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去哈尔滨，意外刷到了一个颇为醒目的说法：黑龙江省博物馆，是“全国倒数第一省级博物馆”的有力争夺者。当然，这不是什么正式排名，也没有哪家权威机构颁发过“倒数第一”的奖牌，基本属于网友之间的调侃。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勾起人的好奇心。这波吐槽主要集中在2025年，一年多过去了，会不会在网友的“吐槽”下逆风翻盘呢？于是我抱着一种近乎“现场验货”的心态，慕名去逛了一趟。看完之后，我只能说：网友的评价虽然有点损，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黑龙江省博物馆的老馆位于哈尔滨市中心，建筑本身就颇具历史价值。其主楼始建于1906年，1908年建成，最初是中东铁路时期的莫斯科商场，也是哈尔滨早期颇具代表性的商业建筑。建筑带有鲜明的欧洲巴洛克艺术风格。1923年，东省文物研究会将这里改作陈列所，黑龙江省博物馆事业由此起步。站在如此有历史意义的博物馆门口时，一开始对里面还是颇有期待的。“省”字放在这里，意味着它要讲的应该不只是哈尔滨，而是整个黑龙江：从远古遗存到古代族群，从渤海国到女真与金朝，从清代边疆治理到近代中俄关系，再到东北抗联、北大荒和大庆油田。黑龙江随便翻出一段历史，都不至于没东西可讲。结果进去转了一圈，感受却是：哈尔滨讲得挺热闹，黑龙江讲得有点客气。馆里的“哈尔滨往事”展览，介绍中东铁路、俄侨生活、城市商业和近代社会风貌，内容不能说不好。老照片、生活用品和场景复原放在一起，确实能看出哈尔滨作为近代城市的独特气质。可越往下看，心里越嘀咕：这逛的到底是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是哈尔滨市城市记忆展览馆？哈尔滨当然重要，但哈尔滨不等于黑龙江。如果一位外地游客对东北历史不太熟悉，参观完这里，可能会产生一种相当奇妙的印象：黑龙江原本是一片安静的白山黑水，后来中东铁路“哐当哐当”一响，哈尔滨出现了，于是黑龙江的历史也就正式开机了。至于铁路修来以前发生了什么，对不起，剧情简介请另行搜索。这实在有些可惜。讲黑龙江难道不应该讲讲“白山黑水”吗？《金史·世纪》记载：“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所谓‘白山黑水’是也。”讲黑龙江不讲讲渤海国吗？公元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政权，后来接受唐朝册封，逐渐形成渤海国。渤海国鼎盛时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被称为“海东盛国”。它的重要都城上京龙泉府，就在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那不是几间木屋组成的小部落，而是一座拥有宫城、皇城、郭城和城市中轴线的大型都城。其规划受到唐代都城制度影响，又保留了东北地方特色，并通过交通网络与中原、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发生联系。这样一段历史，如果认真展开，从城市规划讲到文化交流，从宫殿遗址讲到东北亚交通，完全可以撑起一座大型专题展。可我在展览厅中并没有发现渤海国的专题。女真与金朝的待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最初定都上京会宁府。这个上京会宁府，就在今天哈尔滨市阿城区。也就是说，黑龙江不仅有哈尔滨的洋葱顶建筑和中东铁路，还有一座曾深刻影响中国北方历史的王朝都城。女真各部如何兴起，金朝如何建立，金上京如何营建，女真文化又如何与中原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这里面有战争、有制度、有迁徙，也有日常生活。这些内容，本来应该是黑龙江历史叙事中最有分量的章节。但在实际参观中，我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分量。一个曾经从白山黑水间崛起、随后进入中原并改变北方政治格局的王朝，在省博物馆里显得有些“低调过头”。黑龙江省博物馆其实不缺好东西。馆藏中有金代铜坐龙、金代铜镜、金齐国王墓出土文物，还有大量石器、陶器以及反映黑龙江古代族群生活的文物。公开资料也显示，省博过去曾设置“北土先民”“海东盛国”“金元霸业”“华夏一统”等历史陈列。换句话说，文物不是没有，历史也不是没得讲。问题是，普通游客在现场能不能看到，能不能看懂，能不能在离开展厅之后，对黑龙江的历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博物馆不能只满足于“我们库房里有”，也不能只满足于“以前展过”。对于观众来说，文物放在库房里，和历史知识放在考试参考书最后一页差不多——理论上存在，实际上很难产生什么感觉。当然，吐槽归吐槽，最后还是要替黑龙江省博物馆解释几句。据介绍，黑龙江省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和筹备之中。官方在2025年8月的回复中表示，新馆主体已经完成建设，内部展陈设计、展品筹备和布展施工正在推进，待相关验收完成后再对外开放。网上也有人解释说，为筹备新馆，不少文物和展陈资源已经陆续调整，老馆自然难以把家底全部摆出来。关于具体搬走了多少，目前没有看到权威公布的完整清单，因此不能说得太死。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馆，并不代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全部馆藏，更不代表黑龙江全部的历史底蕴。新馆在建、文物搬迁，当然有安全保护和布展调整的现实需要。但这是否意味着，大量珍贵馆藏就可以长期束之高阁，与公众失去联系？博物馆不是文物仓库，新馆建设也不应成为弱化公共文化服务的万能解释。越是处于过渡期，越应该通过轮换展览、专题展览、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公众继续看得见文物、读得懂历史。等新馆正式开放，希望它能够真正讲清楚黑龙江：讲清楚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族群，讲清楚“海东盛国”的兴衰，讲清楚女真的崛起和金朝的建立，也讲清楚这片土地在中国与东北亚历史中的位置。至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究竟是不是“全国倒数第一”，现在下结论或许还太早。它还有一次在新馆里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憋一个大招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新馆最好快一点。毕竟，2025年8月就已经官宣主体建筑完工了……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5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近日，一则新闻披露：余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竟自学“技术”、购置工具，伙同他人盗掘湖北枣阳的东周古墓葬，盗得文物23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盗墓，从来都是古今共愤之恶。古人事死如事生，厚葬以寄哀思，却也引来了无数觊觎冥器的不速之客。为了保护先人安息之地，古人可谓煞费苦心——机关暗器、疑冢假墓，还有墓室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壁画。其中有一幅，流传千年，直接让无数盗墓贼吓破胆。画中，一扇半掩的门，一个半倚门边的少女，目光幽幽，嘴唇轻启，仿佛在问：“你，敢进来吗？”郝匠金墓启门图。来源/吴文化博物馆妇人启门图的谜团其实，这类神秘的古墓壁画从汉代开始就已频繁出现在墓室、墓祠和石阙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度消失，宋辽金时再度盛行，并成为这一时期极为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启门图”最基本的图像模式即是在墓壁上砖砌、石刻或彩绘假门，一扇门扉半开，一人从中探出半个身子，图中人物多立于半开的门前，或是站在门后向外探头。又因该图像中的启门者多为女子，故也有“妇人启门图”之称。新安县李村2号北宋墓启门图。来源/作者摄于洛阳古墓博物馆近年来，随着墓葬原型整体保护搬迁和展览的兴起，这类“启门图像”走入大众视野，广大网友们也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有人认为“开门妇人”与“开门富人”谐音，是为了旺后代，延续富贵才存在的；有人则认为启门者或许能带墓主人去往仙境；也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为了震慑盗墓贼；还有人觉得启门人可能是墓主老婆，墓主只是想要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还有更“有才”的网友觉得启门人的样子和等外卖的自己好像……所以……这到底是个啥？考古学家王世襄先生曾在四川南溪挖掘李庄宋墓时写下关于“启门图”的描述：“门敝半身之妇人，为全墓最易引人注意之点……其形制与宜宾旧州坝宋墓所见者，颇多似处，可见为当时极普遍之装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研究宋金墓葬中的启门装饰题材。这类图像作为一类墓葬艺术语言，背后必蕴藏着一套古人普遍认可理解的象征逻辑。直到今日，墓葬装饰中这类“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身影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众多解不开的谜团。启门图像为何会出现在墓中？从何时开始出现？启门人的身份又是什么？代表了什么含义？进了这扇门，就能当神仙？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启门图见于西汉晚期或东汉早期的山东邹城卧虎山2号墓石椁。其中南石椁的东椁板外侧刻有门扇，门上饰以巨大的铺首衔环，铺首上方有奔腾的二虎，铺首左、右下角各有一只蹲伏的犬，图像中间一门吏持杖半隐身在门内，似乎正在开门。西汉晚期或东汉早期山东邹城卧虎山2号墓南石椁东椁板外侧面。来源/《山东邹城市卧虎山汉画像石墓》，《考古》1999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椁板的背面，即这扇微启的“门”背面雕刻的图像是以两只腾飞的凤凰为中心，左右各有一仙人，上方还有一仙人正欲乘翼龙而去，好一幅奇异的神仙美景！由此可见，这座山东邹城卧虎山2号墓中门吏所开的门扉应可通往仙境，开门者即为仙境使者。墓主人得使者引领，死后升天成仙，获得永生。西汉晚期或东汉早期山东邹城卧虎山2号墓南石椁东椁板内侧面。来源/《山东邹城市卧虎山汉画像石墓》，《考古》1999年第6期再如四川芦山东汉王晖墓石棺前挡的启门图：挥着翅膀的仙女身着长裙，以手扶门，给人以仙气飘飘又神秘莫测的感觉。芦山东汉王晖墓石棺前挡半启门图。来源/《雅安汉代石刻精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还如荥经县陶家拐砖室所刻启门图：半掩半开的门内倚立一位头梳双环髻的仙女，两侧凤鸟更烘托仙境气氛。启门图的左侧似为墓主人夫妇，经过仙女的引导，进了这道门就可以见到位于启门图右侧的西王母——她正头戴胜冠端坐于几前，等待着墓主人夫妇的到来。荥经县陶家拐砖室墓石棺一侧启门图。来源/《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而四川简阳三号石棺所刻启门图更是把天门二字直接标在阙上，为我们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直指其仙境的明确象征含义。四川简阳3号石棺右壁。来源/《文物》1991 年第3期东汉末年瘟疫肆虐，很多人失去性命，是中国历史上混乱且苦难的时期，同时也是贫苦百姓最需要精神寄托的年代。汉末道教文化开始兴起，黄老之术盛行，西王母在汉代被认为是升仙之门的掌管者，在启门图中，墓主人借仙女引导就能见到西王母，逝去的人便能达成升仙的夙愿。三国时期，如魏文帝曹丕作《终制》言：“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在社会大动荡中，人们目睹了战争和偷盗对前人坟墓的摧残，逝者不腐的幻想成为泡影。残酷的现实让人们从内心深处意识到“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半掩的墓门无法通往美妙的神仙世界。与此同时，在曹魏、西晋两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躬亲力行下，薄葬在全社会有效推行并得到落实，曾经作为启门图载体的画像石、画像石棺等也随之沉入历史的洪流。到了魏晋时期，与追求长生不老、得到升仙有着密切关系的启门图几乎消失不见，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生死观的变化。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太平经》卷之九十所言：“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夫人死者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可见，此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接受，死亡也许就是生命的终结。家里来“客（qie）”了！河北宣化辽张诱恭墓（2号墓）东南壁半启门图，来源/《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在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静寂之后，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与本土化，启门图在唐代重新出现在了佛塔上，但在墓葬中尚未发现有此类图像。到了宋辽金时期，启门图才重新流行于墓葬之中。这一时期，墓中启门图衍生出了新的含义，带给我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它与日常起居相融合，富有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注解启门装饰图像时写道：“按此种装饰就其所处位置观察，疑其取意在于表示假门之后尚有庭院或房屋、厅堂，亦即表示墓室至此并未到尽头之意。”从墓葬空间的角度来看，这扇半开之门必然通向一个未被展示的空间。通过这种方式，门后空间的无限未知实现了对有限空间的拓展，即利用“人们的想象”来扩大和延伸墓室空间，强调墓主对空间的拥有，希望在死后仍能“住上大房子”，如生前一般享受，这也是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一种体现。如山西汾西郝家沟金墓描绘的启门图，就是一位妇人端着盛满盘子的果品，她把着门，更像是在等待门外的客人，有“欢迎来做客”的意思。图中妇人的服饰及富态的面容，更说明墓主人家大业大，殷实富贵，仿佛假门之后有着极致的奢华。山西汾西郝家沟金墓启门图。来源/《山西汾西郝家沟金代纪年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2期《天圣令》卷二九《丧葬令》第二十一条载：“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牗栏槛，棺内又不得有宝金珠玉。”宋金时期的品官墓葬少有华丽装饰，但市民阶层的兴起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仿木构墓以砖雕、壁画、石刻等装饰为主，将这一世俗群体的坟墓装点得充满人间烟火气。墓中启门图，无论是指代庭院还是门后的房间，其布景之真实已经很难让人联想到汉代那般有异于人间的仙境。这一时期的启门图，更多的是与墓中宴饮、乐舞等场景相互映衬，仿佛幸福的人间生活在地下延续。到明清时期，墓葬装饰整体渐趋消歇，这或与当时的建筑装饰限令有关，《大明会典》规定：“洪武二十六年定，官员盖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绘画藻井……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及彩色装饰”这一时期社会不鼓励装饰墓葬，启门图像也随之少见了。清代则逐渐注重地上建筑设施的营建，以进行供祭及实际祭祀活动，很多既往朝代的墓葬装饰均被搬到了地面，启门图也能在那时地上石质仿木构墓碑、牌楼等建筑上看到一二。不止妇人，也不止墓中其实启门人并非独属于女性哦，也有男性与孩童，如泸县宋墓中手捧印盒的男侍，严肃端庄，似乎正在墓主书房门口等待主人随时传唤。以及河南安阳金代高僧砖雕壁画墓西北壁壁画正中，一童子探出身，左手做启门状，探头探脑，憨态尽显，顽皮可爱。喻寺镇一号墓后壁龛捧印启门男侍及青龙镇二号墓后壁龛捧印男侍，来源/《泸县宋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安阳金代高僧墓中的“童子启门图”。来源/《河南安阳金代高僧砖雕壁画墓》，《大众考古》2019年第3期另外，除墓葬外，启门图还会在石窟、佛塔、经幢、舍利函、铜镜、瓷枕、玉器和卷轴画等载体上出现。如东汉熹平二年（173）的景云碑上就已经出现启门图像了，启门图的左侧雕兔首人身像，右为朱雀，碑侧还浮雕青龙、白虎，全碑文用隶书记述了景云的一生。景云天资聪颖，曾任朐忍县令，政化如神，深受百姓爱戴和敬仰。他中年染病去世，百姓皆为之悲痛惋惜。景云卒后七十年，人们为纪念他而刻《景云碑》。碑额上启门图的含义可能与当时墓中的启门图相同，即此门可通往极乐世界，愿景云进入仙境。东汉熹平二年景云碑碑额启门图。来源/作者摄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巴蜀汉代雕塑艺术常设展厅由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与本土化，佛塔经幢上也有启门之身影。塔内之处，尽藏大千世界。唐代的启门图与佛教建筑相结合，见于墓塔之上，最早如山东济南长清灵岩寺唐天宝年间慧崇塔：塔的东、西外壁各雕一扇半掩假门，门上刻有门钉，东侧为一女子手执如意启门而入；西侧为一女子手提一壶倚门而立，仿佛刚从门内走出。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宋代舍利石函的前挡还见有僧人启门图。此外，后周显德元年山西长治大云院七宝塔、大同浑源县金代正隆三年的圆觉寺塔北侧塔身、山西平遥双林寺彩塑、陕西长安樊川竹园村唐代石塔、河北省石家庄正定隆兴寺经幢、河北省石家庄赵州陀罗尼经幢等多处佛教建筑上均可见启门图像。山东长清灵岩寺唐天宝年间慧崇塔东壁及西壁启门图。来源/《论“半启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 年第 3 期以墓塔或石函为载体的启门图无疑承载着这扇门背后世界的浓厚宗教意味。与封闭的地下墓室相比，地上寺庙半开的大门似乎在召唤人们脱离尘世的喧嚣，皈依佛门，经历轮回，重获新生。另外，宋金元时期的人物故事纹铜镜上也有启门图像，如宁夏博物馆藏的宋代唐王游月宫镜、“寓居长沙”铭仙人鹿鹤铜镜等。这应是受到了同时代墓葬中“启门”图式的影响。如果墓室中的启门图像意在密闭的墓葬中营造虚拟的开放空间，那么镜纹上的“启门”则旨在极其有限的镜背上开辟“洞天福地”的广阔意境。仙鹤探头暗示着洞门是神仙和仙禽出入的通道，而洞门后的世界就是仙境所在。（左）宋·唐王游月宫镜，宁夏固原隆德县观庄乡宋墓出土，宁夏博物馆藏（中）金·仙人龟鹤镜拓片，龙井三道金代遗址出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藏（右）元·“寓居长沙”铭仙人鹿鹤铜镜，故宫博物院藏看似阴森诡谲的启门图，实则在古人心中有着美好的寓意，充分体现了古人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参考文献：[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2页。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0页。[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1-82页。