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投资下滑，支柱产业失速，背后的共同症结是：西安工业不够强，产业体系不够多元。第二产业占比偏低、单一大企业依赖症，让城市面对周期波动缺少缓冲空间。作者：刘亚宁封图：图虫创意2026年上半年，西安经济呈现出一组反差。一面是外贸数据火热。据西安统计局数据，今年上半年，西安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6.2%，增速领跑全国外贸20强城市。一面是西安的地区生产总值（下称“GDP”）增速持续放缓。上半年，西安GDP实际增速仅1.1%，在29座万亿城市中倒数第二。放到陕西全省来看，西安以6509.14亿元的GDP总量占据陕西省约37%的份额，但1.1%的增速比全省低2.7个百分点。在省内11个地市（区）中，西安与杨凌示范区是仅有的两个增速跑输陕西省的地区。此外，西安上半年GDP增量也首次被资源型城市榆林反超。外贸数据狂飙，为什么没能带动西安经济上行？支柱承压上半年，西安GDP低速增长并非单一因素造成，投资、消费、工业三端同步承压。工业是西安的经济底盘。上半年，西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9%。从月度走势看，1—2月规上工业同比下降7.5%，一季度同比下降4.7%，1—4月收窄至4.2%，1—5月同比下降3.3%。虽然降幅虽逐月收窄，但工业整体依旧处于负增长区间。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昭宁认为，西安作为工业城市，工业表现疲软，GDP自然会受到影响。分行业来看，汽车产业作为西安千亿级支柱产业之一，1—6月规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下降6.3%。西安是陕西汽车产业的核心，承受了行业下行的绝大部分冲击，而这份压力又高度集中在比亚迪一家企业上。陕西省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陕西汽车产量172.5万辆，位居全国第八，其中西安比亚迪生产汽车100.3万辆，贡献了近六成产量。2026年上半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陕西省汽车产量减至49.3万辆，同比下降47.7%，排名从全国第八掉至第十四。西安通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栋分析，陕西汽车产量大幅下滑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工信部推动行业治理“内卷”、引导企业主动限产，化解产能过剩；二是比亚迪草堂基地进行产线切换，旧车型逐步退出、新车型尚未实现产能释放；三是比亚迪把部分畅销车型向郑州及海外基地倾斜，分流了西安本地产量。陕西制造业主要依赖汽车产业，汽车产业又高度依赖比亚迪，一旦这一主引擎“熄火”，经济就可能失速。一个城市的发展如果过度绑定个别行业和个别企业，很容易受政策调整、行业周期、企业产能调度影响。这种对单一企业的高依赖模式稳定性差、风险突出，亟待调整。6月26日，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与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座谈，希望比亚迪在整车生产、高端制造、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大布局力度，协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再创新优势。2026年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固定资产投资（下称“固投”）增速力争不低于全省水平。但上半年，西安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9.9%，低于全省水平。其中，工业投资下降32.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5.0%，民间投资下降19.1%，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0.8%。曾昭宁分析，工业投资大幅下滑，一方面是宏观环境下企业预期转弱，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不愿轻易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招商引资成效不及预期，新增落地项目偏少，缺少有效增量支撑。李栋补充，过去几年拉动西安固投高增的重大基建项目——西安东站（西十高铁的起点）、地铁三期等，均在今年上半年完成竣工。一批国字号大项目集中收官，新的重大投资项目没有及时接续，造成固投出现“断崖式”下降。西安经济本身以投资拉动为主，投资下行，经济大盘就很难稳住。投资“失血”的同时，消费端也持续走弱。上半年，西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6%，是陕西省唯一下跌的市（区）。曾昭宁认为，消费疲软并非西安独有，属于全国性现象。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制约了消费能力；同时社会保障层面的顾虑，推高了居民储蓄；另外，现有消费刺激政策（如国补）拉动效果有限，治标不治本。西安拥有千万级常住人口，高校数量、在校生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文旅资源禀赋突出，节假日游客接待量长期处于全国第一梯队。