾向于在整体上弱化而不是强化结构”“建筑形式仍然一如既往，但失去了大部分意义，变成虚张声势徒有其表的修辞”。其实，梁思成那篇《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中就留下了他读过喜龙仁《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的明证：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喜瑞仁（喜龙仁）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者。西方艺术史专家与东方建筑史学者的呼应，令人回味无穷。这也让人想起林徽因立志做一名建筑师的起始，不就源于她那位学建筑的英国女性友人带来的感动吗？19世纪的世界，伴随着绵延不绝的战火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从前的弱势群体开始寻求自身的解放，女性的觉醒是其中最为绚烂的篇章之一。1865年，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通过考试，成为英国首位公开获得行医资格的女性，并开设了自己的诊所。1878年，伦敦大学正式招收女学员并平等授予学位。同年，美国康奈尔大学诞生了第一位建筑系女毕业生。此后，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和专业向女性开放了大门。1898年，出生于英属印度的埃塞尔·查尔斯（Ethel Charles）通过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的会员资格考试，成为首位女性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对修补满目疮痍的城市的现实需求，英国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于1917年决定开始招收女学生。1936年6月，林徽因测绘山东历城神通寺墓塔。供图/《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徽因初到伦敦时，正值英国的女建筑师们即将大刀阔斧改变旧时代的当口。东西世界新女性的命运，自此悄然衔接。中国那许多沉寂了千年的殿阁，终于要迎来真正出身于这片土地上的知音了。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9月下，原标题为《镜头、图纸与笔战 中国建筑学的破晓时刻》，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首阳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 彦文推荐世人常以“才女”称呼林徽因而她用踏遍山河的田野足迹病榻上校阅完成的《中国建筑史》证明其首要身份是一名中国建筑师202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补上那张迟到一个世纪的证书战火、疾病与颠沛都未曾让她停下手中的笔与尺她的墓碑上，梁思成只刻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5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让山涛被后世误解千年，被贴上“世俗、趋炎、入仕妥协”的标签。但写下绝交文字的嵇康，反倒在临刑前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还留下一句：“巨源在，汝不孤矣。”赵孟頫行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卷。来源/故宫博物院世人看见的是绝交，二人坚守的却是生死相知。作为竹林七贤中唯一长期身居庙堂的人，山涛从不狂放、从不避世，却拥有整个魏晋顶级的处世智慧：朝堂上，钟会、裴秀势同水火，山涛两不得罪、两全其美；主持人才选拔，看似圆滑投机，实则精准识人、秉公举荐，留下“山公启事”的千古美名。山涛早年山涛本人在后世的名气并不算显赫，但他所属的名士群体 “竹林七贤”，却是尽人皆知。相较于嵇康的疏狂，阮籍、阮咸的放荡，山涛在七贤群体中似乎并不突出，这一点山涛本人也心知肚明。《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大致是说，山涛与嵇康、阮籍相友善，山涛的妻子韩夫人也觉得，山涛对此二友非比寻常，于是就提出想要偷偷观察一下嵇康、阮籍二人。正好二人来拜访山涛，夜间留宿，韩夫人就从墙上的孔洞之中观察嵇、阮。到了第二天，山涛问韩夫人如何评价这两位朋友，韩夫人对山涛说，你的才情可远远比不上嵇康、阮籍二人，他们之所以把你当朋友，应该是出于你的识度。山涛回答说，他们也觉得我的识度很好。《世说新语》虽为志人小说，但说到嵇康、阮籍与山涛“以识度相友”，可谓一语中的。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部分）。来源/南京博物院在讲究出身的魏晋时代，山涛的家族并不算显赫。山涛生于建安十年（205），赤壁之战前三年，是河内怀县人（今河南焦作），山涛的父亲山曜做过宛句令，很早就去世了，并没有给山涛提供仕途上的助力。父亲死后，家里陷入困顿之中，不过山涛并未消沉，史书中说他“少有气量，卓然不群”，有“纲纪天下”的心愿。《晋书》中还记载了山涛早年的一件趣事：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仅此一事，我们也可以想见山涛其人的风度。虽为布衣出身，也并不轻贱自己。除此之外对于山涛的早年，我们所知不多。待到山涛在史书中留下较多记载时，他已然年过四十。《论语》里说“四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话用在山涛身上并不合适。山涛第一次出仕就是在他四十岁时，真可算得上大器晚成了。在这四十年间中国的历史也发生了巨变，行将就木的东汉彻底瓦解，曹、孙、刘三分天下。北方建立了新的魏国，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也先后离世。明帝临终托孤，司马懿、曹爽辅政。曹爽企图架空司马懿，大权独揽。山涛出仕之初，是做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之类的行政官僚。不过很快便被司州任用为部河南从事。司隶校尉毕轨、河南尹李胜是山涛的上级，吏部尚书何晏委任了山涛，而毕轨、李胜、何晏都是曹爽的亲信党羽。应该说山涛一开始出仕就必然同曹爽的势力发生关联。曹家和司马家的斗争自然不干他的事情，但山涛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司马懿的内亲，山涛的一位表姑正是司马懿夫人张春华。司马家族也同为河内人，在血缘和地缘上，山涛都同司马家族有着天然的纽带。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纪录片《历史那些事》不过山涛还是尽量避免卷入其中，当他察觉到司马懿诈病的野心，察觉到曹爽一党依旧执迷不悟，他马上选择弃官归隐。当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推翻曹爽时，山涛更是不交世务，过起了名士生活，《晋书》中说山涛饮酒八斗不醉，俨然是名士做派，但饮酒又能“极本量而止”，不以酒来麻痹自己。飘逸与稳重两种看似矛盾的性质，就在山涛一人之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段时间，山涛与嵇、阮二人的友谊也变得更加融洽。两难抉择应该说司马懿推翻曹爽还是得到了一些元老重臣的支持，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曹爽也的确是一个跋扈的权臣，元老重臣并不买他的账。不过当废掉曹爽之后，还要诛杀曹爽一家，再到政归司马氏，这就不是元老重臣所愿意看到的了。朝廷内外都有司马氏的反对者。曹魏政权毕竟至此已经建国三十年，且曹魏代汉采取的还是禅让这种“合法”的形式。以臣欺君，的确难以服众。因此，司马氏想要大权独揽，还要面临更多的挑战。高平陵之变时的司马懿已经是七旬老人，能掌权多久也未可知。山涛布衣时就怀有远大的志向，此时的归隐绝非他的心甘情愿，不交世务更是一种韬光养晦。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接班，依旧牢牢把握政权，并且杀掉了反对司马氏专权的夏侯玄、张辑等人，将皇帝曹芳废为齐王，司马氏羽翼已成。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山涛在这个时候，终于选择出仕，要想实现纲纪天下成为三公的梦想，留给山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次出仕时，山涛已经五十上下了。在魏晋时期已经是相当大的年纪了。山涛选择走司马师的门路，对山涛这个老亲戚，司马师也还算给面子。很快便让山涛举秀才，成为郎官，后又成为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嵇康与山涛畅谈场景演绎。来源/纪录片《书简阅中国》这次出仕也使得山涛在后世广受诟病，认为这是对朋友的背叛。因山涛的好友嵇康是极端反对司马氏的，嵇康的妻子也是曹魏的宗女。山涛的另一位好友，阮籍也选择消极抵抗，沉湎于美酒之中，绝口不问政治。但平心而论，嵇康娶曹魏宗女，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嵇、阮二人与曹魏休戚相关，而山涛的人生前四十年只是一介布衣，对曹魏政权并无更深的感情。山涛若想实现他的鸿愿，并无其他办法。其次，尽管后人诟病山涛，然而作为当事人的嵇康、阮籍对此事并无怨言。尽管有《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细读此文，全篇皆是嵇康自道，对山涛却并无更多指摘之处。且《与山巨源绝交书》写在景元二年（261），是曹髦被杀之后的义愤所积，无处排解，与山涛此次出仕无关。嵇康更将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了山涛，其实若不是好朋友，又怎么会写下这长长的绝交书，若不是信赖山涛又怎么会将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呢。从阮籍的角度来看，阮籍与山涛本质上是一类人，《晋书》中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山涛本人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人，他几次处在漩涡之中，当时的钟会、裴秀关系不和睦，山涛也是二人的共同朋友，却能做到“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钟会、裴秀都非泛泛之辈，两面派的把戏哄骗不了他们，非得以真心待人才能做到这种境界。王戎就说“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高逸图卷中的山涛形象。来源/上海博物馆魏晋时期，名士往往以不谈俗务为荣，官职更像是荣身避祸的手段。山涛积极出仕，却做了不少实事。山涛担任吏部侍郎时，司马昭还曾给他写信，赞扬他“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并且’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谷二百斛”。因山涛的清廉，还赠给他一笔钱。钟会在蜀中叛乱，司马昭亲征，将留守邺城的重任也交给了山涛。而山涛在司马氏继承人的问题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件事情说起来颇为复杂。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掌控朝政。司马懿去世，由嫡长子司马师继掌大权；司马师身后无子，权力便落到弟弟司马昭手中。司马昭的嫡长子，即日后的晋武帝司马炎，但他更偏爱次子司马攸。由于司马师没有子嗣，司马攸早年便过继给司马师。依照宗法制，司马师一脉为大宗，司马攸过继大宗，由此获得皇位继承权。废长立幼本是宗法大忌，可这一层特殊的身份安排，让司马攸在法理上拥有继承大统的可能性。山涛以“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的理由，劝阻了司马昭，巩固了司马炎的位置，魏晋禅代之后，山涛的地位也更加巩固。入晋之后李世光竹林七贤扇页。来源/故宫博物院因在立太子问题上，山涛于武帝有恩，入晋之后，山涛被封为伯爵。山涛虽然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圆滑的人。当权臣贾充意图排挤老友裴秀时，山涛挺身而出。贾充是司马氏的谋主，山涛因此被排挤为冀州刺史。山涛在担任冀州刺史之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山涛的举动改变了冀州官场的风气，其时虽然已经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说法，但山涛还是尽自己所能改善官场的风气。这时的山涛已经年过六旬，不久之后老母去世，山涛回乡守丧。本来想着就此辞官，怎奈何一句“方今务殷，何得遂其志邪”，回绝了山涛的请求。几番纠缠，山涛担任吏部尚书，《晋书》说他“前后选举，周徧内外，而并得其才”。西晋初的朝堂局势盘根错节，年近七旬的他早已心力交瘁，几次重返朝堂，都是身不由己，但他仍为国家选拔人才，看似矛盾的两面，倒很符合山涛在其位谋其政的性格，也因此留下了山公启事的美名。《晋书》中说：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专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顾绣竹林七贤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山涛用人，善于揣摩武帝的意思，往往能选出武帝需要的人。但同时也引起了同僚的不满，以为他选拔随意。武帝则下手诏给山涛让他选拔人才不论贵贱。有了武帝的手诏，山涛更能突破门第的束缚。山涛给举荐的人物都写下精准的评价，后人称之为“山公启事”。老友嵇康的儿子嵇绍，因父亲得罪司马氏，长期闲居在家，山涛知道嵇绍的才能，就大力举荐嵇绍，以“父子罪不相及”为据，选任嵇绍为秘书丞，嵇绍果然没有辜负山涛的信任，不畏权贵，仗义执言。最后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留下了“为嵇侍中血”的赞誉，是中国历史上气节的代表之一。山涛对平吴之后罢武备、武帝任用外戚杨氏也都表示不满，但可惜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这也为后来武帝死后的一系列动荡埋下伏笔。纪录片中的山涛形象。