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6000 字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我们常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现代的叙事中，金融似乎天然属于现代城市、现代产业和现代信用体系。但或许你不相信，在九十多年前的江西深山里，一个在路边田地里耕作的老农，也能就借款、买公债这些问题与你侃侃而谈。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为何也能知道这么多现代金融知识？这还得从1932年2月1日，江西瑞金叶坪村的一间老屋说起——江西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来源/江西省博物馆没有高楼大厦的银行1931年冬，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之后，赣南与闽西之间的白色据点被逐一拔除，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拥有二十余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统一指挥各地红军、统一步调的需求，由此迅速提上日程。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宣告成立。新政权初生，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然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却面对着许多困难。外部是敌人层层包围的军事压力，内部经济建设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赣南以农业为主，生产力低下，而这里山多田少，可耕土地本就不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屠杀又使青壮年锐减，劳动力严重短缺；耕牛、农具、食盐等物资也极度匮乏。可以说，新政权的经济建设，起手便是一个“天崩开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面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而是想办法一一解决：农业条件不好，就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开办农业试验场，培育良种，举办培训班传授农业知识；物资不足，就开办被服厂、炼铁厂；耕牛不足，就发动组织耕牛合作社；人力不足，就鼓励组织耕田队。但在过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早已意识到，这些举措还远远不够。币制混乱、金融行业缺乏监管、外资银行独大，是近代中国自清末起便附身的三重金融痼疾。近代以来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世界金本位兴起与中国长期行用银本位的矛盾持续冲击传统货币体系，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有效的货币发行与金融监管制度，这些制度性困境延续到了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系列改革，仍未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货币与金融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货币、收据等。来源/纪录片《红色摇篮》20世纪20年代初的江西，市面流通的银元就有十几种，纸币更是五花八门：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的兑换券之外，还有钱庄、商号、公团自印的钱票与花票。民间商业机构发行的纸币信用不一，且一家倒闭，往往牵连一片；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同样难逃滥发贬值的命运。币值朝夕不保，百姓终年辛劳所得，一夜之间便可能化为废纸。除了混乱的币制，还有一只趴在百姓身上吸血千百年的附骨之蛆——高利贷。农民在青黄不接或遇婚丧疾病时不得不举债，常以田契、房屋作抵押，利息奇高，利上滚利。一旦无力偿还，便田产被夺、家破人亡。当时江西地区存在的高利贷，有“大加三”“对本利”“月子利”等等种类，放贷的庄头想尽办法，将劳动人民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吃干抹净。这些顽疾不除，新政权的经济建设将始终如同沙上筑塔。要斩断这双藏在暗处的手，光靠组织生产远远不够，还必须把货币发行权与信用主导权握在自己手里。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着手这一尝试。1927年至1932年间，全国先后有8个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累计发行货币96种。到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时，分散在各地的金融战线迫切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统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际，中央即作出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以江西工农银行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政印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如果有幸走进这家银行的旧址，你一定会怀疑这是否真的能被称为一家“银行”：办公厅是一间只有两厅三房的民居，占地仅200平方米，是摩根大通旧楼办公面积的1/175，新楼办公面积的1/1250；金库更是局促地安在民居的柴房里，不过区区10平方米。可正是这家被后人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的机构，即将在敌人的封锁与旧金融的废墟之上，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撑起第一副金融骨架。没有名校学历的行长建立一家银行，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工作人员。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来说，要找出一个会打仗、会搞工农运动的人，十分容易；可要找出一个会搞金融，懂怎么开银行的人，实在是难如登天。任务不等人，在会议上，这个任务被交给了正在负责后勤工作的毛泽民。1921年，毛泽民受兄长毛泽东教育启发来到长沙，负责起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务工作，需要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之后来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仍旧承担着学校的庶务工作。1922年，毛泽民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除了组织工人骨干等工作外，毛泽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承担了工人组织的“后勤”工作，为工人消费合作社筹集资金、寻找货源，避免工人受到奸商剥削。1925年，毛泽民来到上海，负责建立党的刊物的发行系统，先后参与筹办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和几个印刷厂，之后还担任了《民国日报》的经理。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商业大都市中，毛泽民没有任何名校的经济专业就读经验，却依旧出色地完成了书店、印刷厂和报社的经营任务，刊物的印量、销量都十分可观。毛泽民。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931年，毛泽民从上海来到瑞金。组织最开始分配给他的工作是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长，还是他最擅长的后勤工作。但很快，随着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毛泽民的职务变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毛泽民虽然组织过工人运动、经营过书店和印刷厂，却从未经手过银行业务。好在他的同事们，个个都是银行业务的“好手”。会计科长曹菊如和总务处长莫钧涛，虽然一个只有小学学历，一个12岁辍学，却都有“外企”工作经历——一个曾在南洋当店员，一个曾替英资银行送过信件。剩下的业务科长赖永烈是个红军战士，会计钱希均则毕业于上海平民女校。实际上，即便团队平均学历勉强过小学，但说他们经验丰富，并非虚言。曹菊如原先便是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长，赖永烈更是永定县农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那些没有在高等学府中学习的知识，早已在革命的金融实践中记进脑海。因此，毛泽民和众人很快便确定了国家银行的工作内容：第一，要按照市场需求发行适量的纸币；第二，吸收群众的存款；第三，发放贷款，助力根据地经济发展；第四，领导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按照这四条职能，国家银行的业务迅速运转起来。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统一根据地的货币。要想把一张纸币印出来，对于曾经开办过印刷厂的毛泽民来说，倒不算难事，只不过工艺更复杂而已；可要设计出美观大方、又有工农政权特色的货币，却不是毛泽民能够做到的。经人推荐，毛泽民看上了彼时正身陷囹圄的原汀连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黄亚光。彼时黄亚光正因“肃反”被审查，毛泽民在充分调查其履历、案卷和口供后，坚决与相关人员交涉，将黄亚光从监狱中“捞”进了自己的“初创团队”。黄亚光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完成了纸币的设计。（左上）1932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角纸币；（右上）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五角纸币；（左下）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二角纸币；（右下）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来源/瑞金苏区历史陈列馆完成纸币设计后，毛泽民又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出了往印钞纸中掺羊毛、燃烧会产生焦臭味的防伪方法。有了货币，经济运行便有了血液，国家银行的其他业务也在有条不紊地发展。其中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打击高利贷。国家银行的信贷业务客户，既包括农民、手工业者这样的个体，也包括工厂、合作社这些生产组织；业务种类有定期信用放款、定期抵押放款、贴现放款等。无论是以谁为对象、何种形式的贷款，国家银行都坚持“低利借贷”，这也是在国家银行建立前就一直坚持的原则。苏区政府对贷款利率有严格的限制，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长期不超过一分，且“一切利息都不得利上加利”。有了国家银行，根据地的信贷业务也有了统一的管理，可以更加集中力量服务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除了基本的存款、信贷业务外，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国家银行还开辟了公债业务。国家银行建设不久，“围剿”的阴云又笼罩上初生的红色政权。为了筹措资金，国家银行受临时中央政府所托，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原本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以为，根据地的百姓生活本就贫困，金融知识也有限，这种由银行向百姓“借钱”的债券，很可能难以推行。因此毛泽民亲自和各位同事一起，爬过一道道山沟，一户户向百姓宣传政策。出乎意料的是，群众非但没有抵触，反而热情极高。第一期原定发行30日的债券，仅20天就全部售空；第二期公债也仅半个月就完成了发行任务。原定计划筹款120万元，实际还超发了8万元。没有一根遗失的金条之所以国家银行发行的公债如此畅销，是因为国家银行有坚实的信用基础。与其他滥发货币的金融机构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和金融产品，都严格遵照生产生活的要求，确保货币不贬值、债券按期承兑。在战争公债发行成功后，国家银行又发行了长期的经济建设公债，定额为国币300万元，原定“先7年付息、后5年还本”。可是这一笔公债真正的还款期限，却到了18年后。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也在转移之列。银行的工作人员被编入中央红军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其中银行工作人员只有16人，政委为毛泽民，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其余大部分为运输员。长征中的国家银行变成了“移动银行”，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参与没收征发，为军队筹款；二是保管分配物资，在每一处休整的地方，要组织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川陕苏区布币。这枚布币是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于1935年参加长征离家时，留给母亲的。这枚布币的币值为“叁串”，当时也被称为“红军票”，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这样，国家银行离开了固定的办公网点，成了一座“移动”的银行。在行军时，这支队伍要扛着沉重的印钞机器和珍贵的金银储备，努力赶上大部队；一到休整地，立刻放下装备，着手调配物资。部队一路西行至遵义，获得了第一个相对较长的休整期。党中央在这时召开了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国家银行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忙碌着。遵义是一座大城市，城内商业基础很好，物资比较充足；红军战士经过长途奔波，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时间，也有消费的需求。为了充分满足战士们的个人需求，也为了重振城市内的商业，国家银行除给战士们发放少量大洋外，还紧急公开发行了一批苏区钞票。战士们可以拿着这些苏区钞票，剪头发、下馆子、购买个人所需的物资。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当时遵义城中“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是洋货铺，里面的套鞋、面巾一类生活用品皆被抢购一空；二是书店，里面的各类杂志和文具也十分畅销；最后便是饭店，各处酒店、面馆中，都可见前来“打牙祭”的红军战士。这样繁荣的商业局面背后，依旧离不开国家银行的工作。事实上，若无信用，纸币本身的价值与废纸无异。在当时，地方军阀滥发纸币，将其作为剥削百姓的工具的例子屡见不鲜。红军只是一支千里转战而来的队伍，如何能让当地百姓相信这些纸币的价值？原因除了国家银行严格控制钞票的发行量、有打土豪获得的物资作为承兑的信用背书外，还因为国家银行许诺了及时的承兑政策。为避免红军离开后，这些苏区钞票即变成废纸，也考虑到这些“红军票”，可能成为敌人刁难群众的把柄，国家银行早早写出布告，允许群众拿着“红军票”，在全城多个兑换点，将苏区钞票兑换成实物或国民党发行的票子。这种兑换严格按照市价进行，甚至优惠于市价。比如苏区盐价本为1元1斤，此时则可以用1元兑换7斤盐；1元苏币可换1元2角现洋，也可换为2元国民党纸币。“工”字银圆，为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井红军造币厂铸造的银币。来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通过这样的方法，国家银行既解决了“打土豪”所获得的物资如何高效、公平地分配给百姓的问题，又使红军士兵获得了个性化的补给，更是一次切实的共产党政策宣传。此前敌人对红军队伍的种种泼污，都在一担担发放给百姓的食盐和香烟、一块块及时兑换的大洋面前化为乌有。在红军决定离开遵义时，虽然国家银行连夜办理兑换，避免百姓来不及兑换而蒙受损失，但还是有许多群众选择留下了这些即将成为废纸的“红军票”。中国共产党也从未辜负群众的这份信任。无论是在根据地发行的公债，还是这些在长征路上发行的钞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发布相关文件，承诺按照一定比例承兑。在漫长的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就这样，行军时扁担一挑，用肩膀扛着全军的经济命脉出发；驻扎时立即开展办公，协调物资配给，想办法改善官兵生活。一路走来，这支队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他们用生命一路保护的黄金银元等物资，至陕北时分毫未损。没有断绝的红色血脉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抗日战争时期，又改名陕甘宁边区银行，继续发挥着自己在金融战线上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底，西北农民银行与其他根据地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了新中国的国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九十多年过去，瑞金叶坪村那间两厅三房的老屋早已不再办理业务，柴房里的金库也空了许久。可当年从这里出发的那副扁担，一路挑到陕北，挑进陕甘宁边区银行，最终汇入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今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正是从这家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名校精英的银行开始。它虽没有什么光鲜外表，却有着比这些更珍贵的东西。那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姓的一诺千金，不随岁月变迁而褪色；也是群众最质朴的信任和支持，不随环境的艰险而动摇。贵州遵义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的工作人员宿舍参考文献：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资料室. 中国共产党 英烈小传 第1集[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11.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 赣南人民革命史[M]. 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8.01.中国金融博物馆编著. 博物馆里说革命金融[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08.钱保生主编；《江西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西省金融志[M]. 合肥：黄山书社, 1999.07.陈锋主编；刘居照，杨晖副主编；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编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08.*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潇湘水冷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一、宋朝人怎么会见过1995年才出土的墓志？近日，一篇题为《一篇AI生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竟然给过了？》的文章在学界刷屏。