但从上半年消费数据看，庞大的客流没有有效转化为实体消费，流量优势尚未充分兑现为经济增量。“账面”风光多项经济指标承压之下，外贸是西安为数不多的亮点。曾昭宁认为，在投资、消费双双走弱的背景下，单靠出口很难托举整体经济。受全球AI（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等因素带动，今年全国集成电路出口大幅增长。依托三星、美光两大企业布局，西安把握住了这一轮AI产业红利。西安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西安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6.2%。其中，出口总值增长1.2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2.2倍，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倍。从贸易结构看，加工贸易仍是西安外贸的增长引擎。根据西安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5月数据，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占全市的七成左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达76.4%。这意味着，西安的外贸优势高度依赖外资企业与加工贸易链条。过去十几年，借助三星、美光落地，西安抢占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先机。西安海关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光西安的进出口额已连续19年居陕西首位；三星自2012年落户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其西安工厂已承担全球约40%的NAND闪存产能。李栋称，三星、美光都属于典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核心设计研发全部放在海外总部，西安只承担部分加工、封装环节。按照“微笑曲线”的利润分配逻辑，西安恰恰处在附加值最低、利润最薄的制造加工环节。出口数据虽然火爆，但对西安本地GDP的实际拉动十分有限。本质上西安更像一个半导体的“生产车间”：大量进口原材料，完成加工后再大规模出口，做大了外贸总量，但本地赚取的主要是加工费。李栋分析，2012年西安引进三星，初衷是希望通过龙头的技术溢出，培育西安本土半导体产业生态。但项目落地至今，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一方面，三星工厂位于综合保税区，存在物理与制度的双重隔离。西安本地高校、科研机构、半导体相关企业难以接近，核心制程、产品架构不对外开放，三星工厂近乎一个闭环运行的“产业飞地”。另一方面，三星配套企业不少是原有韩国供应链的延伸，形成韩资封闭的配套圈，本土企业无法进入核心供应链，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对比之下，同样受益半导体产业，合肥走出了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合肥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8%，居万亿城市排名首位。李栋认为，合肥的长鑫存储走的是本土培育、自主可控的路径，产业链深度本地化，从零开始搭建完整的产业生态，这对西安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样本。工业破局综合来看，消费、投资下滑，支柱产业失速，背后的共同症结是：西安工业不够强，产业体系不够多元。第二产业占比偏低、单一大企业依赖症，让城市面对周期波动缺少缓冲空间。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单元庄提到，2010年后，不少城市都追求第三产业占比70%的目标，西安工业占比从过去接近50%一路下滑至28%左右。工业是经济的“脊梁骨”，工业被削弱，经济就容易患上“软骨病”。2026年上半年，西安第二产业占比为25.5%。此外，西安还缺少足够多的头部企业、生态型与平台型企业，汽车产业押注比亚迪，电子信息押注三星，高度依赖单一龙头，产业体系抗风险能力不足。想要破局，着力点同样要落在工业上。单元庄认为，西安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新型智能工业化。推动陕汽、比亚迪等龙头企业释放非核心生产环节，吸引一批民营配套企业在周边集聚，延伸产业链，打造真正的产业集群。曾昭宁称，当下的竞争已经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比拼，而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仅靠一两家龙头企业撑不起大盘，必须培育壮大上下游企业，做深配套体系，提升本地配套率。李栋认为，扭转经济局面，存量、增量两端需要同时发力。在存量端，西安要稳住五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的基本盘，通过“链主+链长”机制壮大集群生态，避免产业大起大落；加大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增量端，西安要尽快培育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第二增长曲线，否则它在新一线城市中的位置会面临较大压力。”李栋说。