来源/纪录片《书简阅中国》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山涛依旧在辞官与选人之间徘徊。他最后一次被授予官职是武帝加封他为司徒，司徒正是“三公”之一。山涛真正实现了早年的期许，不过这荣誉来得太晚，山涛此时已经年近八旬，迟来的荣誉已经不能带来欢欣了。他苦辞不过，最终在病榻上被迫接受了司徒的印绶。不久后他终于“舆疾归家”，在太康四年（283）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山涛虽然官越做越大，但生活依旧简朴，没有姬妾，所拿到的俸禄也都散给亲朋好友，他死之后，左长史范晷等人上言说：“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还是皇帝下令为山涛修缮房屋。山涛有子五人，山该、山淳、山允、山谟、山简。山该、山谟、山简均出仕，尤其以幼子山简最为知名。李白《襄阳歌》中“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中的山翁，就是此公。纵观山涛一生，虽处乱世，却不失本色。《尚书》中讲“有猷有为有守”，正是山涛斯人。大概也正是如此，嵇康才会在临刑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这不是退而求其次的托付，而是他把最放心不下的人，交给了最放得下心的人。参考文献：徐高阮：《山涛论》（唐）房玄龄 等：《晋书》宁稼雨：《山涛——出淤泥而不染》*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杨苓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100 字阅 读 需 要 9 分钟如今，很多人都爱吃螺蛳粉。酸笋的“臭”、辣油的香、螺蛳汤的鲜，一碗端上来，爱它的人闻着就流口水。但你可曾知道，广西人吃螺蛳的历史，大约能追溯到两万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人和螺蛳的缘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纪录片《奇食记》两万年前的那一口螺肉怎么取才方便，两万多年前的广西先民已经给出了答案。广西柳州有座白莲洞，洞口有一块白色钟乳石，形似莲花蓓蕾，这个山洞因此而得名。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两万六千年的螺壳化石。这些螺壳有双棱田螺、李氏环棱螺、鸟螺等多种，并不全是今天我们常说的那种“螺蛳”。有意思的是，许多螺壳的尾部都留着规整的敲痕。可见当时的先民已经知道，敲掉螺尾，肉才好取。到了新石器时代，广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增强，雨水充沛，水生动物大量繁殖，螺、贝、鱼类在河湖中随处可见。对于人类来说，这些食材唾手可得，不用费力狩猎，弯腰就能捡到。食用后丢弃的螺壳、贝壳等日积月累，慢慢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丘。这就是所谓的“贝丘遗址”。这类遗址在广西分布广泛，岩溶洞穴、河旁台地、沿海地带都有，其中不少以螺蛳和蜗牛类外壳为主。广西博物馆中展示的先民生活区中的螺壳。摄影/胡心雅吃剩的壳能堆成山，那这些螺又是怎么下肚的？ 桂林甑皮岩遗址提供了线索，这里出现了烹煮螺蛳的痕迹。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了距今约一万两千年的素面夹砂陶器。和陶器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螺蛳壳。有专家推测，甑皮岩陶器的发明很可能与煮食螺、蚌有关。遗址中遍布螺蛳壳，说明先民对螺蛳、蚌类情有独钟。生螺难以下咽，煮过之后才更鲜美。一口陶锅，一把螺蛳，架在火上慢慢煮，鲜味就能一点点渗出来。广西博物馆中各种形状的蚌刀。摄影/胡心雅类似的发现并不局限于广西。在云南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大量被人工敲掉尾部的螺蛳壳堆积。这说明，食用螺蛳曾是古代中国许多地区先民普遍的生活方式。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这种敲尾取食的方法被一代代人传了下来，并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嗦螺”习俗。此后数千年，螺蛳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人的餐桌，只是吃法越来越丰富。嗦螺这件事，广西人是认真的螺蛳个头不大，壳也硬，却凭着一股鲜味和脆嫩口感，俘获了不少人的心。南方不少地方流传着“清明螺，抵只鹅”的说法。到了清明前后，螺蛳肉最肥、最嫩，口感也最细。过去这个时候，人们常去河边捞螺蛳回来烹饪。汪曾祺回忆故乡食物时也对螺蛳念念不忘：“我们家乡清明吃螺蛳，谓可以明目。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一人半碗，竹签挑肉，这画面放在今天也不陌生。清明吃螺，吃的是时令。至于怎么做，大家各有一套。最家常的做法，就是把螺煮熟，螺肉受热一缩，拿针或者竹签一挑，肉就出来了。明代《本草汇言》写：“惟堪煮熟，挑出壳，以油酱椒韭调和食之。”煮熟、挑肉、拌上油酱椒韭，一道家常菜就这样做好了。当然，广西人吃螺的方法，远不止这一种。比如炒螺，需大火先把田螺的水分炒干，再加入酱继续煸炒，紫苏是少不了的，它的浓郁香气和螺蛳是绝配。又如桂林有一种小吃，叫“喝螺”。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喝”着吃的田螺。螺蛳用油、盐、姜、三花酒、辣椒爆炒，再加紫苏叶和猪骨头焖煮，煮得清香鲜辣。吃的时候捏紧螺壳，嘴巴凑近螺口用力一吸，螺肉连着汤汁一起进嘴，边嚼边喝，十分过瘾。而在桂北一带，尤其是阳朔，最拿手的则是“田螺酿”。它是桂林“十八酿”之一，在桂林饮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道菜以田螺和猪绞肉为主料，辅以薄荷叶、紫苏等食材，制作工艺也颇为复杂，大约包括吐沙、剪尾、取肉、剁碎调味、回填螺壳及焖烧等工序。吃的时候仍是“吸”，但吸出来的是混合了肉香、薄荷清香和螺鲜的复合味道，螺肉本身的韧劲被油脂柔化了，比单纯的螺肉更有层次。据说，早在唐代，田螺酿就已是桂林地区的一道特色菜肴。柳州螺蛳粉。来源/纪录片《美食中国》柳州人则把螺蛳汤的底子用到了极致，衍生出螺蛳鸭脚煲这一菜肴。酸笋煸香，螺蛳炒透，带皮鸭脚炸出虎皮，再一同投入螺蛳老汤里，与紫苏慢慢煲煮。砂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鸭脚炖到酥烂脱骨，芋头、豆泡吸饱了汤汁，比肉还抢手。而广西人吃螺蛳，最出名的方式自然是柳州螺蛳粉。只不过，把螺蛳和米粉凑到一起，是当代的一次创新。螺蛳粉大概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柳州夜市，是当地人把“嗦螺”和“吃粉”两样喜好捏到一块儿的产物。至于具体怎么来的，民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一位杂货店阿婆用隔壁螺蛳摊的汤煮了粉，也有人说是夜市摊主深夜随手把米粉下进剩螺蛳汤里，意外成了型。一碗粉端上来，红油浮面，酸笋的香气直冲鼻腔。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笋的烈，尽数融于一锅汤里。米粉煮至软韧弹牙，浇上滚烫的红汤，配上炸腐竹、炸蛋，一口下去，酸、辣、鲜、爽、烫，整个人瞬间被唤醒。螺蛳其实并不直接出现在碗里——它的任务是把整锅汤“养”出鲜味，汤成了，螺蛳也就功成身退了。后来，螺蛳粉慢慢走出柳州。到今天，螺蛳粉门店开到了全国，也卖到了海外，成了柳州手里一张拿得出手的产业牌。因地制宜的饮食智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先民面对自然时最朴素的选择。广西人对螺情有独钟，那其他地方呢？桂林象鼻山。摄影/胡心雅北宋诗人谢景初有一首《粤俗》，把广东人吃海货的劲头写得活灵活现：“粤俗嗜海物，鳞介无一遗。虾蠃味已厚，况乃蟹与蜞。潮来浦屿涨，遮捕张藩篱。潮去沙满滩，拾掇盈篱箕。”带鳞的带壳的，一样不落；虾和螺已经够鲜了，何况还有螃蟹。潮水涨上来，就在滩涂上插好竹篱笆；潮水一退，沙地上到处都是，拿簸箕去装就是了。潮来而作，潮退而收，这是海边人世代摸索出来的节奏。靠海吃海，靠山吃山。云南多山，耕地稀少，过去粮食本就不宽裕，肉食更是难得。可云南的山里，偏偏长着别处没有的宝贝——菌子。雨季一到，各式菌子纷纷从林下冒出来，山里人背着竹篓上山，捡回来便是一顿好菜。云南人吃菌，吃的是季节，也是大山给的底气。一锅菌子煮鸡，鲜香漫过山坳，这一口下去，满满都是甜味。山有山的馈赠，海有海的便利，可要是两样都缺呢？贵州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在缺盐的环境里，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调味办法。贵州自古不产盐，过去运盐又极其艰难。那怎么做菜？贵州百姓的办法，首先是省着用盐。据说，他们会把盐块用线拴起来，做菜时提着线头在锅里涮一下，随即提出来——一锅菜，只借一点咸味。贵州人还想到了一种办法，那就是制作蘸水。过去贵州人为了节省食盐，常把白菜、小瓜、棒豆、苋菜等蔬菜，以及豆腐、洋芋用清水煮熟，再以辣椒面、葱花、木姜子配上少量盐调成蘸水，蘸着食用。菜本身清淡，蘸水却够味，既省了盐，又格外下饭。除此之外，贵州人还想到了很多方法。例如，以辛代咸，靠辣椒、生姜、大蒜、花椒的辛香开胃补钠；以酸开胃，把青菜、萝卜做成酸菜、酸汤、泡菜、糟辣椒等等。贵州人硬是在不产盐的大山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螺蛳粉。来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广西人吃螺蛳，靠的也是一方独特的水土。一枚小螺，两万多年。从白莲洞到柳州夜市，从敲尾取食到一碗螺蛳粉，变的是做法，不变的是人和这片土地之间的默契。一辈辈人守着同一片山水，吃着吃着，就吃出了自己的味道。参考文献：赵修朝. 贵州缺盐历史与黔人舌尖智慧. 贵州政协报, 2022-04-08.*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0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二十五日，杭州府官巷口寒风凛冽，海盗头目汪直（又作王直）血洒刑场，一代枭雄的人生就此落幕。汪直曾经以日本松浦津为基地，组织大量日本浪人和海盗横行东海，令明朝官军头疼不已。但汪直死后，局势发展也超出了大明朝廷的预判。在明廷看来，诱杀汪直乃是“擒贼先擒王”的决胜之举，东南倭患理应自此烟消云散。然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汪直死后，原本受其约束的庞大倭寇势力瞬间成了无头苍蝇，也因此变得更加疯狂与不可控。失去了统一号令的倭寇各部化整为零，分股流窜，反而将战火燃遍浙东。巧合的是，这一年，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一时应募者云集，“戚家军”在义乌的矿徒与农民中诞生了。戚继光总结此前明军对倭作战经验，深知面对那些擅长单兵格斗、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倭寇，传统方阵很难发挥作用。为应对这种“分股流窜”的打法，戚继光完善了一种将11人编为一小队的战术单元，长短兵器配合、攻防一体的小队纵列协同战斗队形——鸳鸯阵。冥冥之中，仿佛是为即将爆发的台州大战埋下了伏笔。《倭寇图卷》 （局部），明，仇英，现藏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这部分表现了明军出征抗倭的场景，图中士兵大多身穿短袄，打着绑腿，骑马者有身披札甲的基层军官。该图卷描绘的是嘉靖年间发生于浙江的抗倭战斗鸳鸯阵首战宁海宁海初战，两兵相接，提着武士刀的倭寇蜂拥而至。杨文作为哨长，奉命将其部首次摆开鸳鸯阵迎战，其他部队也纷纷列阵交战。这种阵法果然奏效，戚家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倭寇主力击溃，其余倭寇遁海而逃，戚家军则无一阵亡。尽管史料没有记载此役的详细过程，但通过鸳鸯阵的战法，可以推演一二。此役戚家军主攻，陈大成部以突然袭击方式展开，倭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回合必然损失部分兵力。接下来，反应过来的倭寇拿起武器组织反击，他们善用双手长刀劈砍，单兵格斗极强，以往只要近身率先抢攻，明军旧式腰刀根本无法招架。但这次遇到的则是戚家军小队结阵，其阵形以11人为一队，居前两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队长居中指挥。长牌手遮挡住倭寇的箭矢、长枪攻击，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等武器掩护着后队前进，倭寇一旦试图近身，两名手执狼筅的戚家军或扫击阻挡敌人，或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这样一来，前可掩护盾牌手推进，后可策应长枪手对敌进行刺杀。鸳鸯阵里四名手执长枪的兵也凭借武器优势，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两个手持镋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而戚家军的火铳队（不在鸳鸯阵内）专门负责射杀倭寇中的高手。这样一来，戚家军就形成若干个攻守兼备的作战小队，最大限度避免我方有生力量的消耗。倭寇除了善用倭刀，长枪也是他们常用的兵器。对此，鸳鸯阵也有应对之策——当倭寇以长矛戳来时，敌矛上刺，牌兵则举牌掩护，戚家军长枪手趁机刺杀；敌矛下刺，牌兵压牌护脚，长枪手同步反击；左右来枪则由对应的狼筅手架挡，长枪手与镋钯手协同绞杀。鸳鸯阵的首次实战，就创下歼敌数百而自身无一人阵亡的战绩，也预示着熟练掌握这套长短兵器“刺卫兼合”打法的戚家军必然会成为倭寇克星。王夫人疑兵守新河此时，浙东新一轮的抗倭战争刚刚开始。倭寇侦知戚继光驰援宁海的消息，遂分三路乘虚进犯台州：一由里浦登岸窥桃渚，一由周洋港登岸逼新河，一泊于健跳、圻头以为策应。王夫人疑兵守新河场景再现。倭寇进犯新河期间，王夫人挺身而出，她下令打开储藏兵甲火药的库房，命守城士卒及城中妇女全部换上军装，在城头迷惑倭寇，为援军争取了宝贵时间。摄影/朱莫诩；出镜/侯佳由戚继光诸子编撰，于明天启二年（1622）成书的《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时家慈居新河，精壮悉从征，人心汹汹，手足无措。”这里提到的“家慈”指戚继光的夫人王氏，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危局之下，王夫人率领一群巾帼英雄共同书写了一段传奇战史。