[宋]范晔：《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84页。王世襄:《四川南溪李庄宋墓》。《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1944年，第129-139页。邓椿、庄肃著，黄苗子点校：《画继、画继补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124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2期。刘毅：《妇人启门管见》，《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6日第3版。梁白泉：《墓饰“妇人启门”含义揣测》，《中国文物报》1992年11月8日第3版。郑滦明：《宣化辽墓“妇人启门”壁画小考》，《文物春秋》1995年第2期。［日本］土居淑子：《古代中国の半開の扉》，《古代中国考古•文化論叢》，東京都：言叢社，1995年，第253－292页。邹城市文物管理局：《山东邹城市卧虎山汉画像石墓》，《考古》1999年第6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4-55页，注75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泸县市博物馆、泸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泸县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冯恩学：《辽墓启门图之探讨》，《北方文物》2005年第4期。巫鸿著，郑岩、王睿编（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81、491－492页。张鹏：《妇人启门图试探——以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民族艺术》2006年第3期。易晴：《试析宋金中原北方地区砖室墓中图像》，美术学研究（第1辑），会议时间2011年10月1日。李清泉：《空间逻辑与视觉意味——宋辽金墓“妇人启门”图新论》，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29－362页。郑岩：《论“半启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丁雨：《浅议宋金墓葬中的启门图》，《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西县文物旅游局：《山西汾西郝家沟金代纪年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2期。孔德铭、于浩、焦鹏：《河南安阳金代高僧砖雕壁画墓》，《大众考古》2019年第3期。党丰：《“启门图”的天上人间》，《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李慧君：《元“寓居长沙”铭仙人鹿鹤铜镜图文考释》，《湖南博物院院刊》，2022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张戈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0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1911年10月9日，一个看似普通的秋日，却因一场意外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这一刻到10月11日黎明武昌全城被起义军控制，前后不到四十个小时。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共同筹备起义。来源/电视剧《走向共和》9日下午：宝善里爆炸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来源/广东省档案馆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是共进会的政治筹备处，革命党人孙武正埋头赶制炸弹，屋内散落着黑铅、铁片和硫磺粉末，他计划在起义时用这些大号炸弹直接炸掉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16岁少年刘同叼着香烟上楼围观，烟灰不慎掉落，点燃了桌案上的炸药粉末，轰然爆炸声中，孙武双手和脸部被严重烧伤。沙俄巡捕听到声响后迅速赶来，在房间里搜出了大量令人震惊的物品：旗帜、文告和一本记载着数千名字和地址的反清名册等。这些物品被沙俄驻汉口总领事转交给清朝地方当局。瑞澂当天即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在武汉三镇展开搜捕。执行搜捕的，是由第八镇新军、巡防营和巡警混合编成的军警队伍（以下简称“军警”），分别由统制张彪、统领陈得龙和巡警道王履康指挥。清军同时禁绝江面交通，“街上行人亦严加搜查，而第十五、第十六两协以及工程营附近各要路口亦为右路巡防营与警察队布满警戒”。宝善里爆炸场面演绎。来源/电视剧《辛亥革命》这一炸，把起义从一个“可计划的事件”变成了“必须立刻决定的事件”。名册被清廷掌握之后，所有在册的人都不再有等待的余地。9日傍晚：小朝街85号的争论与命令消息传到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时，蒋翊武手中正握着黄兴要求推迟起义的来信。黄兴认为各省联络尚未打通，起义时间要推迟到下个月，与其他十一个省同时举事。刘复基的判断却截然相反。计划不如变化，此时名册在清军手中，全城搜捕已经开始，每多等一小时就多一批人被捕。他对蒋翊武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失败利钝，非常计也。”蒋翊武派人将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党代表请来开会，代表们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他“怕死”。邓玉麟也对蒋翊武说：“你是我们推举的总指挥，请你下命令吧！”蒋翊武终于以临时总司令名义签署了当晚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的命令，要求各标营以白布缠左膀为标识，并规定“予于十二时前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谘议局”。武昌小朝街85号。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院蒋翊武还对传送命令的人说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上午主张缓进是谨慎，下午主张急进是时机紧迫，不得不动手，命令到达，期在必行。”言外之意，这一命令是在最坏情况已经发生的前提下做出的。起义从那一刻起不再是一次有充分准备的进攻，而成了一场抢在搜捕前面动手的突围。然而，负责联络的邓玉麟赶到工程第八营和南湖炮队等处传达命令时，因清兵防守严密无法出城，起义的命令未能完全送达各标营。9日夜：指挥部被端与三烈士就义当晚10时左右，军警突袭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刘复基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好，捡起一枚炸弹掩护其他同志转移。破门而入的军警冲到楼梯口时，刘复基扔出炸弹，不料反而炸伤自己以致被捉住。彭楚藩趁军警慌乱之际，穿过窗户、爬上隔壁屋顶，但因屋梁塌陷而全掉了下来落入敌手，只有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大辫子、活像个老学究的蒋翊武在混乱中只身脱险。运送弹药的杨洪胜去营盘时被旗兵盘查，结果炸弹炸开，虽然他一边跑一边丢炸弹，最终还是没能脱身。辛亥革命首义同志纪念章。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院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督署东辕门外被杀。冯天瑜在《辛亥首义史》中评价：“三烈士的慷慨就义，显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三人牺牲的消息，“非但没有使得起义中断，反倒激起革命党人百倍勇气”。10日清晨：瑞澂的奏电10月10日早上，瑞澂向清廷发出报捷电，称“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被捕革命党人32名，事态已经控制。清廷复电对瑞澂大加赞赏。当天，张廷辅也被捕，刘公寓所、同兴学社等革命机关相继被抄，清军开始按查获的名册大举捕人。这封奏电里的逻辑是完整的：首脑机关被破获，名册被缴，主要人物或死或逃，剩下的人理应噤若寒蝉。然而，瑞澂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花名册上的人可远远不止被抓的32个。工程第八营的营房里，那些没有被抓走、但名字可能在名册上的人，面临着和蒋翊武、刘复基完全相同的选择。学者肖建东在分析武昌起义能够成为首义的关键因素时指出，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在新军中扎实经营，到1911年秋，武汉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这些数字意味着，革命的火种早已埋进士兵中间，而瑞澂的奏电恰恰忽略了这把火已经烧到了他自己最信任的部队里。10日傍晚：工程第八营的枪声起义门石额。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院根据《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记录，10月10日晚7点左右，清军工兵第八营营房二排班长、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发生正面冲突。陶启胜查夜时，发现金兆龙居然荷枪实弹，当即厉声质问：“尔谋反耶？”金兆龙回了一句：“反！反！即反矣！”两人扭打在一起，陶启胜武艺较高，将金兆龙压制。程正瀛赶来帮忙，以枪托击伤陶启胜，待陶倒地，背后开枪打中陶启胜。前队队官黄坤荣（也有记载为王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闻声赶来试图镇压，相继被程正瀛击毙。这是武昌起义的“首义枪声”，这一枪不是任何指挥部下达的命令，它是底层士兵在被逼到生死边缘之际的自发行动。工兵八营内革命党人的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率领队伍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各标营革命士兵听到枪声后也奋起响应，齐趋楚望台。驻扎城外南湖的炮队由中和门入城后，立即在蛇山等制高点布置炮位。10日夜至11日凌晨：从楚望台到总督署楚望台军械库的守库士兵几乎没有抵抗就倒戈响应。武昌城内的第二十九标蔡济民和第三十标吴醒汉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陆军测绘学堂全部学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很快达到三千多人，经过熊秉坤劝说，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接受起义士兵推举，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影视剧中的夜战。来源/电视剧《辛亥革命》10日晚上10点半左右，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的炮兵第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一度受挫。11日零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瑞澂在炮火中凿开督署后墙，登上长江兵舰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水师统领陈得龙的保护下从文昌门退出武昌。凌晨，整个武昌城已在革命军掌控之中。随后，汉阳、汉口相继光复。从10月10日晚7时程正瀛开枪到10月11日黎明武昌全城控制，前后大约12个小时。一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在没有统一指挥系统的情况下，就这样完成了一场推翻省级政权的军事行动。四十小时之后：首义地位的确立辛亥年，并非只有武昌一地爆发起义。这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400余人，由黄兴直接领导，孙中山在海外筹款策应，四川保路运动及全川各地的武装起义同样早于武昌起义，但最终被公认为“辛亥首义”的，还是武昌。影视剧中悼念黄花岗起义烈士。来源/电视剧《辛亥革命》学者皮明庥指出，武昌起义之所以被称为“首义”，关键在于它取得了胜利并引发全国响应。广州起义和保路运动虽声势浩大，却未能推翻清廷在当地的统治，也未能唤起全国各省的响应。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制度层面的开创。10月11日下午，武昌全城控制后不到半天，革命党人即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这是西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形式，此后各省响应时几乎都仿行了这种模式。其后，由宋教仁主持起草、湖北军政府颁布了《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享有国家主人的权利，政权实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后来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当武昌的枪声传到北京时，清华学堂里17岁的学生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座古城的震荡。10月12日，他“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逃驻汉口”。此后数日，北京各报被清政府禁止登载鄂事，消息隔绝之中，谣言与恐慌同时蔓延。吴宓记录下京城“人心惶惶，学生‘请假’离校，随其家人出京南归者，日多”的景象，也记下了市面的混乱与逃亡的人潮。他起初将武昌起义称作“鄂乱”，甚至认为“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但随着战局展开，他的判断发生了变化。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听闻革命党“实目的远大，谋划周密，有真令人惊服者”。一个远在北京的年轻学生，从疑虑到承认，从观望到“惊服”，这种转变本身，就是武昌起义冲击力的一个侧影。《大汉报》，辛亥革命时期知名的革命报纸。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院参考文献：皮明庥. “为何称武昌起义为辛亥武昌首义”，《世纪行》2011 年第 1 期.袁义勤. 武昌起义后上海报纸的“号外”.李迎超, 卫然. 从《申报》关于武昌起义的记载看《申报》的史料价值[J]. 法制与社会, 2008(06上):273-274.肖建东. 论武昌起义成为辛亥首义的关键因素[J]. 理论月刊，2015(5):78-83.刘传吉. 叙述的政治——民国时期武昌起义叙述之考察[D].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肖太云. 吴宓日记中的武昌起义书写[J]. 安康学院学报, 2023,35(5):31-38.吴宓. 吴宓日记(第1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刘重来. 国学大师吴宓看辛亥革命[J]. 重庆政协报, 2015-01-1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秋晤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8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古装剧中总会出现这样的桥段：宫廷政变，祸起萧墙，惊慌失措的皇帝大呼：“御林军何在？”无论哪朝哪代，无论宫殿在长安、金陵或北京，处于危难之际的皇帝总会将御林军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御林军究竟是怎样的一支部队呢？清《万国来朝图》（局部）中的军队形象。来源/故宫博物院顾名思义，御林军应该是保卫中国古代皇家的部队，但还是要遗憾地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支叫“御林军”的部队。革新之风刮进紫禁城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御林军”为何会如此脍炙人口？这还得追溯到西汉。汉武帝时期，的确出现过“羽林”这一职位，初设于太初元年（前104），职能为“掌送从”，相当于皇帝出行时的警卫人员。尽管西汉史料中并未将羽林称为“军”，但后世还是传成“羽林军”，继而又误传为“御林军”，此后，“御林军”就成了民间对皇家禁军的专有称呼。实际上，尽管历代皆有禁军，但名称各不相同，如宋朝天子之卫兵曰“禁军”，元朝称为“宿卫军”，明朝则有二十六卫亲军，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锦衣卫。清入主中原后，大体沿用明制，只是禁军成员换成了八旗的主力精锐。禁军的选拔由宫中常备的侍卫警备机构侍卫处负责，设领侍卫内大臣，此职为正一品，是武职中品级最高者，如康熙朝的鳌拜、索额图，雍正朝的胤祥，乾隆朝的和珅都担任过此职。和珅像。来源/恭王府博物馆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事件表明，清代的紫禁城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戒备森严，各种事故层出不穷。到了晚清，紫禁城内的禁军似乎也没见表现出什么战斗力，反倒使京师两次落入外敌手中，第一次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第二次则是1900年庚子战争中的八国联军。影视剧中的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来源/电视剧《走向共和》庚子战败加强了清廷的危机感，军事改革刻不容缓，此后清廷推行“新政”，而编练新军、淘汰旧军正是清末“新政”最为主要的内容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三十日，清廷发布上谕，裁旧改新，编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习新式枪炮。当各省陆续编练新军之际，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清廷面前——紫禁城内的皇家难道还要维持着那些两百年不变、身穿行袍行褂的亲兵吗？满洲亲贵们也清楚，皇城里那些老掉牙的八旗兵已经靠不住了，有必要狠狠砸一笔钱，组建一支装备精良，与世界接轨的禁卫军。皇族武装挂牌成立庚子之战的次年，清廷决定在全国推行常备军制，规模化编练新军，经过五年发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练成五个镇，加上由袁世凯编练的京旗常备军（后称北洋第一镇），合称“北洋六镇”。《北京陷落 联军在皇宫内击退敌军之图》。来源/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新军既成，原先旧军的禁军也就下课了，紫禁城的守卫任务由新建陆军第一镇和第六镇轮流执行。但新建陆军依旧不能满足清朝统治者要求，在六镇练成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兵部会同御前大臣上奏，请求变通武备章程，同时奏请调取京外各旗及各省已编成军内的精锐优秀者，拟另行建立扈卫军。