李栋还特别提到，如果西安下半年能够争取到国家资金，推动投资止跌回正，整体经济局面就会得到明显改善。目前陕西省、西安市正依托“两重”“五张网”等政策渠道争取上级资金。在民间投资下行、地方本级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争取国家层面资金几乎是西安提振投资的唯一路径——只要投资量上来，经济压力就能有所缓解。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是合法合规地终止收费，还是依法申请延期收费，是考验高速公路运营主体和地方政府的一道现实课题。从契约精神和民生福祉的角度，在收费期届满后，理应秉持“能免尽免”的原则。作者：社论封图：图虫创意一条路收了二十多年的费，到期这一天，就该免费。这是契约。8月7日24时，广州华南快速路一期收费期满，岑村立交至土华立交段自8月8日零时起停止收费；四个月前，深圳水官高速结束长达25年的特许经营期，自4月26日起回归免费通行。广东省高速公路建设起步早、发展快，其早期依托“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模式建成的大批高速公路，正集中抵达法定收费终点。除了上述两条高速公路，未来5年内，还将有多条省内短途及跨省长途高速陆续到期。这些路段能否如期免费，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国高速公路路网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长达数十年的大规模建设，对资金需求很大，因此确立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模式，并设置了相应的收费期。《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明确，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确定，最长不得超过25年；国家确定的中西部地区最长不得超过30年。因此收费是阶段性的融资手段，而非永久性的经营业态。高速公路收费期届满后能否如期免费，表面看是交通议题，实质是一道法治考题、诚信考题——《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白纸黑字划定了收费的法律边界，到期停收是政府对社会公众许下的承诺。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一方面可以压缩居民的日常通勤开支，释放出路网公共属性的民生红利。例如，建成于20世纪末的华南快速路一期，历经20余年城市化扩张，如今已嵌入城区圈层，成为人们日常通勤的主要路网，免费通行是广大市民的期盼。另一方面，还可大幅降低沿线企业的物流成本。对于物流企业而言，高速通行费是实打实的重头支出，攸关企业的成本控制与经营策略。这笔成本通过供应链的层层传导，最终将分摊到各类商品的终端售价上，由广大消费者买单。目前来看，到期后能如约免费的高速公路，大多集中在债务已基本清偿、车流密集且高度城市化的短途通勤路段。而长途干线或山区高速，在法定收费期内，债务可能没有还清。这类路段在到期后，有可能会通过重新核定收费期限的方式继续收费。《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也明确了高速公路延长收费期限的制度通道。兑现承诺不需要理由，违背承诺才需要。高速公路到期后，如果确需延长收费期限，经营主体和地方政府必须将收费期限的调整、延期理由及具体截止日期，向社会公告，保障公众知情权，并接受公众监督。2025年，四川省两条高速公路因延期收费引发的行政诉讼，颇具镜鉴意义。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和成绵高速的收费到期时间分别应为2024年6月30日和6月19日，但这两条公路在到期后并未如期停止收费，而是将收费期限分别延长至2025年9月17日和9月4日。成都市民胡磊申请政府公开延期收费的批复文件，却被告知该事项涉密，不予公开。胡磊为此申请了行政复议，并将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告上法庭。这场诉讼未公开审理，但两条高速公路最终在2025年的延长期限到期后终止了收费。是合法合规地终止收费，还是依法申请延期收费，是考验高速公路运营主体和地方政府的一道现实课题。从契约精神和民生福祉的角度，在收费期届满后，理应秉持“能免尽免”的原则。过路收费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权宜之计，路网普惠才是基础建设的最终目的。一条高速公路能否如期免费，不仅攸关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和民生福祉，也是对政府诚信的检验。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连英伟达都开始为拿不到够用的存储器而降低产品规格，其他买家面对至少持续到2028年的供需缺口，能做的似乎就只剩下“提前签约锁定供应”了。作者：郑晨烨封图：图虫创意随着7月30日三星电子发布第二季度财报，国际三大存储芯片厂商三星电子、SK海力士、美光科技第二季度/最新财季财报就此出齐，三家公司各自刷新了成立以来的最高业绩纪录。但创纪录的业绩并没有带来创纪录的股价。最近一个多月，这三家公司的股价都经历了大幅回撤。市场观点认为，投资者的抛售逻辑是担忧这一轮行业繁荣会重蹈过去几十年间反复出现的“涨价—扩产—过剩—暴跌”的“死亡循环”。从公开信息来看，尽管三巨头的资本开支确实在大幅增加，但经历多轮周期起落之后，三巨头这次在扩产上显得克制了许多——主要聚焦AI方向，并非全面扩产。