嘉靖四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561年5月7日），倭寇大举进犯新河并在城外劫掠。当时戚家军主力已赶赴宁海抗倭，新河城内兵力空虚，居民大多是军队家眷，以妇孺居多，情况非常紧急。危难时刻，王夫人挺身而出，她先下令打开储藏兵甲火药的库房，但遭守卫库房的官吏拒绝：“无将军令，谁敢擅动封钥？”王夫人回：“事急矣，吾自任之。”武库最终被打开，王夫人命守城士卒及城中妇女全部换上军装，密布在城头之上。一时间，旌旗密布，喊声震天，气势威严。这一招空城计果然奏效，倭寇远远望见新河城头“旌旗丛密，统喊齐舆”，怀疑城中早有埋伏和准备，不敢逼近城池。王夫人故布疑阵给戚家军争取了宝贵时间。四月二十六日（5月9日），倭寇倾巢而出，进逼新河所城，而此时戚家军将领唐尧臣已率援军赶到新河，与新河守军里应外合，对进犯倭寇形成内外夹击之势。血战良久，倭寇大溃，当场斩首30级，中铳死者60余人，其余残倭奔回巢穴。当夜二更，倭寇残部冒雨逃遁。但明军岂肯罢休，一路追杀至大麦坑、渔岭，纵火焚敌，斩获颇丰。与此同时，知县徐钺也带着民兵赶来补刀，倭寇主力被击溃，残部溃逃温州，新河危机彻底解除。战花街“兵王”发力新河激战之际，原犯桃渚、里浦之倭寇一部流窜至台州府城外之花街。适逢雨季，府城垣颓堞损，守备空虚。戚继光亲率大军星夜驰援，全军未及炊爨，空腹自桐岩岭兼程急进，奔赴府城。台州之役中著名的花街大战由此拉开序幕。花街位于台州府城东侧，南临灵江，西边靠近东湖一带。戚继光率将士连夜空腹行军，大军抵达花街，很快就与倭寇遭遇。台州府城墙，又称“江南长城”，位于浙江省临海市。该城墙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山脊逶迤至烟霞阁，于山岩陡峭间直抵灵江东岸，延伸至巾山西麓，依山就势，俯视大江，尤以北部最峻。戚继光驻守台州抗倭期间，根据军事防御特点进一步改善临海城墙的防御能力花街之战再次印证鸳鸯阵的威力。花街作为台州府城东南近郊的一片聚落，不是开阔原野，而是典型的江南村镇，长街里弄、七绕八拐。鸳鸯阵虽然威力巨大，但需要一定空间才能展开，花街的狭窄巷道根本施展不开，导致战局无法像宁海之战那样迅速取胜。既然标准鸳鸯阵（11人协同）在窄巷里转不开，戚继光当机立断下达了变阵命令，将原阵拆分为若干更小的作战单元，每队独立作战。鸳鸯阵在实战中可横向展开为横队，或裂变为左、右两小阵及左、中、右三小阵。当分解为两小阵时，称“两才阵”。此时，左右盾牌手分别跟进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及短兵手，主要负责侧翼掩护与协同进攻。当进一步细分为三小阵时，则称“三才阵”。在此阵型中，狼筅手、长枪手与短兵手居中担任突击主力，左右盾牌手则分列两翼，专职护卫侧后安全。此类动态变化的阵法，统称“变鸳鸯阵”。对狭窄地区的巷战，这种变阵能很快取得效果。另一方面则是戚家军更注重火器的作用，战斗中，丁邦彦部以火器鸟铳猛烈轰击，对倭寇形成压制，小战队里的狼筅兵快速上前，超越所有同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两名长枪手紧跟其后，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维护他们的侧翼，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变阵的原理和标准鸳鸯阵一样，讲究长短兵器互助结合，冷热兵器配合使用，很快便在战场上收到奇效。倭寇受挫后，想改变战术，乃分出一股兵力攻击戚家军左哨，把总丁邦彦、哨官陈文远、金明亮、景良忠及哨长丁茂、楼集等率兵奋力迎击。倭寇未能得逞，又攻击戚家军之右哨，把总陈大成、哨官陈子銮、吴惟忠、王如龙及哨长杨世潮、杨文通等严阵以待，对进犯倭寇迎头痛击。一时间，明军旗鼓相应，正兵与奇兵一齐杀出，根据敌人的动向灵活取胜，势如疾风骤雨。倭寇惊呼“是何神耶？”遂大溃。陈大成部追至瓜陵江畔，倭寇走投无路，200余人投江溺毙，明军阵前斩首39级；丁邦彦部追至新桥，连战连捷，五战五胜，斩首61级，生擒倭酋1名。花街一战，不仅是一次战术上的完胜，更是鸳鸯阵在复杂地形下的实战试金石。戚家军仅阵亡哨长陈文清等3人、伤10余人，换取击溃上千倭寇主力、解救百姓5000余人的辉煌战果，这种近乎奇迹的战损比，也鼓舞了其他部的明军，扭转了他们此前对倭寇的畏惧心理。上峰岭伏击战然而台州的烽火并未就此熄灭，几乎在花街之战爆发的同一时间，一股2000余众的倭寇乘船进逼圻头海滩。不久后，花街之战消息传来，这股倭寇得知吃了大亏，恼羞成怒，于四月三十日（5月13日）进犯圻头，竟然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海船，摆出一副“玉碎战”的架势，从陆路疯狂扑向台州府城。当时戚继光麾下兵力分守新河、隘顽，能战之兵仅余1500人。面对敌众我寡之势，戚继光深恐倭寇深入内陆，决意速战速决。遂与佥事唐尧臣厚犒三军，悬千金之赏以励先锋，并尽出私囊中的银质酒具分赐将士。图出自 《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 星球地图出版社五月初一（5月14日），戚继光率领兵马在大田镇设伏，准备给倭寇来个瓮中捉鳖。但这股倭寇非常狡猾，他们到大田后不仅没有进入伏击圈，还摆开架势要跟戚继光对决。“两锋方值，会大雨如注”，双方隔着雨幕对峙了整整两天。倭寇看戚继光防备得滴水不漏，心知占不到便宜，便假意撤退，实则绕道大石去打仙居。但戚继光已识破敌计，料定倭寇行军必经白水洋，遂计算里程：倭寇取里路至白水洋凡七十里，而明军由官道仅需五十里，援引兵法“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欲以逸待劳，以寡击众。但戚继光心里明白，这仗是以少打多，光靠地利不够，必须激励士气奋勇作战才行。遂策马急行四十里，抢先占据白水洋之上峰岭险要设伏。五月初五（5月18日），戚继光下了一道死命令：全军每人砍一棵松树枝，举着埋伏好。倭寇进入设伏区，遥望山岗，但见漫山皆树，毫无戒备，队伍前后绵延二十里，鱼贯而来，又哪知道这“树林”里藏着几千把砍人的刀？待倭寇半数入谷，时机已到，戚继光一声令下，漫山遍野的“松树”突然扔掉伪装，鼓噪而下，倭寇猝不及防，仓促以三四百人列一字长蛇阵反扑。明军迅速摆开鸳鸯阵，分兵合围，势如风雨，无不以一当十。倭寇溃败，退据小山顽抗。丁邦彦部出奇兵抄至山下，四面仰攻，势不可挡。上峰岭一战，倭寇主力被击破，残敌逃窜至白水洋朱家大院，戚家军乘胜追击，四面合围，纵火攻之。火势熊熊，倭寇屡次突围均未得逞。此役不计烧死、摔死者，共“斩首三百四十四级，生擒五酋”，解救被掳百姓千余人，而明军仅有战士陈四等3人牺牲。五月初六（5月19日），戚继光班师凯旋。台州府城内外，男女老少出城相迎，欢声雷动，民众高呼“戚公生我，真时雨师也”，自有倭患以来，未有如此次之痛快人心。长沙大救援上峰岭之战结束后，戚继光并未给倭寇任何喘息之机，立即挥师转战楚门、大小藤岭等地，乘胜扩大战果。楚门方向，倭寇十余艘战船于梅岩登陆，企图再度进犯。戚继光急调部将胡震率水师截击外洋，双方冒雨激战，倭寇死伤惨重，残部欲乘船从长吊洋逃遁，被胡震部一举击沉敌船，只得又弃船涉水逃往淋头，戚家军再获胜利。与此同时，藤岭方向的戚家军楼楠部、刘意部和太平县知县徐钺的乡兵在藤岭设伏截击，三路明军在小藤岭形成合围，对残倭展开夹击，倭寇全线溃败，几被全歼。此外，明军水师在披山洋、长吊洋、沙镬洋、仰月沙、悬山等海域多点开花，捷报频传。五月十七日（5月30日），身在新河的戚继光接到情报，此前败逃于宁海的倭寇纠集残部，“聚众三千”，驾船十八艘，于长沙（今温岭东南）登陆。一时间，倭寇势大猖獗，伐竹木构筑巢穴，意图久踞。长沙地处要冲：北扼通往太平县城之小藤岭，东控通往松门卫之漫游岭，且紧逼孤悬的隘顽所城。隘顽固守不易，只能依赖海路增援，但此时的海路又是倭寇船只出没之所。戚继光得知情况后，当即部署水陆并进之策：先命把总李诚立率部驰援松门卫，阻断倭寇东窜之路；复遣水师乘夜渡海，入隘顽城加固守备，确保后路不失。一切部署就绪，戚继光亲率主力直捣长沙倭寇停泊之所。戚公祠，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山西南麓戚继光纪念馆内。椒江戚继光祠是当地人民为纪念戚继光的抗倭功绩而筹建，始建于明代，现有建筑为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重建五月十八日（5月31日），大军行至铁场，恰逢大雨。十九日（6月1日）夜半，戚继光召集诸将，授以方略，告诫他们毋取财货，毋贪首功。次日鸡鸣时分，戚家军推进到小亭扎营，随即兵分三路，偃旗息鼓，轻装逼近倭寇营地，然后突然擂鼓呐喊，向敌阵发起猛攻。倭寇由于此前并未意识到明军到来，猝不及防，仓皇分兵迎战。戚继光下令部队全线出击，奋勇冲杀，倭寇溃不成军，纷纷逃往海边，然而那些大船早就被戚继光预先派出的奇兵焚毁。倭寇走投无路，被逼退到滩涂之中。恰逢狂风大作，掀起巨浪，潮水汹涌澎湃，倭寇要么陷入烂泥，要么被卷入海中溺毙漂走。此役戚家军“生俘巨酋”，全歼进犯倭寇，缴获兵器盔甲3240余件，倭寇船只11艘，至于被倭寇抢劫的辎重财物更是数不胜数。此役戚家军还解救了被倭寇掳掠的百姓1200余人，让他们各自回家。从“抗倭”到“平倭”自宁海初战至长沙收官，台州之役历时一月。其间，进犯宁、绍、温三府之倭寇亦相继被歼。此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浙江沿海的防御态势，彻底粉碎了倭寇的侵略野心。自此，倭患渐息，浙境稍安。福建霞浦风光，位于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戚继光率部抵达福宁州（今霞浦县），此处也成为戚继光入闽抗倭的第一站和前期指挥中枢由此役始，明军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剿，拉开了由“抗倭”走向“平倭”的序幕。不久后，戚继光奉命挥师南下，开启了福建平倭的新篇章。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7月下，原标题为《鸳鸯阵的实战答卷 台州九捷平定浙东倭患》，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推荐戚继光留下的远不止长城上巍峨的敌楼兵书中精密的阵法更有一座“封侯非我意”的精神坐标当后人翻开《纪效新书》泛黄的书页当春晚舞台上戚继光跃马横枪的身影与义乌乡土的记忆重叠那沉潜在四百年海防烟涛中最朴素的祈愿便如潮水回涌再次照亮人间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3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山东曲阜尼山圣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祷于尼丘得孔子”，曲阜尼山因此闻名。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万世师表”二十出头的孔子，为生活所迫，开启了自己的副业之旅。对孔子来说，他搞副业的选择很多，却也很少。说很多，是因为少年时的苦难让孔子掌握了不少生存的必要技能，正所谓“多能鄙事”。同时他显然还继承了叔梁纥那出色的基因，身高九尺六寸，人称“长人”。这意味着，他即使是去给人扛活种地，也必然会比一般人做得出色。而说很少，则是因为从事这些底层的工作，显然有损于孔子“士”的尊严——自己千辛万苦才拿到鲁国贵族圈的入场券，结果现在迫于生计再操贱业，岂非落人笑柄？幸好，鲁国学风浓厚，众人不以学习为耻。这让孔子有了最后一条出路：去教学生。《孔子圣迹图·祷尼山图》，明，仇英，绢本设色，现藏孔子博物馆当然这话说来颇有些奇怪：学习有什么丢人的？其实春秋之际诸国贵族血脉世袭，往往养尊处优，不思进取。周大夫原伯鲁甚至公然宣称“无学不害”，鼓吹学习无用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贵族都以不学为荣，周代原本所建立的教学体系已是十不存一。而鲁国乃是周礼创始者周公的封地，长期以来就是西周时期的传统文化中心之一，礼乐典籍保存较好，各类学校机构完善。鲁人好礼仪、擅祭祀、喜诗乐，在原伯鲁发出“无学不害”的荒谬言论之后，又正是鲁人发出“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的感慨。春秋两百年间，贵族新建学宫的记载便只有一处，那就是鲁僖公修建的“泮宫”。因此《诗经》中甚至专门收录一首表扬僖公的《泮水》，盛赞他是“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所以正是鲁人的好学之风，为孔子的私学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孔子究竟是从哪年开始自己教学生涯的，如今已不可考。唯一能确定的，就只有他最早的教室——“阙里”。所谓“阙”，后世学者认为指的乃是鲁国都城曲阜的两座石阙。旧时诸侯宫城皆以高墙环绕，在南方开门，由于城至此而有缺，故将其称之为“阙”。只不过大门只有一个缺口，总归难看得紧，所以天长日久，人们往往还会在大门左右另起高台，这高台也被称之为“阙”。而鲁国曲阜的这两座石阙可谓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竹书纪年》和《史记》中都曾单独记载鲁炀公的“筑茅阙门”之举，可见在当时这必然是曲阜的“地标性建筑”了。而周礼规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以此推之，“阙里”八成就是曲阜石阙旁边的居民区——这里也正是孔子的住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孔子正是在自己的家中，开启了早期的教学活动。尼山孔庙启圣王殿第一批学生从何而来？只不过教室有了之后，孔子到底要教点什么呢？后世学者揣测，孔子早期教学的内容，大多以实用性知识为主。可能有些基础的识字课程，间或有一点简单的算数和常用的礼仪。但总的来说，此时的孔子私学，应该还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倒不是说孔子不想教点高大上的，然而尴尬的现实却限制住了他。首先此时的孔子还很难称得上是“精通六艺”。周代的知识虽然不多，但绝对足够繁复，周礼号称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如此庞杂的内容正是许多贵族不愿意学习的原因之一，刚刚加冠不久的孔子此时还在不断学习与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之中；而鲁国虽然学风浓厚，国人乐学好学，但也给孔丘带来一个意外的挑战：稍有门路的贵族都进入到官学之中，愿意来跟他学习的，大多是些平民百姓，而这些人学习的目的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养家糊口。而更要命的地方则在于，孔子并不是唯一一个开办私学的人。虽然时间先后已不可考，但在孔子开办私学的同时，其他人显然也盯上了这片广阔的“蓝海”。郑国的邓析精于刑法，开门教学，而他所收的学费也相当有时代特色：一般的法律问题收费是一条短裤，疑难杂症的教学则是收取一件衣服。