这说明清廷已有人意识到，必须建立一支新式皇族武装来专门守卫宫廷，促成这支新军诞生的关键人物是爱新觉罗·载涛。载涛为醇贤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七子，是光绪皇帝的异母弟。早年载涛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专修骑兵作战科目，一生都对马有着特殊情感。光绪十六年（1890），载涛受封二等镇国将军，不久晋升辅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2），袭贝勒。北洋六镇练成时，还不到弱冠之年的载涛意气风发，认为皇族也要奋发图强，编练一支禁卫军十分必要。影视剧中的新军形象。来源/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不过，皇族禁卫军终光绪一朝都没能建立，其中也涉及皇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慈禧大权在握，光绪帝身陷囹圄，作为皇帝弟弟的载沣、载涛若在此时大张旗鼓提出建立皇族武装，难免犯了太后的忌讳。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死去，两岁的溥仪被扶上帝位，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这才着手建立酝酿已久的皇族武装。距载沣监国还不到两个月时间，他就迫不及待发布上谕：“著派贝勒载涛、毓朗、陆军部（1906年兵部改为陆军部）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准其酌量由各旗营兵丁内拨取精壮，尽数认真训练。”禁卫军的编练工作水到渠成地交到载涛手中，但要编练禁卫军，首先得有一个统筹的机构，几经挑选，在东安门外的西堂子胡同选址，“禁卫军训练处”正式挂牌成立。不久后，载涛等又在西直门内新街口嘎嘎胡同购置民房一区，于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初七日迁入。不过嘎嘎胡同这么个萌萌哒的土语名字显然与如此严肃的练兵事业格格不入，所以在训练处迁入后的第三天，朝廷张贴告示：嘎嘎胡同改名为禁卫军街。对标德意志帝国宣统元年（1909）三月二十八日，载涛被正式任命为禁卫军训练大臣。禁卫军训练处是编练这支新军的总汇机构，最高负责人为训练大臣，共设3人，受命于监国摄政王总理全军一切事务。下设军谘官6人，执事员10人，还有书记员、绘图员、印刷员、司书生、印刷手等数十人，全处共68人。训练处下设军械、军法、军需、军医四科，各司其职。晚清新军皆效仿列强部队而编练，各地新军编练情况不同，所借鉴的国家也各异，总体以日本和德国的影响最大。而作为皇家武装的禁卫军，从军制、军服、装备以及编练方式，都以德意志帝国的陆军部队为学习对象。这恐怕很大原因是受载沣个人的影响，早在庚子年义和团闹得正凶时，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载沣代表清廷赴德道歉谢罪，在那里他受德皇胞弟亨利亲王之邀，参观了德国军队，留下深刻印象。1901年，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途中，仪仗行经上海南京路。来源/英国国家图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亨利来华，载沣也以亲王身份接待，在与亨利的交谈中，谈及了创建皇族私人武装的问题，载沣也由此萌生效仿德国掌握军权之意。只是当时慈禧尚在，此事也不便声张。如今身为摄政王的他终于得偿夙愿，在其主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禁卫军处处都有效法德军之痕迹了。禁卫军在编制上与新建陆军大体相同，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营制则拟定按陆军一镇的步、马、炮、工程、辎重、军乐各标营队来编练第一、第二两协。由于人数有限，禁卫军暂不设镇统，由协司令处设统领官一员统领全协。又设参军官一员参佐营务。标本署设统带官一员统辖全标。各兵营均设管带一员管理全营。都知道新建陆军的选拔过程颇为严格，而禁卫军对于部队官长和兵丁的选拔更为严苛。官长不拘泥于满汉之风，但得是各军队中兵学优长、操法娴熟者。例如炮队的官长优先精选陆军中的留学生内定管带，然后派遣他们到订购火炮之国去考察造炮及操作技术。交通营则选择新军中工科成绩最优者，派遣他们到邻近各国研究考察交通学术。再如步、马、工各标营长，则从各地讲武堂中精选人才，而这些被选拔的人员还要经过严格训练和考试后才能正式编制入队。影视剧中的新建陆军形象（图中左一、右一）。来源/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至于兵丁选练，也列了明确的标准：一、年岁限十七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二、身高限制四尺八寸（约1米6）以上；三、身无残疾及暗疾者；四、五官端正者；五、身家清白，素无过犯者；六、素无嗜好者。兵丁一旦入选，其所在之旗营需造具这名士兵旗作三代清册咨送禁卫军训练处。从这个标准来看，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过关。当然，一旦入选，军饷也相当可观，甚至优于新建陆军，那些穿着号衣的旧军对禁卫军的优厚待遇更是眼红嘴酸。按照编练之初的计划，禁卫军拟定分四期编练，每期时间为六个月。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从宣统元年（1909）正月开始，到宣统三年（1911）正月两年时间可完成编练，不过实际情况是直到宣统三年七月禁卫军才完成编练。不难看出，清末禁卫军对士兵的选拔标准已和清代传统的只能从上三旗选拔兵丁护卫宫廷的制度完全不同，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不仅兵丁未必要求旗丁出身，部队官长也不分满汉。这是否能说明禁卫军是一支具有现代理念，近似于国家军队的部队呢？答案是否定的。建军之初，上谕就明确表明这支部队专归摄政王统帅调遣。先后被任命为训练大臣的铁良、载涛、载扶、毓朗都是宗室中的最近支。步队第一协统领良弼亦为满洲宗室亲贵。无论其军服、武备如何精良，章程条例看起来如何近现代化，仍改变不了这支部队作为皇权掌控下宗室私兵的性质。在辛亥风暴中被夺权宣统三年（1911）七月，禁卫军基本编练成军。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传来的起义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辛亥革命影视截图。来源/电影《辛亥革命》起义爆发后，清廷即下旨令陆军部编组一、二、三军，陆军第4镇及混成第3协、11协编为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陆军第5镇编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1镇编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第一军、第二军在荫昌和冯国璋率领下开赴武汉镇压起义，载涛则受命督率第三军驻守近畿，专司巡护、弹压京师地方。禁卫军训练处的办公地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三军的司令部。武昌战事急如星火，载沣这时只苦于调兵乏力。八月二十三日，清廷授袁世凯湖广总督，九月十九日下令召回荫昌，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节制前线各军。袁世凯此次东山再起，虽可以掌控北洋六镇，但驻扎于京师的禁卫军始终是袁世凯要架空皇室的心腹大患，必须先解决禁卫军问题。于是拥兵自重的袁世凯各种威逼利诱，并向清室提出：“当此干戈扰攘之际，皇族必须亲自出征，以为各军表率。”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第一军、第二军都在武汉与革命党鏖战，皇族自然就是以禁卫军为底子的第三军了，他要求载涛必须率领第三军出征，否则人心不服。后世很多人认为，袁世凯这一要求将载涛吓破了胆，赶紧辞职，实际上事情没那么简单。袁世凯这一招非常狠毒，相当于将了载涛一军。摆在载涛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是硬刚，真的率领禁卫军出征。如果是这样，袁世凯控制的陆军恐怕会作壁上观，将禁卫军送到最凶险的前线，让革命党来消灭这一政治对手。第二就是认输放权，我实在不行，你行你上吧。在袁世凯的逼迫下，他怂了，选择了退出，自请解职。袁世凯着军装。来源/维基百科袁世凯就这样轻而易举夺取了陆军第1镇兵权，但禁卫军的问题还没解决，他继续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清廷不得不先将原训练大臣铁良改派去筹办海军事务，又将毓朗贝勒的训练大臣开去，改派他任。十月十五日下旨派与袁世凯私交甚好的徐世昌专司训练大臣。十一月二日，当冯国璋自汉阳返京之时，接到命令，任命其为禁卫军总统官，也就在同一天，禁卫军步队第一协统领官良弼被授予军谘府使，被夺去禁卫军的军权。这样一来，原本一直掌握在满洲皇族手中的禁卫军也落到了袁世凯等人的掌握中。禁卫军的结局如何？从宣统元年编练，宣统三年练成的禁卫军，竟然一仗没打就结束了使命。《京师公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帝退位号外。来源/故宫博物院1912年2月12日，随着清帝宣统一纸退位诏书颁布，清王朝轰然倒塌，这支守护紫禁城的禁卫军又将何去何从？民国成立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例第八条：“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也就是说禁卫军仍然归冯国璋指挥。另一方面，清帝退位后，外面世界虽已是民国，但紫禁城内仍然住着爱新觉罗家，而担任紫禁城护卫的，仍然是原禁卫军。载涛后来回忆说，民国初年紫禁城中神武门、北上门之守卫，仍由禁卫军担任。而冯国璋在1913年对清室的奏章中言“本军守卫皇城、紫禁城”，可见禁卫军守卫的范围并非只有神武门与北上门。溥仪出宫后军警分组查封宫殿。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1914年，冯国璋就任江苏都督，禁卫军也改编为陆军第16师，师长由原禁卫军协统王廷桢担任。皇室的禁卫军最终成了冯国璋的卫队。后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第16师也一直跟随，听其调遣，可以说是完成了从皇族御林军到总统亲卫队的转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冯国璋病逝。禁卫军改编陆军第16师之后，紫禁城的守卫工作由该师步兵2团负责，也就是说直到冯国璋病逝后，原有的部分禁卫军依然在守护着紫禁城内的小朝廷，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帝溥仪遭驱逐出宫，第16师对紫禁城的守卫任务才随之告终。次年，紫禁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故宫。*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周渝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6000 字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我们常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现代的叙事中，金融似乎天然属于现代城市、现代产业和现代信用体系。但或许你不相信，在九十多年前的江西深山里，一个在路边田地里耕作的老农，也能就借款、买公债这些问题与你侃侃而谈。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为何也能知道这么多现代金融知识？这还得从1932年2月1日，江西瑞金叶坪村的一间老屋说起——江西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来源/江西省博物馆没有高楼大厦的银行1931年冬，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之后，赣南与闽西之间的白色据点被逐一拔除，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拥有二十余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统一指挥各地红军、统一步调的需求，由此迅速提上日程。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宣告成立。新政权初生，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然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却面对着许多困难。外部是敌人层层包围的军事压力，内部经济建设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赣南以农业为主，生产力低下，而这里山多田少，可耕土地本就不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屠杀又使青壮年锐减，劳动力严重短缺；耕牛、农具、食盐等物资也极度匮乏。可以说，新政权的经济建设，起手便是一个“天崩开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面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而是想办法一一解决：农业条件不好，就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开办农业试验场，培育良种，举办培训班传授农业知识；物资不足，就开办被服厂、炼铁厂；耕牛不足，就发动组织耕牛合作社；人力不足，就鼓励组织耕田队。但在过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早已意识到，这些举措还远远不够。币制混乱、金融行业缺乏监管、外资银行独大，是近代中国自清末起便附身的三重金融痼疾。近代以来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世界金本位兴起与中国长期行用银本位的矛盾持续冲击传统货币体系，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有效的货币发行与金融监管制度，这些制度性困境延续到了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系列改革，仍未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货币与金融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货币、收据等。来源/纪录片《红色摇篮》20世纪20年代初的江西，市面流通的银元就有十几种，纸币更是五花八门：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的兑换券之外，还有钱庄、商号、公团自印的钱票与花票。民间商业机构发行的纸币信用不一，且一家倒闭，往往牵连一片；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同样难逃滥发贬值的命运。币值朝夕不保，百姓终年辛劳所得，一夜之间便可能化为废纸。除了混乱的币制，还有一只趴在百姓身上吸血千百年的附骨之蛆——高利贷。农民在青黄不接或遇婚丧疾病时不得不举债，常以田契、房屋作抵押，利息奇高，利上滚利。一旦无力偿还，便田产被夺、家破人亡。当时江西地区存在的高利贷，有“大加三”“对本利”“月子利”等等种类，放贷的庄头想尽办法，将劳动人民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吃干抹净。这些顽疾不除，新政权的经济建设将始终如同沙上筑塔。要斩断这双藏在暗处的手，光靠组织生产远远不够，还必须把货币发行权与信用主导权握在自己手里。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着手这一尝试。1927年至1932年间，全国先后有8个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累计发行货币96种。到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时，分散在各地的金融战线迫切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统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际，中央即作出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以江西工农银行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政印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如果有幸走进这家银行的旧址，你一定会怀疑这是否真的能被称为一家“银行”：办公厅是一间只有两厅三房的民居，占地仅200平方米，是摩根大通旧楼办公面积的1/175，新楼办公面积的1/1250；金库更是局促地安在民居的柴房里，不过区区10平方米。可正是这家被后人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的机构，即将在敌人的封锁与旧金融的废墟之上，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撑起第一副金融骨架。没有名校学历的行长建立一家银行，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工作人员。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来说，要找出一个会打仗、会搞工农运动的人，十分容易；可要找出一个会搞金融，懂怎么开银行的人，实在是难如登天。任务不等人，在会议上，这个任务被交给了正在负责后勤工作的毛泽民。1921年，毛泽民受兄长毛泽东教育启发来到长沙，负责起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务工作，需要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之后来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仍旧承担着学校的庶务工作。1922年，毛泽民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除了组织工人骨干等工作外，毛泽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承担了工人组织的“后勤”工作，为工人消费合作社筹集资金、寻找货源，避免工人受到奸商剥削。1925年，毛泽民来到上海，负责建立党的刊物的发行系统，先后参与筹办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和几个印刷厂，之后还担任了《民国日报》的经理。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商业大都市中，毛泽民没有任何名校的经济专业就读经验，却依旧出色地完成了书店、印刷厂和报社的经营任务，刊物的印量、销量都十分可观。毛泽民。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931年，毛泽民从上海来到瑞金。组织最开始分配给他的工作是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长，还是他最擅长的后勤工作。但很快，随着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毛泽民的职务变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毛泽民虽然组织过工人运动、经营过书店和印刷厂，却从未经手过银行业务。好在他的同事们，个个都是银行业务的“好手”。