比如，SK海力士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计接近50万亿韩元（约合350亿美元），新增先进制程产能几乎全部投向了HBM（高带宽存储器）和AI服务器用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消费电子端的供给反而因产能向AI倾斜进一步收紧。一位长期关注存储行业的职业投资人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三巨头在AI方向集中扩产的同时，还做了另一件事——各自与下游客户签订了三至五年期的长期供应合同，并在其中约定了保底价格和照付不议（即无论买方是否提货都必须按约定金额付款），买方则以预付款和保证金作为履约保障。美光管理层在6月25日的财报电话会上也确认，该公司已签的16份五年期战略客户协议按保底价格计算的毛利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轮周期的最高值。并且，三巨头在财报会上给出的下一季度业绩指引仍在继续上调。比如，美光的下一季度营收指引中值为500亿美元，远超市场此前预期的432亿美元，到2027年的供需展望也没有转弱的迹象。三星管理层在7月30日的电话会上判断，2028年之前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新增供应，新建晶圆厂从动工到量产需要超过三年，在建项目对应的产能增量短期内无法兑现。SK海力士管理层在7月29日的电话会上确认，下半年AI相关需求将继续加速，公司第三季度DRAM出货量预计环比增长中个位数百分比，到2027年的供需展望没有转弱迹象。这次，存储产业会打破此前的“死亡循环”吗？供给缺口三巨头能在长期供应协议（下称“长协”）中争取到保底价格、照付不议和大额预付款等有利条款，前提是买方在当前的供需格局下“没有商量的余地”。美光管理层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判断，供需紧张将持续到2027年之后。三星存储业务执行副总裁金在俊于7月30日的业绩电话会上表示，2027年的供需缺口将比2026年更严重，并且在2028年之前不会出现显著的新增供应。高盛在8月4日发布的名为《解答存储行业八大核心问题》的研报中测算，2026年全球DRAM的供需缺口（供给减去需求占需求的比例）为-4.9%，是过去15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预计2027年供需将更加紧张。一位接近SK海力士的供应链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最近一个月，原厂的扩产节奏明显加快，与美国客户签订的长期合同使得厂商对未来需求的能见度大幅提高，但2028年上半年之前的产能规划早已锁定，新增项目对应的产能要到2028年下半年才能开始释放。制约扩产速度的关键环节是EUV（极紫外光刻机，目前唯一能用于生产先进制程存储芯片的光刻设备）。这种设备的交货周期已超过两年半。该人士介绍，SK海力士公开的产能目标是“2030年在2025年底的基础上翻一倍”，对应年均增速约为16%—17%。设备交付周期卡住了供给总量的增长，存量产能内部的分配同样存在约束。芯片说ICTIME首席分析师林美炳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HBM的光刻、刻蚀等工艺步骤数量约为常规DRAM的3倍，每建成1万片HBM月产能大约要消耗3万片常规DRAM的月产能进行转换。当前全行业HBM月产能约为32.6万片12英寸等效晶圆（三星约为14万片，SK海力士约为15万片，美光约为3.6万片），仍然不够。群智咨询半导体分析师王旭东称，AI服务器在2026年已占全球DRAM晶圆产能约50%，2027年这一比例预计升至约60%。HBM每多投1片晶圆，常规DRAM的供给就要减少3片，两类产品的紧缺相互强化。以往每一轮存储周期的高利润期，三巨头是往各个方向全面扩产，但这次扩产方向高度集中在AI，消费端的供给缺口因此比以往更加持久。更反常识的是两类产品之间的利润对比。前述接近SK海力士的供应链人士透露，HBM3E（第三代增强版高带宽存储器，当前AI加速芯片搭载的主流内存产品）目前每GB的单价约为12—13美元，下半年开始到货的HBM4每GB的单价约在16—19美元之间，两款产品2026年的定价均低于同期DDR5的售价。目前，常规DDR产品的行业平均毛利率普遍在80%以上，HBM因封装和TSV（硅通孔，一种在多层芯片之间钻孔连接数据线的技术）环节的良率损耗，毛利率约为50%—70%。高盛在前述研报中预计，到2026年底，常规DRAM的平均价格将升至约2美元/Gb（2025年底为0.5至0.6美元/Gb），截至第二季度，常规DRAM每GB的定价已经超过HBM。该机构预计，2027年HBM的混合平均售价需同比上涨87%—100%，才能重新恢复相对于常规DRAM的溢价。前述接近SK海力士的供应链人士认为，2027年HBM将出现一轮大幅补涨，目前HBM采用年度议价，定价未能跟上市场行情。大买家甚至因此正在修改产品设计。市场研究机构集邦咨询（TrendForce）8月4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英伟达已从今年第三季度起将下一代GPU Rubin Ultra的 HBM配置，从HBM4E12层堆叠改为并行评估HBM4E8层、HBM412层、HBM48层等多种降规方案；英伟达还因为LPDDR5X（一种服务器和移动端广泛使用的低功耗内存）持续短缺，决定将下一代超级芯片模组搭载的内存容量减半。集邦咨询预计，2027年HBM出货比特将同比增长50%—60%，但仍不足以满足需求。连英伟达都开始为拿不到够用的存储器而降低产品规格，其他买家面对至少持续到2028年的供需缺口，能做的似乎只剩下“提前签约锁定供应”。五年长约过去多年来，存储芯片的交易方式一直是按季度议价。每个季度初，原厂先设定一个临时价格用于出货，最终结算价在季度末的最后一个月敲定。