据说前来跟他学习之人络绎不绝，“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而鲁国国内学风浓厚，私学竞争则更加激烈，所以初出茅庐的孔子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人。据后世学者揣测，孔子的第一批学生大多是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他母亲颜氏的族人中很多都成了他的弟子，有的甚至是父子相继求学于孔子门下。孔门十哲之首颜回的父亲颜路，正是“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的弟子之一。不过指着亲朋好友撑起私学显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尽快扩大影响力广招学员才是王道。在现实压力下，孔子很快便提出一个划时代的教学主张：有教无类。具体来说，就是不论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愿意跟我学习，那我就收你为徒——当然，这拜师所需的十脡干脯也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子圣迹图·职司乘田》，明，绢本设色，现藏孔子博物馆。按照《史记》记载，“孔子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做过管理仓库、喂养牲口等工作，但俸禄微薄，不得不开设学堂养家糊口孔子的这一举措可谓十分大胆，用今天的互联网话语形容，此举无疑是击穿了行业壁垒，拓展了下沉市场，触及底层用户心智。只不过在降低招生门槛的同时，也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跑来骚扰孔子，比如史籍中曾记载这样一桩趣事：孔子开办私学后，某日竟然有一位“野人”身着奇装异服，头戴插满雄鸡羽毛的帽子，手持利刃，跑来要“陵暴”孔子！当然，春秋时的野人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野人。周代内外尊卑等级俨然，居住在国中的士农工商，称为国人；而生活在邦国之外的则被称为野人，也叫庶人。而打上门来的这位野人性格粗鄙，孔武有力。据《史记》所载，孔子为降伏他展现了自己深邃的文化造诣，“以礼诱之”，最后让他主动换上了儒服，投到孔子门下。无论如何，这位野人都是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最佳例证之一，因为他拜在孔子门下之后，由一介野人逐渐成长为孔门十哲之一，号称是孔门精通政事的杰出人才，最终出任卫国蒲邑之宰，实现了春秋时代堪称奇迹的阶级跨越。他叫作季由，字子路。曲阜孔庙“阙里”牌坊。所谓“阙”，后世学者认为指的乃是鲁国都城曲阜的两座石阙，而“阙里”有可能指的就是孔子的住处，也是孔子讲学最早的教室寻找合适的教育方式显然，教导这些出身各异的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后来《论语·雍也》中记载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多半就是孔老夫子晚年回顾自己早期教学生涯时发出的无奈吐槽。只是为了那十脡干脯，孔子却也不得不打起精神来，绞尽脑汁地去寻找合适的教育方式。多年之后可知，正是这些鄙夫可笑的疑惑与实实在在的干脯，帮助他渡过了青年时的尴尬岁月，让他能够在养家糊口的同时四处求学，增长见闻。不要小瞧那十条干脯，《礼记·少仪》有言，道是“若献人，则陈酒、执脩以将命”——如果要给别人送礼，那就可以拿着酒和肉脯过去奉命，可见这干脯虽然不算珍贵，但在当时却算是公认的“硬通货”。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国国君郯子朝鲁，在席间鲁昭公向郯子询问以“鸟”命名的官职，郯子对答如流。孔子闻讯后急忙登门拜访以学之，而他登门时所献的礼物，八成就是弟子们拜师时送上的干脯。 这次向郯子求学后，孔子感慨自己听说天子官学失传，而学在四夷，如今果不其然。然后他便加大了四处求学的力度，甚至在两年后跑去晋国，向善琴的师襄学琴，在学琴过程中师襄数次催促孔子继续向下学习，然而孔子却坚持要反复练习同一首曲子，坚称自己尚未完全掌握演奏的技巧，又说自己尚未领略曲中隐藏的旨趣，最终在师襄一再催促下，他还是不肯学习其他的曲子，而是提出自己还没能搞清楚这首曲子是在赞颂谁，因此还要继续练习。终于某日孔子若有所思，表示自己已经完全融会贯通了：这首曲子所赞颂的人志向高远、目光辽阔、涵盖四方：除了文王以外，还有谁配得上这首曲子呢？《孔子家语》中说师襄于是大惊，盛赞孔子为“圣人也”，因为这首曲子果然就是《文王操》。曲阜周公庙与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鲁国故城遗址是周代和西汉的鲁国都城，《括地志》载 ：“曲阜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筑鲁古城也。”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55)，鲁为楚所灭，历34世，曲阜是周王朝诸封国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在存世文献记载中，这是第一次有人称孔丘为“圣人”。这是鲁昭公十九年发生的事情，过了这年，孔子即将30岁。他说，吾三十而立。去东周王都三十而立、六艺终于有所成就的孔子，迎来自己人生的大机缘。鲁昭公二十四年，昔日叔梁纥所追随的孟献子之子、孟孙氏族长孟僖子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他临死之前，他叫来自己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给他们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务：向孔子学礼。东周S纹夔龙青玉饰，长7.9厘米，高4.7厘米，厚0.4厘米，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现藏孔子博物馆。鲁昭公十九年（前523），孔子跟随师襄学琴有成，被赞为“圣人也”，这是第一次有人称孔丘为“圣人”孟僖子的决定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相反，这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他长久以来的一块“心病”。鲁昭公七年（前535）——大概也就是孔子被阳货拒于季孙氏门外的那一年——孟僖子陪鲁昭公访楚，然而却因为礼仪不熟而在外交场合出了丑，这让孟僖子始终耿耿于怀。为避免儿子重蹈覆辙，他在临死前叮嘱儿子：孔子的祖先乃是宋国贵族，德行昭昭，堪称圣人，我听说圣人之后，必有达人，而今孔子精通周礼，看样子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达人”了。所以你们在我死后，要跟他学礼。这段往事被记载于《左传》与《史记》中，虽然在这两位身份高贵的弟子面前孔子并不敢以老师自居，但他们的到来，无疑进一步让孔子的勤学好礼、知识渊博深入人心。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10月下，原标题为《十有五而志于学 万世师表的人生起点》，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2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临行前，毛泽东思绪万千。他留下这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位于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东山街道书院路1号的东山学校，始建于1895年的“东山精舍”，是湖南较早的新式学堂，其后多次更名。1910年秋至1911年春，毛泽东在此就读，其时名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简称“东山高等小学堂”）“愿嘤鸣以求友”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在沉闷而躁动的中国，这本杂志迅速聚集起大批先进青年，毛泽东便是其中忠实的追随者。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上课和阅报，看书、谈话、思考都离不开《新青年》。他常将文中精辟之处整段抄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研读。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与封建思想决裂的决心，黎锦熙阅后在日记中感叹其“大有见地，非庸碌者”。随着认识的提高，毛泽东深感“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意识到，要改造中国，首先就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名字繁体字的笔画数）的名义，发出一则《征友启事》，大意是：今日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特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储蓄才能，共同寻求救国之道，并指出征求的青年朋友要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为国捐躯，“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更名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作文稿，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篇保存下来的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手稿通过张贴《征友启事》，毛泽东果然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很快，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趣相投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也包括一些已毕业的校友以及罗章龙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深切忧虑着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经常结伴讨论国事，探索真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劈波斩浪的豪情中，毛泽东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句，正是他们那一代年轻人昂扬向上、无畏前行的真实写照。这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打算组建一个团体，得到大家普遍响应。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其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这里汇聚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毛泽东青年时期在这里求学、执教以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长达8个春秋，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寓居的刘家台子“沩痴寄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书农、何叔衡、邹鼎丞、罗章龙、陈昌、张昆弟等十几人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这个新成立的革命社团，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和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以“新民”为会名。“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是一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充满着求知、发展、创造和开发精神。学会成立仅两个月后，毛泽东和大部分会员便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们求学、求知、求真理的心依然炽热，但黑暗现实中的前途又显得十分渺茫。恰在此时，他们从原湖南第一师范教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处获得消息：法国政府正在中国招募工人，曾经留法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正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迅速把这一消息传递给新民学会成员和其他知识青年，且认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大力向外发展。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等24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乘船离开长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新民学会旧址蔡和森故居“沩痴寄庐”，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周家巷2号。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在这里聚会，宣告成立新民学会最初，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多散居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城内外的会馆里，毛泽东则住在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杨昌济家，大家每天起早贪黑，来回奔波，非常疲惫，学习和商量工作都十分不方便。