会计科长曹菊如和总务处长莫钧涛，虽然一个只有小学学历，一个12岁辍学，却都有“外企”工作经历——一个曾在南洋当店员，一个曾替英资银行送过信件。剩下的业务科长赖永烈是个红军战士，会计钱希均则毕业于上海平民女校。实际上，即便团队平均学历勉强过小学，但说他们经验丰富，并非虚言。曹菊如原先便是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长，赖永烈更是永定县农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那些没有在高等学府中学习的知识，早已在革命的金融实践中记进脑海。因此，毛泽民和众人很快便确定了国家银行的工作内容：第一，要按照市场需求发行适量的纸币；第二，吸收群众的存款；第三，发放贷款，助力根据地经济发展；第四，领导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按照这四条职能，国家银行的业务迅速运转起来。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统一根据地的货币。要想把一张纸币印出来，对于曾经开办过印刷厂的毛泽民来说，倒不算难事，只不过工艺更复杂而已；可要设计出美观大方、又有工农政权特色的货币，却不是毛泽民能够做到的。经人推荐，毛泽民看上了彼时正身陷囹圄的原汀连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黄亚光。彼时黄亚光正因“肃反”被审查，毛泽民在充分调查其履历、案卷和口供后，坚决与相关人员交涉，将黄亚光从监狱中“捞”进了自己的“初创团队”。黄亚光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完成了纸币的设计。（左上）1932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角纸币；（右上）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五角纸币；（左下）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二角纸币；（右下）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来源/瑞金苏区历史陈列馆完成纸币设计后，毛泽民又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出了往印钞纸中掺羊毛、燃烧会产生焦臭味的防伪方法。有了货币，经济运行便有了血液，国家银行的其他业务也在有条不紊地发展。其中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打击高利贷。国家银行的信贷业务客户，既包括农民、手工业者这样的个体，也包括工厂、合作社这些生产组织；业务种类有定期信用放款、定期抵押放款、贴现放款等。无论是以谁为对象、何种形式的贷款，国家银行都坚持“低利借贷”，这也是在国家银行建立前就一直坚持的原则。苏区政府对贷款利率有严格的限制，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长期不超过一分，且“一切利息都不得利上加利”。有了国家银行，根据地的信贷业务也有了统一的管理，可以更加集中力量服务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除了基本的存款、信贷业务外，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国家银行还开辟了公债业务。国家银行建设不久，“围剿”的阴云又笼罩上初生的红色政权。为了筹措资金，国家银行受临时中央政府所托，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原本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以为，根据地的百姓生活本就贫困，金融知识也有限，这种由银行向百姓“借钱”的债券，很可能难以推行。因此毛泽民亲自和各位同事一起，爬过一道道山沟，一户户向百姓宣传政策。出乎意料的是，群众非但没有抵触，反而热情极高。第一期原定发行30日的债券，仅20天就全部售空；第二期公债也仅半个月就完成了发行任务。原定计划筹款120万元，实际还超发了8万元。没有一根遗失的金条之所以国家银行发行的公债如此畅销，是因为国家银行有坚实的信用基础。与其他滥发货币的金融机构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和金融产品，都严格遵照生产生活的要求，确保货币不贬值、债券按期承兑。在战争公债发行成功后，国家银行又发行了长期的经济建设公债，定额为国币300万元，原定“先7年付息、后5年还本”。可是这一笔公债真正的还款期限，却到了18年后。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也在转移之列。银行的工作人员被编入中央红军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其中银行工作人员只有16人，政委为毛泽民，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其余大部分为运输员。长征中的国家银行变成了“移动银行”，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参与没收征发，为军队筹款；二是保管分配物资，在每一处休整的地方，要组织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川陕苏区布币。这枚布币是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于1935年参加长征离家时，留给母亲的。这枚布币的币值为“叁串”，当时也被称为“红军票”，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这样，国家银行离开了固定的办公网点，成了一座“移动”的银行。在行军时，这支队伍要扛着沉重的印钞机器和珍贵的金银储备，努力赶上大部队；一到休整地，立刻放下装备，着手调配物资。部队一路西行至遵义，获得了第一个相对较长的休整期。党中央在这时召开了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国家银行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忙碌着。遵义是一座大城市，城内商业基础很好，物资比较充足；红军战士经过长途奔波，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时间，也有消费的需求。为了充分满足战士们的个人需求，也为了重振城市内的商业，国家银行除给战士们发放少量大洋外，还紧急公开发行了一批苏区钞票。战士们可以拿着这些苏区钞票，剪头发、下馆子、购买个人所需的物资。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当时遵义城中“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是洋货铺，里面的套鞋、面巾一类生活用品皆被抢购一空；二是书店，里面的各类杂志和文具也十分畅销；最后便是饭店，各处酒店、面馆中，都可见前来“打牙祭”的红军战士。这样繁荣的商业局面背后，依旧离不开国家银行的工作。事实上，若无信用，纸币本身的价值与废纸无异。在当时，地方军阀滥发纸币，将其作为剥削百姓的工具的例子屡见不鲜。红军只是一支千里转战而来的队伍，如何能让当地百姓相信这些纸币的价值？原因除了国家银行严格控制钞票的发行量、有打土豪获得的物资作为承兑的信用背书外，还因为国家银行许诺了及时的承兑政策。为避免红军离开后，这些苏区钞票即变成废纸，也考虑到这些“红军票”，可能成为敌人刁难群众的把柄，国家银行早早写出布告，允许群众拿着“红军票”，在全城多个兑换点，将苏区钞票兑换成实物或国民党发行的票子。这种兑换严格按照市价进行，甚至优惠于市价。比如苏区盐价本为1元1斤，此时则可以用1元兑换7斤盐；1元苏币可换1元2角现洋，也可换为2元国民党纸币。“工”字银圆，为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井红军造币厂铸造的银币。来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通过这样的方法，国家银行既解决了“打土豪”所获得的物资如何高效、公平地分配给百姓的问题，又使红军士兵获得了个性化的补给，更是一次切实的共产党政策宣传。此前敌人对红军队伍的种种泼污，都在一担担发放给百姓的食盐和香烟、一块块及时兑换的大洋面前化为乌有。在红军决定离开遵义时，虽然国家银行连夜办理兑换，避免百姓来不及兑换而蒙受损失，但还是有许多群众选择留下了这些即将成为废纸的“红军票”。中国共产党也从未辜负群众的这份信任。无论是在根据地发行的公债，还是这些在长征路上发行的钞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发布相关文件，承诺按照一定比例承兑。在漫长的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就这样，行军时扁担一挑，用肩膀扛着全军的经济命脉出发；驻扎时立即开展办公，协调物资配给，想办法改善官兵生活。一路走来，这支队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他们用生命一路保护的黄金银元等物资，至陕北时分毫未损。没有断绝的红色血脉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抗日战争时期，又改名陕甘宁边区银行，继续发挥着自己在金融战线上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底，西北农民银行与其他根据地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了新中国的国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九十多年过去，瑞金叶坪村那间两厅三房的老屋早已不再办理业务，柴房里的金库也空了许久。可当年从这里出发的那副扁担，一路挑到陕北，挑进陕甘宁边区银行，最终汇入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今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正是从这家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名校精英的银行开始。它虽没有什么光鲜外表，却有着比这些更珍贵的东西。那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姓的一诺千金，不随岁月变迁而褪色；也是群众最质朴的信任和支持，不随环境的艰险而动摇。贵州遵义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的工作人员宿舍参考文献：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资料室. 中国共产党 英烈小传 第1集[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11.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 赣南人民革命史[M]. 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8.01.中国金融博物馆编著. 博物馆里说革命金融[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08.钱保生主编；《江西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西省金融志[M]. 合肥：黄山书社, 1999.07.陈锋主编；刘居照，杨晖副主编；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编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08.*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潇湘水冷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一、宋朝人怎么会见过1995年才出土的墓志？近日，一篇题为《一篇AI生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竟然给过了？》的文章在学界刷屏。作者@三痴斋逐页核查了河北大学文学院2026年6月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辽代碑志文研究》，发现的硬伤堪称”鬼故事”：论文第34页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收录了《辽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还煞有介事地标注”卷3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8页”。可《金石录》全书只有30卷，只收北宋以前传世碑版——而这方墓志1995年9月才在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的一座山里被盗挖出来，宋朝人怎么可能著录一件八百年后出土的文物？类似的”穿越时空”俯拾皆是：第35页称明代《辽东志》著录了《辽东丹王耶律倍墓碑》，可耶律倍显陵的位置直到最近才由考古工作者确认；同页称清代王昶《金石萃编》注解过《辽兴宗仁懿皇后哀册》，可这方哀册1922年才由比利时传教士克尔文从辽庆陵中陵挖出，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第36页更说乾隆朝《钦定热河志》著录了庆陵契丹文哀册——须知契丹文在辽亡之后已是无人能释读的死文字，正是1922年这批哀册的出土才让契丹文重见天日。第41页谈20世纪初的考古，竟提到了1976年才被盗掘发现的《辽萧义墓志铭》，连材质、大小、字数都”一应俱全”。稍有辽史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问题。辽朝文献以”穷尽”著称，是材料极度稀缺、几乎全部为人熟知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任何一篇论文的真伪都很容易被核验——造假者偏偏选了最不该造假的领域。二、参考文献是泥石流参考文献部分更是匪夷所思。批评者逐条核验发现：论文第302页引用刘浦江《辽金史论》，标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而此书实际只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03页所列冯永谦《辽代新出墓志辑校》、祝尚书《宋代文体研究》、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续探》、盖之庸《辽代墓志汇释》等”专著”，全部查无此书；最触目惊心的是第304页列出的29条期刊论文，除一条外，其余28条在知网等数据库中根本检索不到——全部出自伪造。这批假文献暴露了两个典型的AI幻觉特征：一是题名高度雷同（全是“辽代某某研究——以某墓志为中心”的整齐句式），二是发表时间高度集中（扎堆在近五年）。在史料稀缺的辽史领域，这种批量”高质量产出”本身就是不可能事件。还有一个绝妙的自相矛盾：论文绪论第3页断言”学界对辽代碑志文关注较少，期刊论文数量更为稀少”，可到了第304页，近五年同类”论文”竟洋洋洒洒列了29条——前言说领域冷清，脚注说领域繁荣，AI只管生成，从不负责逻辑闭环。三、整个审核链条集体失明按照学术常识，这类错误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该被拦下：导师把关拦不下吗？预答辩、盲审、答辩委员会的5位以上专家拦不下吗？论文提交日期是2026年6月——AI技术大喷发之后。一篇数十万字的博士论文，能让”宋朝人著录1995年出土的墓志”这类笑话一路绿灯通过答辩，说明什么？说明现有的学术审核机制，其底层设计仍建立在”纯人力写作”的假设上：看格式是否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字数是否达标、查重率是否合格。而这些形式化指标，恰恰是AI最擅长批量伪造的东西。当防御体系的所有探照灯都照在”形式”上，”内容真实性”就成了不设防的盲区。往深一层说，导师和评审者恐怕未必是不认真，而是”没时间认真”——在论文产量决定一切、评审沦为流程化操作的评价体系里，逐条核对每一条文献、每一个史实，既无制度激励，也无时间预算。AI生成的”合规文本”碰上形式化评审，是一场完美的双向奔赴。四、旧训练已经教不会新学者这个案例还折射出学术训练体系的深层断裂。论文第7页，作者自述”广泛查阅古籍文献、考古报告”“亲自查看碑志的实物情况”——”亲自”二字用得很妙。可一个”亲自”跑过博物馆的人，怎么会引用整页整页查无此文的文献？怎么会不知道墓志必须书逝者姓名、根本不存在写给”萧氏家族”的墓志？前AI时代的学术训练，核心是”多读、多写、多背”；而AI时代的核心能力，是鉴别与核验——对AI给出的每一条文献追根溯源，对每一个看似合理的表述追问”证据在哪”。讽刺的是，当未来的研究者把AI当成最顺手的工具，而现在的一些教材、学术规范还停留在”禁止”或”装作不存在”的阶段，新一代研究者得到的不是训练，是放养。五、生产关系已经装不下生产力？文科研究与AI共存是常态，挡不住，也不该挡。AI辅助文献整理、语言润色、思路碰撞，本可以是学术的助力器。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AI，而是落后的学术生产关系已经装不下先进的生产力：评审机制不重建，AI的”合规废话”就会持续灌进学术殿堂；评价标准不转向”真实贡献”，诚实者就会在与造假者的竞争中不断吃亏；训练体系不升级，”亲自”二字就会继续出现在从未”亲自”核验过一篇文献的论文里。辽代碑志文研究是个材料极少的领域，造假一戳就破；可对于大多数材料浩如烟海、难以快速证伪的领域呢？这次的破绽是”幸运”的，下一次未必。河北大学如何处理，我们期待下文。但比个案处理更紧迫的，是整个学术共同体承认现实、重建规则的勇气——潮水已至，筑堤不如疏浚。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提起孔子故里，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山东曲阜。这座鲁西南小城中坐落着孔庙、孔林、孔府三圣古迹，是世人祭拜至圣先师、追寻儒家文脉的精神圣地。但在南宋时期，曾出现过这样一番奇特的景象：每到祭孔时节，相隔千里的两座孔庙同时举行家祭。北方曲阜阙里，北孔后人于先圣墓前行礼；浙西衢州的庙堂之内，南孔后裔对着子贡手雕的圣像祭拜先师。这份跨越山河的祭祀，正缘起于靖康之乱后的那场“衣冠南渡”。孔林。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回望孔氏家族两千多年的起落流转，我们便能读懂南孔与北孔的命运浮沉，看懂两宗之间的分合。从布衣到世家的崛起孔氏家族绵延两千余载，素有美誉。考证其家族源头，《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其先宋人也”，可追溯到商王帝乙的长子、纣王之兄微子启。周灭商后，周公旦“乃命微子开（避讳汉景帝刘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启是宋国的开国之君，又有贤名，所以孔氏子孙奉其为先祖。不过微子启的儿子早逝，由其弟微仲继位，他才是孔氏真正的远祖。孔子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那么“孔”这个姓氏从何而来？在我国上古时期，“姓与氏分”，姓是族号，氏则是同族各分支的称号。战国以后，人们往往以氏为姓，至汉代则姓氏不分，通称为姓。作为殷商后裔，孔子属子姓，“孔”最初只是氏号。孔氏族人相传：“圣师之所以为孔氏，实由孔父嘉始。孔父，字；嘉，名也；后世以字为氏。”也正是自孔父嘉之后，家族从宋国迁居鲁国，孔子的母亲颜征便是鲁都曲阜人士。就此而言，孔父嘉才是孔氏家族正式的始祖。孔子在世时虽名动诸侯，可他的治国理念并未得到列国君主的采用。这是因为，儒家主张以礼治国，劝世人恪守仁义道德，但春秋战国列国征伐不休，权臣僭越时常发生，乱世之中鲜少有人愿意践行这套思想。孔子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却屡屡碰壁，只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遇。