价格跟着市场供需走，涨跌完全由当季行情决定，买卖双方都在一个季度为单位的博弈中寻找各自的最优解。正是这种按季议价的模式，使得存储芯片的价格波动幅度远超其他半导体产品，原厂的利润随着价格剧烈起伏，资本市场也长期把存储股当作典型的周期股来定价。现在，三巨头的做法是把延续多年的按季交易，切换成三至五年的长期合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类合同主要包含几个核心条款：买卖双方约定三至五年的供应数量，单价每年重新审议一次，价格设有上限与下限，构成一个“价格走廊”，买方以照付不议、预付款或保证金作为履约保障，部分合同还约定了保底收入金额。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过去存储行业也零星出现过年度供应协议，但期限通常不超过一年，覆盖比例很小，条款中没有保底价格和照付不议，约束力有限。这一轮三巨头推进的长协，在期限、规模和约束力上都跟以往不在一个量级上。美光在2026财年第三财季签署了16份战略客户协议（SCA），期限五年，条款为照付不议，其中14份设有保底价格，按保底价计算的金额合计约为1000亿美元。美光预计将收到约220亿美元的现金存款和信用证作为履约保障（约180亿美元现金、40亿美元信用证），目标是让这类协议最终覆盖40%以上的营收。三星的覆盖范围更大。金在俊7月30日表示，三星计划将60%—70%的产能分配给多年期长协，考虑到寻求签约的客户数量还在增加，这一比例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以五年为基础、每年滚动续约，全球前五大数据中心客户全部签约，另有五家大型AI客户处于最后谈判阶段，三星已收到约定的预付款总额的约四分之一。此外，SK海力士DRAM营销负责人朴俊德7月29日也确认完成约10家核心客户的谈判，但没有说明长协将覆盖总销售额的比例。根据高盛7月29日发布的相关研报，目前超过半数的服务器DRAM已经纳入长协覆盖。当然，长协的覆盖范围并不止于DRAM。NAND闪存厂商闪迪8月5日确认与8家客户签署多年期长协（闪迪称之为“新业务模式”），加权平均期限超过四年，按保底价计算的收入合计为939亿美元，配套财务担保为165亿美元。闪迪首席执行官戴维·戈克勒表示，这些长协预计将在2027财年覆盖闪迪超过50%的比特产能，2028财年达到约三分之二。买方愿意接受这些条款，核心原因是供给缺口的时间跨度足够长，没有“等一等价格会降”的回旋空间。深圳一家大型存储模组厂商的产品经理称，当前服务器内存严重短缺，无论是CPU服务器还是GPU服务器的内存都存在供给缺口，甚至到了需要对服务器进行减配的程度，客户的首要需求是拿到货，而不是谈一个更好的价格。价格条款的细节进一步体现了卖方的强势地位。美银证券在8月1日发布的一份研报中分析认为，三星在长协中将价格下调的幅度控制在环比不超过5%，上调空间在10%—20%以上且没有上限。三巨头在价格上涨时跟随市场受益，在价格下跌时由条款中约定的下限托住收入。林美炳称，签了长协的几家美国大型云计算客户，2027年的供应价格已基本锁定，期限通常覆盖到2030年甚至2035年，鉴于2027年仍然缺货，卖方没有理由提供更低的价格。他判断，价格出现回调的可能性在2028年之后，届时行业产能开始增加，定价才会有调整空间。高盛在前述研报中比较了相关的长协条款后认为，期限、覆盖范围、定价机制与履约约束四个维度全部在向有利于供应商的方向演变，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有望拉长存储厂商高盈利的持续时间，支撑存储厂商的估值中枢从此前的5至6倍，提升至8至10倍。戴维·戈克勒在8月5日的电话会上说，三四个季度之前市场还在按季度议价，如今闪迪已经拥有超过四年的需求能见度，部分客户签约一个季度后就回来追加未来数年的采购量，“以前，这只是一场每个季度进行一次的供应链价格谈判”。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长协主要覆盖的是常规DRAM和NAND闪存。HBM的销售模式有所不同，由于每一代HBM都需要针对特定AI芯片做定制验证，原厂通常与英伟达等核心客户按年度单独议价，提前锁定下一年的价格和数量。美光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上确认，该公司2026年全年的HBM供应已经全部售罄，价格和数量均已敲定。2028年之后目前，DRAM合约价的环比涨幅已经在逐季收窄。据集邦咨询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DRAM合约价环比涨幅约为90%，第二季度降至约60%。多位业内人士称，第三季度涨幅预计进一步收窄至13%—18%。涨价的斜率在放缓，但距离见顶还有多远？在林美炳看来，2027年年中之后存储芯片的价格涨幅将明显收敛，2028年随着新产能释放价格存在回调空间。前述接近SK海力士的供应链人士称，目前原厂的库存约为2—4周，低于4—5周的正常水平，更远低于以往下行周期启动前通常出现的10周以上，供需逆转的信号尚未出现；价格出现实质性回调的可能性在2028年下半年之后。即便2028年之后价格开始回调，行业内的判断依然是价格下行的节奏将跟以往“大为不同”。前述存储模组厂商的产品经理告诉记者，消费电子会最先感受到价格松动，利基型产品（智能音箱、机顶盒等）其次，服务器再次，汽车电子因为长协期限最长、市场体量最小，将是最后一个调整的环节。也就是说，以往每轮存储周期下行，价格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全线崩盘；但这次，三巨头通过长协把不同客户、不同产品线的价格调整周期“错位拉开”了。另外，全球存储市场的竞争格局在2028年之后也将出现新的变量，关键词是长鑫科技（688825.SH）。