作者@三痴斋逐页核查了河北大学文学院2026年6月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辽代碑志文研究》，发现的硬伤堪称”鬼故事”：论文第34页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收录了《辽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还煞有介事地标注”卷3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8页”。可《金石录》全书只有30卷，只收北宋以前传世碑版——而这方墓志1995年9月才在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的一座山里被盗挖出来，宋朝人怎么可能著录一件八百年后出土的文物？类似的”穿越时空”俯拾皆是：第35页称明代《辽东志》著录了《辽东丹王耶律倍墓碑》，可耶律倍显陵的位置直到最近才由考古工作者确认；同页称清代王昶《金石萃编》注解过《辽兴宗仁懿皇后哀册》，可这方哀册1922年才由比利时传教士克尔文从辽庆陵中陵挖出，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第36页更说乾隆朝《钦定热河志》著录了庆陵契丹文哀册——须知契丹文在辽亡之后已是无人能释读的死文字，正是1922年这批哀册的出土才让契丹文重见天日。第41页谈20世纪初的考古，竟提到了1976年才被盗掘发现的《辽萧义墓志铭》，连材质、大小、字数都”一应俱全”。稍有辽史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问题。辽朝文献以”穷尽”著称，是材料极度稀缺、几乎全部为人熟知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任何一篇论文的真伪都很容易被核验——造假者偏偏选了最不该造假的领域。二、参考文献是泥石流参考文献部分更是匪夷所思。批评者逐条核验发现：论文第302页引用刘浦江《辽金史论》，标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而此书实际只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03页所列冯永谦《辽代新出墓志辑校》、祝尚书《宋代文体研究》、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续探》、盖之庸《辽代墓志汇释》等”专著”，全部查无此书；最触目惊心的是第304页列出的29条期刊论文，除一条外，其余28条在知网等数据库中根本检索不到——全部出自伪造。这批假文献暴露了两个典型的AI幻觉特征：一是题名高度雷同（全是“辽代某某研究——以某墓志为中心”的整齐句式），二是发表时间高度集中（扎堆在近五年）。在史料稀缺的辽史领域，这种批量”高质量产出”本身就是不可能事件。还有一个绝妙的自相矛盾：论文绪论第3页断言”学界对辽代碑志文关注较少，期刊论文数量更为稀少”，可到了第304页，近五年同类”论文”竟洋洋洒洒列了29条——前言说领域冷清，脚注说领域繁荣，AI只管生成，从不负责逻辑闭环。三、整个审核链条集体失明按照学术常识，这类错误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该被拦下：导师把关拦不下吗？预答辩、盲审、答辩委员会的5位以上专家拦不下吗？论文提交日期是2026年6月——AI技术大喷发之后。一篇数十万字的博士论文，能让”宋朝人著录1995年出土的墓志”这类笑话一路绿灯通过答辩，说明什么？说明现有的学术审核机制，其底层设计仍建立在”纯人力写作”的假设上：看格式是否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字数是否达标、查重率是否合格。而这些形式化指标，恰恰是AI最擅长批量伪造的东西。当防御体系的所有探照灯都照在”形式”上，”内容真实性”就成了不设防的盲区。往深一层说，导师和评审者恐怕未必是不认真，而是”没时间认真”——在论文产量决定一切、评审沦为流程化操作的评价体系里，逐条核对每一条文献、每一个史实，既无制度激励，也无时间预算。AI生成的”合规文本”碰上形式化评审，是一场完美的双向奔赴。四、旧训练已经教不会新学者这个案例还折射出学术训练体系的深层断裂。论文第7页，作者自述”广泛查阅古籍文献、考古报告”“亲自查看碑志的实物情况”——”亲自”二字用得很妙。可一个”亲自”跑过博物馆的人，怎么会引用整页整页查无此文的文献？怎么会不知道墓志必须书逝者姓名、根本不存在写给”萧氏家族”的墓志？前AI时代的学术训练，核心是”多读、多写、多背”；而AI时代的核心能力，是鉴别与核验——对AI给出的每一条文献追根溯源，对每一个看似合理的表述追问”证据在哪”。讽刺的是，当未来的研究者把AI当成最顺手的工具，而现在的一些教材、学术规范还停留在”禁止”或”装作不存在”的阶段，新一代研究者得到的不是训练，是放养。五、生产关系已经装不下生产力？文科研究与AI共存是常态，挡不住，也不该挡。AI辅助文献整理、语言润色、思路碰撞，本可以是学术的助力器。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AI，而是落后的学术生产关系已经装不下先进的生产力：评审机制不重建，AI的”合规废话”就会持续灌进学术殿堂；评价标准不转向”真实贡献”，诚实者就会在与造假者的竞争中不断吃亏；训练体系不升级，”亲自”二字就会继续出现在从未”亲自”核验过一篇文献的论文里。辽代碑志文研究是个材料极少的领域，造假一戳就破；可对于大多数材料浩如烟海、难以快速证伪的领域呢？这次的破绽是”幸运”的，下一次未必。河北大学如何处理，我们期待下文。但比个案处理更紧迫的，是整个学术共同体承认现实、重建规则的勇气——潮水已至，筑堤不如疏浚。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提起孔子故里，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山东曲阜。这座鲁西南小城中坐落着孔庙、孔林、孔府三圣古迹，是世人祭拜至圣先师、追寻儒家文脉的精神圣地。但在南宋时期，曾出现过这样一番奇特的景象：每到祭孔时节，相隔千里的两座孔庙同时举行家祭。北方曲阜阙里，北孔后人于先圣墓前行礼；浙西衢州的庙堂之内，南孔后裔对着子贡手雕的圣像祭拜先师。这份跨越山河的祭祀，正缘起于靖康之乱后的那场“衣冠南渡”。孔林。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回望孔氏家族两千多年的起落流转，我们便能读懂南孔与北孔的命运浮沉，看懂两宗之间的分合。从布衣到世家的崛起孔氏家族绵延两千余载，素有美誉。考证其家族源头，《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其先宋人也”，可追溯到商王帝乙的长子、纣王之兄微子启。周灭商后，周公旦“乃命微子开（避讳汉景帝刘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启是宋国的开国之君，又有贤名，所以孔氏子孙奉其为先祖。不过微子启的儿子早逝，由其弟微仲继位，他才是孔氏真正的远祖。孔子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那么“孔”这个姓氏从何而来？在我国上古时期，“姓与氏分”，姓是族号，氏则是同族各分支的称号。战国以后，人们往往以氏为姓，至汉代则姓氏不分，通称为姓。作为殷商后裔，孔子属子姓，“孔”最初只是氏号。孔氏族人相传：“圣师之所以为孔氏，实由孔父嘉始。孔父，字；嘉，名也；后世以字为氏。”也正是自孔父嘉之后，家族从宋国迁居鲁国，孔子的母亲颜征便是鲁都曲阜人士。就此而言，孔父嘉才是孔氏家族正式的始祖。孔子在世时虽名动诸侯，可他的治国理念并未得到列国君主的采用。这是因为，儒家主张以礼治国，劝世人恪守仁义道德，但春秋战国列国征伐不休，权臣僭越时常发生，乱世之中鲜少有人愿意践行这套思想。孔子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却屡屡碰壁，只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遇。自孔子之子孔鲤，到第八代孔谦，孔氏后人虽守诗书家学，终究只是普通布衣，在乱世之中难有作为。秦一统天下，孔氏家族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册封孔子九世孙孔鲋为鲁地文通君。虽说只是荣誉头衔，却开创了朝廷封赏孔子后裔的先例。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途经鲁地，封孔鲋之弟孔腾为“奉祀君”，专门负责主持孔子祭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跃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孔氏家族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孔子的十三世孙孔霸受封关内侯，号褒成君，赏赐食邑八百户，以封地的收入供奉孔子祭祀，这是孔氏后裔世袭爵位奉祀的开端。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孔子被追谥为“文宣王”。北宋鉴于唐五代武人割据乱政的教训，极力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庆历五年（1045），宋仁宗册封孔子的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自此，衍圣公这一世袭封号，历经宋、金、元、明、清，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承袭时长超过八百年。南北分宗：靖康南渡掀起的宗族裂变孔氏家族南北分宗的源头，正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破汴京，北宋覆灭，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宗室、士族纷纷南迁避难，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口南移浪潮。北宋灭亡前的最后一位衍圣公，是孔子第四十八代嫡长孙孔端友。靖康之变后，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在部分北宋旧臣的保护下，建立起南宋政权，改元建炎，即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高宗移驾扬州，举行郊祭，以祈求神灵的保佑，并宣诏衍圣公孔端友率领部分孔子后裔到扬州参加郊祀。宋“靖康元年李纲制”锏。来源/福建博物院接到圣旨后，孔端友遂奉命率从父孔传等人南下。这期间，金军兵分三路，分别向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大举进攻。南宋君臣异常恐慌，仓皇渡过长江，继续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陪祭的孔端友一行自然无法北归故里，只能奉端木赐（子贡）雕刻的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的雕像随驾南渡。途中历经一番艰险后，孔端友一行最终定居衢州（今浙江衢州）。彼时的衢州山水清幽、远离战火，且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交通便利、文风昌盛，是一处安身立命的绝佳之地。后来，虽然金兵北退，但是曲阜一带仍然落于金人之手，孔端友等孔氏族人有家难回。待南宋朝廷稍事喘息，孔端友便率众人前往临安，朝拜宋高宗，请求赐家安居。高宗感念其奉驾南渡之情，遂颁旨赐孔氏族人居住衢州，并命令在衢州兴建庙宇，供奉孔子及其夫人的雕像，一切礼仪全部依旧制，仍封孔端友为世袭衍圣公，主持文庙祭祀。自此，孔氏大宗正式扎根江南，开启了南孔近九百年的传承历史，后世称之为孔氏南宗。孔子庙堂碑，唐贞观四年（630）初刻，北宋重刻。来源/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作为大宗的孔端友一支虽然南渡，曲阜孔氏祖宅却并未人去楼空。因战乱仓促南迁，孔氏族人无法尽数随行，孔端友的同父异母弟弟孔端操奉命留守曲阜。金朝入主中原后，深知儒家文化是教化汉人、稳固统治的关键。于是，为笼络中原士族、标榜自身尊儒正统，金朝册封孔端操之子孔璠袭封衍圣公，主持曲阜孔庙日常祭祀。就这样，乱世催生出了孔氏家族前所未有的局面：南迁衢州的孔端友一脉，是宗法血缘上的嫡系大宗，被南宋认定为唯一正统，并在南渡之时带走了圣像、礼器等信物。在宗法礼制森严的古代社会，嫡长传承、家族信物、朝廷册封，都是孔氏南宗最坚实的正统依据。而留守曲阜的孔端操一脉，虽然只是支系，却也有金朝册封的官方祀主身份，其对祖庭的百年守护之功亦不可忽视。曲阜是孔子诞生、归葬之地，是天下公认的儒家根脉。孔氏北宗族人世代留守阙里，历经战火摧残，坚守祖庭香火，从未中断祭祀。在世人认知中，守住祖庭，便是守住正统，这是北宗无法替代的天然优势。从此之后，孔氏家族南北二宗并存的格局正式形成。他们血缘同源，祖庭同处，却分属南北两个政权，各自主张自身正统性。天下一统：两宗正统尘埃落定1233年，蒙古人攻克金都汴梁。元太宗窝阔台采纳重臣耶律楚材的建议，令时任衍圣公孔元措返回曲阜故里，仍袭封衍圣公，主持孔子祀事，以示朝廷崇儒重道。1279年，元灭南宋，实现了全国大一统，孔氏南宗第六代衍圣公孔洙亦归顺元朝。此时摆在元朝统治者与孔氏家族面前的，是一个棘手的千古难题：孔氏大宗究竟归南还是归北？对此，朝堂之上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三种声音：一是北宗派，认为山东曲阜是孔氏祖籍所在地，衍圣公的爵位应该由北宗继承；二是元宗派，认为元朝已有自己的衍圣公孔元用，南宗与北宗的衍圣公都应该废除；三是南宗派，认为南宗是孔子嫡传正宗，遵照儒家君臣有别、长幼有序的忠孝思想，唯有南宗的衍圣公才能封爵。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元世祖忽必烈最终采纳了南宗派的意见。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下诏，命南宗衍圣公孔洙进宫受封，并诏令他由衢州迁回曲阜定居，以正统的衍圣公爵位慎守家庙，执掌奉祀，光大儒学。就在南宗即将重归祖庭、一统宗脉的关键时刻，历史迎来了极具转折性的一幕——孔洙让爵。他给出的理由恳切而厚重：衢州南渡族人已历经六代传承，先祖坟墓尽数落籍江南，族人们也都扎根衢州，若自己孤身北上承袭爵位，便是背弃先祖，舍弃宗族，有违孝道本心。而北宗族人百年守护祖庭，劳苦功高，理应承袭世爵、主持祀事。孔府档案汇编·衢州孔氏卷内页衢州孔氏六十八代至七十三代系图（部分）。来源/孔子博物馆对于孔洙的大义之举，忽必烈大加赏识，称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于是命令免去孔洙的衍圣公爵号，任命他为国子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并且赠给保护林庙的玺书，由官府给予丰厚的俸禄。从此，衍圣公由北宗世代承袭，结束了南北并立的分裂局面。然而也有学者质疑“孔洙让爵”一事的真实性：元朝官方文献中不见孔洙让 爵的记载，连忽必烈对孔洙的赞语，都是在明宣德初年杨士奇所作《鲁林怀思图诗后序》中才最早出现。并进一步指出，孔氏北宗之所以成功袭爵，是因为元廷认为其乃“孔夫子之嫡孙”、功臣之 后，有德有文有功，与“孔洙让爵”并无关系。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孔氏正统归属北宗都是确凿无疑的。后世的明清两代，朝廷始终秉持“尊北不废南，重爵不削祀”的平衡策略。孔氏南北两宗虽偶有摩擦，但在朝廷规制与宗族家规的约束下，彻底结束了当初的激烈争端。明正德元年（1506），朝廷授予南宗出身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享受衍圣公次子待遇，实质上恢复了南宗的爵位。直到民国时期改翰林院五经博士为南宗奉祀官，共计十五世。很多人为孔氏南宗失去大宗身份和衍圣公爵位而惋惜。但回望数百年沧桑，我们不难发现，让爵恰恰是对南宗最大的成全。脱离爵位带来的皇权束缚之后，南宗反而保留了下了简约庄重的家祭传统，并形成了秉持崇文兴教、经世致用的家风。他们兴办学校教化乡里，把儒家义理融入江南市井烟火，推动儒学走向民间，实现了儒家文化鲜活的落地传承。而承袭衍圣公爵位的北宗，则一边肩负起守护阙里祖庭的重任，修葺孔庙、孔林，整理家族谱牒档案；一边主持国家层面的祀孔大典，维系着庙堂之上儒学礼制的完整传承，成为朝廷尊儒崇道的文化象征。孔氏南宗家庙牌匾。来源/纪录片《南孔》孔氏家族九百年的南北分宗，既是宗族的分离，也是文脉的分流共生；有过正统名分的区分，也承担起各自的文化使命。一在齐鲁故土，一在江南水乡；一个立足北方贴近庙堂，一个扎根南方深耕民间。历经岁月山河，两宗殊途同归，共同传承孔子的思想火种，让儒家文化跨越王朝更迭，直至今日依旧润泽华夏大地。参考文献：（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齐鲁书社2024年版刘厚琴：《孔子家族全书·家族春秋》，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刘小成，吴锡标：《孔氏南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赵文坦：《孔氏南宗“让爵”考》，《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李凯霖（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6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陕西咸阳的原野上坐落着一座座巍峨的封土，千百年风吹雨打，静静矗立。后世百姓望着这些土堆，凭着世代口耳相传，错把它们认作周文王、周武王的周王陵，也有不少被归为汉家古冢。这流传千年的误会，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学者阎文儒提笔撰文，才逐渐展露真相。这些咸阳原上的古老坟墓，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帝王陵墓。上召窑秦陵发现的琉璃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由此，咸阳原的地下谜题正式拉开帷幕。但是，在无法挖掘主墓室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黄土之下，究竟安眠着哪一位秦国的故人。2018年，对咸阳原地区“恭陵”的一次考古勘探工程，为解开这道谜题贡献了新的思路。这处此前被猜测是北周静帝宇文阐（北周末代小皇帝）的恭陵，极有可能是秦始皇嫡祖母华阳太后（华阳夫人）的陵墓。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恭陵？秦陵？谁的陵？2018年，为配合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按照文物保护流程，对施工范围开展全域文物勘探。其中就包括于1963年建立的“恭陵”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勘探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发现，“恭陵”的文物遗存和墓葬形制并不符合民间猜测的北周-隋时期特点，反而有着十分典型的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园特征，主体是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2022年，考古人员对陵园北部展开发掘，又完成全域补充勘探。这座坐落于上召窑村土地上的大墓，正式拥有了它考古学上的名字 ——上召窑秦陵，这是咸阳原上发现的第四座秦代高等级陵园。陵园的最中心，是整座陵园的灵魂——一座有四条墓道的覆斗封土亚字形大墓。咸阳上召窑秦陵考古出土的玉鸟。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要知道，在先秦时代，这样的规制，只有秦王、王后、太后才有资格享用。普通的诸侯贵族，最多只能拥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碳‑14测年把墓葬的时间框定在公元前389到公元前208年之间，范围一收窄，墓主人的候选名单，一下子就短了许多。在进行基础考察工作的同时，对墓主人身份的探寻也一并展开。根据现有文字史料记载与研究成果，可考葬于咸阳原的秦王与王后包括：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和华阳太后（华阳夫人），惠文后与武王后葬地则无明确记载，也可能安葬于咸阳原中。这五位王与王后，都成为学者们重点怀疑的对象。通过分组对比排除法，考古学家排除了墓主为惠文王、惠文后与武王后的可能性，那么，华阳太后（华阳夫人）成为最有可能的墓主人选。上召窑秦陵出土的玉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出土 258 件（组）器物中，有一件铜鼎，上面刻着两个字：宋氏。这两个字勾起了考古学者们的无穷遐想。宋国在公元前 286 年被齐、魏、楚三国联手攻灭，宋国的青铜礼器四散流落，流入列国宫廷。华阳太后本就是楚国芈姓贵族，楚、宋地域相近，或许，当时不少宋国旧器物就此流入楚国。后来她远嫁秦国，这件刻着宋国旧族名号的铜鼎，便跟着她进入咸阳王宫。待到她辞世，铜鼎又作为礼器，埋进这座宏大陵园。这条线索，似乎在悄悄佐证，这里就是华阳太后的长眠之地。谁是华阳太后？说起华阳太后，史书留给她的笔墨并不算多。她没有宣太后那般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连一篇专属传记都不曾拥有，但这个来自楚国的女子，确确实实地改变了秦国的国运。