自孔子之子孔鲤，到第八代孔谦，孔氏后人虽守诗书家学，终究只是普通布衣，在乱世之中难有作为。秦一统天下，孔氏家族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册封孔子九世孙孔鲋为鲁地文通君。虽说只是荣誉头衔，却开创了朝廷封赏孔子后裔的先例。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途经鲁地，封孔鲋之弟孔腾为“奉祀君”，专门负责主持孔子祭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跃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孔氏家族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孔子的十三世孙孔霸受封关内侯，号褒成君，赏赐食邑八百户，以封地的收入供奉孔子祭祀，这是孔氏后裔世袭爵位奉祀的开端。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孔子被追谥为“文宣王”。北宋鉴于唐五代武人割据乱政的教训，极力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庆历五年（1045），宋仁宗册封孔子的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自此，衍圣公这一世袭封号，历经宋、金、元、明、清，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承袭时长超过八百年。南北分宗：靖康南渡掀起的宗族裂变孔氏家族南北分宗的源头，正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破汴京，北宋覆灭，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宗室、士族纷纷南迁避难，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口南移浪潮。北宋灭亡前的最后一位衍圣公，是孔子第四十八代嫡长孙孔端友。靖康之变后，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在部分北宋旧臣的保护下，建立起南宋政权，改元建炎，即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高宗移驾扬州，举行郊祭，以祈求神灵的保佑，并宣诏衍圣公孔端友率领部分孔子后裔到扬州参加郊祀。宋“靖康元年李纲制”锏。来源/福建博物院接到圣旨后，孔端友遂奉命率从父孔传等人南下。这期间，金军兵分三路，分别向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大举进攻。南宋君臣异常恐慌，仓皇渡过长江，继续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陪祭的孔端友一行自然无法北归故里，只能奉端木赐（子贡）雕刻的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的雕像随驾南渡。途中历经一番艰险后，孔端友一行最终定居衢州（今浙江衢州）。彼时的衢州山水清幽、远离战火，且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交通便利、文风昌盛，是一处安身立命的绝佳之地。后来，虽然金兵北退，但是曲阜一带仍然落于金人之手，孔端友等孔氏族人有家难回。待南宋朝廷稍事喘息，孔端友便率众人前往临安，朝拜宋高宗，请求赐家安居。高宗感念其奉驾南渡之情，遂颁旨赐孔氏族人居住衢州，并命令在衢州兴建庙宇，供奉孔子及其夫人的雕像，一切礼仪全部依旧制，仍封孔端友为世袭衍圣公，主持文庙祭祀。自此，孔氏大宗正式扎根江南，开启了南孔近九百年的传承历史，后世称之为孔氏南宗。孔子庙堂碑，唐贞观四年（630）初刻，北宋重刻。来源/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作为大宗的孔端友一支虽然南渡，曲阜孔氏祖宅却并未人去楼空。因战乱仓促南迁，孔氏族人无法尽数随行，孔端友的同父异母弟弟孔端操奉命留守曲阜。金朝入主中原后，深知儒家文化是教化汉人、稳固统治的关键。于是，为笼络中原士族、标榜自身尊儒正统，金朝册封孔端操之子孔璠袭封衍圣公，主持曲阜孔庙日常祭祀。就这样，乱世催生出了孔氏家族前所未有的局面：南迁衢州的孔端友一脉，是宗法血缘上的嫡系大宗，被南宋认定为唯一正统，并在南渡之时带走了圣像、礼器等信物。在宗法礼制森严的古代社会，嫡长传承、家族信物、朝廷册封，都是孔氏南宗最坚实的正统依据。而留守曲阜的孔端操一脉，虽然只是支系，却也有金朝册封的官方祀主身份，其对祖庭的百年守护之功亦不可忽视。曲阜是孔子诞生、归葬之地，是天下公认的儒家根脉。孔氏北宗族人世代留守阙里，历经战火摧残，坚守祖庭香火，从未中断祭祀。在世人认知中，守住祖庭，便是守住正统，这是北宗无法替代的天然优势。从此之后，孔氏家族南北二宗并存的格局正式形成。他们血缘同源，祖庭同处，却分属南北两个政权，各自主张自身正统性。天下一统：两宗正统尘埃落定1233年，蒙古人攻克金都汴梁。元太宗窝阔台采纳重臣耶律楚材的建议，令时任衍圣公孔元措返回曲阜故里，仍袭封衍圣公，主持孔子祀事，以示朝廷崇儒重道。1279年，元灭南宋，实现了全国大一统，孔氏南宗第六代衍圣公孔洙亦归顺元朝。此时摆在元朝统治者与孔氏家族面前的，是一个棘手的千古难题：孔氏大宗究竟归南还是归北？对此，朝堂之上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三种声音：一是北宗派，认为山东曲阜是孔氏祖籍所在地，衍圣公的爵位应该由北宗继承；二是元宗派，认为元朝已有自己的衍圣公孔元用，南宗与北宗的衍圣公都应该废除；三是南宗派，认为南宗是孔子嫡传正宗，遵照儒家君臣有别、长幼有序的忠孝思想，唯有南宗的衍圣公才能封爵。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元世祖忽必烈最终采纳了南宗派的意见。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下诏，命南宗衍圣公孔洙进宫受封，并诏令他由衢州迁回曲阜定居，以正统的衍圣公爵位慎守家庙，执掌奉祀，光大儒学。就在南宗即将重归祖庭、一统宗脉的关键时刻，历史迎来了极具转折性的一幕——孔洙让爵。他给出的理由恳切而厚重：衢州南渡族人已历经六代传承，先祖坟墓尽数落籍江南，族人们也都扎根衢州，若自己孤身北上承袭爵位，便是背弃先祖，舍弃宗族，有违孝道本心。而北宗族人百年守护祖庭，劳苦功高，理应承袭世爵、主持祀事。孔府档案汇编·衢州孔氏卷内页衢州孔氏六十八代至七十三代系图（部分）。来源/孔子博物馆对于孔洙的大义之举，忽必烈大加赏识，称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于是命令免去孔洙的衍圣公爵号，任命他为国子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并且赠给保护林庙的玺书，由官府给予丰厚的俸禄。从此，衍圣公由北宗世代承袭，结束了南北并立的分裂局面。然而也有学者质疑“孔洙让爵”一事的真实性：元朝官方文献中不见孔洙让 爵的记载，连忽必烈对孔洙的赞语，都是在明宣德初年杨士奇所作《鲁林怀思图诗后序》中才最早出现。并进一步指出，孔氏北宗之所以成功袭爵，是因为元廷认为其乃“孔夫子之嫡孙”、功臣之 后，有德有文有功，与“孔洙让爵”并无关系。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孔氏正统归属北宗都是确凿无疑的。后世的明清两代，朝廷始终秉持“尊北不废南，重爵不削祀”的平衡策略。孔氏南北两宗虽偶有摩擦，但在朝廷规制与宗族家规的约束下，彻底结束了当初的激烈争端。明正德元年（1506），朝廷授予南宗出身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享受衍圣公次子待遇，实质上恢复了南宗的爵位。直到民国时期改翰林院五经博士为南宗奉祀官，共计十五世。很多人为孔氏南宗失去大宗身份和衍圣公爵位而惋惜。但回望数百年沧桑，我们不难发现，让爵恰恰是对南宗最大的成全。脱离爵位带来的皇权束缚之后，南宗反而保留了下了简约庄重的家祭传统，并形成了秉持崇文兴教、经世致用的家风。他们兴办学校教化乡里，把儒家义理融入江南市井烟火，推动儒学走向民间，实现了儒家文化鲜活的落地传承。而承袭衍圣公爵位的北宗，则一边肩负起守护阙里祖庭的重任，修葺孔庙、孔林，整理家族谱牒档案；一边主持国家层面的祀孔大典，维系着庙堂之上儒学礼制的完整传承，成为朝廷尊儒崇道的文化象征。孔氏南宗家庙牌匾。来源/纪录片《南孔》孔氏家族九百年的南北分宗，既是宗族的分离，也是文脉的分流共生；有过正统名分的区分，也承担起各自的文化使命。一在齐鲁故土，一在江南水乡；一个立足北方贴近庙堂，一个扎根南方深耕民间。历经岁月山河，两宗殊途同归，共同传承孔子的思想火种，让儒家文化跨越王朝更迭，直至今日依旧润泽华夏大地。参考文献：（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齐鲁书社2024年版刘厚琴：《孔子家族全书·家族春秋》，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刘小成，吴锡标：《孔氏南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赵文坦：《孔氏南宗“让爵”考》，《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李凯霖（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6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陕西咸阳的原野上坐落着一座座巍峨的封土，千百年风吹雨打，静静矗立。后世百姓望着这些土堆，凭着世代口耳相传，错把它们认作周文王、周武王的周王陵，也有不少被归为汉家古冢。这流传千年的误会，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学者阎文儒提笔撰文，才逐渐展露真相。这些咸阳原上的古老坟墓，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帝王陵墓。上召窑秦陵发现的琉璃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由此，咸阳原的地下谜题正式拉开帷幕。但是，在无法挖掘主墓室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黄土之下，究竟安眠着哪一位秦国的故人。2018年，对咸阳原地区“恭陵”的一次考古勘探工程，为解开这道谜题贡献了新的思路。这处此前被猜测是北周静帝宇文阐（北周末代小皇帝）的恭陵，极有可能是秦始皇嫡祖母华阳太后（华阳夫人）的陵墓。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恭陵？秦陵？谁的陵？2018年，为配合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按照文物保护流程，对施工范围开展全域文物勘探。其中就包括于1963年建立的“恭陵”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勘探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发现，“恭陵”的文物遗存和墓葬形制并不符合民间猜测的北周-隋时期特点，反而有着十分典型的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园特征，主体是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2022年，考古人员对陵园北部展开发掘，又完成全域补充勘探。这座坐落于上召窑村土地上的大墓，正式拥有了它考古学上的名字 ——上召窑秦陵，这是咸阳原上发现的第四座秦代高等级陵园。陵园的最中心，是整座陵园的灵魂——一座有四条墓道的覆斗封土亚字形大墓。咸阳上召窑秦陵考古出土的玉鸟。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要知道，在先秦时代，这样的规制，只有秦王、王后、太后才有资格享用。普通的诸侯贵族，最多只能拥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碳‑14测年把墓葬的时间框定在公元前389到公元前208年之间，范围一收窄，墓主人的候选名单，一下子就短了许多。在进行基础考察工作的同时，对墓主人身份的探寻也一并展开。根据现有文字史料记载与研究成果，可考葬于咸阳原的秦王与王后包括：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和华阳太后（华阳夫人），惠文后与武王后葬地则无明确记载，也可能安葬于咸阳原中。这五位王与王后，都成为学者们重点怀疑的对象。通过分组对比排除法，考古学家排除了墓主为惠文王、惠文后与武王后的可能性，那么，华阳太后（华阳夫人）成为最有可能的墓主人选。上召窑秦陵出土的玉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出土 258 件（组）器物中，有一件铜鼎，上面刻着两个字：宋氏。这两个字勾起了考古学者们的无穷遐想。宋国在公元前 286 年被齐、魏、楚三国联手攻灭，宋国的青铜礼器四散流落，流入列国宫廷。华阳太后本就是楚国芈姓贵族，楚、宋地域相近，或许，当时不少宋国旧器物就此流入楚国。后来她远嫁秦国，这件刻着宋国旧族名号的铜鼎，便跟着她进入咸阳王宫。待到她辞世，铜鼎又作为礼器，埋进这座宏大陵园。这条线索，似乎在悄悄佐证，这里就是华阳太后的长眠之地。谁是华阳太后？说起华阳太后，史书留给她的笔墨并不算多。她没有宣太后那般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连一篇专属传记都不曾拥有，但这个来自楚国的女子，确确实实地改变了秦国的国运。华阳夫人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大秦赋》百年来，秦楚之间不断通婚，楚国芈姓王族曾在秦国朝堂掀起巨大风浪。宣太后主政之时，楚系外戚势力盛极一时。秦昭襄王晚年时，宣太后离世，旧日楚系勋贵逐渐退场，但秦国王宫依旧需要来自楚国的贵族，维系两国微妙的邦交平衡。尚为少女的华阳太后，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远赴咸阳，嫁入秦宫，被封为华阳夫人的她受尽宠爱，却没有生下任何子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秦国后宫，没有子嗣就意味着，所依靠的丈夫一旦撒手人寰，她所有的财富地位便会烟消云散。华阳夫人的困境，落在一位野心勃勃的商人眼中，竟成了改变命运的绝佳契机。他就是吕不韦。上召窑秦陵出土的铜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吕不韦是阳翟人，行商列国，家累千金。他在赵国的都城邯郸遇见了秦国质子异人（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因生母夏姬不受宠，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秦赵交兵之后，他在邯郸的处境十分艰难。吕不韦却认为异人“奇货可居”，身上有巨大的政治潜力。所以，他不惜对异人“重金投资”。另一方面，为了能让异人重返政治中心，吕不韦瞄准了秦宫中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需要一个可以牢牢攥在手中的子嗣，巩固自己日后的地位；流落赵国、举目无援的嬴异人，则迫切需要秦宫内部强有力的靠山，帮他摆脱质子的困境，争夺储位。二者各有所求，恰好可以互为助力。吕不韦要做的，就是为二人牵桥搭线，促成这场政治交易。他下定决心远赴咸阳，先用钱财收买华阳夫人的姐姐，借她之口向华阳夫人进言，“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是她的现实困境，劝她趁恩宠尚在，在诸多公子之中择选一位贤孝者收为嫡子。将来养子继承王位，自己便可长保太后之尊。至于选择谁，吕不韦当然早早准备好了人选——远在赵国、生母卑微孤立无援的异人，最合适不过，他称异人愿奉华阳夫人为母，自当百倍孝顺。华阳夫人深以为然，审时度势，主动向安国君进言，夸赞异人的贤德，哭说自己的不幸，表示：“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一番恳切诉说打动了安国君。安国君不仅应允，还刻下玉符作为信物，正式确立子楚的嫡嗣身份。异人就此改名子楚，命运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命不保朝夕的质子，成为拥有继承权的秦国嫡孙。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离世，安国君继位，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册立为王后。可命运捉弄，孝文王登基仅仅三天，便猝然去世。子楚继位，便是秦庄襄王。庄襄王感念华阳太后的拥立大恩，尊她为华阳太后；同时，也尊自己的亲生母亲夏姬为夏太后。秦国朝堂，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 “二后并尊”。据《战国策》记载，华阳成为太后之后，“诸侯皆致秦邑”，各国纷纷向她馈赠城邑，似乎可以印证她在列国之间拥有颇高声望。庄襄王去世后，少年嬴政登上王位。此时华阳太后依旧身居高位，作为秦宫楚系外戚的核心人物，在秦王政早年的朝堂格局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分量。有学者推测，嬴政成年后的婚配大事，大概率便是由华阳太后主持，为他选取楚国王室出身的王后，延续秦楚联姻传统，继续维系楚系势力在秦国的影响力。以华阳太后为代表的楚系集团，也很有可能在嬴政的朝堂之上，起到抗衡吕不韦与赵姬集团势力的作用。嫪毐叛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前238），此时华阳太后尚在世。平叛主力昌平君、昌文君均带有楚系背景。和华阳太后关系匪浅。有人据此推测，华阳太后或许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战国错金杜虎符。来源/陕西省文物局一朝两太后，一位是有拥立之功的嫡养母华阳太后，身后连着盘根错节的楚系外戚；一位是君王血缘上的生母夏太后。按照秦国旧制，秦王陵园只会预留一处王后墓穴，可现在一朝两位太后，谁该归入王陵？《史记》上，华阳太后去世之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而夏太后“独别葬杜东”，遥遥相望儿子和丈夫的陵寝。但如果华阳太后与孝文王葬于一处，为何又会拥有一座属于自己、完整独立的亚字形大墓陵园？对此，考古研究者赵汗青提出了一种猜想：合葬，是同园而葬；会葬，则是夫妻各有独立陵园，只是相隔不远，互为呼应。就像秦始皇的母亲帝太后赵姬，死后“与庄襄王会葬芷阳”。芷阳所在的洪庆原上，如今也正有两座带着覆斗封土的大墓遥遥相望，一大一小，各有自己的陵园。倘若将来证实那就是庄襄王与赵姬，就能印证秦国发生过一次重大陵寝制度变革：秦王与王后，不再共用一座陵园，而是分建陵寝，比邻而居。这套“王、后分置独立陵园”的新制度，或许正源于秦国历史上这段特殊的二后并尊时期。一王二后，得以各安归所，互不侵扰。而华阳太后的地位，也担得起为她重设一座单独的陵寝。 咸阳原号称“周秦汉唐地下博物馆”，黄土之下，层层叠叠分布着战国秦陵、西汉帝陵、北朝隋唐墓葬。“先考古，后建设”的模式，让很多即将被工程覆盖的古代遗存，得以被记录、保护。无数重要考古发现，都来自基建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一座流传半个多世纪、被误称作“恭陵”的封土，在现代化机场的建设进程中褪去后世附会的外衣，露出战国晚期秦王室陵园的本来面目，可谓是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的一次意外相交。司家庄秦陵陵园平面图当然，目前为止，上召窑秦陵墓主为华阳太后的判断，只是基于陵园形制、空间关系、出土遗物、碳‑14测年与文献记载综合得出的推测。主墓室至今没有发掘，尚未出现可以直接锁定墓主人的印章与长篇铭文，“华阳太后墓”的盖棺定论，还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去敲定。