为便于联系与学习、讨论工作，毛泽东提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和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8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挤得简直透不过气来，谁要想翻个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生活十分清苦。在北京的生活开销很大，10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和蔡元培校长的同意，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工资每月只有8块钱，但不仅解决了毛泽东必需的生活费用，而且他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他时常向李大钊请教，参加各类新思潮的研讨活动。在这里，他结识了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广泛接触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后，经过反复的比较与甄别，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直接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蜕变，“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首次到京后暂住的杨昌济寓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1918年6月，杨昌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从湖南迁居此地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去法的青年，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就和吴玉章等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的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的活动，29日又参加了欢送第二批赴法青年的活动。毛泽东积极组织一大批青年出国，自己却留在国内。对此，他解释道：“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除根植“本土”的想法外，新民学会对他放弃留学的决定也有影响。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他们需要有人“走出去”，更需要有骨干成员留在国内以保证本土根基。毛泽东认为，“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就“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会员们出国留学，他积极支持，但他并不主张大家一窝蜂都涌到法国一个地方去。他认为，新民学会的同志们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每一个地方应该去一个或几个“打先锋”的人，他们的使命是“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湘江的怒吼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实践体验回到长沙。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湖南积极响应。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深入长沙各校散发传单，发动青年学生投入斗争，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毛泽东在繁忙的组织工作中，常挤出时间向学生与群众发表演讲，宣传革命道理。他的演讲最能赢得听众的掌声。五四运动后，研究和传播新思潮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一致推举毛泽东担任主编。筹办期间，毛泽东一人身兼数职，既是主编，又包揽了写稿、编辑、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7、8月间正是长沙酷暑时节，在简陋的宿舍里，他与蚊虫为伴、与汗水为伍，满怀激情地奋笔疾书。为节省时间，他经常工作至天明，早晨连洗脸吃饭都顾不上，便匆匆赶往教室上课。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在长沙问世。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豪迈地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宣言中，他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六不怕”：“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创刊号。创刊于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提议并创办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报。虽然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约一个月，却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该刊文字通俗而激情四射，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创刊号及后续各期的40篇文章，占总稿件数的40%以上。其中，连载于第二至第四号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影响最为深远。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巨大力量，其思想开始从纯粹的精神探讨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整个社会的改造。这也成为他后来一生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源头。文章中，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满怀憧憬地预言：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结尾，毛泽东更是大声疾呼：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然而，这股新生力量很快遭遇旧势力打压。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小样刚刚打出，湖南军阀张敬尧便出动大批士兵，砸毁印刷机，烧毁报纸，以暴力手段将其查封。《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大约一个月时间，却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当时北京、上海、成都等一些报刊都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而任弼时、郭亮、向警予、夏明翰、萧劲光等很多当时的进步青年，都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为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并争取舆论支持，他在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每日发布百余份驱张新闻稿，分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这些大多出自毛泽东手笔的稿件，被《申报》 《益世报》等大报采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3个月后，张敬尧终被逐出湖南，毛泽东再次以笔为剑，取得斗争的胜利。1920年1月18日，青年毛泽东与部分“辅社”成员在陶然亭慈悲庵商驱张对策，会后在一棵古槐下合影。左四是毛泽东，左七为邓中夏。“辅社”是“辅仁学社”的简称，取《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同时更广泛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多次前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正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他们坦诚交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应用。毛泽东后来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陈独秀的直接启发下，毛泽东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跨越。他坚定地表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20年7月，毛泽东返回长沙后，首先思考的问题便是如何把他在北京、上海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出去，以新思潮的影响推进革命运动。如何使传播新文化更有效果，他认为，莫过于要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业。书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了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的社会贤达50余人，不仅争取到他们的投资，而且扩大了书社的影响，成为联络各界的纽带。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书社购销书籍的品种越来越多，经营了近300种书刊报纸，比如《新青年》 《劳动界》等，销售火爆。这些革命进步书刊，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南各地，唤醒并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觉悟。文化书社表面上是一家公开营业的新式书店，实际上还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党的创立时期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新民学会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在文化书社内开展，由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也在这里成立，外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给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来信亦多由书社转交。文化书社犹如一座灯塔，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湖南各地，更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组织基础。长沙文化书社旧址，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56号，是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湖南早期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了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同年，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1921年6月下旬，毛泽东收到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从上海发出的中共一大参会。通知以“平信”方式投递到长沙文化书社，内容使用了隐语，大意是要湖南推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随信还应允发200银圆的路费（先由各地代表垫支，到上海补发），毛泽东遂邀何叔衡一道前往。6月29日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赴上海。他们从小西门湘江轮渡码头下船，趁暮色登上了开往洞庭湖入长江的小火轮。为了保密，他们行色匆匆，行踪隐蔽。仅有的几个知情人之一、何叔衡的挚友谢觉哉在三十年后撰文补述：“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毛泽东同志故居，位于湖南湘潭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此，在此度过童年与少年时光。故居坐南朝北，为土木结构“凹”字型湘中民居，建筑面积472.92平方米参考资料 ：《毛泽东早期文稿》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高菊村、刘胜生、陈锋、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张军锋《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实》周小李、曾长秋《初心从这里萌发》彭晓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八年岁月》蒋建农《毛泽东的行与知》彭岗《毛泽东：勇担建党大业的一代伟人》余焕、张慧娴、王梁《论青年毛泽东的奋斗观》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7月上，原标题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恰同学少年 ：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求索》，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5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青州博物馆，一具蜷跪在墓底的人骨，意外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有人惊叹于它的“袖珍”，有人揪心于它背后的身世，甚至吸引了不少人专程跑一趟青州，就为看它一眼。