华阳夫人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大秦赋》百年来，秦楚之间不断通婚，楚国芈姓王族曾在秦国朝堂掀起巨大风浪。宣太后主政之时，楚系外戚势力盛极一时。秦昭襄王晚年时，宣太后离世，旧日楚系勋贵逐渐退场，但秦国王宫依旧需要来自楚国的贵族，维系两国微妙的邦交平衡。尚为少女的华阳太后，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远赴咸阳，嫁入秦宫，被封为华阳夫人的她受尽宠爱，却没有生下任何子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秦国后宫，没有子嗣就意味着，所依靠的丈夫一旦撒手人寰，她所有的财富地位便会烟消云散。华阳夫人的困境，落在一位野心勃勃的商人眼中，竟成了改变命运的绝佳契机。他就是吕不韦。上召窑秦陵出土的铜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吕不韦是阳翟人，行商列国，家累千金。他在赵国的都城邯郸遇见了秦国质子异人（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因生母夏姬不受宠，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秦赵交兵之后，他在邯郸的处境十分艰难。吕不韦却认为异人“奇货可居”，身上有巨大的政治潜力。所以，他不惜对异人“重金投资”。另一方面，为了能让异人重返政治中心，吕不韦瞄准了秦宫中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需要一个可以牢牢攥在手中的子嗣，巩固自己日后的地位；流落赵国、举目无援的嬴异人，则迫切需要秦宫内部强有力的靠山，帮他摆脱质子的困境，争夺储位。二者各有所求，恰好可以互为助力。吕不韦要做的，就是为二人牵桥搭线，促成这场政治交易。他下定决心远赴咸阳，先用钱财收买华阳夫人的姐姐，借她之口向华阳夫人进言，“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是她的现实困境，劝她趁恩宠尚在，在诸多公子之中择选一位贤孝者收为嫡子。将来养子继承王位，自己便可长保太后之尊。至于选择谁，吕不韦当然早早准备好了人选——远在赵国、生母卑微孤立无援的异人，最合适不过，他称异人愿奉华阳夫人为母，自当百倍孝顺。华阳夫人深以为然，审时度势，主动向安国君进言，夸赞异人的贤德，哭说自己的不幸，表示：“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一番恳切诉说打动了安国君。安国君不仅应允，还刻下玉符作为信物，正式确立子楚的嫡嗣身份。异人就此改名子楚，命运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命不保朝夕的质子，成为拥有继承权的秦国嫡孙。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离世，安国君继位，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册立为王后。可命运捉弄，孝文王登基仅仅三天，便猝然去世。子楚继位，便是秦庄襄王。庄襄王感念华阳太后的拥立大恩，尊她为华阳太后；同时，也尊自己的亲生母亲夏姬为夏太后。秦国朝堂，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 “二后并尊”。据《战国策》记载，华阳成为太后之后，“诸侯皆致秦邑”，各国纷纷向她馈赠城邑，似乎可以印证她在列国之间拥有颇高声望。庄襄王去世后，少年嬴政登上王位。此时华阳太后依旧身居高位，作为秦宫楚系外戚的核心人物，在秦王政早年的朝堂格局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分量。有学者推测，嬴政成年后的婚配大事，大概率便是由华阳太后主持，为他选取楚国王室出身的王后，延续秦楚联姻传统，继续维系楚系势力在秦国的影响力。以华阳太后为代表的楚系集团，也很有可能在嬴政的朝堂之上，起到抗衡吕不韦与赵姬集团势力的作用。嫪毐叛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前238），此时华阳太后尚在世。平叛主力昌平君、昌文君均带有楚系背景。和华阳太后关系匪浅。有人据此推测，华阳太后或许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战国错金杜虎符。来源/陕西省文物局一朝两太后，一位是有拥立之功的嫡养母华阳太后，身后连着盘根错节的楚系外戚；一位是君王血缘上的生母夏太后。按照秦国旧制，秦王陵园只会预留一处王后墓穴，可现在一朝两位太后，谁该归入王陵？《史记》上，华阳太后去世之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而夏太后“独别葬杜东”，遥遥相望儿子和丈夫的陵寝。但如果华阳太后与孝文王葬于一处，为何又会拥有一座属于自己、完整独立的亚字形大墓陵园？对此，考古研究者赵汗青提出了一种猜想：合葬，是同园而葬；会葬，则是夫妻各有独立陵园，只是相隔不远，互为呼应。就像秦始皇的母亲帝太后赵姬，死后“与庄襄王会葬芷阳”。芷阳所在的洪庆原上，如今也正有两座带着覆斗封土的大墓遥遥相望，一大一小，各有自己的陵园。倘若将来证实那就是庄襄王与赵姬，就能印证秦国发生过一次重大陵寝制度变革：秦王与王后，不再共用一座陵园，而是分建陵寝，比邻而居。这套“王、后分置独立陵园”的新制度，或许正源于秦国历史上这段特殊的二后并尊时期。一王二后，得以各安归所，互不侵扰。而华阳太后的地位，也担得起为她重设一座单独的陵寝。 咸阳原号称“周秦汉唐地下博物馆”，黄土之下，层层叠叠分布着战国秦陵、西汉帝陵、北朝隋唐墓葬。“先考古，后建设”的模式，让很多即将被工程覆盖的古代遗存，得以被记录、保护。无数重要考古发现，都来自基建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一座流传半个多世纪、被误称作“恭陵”的封土，在现代化机场的建设进程中褪去后世附会的外衣，露出战国晚期秦王室陵园的本来面目，可谓是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的一次意外相交。司家庄秦陵陵园平面图当然，目前为止，上召窑秦陵墓主为华阳太后的判断，只是基于陵园形制、空间关系、出土遗物、碳‑14测年与文献记载综合得出的推测。主墓室至今没有发掘，尚未出现可以直接锁定墓主人的印章与长篇铭文，“华阳太后墓”的盖棺定论，还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去敲定。如果上召窑秦陵最终确认为华阳太后之墓，将有效补充文字文献缺失的部分，为研究战国后期秦国历史，解开咸阳原秦陵身份难题提供更多的材料与思路。参考资料：（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7期赵汗青：《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试析》，《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7期赵茁轶，周思言：《咸阳原发现战国晚期秦王级别陵墓 墓主或为华阳太后》，《陕西日报》2026年9月19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召窑秦陵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资料》，2026年9月18日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钱贝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影视剧里的师爷，一般是站在县太爷身边那个摇着扇子、眯着眼睛、一肚子主意的“智囊”，帮县太爷写公文、翻卷宗、查旧例。1915年，距离清朝结束已经过去三年，各地县衙也在改制。但这一年，一个叫王光焕的人却还在浙江长兴做着旧时代的“师爷”工作。王光焕是湖南人，清末曾在湖南地方官署中充任师爷。清朝灭亡后，他去浙江长兴县政府做幕僚，继续靠原来的本事谋生。师爷王光焕并不是孤例。辛亥革命以后，遍布各州县的师爷并没有随着清朝一起突然消失。有的县继续聘用师爷；有些人留在原来的官署里，只是后来改叫秘书、科员；还有一些人离开县衙，去教书、修地方志、给军政机关做文书，甚至有人开起了银行。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影视剧《芬芳喜事》新制已颁，师爷未走幕僚制度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称谓五花八门。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宋代有幕职、僚属等二十种，清代文献中可见的至少二十四种，并出现“师爷”的俗称。师爷非官非吏，无品无位，只是受聘于幕主官员的佐治人员。其实，早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1884-1889），清地方政府就已经开始大规模改革幕僚制度，用“文案委员”等职官逐渐取代“师爷”，成为近代地方新旧官僚体制转变的桥梁。这一过程被学者概括为 “宾”消“僚”长，即私人聘请的“幕宾”逐渐向具有“僚属”性质的官员转变。张之洞而从制度上看，师爷在民国建立不久后，就已经失去了清代县衙中的位置。1913年1月8日，北京政府颁布《画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县知事之下设科长、科员等佐治员，酌设技士，并可酌用雇员；原府厅州县官厅的署名、官名凡有与新制度相抵触的，都应裁撤或改正。与此同时，司法制度也开始重新安排。同年2月，司法部公布《各县帮审员办事暂行章程》，未设审判厅的县可酌设“帮审员”。1917年5月，北京政府又颁布《县司法公署组织章程》，在未设初级审判厅的县设立司法公署，由审判官与县知事共同组织。按照这套制度设计，清代县衙里依附于知县个人的师爷，已经不再是新县公署组织的一部分。不过，官制可以通过一纸命令改变，地方政府每天要办的事情却没有随之消失。田赋仍要征收，账目仍要核算，案件仍要审理，告状人的呈词、上级机关的公文以及县署每天发出的批示也需要人处理。清代的幕友虽然不是正式官员，却恰恰掌握着这些具体事务的办理经验。因此，民国初年的地方行政出现了一段相当明显的新旧混合阶段，新的科长、科员、承审人员已经进入县署，而熟悉旧有办事程序的师爷却没有马上退出。《曲阜市志》记载，民国初年县知事兼理司法，县署中“委任承审员、刑名师爷各1人”，两人都负责办理诉讼事务。“承审员”属于民国基层司法逐渐建立起来的新职位，“刑名师爷”是清代地方官署中协助官员处理司法、刑事审判事务的幕僚旧称，两种人员此时同时出现在一个县署里。直到1928年，曲阜建立县法院，才改设审判官、检察官、录事等人员。仅从这一县的变化就可以看到，师爷事务并不是在1912年以后突然由一套人员整体交给另一套人员，而是在十几年中逐步被替换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西乡的材料保存得更加完整。辛亥革命以后，西乡县衙改称县署，知县改称知事，但县署起初仍然保留清代的六房：吏、户、礼、兵、刑、工房。1914年，才增设科室机构，并配置科长、科员。到了1922年，当地再次调整县级机构，撤销原来的科，改设课、局、所，而就在这一套已经带有明显民国色彩的机构中，地方志仍然明确记载“设师爷”。直到1928年，西乡废除六房，恢复分科办事，县行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县志上才出现一句十分直接的记载：“师爷改称秘书。”原来集中在县官、师爷和旧式房科手中的事务，正是在这样的改组中一点点被拆分到新的行政部门。从地方县志和制度文件来看，清朝灭亡以后，地方师爷首先经历的并不是集体失业，而是一段长短不一的“留用期”。虽然当时已经开始按照科、局、司法机关重新设计地方行政机构，但各县真正完成这种改组，需要新的人员、经费和办事制度，而这些条件并不能立刻具备。因此在20世纪1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地方仍然能够看到专管司法诉讼的刑名师爷、主管钱粮赋税的钱谷师爷，有的县甚至在保留六房的同时设置新式科室，另一些地方则让旧人继续办理原来的事务，只是逐渐给他们换上秘书、科长、科员、承审员等新的名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师爷”开始从地方政府的日常称呼中慢慢消失。随着县政府分科制度和新式司法机构逐渐铺开，继续留在官署里的旧幕友终于越来越少再以“师爷”的名义出现。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离开地方政府，而是被重新安置到了正在形成的新官僚体系之中。新官制下的旧幕僚河南内乡县的地方志记载，1927年县政府改组后，“师爷改称秘书，设第一科，掌管民政，后改为民政科”。原来依附于县官个人的幕友，逐渐变成县政府内部有固定职名的公务人员。这种变化不仅是换一个称呼，更重要的是原来由师爷集中承担的工作被拆开了。民国县政府逐渐采用分科办事，过去一名钱谷师爷可能要协助县官处理多项财政事务，后来这些工作逐渐进入财政科、财政局；过去刑名师爷帮助审阅词状、整理案情、查考律例，后来则由帮审员、承审员以及新式司法机构中的书记、录事等人员分担。随着县政府分工越来越细，一个师爷帮县官包办一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越来越难以维持。在师爷向政府文官过渡的群体中，符璋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早年长期作幕，做过地方官署幕友、军营文案和督署文案，熟悉的正是传统幕府最看重的公牍和行政事务。清末新政期间，他已从私人幕僚进入新式官署，担任统计科科长；1911年任瑞安知县，辛亥革命后又继续留任民事长。1912年辞去官职后，他到江西任九江交涉署秘书，后来又先后出任宜春、虔南、广昌等地知事。从“幕友”“文案”到“科长”“秘书”“知事”，符璋的履历完整地串联起清末民初的职位变化：原来靠地方官私人延聘的幕僚，凭借多年积累的公文、行政和地方事务经验，得以进入新的政府机构，成为有正式名称和职务的行政人员。绍兴师爷铜浮雕。来源/绍兴师爷博物馆与符璋经历相似的，还有一批从幕府中走出来的人物。粤军将领陈炯明的师爷金章，原籍浙江绍兴，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一直追随陈炯明为其出谋划策，后曾任第三任广州市市长；王锡彤是袁世凯最器重的师爷之一，在袁世凯罢官归田后进入其幕府，为其兴办实业，后来还代理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的总理之职；绍兴师爷娄心田，民国初年曾任东北马占山督军府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为马占山出谋划策，参与了著名的江桥抗战……这些人的去向虽各不相同，但都凭借幕府时期积累的文书、行政和谋略经验，在民国时期找到了新的差事。因此，清亡以后留在政府里的师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去处。有人被称为秘书，有人进入各科成为科长、科员，有些人的工作被承审员、书记员等新式司法人员接替，还有少数像符璋这样的人直接进入正式官僚体系，继续担任地方行政职务。旧称虽然消失了，原来那批熟悉公文、钱粮和司法事务的人并没有离场，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换了一套新的身份，继续坐在民国政府的办公室里。走向学校、商号与新机关随着县政府分科办事、司法机关逐渐建立，传统幕府能够提供的位置越来越少，一部分年纪较大、没有进入新官僚体系，或者本来就不准备继续做官的人，只能另谋出路。不过，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文字、公牍、账目和地方事务经验，在民国社会中仍然有用，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并不局限于一种职业，而是逐渐流向教育、修志、军政机关、私人机构以及工商金融等不同领域。开头提到的王光焕，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人。他早年学习刑名幕业，清末长期在地方做幕，1913年还在湖南茶陵、攸县一带活动，1915年在浙江长兴县幕次。此后，随着传统幕业逐渐萎缩，他没有再长期依靠县署中的幕席谋生，而是更多转向教馆和授徒。对这一代旧式幕友来说，教书并不是陌生的职业选择。他们大多熟悉经史、律例和公文写作，能够读写古文，也有多年替官员处理文书的经验，退出官场以后，到私塾、书院或者私教授课，是一种较为自然的谋生方式。民国六年武昌文华书院外景。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符璋离开正式官场以后，走的路更加复杂。1916年前后，他参与纂修《平阳县志》，后来又到上海哈同的爱俪园办理文牍。回到温州以后，他还做过地方顾问、文书工作，并在家授徒、卖文。1924年，他又曾短期受聘担任军队秘书。符璋的经历说明，旧幕友即使离开县政府，也仍然可以依靠自己最熟悉的本领生活。会写公文的人可以做秘书、文牍，会整理地方材料的人可以修志，熟悉地方政务和人情的人又可以担任顾问。旧幕府虽然衰落，围绕文字和行政经验形成的职业市场并没有随之消失。还有一些人直接进入了新的军政机关和中央机构。陈天锡年轻时曾接受刑名、钱谷方面的幕学训练，但民国以后，他的履历中已经很少再出现“师爷”这样的称呼。1918年前后，他在广东三水县担任民政、建设等课的课长，后来进入广州军政府外交部门做秘书，又先后担任科长等职，之后进入中央机关任职。他所掌握的律例、公牍和行政知识，在新的机关里仍然能够使用，只是这些知识开始通过“课长”“秘书”“科长”等现代职务发挥作用，而不再以私人幕友的身份存在。也有人干脆离开官场，进入工商和金融领域。岳阳地方文史资料中记载的张铭伍，晚清曾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后来还做过湖广总督衙门的刑名师爷。清朝灭亡后，他返乡与人合办商业银行，在岳阳天岳山开业，主要向岳阳、临湘两县的茶商放款。这家银行后来因倒账和战乱损失，在1917年前后关闭。民国时期新民储蓄银行营业部柜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由这些人的经历可以看到，清亡以后离开县衙的师爷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新职业群体。过去依附于地方官个人的一种职业，在民国社会中被拆散成了许多不同的谋生方式。师爷这个称呼越来越少见，但那些会写公文、懂账目、熟悉司法和地方事务的人，却以教师、秘书、顾问、文牍人员乃至商人的身份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的知识从“佐官治民”转向“教书育人”或“经营实业”。这种变化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甚至更久。不同地区完成改组的时间并不一致，旧机构、新职位和旧人员长期交错存在。对于许多具体的师爷来说，他们经历的也并不是一次突然的“集体失业”，而是在新的制度中，不断寻找自身的新位置。参考文献：王文涛：《师爷称谓演变与幕僚制度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冯建荣：《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陈晓平：《张之洞的两广幕府》，澎湃新闻，2023年8月10日。《符璋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王兴国：《晚清湖南知名“绍兴师爷”王光焕》，《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曲阜市志》，山东地情档案网。《内乡县志》，河南党史方志网。《陈天锡与〈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广东文史网。《民国时期外商在岳阳的经营概况》，岳阳市档案馆网。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关禾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陈芃（实习）校对 | 胡瓜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9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唐）白居易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毁灭了大唐王朝的极盛时代，也把远戍西域的唐军将士置于危险境地。绝域孤军说起来，唐玄宗朝虽号称盛世，实际上早就埋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一方面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府兵制的崩坏，天下精兵尽皆集中于西、北沿边诸道。譬如，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超过20万，一人即握有大唐全部边防军总数的1/3以上，称得上“范阳兵马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一朝谋反，唐廷以两京（洛阳、长安）子弟仓促组成所谓“新募兵”的乌合之众迎战河朔百战之余的叛军，纵以封常清这样的名将为帅，仍旧难免连战连败。影视剧中的唐玄宗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对此，唐廷所能拿出的守御之策，也只有调边军回救腹心了。