如果上召窑秦陵最终确认为华阳太后之墓，将有效补充文字文献缺失的部分，为研究战国后期秦国历史，解开咸阳原秦陵身份难题提供更多的材料与思路。参考资料：（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7期赵汗青：《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试析》，《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7期赵茁轶，周思言：《咸阳原发现战国晚期秦王级别陵墓 墓主或为华阳太后》，《陕西日报》2026年9月19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召窑秦陵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资料》，2026年9月18日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钱贝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影视剧里的师爷，一般是站在县太爷身边那个摇着扇子、眯着眼睛、一肚子主意的“智囊”，帮县太爷写公文、翻卷宗、查旧例。1915年，距离清朝结束已经过去三年，各地县衙也在改制。但这一年，一个叫王光焕的人却还在浙江长兴做着旧时代的“师爷”工作。王光焕是湖南人，清末曾在湖南地方官署中充任师爷。清朝灭亡后，他去浙江长兴县政府做幕僚，继续靠原来的本事谋生。师爷王光焕并不是孤例。辛亥革命以后，遍布各州县的师爷并没有随着清朝一起突然消失。有的县继续聘用师爷；有些人留在原来的官署里，只是后来改叫秘书、科员；还有一些人离开县衙，去教书、修地方志、给军政机关做文书，甚至有人开起了银行。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影视剧《芬芳喜事》新制已颁，师爷未走幕僚制度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称谓五花八门。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宋代有幕职、僚属等二十种，清代文献中可见的至少二十四种，并出现“师爷”的俗称。师爷非官非吏，无品无位，只是受聘于幕主官员的佐治人员。其实，早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1884-1889），清地方政府就已经开始大规模改革幕僚制度，用“文案委员”等职官逐渐取代“师爷”，成为近代地方新旧官僚体制转变的桥梁。这一过程被学者概括为 “宾”消“僚”长，即私人聘请的“幕宾”逐渐向具有“僚属”性质的官员转变。张之洞而从制度上看，师爷在民国建立不久后，就已经失去了清代县衙中的位置。1913年1月8日，北京政府颁布《画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县知事之下设科长、科员等佐治员，酌设技士，并可酌用雇员；原府厅州县官厅的署名、官名凡有与新制度相抵触的，都应裁撤或改正。与此同时，司法制度也开始重新安排。同年2月，司法部公布《各县帮审员办事暂行章程》，未设审判厅的县可酌设“帮审员”。1917年5月，北京政府又颁布《县司法公署组织章程》，在未设初级审判厅的县设立司法公署，由审判官与县知事共同组织。按照这套制度设计，清代县衙里依附于知县个人的师爷，已经不再是新县公署组织的一部分。不过，官制可以通过一纸命令改变，地方政府每天要办的事情却没有随之消失。田赋仍要征收，账目仍要核算，案件仍要审理，告状人的呈词、上级机关的公文以及县署每天发出的批示也需要人处理。清代的幕友虽然不是正式官员，却恰恰掌握着这些具体事务的办理经验。因此，民国初年的地方行政出现了一段相当明显的新旧混合阶段，新的科长、科员、承审人员已经进入县署，而熟悉旧有办事程序的师爷却没有马上退出。《曲阜市志》记载，民国初年县知事兼理司法，县署中“委任承审员、刑名师爷各1人”，两人都负责办理诉讼事务。“承审员”属于民国基层司法逐渐建立起来的新职位，“刑名师爷”是清代地方官署中协助官员处理司法、刑事审判事务的幕僚旧称，两种人员此时同时出现在一个县署里。直到1928年，曲阜建立县法院，才改设审判官、检察官、录事等人员。仅从这一县的变化就可以看到，师爷事务并不是在1912年以后突然由一套人员整体交给另一套人员，而是在十几年中逐步被替换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西乡的材料保存得更加完整。辛亥革命以后，西乡县衙改称县署，知县改称知事，但县署起初仍然保留清代的六房：吏、户、礼、兵、刑、工房。1914年，才增设科室机构，并配置科长、科员。到了1922年，当地再次调整县级机构，撤销原来的科，改设课、局、所，而就在这一套已经带有明显民国色彩的机构中，地方志仍然明确记载“设师爷”。直到1928年，西乡废除六房，恢复分科办事，县行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县志上才出现一句十分直接的记载：“师爷改称秘书。”原来集中在县官、师爷和旧式房科手中的事务，正是在这样的改组中一点点被拆分到新的行政部门。从地方县志和制度文件来看，清朝灭亡以后，地方师爷首先经历的并不是集体失业，而是一段长短不一的“留用期”。虽然当时已经开始按照科、局、司法机关重新设计地方行政机构，但各县真正完成这种改组，需要新的人员、经费和办事制度，而这些条件并不能立刻具备。因此在20世纪1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地方仍然能够看到专管司法诉讼的刑名师爷、主管钱粮赋税的钱谷师爷，有的县甚至在保留六房的同时设置新式科室，另一些地方则让旧人继续办理原来的事务，只是逐渐给他们换上秘书、科长、科员、承审员等新的名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师爷”开始从地方政府的日常称呼中慢慢消失。随着县政府分科制度和新式司法机构逐渐铺开，继续留在官署里的旧幕友终于越来越少再以“师爷”的名义出现。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离开地方政府，而是被重新安置到了正在形成的新官僚体系之中。新官制下的旧幕僚河南内乡县的地方志记载，1927年县政府改组后，“师爷改称秘书，设第一科，掌管民政，后改为民政科”。原来依附于县官个人的幕友，逐渐变成县政府内部有固定职名的公务人员。这种变化不仅是换一个称呼，更重要的是原来由师爷集中承担的工作被拆开了。民国县政府逐渐采用分科办事，过去一名钱谷师爷可能要协助县官处理多项财政事务，后来这些工作逐渐进入财政科、财政局；过去刑名师爷帮助审阅词状、整理案情、查考律例，后来则由帮审员、承审员以及新式司法机构中的书记、录事等人员分担。随着县政府分工越来越细，一个师爷帮县官包办一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越来越难以维持。在师爷向政府文官过渡的群体中，符璋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早年长期作幕，做过地方官署幕友、军营文案和督署文案，熟悉的正是传统幕府最看重的公牍和行政事务。清末新政期间，他已从私人幕僚进入新式官署，担任统计科科长；1911年任瑞安知县，辛亥革命后又继续留任民事长。1912年辞去官职后，他到江西任九江交涉署秘书，后来又先后出任宜春、虔南、广昌等地知事。从“幕友”“文案”到“科长”“秘书”“知事”，符璋的履历完整地串联起清末民初的职位变化：原来靠地方官私人延聘的幕僚，凭借多年积累的公文、行政和地方事务经验，得以进入新的政府机构，成为有正式名称和职务的行政人员。绍兴师爷铜浮雕。来源/绍兴师爷博物馆与符璋经历相似的，还有一批从幕府中走出来的人物。粤军将领陈炯明的师爷金章，原籍浙江绍兴，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一直追随陈炯明为其出谋划策，后曾任第三任广州市市长；王锡彤是袁世凯最器重的师爷之一，在袁世凯罢官归田后进入其幕府，为其兴办实业，后来还代理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的总理之职；绍兴师爷娄心田，民国初年曾任东北马占山督军府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为马占山出谋划策，参与了著名的江桥抗战……这些人的去向虽各不相同，但都凭借幕府时期积累的文书、行政和谋略经验，在民国时期找到了新的差事。因此，清亡以后留在政府里的师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去处。有人被称为秘书，有人进入各科成为科长、科员，有些人的工作被承审员、书记员等新式司法人员接替，还有少数像符璋这样的人直接进入正式官僚体系，继续担任地方行政职务。旧称虽然消失了，原来那批熟悉公文、钱粮和司法事务的人并没有离场，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换了一套新的身份，继续坐在民国政府的办公室里。走向学校、商号与新机关随着县政府分科办事、司法机关逐渐建立，传统幕府能够提供的位置越来越少，一部分年纪较大、没有进入新官僚体系，或者本来就不准备继续做官的人，只能另谋出路。不过，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文字、公牍、账目和地方事务经验，在民国社会中仍然有用，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并不局限于一种职业，而是逐渐流向教育、修志、军政机关、私人机构以及工商金融等不同领域。开头提到的王光焕，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人。他早年学习刑名幕业，清末长期在地方做幕，1913年还在湖南茶陵、攸县一带活动，1915年在浙江长兴县幕次。此后，随着传统幕业逐渐萎缩，他没有再长期依靠县署中的幕席谋生，而是更多转向教馆和授徒。对这一代旧式幕友来说，教书并不是陌生的职业选择。他们大多熟悉经史、律例和公文写作，能够读写古文，也有多年替官员处理文书的经验，退出官场以后，到私塾、书院或者私教授课，是一种较为自然的谋生方式。民国六年武昌文华书院外景。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符璋离开正式官场以后，走的路更加复杂。1916年前后，他参与纂修《平阳县志》，后来又到上海哈同的爱俪园办理文牍。回到温州以后，他还做过地方顾问、文书工作，并在家授徒、卖文。1924年，他又曾短期受聘担任军队秘书。符璋的经历说明，旧幕友即使离开县政府，也仍然可以依靠自己最熟悉的本领生活。会写公文的人可以做秘书、文牍，会整理地方材料的人可以修志，熟悉地方政务和人情的人又可以担任顾问。旧幕府虽然衰落，围绕文字和行政经验形成的职业市场并没有随之消失。还有一些人直接进入了新的军政机关和中央机构。陈天锡年轻时曾接受刑名、钱谷方面的幕学训练，但民国以后，他的履历中已经很少再出现“师爷”这样的称呼。1918年前后，他在广东三水县担任民政、建设等课的课长，后来进入广州军政府外交部门做秘书，又先后担任科长等职，之后进入中央机关任职。他所掌握的律例、公牍和行政知识，在新的机关里仍然能够使用，只是这些知识开始通过“课长”“秘书”“科长”等现代职务发挥作用，而不再以私人幕友的身份存在。也有人干脆离开官场，进入工商和金融领域。岳阳地方文史资料中记载的张铭伍，晚清曾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后来还做过湖广总督衙门的刑名师爷。清朝灭亡后，他返乡与人合办商业银行，在岳阳天岳山开业，主要向岳阳、临湘两县的茶商放款。这家银行后来因倒账和战乱损失，在1917年前后关闭。民国时期新民储蓄银行营业部柜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由这些人的经历可以看到，清亡以后离开县衙的师爷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新职业群体。过去依附于地方官个人的一种职业，在民国社会中被拆散成了许多不同的谋生方式。师爷这个称呼越来越少见，但那些会写公文、懂账目、熟悉司法和地方事务的人，却以教师、秘书、顾问、文牍人员乃至商人的身份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的知识从“佐官治民”转向“教书育人”或“经营实业”。这种变化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甚至更久。不同地区完成改组的时间并不一致，旧机构、新职位和旧人员长期交错存在。对于许多具体的师爷来说，他们经历的也并不是一次突然的“集体失业”，而是在新的制度中，不断寻找自身的新位置。参考文献：王文涛：《师爷称谓演变与幕僚制度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冯建荣：《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陈晓平：《张之洞的两广幕府》，澎湃新闻，2023年8月10日。《符璋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王兴国：《晚清湖南知名“绍兴师爷”王光焕》，《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曲阜市志》，山东地情档案网。《内乡县志》，河南党史方志网。《陈天锡与〈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广东文史网。《民国时期外商在岳阳的经营概况》，岳阳市档案馆网。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关禾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陈芃（实习）校对 | 胡瓜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9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唐）白居易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毁灭了大唐王朝的极盛时代，也把远戍西域的唐军将士置于危险境地。绝域孤军说起来，唐玄宗朝虽号称盛世，实际上早就埋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一方面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府兵制的崩坏，天下精兵尽皆集中于西、北沿边诸道。譬如，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超过20万，一人即握有大唐全部边防军总数的1/3以上，称得上“范阳兵马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一朝谋反，唐廷以两京（洛阳、长安）子弟仓促组成所谓“新募兵”的乌合之众迎战河朔百战之余的叛军，纵以封常清这样的名将为帅，仍旧难免连战连败。影视剧中的唐玄宗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对此，唐廷所能拿出的守御之策，也只有调边军回救腹心了。“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设在西域的安西、北庭两节度使也奉命以精兵内调。北庭副都护高耀、北庭兵马使王惟良、宿将（久经战阵的将领）荔非元礼等皆随军东去。安西方面，名将李嗣业、段秀实等也率步骑兵5000入关。这是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诗人杜甫在《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里欣慰地表示：“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唐军收复长安时，正是以安西宿将李嗣业率领的边军为先锋，“所向摧北”。唐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谓有得必有失，边军内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唐军平叛的被动局面，但也造成了边疆守备空虚，引来外敌觊觎。此时的吐蕃统治者，是堪与松赞干布齐名的赞普弃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面对唐朝内部的剧变，本就虎视眈眈的吐蕃趁机提出以“助讨国贼”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兵唐朝内地。被唐朝回绝后，吐蕃一不做，二不休，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陇右为突破口，发动了对唐朝的军事进攻。公元756年，吐蕃连陷威戎（今青海门源）、神威（今青海海晏西北）、定戎（今青海湟源西南）、宣威（今青海西宁北）等地。第二年，吐蕃攻占陇右节度使治所所在地西平（今青海乐都）。再下一年，重镇河源（今青海西宁）治军也落到了步步紧逼的吐蕃军队手里……这就是杜甫笔下的“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到了广德元年（宝应二年，763）十月，吐蕃调集了包括吐谷浑、党项、羌等附属民族在内的20万大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攻势。在很短时间内，吐蕃攻克兰、河、秦、渭等陇右诸州，并马不停蹄地进入大震关（在陕西陇县西境），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长安城。长安陷入外兵之手，从李唐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吐蕃人虽无意长期盘踞长安，但陇右的大片土地就此被吐蕃纳入管辖。由于吐蕃占领了陇右诸州，原来唐朝东起大海、西抵葱岭（帕米尔高原）的统一领疆已断裂为二，河西与西域已同唐廷直辖的关内、剑南诸道切断了联系，成为远离唐廷的飞地。在吐蕃的后续攻势中，按照《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广德二年（764）凉州陷蕃，永泰二年（766，是年十一月改大历）甘州陷蕃，大历元年肃州陷蕃，大历十一年（776）瓜州陷蕃。安西、北庭因此显得更加孤立无援。由于通过河西走廊的东、西交通完全断绝，安西、北庭方面就连封建时代极为重视的“正朔”也无法与朝廷保持一致。唐朝后期年号更换频繁，如“永泰”（765-766）、“大历”（766-779）、“建中”（780-783）等。可西域唐军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沿用“广德”年号，只因西域无法及时获悉朝廷“改元”的消息。唐与吐蕃奉天、鹑觚之战。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但唐廷并不打算就此放弃西域。当时的名臣李泌以为，安西、北庭“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双方清水会盟，规定“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也就是承认其占有陇右的既成事实。但条约里尚有特殊规定：“盟文所有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按此，安西、北庭皆有唐军驻守，自然仍归属唐朝。吐蕃赞普弃松德赞拒绝签署这一盟约，原因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早就将孤悬在外的西域看作自己的囊中之物了。何以坚守吐蕃政权之所以在不断对唐发动局部进攻的同时，仍保持双方使节往来不辍，是因为他意图迫使唐朝重新划分边界，不战而取西陲飞地。和议不成，吐蕃转而动武。“飞地”中最先沦陷的是沙州。沙州虽然隶属河西节度，却地兼碛（qì）西，包括蒲昌海、石城镇、播仙镇、蒲桃城等在内的广大地区（隋鄯善、且末二郡，今若羌至且末）。沙州唐军打得很顽强，“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沙州官员阎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直到粮、械皆竭，才在“苟毋徙佗（他）境”的条件下开城投降（786），“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可以说虽败犹荣。沙州沦陷，安西与北庭陷于完全孤立。