那么，这个蜷在墓底的小小身影究竟是谁？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又神秘的王朝……始作俑者其实，这枚微型骷髅只是博物馆中墓葬结构展示图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向参观者展示墓葬形制，整个墓葬模型都经过了等比例缩小，这才使这具墓底的骷髅看起来如此袖珍。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墓葬，竟然能修建得如此宏伟？模型所展示的墓葬，实际为青州市境内的“苏埠屯一号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除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殉葬人数最多的商代墓。虽然曾遭受盗掘，但遗留的陪葬品依旧十分丰富。其中有一件以镂空兽面作为装饰的青铜钺，上面出现了“亚醜”的族徽，因此学界推断其为商代方国“醜”的高级贵族墓葬。苏埠屯M11平、剖面图。来源/《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1989从墓葬形制、葬俗及陪葬器物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深受商文化影响、却又独有特色的地方族群。墓葬采用了商王朝国君才会使用的、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制，大量陪葬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也与商墓中器物几乎没有区别；墓葬采用木制棺椁，葬具亦与商墓一致。正由于苏埠屯大墓与商墓的高度一致性，有学者推测墓主可能为商王朝派往此地征伐东夷的高级军事将领。不过即便在殷墟王陵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也仅见于王一级别，因此苏埠屯大墓的主人身份似要比高级军事将领更高一些。除与商文化高度相似之外，苏埠屯大墓所属的“亚醜”族群还保留有一些自己的特色。首先就是对方形青铜容器的偏爱。在目前有记载的45件“亚醜”容器中，有近一半都是方形器；其中传世数量极少的方爵，“亚醜”器中却足足有4件。其次是非常重视兵器。比如“亚醜钺”，就是一件证明墓主人身份之尊贵的青铜兵器。虽然在今人看来，钺上透雕的面孔莫名有种丑萌的可爱，但在当时，这可是武力值和兵权的象征。同遗址的其他墓地中，也陪葬有大量青铜兵器。亚醜钺。值得说明的是，亚醜钺出土于青州苏埠屯大墓，但原件现藏于山东博物馆。来源/山东博物馆对于历史和考古学界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相识。由于墓葬遭受过盗掘，在苏埠屯一号墓发掘之前，传世文物中就有许多刻有亚醜铭文的青铜器。甲骨文中，也出现有与墓葬青铜器上的“醜”字相似的字符。在苏埠屯大墓被发现后，学界有关“醜”这个族群及其方国的研究进一步丰富。有学者通过同一器物上同时出现“亚醜”和“亚旨”的符号，推断“旨”是“醜”简化后的符号形态，由此将甲骨文与青铜器上出现的含有“旨”“亚旨”的文字，同这个神秘方国联系了起来。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得知，醜国——也可以被称为旨国——是一个臣服于商王的东方方国，与商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许多旨国女子都嫁到了商王朝内部，她们向商代的太子进送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器物上留下了含有“者姤”和“亚旨”的铭文。这里的“者”，就是“诸”的意思；“姤”则是女子；“亚旨”是族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亚旨的各位女子”。除了与商王朝的交流外，旨国与其他族群，如“杞”“进”等，也有婚姻往来。旨国内部还设有官员。有一件名为“亚旨媰铙”的青铜器，上面铭有“媰。亚旨”的铭文。在甲骨文中，“芻”这个字形多表示放牧的意思，继而引申为主管畜牧的官员，因此这件铙应当也属于旨国的畜牧官员。有趣的是，铭文在“芻”字旁边，还多了一个女字旁，似乎说明这位旨国主管畜牧的官员是一位女性。亚铙，即某位亚级贵族所作的铙（打击乐器）。来源/故宫博物院还有学者通过苏埠屯一号墓的位置，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推测“亚醜”族就是《左传》中记载的“蒲姑氏”，亦即《汉书》中记载的“薄姑氏”。周武王灭商后，作为商王朝重要方国的薄姑氏不服周王朝的统治。周公派出了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与霍叔治理此地，三人因不满周公摄政（一说没有霍叔），非但没有替周王朝收服此地，反而与当地的薄姑氏首领勾结，打着纣王之子武庚的旗号反叛，最终被周公镇压。从这段史事也可以看出，苏埠屯此地的族群与商王朝联系极深。周公东征、平定管蔡之乱后，薄姑氏逐渐湮灭，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齐国的一部分。从种种历史遗迹中可以看出，苏埠屯大墓所属的醜族（旨族），是一个与商王朝往来密切、深受商文化影响的方国，其首领地位十分尊贵。在属地内，醜族创造了相当灿烂辉煌的文明，有极高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且重视军事，国力强盛。但在我们讨论这座大墓的主人及其所处时代时，却依旧忽视了那个问题：这个蜷缩在墓葬底部的小小骷髅，究竟是谁？其无后乎小骷髅所处的位置为墓葬的奠基坑，处在墓葬最底层。这是一处在墓葬最底层的“奠基坑”。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大型工程中利用人作为牺牲品进行奠基祭祀的现象。这种仪式发展到商朝，已经非常成熟。多座商代大墓中均见有使用人牲来奠基的情况，对人牲的性别、年龄都有一定的习惯，儿童、少年被普遍用于奠基中。这具小骷髅的身形也相对幼稚，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其形态为向北而跪，头微低，肩上掉落有一枚骨簪。青州博物馆小骷髅。来源/青州博物馆从其姿态来看，小骨骼应为死后殉葬，且在被掩埋入地下前，还被精心打扮过，用骨簪挽起了头发。针对这种原始的奠基仪式所选用的献祭人身份，学界一直有各类不同猜测。有些学者认为被献祭者可能为家庭的“长子”，原因是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社会伦理观念尚未完全建立，一个女性与男性结合后生下的长子，不一定属于父系血缘。但更多的观点还是认为，被献祭者应为战败后被俘的奴隶。虽然在农忙时，这些俘虏可以被当作劳动力使用，但一般大型工事的修筑多在农闲时期，这些俘虏便只是消耗粮食的无用之物了。这时将部分俘虏用于祭祀，不仅可以显示对神力的虔诚，还能减少人口供养压力。作为一个重视军事、国力强盛的部族，“亚醜”家族自然不缺可供祭祀和陪葬的奴隶。实际上，在整座苏埠屯一号大墓中，一共殉有48个奴隶。就在小骷髅正上方的腰坑中，还殉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的死状相比于小骷髅更加悲惨。他的头和上身均被挤碎，膝盖以下腿骨折断，人头前残有木桩的痕迹，疑似是被拴在木桩上，活活殉葬的。除了这两具掩埋在墓葬最深处的人牲外，在墓葬门道北部，还杂乱堆放着24个人头骨。这些人头骨的处理非常粗糙，有些头骨上还残留有部分颈椎骨，极有可能是为了殉葬临时杀死的。再往深处走，还有13具完整殉葬的骨架，其中6具尚能整齐排列，余下7具因门道狭窄，只能胡乱堆叠一起。从身高和牙齿判断，这13具骨架皆为儿童。殷墟西围沟发掘点的人坑。来源/《中国文物报》由于“人祭”“人殉”现象的存在，商王朝在后世眼中，一直是一个神秘且血腥的时代。苏埠屯一号墓可以说是对这种神秘和血腥的直观展示。狰狞的镂空人面钺之下，是一具又一具死状随意的殉葬尸首。但事实上，将人作为祭品的做法，并非商文化独有，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两河流域，还是古埃及，都出现过使用人殉和人牲的现象。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用这种手段凸显自己身份的尊贵，且这种殉葬还多与原始宗教和信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贵族的身份变得理所当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升，这些被用于祭祀和殉葬的奴隶不再只是一种人口负担，而成为一种珍贵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残忍的“人殉”“人牲”现象自然渐渐消退。代替活生生的奴隶埋入地底的变成了泥土塑造的人偶，人们在幻想中展现与生时相近的生活。参考文献：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J].文物,1972,(8):17-30.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J].考古学报,1977,(2):23-34+161-162.王进锋.亚旨铜器、苏埠屯一号墓与小臣旨[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12):62-71.王艺霖.早期国家阶段墓葬中人殉、人牲比较研究——以两河流域和中国为例[J].南方文物,2023,(4):238-24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潇湘水冷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2023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来华访问，在中外记者采访中，他一句真挚的发言引发广泛热议：“李陵的血在我们身体里流淌，中国永远是我们的兄弟。”这句话并非刻意迎合的外交话术，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历史攀附，而是吉尔吉斯民族代代相传的集体历史认知的现实反映。让我们回顾历史，一同体会西汉名将李陵与吉尔吉斯人跌宕绵长、生生不息的千年缘分。李陵悲歌：从汉朝名将到漠北故人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飞将军”李广之孙。他“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作为李广之后，李陵少年时便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因此受到汉武帝的器重。  天汉二年（前99）的浚稽山之战，是李陵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是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攻打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命李陵“为贰师将辎重”。李陵不愿与外戚李广利合作，于是主动请缨，率领五千精锐步兵孤军深入漠北，直捣单于庭。这番豪言壮语打动了汉武帝，他同意了李陵的出兵计划。李陵所部深入到匈奴腹地浚稽山后，意外遭遇八万以上匈奴主力骑兵合围，战局瞬间陷入绝境。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李陵没有选择溃逃，而是指挥将士依托地形结阵抵抗，连续鏖战数日，斩杀匈奴万余人，最终因箭矢耗尽、后援断绝而被迫投降。远在长安的汉武帝听闻投降消息后震怒不已，加之误信奸臣的谗言，下诏诛杀李陵全族。汉匈骑兵对峙雕塑，再现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漠北、遭遇匈奴主力合围的战场态势。来源/宜昌博物馆汉武帝的一纸灭族圣旨，彻底斩断了李陵的归汉之路。故土亲人尽数离世，家国牵挂彻底落空，李陵只能被迫永久留在漠北草原。匈奴且鞮侯单于十分赏识李陵的军事才华与忠勇气节，非但没有因降将身份轻视他，反而将女儿许配给他，并册封其为右贤王。元平元年（前74），李陵客死于匈奴。关于李陵的后代，史书语焉不详，只记载其有一子曾扶立乌籍单于，参与了匈奴的“五单于争立”。在这场大混战中，李陵之子与乌籍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所杀，其子孙则很可能投靠了与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此后，据《汉书·匈奴传》记载：（郅支单于）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郅支单于不敌呼韩邪单于，被迫远遁西域，定都于“坚昆”。此地位于叶尼塞河支流阿辅水、剑水之间，即如今叶尼塞河上游、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带。这里既是汉代坚昆部族的聚居地，也是后世黠戛斯人、现代吉尔吉斯人的祖居发源地。而吉尔吉斯人，正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在中国境内则属于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柯尔克孜族。匈奴王鹰形金冠，匈奴王庭权力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象征。来源/内蒙古博物院自此，李陵的后裔正式扎根于此地，开启了与当地部族深度融合的岁月，后来甚至有改姓为右坚昆者：“黠戛斯右坚昆氏，与居贺兰山下，皆自云陵后。”这一跨境同源的民族根基，为中吉两国跨越千年的友好情谊，筑牢了最朴素、最坚实的人文底色。黠戛斯：千里归唐叙同宗 坚昆作为一个族群虽然诞生已久，但魏晋以来，鲜卑、柔然相继兴起，丝路北道受阻，加之同中原地理相距遥远，交往中断，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才以“契骨”和“黠戛斯”之名重见于中原史籍。