“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设在西域的安西、北庭两节度使也奉命以精兵内调。北庭副都护高耀、北庭兵马使王惟良、宿将（久经战阵的将领）荔非元礼等皆随军东去。安西方面，名将李嗣业、段秀实等也率步骑兵5000入关。这是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诗人杜甫在《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里欣慰地表示：“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唐军收复长安时，正是以安西宿将李嗣业率领的边军为先锋，“所向摧北”。唐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谓有得必有失，边军内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唐军平叛的被动局面，但也造成了边疆守备空虚，引来外敌觊觎。此时的吐蕃统治者，是堪与松赞干布齐名的赞普弃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面对唐朝内部的剧变，本就虎视眈眈的吐蕃趁机提出以“助讨国贼”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兵唐朝内地。被唐朝回绝后，吐蕃一不做，二不休，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陇右为突破口，发动了对唐朝的军事进攻。公元756年，吐蕃连陷威戎（今青海门源）、神威（今青海海晏西北）、定戎（今青海湟源西南）、宣威（今青海西宁北）等地。第二年，吐蕃攻占陇右节度使治所所在地西平（今青海乐都）。再下一年，重镇河源（今青海西宁）治军也落到了步步紧逼的吐蕃军队手里……这就是杜甫笔下的“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到了广德元年（宝应二年，763）十月，吐蕃调集了包括吐谷浑、党项、羌等附属民族在内的20万大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攻势。在很短时间内，吐蕃攻克兰、河、秦、渭等陇右诸州，并马不停蹄地进入大震关（在陕西陇县西境），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长安城。长安陷入外兵之手，从李唐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吐蕃人虽无意长期盘踞长安，但陇右的大片土地就此被吐蕃纳入管辖。由于吐蕃占领了陇右诸州，原来唐朝东起大海、西抵葱岭（帕米尔高原）的统一领疆已断裂为二，河西与西域已同唐廷直辖的关内、剑南诸道切断了联系，成为远离唐廷的飞地。在吐蕃的后续攻势中，按照《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广德二年（764）凉州陷蕃，永泰二年（766，是年十一月改大历）甘州陷蕃，大历元年肃州陷蕃，大历十一年（776）瓜州陷蕃。安西、北庭因此显得更加孤立无援。由于通过河西走廊的东、西交通完全断绝，安西、北庭方面就连封建时代极为重视的“正朔”也无法与朝廷保持一致。唐朝后期年号更换频繁，如“永泰”（765-766）、“大历”（766-779）、“建中”（780-783）等。可西域唐军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沿用“广德”年号，只因西域无法及时获悉朝廷“改元”的消息。唐与吐蕃奉天、鹑觚之战。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但唐廷并不打算就此放弃西域。当时的名臣李泌以为，安西、北庭“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双方清水会盟，规定“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也就是承认其占有陇右的既成事实。但条约里尚有特殊规定：“盟文所有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按此，安西、北庭皆有唐军驻守，自然仍归属唐朝。吐蕃赞普弃松德赞拒绝签署这一盟约，原因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早就将孤悬在外的西域看作自己的囊中之物了。何以坚守吐蕃政权之所以在不断对唐发动局部进攻的同时，仍保持双方使节往来不辍，是因为他意图迫使唐朝重新划分边界，不战而取西陲飞地。和议不成，吐蕃转而动武。“飞地”中最先沦陷的是沙州。沙州虽然隶属河西节度，却地兼碛（qì）西，包括蒲昌海、石城镇、播仙镇、蒲桃城等在内的广大地区（隋鄯善、且末二郡，今若羌至且末）。沙州唐军打得很顽强，“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沙州官员阎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直到粮、械皆竭，才在“苟毋徙佗（他）境”的条件下开城投降（786），“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可以说虽败犹荣。沙州沦陷，安西与北庭陷于完全孤立。但两地还是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建中二年（781），北庭和安西仍然泣血相守，李元忠和郭昕因其忠义分别被唐朝册封为北庭大都护和安西大都护及四镇节度使。而《悟空入竺记》记载，悟空和尚（俗名车奉朝）途经北庭。当时的北庭大都护杨袭古乃虔诚的佛教信徒，此年仍在大兴佛法，奖掖译经。可见贞元五年（789），北庭仍然安谧无事。悟空和尚在焉耆（qí）还见了当地国王与镇守使，而且“延留三月”，说明唐朝在当地设立的国王管民政、镇将摄军事的统治秩序并没有被破坏。不仅如此，从库车出土的文书、于阗出土的汉文文献来看，建中至贞元初期，安西四镇比以往显得平静。安西、北庭的唐军作为绝域孤军，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这与西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分不开。吐蕃军队从游牧地区进入西域绿洲，这里以独立城邦分散布局，而城邦周边自然地理条件不易驻居，使军队的给养方式受到限制。塔里木盆地周边散布着大大小小100多个绿洲，依靠高山融雪的灌溉，绿洲的农业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以农耕为业的中原军队开赴西域后，生活方式与习性，乃至生活环境都容易适应。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素称“城郭诸国”，守住了绿洲也就等于守住了诸国。库木吐喇千佛洞21窟穹顶画。来源/故宫博物院另外，西域唐军主力虽然内调，但余部不可小觑。公元692年之前，这里的部队主要是从内地征召来的府兵，隔几年换防一次。公元692年后，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西域的驻兵主要变成招募的镇兵。这些职业军人有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库木吐喇石窟的壁画上，描绘了两名身穿铠甲的武士骑马而来，一位正跃上殿堂抓捕，另一位则策马挥刀。壁画创作于8世纪左右，中原风格，画中人物穿着为唐代汉人服饰，两名武士身着唐代士兵的铠甲明光甲，戴头盔，手执长剑。壁画中除了描绘唐代士兵铠甲装备，还描绘了军马的铠甲，从头部到腿部都有防护，可见西域唐军的装备相当精良。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库车）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锡、铅、锌等矿产资源。《汉书·西域传》载：“龟兹饶铜、铁、铅……”4世纪时，龟兹国冶铸的铜器、铁器，可以“恒充三十六国之用”。西域的唐军掌握了龟兹的金属矿藏，武器方面很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另外，为保证军粮供应，唐朝在西域实行屯田，至今留下大量的屯田遗址，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两缘各绿洲。西域屯田规模空前，保证了驻军粮草的供给。由此看来，安西驻军的后勤补给中，粮草、武器基本能自给自足，这自然有利于长期固守。不仅如此，唐军还在西域设置了很多军事防御设施，有烽燧、关戍、城池，形成完善的防御体系，绝不是外敌可以轻易攻取的。烽燧沿交通线设立，并和馆驿结合，发挥预警及维护交通通畅的作用；关戍、守捉和烽燧组成防御前线；城池沿袭中原军事城池的建筑，集中驻扎军队，成片分布，互为依托，形成多重严密的防御体系，不是外敌能够轻易攻取的。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79窟主室坛基正壁供养人。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安西、北庭与唐廷的直接联系虽为夺取陇右、河西后的吐蕃隔断，但并非完全孤立无援。占据大漠南北的回纥（鹘）与唐廷大体保持了友好关系。不但安西、北庭的奏事官们得以“取回鹘路”入朝，回鹘的军事力量也在事实上成为西域唐军的重要盟友。不过，这条“回鹘路”并不是轻易可以利用的。回鹘除了“肆行抄夺”“诛求无厌”外，由于当时的回鹘人笃信摩尼教，还对其他宗教采取排斥态度。比如，前面提到的悟空和尚就因为可汗“不信佛法，所赍（jī）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更重要的是，回鹘的军力远没有达到凌驾吐蕃之上的程度，在西域的争夺中最后败下阵来，这也注定了安西、北庭守军的悲剧命运。独力难支顺便提一句，吐蕃军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法令严明，每次作战都要下马列阵，前队战死则后队跟进，如此往复，绝不后退。而且，唐代的《通典》也明确记载，吐蕃“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事实上，当时的吐蕃锁子甲的工艺水平在整个亚洲都非常有名，阿拉伯人的文献也记载吐蕃的铠甲（吐蕃盾）如此精良，竟坚不可穿。公元729年左右，突厥别部突骑施进攻阿拉伯帝国（大食）控制下的中亚河中地区，当突骑施可汗苏禄出现在阵地上时，阿拉伯军队中的两位神箭手对其进行了狙击。结果，二箭都射中苏禄的面部，却不能取其性命，拯救了苏禄的正是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吐蕃锁子甲。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吐蕃军队，还在西域争夺中得到了一个盟友——葛逻禄。这是一个异姓突厥强部，原本依附于突厥汗国。这一属性决定了突厥汗国覆灭后，葛逻禄与回纥（同样曾臣服突厥汗国）处于争夺突厥遗产而“一山不容二虎”的状态。此部本来一直助唐抗击吐蕃，但与回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厌其夺掠”，而“吐蕃厚赂”，干脆叛变投靠吐蕃去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来源/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从贞元五年（789）冬天开始，吐蕃向唐朝西域发动大规模进攻。至次年四月左右，在葛逻禄的帮助下，吐蕃军队终于攻陷北庭。庭州这座天山北麓名城重镇，在贞观十四年（640）归唐，二十二年（648）由羁縻庭州升为庭州，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戊申（702）创立北庭都护府，之后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并独为一节度，作为唐朝治理碛西东部地区的军政中枢，存在近一个半世纪之久。贞元七年秋，回鹘“悉发其丁壮五六万人”，联合北庭的唐军余部，反攻北庭。结果又被吐蕃、葛逻禄联军击败，“死者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纥（回鹘）之浮图川，回纥震恐，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此战之后，回鹘势力转衰。而葛逻禄则代之而兴，接管了天山北麓东部地区。影视剧中的裴行俭形象。裴行俭曾赴西域主持安西都护府军政事务。来源/电视剧《风起西州》北庭沦陷以后，唐朝的西域残余领地仅余西州、安西两大主要城堡及其卫星据点。西州陷落的时间晚于北庭。《旧唐书·吐蕃传》则记“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说明唐朝已无确切情报。能够肯定的是，安西所坚持的时间又长于西州，因为大都护府驻节龟兹，唐兵尚众，另有于阗、疏勒、焉耆三镇守军环拱周围，加之城郭诸国效命，又有回鹘为奥援，所以虽在地理上距唐最远，距蕃最近，却足以使强邻未敢轻动。据《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记，回鹘曾应请驰援，重创吐蕃军队：“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可惜好景不长，西域大战的结局仍是以吐蕃、葛逻禄的胜利、回鹘的失败而告终。《九姓回鹘可汗碑》。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至元和十一年（816），吐蕃与葛逻禄的联军已大败回鹘。事后吐蕃大相尚绮心儿曾对唐使刘元鼎说：“回鹘，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本国有丧而还。”失去回鹘支援的安西终于陷落。其时间在公元801年左右，这一时间出于后世推测，推测的来源则是诗人记载的历史悲剧。元稹在《缚戎人》记述了一位“小年随父戍安西”却沦为蕃俘的唐朝戍卒，此人后来只身奔唐，反为唐朝边将作为蕃俘押送流放。这位历史的见证人明确提到，安西这座为唐军固守的碛西最后城堡陷于吐蕃的一次初冬夜袭：“烟尘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电影中的曹光宗(他伪装成僧人，肩负穿越戈壁远赴中原、为沙州向大唐求援的重任）。来源/电影《敦煌英雄》安西的陷落标志着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在坚持了超过半个世纪后，以一种悲壮的方式退出了西域。而对吐蕃来说，在完成夺取西域的夙愿后，它也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后来的藏文史书《贤者喜宴》对此形容：故（吐蕃势力）东达昴宿星升起之地京师万祥门；南抵轸宿星升起的边地恒河河畔建立石碑之地。*本文摘编自《敦煌英雄：镇守绝域二百年》——END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6000 字阅 读 需 要 17 分钟南宋祥兴二年（1279）二月，宋元海军在崖山（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最终决战，史称“崖山海战”。此战前后历时23天，双方投入兵力（包括参战的外围后勤保障人员）多达50余万，双方动用的战船一共2000多艘。经过二十几天的鏖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上千艘战船沉没。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凿沉，可以说极为惨烈。崖山。来源/纪录片《国宝档案》可是，无论是舰船数量、规模和参战人数，南宋海军与元朝海军相比均占优势，为什么南宋军队在这场海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几百年来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要解开这个历史谜团，还得从元朝调整对宋战争的战略说起。 元灭宋的战争，从南宋端平二年（1235）爆发，至祥兴二年（1279）二月崖山海战后宋朝彻底覆亡，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蒙古铁骑面对的不再是广袤的草原和人迹罕至的大漠，而是人口密集、城镇星罗棋布、河网纵横的江南水乡。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军民顽强抵抗，誓死不降，导致元灭宋的战争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且旷日持久。然而，这种状态最终还是被打破了，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元朝的决策层接受了南宋降臣刘整（1213—1275，字武仲，宋末元初著名将领。金末时投奔南宋，隶属于南宋名臣赵方麾下。由于受到吕文德的陷害，被迫降元，提出“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关键战略）的建议，做出重大的战略转变。南宋，“行在会子库”铜钞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施行长久围困；其二，编练强大的水军，以应付江南地区河网交错的地形。这两项战略的转变产生了成效，偏安一隅150多年的南宋王朝最终灭亡了。然而，元朝方面的战略调整，之于南宋王朝的灭亡而言是客观原因，从主观角度分析其失败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军事部署失当，导致都城临安防守空虚。南宋后期，宋军主力主要集结于淮河流域，长江以南的兵力比较空虚。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这一破绽被元朝决策层发现，因此元世祖忽必烈在命伯颜进攻南宋，朝臣讨论对宋的战略时指出：“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闻我欲渡江，彼必移师拒守。”（《元史》卷一百五十四）意思是，宋军大多集中在两淮流域，一旦得知元军准备渡江，一定会调动部队南下防守。于是命令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两万轻骑兵进攻淮安以牵制宋军，使其不能抽身回防长江防线。元军南下的进攻方略的确抓住了南宋兵力部署的问题，做到了避实击虚，并且乘虚而入。因此，当襄阳失守，元军顺江东进的时候，虽然两淮的宋军兵力仍然拥有相当的实力，但远水不解近渴，阻拦不住元军的脚步。其次，投降派占主导地位。伯颜大军兵临防守兵力非常不足的临安城下，“太后传宣许降国”“臣妾佥名谢道清”“满朝朱紫尽降臣”（汪元量：《湖山类稿》卷一）。唯有出面谈判的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义不降敌。被拘捕的文天祥趁元军看守不注意，逃出元军大营后北上到真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当时南宋各将校和诸官员，听说文天祥到了真州，纷纷前来投奔。当时两淮的兵力足以抵御元军，复兴宋室。可惜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胆怯不敢进兵，又怀疑文天祥是元军的奸细，而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因与淮东诸将有嫌隙而无法联合。文天祥行书上宏斋帖卷。来源/故宫博物院如果当时有得力的领导，能够将两淮的力量整合起来，那么“不出一月，连兵大举，先去敌巢之在淮者，江南可传檄定也”（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八）。可是，临危受命的文天祥资历太浅，在军中没有号召力，他的目的最终无法实现。无力回天的文天祥感慨道：“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高以荆州降，夏以淮西降。李死，淮东尽失，无复中原之望矣。哀哉！”（文天祥：《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南宋当时东南地区的主力部队都在长江以北，这是根本力量。可是，湖北制置副使高达献江陵城（又称荆州）投降了，夏贵率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投降了。虽然李庭芝守扬州誓死不降，可是后来扬州矢尽粮绝，李庭芝率部突围，转战至泰州，兵败被俘之后被元军押解回扬州杀害，淮东地区于是完全丧失。 由于敌方的战略调整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南宋王朝气数已经尽了。临安城破之前，宋度宗的杨淑妃带着她生的小皇子益王赵昰，还有修容俞氏生的小皇子广王赵昺，辗转逃到温州和福州。右丞相陈宜中、保康军节度使张世杰、宗正少卿陆秀夫等人，于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在福州拥立益王，重建朝廷，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今福建省福州市）。随后陈宜中升任左丞相，张世杰升任枢密副使，陆秀夫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张世杰。来源/纪录片《国宝档案》文天祥闻讯赶到福安，朝廷仍然任命他为右丞相。可是，这个流亡的南宋小朝廷的实权却掌握在武将张世杰的手中。文天祥评价张世杰：“闽之再造，实赖其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赀，惟务远遁，卒以丧败。