长鑫科技7月27日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募集资金约为579亿元，上市以来市值曾一度逼近4万亿元大关。根据市场研究机构Omdia的出货统计，该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的全球DRAM销售额份额为7.67%，位居全球第四。据记者了解，长鑫科技的生产成本和终端报价均低于海外同类产品约一成，三巨头主动将先进制程产能转向AI之后，消费电子端腾出的市场空间，正由长鑫科技填补。林美炳告诉记者，在DDR和LPDDR两条主流产品线上，国内存储厂商与海外龙头基本没有代差，中国DRAM企业的服务器产品收入占比近年增长很快，DDR5的出货拉动了这一结构性变化。林美炳认为，国内存储厂商面临最大的技术挑战在HBM领域，海外三巨头已能量产HBM3，部分厂商完成了HBM4的量产验证；国内企业的HBM3尚处于产能爬坡验证阶段，技术差距约为两代。他同时表示，国内企业没有历史产线的负担，无法采购EUV光刻机的情况反而促使它们在VC-T（垂直沟道晶体管）和晶圆键合两条全新技术路径上布局，有在下一代架构上缩短差距的可能。据记者了解，长鑫科技目前正在与一家国内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厂推进CBA（一种将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分别制造后混合键合的封装技术）方面的合作，长鑫制造存储晶圆，合作方代工逻辑晶圆，以此构建国产HBM的完整制造链条。一位接近长鑫科技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长鑫的LPDDR6（手机和移动端使用的下一代低功耗内存）产品目前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首款产品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采用16Gb颗粒，有望于2026年下半年实现量产导入。王旭东认为，国内终端品牌和AI服务器厂商为保障供应链稳定，正在大幅提升国产DRAM的采购导入比例，通用DRAM和消费级NAND的国产替代将持续渗透，但高端HBM和AI企业级存储短期内尚难以形成大规模替代。消费端的承压也在改变存储行业的需求结构。前述存储模组厂商的产品经理告诉记者，2026年全年手机存储需求的同比下修幅度预计在15%—20%，第二季度部分手机厂商无法接受三星的报价而大幅削减采购量，消费类存储到第四季度可能就“涨不动了”。7月30日，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其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电话会上，形容当前这轮存储涨价是“百年一遇的洪水”。苹果产品毛利率正因内存成本上涨而持续承压。苹果首席财务官凯文·帕雷赫确认，最近两个季度毛利率的环比降幅“超过100%可以由内存成本变化解释”，公司对下一季度的毛利率指引进一步下调至47%—48%。王旭东测算，以“4GB+128GB”配置的千元机为例，存储成本占整机物料成本已从2025年第三季度的22%升至2026年第三季度的64%。他预计，2027年售价低于1500元的智能手机将很难看到。不过，在消费端收缩的同时，新的需求来源也在积蓄。林美炳告诉记者，车规级存储在中国市场的增长非常强劲，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快速渗透正推动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域控制器对存储容量需求的大幅提升，中国区车规存储的同比增速预计达到70%—80%。此外，CXL（一种支持服务器之间内存池化共享的互联技术）预计2028年前后将随着英伟达和谷歌的采用开始放量，目前各家厂商已有样品，但尚未量产。另外，高带宽闪存HBF（介于HBM和固态硬盘之间的新型存储层级）的首个行业标准规范也在8月4日由SK海力士和闪迪联合发布，预计2027年底出货。2028年之后，如果这些新需求来源起量，有可能会部分对冲新增存储产能带来的供给宽松。前述存储模组厂商的产品经理认为，目前存储的涨价斜率虽然在逐季收窄，但三巨头在2027年的利润规模仍然有可能超过2026年。他强调，市场现在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周期何时见顶”，但对三巨头来说，更重要的变量可能是长协覆盖的比例能走到多高，“美光的目标是40%以上，三星已经到了60%—70%，如果最终行业的长协平均覆盖率稳定在50%以上，那么即便现货市场出现波动，原厂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是锁定的，盈利的波动幅度会比以往任何一轮周期都小得多”。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最终中选结果显示，确有部分主流厂牌通过复活规则中选。同时，有6家跨国药企的8款原研药中选，打破了第十批、第十一批集采没有跨国药企原研药中选的局面。作者：张英封图：本报资料室与以往不同，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结束后，业内显得很平静。“我们是认可的。”8月6日，东部某中型药企副总经理告诉经济观察报，虽然这次投标的两款药物都丢标了，但他所在公司对集采规则没有不满，丢标后，公司主要在反思自身的报价策略——低估了竞争激烈程度。7月31日，第十二批集采在上海南郊宾馆开标。这次集采的65种药品，在集采前的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在历届集采中最高。共有465家药企参与角逐，最终327家中选。集采后，医保基金在这些品种上的支出有望大幅降低。