如史书称突厥“东灭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立于759年的突厥文《磨延啜碑》则记载，有“黠戛斯汗在曲漫山”，所指均为坚昆。唐人得知“黠戛斯”这一名称，是从回鹘处转译而来。《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后狄语讹为黠戛斯，盖回鹘谓之。”而对于黠戛斯的含义，目前仍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意指雄伟山川，也有学者认为是山中游牧人的意思，等等。被突厥人征服后，坚昆并未甘于臣服，史称“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和其他部族联合起来，对突厥进行反击。隋朝开皇二年（582），突厥南下侵隋，黠戛斯乘虚攻击。史载：“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沙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这位“纥支可汗”即黠戛斯可汗。突厥衰落后，漠北薛延陀汗国兴起，黠戛斯转而臣服于薛延陀。突厥石人立像，突厥时期草原遗存。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公元7世纪中期，在唐朝的打击下，突厥和薛延陀相继衰亡，于是黠戛斯遣使入唐，“（贞观）十七年（643），坚昆遣使贡貂裘及貂皮”。贞观二十二年（648），黠戛斯国君失钵屈阿栈亲自入朝，受到唐太宗的盛情相待，随后唐朝设坚昆都督府，隶属于安北大都护府，将其正式纳入羁縻统治体系。自此，黠戛斯成为唐朝的藩属，为大唐镇守北疆。根据唐人记载，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若曰黄赤面云，又讹为戛戛斯”。由此可推测黠戛斯的族源有三种可能：一是欧罗巴人，二是杂丁零，三是李陵苗裔，故黠戛斯可能是由白、黄两系人种通婚融合形成。黄色人种被称为李陵苗裔，足以证明李陵一脉在漠北部族中深远且稳固的影响力。这一鲜明的族群特征从汉代延续至唐代，历经数百年迁徙与融合依然清晰可辨。中原汉人的血脉融入坚昆本土部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坚昆族群的人口结构，为这片西域的土地，深深烙下了华夏印记。武周长寿二年（693），安北大都护府由漠北迁至漠南塞上，坚昆都督府宣告终结，前后共存在45年。当然，这并不代表唐朝与黠戛斯的关系终结，两者反而成了“同宗”：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黠戛斯已破回鹘，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后，与唐同宗，故遣使者达干奉主来归。唐章怀太子墓《客使图》，蕃使入唐朝贡场景。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唐朝与黠戛斯之间的同宗关系正是经由李陵这个共同的“历史纽带”而形成的。这是因为，李唐皇室源自陇西李氏，而李陵作为李广之孙，同样隶属于陇西李氏宗族。黠戛斯人以李陵之后自居，便与李唐皇室同出一源，从而攀附为同宗。当然，这种同宗关系更像是一种经过双方认可的政治身份叙事，为双方的关系赋予了一层亲缘色彩。有唐一代，黠戛斯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唐武宗会昌五年（845），黠戛斯击灭回鹘，唐朝正式遣使册封黠戛斯首领阿热为宗英雄武明诚可汗，承认其主宰漠北，黠戛斯的势力发展到巅峰，可惜仅维持十几年便如昙花般凋谢。千年迁徙仍守初心10世纪初期，契丹逐渐兴起，黠戛斯臣服于契丹，被称作“辖戛斯”。女真建金后，称黠戛斯为“纥里迄斯”。元代时，黠戛斯人在我国史籍上被称为“乞儿吉思”“乞儿吉斯”或“吉利吉斯”等。明清时期，黠戛斯后裔经历了一系列的大动荡、大迁徙，最终定居于中亚伊塞克湖、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后演变为吉尔吉斯人。清代称他们为“布鲁特”，意为“高山牧人”。1916年，不堪奴役的吉尔吉斯人奋起反抗沙俄。失败后，一部分人翻越天山，涌入中国新疆境内避难定居，逐步繁衍为如今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唐代贴金彩绘甲骑具装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黠戛斯人定居中亚之后，经历了彻底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变革。关于李陵这位华夏先祖的传承，并没有随时代迭代消亡，反而历久弥新，成为吉尔吉斯民族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1991年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建国。建国之初，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着国家凝聚力薄弱、民族身份模糊等严峻问题，亟需一套全民共通的文化符号凝聚民心，整合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吉尔吉斯斯坦选择深度挖掘李陵与吉尔吉斯民族的同源渊源，将吉尔吉斯民族的起源与中国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至今仍有“中国”部落的存在，部民多半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著名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便出自该部；另一方面，许多吉尔吉斯人本就对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亲近感，如该国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曾多次积极评价历史上中国与吉尔吉斯人的亲近关系，许多人也把出生于碎叶的唐朝大诗人李白视作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共同骄傲。因此，在吉尔吉斯民族中流传上千年的“李陵后裔、同宗华夏”的历史记忆，就变成了能稳固国家认同的“文化黏合剂”。扎帕罗夫总统所说的，“李陵的血在我们身体里流淌，中国永远是我们的兄弟”之语，正是由此而来。实际上，历经两千年迁徙、融合，现代吉尔吉斯人的血统早已兼容多重基因，几乎不可能与李陵有多少关系，但连接不同民族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同样成为跨越时间与地域的文化纽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建的中吉乌铁路。来源/纪录片《中国缘》李陵与吉尔吉斯人的缘分，早已超越了个人血脉传承的狭义范畴，成为吉尔吉斯民族的文化图腾与精神符号。从汉代血脉初融、唐代认亲结盟，到近代守望同源、现代携手共进，这段历经战乱、迁徙、岁月洗礼的千年羁绊，历久弥坚。 参考文献：（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崔明德：《李陵·拓跋氏·黠戛斯──兼论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薛宗正：《黠戛斯的崛兴》，《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赵善庆：《黠戛斯人：叶尼塞河流域文明的开创者》，《中国民族教育》2019年第1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戈雨 彦文“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最近，又有专家建议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理由听上去很亲切：英语太难，耗时太多，许多人学了十几年，见到外国人仍只会一句“Hello”。如果把这番话送回一百年前，大概会收获一片掌声。因为那一代学者，也没少被外语折磨。只不过，他们鼓完掌，多半还要低头接着背单词。01　别把大师想得太轻松，他们也被英语收拾过杨振宁刚学英语时，觉得自己“英语念得很难听”，只敢小声读。父亲偏不许，要求他每天至少大声朗读十分钟。陈省身后来开过一句著名的玩笑：“我中英文都不好，又不会做实验，就只好做数学了。”听着像凡尔赛，细想却很诚实：大师也有自己的短板，只是没有拿短板当退路。蒋梦麟在《西潮》中承认，自己读了两年英文，“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这大概是民国版的“阅读八级，开口哑火”。数学家陈己同的回忆更有画面。她说：“我念得最失败的是英文课。”老师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她“怎么也读不懂这本书”；转头一看，邻座万家宝却“面无难色，应对如流”。那个万家宝，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曹禺。郑超麟更干脆。他在学校用对付不及格课程的办法对付英文，还赌气想过：“中国人又何必学外国文。”这话放到今天，评论区里大概能收获不少点赞。吴宓赴美前也不淡定，在日记里写：“深恐英文程度不足，将来上课恐不无难处。”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生活，只用一句话便说出了学生的共同压力：“最吃紧的两门课就是数学和英语。”轮到季羡林，材料却出现了意外。原本想找他抱怨英语，可靠回忆里却只找到他怀念儿时夜课，说那段经历“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看来学霸和普通人的痛点，确实不完全相通。02　越是外语高手，吐槽得越具体胡适和蒋梦麟把第一道坎说得很朴素：“学外国语须要经过查生字，记生字的第一难关。”林语堂是公认的英文高手，照样承认背词这件事“不但不可能，且也可不必”做到百分之百；他还说，学英语的人常患一个毛病：“辞字缺乏，不能达意。”朱光潜说得更不客气：“其实阅读就是一个难关。”而从阅读走到翻译，又是“一个更大的难关”。鲁迅也公开承认：“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他还解释，自己之所以不敢翻译某些世界名著，正是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傅斯年则提醒年轻译者：“翻译不是容易干的”，外文程度过线还不够，还得真正懂所译的学问。严复感叹西方新概念太多，“索之中文，渺不可得”；梁启超索性总结：“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从背生词到开口，从阅读到翻译，从翻译小说到翻译新思想，每往前走一步，都有新的难处。那一代人留下来的，不是一部“英语轻松学”，而是一部大型受难实录。03　反转来了：他们一边抱怨，一边没停杨振宁嫌发音难听，还是每天朗读；陈己同听不懂英国文学，后来把落下的功课一点点补了回来；朱光潜入学时英文、数学不及格，后来却长期从事西方美学研究和翻译；鲁迅说自己英文不够，仍把大量域外文学和理论介绍到中国。最适合给这场争论收尾的，是何炳棣。他谈学习经验时说：“英语非下功夫不可，这是没办法的事。”后面又补了一句：“英语就够我们用的了，不过要下功夫去背。”这便是那一代学者给出的答案：英语确实难，学得不好也并不丢人；但“难学”从来推不出“不必学”。英语在高考中占多少分，是否应当分层考试，怎样减少机械刷题，当然可以讨论。可若因为许多人暂时用不上、学得痛苦，便把它从普通教育中不断往外推，最先失去系统学习机会的，往往不是有能力请外教、读国际课程的家庭。一百年前的学者比今天的人更懂外语的苦。他们没有把门拆掉，而是一边骂门槛高，一边搬来梯子。考试可以改革，英语教育也必须改革；但不能因为窗户难擦，就劝年轻人少看一眼世界。参考文献1. 央视网：《杨振宁对重庆学生讲成长之路：小时候常被欺负》，2009年9月8日。2. 刘健：《陈省身传（17）》，《天津日报》，南开大学新闻网转载，2021年8月5日。3. 蒋梦麟：《西潮》，相关段落见“初到美国”部分。4. 陈己同：《90年前，我做南开大学学生时》，《海外南开人》总第144期，2019年，第28页。5.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我的中学生活”章。6. 吴宓：《吴宓日记》第一册，第48、132页；相关引文见《大学者吴宓，是如何学英语的？》。7. 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 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译著书目》。9. 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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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嘉靖三年（1524）七月，明世宗朱厚熜诏谕礼部，更定其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去除“本生”之称，是为“大礼议”事件的成果。对旁支宗室入继大统的朱厚熜来说，这不仅是出于对亲生父母的“孝心”，更是少年天子与先帝旧臣的政治博弈。借“大礼议”之事，朱厚熜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权，培养了忠于自己的朝堂势力，步步为营地将自己的亲生父母上帝后尊号。影视剧中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朱厚熜本以为大局已定，下朝后便来到文华殿斋戒，忽然紫禁城中闻得哭声震天，竟有两百余名文官聚集在左顺门外伏阙“哭谏”，让皇帝收回成命。这就是明代著名的“左顺门案”。此案之中，除了为首的杨慎、丰熙等名臣外，还有负责监察的御史和给事中五十余名。那么，到底是谁，给予这些地位不甚尊贵的御史和给事中这么大的胆子，连皇帝都整得下不来台呢？太祖皇帝亲手编织的衣裳明代的御史和给事中都属于言官，是谁给了言官“欺负”皇帝的权力？答案有二，一是中国自秦代以来的监察传统。自秦以来，监察官员一直是中国职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御史大夫司职监察，位列三公之一，与主管行政的丞相和主管军事的太尉并列，位高权重。东汉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并称“三独坐”。自南北朝后，御史台成为由皇帝控制的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历代承袭之。