哀哉！”（《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虽然在福建重建朝廷完全靠他的力量，可是此人没有远大抱负，只知道拥兵自重，获取财富，并且只想着远远地逃亡。至于陈宜中，文天祥更不看好。他说：“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杰。”（《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朝廷刚刚建立，陈宜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一味地听张世杰独断专行。文天祥虽然担任右丞相，却“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由于右丞相一职有名无实，文天祥只好以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前往南剑州（今福建省南平市）和汀州，出兵江西路，组织当地民众与元军打游击。南宋岳家军武将甲胄，属于宋代札甲形制。来源/电视剧《精忠岳飞》文天祥到汀州之后不久，元军进逼福安。陈宜中、张世杰手握重兵，却不战而撤出福安，护卫着皇帝赵昰登舟入海。从此南宋小王朝一行就只能在海上漂泊了。在浮海南逃到广东的路上，小皇帝赵昰病死，年仅11岁；只好再立年仅7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年号为祥兴。在元军占领南宋大部分国土的情况下，在广东沿海漂泊的南宋小朝廷，当时有三条路可以选择：其一，逃往今越南南方的占城，陈宜中已先期到达了那里；其二，流亡海南岛，这里虽然在当时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却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其三，按照张世杰的主张，继续在广东沿海流亡。虽然这三种选择都无法避免南宋小朝廷的最后覆没，但是张世杰的选择无疑是最下策。南宋青白釉瓷碗。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南宋祥兴元年（1278）六月，经过辗转漂泊，张世杰最后选择将广州新会县的海岛崖山作为行在。史料记载：崖山者，在新会县南八十里巨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镇戍，世杰以为此天险，可扼以自固，始不复事转徙矣。（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 意思是，崖山位于新会县南80里（约合35公里）的大海里，与一块巨石对立，就像两扇门（因此又称“崖门”）。每日的潮汐经此门出入。崖山上建有堡垒，张世杰认为这里是天险之地，可以坚守，因此决定不再继续迁徙，将行在建立于此。同时将广州升为祥兴府，后又升为翔龙府。可是，当年的崖山只是一个小岛，没有与大陆相连。崖山地处珠江入海口，“海水有时分清浊二色”（林星章纂修：《新会县志》卷二），说明这里正是江水与海水的交汇处。崖山的西山南北长100多千米，东南方向面临大海，西北一带都是海港。西北的港内虽然有南北两个出入口，但是海水较浅，退潮时船无法出入，实际上只有南边一个出入口。此种地形极大地影响了军事上的机动性。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看，崖山根本不适合作为小朝廷的基地。张世杰却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沉没了700多年的南宋海船，在泉州湾后渚港被发现并发掘出来。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即便如此，小朝廷逃亡到这里还要大兴土木，“入山伐木，造军屋千间，起行宫三十间，内正殿，以杨太妃故，立名慈元殿”（《宋季三朝政要》卷六）。同时，还到处征集工匠，建造房屋，打造船只，制造兵器。自六月一直忙到十月才结束。最终建造大小船只1000多艘，其中有很多大船。这个时候，跟随皇帝行在逃亡的军民，大概有20万，他们大多生活在船上，这些人的生活补给就成了大问题。为了保证这20万人的生活所需，小朝廷从广西各郡和海南岛获取补给。以当时的航海技术，海上交通远不及陆上和内河安全，粮草补给随时可能被切断。其实，元军完全可以不用军事进攻，只要切断海上补给线，这20万人必定会不战自毙。就在小朝廷忙着大兴土木、打造船只的时候，元军在陆地上，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南下围剿，另一方面肃清各种反元力量。南宋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的一天，文天祥率部队行军到广东海丰的五坡岭，正在吃午饭时，突然遭到元军的袭击。文天祥来不及应战就被元军俘获。崖山的行在失去了唯一的策应力量，失败的危险进一步逼近。 元军统帅张弘范将文天祥押在船舱内，率元军水师向崖山进发，准备与宋军将领张世杰一决雌雄。这两个都姓张却属于不同阵营的将军，其实是远房堂兄弟，都是易州定兴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人。元军统帅张弘范，比宋军主帅张世杰大几岁。张世杰幼年丧父，曾经在张弘范家寄居，两人曾一同求学。后来张世杰南下投奔宋朝并且成为军事将领，张弘范则北上投靠元朝，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很快展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崖山海战之前，堂兄张弘范产生了劝降堂弟张世杰的念头，于是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写下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其中有这样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了之后无可奈何地笑笑，放弃了劝降的企图。 三彩武士俑。来源/故宫博物院对比双方的实力，一方是业已占领全国的元朝，另一方是盘踞一岛的南宋小朝廷，这是一场实力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抗争，胜负似乎没有悬念。但是，就崖山战场这一局部而言，宋方绝非必败无疑。诚如文天祥对元军的分析：“北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疏，舟工进退失据。使敌初至，行朝乘其未集击之，蔑不胜矣。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元军不习水战，在海上会晕船、呕吐，手中的弓箭都拿不稳，根本无法战斗，况且对于水上路径也不熟悉，水手驾船不知如何进退。宋朝军队如果能够在元军刚刚到达，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的时候对其展开进攻，一定可以取胜。张世杰却依山将舰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并且将舰船捆绑在一起不能动弹，结果宋军不能进攻，只能被动挨打。宋元战争时期蒙古骑兵形象。来源/电影《侠之大者》元军将领张弘范先期抵达崖山南出海口，李恒在广州夺取宋军300艘战船，当他听说张弘范已经到达崖山出海口后，立刻率领战舰120艘入海，准备与张弘范形成对南宋海军的南北夹击之势。张弘范军有大小船只500艘，可是其中的200艘迷路，一直没有赶到战场。从战船的数量上看，宋军仅大船就有1000多艘，其中有很多是巨舰。元军一共才有420艘战舰参战，大型舰更不如宋军。张弘范率领的元军水陆之师一共就两万多人，其中有元世祖发给他的1000多蒙古人，有丞相伯颜麾下的蒙古军2500人，其他都是投降元朝的南宋军人，其成分比较复杂，人数也远不如南宋军队，并且“北船皆闽、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摧锋直前，闽、浙水手在北舟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显而易见，就宋朝方面而论，在将要爆发的海战中消灭元朝的舰队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继续保持与海南岛的海上交通，在广东一带建立根据地，这才是唯一可行的救亡图存的军事谋划。祥兴二年（1279）正月初二，张弘范率军由潮阳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门（今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甲子镇附近），俘虏了宋军的斥候刘青和顾凯，得知赵昺在崖山，立刻准备强攻。面对准备进攻的元军，有人建议张世杰：“如元军以战船塞住崖门出海口，宋军将进退不得。应先据此地迎敌！胜，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西逃。”张世杰却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宋史》卷四百五十一）意思是，年年在海上漂泊，何时是个头啊！如今必须与敌人一决胜负。因此下令将崖山岛上的草市（中国古代乡村集贸市场）放火焚烧，放弃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将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 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来源/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所有船只联结在一起，使宋朝海军完全失去战术的机动灵活性。将这种完全是陆地的战法运用于海战，就是愚蠢的战术。这种战术我们曾经在《三国演义》中见过。曹操上了庞统的当，将所有船只用铁链联结在一起，使人马在船上如履平地，结果为周瑜的火攻创造了条件。可是，《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的，张世杰居然在现实中采用如此愚蠢的战术，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认为张世杰是汲取焦山海战失败的教训。 此战发生在南宋德祐元年（1275）三月。元军攻占了建康、镇江、常州等地。宋朝廷为了保卫都城，调兵加强临安外围的防御，命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率领各种兵马北上。张世杰分兵三路北进，意图收复常州、广德等地，却连连失利。于是亲率水师抵达金山（今江苏省镇江市北），并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自常州率兵出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两淮制置使、扬州守将李庭芝领兵出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西南），三路合击与元军决战。可是，张彦和李庭芝都没有如期到达，张世杰只好率孤军迎战元军。 七月初一，张世杰集结战舰1万多艘，以每十船为一舫，联结以铁索，沉碇于江，横列焦山（焦山自古为江防军事要地，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东北方向的长江之中，海拔约70.7米，周长约2000米，占地约38公顷）南北江面，规定没有命令不得起碇，决心与元军决一死战。元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术，将战舰集中于瓜洲江岸；元中书右丞阿塔海、参知政事董文炳，将战舰队泊于南岸西津渡；万户张弘范领命率1000艘船进攻珠金沙（今江苏省南通市），力求控制上游水路。大战之前，阿术带领众元军将领登上南岸的石公山（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北）观察，只见宋朝水师战舰云集，旌旗蔽江，其舰船却用铁索相连，无法机动作战。阿术决定实施火攻，并且从两翼夹攻，水陆并进，这样必定能够突破宋军防御。福船水密隔舱结构模型。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七月初二，阿术居中指挥，挑选1000名弓箭手，乘巨舰从两翼驶向宋军舰队，临近宋军舰队时，两翼元军同时射出火箭，宋船的帆篷顿时起火。与此同时，元万户怀都率步骑兵沿江岸布防，以避免宋军登岸突围。万户刘琛率军沿江南岸向东绕宋军背后以切断其退路；董文炳率水师自焦山南麓攻宋军右翼，招讨使刘国杰率水师进攻宋军的左翼。万户忽剌出率军进攻宋军的中路。张弘范从上游顺水而下，沿焦山北麓向宋军猛攻。元军小型战船机动灵活，横冲直撞，宋军殊死奋战，但因舰大连舟难以行动。双方激战半日，宋军大乱，前军多坠水中溺死，后军见势争相逃遁，溃不成军。元军乘胜追至焦山，缴获各种船只700余艘。 然而，经过焦山海战惨败的张世杰，并没有吸取教训，依然采用与焦山海战同样的战术，甚至更加愚蠢。焦山海战前，张世杰只是以十艘船为一舫联结在一起，可是在崖山海战之前，他却将所有船都联结在一起，用石碇沉于江。区别只是将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并且涂泥，以防元军火攻。难怪有人讥讽张世杰是陆军将领不懂海战。*本文摘编自《疑案里的宋史》——《疑案里的宋史》作者：傅小凡内容已获授权END作者 | 傅小凡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张斌“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1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汉朝建立之初，刘邦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选择：是继续实行秦朝的郡县制，还是恢复周朝的分封制？这个问题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曾引发激烈争论。当时，廷尉李斯力主郡县制，丞相王绾主张实行分封制，最终秦始皇选择了彻底的郡县制。秦朝的郡县制看似先进，中央直接任命所有郡守县令，政令统一，效率极高。但仅仅十几年后，这个制度就暴露出致命弱点。当陈胜吴广起义爆发，赵高专权乱政时，各地的郡守县令纷纷倒戈。这些“职业经理人”与秦朝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利益捆绑，一旦形势不利，就立即改换门庭。秦铜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更严重的是，郡县制下缺乏制约中央的力量。当秦二世和赵高在咸阳胡作非为时，没有任何地方势力能够制衡他们。如果当初秦始皇把儿子们分封在各地为王，赵高敢肆无忌惮地杀光秦始皇的所有子女吗？他恐怕连发动沙丘之变都不敢，因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诸侯王起兵勤王了。当年淳于越的警告一语成谶：“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建议“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正是看到了实行纯粹郡县制的风险。可惜秦始皇听信李斯，拒绝分封。历史很快就给出了答案：没有宗室诸侯作为屏障的秦朝，在危机来临时土崩瓦解。刘邦称帝时，天下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表面上他是皇帝，实际上他只是诸侯联盟的盟主。韩信占据齐地，拥兵三十万；彭越控制梁地，切断东西交通；英布雄踞淮南，威胁长江流域。这些人不是刘邦的部下，而是消灭项羽的合伙人。更重要的是，这些异姓王的封国都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韩信平定齐国七十余城，彭越在梁地起兵，从未臣服他人。在垓下之战前，他们甚至敢公然要挟刘邦，不给封地就不出兵。张良派信使去彭城施行计谋，拖住项羽，为刘邦还定三秦争取战略时间情节演绎。来源/1998年央视历史剧《汉刘邦》刘邦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此时与异姓王翻脸，无异于自寻死路。于是，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策略。汉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正式分封诸侯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睢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英布为淮南王，都六；张敖（张耳之子，此时张耳已死）为赵王，都襄国；臧荼依旧为燕王，都蓟；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这个分封看似恢复了战国格局，实则是无奈之举。刘邦心里很清楚，这些异姓王迟早会成为心腹大患。但眼下需要的是稳定，是让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各安其位。至于未来如何处理，那是以后的事。稳定局面后，刘邦着手解决异姓王问题。他采取的策略是各个击破，逐步削除。第一个倒霉的是燕王臧荼。前202年秋，臧荼起兵反叛，刘邦亲征，很快平定。臧荼被杀后，刘邦封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接下来是楚王韩信。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采用陈平之计，假装巡游云梦泽，趁韩信来朝见时将其擒获。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刘邦还是废除了韩信的王位，改封他为淮阴侯，削去兵权。汉代玉璧。来源/定陶博物馆梁王彭越的下场更惨。前196年，彭越被告谋反，随后被废为庶人，流放蜀地。吕后在途中截住彭越，劝刘邦斩草除根。结果彭越被剁成肉酱，分赐诸侯，以儆效尤。英布看到韩信、彭越的下场，知道自己也难逃一劫，索性起兵造反。刘邦再次亲征，虽然平定了叛乱，但自己也在战争中身受重伤，最终因此去世。到刘邦去世时，开国功臣中的异姓王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吴芮之所以能幸存，一是因为地处偏远，国力微弱；二是因为他为人谨慎，从不招摇。 在削除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大封刘姓子弟为王。这是吸取秦朝教训的结果。高帝末年，刘邦与群臣歃血为盟，立下著名的“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个盟约确立了一个原则：只有刘姓才能封王，非刘姓即使有功也只能封侯。 西汉，金籥青铜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刘邦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齐王刘肥。刘肥是刘邦的长子，虽是私生子，却得到了最大的封国，坐拥七十余城，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富庶的。 为什么刘邦要把最好的地方给这个儿子？《史记》中解释得很清楚：“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刘邦的婚生儿子年幼，必须倚重唯一成年的儿子来镇守除了秦地以外最重要的地方：“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齐国是汉朝分封的第一个同姓国，也是最重要的同姓王国。此时刘邦名为皇帝，实质是秦王，而唯一成年的儿子是齐王，父子俩控制当时最强大的两个王国，用意显而易见，可以有效震慑那些三心二意的异姓王国。 西汉，“齐铁官印”封泥。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汉初的分封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格局：“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 这些诸侯国有一个共同特点：“皆外接于胡、越。”北方的燕、代国面对匈奴，南方的长沙国面对南越。让刘姓诸侯王镇守边疆，既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让他们承担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中央直辖的地区呢？“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 这十五郡主要集中在关中、巴蜀和中原的核心地带，虽然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基础雄厚。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十五郡中，“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实际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地盘更少。这些诸侯国的规模相当可观。“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大的诸侯国拥有五六个郡，几十座城池，设置了完整的官僚体系，修建了豪华的宫殿，排场几乎赶上天子。 