经济观察报注意到，此次集采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明确提出“反内卷”。规则对报出极端低价的企业进行了限制——需提供“报价合理性声明”，同时不分配采购量。对那些希望以低价换取市场份额的企业，该规则弱化了企业的极致降价动力。经济观察报从现场了解到，部分品种的最低中选价能够让企业保留5%以上的净利润；但竞争激烈的品种价格降幅仍然很大，有的品种最低中选价可低至原研药价格的1/100，价格已紧贴成本。二是“稳临床”，规则通过给予原研药、主流厂牌药物复活机会，放大了临床医生用药的选择权。此次集采，国家医保局亦邀请了多位临床医生来到现场观摩，包括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移植科主任许明、上海瑞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林长坚等，医生们在现场表达了对临床用药选择权的期许。最终中选结果显示，确有部分主流厂牌通过复活规则中选。同时，有6家跨国药企的8款原研药中选，打破了第十批、第十一批集采没有跨国药企原研药中选的局面。保有净利润7月31日早晨6点多，不少人就来到集采现场。前一晚，他们中的很多人通宵未眠。很多药企老板、总经理没有到场，但会在不远处等待，给投标负责人打来电话反复确认。“我们的投标时间都是算好的。”一位来自陕西药企的销售负责人说。在紧张的氛围和暑热中，他满脸挂着汗珠。企业提交报价七点半正式开始，十点半截止。不少企业虽已到现场，但会等到最后1小时才开始排队提交。这是因为，集采也是一场信息战，任何新增信息都可能影响企业的报价策略。企业也会严密封锁自家的报价信息。“在跟你讲话之前，我们没有跟任何外人谈过这次集采。”上述销售负责人说，他与公司总经理、市场准入负责人形成集采三人组，投标信息只在三人间流通。在企业跨进投标大门前，经济观察报随机采访了四家药企的高管，他们分别竞标不同品种的药物。他们拒绝透露价格信息，但均表示，这次报价的净利润能保证在5%以上。最终，其中两家药企中选，两家落选。落选后，上述东部某中型药企副总告诉经济观察报，在以往的集采中，该公司报价基本紧贴成本，能够覆盖生产设施摊销、原料、工人工资、配送费用就行，这批集采提出“反内卷”，该公司预计同行的报价会变得更理性，考虑到公司长远发展，他们在报价时加上了合理利润。该公司这次落选的两款药物，一款药物的报价将净利润设在10%以上，一款在5%—10%。“有的中选厂家（靠后几位）加上了合理利润。有的没加或者加得很少，这可能是人家的生存策略。”这位副总说，对那些排前几位的低价，他起初感到不可思议，后来与同行交流得知，这些报价低的企业的策略可能是：起初无利润，通过两三年的市场开拓，生产规模得到提升后成本可以下降，同时还可以与上游原料厂商进一步议价。5家极低价企业被通报此次集采，国家医保局明确强调“反内卷”，并进行了规则上的保障。例如，当最低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时，企业除提交“报价合理性声明”外，不会获得“采购量”的保证，也不占用入围名额。所以，当裕松源药业报出维生素B6注射剂的价格时，全场发出惊呼。据米内网数据，2025年维生素B6注射剂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的销售额接近4亿元，此次集采有49家企业竞标，竞争激烈。由于裕松源药业的报价为最低价，同时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被医保局要求提交“报价合理性声明”。除裕松源药业外，被医保局要求提交“报价合理性声明”的企业还包括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江苏诚康药业、东阳祥昇医药、湖北午时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在7月31日集采的最后环节，这5家企业被现场通报。在极端低价被限制的背景下，B证企业（有药品批文，委托其他企业代工生产）、存量市场份额低的企业面临新的考验。以往，中选价越低越能拿到更大的采购量，这些企业倾向于报低价以抢占市场。新规则下，企业测算报价时既需要考量如何低于竞争对手报价，还需要防止自身落入极端低价范畴。对这类企业来说，挑战不只体现在报价层面。第十二批药品集采规定，最终采购量以医疗机构的需求量为基础，本轮医疗机构全面按厂牌报量。医疗机构给到某家企业的报量越少，该企业能够分得的基础采购量也就越少。允许医疗机构以药品厂牌报量是自第十一批集采开始，不过当时医疗机构也可以按药品通用名报量，第十二批集采则全部改为按厂牌报量。7月31日，一家B证企业的高管告诉经济观察报，第十一批集采之前，报量按药品通用名执行，且市场份额唯低价者得。彼时他所在企业曾多次中标，但到第十一批集采，企业未能中标。他预计本次中标的机会也不大，即便中标，可获得的基础采购量也很少。相比之下，某华北药企仍然看重低价中标的益处。该药企一位高管认为，只要不触发极端低价，存量市场份额低的企业以最低价中选，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是比较好的选择。企业在集采基础采购量之外，仍有不小的市场空间可以开拓，包括其他企业丢标的集采份额、往年用药需求的20%（集采报量一般占医疗机构往年用药需求的80%），以及每年的新增用药需求。上述华北药企高管提到，在医疗反腐背景下，对很多医院来说，采购最便宜的集采药物最保险。对企业来说，目前很多医药代表已不敢进医院开展工作，即便进医院，集采报价多出的一点点钱，也很难通过医药代表传递给医生，不如在报价时直接砍掉这部分成本。取消医药代表的推广后，这些药物一般通过配送公司触达医院。“价格信息是保密的，你需要通过他们（配送公司）把你最低价中选的消息告诉医院。”这位高管说，这种模式下药企一般需要提高配送费用。部分原研药回来了7月31日晚，集采进入最后环节，至少5家跨国药企的投标负责人仍留在现场，这意味着他们选择行使复活规则中选。