但两地还是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建中二年（781），北庭和安西仍然泣血相守，李元忠和郭昕因其忠义分别被唐朝册封为北庭大都护和安西大都护及四镇节度使。而《悟空入竺记》记载，悟空和尚（俗名车奉朝）途经北庭。当时的北庭大都护杨袭古乃虔诚的佛教信徒，此年仍在大兴佛法，奖掖译经。可见贞元五年（789），北庭仍然安谧无事。悟空和尚在焉耆（qí）还见了当地国王与镇守使，而且“延留三月”，说明唐朝在当地设立的国王管民政、镇将摄军事的统治秩序并没有被破坏。不仅如此，从库车出土的文书、于阗出土的汉文文献来看，建中至贞元初期，安西四镇比以往显得平静。安西、北庭的唐军作为绝域孤军，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这与西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分不开。吐蕃军队从游牧地区进入西域绿洲，这里以独立城邦分散布局，而城邦周边自然地理条件不易驻居，使军队的给养方式受到限制。塔里木盆地周边散布着大大小小100多个绿洲，依靠高山融雪的灌溉，绿洲的农业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以农耕为业的中原军队开赴西域后，生活方式与习性，乃至生活环境都容易适应。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素称“城郭诸国”，守住了绿洲也就等于守住了诸国。库木吐喇千佛洞21窟穹顶画。来源/故宫博物院另外，西域唐军主力虽然内调，但余部不可小觑。公元692年之前，这里的部队主要是从内地征召来的府兵，隔几年换防一次。公元692年后，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西域的驻兵主要变成招募的镇兵。这些职业军人有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库木吐喇石窟的壁画上，描绘了两名身穿铠甲的武士骑马而来，一位正跃上殿堂抓捕，另一位则策马挥刀。壁画创作于8世纪左右，中原风格，画中人物穿着为唐代汉人服饰，两名武士身着唐代士兵的铠甲明光甲，戴头盔，手执长剑。壁画中除了描绘唐代士兵铠甲装备，还描绘了军马的铠甲，从头部到腿部都有防护，可见西域唐军的装备相当精良。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库车）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锡、铅、锌等矿产资源。《汉书·西域传》载：“龟兹饶铜、铁、铅……”4世纪时，龟兹国冶铸的铜器、铁器，可以“恒充三十六国之用”。西域的唐军掌握了龟兹的金属矿藏，武器方面很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另外，为保证军粮供应，唐朝在西域实行屯田，至今留下大量的屯田遗址，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两缘各绿洲。西域屯田规模空前，保证了驻军粮草的供给。由此看来，安西驻军的后勤补给中，粮草、武器基本能自给自足，这自然有利于长期固守。不仅如此，唐军还在西域设置了很多军事防御设施，有烽燧、关戍、城池，形成完善的防御体系，绝不是外敌可以轻易攻取的。烽燧沿交通线设立，并和馆驿结合，发挥预警及维护交通通畅的作用；关戍、守捉和烽燧组成防御前线；城池沿袭中原军事城池的建筑，集中驻扎军队，成片分布，互为依托，形成多重严密的防御体系，不是外敌能够轻易攻取的。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79窟主室坛基正壁供养人。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安西、北庭与唐廷的直接联系虽为夺取陇右、河西后的吐蕃隔断，但并非完全孤立无援。占据大漠南北的回纥（鹘）与唐廷大体保持了友好关系。不但安西、北庭的奏事官们得以“取回鹘路”入朝，回鹘的军事力量也在事实上成为西域唐军的重要盟友。不过，这条“回鹘路”并不是轻易可以利用的。回鹘除了“肆行抄夺”“诛求无厌”外，由于当时的回鹘人笃信摩尼教，还对其他宗教采取排斥态度。比如，前面提到的悟空和尚就因为可汗“不信佛法，所赍（jī）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更重要的是，回鹘的军力远没有达到凌驾吐蕃之上的程度，在西域的争夺中最后败下阵来，这也注定了安西、北庭守军的悲剧命运。独力难支顺便提一句，吐蕃军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法令严明，每次作战都要下马列阵，前队战死则后队跟进，如此往复，绝不后退。而且，唐代的《通典》也明确记载，吐蕃“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事实上，当时的吐蕃锁子甲的工艺水平在整个亚洲都非常有名，阿拉伯人的文献也记载吐蕃的铠甲（吐蕃盾）如此精良，竟坚不可穿。公元729年左右，突厥别部突骑施进攻阿拉伯帝国（大食）控制下的中亚河中地区，当突骑施可汗苏禄出现在阵地上时，阿拉伯军队中的两位神箭手对其进行了狙击。结果，二箭都射中苏禄的面部，却不能取其性命，拯救了苏禄的正是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吐蕃锁子甲。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吐蕃军队，还在西域争夺中得到了一个盟友——葛逻禄。这是一个异姓突厥强部，原本依附于突厥汗国。这一属性决定了突厥汗国覆灭后，葛逻禄与回纥（同样曾臣服突厥汗国）处于争夺突厥遗产而“一山不容二虎”的状态。此部本来一直助唐抗击吐蕃，但与回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厌其夺掠”，而“吐蕃厚赂”，干脆叛变投靠吐蕃去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来源/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从贞元五年（789）冬天开始，吐蕃向唐朝西域发动大规模进攻。至次年四月左右，在葛逻禄的帮助下，吐蕃军队终于攻陷北庭。庭州这座天山北麓名城重镇，在贞观十四年（640）归唐，二十二年（648）由羁縻庭州升为庭州，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戊申（702）创立北庭都护府，之后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并独为一节度，作为唐朝治理碛西东部地区的军政中枢，存在近一个半世纪之久。贞元七年秋，回鹘“悉发其丁壮五六万人”，联合北庭的唐军余部，反攻北庭。结果又被吐蕃、葛逻禄联军击败，“死者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纥（回鹘）之浮图川，回纥震恐，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此战之后，回鹘势力转衰。而葛逻禄则代之而兴，接管了天山北麓东部地区。影视剧中的裴行俭形象。裴行俭曾赴西域主持安西都护府军政事务。来源/电视剧《风起西州》北庭沦陷以后，唐朝的西域残余领地仅余西州、安西两大主要城堡及其卫星据点。西州陷落的时间晚于北庭。《旧唐书·吐蕃传》则记“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说明唐朝已无确切情报。能够肯定的是，安西所坚持的时间又长于西州，因为大都护府驻节龟兹，唐兵尚众，另有于阗、疏勒、焉耆三镇守军环拱周围，加之城郭诸国效命，又有回鹘为奥援，所以虽在地理上距唐最远，距蕃最近，却足以使强邻未敢轻动。据《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记，回鹘曾应请驰援，重创吐蕃军队：“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可惜好景不长，西域大战的结局仍是以吐蕃、葛逻禄的胜利、回鹘的失败而告终。《九姓回鹘可汗碑》。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至元和十一年（816），吐蕃与葛逻禄的联军已大败回鹘。事后吐蕃大相尚绮心儿曾对唐使刘元鼎说：“回鹘，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本国有丧而还。”失去回鹘支援的安西终于陷落。其时间在公元801年左右，这一时间出于后世推测，推测的来源则是诗人记载的历史悲剧。元稹在《缚戎人》记述了一位“小年随父戍安西”却沦为蕃俘的唐朝戍卒，此人后来只身奔唐，反为唐朝边将作为蕃俘押送流放。这位历史的见证人明确提到，安西这座为唐军固守的碛西最后城堡陷于吐蕃的一次初冬夜袭：“烟尘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电影中的曹光宗(他伪装成僧人，肩负穿越戈壁远赴中原、为沙州向大唐求援的重任）。来源/电影《敦煌英雄》安西的陷落标志着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在坚持了超过半个世纪后，以一种悲壮的方式退出了西域。而对吐蕃来说，在完成夺取西域的夙愿后，它也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后来的藏文史书《贤者喜宴》对此形容：故（吐蕃势力）东达昴宿星升起之地京师万祥门；南抵轸宿星升起的边地恒河河畔建立石碑之地。*本文摘编自《敦煌英雄：镇守绝域二百年》——END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6000 字阅 读 需 要 17 分钟南宋祥兴二年（1279）二月，宋元海军在崖山（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最终决战，史称“崖山海战”。此战前后历时23天，双方投入兵力（包括参战的外围后勤保障人员）多达50余万，双方动用的战船一共2000多艘。经过二十几天的鏖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上千艘战船沉没。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凿沉，可以说极为惨烈。崖山。来源/纪录片《国宝档案》可是，无论是舰船数量、规模和参战人数，南宋海军与元朝海军相比均占优势，为什么南宋军队在这场海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几百年来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要解开这个历史谜团，还得从元朝调整对宋战争的战略说起。 元灭宋的战争，从南宋端平二年（1235）爆发，至祥兴二年（1279）二月崖山海战后宋朝彻底覆亡，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蒙古铁骑面对的不再是广袤的草原和人迹罕至的大漠，而是人口密集、城镇星罗棋布、河网纵横的江南水乡。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军民顽强抵抗，誓死不降，导致元灭宋的战争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且旷日持久。然而，这种状态最终还是被打破了，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元朝的决策层接受了南宋降臣刘整（1213—1275，字武仲，宋末元初著名将领。金末时投奔南宋，隶属于南宋名臣赵方麾下。由于受到吕文德的陷害，被迫降元，提出“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关键战略）的建议，做出重大的战略转变。南宋，“行在会子库”铜钞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施行长久围困；其二，编练强大的水军，以应付江南地区河网交错的地形。这两项战略的转变产生了成效，偏安一隅150多年的南宋王朝最终灭亡了。然而，元朝方面的战略调整，之于南宋王朝的灭亡而言是客观原因，从主观角度分析其失败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军事部署失当，导致都城临安防守空虚。南宋后期，宋军主力主要集结于淮河流域，长江以南的兵力比较空虚。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这一破绽被元朝决策层发现，因此元世祖忽必烈在命伯颜进攻南宋，朝臣讨论对宋的战略时指出：“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闻我欲渡江，彼必移师拒守。”（《元史》卷一百五十四）意思是，宋军大多集中在两淮流域，一旦得知元军准备渡江，一定会调动部队南下防守。于是命令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两万轻骑兵进攻淮安以牵制宋军，使其不能抽身回防长江防线。元军南下的进攻方略的确抓住了南宋兵力部署的问题，做到了避实击虚，并且乘虚而入。因此，当襄阳失守，元军顺江东进的时候，虽然两淮的宋军兵力仍然拥有相当的实力，但远水不解近渴，阻拦不住元军的脚步。其次，投降派占主导地位。伯颜大军兵临防守兵力非常不足的临安城下，“太后传宣许降国”“臣妾佥名谢道清”“满朝朱紫尽降臣”（汪元量：《湖山类稿》卷一）。唯有出面谈判的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义不降敌。被拘捕的文天祥趁元军看守不注意，逃出元军大营后北上到真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当时南宋各将校和诸官员，听说文天祥到了真州，纷纷前来投奔。当时两淮的兵力足以抵御元军，复兴宋室。可惜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胆怯不敢进兵，又怀疑文天祥是元军的奸细，而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因与淮东诸将有嫌隙而无法联合。文天祥行书上宏斋帖卷。来源/故宫博物院如果当时有得力的领导，能够将两淮的力量整合起来，那么“不出一月，连兵大举，先去敌巢之在淮者，江南可传檄定也”（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八）。可是，临危受命的文天祥资历太浅，在军中没有号召力，他的目的最终无法实现。无力回天的文天祥感慨道：“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高以荆州降，夏以淮西降。李死，淮东尽失，无复中原之望矣。哀哉！”（文天祥：《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南宋当时东南地区的主力部队都在长江以北，这是根本力量。可是，湖北制置副使高达献江陵城（又称荆州）投降了，夏贵率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投降了。虽然李庭芝守扬州誓死不降，可是后来扬州矢尽粮绝，李庭芝率部突围，转战至泰州，兵败被俘之后被元军押解回扬州杀害，淮东地区于是完全丧失。 由于敌方的战略调整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南宋王朝气数已经尽了。临安城破之前，宋度宗的杨淑妃带着她生的小皇子益王赵昰，还有修容俞氏生的小皇子广王赵昺，辗转逃到温州和福州。右丞相陈宜中、保康军节度使张世杰、宗正少卿陆秀夫等人，于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在福州拥立益王，重建朝廷，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今福建省福州市）。随后陈宜中升任左丞相，张世杰升任枢密副使，陆秀夫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张世杰。来源/纪录片《国宝档案》文天祥闻讯赶到福安，朝廷仍然任命他为右丞相。可是，这个流亡的南宋小朝廷的实权却掌握在武将张世杰的手中。文天祥评价张世杰：“闽之再造，实赖其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赀，惟务远遁，卒以丧败。哀哉！”（《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虽然在福建重建朝廷完全靠他的力量，可是此人没有远大抱负，只知道拥兵自重，获取财富，并且只想着远远地逃亡。至于陈宜中，文天祥更不看好。他说：“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杰。”（《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朝廷刚刚建立，陈宜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一味地听张世杰独断专行。文天祥虽然担任右丞相，却“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由于右丞相一职有名无实，文天祥只好以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前往南剑州（今福建省南平市）和汀州，出兵江西路，组织当地民众与元军打游击。南宋岳家军武将甲胄，属于宋代札甲形制。来源/电视剧《精忠岳飞》文天祥到汀州之后不久，元军进逼福安。陈宜中、张世杰手握重兵，却不战而撤出福安，护卫着皇帝赵昰登舟入海。从此南宋小王朝一行就只能在海上漂泊了。在浮海南逃到广东的路上，小皇帝赵昰病死，年仅11岁；只好再立年仅7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年号为祥兴。在元军占领南宋大部分国土的情况下，在广东沿海漂泊的南宋小朝廷，当时有三条路可以选择：其一，逃往今越南南方的占城，陈宜中已先期到达了那里；其二，流亡海南岛，这里虽然在当时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却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其三，按照张世杰的主张，继续在广东沿海流亡。虽然这三种选择都无法避免南宋小朝廷的最后覆没，但是张世杰的选择无疑是最下策。南宋青白釉瓷碗。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南宋祥兴元年（1278）六月，经过辗转漂泊，张世杰最后选择将广州新会县的海岛崖山作为行在。史料记载：崖山者，在新会县南八十里巨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镇戍，世杰以为此天险，可扼以自固，始不复事转徙矣。（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 意思是，崖山位于新会县南80里（约合35公里）的大海里，与一块巨石对立，就像两扇门（因此又称“崖门”）。每日的潮汐经此门出入。崖山上建有堡垒，张世杰认为这里是天险之地，可以坚守，因此决定不再继续迁徙，将行在建立于此。同时将广州升为祥兴府，后又升为翔龙府。可是，当年的崖山只是一个小岛，没有与大陆相连。崖山地处珠江入海口，“海水有时分清浊二色”（林星章纂修：《新会县志》卷二），说明这里正是江水与海水的交汇处。崖山的西山南北长100多千米，东南方向面临大海，西北一带都是海港。西北的港内虽然有南北两个出入口，但是海水较浅，退潮时船无法出入，实际上只有南边一个出入口。此种地形极大地影响了军事上的机动性。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看，崖山根本不适合作为小朝廷的基地。张世杰却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沉没了700多年的南宋海船，在泉州湾后渚港被发现并发掘出来。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即便如此，小朝廷逃亡到这里还要大兴土木，“入山伐木，造军屋千间，起行宫三十间，内正殿，以杨太妃故，立名慈元殿”（《宋季三朝政要》卷六）。同时，还到处征集工匠，建造房屋，打造船只，制造兵器。自六月一直忙到十月才结束。最终建造大小船只1000多艘，其中有很多大船。这个时候，跟随皇帝行在逃亡的军民，大概有20万，他们大多生活在船上，这些人的生活补给就成了大问题。