这种“僭于天子”的现象，在后世看来是隐患，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刘邦需要这些诸侯王有足够的实力来镇守地方，抵御外敌。如果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得太死，他们就无法发挥屏藩作用。诸侯国有自己的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百官，有自己的军队，可以征收赋税。除了名义上要服从皇帝，基本上就是一个国中之国。 西汉，南越国木简。来源/南越王博物院刘邦的制度设计，既不是纯粹的分封制，也不是纯粹的郡县制，而是两者的结合——郡国并行制。在诸侯王国内，王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任命官吏，征收赋税，组建军队。但同时，中央也保留了相当的控制权： 第一，诸侯王的丞相由中央任命，称为“相”，负责监督王国政务。这就像在诸侯王身边安插了一个“监军”。 第二，诸侯王不能擅自发动战争，军事行动需要中央批准。 第三，诸侯王要定期朝见皇帝，不能长期不露面。 第四，中央保留了随时调整王国疆域的权力。 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刘邦的政治智慧。他知道，任何制度都有利弊，关键是如何平衡。纯粹的郡县制效率高，但缺乏稳定性；纯粹的分封制稳定，但容易失控。郡国并行制试图兼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刘邦的制度选择，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态度。他不像秦始皇那样，迷信某种理论上完美的制度。他知道，制度必须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适应制度。 西汉，鎏金铜弩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对异姓王，他先承认现实，稳定局面，然后逐步解决，用同姓王取代他们。这比一开始就翻脸要明智得多。面对宗室分封，他吸取秦朝教训，大封刘姓子弟，但又保留中央的控制权。这比完全分封或完全不封都要稳妥。 在刘邦看来，不分封同姓王，政权可能像秦朝那样一两代就结束；分封了，虽然将来可能有内乱，但那是子孙要面对的问题。他能做的，就是保证汉室在自己这一代稳固。至于孙子辈、曾孙辈会不会打起来，会不会削藩，那不是他能控制的。这种态度看似消极，实则务实。刘邦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本文摘编自《秦亡汉兴》——《秦亡汉兴》作者：侯杨方内容已获授权END作者 | 侯杨方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生动地将天安门以符号化方式长驻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屹立在中轴线和长安街交汇点上的天安门，不仅是首都北京的中心，也是共和国的象征，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从此，每年金秋十月，天安门广场都会成为举国欢庆的中心，也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打卡游览。那么，天安门广场上这些承载着历史与记忆的建筑，都是怎么建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来参观时哪些绝对不能错过？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人民英雄纪念碑选址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毛泽东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天安门城楼前的外金水桥。外金水桥中间5座石桥分别与天安门城楼下5个门洞正对。正中那座桥古代为皇帝专用，称“御路桥”。在其左右两侧的石桥稍窄，称“王公桥”，王公桥外侧的两座石桥又窄一些，称“品级桥”。纪念碑的建筑造型如何达到周总理指示“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碑目的，如何才能体现人民英雄的崇高精神？当时有一种见解认为贯穿天安门的北京中轴线最好不要被遮断，经过研究，大家认为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中轴线已经不是过去帝王的“御道”，纪念碑建在广场中心更显出其重要性。在造型上经过多方案比较，大家一致认为以高而挺拔的形象来表达人民的崇高事业和伟大的功勋更为得体。在纪念碑的风格和主题思想上，经过一番探讨，大家认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石碑的发展渊源很久，这种带有碑文题字，讲求书法艺术的建筑类型，具有不同于西方纪念性建筑的鲜明民族特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将毛泽东的题字和为政协撰写的碑文作为碑的主题。碑身以最主要、最醒目的地位，镶刻毛主席的镏金题字和周总理的手书碑文，从根本上体现了设计的主题，继承和发扬了民族风格。夜幕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1958年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赋予天安门广场地区新的时代内涵，而1959年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共商国是、国家举行国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重建天安门城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办重大活动的场所。开国大典前夕，只是对天安门进行较为简单的修整。当时天安门广场处在3面红墙包围之中，面积狭小，视野局促，参加庆典活动的游行队伍规模浩大，不能直接进入隆重的庆典现场，于是对天安门及广场的改造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50年，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进行一系列扩建，将原来的长安街拓宽为林荫大道，铺筑3.6万平方米的路面。天安门城楼东侧标语改写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后来，为推广简化字，标语又被重新书写一遍。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9月30日，国徽被庄严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天安门城楼的维护工作极为重视，多次对其进行修缮。天安门的加固重修，使其具备向公众开放的条件。最终在1988年1月1日，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人民开放。从天安门广场西南角拍摄的天安门广场，可见位于中轴线上的正阳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自南向北依次排列。1958年大规模扩建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从建成效果看，纪念碑巍然适中，与天安门遥遥相对，中间留出了宽广的集会场地，从广场北部南望纪念碑，“前庭”开阔。纪念碑的设立赋予了天安门广场地区新的时代内涵。这一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建。此次扩建拆除了纪念碑南侧的中华门，标志着天安门广场的封闭式格局不复存在。广场中央安装56座造型优美的“九球莲花灯”，西侧建造的人民大会堂和东侧建造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定了天安门广场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基调。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规划上保留并发展了原有的南北中轴线，并打通、展宽、延伸了东西长安街，当时的长安街路面，拓宽为35—80米的大道，形成一条新的东西轴线，使北京的两条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这次大规模改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规划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北京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自建成之日起，正阳门便是内城九门中建制最高、建筑最壮丽的城门。其屹立于天安门广场南端，是明清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也被老百姓俗称“前门”。1958年10月14日，周恩来审查了专家组送交的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设计的3套方案，最后决定采用气势雄伟、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的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壮丽典雅，富有民族特色，与四周层次分明的建筑一起，构成一幅天安门广场庄严绚丽的崭新图画。10月28日，距离十周年国庆庆典只有10个月时，万人大礼堂正式动工。大会堂设计方案最终通过后，接下来所面临的便是尽快建设的问题。人民大会堂建筑总面积相当于24个足球场大小，是“十大建筑”的重中之重。为完成这一宏伟建筑，施工组调集来自全国各地的7000多名能工巧匠。参加施工的平均每天1.4万人，最高时达3.5万人，每天参加义务劳动的更不计其数。所有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来自23个省区市，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格质量，人民大会堂工程所用的材料在中国建筑工程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从1958年10月26日打地基，到1959年8月竣工，大会堂建设仅用了280天左右，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焕然一新的“人民广场”人民大会堂是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兴建的首都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宏伟的一座，初建时被称万人礼堂。1959年9月9日，毛泽东来到建筑工地视察，将之命名为“人民大会堂”。9月24日，所有工程均告竣工，正式交付使用。就此，人民大会堂开始肩负时代重任，成为全国人民共商国是、国家举行国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壮观巍峨，外部为浅黄色花岗岩墙面，上有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石基座，周围有134根圆形廊柱。整个建筑平面呈“山”字形，两翼略低，中部稍高。人民大会堂东门为正门，面对天安门广场。在5樘金黄色铜门上方悬挂着巨大国徽。门前有开阔的广场，是举行欢迎国宾仪式、检阅三军仪仗队的地方。万人大礼堂位于大会堂中央，可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在大会堂的北区，大会堂还设有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名字命名的厅室。位于大会堂三层的金色大厅，庄严气派、典雅大方，是很多重大国事活动和发布会举办的场所。天安门广场俯瞰图。位于传统中轴线核心位置的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精神上都被赋予新的内涵。这里不仅是国家政治、外交活动和大型庆典活动的举办地，也是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打卡胜地和世界了解中国当代发展的重要门户。 摄影 /马文晓 1959年9月19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与人民大会堂分列左右，遥相呼应。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正式开放，从此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最高殿堂。2003年2月，中央决定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成中国国家博物馆，以更好展示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引领文博事业发展。2007年3月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12月18日结构封顶，2011年3月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改扩建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保持了老馆的建筑风格，充分体现了新馆对老馆、对公众记忆的尊重。中国国家博物馆建筑高度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建筑面积增加到近20万平方米、拥有48个标准展厅，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建设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分列左右，遥相呼应。天安门广场经过这次改建，焕然一新。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构成一组完整的政治性、纪念性建筑群体，一个规模雄伟、气势磅礴的“人民广场”呈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作为广场两翼的东西长安街经改造后，这条平坦浩荡的大道向东西延展，成为横贯全城的一条新轴线，使旧日雄踞全城的紫禁城，在城市的总体格局中退居次要地位。毛主席纪念堂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经多方选址比较，最终确定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原中华门位置，以突出毛主席纪念堂的重大政治意义。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实施方案一经审定，立即投入建设。全国各地把最珍贵的建筑材料运到北京。纪念堂奠基时，基石周围砌进了珠穆朗玛峰顶上的石头，浇灌了台湾海峡的水。在全国人民支援下，纪念堂仅用半年多时间便宣告建成。纪念堂主体建筑为柱廊型正方体，长宽各105.5米，高33.6米，南北正面镶嵌着镌刻“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色大字的汉白玉匾额，44根方形花岗岩石柱环抱外廊，雄伟挺拔，庄严肃穆，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纪念堂的高度也很有讲究。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避免纪念堂正面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又会压倒纪念碑。经过视线分析，最后确定纪念堂的高度为33.6米。建成后的毛主席纪念堂，正好位于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它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高度相当、色彩接近、风格协调、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统一的建筑群。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场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经多方选址比较，最终确定纪念堂建在首都北京的中轴线上，以突出毛主席纪念堂的重大政治意义。1977年8月30日，安放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对外开放。至此，天安门广场的空间格局趋于完整，形成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东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至人民大会堂，“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完美布局。天安门广场作为北京城市中心的地位更加凸显，成为中国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心脏”。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过程中，政府还修缮了正阳门城楼，铺装广场和道路18万平方米。同时，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路向南直通至前门东西大街，广场区域向南一直延伸到正阳门城楼下。为此，拆掉了广场左右两侧邻近东、西交民巷的一些建筑。经过此次改造，天安门前形成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总面积达44万平方米的广阔空间，整个广场可容纳100万人集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中国公路“零公里”点标志，位于正阳门和毛主席纪念堂、国旗杆一线的中轴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位于传统中轴线核心位置的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在文化精神上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里不仅是国家政治、外交活动和大型庆典活动的举办地，也是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打卡胜地和世界了解中国当代发展的重要门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翩翩起舞的北京雨燕，更是当代中国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的体现。参考资料：贾英廷《六百年间天安门》吴良镛《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和设计》王谦《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与文化表征》秦红岭《城脊:北京中轴线建筑文化研究》孙希磊、张守连、肖建杰《北京红色地标》高俊良《天安门前话华表》朱祖希《北京城—营国之最》郭豹《前门史话》谭烈飞《天安门广场史话》陈雪柠《北京城内九门现存唯一城楼年内启动修缮》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6月下，原标题为《共和国的“心脏”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黄金生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6700 字阅 读 需 要 20 分钟三国时代，群雄如星辰灿烂。在曹魏，有那么一个人，曹操称赞他是“禹，吾无间然矣”，荀彧称他为“国士”，曹丕为他的死痛哭流涕，陈寿在《三国志》中给他的评语是“常为天下最”。这位曹魏治下政绩第一的地方官，名叫杜畿。尴尬的是，在多数人三国历史的启蒙读物《三国演义》中，这个人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在诸多影视剧中，他也没什么表现。这是为什么呢？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不中功曹，却成国士杜畿（163-224），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今西安市），祖上是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杜畿的祖上虽地位显赫，但他早年境遇凄惨。杜畿幼年丧母，父亲再娶；还未成年，父亲又离世。继母掌管家事，对没有血缘的杜畿颇为苛待。然而杜畿却没有阴郁偏激，也没有对继母心怀怨恨。他依然恭敬地侍奉继母，其孝顺闻名于世。东汉以孝治天下，“孝”是察举制下重要的入仕标准。杜畿的选择，既表明其仁义，也表明其清醒。名门之后加孝子光环，杜畿在二十岁就出任京兆尹麾下的功曹，后来还代理郑县的县令。