元代御史台与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中书省和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枢密院鼎足而立。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之初，职官承袭元代，御史台与中书省、大都督府并列，地位尊崇。答案之二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历代王朝草创之时，规章制度无不是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再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制定。明代监察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为主，主要是因为胡惟庸案。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同时对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也大为不满。盛怒之下朱元璋干脆废除了御史台，新立都察院。同时，在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加重了六部的权力，为了加强对六部的监察，朱元璋设六科给事中负责监察六部。所以，这些敢于“欺负”皇帝的言官，实际上正是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加之于历代明朝皇帝身上的，那么，他们又有怎样的权力呢？明代腰牌，牌正面竖刻篆书“给监察御史王忬佩”。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六科给事中监察的是中央六部，而六部之外的中央机构则由御史负责，除了监察中央外，还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派往地方，监察地方事务，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电视剧《庆余年》中，穿越而来的主角母亲创立的鉴查院作为皇帝直属的机构，号称“监察天下”，明代的言官们实际上也不遑多让。给事中与大部分御史品秩虽低，但是权力极重，中央与地方上的事务都受其监察，作为言官，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给事中连皇帝的权力也可“封驳”，所谓“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除了监察之权，这些言官还可以参加甚至发起廷议，讨论军国大事。同时，明代言官的数量也是历朝之最，根据《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一文统计，明代言官的编制达到209名，是西汉和清朝的3倍、元朝的5倍、唐朝的6倍、宋朝的15倍，位居历朝之冠。万历《大明会典》所载御史獬豸补子图样，獬豸象征监察官辨奸斥邪的职责。来源/故宫博物院开始是“贴心袄”为什么朱元璋要如此设计呢？主要是想加强对群臣的监督和大政决策正反意见的补充。可以说，在明代中前期，言官堪称明朝皇帝的心腹。朱元璋对元代吏治腐败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任用了一批正直贤能的言官，作为自己的耳目。并对言官的遴选提出了自己的标准，那就是“持身公正”，毕竟监察官员手握弹劾之权，虽然忠于朝廷，但如果心术不正，就会成为官员之间打击政敌的工具。洪武初年担任御史中丞的刘基、章溢等人都有恭谨、自律的特点。影视剧中的刘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来源/电视剧《朱元璋》这一标准也为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后世帝王所继承。朱棣强调“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同时，这些明初期的皇帝还喜欢任用老成持重的官员来担任言官，这是出于实际行政的考虑，因为言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要具备政治眼光，避免为他人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担任言官也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定的资历才可以，这一点是明初帝王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标准遴选出来的言官，辅之以中央与地方相互配合，系统内部互不统属，相互监督的监察系统，既有效地扩大了监察范围，又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权威。朱元璋设计的这一言官制度，当皇帝励精图治、虚心纳谏时，能帮助皇帝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在明前期皇帝多为励精图治的情况下，这一言官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言官不仅能不避权贵，而且有真才实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如洪武年间监察御史陶铸，正直不避权贵，在朝弹劾刑部尚书开济，外任福建按察使，则弹劾大贪污犯福建布政使薛大方，福建人民为之歌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永乐年间的给事中耿九畴刚正不阿，多次顶撞宰辅，外任淮南淮北转运使时，整顿盐务，后升任刑部尚书，成为一代名臣。洪熙年间，监察御史尹宗高巡按浙江等地时，整顿贪暴，成绩斐然，当时民谣说：“杀气稜稜尹丈夫，才丁四十便呜呼。明年若得重巡此，猾吏刁军种也无。”当然了，因为选择的是忠介之士，在言官眼里，皇帝言行如果不合适，也会犯颜直谏。根据明代《南京都察院志》记载，洪武年间，绍兴人周观政根据推荐升任监察御史。一天，周观政正在奉天门值守，一个太监带着一队女乐就要进入奉天门。奉天门是南京故宫的正殿前门，是皇帝接见大臣，商议国事之所，怎么能让太监领着女乐大摇大摆进去呢？周观政立刻上前阻止。太监向周观政说明这是皇帝的旨意，周观政还是不放行，太监愤愤不平，进入皇宫告状，没想到皇帝站在御史一方。太监出门对周观政说已经不用女乐，周观政还要皇帝的旨意才肯罢休，最后还是朱元璋亲自出门解释这些女乐是用于教习宫中庆典之用，并且表明自己知错了，周观政才肯罢休。影视剧中，劝谏朱元璋分封诸王的言官陈怀义。来源/电视剧《朱元璋》后来是“黑心棉”不过，正如前文所说，历代草创之时，规章制度无不是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再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制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制度运转时间长了，往往会产生新的问题。首先，合格的言官越来越少。按照早期选用言官的标准，既要忠介，又要老成，这样的人才在什么时候都是少数，明初尚有一批人选，到了后世，就难以弥补大量的言官空缺。而且，明代言官还有举荐问责制，要是被举荐的言官出了问题，举荐者也得连坐，其初衷当然是慎选言官。但随着满足条件的官员的减少，各地在举荐言官时也颇有顾虑，从而减少了言官的推荐。此外还有一层，那就是言官的要求极高，又要清廉公正、忠厚、精明干练、敢于任事，又要负责监察诸多的事务，但是，因为言官往往品秩较低，连带着俸禄也少，显然，大部分言官属于“钱少事多管得严”的职位。其次，言官群体颇具权力，自视甚高，《菽园杂记》记载，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部各司平移文件时，就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写得特别大来彰显地位，当时的兵部侍郎就写诗揶揄：“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虽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费墨多。”自视甚高的言官，往往会发动对朝臣的攻击，进而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菽园杂记》明刻本书影。书中保存大量明代官场、言官群体的轶事记载。来源/北大图书馆第三，言官的操守日益丧失，甚至有言官为内阁学士献上壮阳药来谋求升迁，让人大跌眼镜。到了明中后期，监察体系逐渐崩坏，诸如正直言官被打击，言官群体抱团攻讦的情况屡屡发生，俨然就是“黑心棉”了。明代宗朱祁钰在土木堡之变后被扶上皇位，同时，孙太后将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换言之，朱祁钰百年之后，帝位还是要传回朱祁镇一脉的。但是朱祁钰在坐稳皇位后，难免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景泰三年（1452），广西都指挥使黄𤦇被庶兄黄𤣾谋杀，黄𤣾为了脱罪（部分系统无法显示，乱码文字为：黄【王岡】，黄【王厷】，黄【王厷】），摸准了朱祁钰的心思，上书请求改立太子，朱祁钰大喜，就要群臣署名同意此事。名臣王直、于谦也是面露难色，而大部分官员都收受贿赂，赞同此事，没想到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还是当众反对此事，给朱祁钰难堪。影视剧中的朱祁钰和朱祁镇。来源/电视剧《女医明妃传》不光是朱祁钰，任何参与皇帝家事的言官都被打击。如大礼议之争，从朱厚熜的角度看，自己不就是要给亲生父母上个尊号吗？何必要给我找不痛快，还伏阙，哭给谁看？说起来，朱厚熜在即位之初也曾励精图治，其即位诏书中写道：“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有贪暴奸邪者，务要指陈实迹纠劾，在外从巡按御史纠劾。”可是在大礼议事件中，朱厚熜对于言官集体“忤逆”自己的行为极为不满，在文章开头的左顺门事件中，有51位言官参与伏阙，在被廷杖而死的人中，就有给事中张原、毛玉、裴绍宗与御史张曰韬、胡琼。此后，朱厚熜刚愎自用，重用严嵩等权臣，而对言官进行疏远、打压，对言官施以廷杖等刑罚。根据学者统计，嘉靖一朝被治罪的言官达到两百余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嘉靖一朝的言官们有的仍然坚持铮铮铁骨，前赴后继对朱厚熜的荒诞行为进行劝谏。有的则干脆倒向权臣，有的明哲保身，闭口不言。影视剧中，大臣因谏言而被廷杖。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朱厚熜压制住了言官。到了他的孙子明神宗朱翊钧，就没这么“幸运”了。明神宗朱翊钧在亲政后，曾经也想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但是从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的“争国本”事件，却改变了这一路径。万历九年（1581），朱翊钧一时兴起，临幸了宫女王氏，王氏随后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朱翊钧对王氏并不喜爱。万历十四年，受宠的郑氏为朱翊钧生下皇子朱常洵，自己也晋升为皇贵妃。但皇贵妃毕竟不是皇后，而朱翊钧的正妻王皇后并未产下皇子，因此虽然郑皇贵妃与王氏地位悬殊，两人的儿子却都是庶出，朱常洛还比朱常洵年长。在群臣眼中，朱常洛应该成为皇太子。但朱翊钧显然是想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导致言官群体的激烈反对。万历十四年二月，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重罚；同年四月，给事中胡时麟，御史孙维城、杨绍程再次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罚俸；万历二十年（1592），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御史邹德泳等十一名言官先后上疏要求批准朱常洛出阁读书，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科给事中王德完上疏要求保护皇长子，几乎被杖责至死。从朱翊钧的角度看，这些言官不仅不体察自己的意图，还抱团反对自己、沽名钓誉。偏偏他们口中还都是大道理，让自己又愤怒又无力。“争国本”事件最后以群臣的胜利告终，朱常洛成为太子。面对言官群体抱团“欺负”自己的行为，朱翊钧也深感疲惫，从此以后松懈朝政，日渐颓废。而此后言官群体则表现得日益激进，著名的东林党的主要成员就有很多是言官。在魏忠贤党羽编织的108名《东林点将录》中，在任言官就有55人，占据半壁江山。这些言官虽然坚持大义，但是难以挽救危局，反而让党派相争的局面愈演愈烈。朱元璋心中的“小棉袄”，最终还是蜕变成了后世子孙的“黑心棉”。《明伦大典》书影，嘉靖朝为定论大礼议而编纂，反映皇权与言官集团的冲突。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总的来说，明代言官制度从设立到演变，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兴衰过程。其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监察职能，以及后来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种种变化，都是明代官僚体制运转的一个缩影。参考文献：[明]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明天启刻本。[明] 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清]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刘祥学：《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刘长江：《明代科道官参与廷议之得失》，《川东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段颖惠：《明神宗朝六科给事中境遇之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胡长春：《言官与明嘉靖朝政治》，《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赵旭腾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