为了保证这20万人的生活所需，小朝廷从广西各郡和海南岛获取补给。以当时的航海技术，海上交通远不及陆上和内河安全，粮草补给随时可能被切断。其实，元军完全可以不用军事进攻，只要切断海上补给线，这20万人必定会不战自毙。就在小朝廷忙着大兴土木、打造船只的时候，元军在陆地上，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南下围剿，另一方面肃清各种反元力量。南宋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的一天，文天祥率部队行军到广东海丰的五坡岭，正在吃午饭时，突然遭到元军的袭击。文天祥来不及应战就被元军俘获。崖山的行在失去了唯一的策应力量，失败的危险进一步逼近。 元军统帅张弘范将文天祥押在船舱内，率元军水师向崖山进发，准备与宋军将领张世杰一决雌雄。这两个都姓张却属于不同阵营的将军，其实是远房堂兄弟，都是易州定兴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人。元军统帅张弘范，比宋军主帅张世杰大几岁。张世杰幼年丧父，曾经在张弘范家寄居，两人曾一同求学。后来张世杰南下投奔宋朝并且成为军事将领，张弘范则北上投靠元朝，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很快展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崖山海战之前，堂兄张弘范产生了劝降堂弟张世杰的念头，于是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写下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其中有这样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了之后无可奈何地笑笑，放弃了劝降的企图。 三彩武士俑。来源/故宫博物院对比双方的实力，一方是业已占领全国的元朝，另一方是盘踞一岛的南宋小朝廷，这是一场实力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抗争，胜负似乎没有悬念。但是，就崖山战场这一局部而言，宋方绝非必败无疑。诚如文天祥对元军的分析：“北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疏，舟工进退失据。使敌初至，行朝乘其未集击之，蔑不胜矣。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元军不习水战，在海上会晕船、呕吐，手中的弓箭都拿不稳，根本无法战斗，况且对于水上路径也不熟悉，水手驾船不知如何进退。宋朝军队如果能够在元军刚刚到达，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的时候对其展开进攻，一定可以取胜。张世杰却依山将舰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并且将舰船捆绑在一起不能动弹，结果宋军不能进攻，只能被动挨打。宋元战争时期蒙古骑兵形象。来源/电影《侠之大者》元军将领张弘范先期抵达崖山南出海口，李恒在广州夺取宋军300艘战船，当他听说张弘范已经到达崖山出海口后，立刻率领战舰120艘入海，准备与张弘范形成对南宋海军的南北夹击之势。张弘范军有大小船只500艘，可是其中的200艘迷路，一直没有赶到战场。从战船的数量上看，宋军仅大船就有1000多艘，其中有很多是巨舰。元军一共才有420艘战舰参战，大型舰更不如宋军。张弘范率领的元军水陆之师一共就两万多人，其中有元世祖发给他的1000多蒙古人，有丞相伯颜麾下的蒙古军2500人，其他都是投降元朝的南宋军人，其成分比较复杂，人数也远不如南宋军队，并且“北船皆闽、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摧锋直前，闽、浙水手在北舟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显而易见，就宋朝方面而论，在将要爆发的海战中消灭元朝的舰队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继续保持与海南岛的海上交通，在广东一带建立根据地，这才是唯一可行的救亡图存的军事谋划。祥兴二年（1279）正月初二，张弘范率军由潮阳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门（今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甲子镇附近），俘虏了宋军的斥候刘青和顾凯，得知赵昺在崖山，立刻准备强攻。面对准备进攻的元军，有人建议张世杰：“如元军以战船塞住崖门出海口，宋军将进退不得。应先据此地迎敌！胜，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西逃。”张世杰却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宋史》卷四百五十一）意思是，年年在海上漂泊，何时是个头啊！如今必须与敌人一决胜负。因此下令将崖山岛上的草市（中国古代乡村集贸市场）放火焚烧，放弃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将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 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来源/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所有船只联结在一起，使宋朝海军完全失去战术的机动灵活性。将这种完全是陆地的战法运用于海战，就是愚蠢的战术。这种战术我们曾经在《三国演义》中见过。曹操上了庞统的当，将所有船只用铁链联结在一起，使人马在船上如履平地，结果为周瑜的火攻创造了条件。可是，《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的，张世杰居然在现实中采用如此愚蠢的战术，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认为张世杰是汲取焦山海战失败的教训。 此战发生在南宋德祐元年（1275）三月。元军攻占了建康、镇江、常州等地。宋朝廷为了保卫都城，调兵加强临安外围的防御，命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率领各种兵马北上。张世杰分兵三路北进，意图收复常州、广德等地，却连连失利。于是亲率水师抵达金山（今江苏省镇江市北），并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自常州率兵出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两淮制置使、扬州守将李庭芝领兵出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西南），三路合击与元军决战。可是，张彦和李庭芝都没有如期到达，张世杰只好率孤军迎战元军。 七月初一，张世杰集结战舰1万多艘，以每十船为一舫，联结以铁索，沉碇于江，横列焦山（焦山自古为江防军事要地，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东北方向的长江之中，海拔约70.7米，周长约2000米，占地约38公顷）南北江面，规定没有命令不得起碇，决心与元军决一死战。元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术，将战舰集中于瓜洲江岸；元中书右丞阿塔海、参知政事董文炳，将战舰队泊于南岸西津渡；万户张弘范领命率1000艘船进攻珠金沙（今江苏省南通市），力求控制上游水路。大战之前，阿术带领众元军将领登上南岸的石公山（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北）观察，只见宋朝水师战舰云集，旌旗蔽江，其舰船却用铁索相连，无法机动作战。阿术决定实施火攻，并且从两翼夹攻，水陆并进，这样必定能够突破宋军防御。福船水密隔舱结构模型。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七月初二，阿术居中指挥，挑选1000名弓箭手，乘巨舰从两翼驶向宋军舰队，临近宋军舰队时，两翼元军同时射出火箭，宋船的帆篷顿时起火。与此同时，元万户怀都率步骑兵沿江岸布防，以避免宋军登岸突围。万户刘琛率军沿江南岸向东绕宋军背后以切断其退路；董文炳率水师自焦山南麓攻宋军右翼，招讨使刘国杰率水师进攻宋军的左翼。万户忽剌出率军进攻宋军的中路。张弘范从上游顺水而下，沿焦山北麓向宋军猛攻。元军小型战船机动灵活，横冲直撞，宋军殊死奋战，但因舰大连舟难以行动。双方激战半日，宋军大乱，前军多坠水中溺死，后军见势争相逃遁，溃不成军。元军乘胜追至焦山，缴获各种船只700余艘。 然而，经过焦山海战惨败的张世杰，并没有吸取教训，依然采用与焦山海战同样的战术，甚至更加愚蠢。焦山海战前，张世杰只是以十艘船为一舫联结在一起，可是在崖山海战之前，他却将所有船都联结在一起，用石碇沉于江。区别只是将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并且涂泥，以防元军火攻。难怪有人讥讽张世杰是陆军将领不懂海战。*本文摘编自《疑案里的宋史》——《疑案里的宋史》作者：傅小凡内容已获授权END作者 | 傅小凡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张斌“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1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汉朝建立之初，刘邦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选择：是继续实行秦朝的郡县制，还是恢复周朝的分封制？这个问题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曾引发激烈争论。当时，廷尉李斯力主郡县制，丞相王绾主张实行分封制，最终秦始皇选择了彻底的郡县制。秦朝的郡县制看似先进，中央直接任命所有郡守县令，政令统一，效率极高。但仅仅十几年后，这个制度就暴露出致命弱点。当陈胜吴广起义爆发，赵高专权乱政时，各地的郡守县令纷纷倒戈。这些“职业经理人”与秦朝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利益捆绑，一旦形势不利，就立即改换门庭。秦铜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更严重的是，郡县制下缺乏制约中央的力量。当秦二世和赵高在咸阳胡作非为时，没有任何地方势力能够制衡他们。如果当初秦始皇把儿子们分封在各地为王，赵高敢肆无忌惮地杀光秦始皇的所有子女吗？他恐怕连发动沙丘之变都不敢，因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诸侯王起兵勤王了。当年淳于越的警告一语成谶：“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建议“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正是看到了实行纯粹郡县制的风险。可惜秦始皇听信李斯，拒绝分封。历史很快就给出了答案：没有宗室诸侯作为屏障的秦朝，在危机来临时土崩瓦解。刘邦称帝时，天下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表面上他是皇帝，实际上他只是诸侯联盟的盟主。韩信占据齐地，拥兵三十万；彭越控制梁地，切断东西交通；英布雄踞淮南，威胁长江流域。这些人不是刘邦的部下，而是消灭项羽的合伙人。更重要的是，这些异姓王的封国都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韩信平定齐国七十余城，彭越在梁地起兵，从未臣服他人。在垓下之战前，他们甚至敢公然要挟刘邦，不给封地就不出兵。张良派信使去彭城施行计谋，拖住项羽，为刘邦还定三秦争取战略时间情节演绎。来源/1998年央视历史剧《汉刘邦》刘邦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此时与异姓王翻脸，无异于自寻死路。于是，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策略。汉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正式分封诸侯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睢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英布为淮南王，都六；张敖（张耳之子，此时张耳已死）为赵王，都襄国；臧荼依旧为燕王，都蓟；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这个分封看似恢复了战国格局，实则是无奈之举。刘邦心里很清楚，这些异姓王迟早会成为心腹大患。但眼下需要的是稳定，是让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各安其位。至于未来如何处理，那是以后的事。稳定局面后，刘邦着手解决异姓王问题。他采取的策略是各个击破，逐步削除。第一个倒霉的是燕王臧荼。前202年秋，臧荼起兵反叛，刘邦亲征，很快平定。臧荼被杀后，刘邦封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接下来是楚王韩信。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采用陈平之计，假装巡游云梦泽，趁韩信来朝见时将其擒获。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刘邦还是废除了韩信的王位，改封他为淮阴侯，削去兵权。汉代玉璧。来源/定陶博物馆梁王彭越的下场更惨。前196年，彭越被告谋反，随后被废为庶人，流放蜀地。吕后在途中截住彭越，劝刘邦斩草除根。结果彭越被剁成肉酱，分赐诸侯，以儆效尤。英布看到韩信、彭越的下场，知道自己也难逃一劫，索性起兵造反。刘邦再次亲征，虽然平定了叛乱，但自己也在战争中身受重伤，最终因此去世。到刘邦去世时，开国功臣中的异姓王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吴芮之所以能幸存，一是因为地处偏远，国力微弱；二是因为他为人谨慎，从不招摇。 在削除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大封刘姓子弟为王。这是吸取秦朝教训的结果。高帝末年，刘邦与群臣歃血为盟，立下著名的“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个盟约确立了一个原则：只有刘姓才能封王，非刘姓即使有功也只能封侯。 西汉，金籥青铜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刘邦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齐王刘肥。刘肥是刘邦的长子，虽是私生子，却得到了最大的封国，坐拥七十余城，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富庶的。 为什么刘邦要把最好的地方给这个儿子？《史记》中解释得很清楚：“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刘邦的婚生儿子年幼，必须倚重唯一成年的儿子来镇守除了秦地以外最重要的地方：“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齐国是汉朝分封的第一个同姓国，也是最重要的同姓王国。此时刘邦名为皇帝，实质是秦王，而唯一成年的儿子是齐王，父子俩控制当时最强大的两个王国，用意显而易见，可以有效震慑那些三心二意的异姓王国。 西汉，“齐铁官印”封泥。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汉初的分封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格局：“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 这些诸侯国有一个共同特点：“皆外接于胡、越。”北方的燕、代国面对匈奴，南方的长沙国面对南越。让刘姓诸侯王镇守边疆，既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让他们承担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中央直辖的地区呢？“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 这十五郡主要集中在关中、巴蜀和中原的核心地带，虽然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基础雄厚。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十五郡中，“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实际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地盘更少。这些诸侯国的规模相当可观。“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大的诸侯国拥有五六个郡，几十座城池，设置了完整的官僚体系，修建了豪华的宫殿，排场几乎赶上天子。 这种“僭于天子”的现象，在后世看来是隐患，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刘邦需要这些诸侯王有足够的实力来镇守地方，抵御外敌。如果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得太死，他们就无法发挥屏藩作用。诸侯国有自己的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百官，有自己的军队，可以征收赋税。除了名义上要服从皇帝，基本上就是一个国中之国。 西汉，南越国木简。来源/南越王博物院刘邦的制度设计，既不是纯粹的分封制，也不是纯粹的郡县制，而是两者的结合——郡国并行制。在诸侯王国内，王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任命官吏，征收赋税，组建军队。但同时，中央也保留了相当的控制权： 第一，诸侯王的丞相由中央任命，称为“相”，负责监督王国政务。这就像在诸侯王身边安插了一个“监军”。 第二，诸侯王不能擅自发动战争，军事行动需要中央批准。 第三，诸侯王要定期朝见皇帝，不能长期不露面。 第四，中央保留了随时调整王国疆域的权力。 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刘邦的政治智慧。他知道，任何制度都有利弊，关键是如何平衡。纯粹的郡县制效率高，但缺乏稳定性；纯粹的分封制稳定，但容易失控。郡国并行制试图兼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刘邦的制度选择，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态度。他不像秦始皇那样，迷信某种理论上完美的制度。他知道，制度必须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适应制度。 西汉，鎏金铜弩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对异姓王，他先承认现实，稳定局面，然后逐步解决，用同姓王取代他们。这比一开始就翻脸要明智得多。面对宗室分封，他吸取秦朝教训，大封刘姓子弟，但又保留中央的控制权。这比完全分封或完全不封都要稳妥。 在刘邦看来，不分封同姓王，政权可能像秦朝那样一两代就结束；分封了，虽然将来可能有内乱，但那是子孙要面对的问题。他能做的，就是保证汉室在自己这一代稳固。至于孙子辈、曾孙辈会不会打起来，会不会削藩，那不是他能控制的。这种态度看似消极，实则务实。刘邦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本文摘编自《秦亡汉兴》——《秦亡汉兴》作者：侯杨方内容已获授权END作者 | 侯杨方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