到任后，杜畿发现前任工作不力，积压了许多未判决的案件。面对这摊子烂账，杜畿快刀斩乱麻，亲自到狱审理，根据罪行轻重，该判的判，该放的放，一口气清空了积压多年的案件。《三国演义》中庞统在耒阳一日决百日案是小说，杜畿这里才是史实。当然，短时间清算这么多项目，很难一点不出错。史书也说“虽未悉当”，判决未必完全公正。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魄力和效率，已经让郡中上下“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了。再往后，杜畿又被任命为汉中府丞。但此时伴随黄巾起义、宦官杀何进、董卓进京、诸侯起兵等一系列事件，汉家天下大乱。杜畿为了避祸，弃了官职，带着继母去荆州待了好几年。在荆州期间，继母去世。三国·魏，神兽纹铜镜。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到建安初期，曹操迎汉献帝于许城，长安一带勉强恢复安宁。三十多岁的杜畿这才带着继母的灵柩北归。路上遇到强盗抢劫，同行的众人都吓得四散奔逃，只有杜畿不走。强盗朝他射箭，杜畿不慌不忙，对强盗喊着说：“你们无非想要得钱财，但我身上没有财物，只有母亲的灵柩，射我有什么用呀？”强盗看他说得坦坦荡荡，就放他走了。杜畿临危不惧，遇事又不慌乱，逻辑清晰，面对气势汹汹的强盗也能几句话把局面稳住，这或许是他在乱世中得以保全的一个原因。回故乡后，时任京兆尹的河东人张时是杜畿的朋友，任命他再次做了功曹。等于十多年原地踏步。就这样张时还不满意，嫌弃杜畿为人过于散漫不拘小节，工作不用心，在功曹这个岗位上不称职。杜畿也没和这位朋友争。既然不受待见，杜畿就去了曹操集团大本营许都，拜见侍中耿纪，两人聊了一整夜。尚书令荀彧就住在耿纪隔壁，夜里听到杜畿的言谈，颇为惊异。第二天早上，荀彧就派人去对耿纪说：“你身边有这样的国士，却不推荐给朝廷，怎么对得起侍中这个职位？”随后，荀彧见到杜畿，对这位同龄人一见如故，将他推荐给曹操。当时曹操的职位是司空，便任命杜畿为司空司直。后来又改任护羌校尉、持节领西平太守，成为曹操麾下的中级官员。三国·蜀，持簸箕陶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偷梁换柱，单车定河东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两年后袁绍死，曹操开始进取河北。建安十年（205），曹操攻占邺城，河北大部肃清。此时原先已经投降的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的外甥）举兵反叛。河东太守王邑是一位贤臣，曹操强行征召他入朝，当地士民颇为不满。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上请求让王邑回来，暗地里与高干勾结。河东位于黄河拐弯处，北连并州，西接关中，南临洛阳，东近河北，是关键的战略要地。曹操对荀彧说：“请您为我推荐萧何、寇恂这样的人才来镇守河东。”荀彧再次推荐了杜畿，说他“勇足以当大难，智能应变”。于是曹操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但这个河东太守只是空衔。卫固等派几千兵马封锁了陕津渡口，杜畿被挡在黄河南岸。曹操派夏侯惇带兵讨伐，但军队一时还没到。有人劝杜畿等大军到了再一起过河，杜畿却说：“河东有三万户人口，并不是都想作乱。如果军队逼迫太急，他们就算想从善也没人领导，害怕之下，必然听命卫固等人。这些人势力得到加强，必然和我们拼命作战。若是讨伐不能得胜，四面的郡县再响应，那么天下变乱就没法平息了。就算讨伐打赢了，也是害了一郡的百姓。现在卫固等人表面上还遵从朝廷的命令，借口是请回旧太守，应该不会杀害新太守。所以我要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卫固为人想得多，却难以决断（跟袁绍一样），他多半会假装接受我的领导，企图暗中搞鬼。只要我在郡里待上一个月，就可以用计策来牵制他。”于是杜畿绕道从西边的郖津渡过黄河，进入河东。三国·吴，青瓷熊灯。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新太守，地头蛇们起了分歧。范先打算杀掉杜畿来立威。他对卫固说：“既然要做老虎，却又怕吃人肉，那还怎么做老虎？今天不杀这家伙，以后必然是后患！”他在门前砍杀了主簿以下的三十多个官吏，想震慑杜畿，观察他的反应。而杜畿“举动自若”，面不改色。卫固年轻时和杜畿有点交情，见状说：“杀了他没什么好处，白白背个恶名。况且他入了河东郡，就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于是卫固、范先暂时尊奉杜畿为太守。杜畿清楚自己的处境：名义上是太守，实际上是个被架空的光杆傀儡，周围都是卫固、范先的势力。这种情况下，按说应该先夺权，但杜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对卫固和范先说：“你们卫、范两家，是河东的望族，我是要仰仗的。不过，官职名分上我是你们的上司之望也，总之咱们成败与共，大事应该一起商量。”这番话给足了卫固和范先面子。杜畿随后任命卫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又把郡中的武装力量三千余人全部交给范先统领。卫固、范先很高兴，觉得面子里子都有了。他们表面上尊重杜畿，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在“人畜无害”的幌子下，杜畿开始真正的布局。卫固为了作乱，想大规模征发士兵，杜畿对他说：“要干大事，不能惊扰人心。大规模征兵会让百姓恐慌，不如慢慢用钱财招募。”卫固听从了。武装头目贪图钱财，口头应募的员额很多，实际派来的兵却很少。杜畿又劝说卫固：“顾家是人之常情，不如让将领和官吏们分批回家休息，万一有急事再召集起来也不难。”卫固担心引发众人反感，又听从了。三国 · 魏，青铜弩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样一来，杜畿用看似合理的借口，瓦解了卫固、范先的势力。队伍分散到各县，卫固、范先就无法完全掌握、监督。杜畿趁机暗中联络那些亲附朝廷的人，形成他在各县的潜在后援；而与卫固沆瀣一气的人，也分散在家，难以汇聚。河东郡的局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逆转。不久，高干等反曹势力开始大举起事。东边“白骑攻东垣，高干入濩泽”，北边“上党诸县杀长吏”，南边“弘农执郡守”，河东周围一片狼烟。卫固也秘密征调兵马准备响应。这时候杜畿先下手为强，带数十骑出城，开辟了自己的据点。河东各地的吏民纷纷举城响应。数十日之间，杜畿聚集了四千多兵力。卫固这才知道上当，赶紧与高干、张晟等联合攻打杜畿。由于杜畿有备在先，叛军攻之不下；转去掠夺各县，也一无所获。等曹操大军到达，高干、张晟败走，卫固等人兵败被杀，党羽则全部赦免，让他们恢复旧业。次年，高干败亡。杜畿面对河东地方反曹势力的不利状态，巧妙抓住敌军“维持表面忠诚”的心态，卑而骄之，亲而离之，在对方眼皮子底下弄出自己的基本力量，最终守住河东，为曹操巩固中原、剿灭高干立下了很大功劳，也证明荀彧的推荐很有眼光。东汉，“熹平石经”残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治郡十六年，常为天下最建安十年（205）杜畿单车平定河东后，开始了对河东的长期治理。杜畿治理河东的方针是“崇宽惠，与民无为”。当时战乱频繁，天下郡县大多残破，而河东是损耗最少、恢复最快的一个郡。战乱时道德滑坡、治安混乱，杜畿慎用严刑峻法，从教化入手。老百姓有纷争辞讼，杜畿不急着判决，而是先给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回去好好想想。如果想了后觉得还是心有不甘，再来衙门评理。这样，乡里的父老自己就会责备打官司的人：“有这么好的父母官，怎么能不听他教化！”诉讼从而渐渐减少。杜畿还在各县开展道德风尚建设，推荐孝子、贞妇、顺孙，免除他们的徭役，时常慰问勉励，通过树立典型，逐渐重塑被乱世破坏的道德。他又鼓励百姓养牛养马，养鸡、猪、狗，这些都有对应的章程。在他的大力推广下，河东“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社会安定了，老百姓经济上富裕了，杜畿又说“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他在冬天农闲时练兵讲武，又开设学宫，太守亲自拿着经书教授学生。河东后来出了很多儒者，源头就在杜畿。曹魏，白玉杯。来源/洛阳博物馆杜畿治理河东几年后，西凉军阀韩遂、马超起兵反曹。河东正与关西联军的控制区域相连，附近的弘农、冯翊等郡县纷纷响应，而河东的士民毫无二心，坚定站在曹操一边。曹操西征，被马超挡在潼关不能过，于是迂回河东，走蒲阪渡河，此时全军的粮食都仰仗背后的河东供应。几万大军人吃马嚼，等叛乱平定后，河东还有二十余万斛余粮。曹操征汉中时，从河东调了五千人运粮。这种苦差事是最容易引发民众不满的。但河东郡的运粮队自己互相勉励说：“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结果没有一个人逃跑。曹操对杜畿的表彰极为隆重。如今传世的曹操令文有八九十条，涉及杜畿的便占三条。前面说的平定马超、韩遂之乱后，曹操下令：“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这句话出自《论语》， “无间然”意思是“没什么可挑剔的”。这是孔子对大禹的最高评价，用来形容地方官，可见曹操对杜畿确实非常满意。平虏将军刘勋是曹操的亲信，骄横傲慢。他曾向杜畿索求大枣，杜畿加以婉拒。后来刘勋被人揭发横行不法，被处以死刑。曹操看到了杜畿给刘勋的书信，叹息说：“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这句话也出自论语，意思是“不巴结灶神”，引申为不阿谀奉承权势。曹操随即向各州郡传令，称赞杜畿：“昔仲尼之于颜子，每言不能不叹，既情爱发中，又宜率马以骥。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曹操把自己比作孔子，把杜畿比作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希望天下州郡的官员都向这位标杆学习。曹操率军南下。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被汉献帝奉为魏公，建立魏国，正式启动了曹魏代汉的工程。曹操任命杜畿担任魏国尚书。之后曹操发令说：“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曹操把杜畿比作西汉开国名臣萧何和东汉开国名臣寇恂，告诉杜畿：“我想让你在身边担任喉舌之官，但河东是咱们的股肱之郡，足以控制天下，所以还要麻烦你继续坐镇。”杜畿在河东治理，从建安十年（205）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前后十六个年头，史书称“常为天下最”，也就是曹魏势力下属近百个郡守中名列榜首。因此有人戏称他是“天下第一太守”。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曹丕即魏王位，赐杜畿关内侯，征召为尚书。不久曹丕称帝，杜畿封丰乐亭侯，官至尚书仆射。曹丕南下征吴时，杜畿以尚书仆射身份留守后方，总管政务。黄初五年（224），曹丕南下许昌准备再征东吴。杜畿留在洛阳，也没闲着，监造曹丕的御用楼船。结果在陶河试船时遇到大风，船翻了。杜畿溺水而死，时年六十二岁。曹丕的反应是“为之流涕”。他下诏说：“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曹丕追赠杜畿为太仆，谥号戴侯。按照谥法，“爱民好治曰戴”，“典礼不愆曰戴”。对于杜畿这样一个“崇宽惠”治民的地方官来说，这谥号是贴切的。诏书中的“忠之至也”，算是对杜畿一生最简洁的盖棺论定。曹真碑。来源/故宫博物院杜畿之子杜恕，历任散骑黄门侍郎、弘农太守、赵国相、河东太守、淮北都督护军、御史中丞，出任使持节、建威将军、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等官职。因为依附大将军曹爽，在249年被免官流放，几年后死于流放地。杜恕之子、杜畿之孙杜预，则是西晋名臣，后来成为攻灭东吴、统一天下的西线总指挥。《三国演义》为何不写杜畿？既然杜畿是曹魏的“金牌太守”，曹操、曹丕父子两代都如此器重，那为何在《三国演义》里连一次出场都没有？原因其实不复杂。首先一条，《三国演义》本身的立场是尊刘贬曹抑孙。刘备的蜀汉阵营为主角，曹操的曹魏政权为反角，东吴孙权及前期的袁绍、袁术等群雄仅仅只是配角。人物排面上，本身就是主角>反派>配角。例如后期诸葛亮北伐期间，蜀汉的将领每次拉清单，少则十余人，多则二三十人，而曹魏方面的出场将领却通常只有寥寥三五人。另一方面，历史上有记载的曹魏文臣武将人数是远远多于蜀汉的。曹魏在书中得到的“坑”本来就少，竞争的“萝卜”又更多，自然使得魏国文武出场的中奖率要更低了。第二条则是杜畿与《三国演义》故事主线的游离。《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军事斗争和权谋博弈为主线的历史小说。叙事逻辑决定了书中选择配角、龙套人物的标准。这个人是否参与了重要战役（讨伐董卓、磐河之战、濮阳之战、下邳之战、官渡之战、博望坡之战、新野之战、赤壁之战、入蜀之战、潼关之战、汉中之战、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否在关键的政治博弈中扮演了角色？是否与主要人物（曹操、吕布、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司马懿等）有直接的互动？杜畿在这几个维度上都不占优势。他在汉末大乱前的孝顺、当官毫无意义，黄巾起义后他就跑去隐居了。单车定河东虽然精彩，但这时候曹操已经打赢袁绍，对付的不过是袁绍残党高干的一支同党势力，潼关之战和汉中之战时他也不过是提供后勤支持，实在没什么露脸的机会。《三国志》。来源/纪录片《三国的世界》更重要的第三条，则是由《三国演义》写作重点决定的。《三国演义》虽然基于史实，但又脱胎于民间的评书评话。为了精彩好看，《三国演义》重点描写的是规模宏大的战争、战役和花团锦簇的奇谋妙计。为此还把战斗过程经常用武将单挑来呈现。正史上，“内政治理”是一个政权极为重要的任务，但在《三国演义》中，内政治理被大幅度弱化了。弱化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的第一主角诸葛亮，在历史上以擅长治理内政著称，而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却被塑造成一个“多智而近妖”的角色，主要通过战场上各种匪夷所思的计谋碾压来展现其才智，对于诸葛亮一生中下了巨大心血的内政治理，往往寥寥几笔带过。诸葛亮如此，曹魏方面第一重臣荀彧同样如此。历史上荀彧是曹魏集团的正牌“萧何”，镇守后方多年，为曹操足食足兵立下大功。而《三国演义》中的荀彧表现虽多，几乎全是为曹操出各种军事上的计谋。连诸葛亮、荀彧都难免，杜畿就更要受此制约了。杜畿的身份是地方官，太守的职责是治理郡县、劝课农桑、兴办学校、审理案件。这些工作在史书中“常为天下最”，但小说中很难转化为情节。《三国演义》中写得比较出色的地方官，往往是那些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人，比如守城的、献计的。杜畿的河东治理，在战略层面至关重要，但在叙事层面几乎是隐形的。要写一个小说情节，说“因为杜畿把河东治理得很好，粮食充足，所以曹操打赢了渭南之战”，这对罗贯中是无聊的，观众也不会喜欢看。群英会。来源/故宫博物院《三国演义》要精彩，需要的是冲突，是矛盾，是勇武的竞技，智谋的碰撞，越激烈，越扣人心弦，越容易引人入胜。杜畿的政治生涯中冲突并不少。范先要杀他，卫固架空他，刘勋向他索贿。但杜畿的应对方式不是正面对抗，而是斡旋化解。他不派人反杀范先，不和卫固争权，不跟刘勋硬碰硬，而是用耐心和智慧把对手慢慢瓦解。甚至面对民间诉讼，他也没演出包公、海瑞这样智除奸徒的公案戏，而是用教化调解让民间自己消停。这种“不争而胜”的智慧，在小说叙事中很难产生高潮。读者想看的是诸葛亮骂死王朗，是关羽温酒斩华雄，不是杜畿用几个月时间把卫固的兵慢慢遣散回家。说到底，杜畿是一个“治理型”人物，而《三国演义》需要的是“事件型”人物。治理型人物的价值在于长期的、累积的、结构性的贡献。让一个郡从残破走向富足，让一群百姓从恐惧走向安定，让一条战线从动荡走向稳固。这些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至关重要，但很难被压缩成几个激动人心的章节。演义追求冲突，而百姓的安宁，恰恰藏在没有大事发生的岁月里。杜畿不曾在演义舞台登场，却在真实土地上守护了一方生民。捉放曹。来源/故宫博物院不过缺席《三国演义》，也未必真是遗憾。按罗贯中的风格，对于曹魏非一线人物，很容易被拉出来随意处置。例如曹操部下另一位文武双全的韩浩，曾经从绑匪手中救出夏侯惇，又曾提议屯田解决军粮问题，对曹魏集团贡献不在杜畿之下。韩浩倒是在《三国演义》出场了，戏份却很尴尬：先是在博望坡陪着夏侯惇一起被烧，后在天荡山被黄忠一刀所斩，甚至还给安上了“降将韩玄之弟”的名头。对比来看，杜畿没有机会扮演这种“送人头”的角色，未尝不是另一种幸运。*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杨益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2016年，中国茶园面积达到287万公顷、产量240多万吨，种植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已是全球最大的产茶国和茶叶消费市场。作为世界茶叶的原产地，中国也曾长期主导国际茶叶贸易。或许会有人好奇，印度到底是怎样兴起，成为中国茶叶的强劲对手的？这段往事，还得从一百多年前的一场跨国盗窃案说起。罗伯特·福钧，伦敦皇家园艺协会植物学家。来源/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寻找茶源催生的盗窃计划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1600年创设之初，主要业务是前往亚洲南洋群岛贩运香料，“靠胡椒哺育起来”。但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先后把中国的茶叶转运回欧洲，引起巨大轰动之时，公司也把注意力转向这一贸易。1664年，公司董事会购得少量茶叶献赠英皇。此后虽然每年都向英国运回茶叶，但这一时期的公司主要依靠与中国到南洋之间的商人进行转手贸易，并不直接从中国采购茶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1684—1685年，中国闽、粤、江、浙四海关相继开关。1689年，公司首次有明确记录从闽海关厦门口直接采购茶叶并运回英国，成为英国直接输入中国茶叶的重要节点。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公司开始以广州为据点从事华茶贸易。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不断增长，中国茶叶在公司生意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704年，公司派“康特号”（Kent）到广州，采购生丝、茶叶等货物。从这一年开始，茶叶在公司对华贸易的比重逐渐上升，并逐渐取代生丝成为公司对华贸易最重要的商品。1760至1764年，公司年均从中国进口茶叶的金额为80.6万两白银。1830至1833年，则达年均561.7万两。在1783至1833年的二分之一世纪里，公司从中国运出的茶叶金额，占公司所购货物总金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0%上下，公司也成为中国茶输往欧洲的重要经营者。茶叶带来的丰厚利润令英国人万分觊觎，为了将这一“摇钱树”握在手中，英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逐渐认识到阿萨姆本地茶树的商业价值，并利用当地茶树试制茶叶。1839年，首批运抵伦敦拍卖的阿萨姆茶已受到市场欢迎。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试种从中国引进的茶树。当地部分地区的气候适宜茶树生长，公司在此开辟了500英亩以上土地作为试验种植园，采用科学的方法生产和管理以提高种植效率，他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喜马拉雅山茶的外观和口感皆是上品，美中不足的是，它的“香气不足”，伦敦的品茶师们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喜马拉雅山茶的茶种和加工工艺与中国茶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寻找中国最好的茶种与茶叶加工工艺就成为公司的重要目标，只是在当时清朝政府对外国人的动向极为警惕的背景下，想将中国最好的茶种与茶叶加工技术带离中国极难办到，而鸦片战争后的通商条件，为公司推进这一计划提供了便利。说起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仍未改变英国茶叶供应依赖中国的局面。英国人希望在印度扩大茶叶生产，把茶园和利润一同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时的东印度公司虽已于1834年结束对华贸易经营，却仍统治着印度大片地区，继续推动当地茶业发展。1848年，公司决定派遣一位既了解东方又熟悉植物的专业人士前往中国，搜集优良茶种、学习制茶技术并招募茶工。这一任务就被交予了曾受伦敦园艺会委派来华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茶叶大盗的中国之行和那个时代很多一鸣惊人的冒险家类似，福钧出身寒微，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的植物学知识完全是拜社会实践和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为了跨越阶层过上体面的生活，福钧曾经前往广袤又陌生的东方去追寻个人前途，鉴于他曾经前往中国的个人履历以及熟悉东方植物的专业功底，福钧成为英国派往中国实施茶叶盗窃计划的第一人选。英国茶叶公司的广告。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任务刚开始，福钧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他虽然来过中国，英国人也觉得他挺“中国通”的，但实际上他对这次要深入的内陆茶区仍不熟悉，沿途的道路、语言和当地人情，都需要有人引路。于是福钧在中国花钱雇用了两位随从，一个是负责搬运沉重玻璃箱并兼职理发师的“苦力”，另一个是“王”，安徽松萝山人，家中世代种茶采茶，充当翻译及向导，福钧自己则伪作中国人，跟随“王”的引导前往名茶产区搜集资料。虽然路上也遇到一些波折，但整体计划的推进堪称顺利。福钧成功混入长江畔一个绿茶加工厂内参观。在这里，福钧亲眼观摩了绿茶制作炒青、揉捻、干燥等工序。通过实地考察，他进一步确认，绿茶与红茶能够用同一种茶树的鲜叶制成，区别主要在加工方法。随后“王”带着福钧来到自己的老家松萝山，这里是著名的绿茶产区，在王家人的殷切招待下，福钧收集到的优质茶种很快填满了他的箱子。在陆续前往另外三处著名的绿茶产区收集茶种后，福钧赶在1849年春节前来到了上海，住在颠地洋行为他提供的厂房内，这里足够开阔和保密，福钧可以放心地将自己的茶种和茶苗移植到这里，精心照料。但计划到此还远未称得上成功，福钧还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将植株运往印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从上海出发，经海路运达香港，从香港运往加尔各答，再经一路颠簸运至喜马拉雅山的种植园，漫长的旅途随时可能让这些植物枯死。为保险起见，福钧将自己在中国收集的高达13000株幼苗和10000颗茶种分为几份，每份单独打包，分别托运于4艘货轮，这样即便有哪艘货轮不幸遇难，其它种子和幼苗也能按照原定计划运往目的地。喝茶的两位女士和官员。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然而当公司种植园主管在喜马拉雅种植园接收到这批货的时候，13000棵树苗仅存1000株还活着，侥幸活下来的树苗也长满了真菌和霉菌，即便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来挽救这些幼苗，这批茶树幼苗最终存活下来的依然所剩无几，茶种也无一例外地烂掉了，最终这场耗时一整年的盗窃计划可谓损失惨重。如何在19世纪实现跨越万里的产业转移？身在上海的福钧自然没有那么快得知茶苗与种子大量死亡的噩耗，此时他正在全身心投入另一个计划——他打算前往武夷山搜集当地茶种，考察供应英国市场的武夷茶是如何制成的。这一次福钧选择扮作中国人模样，对外依旧谎称自己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人，只不过这次另外雇用了一个名为胡兴的随从作为向导。喝茶的三口之家。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在武夷山茶园，福钧向当地采茶工详细询问了采茶的每一道工序，在留宿的寺庙内，福钧受到了当地和尚们热情的招待，他们向福钧提供了烟、饭以及最重要的——茶。在这里，福钧学到了一个一直被英国人忽略的东西——到底应该如何饮茶？寺庙里的和尚们为福钧演示了饮茶的四道工序：烧水、准备茶杯、加入干燥的茶叶、饮用。流程虽然简单，但内里却大有文章。水要烧多久才算最佳？茶杯应该如何加热？泡一杯最完美的茶得用多少茶叶？茶水又该饮用多少？福钧都用笔记本一一记录。此外，福钧还整理记录了茶叶的小型加工、晾晒程序和红茶与绿茶之间的区域性差异等资料。当然，福钧也不会忘了收集最重要的茶树种子和幼苗，为运往印度作准备。英国现存最早的茶样。来源/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中心回到上海，福钧收到了公司来信，信中告知了他上一批采集的茶种和幼苗损失惨重的噩耗。短暂的沮丧过后，福钧重新将热情投入到改进植株运输方法上。这一次，福钧利用能够保持湿度的玻璃沃德箱，将茶种播入箱内的土壤，让它们在途中萌发，同时装运幼小的茶苗采用这种全新方式运输的茶种及幼苗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仍然保持了发育，在最终抵达印度种植园时，这些茶种与幼苗已经长成了一株株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小茶树。在离开上海前往印度之前，福钧特意又雇用了8名熟练的种茶和制茶师傅，就这样，福钧带着他的设备、资料笔记以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制茶工具”，连同他招募的中国制茶师傅一同前往了印度。福钧带回的中国茶种、制茶工具和茶工，为喜马拉雅山麓的茶园增添了助力。在印度茶业的扩张中，阿萨姆本地茶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阿萨姆逐渐成为印度茶叶生产的重心。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英国资本不断进入，殖民当局提供土地，大批劳工被招进种植园，加工机械和海运条件也不断改进。印度和锡兰的茶叶由此大批进入英国市场，逐渐挤占中国茶的份额，成为大英帝国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商品。面对新的竞争，中国茶叶出口在十九世纪后期逐渐失去原有优势，而中国茶业此后的发展，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参考文献：【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兰日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华茶出口贸易发展的阶段与特点》，《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第223-228页潘毅、秦元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贸易》，《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27期，第193-195页*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陆远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彦文“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7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很多人记住水镜先生司马徽，只因为一句“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这句话流传甚广，却不是正史原文。《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的是司马徽对刘备说：“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追问是谁，他答：“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至于“卧龙”“凤雏”“水镜”三个称号，同一条材料又说“皆庞德公语也”。也就是说，庞德公作出了品题，司马徽把诸葛亮、庞统推荐给了刘备，后世叙事才把几层故事揉在一起。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围绕刘备集团展开故事，诸葛亮和庞统先后走到舞台中央。站在他们身旁的几名年轻士人，则只留下匆匆几笔：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他们有的与诸葛亮共同游学，有的是知交，有的与他同在庞德公、司马徽周围活动。这是汉末襄阳一带由师友交往、姻亲乡里和品评活动交织而成的士人网络。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表病逝，维持多年的荆州秩序迅速瓦解。原先坐在一起谈论天下的人，也从此被推向不同的政权与人生。乱世为什么把读书人送到襄阳？汉末士人游学，多因避乱迁徙而起。初平元年（190），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此后十余年，中原经历董卓之乱、关东诸侯混战和曹操、袁绍的长期争夺，荆州却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后汉书·刘表传》说，来自关西、兖州、豫州的学士“盖有千数”，刘表对他们“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又设立学校，征求儒术之士，组织綦母闿、宋忠等人编定《五经章句》。这里的“千数”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千名后来留名史册的名士，却足以说明南下荆州的求学者与避乱者数量可观。熹平石经残石。来源/故宫博物院王粲的《荆州文学记》留下了另一组数字。刘表任命五业从事宋忠主持学校，五年之间，携带书籍和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的年长学者有三百余人，学习内容包括六经和礼制，也延伸到音律、历法和刑法。历史学家唐长孺因此把汉末荆州视作南移的学术中心，甚至说其学校的规模和制度，可以看作“洛阳太学的南迁”。刘表本人是名士出身，也的确重视学校和经术；可在天下争夺中，他采取的主要策略是“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三国志·刘表传》还说，刘备来投后，刘表虽然“厚待之”，却“不能用”。安顿士人、发展学术，与敢不敢把人才投入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是两回事。这种微妙的环境，恰好给年轻士人留出了一段观察和等待的时间。诸葛亮原籍琅琊阳都，早年随从父诸葛玄辗转来到荆州，后来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徐庶和石韬来自颍川，孟建来自汝南，崔州平来自博陵；庞统则是襄阳本地人，又是庞德公的从子。北来的流寓者、本地大族子弟以及知名长者，在襄阳周边形成了层层相接的交游圈。其中最受尊重的两名长者，是庞德公和司马徽。《三国志·庞统传》裴注所引《襄阳记》说，诸葛亮每到庞德公家，都在床前行礼，庞德公也不制止；司马徽比庞德公小十岁，以兄长之礼敬事他。庞德公品题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司马徽则以善于识人著称。《三国志》记司马徽称庞统为“南州士之冠冕”，紧接着便是“由是渐显”。至少在庞统的经历中，名士评价确实扩大了他的声望。成都武侯祠。来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不过，史料没有说司马徽开办了一所学校，把诸葛亮、庞统等人一齐收为学生。把这些人统称为“司马徽门下”很方便，也很容易写成一间想象中的汉末课堂。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处在彼此重叠的师友网络中；其中一部分人确曾共同游学，另一部分人的联系则来自品评、亲族和交往。诸葛亮身边，到底有哪些人？陈寿写诸葛亮早年生活时，先点出了两个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当时多数人不赞成，只有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与他友善，认为这种自许并非虚言。这条记载很短，却分量很重。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乐毅率燕军攻齐，都是战国时代兼具政治与军事声望的人物。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多少显得口气不小。崔州平和徐庶愿意相信他，说明二人与诸葛亮的交情不止于一起读书，也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崔州平的背景并不普通。裴松之援引《崔氏谱》说，他是东汉太尉崔烈之子、崔均之弟，出自博陵崔氏。可除此之外，正史几乎没有留下他的仕履和结局。《三国演义》把他写成淡泊名利的高士，这一小说形象不能作为历史上的崔州平“归隐不仕”的依据。在可靠材料的范围内，只能说他与诸葛亮友善，了解并认可诸葛亮，此后的去向无从确证。徐庶留下的材料多一些。裴注所引《魏略》说，徐庶原名徐福，“本单家子”，年轻时好任侠击剑，还曾替人报仇。脱身之后，他丢下刀戟，转而求学。因为诸生轻视他的旧日经历，徐庶便早起洒扫，低身求教，终于做到“义理精熟”。他先与同郡石韬相亲，初平年间中州兵乱，两人一同南下荆州，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后来正是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并坚持说此人只能屈尊登门延请，不能召来。汉讲学画像砖。来源/重庆博物馆另一条《魏略》材料，把共同游学的人写得更清楚：建安初年，诸葛亮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人“俱游学”。石广元、孟公威即石韬、孟建。三人读书“务于精熟”，诸葛亮则“独观其大略”。材料只显示读书方法有所不同：徐庶等人务求精熟，诸葛亮侧重把握大略，不能据此判定四人才学高下。诸葛亮还曾对三人说，你们将来做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三人反问诸葛亮能做到什么，他只是笑而不答。后来孟建思念家乡，准备北归，诸葛亮劝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几句话把这个小圈子的日常保存了下来：一起读书，谈论仕途，也讨论应该留在荆州还是返回中原。庞统与这几人的关系要另说。《三国志》没有把他列入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共同游学的名单。庞统是襄阳人，早年“朴钝”，没有多少人了解他；二十岁左右去见司马徽，两人从白天谈到夜里，司马徽称他将成为“南州士之冠冕”。他又与诸葛亮同受庞德公品题。后来庞统一度担任周瑜的功曹，周瑜死后才逐渐进入刘备集团。庞统虽属于荆襄士人网络，但没有可靠材料证明他与诸葛亮等人曾共同读书。天星观楚简。来源/湖北考古博物馆于是，所谓诸葛亮的“荆州学友”，至少包含三层关系：崔州平、徐庶是陈寿明载的知交；徐庶、石韬、孟建是《魏略》明载的共同游学者；庞统则通过庞德公、司马徽和后来刘备集团的经历，与诸葛亮所在的网络相接。把这些关系分清，人物反而更鲜活。建安十三年，朋友圈被战争拆开建安十三年（208），刘表病死。曹操大军进入荆州，继位不久的刘琮举州投降。刘备从樊城南撤，在长坂一带被曹军追破。襄阳周边本可供士人游学问学、栖身观望的空间，骤然不复存在。诸葛亮跟随刘备南走，随后出使孙权，促成孙刘联合。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江南数郡，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负责督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赋税。昔日“独观其大略”的读书人，从此进入行政、外交和战争的核心。徐庶也随刘备南撤。《三国志》记载，曹军追破刘备后，“获庶母”。徐庶向刘备指着自己的心说，本来想凭这“方寸之地”与将军共图王霸，如今母亲被俘，心已乱了，留下也无益，于是告别刘备，前往曹操一方。史书没有“程昱模仿母亲笔迹写信”的情节，那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加工。徐庶北去与母亲被俘直接相关，却是他在崩溃局面中作出的决定，简单写成“曹操强迫徐庶投降”也不准确。石韬同样北去。《魏略》只说荆州归附曹操后，徐福与石韬“俱来北”，没有交代石韬是主动投奔、随局势迁移，还是另有原因。到曹丕黄初年间，石韬历任郡守、典农校尉；徐庶则做到右中郎将、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监察系统的重要官职，不能说徐庶在魏国全无位置，但与诸葛亮对他的了解相比，这样的仕途显然没有充分展现其声名所对应的才具。三国吴孙粼将军错金银铜弩机。来源/鄂州博物馆孟建北归的念头出现得更早。他究竟何时离开荆州、怎样进入曹魏，现存材料没有完整交代；确定的是，他后来接替温恢担任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这是这个朋友圈中常被忽略的一段履历。若只说孟建在曹魏当了普通地方官，反而低估了他。至于他在凉州具体有哪些政绩，史书没有展开，只留下“有治名”三个字。庞统走向刘备的过程则颇为曲折。周瑜死后，他在刘备治下担任耒阳令，因治理不佳被免官。鲁肃写信说，庞统不是只能治理百里小县的人，应当让他担任治中、别驾，才能施展才干；诸葛亮也向刘备推荐。刘备与庞统交谈后大为器重，让他担任治中从事，后来又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刘备入蜀时，诸葛亮留镇荆州，庞统随军西进。建安十九年（214），庞统进攻雒县，中流矢而死，年仅三十六岁。至于崔州平，史书没有给出足够线索。他没有被明确写入曹魏、蜀汉或孙吴的官僚名单，也没有可靠记载证明他终身隐居。对他的“命运”，最诚实的写法只有四个字：史籍失载。武库画像砖。来源/四川博物院这几条道路很难概括成三种潇洒的“人生选择”。诸葛亮和庞统确实主动投入了刘备的事业；徐庶的转向夹着母亲被俘的剧痛；石韬北上的具体原因不明；孟建早有归乡之意，后来在曹魏做到高位；崔州平则连是否出仕都无法确认。乱世中的个人道路，既有判断，也有战败、家属安危和政权吞并造成的推挤。为什么后来只记住了卧龙凤雏？太和年间，诸葛亮出兵陇右，听说徐庶和石韬在魏国的官职，感叹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意思是，难道魏国人才特别多，以至于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更充分的任用吗？这句话常被读成诸葛亮对故友仕途的惋惜。它至少说明，几十年后，诸葛亮仍记得徐庶和石韬的才具，也认为他们应当承担更重要的职任。话里还有一层不易觉察的距离：说话的人已是蜀汉丞相，被谈论的故友却在敌国任职。早年共同游学的关系没有消失，现实中的政治道路已经彻底分开。后世之所以只熟悉“卧龙凤雏”，首先与史料多少有关。诸葛亮、庞统有独立传记，参与的又是三国格局形成中的大事；徐庶的记载附在诸葛亮传中，石韬和孟建主要依靠裴松之引书才保留下几段文字，崔州平甚至只有家世与交游的零星说明。材料本来就不均衡，后来的故事自然更容易围绕有完整生平的人展开。曹真碑。来源/故宫博物院文学叙事又放大了这种差别。《三国演义》以刘备集团为重要主线，三顾茅庐、赤壁鏖兵、取益州和诸葛亮北伐，都需要卧龙凤雏登场。石广元、孟公威、崔州平即使出现，也多半承担“高士朋友圈”的背景功能。读者看到的是谁推动了情节，很少追问那些没有加入刘备集团的人后来怎样生活。可史书中的孟建提醒我们，离开主线的人同样可能有成就；徐庶和石韬也在魏国任有官职。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并未参加一场事先知道结局的考试。建安初年，曹操尚未统一北方，刘备屡败寄居，孙氏立足江东，刘表占据荆州而观望天下。后来被称作“正确”的道路，在当时都充满风险。从襄阳的书桌望出去，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破碎的汉末；走出襄阳以后，他们面对的却是不同的君主、家族处境和战争结果。诸葛亮由隆中走向成都，庞统倒在雒县城下，徐庶与石韬去了北方，孟建最终镇守凉州，崔州平的后半生消失在文献之外。三国青铜马。来源/襄阳博物馆“卧龙凤雏”是品评史上的名句，也是幸存下来的英雄叙事。名句之外，那些官至刺史、校尉、中丞却仍显得模糊的人，让我们看见汉末士人的另一面：同学朋友一场，人生却在命运的驱使下，分到了曹刘孙三家不同的阵营，共同写就“三国演义”的精彩历史。参考文献：（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重点参见卷六《刘表传》、卷十五《刘司马梁张温贾传》、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卷三十七《庞统法正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参见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又名《襄阳记》），本文所用相关材料主要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文（三国魏）王粲：《荆州文学记》，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一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襄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1—12页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闲敲棋子落灯花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