从最终中选结果看，这次中选的跨国药企包括拜耳、艾伯维、雅培、卫材、诺华、费森尤斯，共涉及8款药物。其中拜耳是在第一轮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价格中选，其余5家均在第二轮以复活规则中选。复活规则是指，第一轮中选结果出炉后，跨国药企的原研药如果未入选，可以选择以不高于熔断锚点价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中选，但不能获得医疗机构约定的集采采购量。一家跨国药企市场准入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尽管能分到的采购量为0，但至少跨进了集采门槛。如果药物没有在集采中选名单上，很多医院不会采购。南京大学卫生技术评估与药物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顾海告诉经济观察报，原研药中选不带量，给了原研药一个进院的机会。按规定，医院的集采药品用量占比为80%，余下20%的比例可以选用其他药物，这20%的市场空间是原研药的机会所在。同时，原研药也可以去争取当年新增的用药量。不过，也有跨国药企选择放弃。有药企第一轮报价就超过了最高有效申报价，直接放弃中选的可能。例如，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的伏诺拉生片，是这次集采竞争最激烈的品种之一，有48家企业竞标，最终11家中选。该药的原研药企是武田制药，原研的伏诺拉生片在2019年获中国药监局批准上市。米内网数据显示，2025年这款药在中国的销售额逼近10亿元，由武田制药独占市场。在这次集采中，武田制药所报价格远高于医保局规定的最高有效申报价。也有跨国药企在第一轮报价未中选后，保留了在第二轮中复活的机会，但最终未选择复活，例如安斯泰来、第一三共、辉瑞等。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算力需求目前已出现清晰分层，一端是面向国家级和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万卡级”超大模型训练，另一端是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所需的“百P级”微调与推理算力。作者：潘俊田封图：图虫创意智算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越建越大。位于宁夏中卫、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城市，或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或是位于十大数据中心集群内的单体项目规模达GW（吉瓦）级，投资规模动辄百亿元，有数个项目在同步建设。8月6日，远景科技集团（下称“远景”）宣布在乌兰察布建成全球最大的AI（人工智能）算力超级单体，规划容量超2GW。目前国内容量排名第二的世纪互联乌兰察布数据中心IT功率约221MW（兆瓦），未来也将扩充至GW级。根据研究机构EpochAI数据，全球最大的Colossus2数据中心IT功率已达到946MW。国内最大的华为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数据中心IT功率约242MW。参照Colossus2的数据，IT功率达到1GW的数据中心，资本投入约358亿美元，具备相当于111.2万张H100等效算力。一位头部数据中心基建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算力需求目前已出现清晰分层，一端是面向国家级和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万卡级”超大模型训练，另一端是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所需的“百P级”微调与推理算力。GW级园区给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此前，智算中心规模通常为数十MW级，百MW智算中心属于超大项目。GW级智算中心的投建不仅是投资规模的几十倍放大，也是对基建极限的挑战。智算中心基建“分层”华南某县级市招商工作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他所在的地级市政府要求每个县都要落地一个智算中心。他最终确定引进了一家省内上市公司的智算中心项目，总投资规模为数亿元，将工业园区内原有的一个厂房改造为智算中心。因县内并无互联网企业，省内智算中心调用需求已统一规划到另一个地级市，可吸纳的外来算力需求较少，因此他没有招引规模太大的智算中心。据记者了解，国内头部智算中心基建企业有意与地方政府合作，通过孵化子品牌的方式，在全国各个城市设立小型智算中心。“头部企业还是以大型、GW级数据中心为主，可能根据本地相关政策会在一些城市落地小型智算中心。小型智算中心未来主要面向当地的日常算力需求，比如本地人使用AI，最好能调用本地算力。”一位头部智算中心基建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大规模的智算中心建设主要在宁夏中卫、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城市展开。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25年6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签约算力产业项目总投资超2500亿元，其中百亿元以上的项目有阿里巴巴、中金、世纪互联等5个项目，投资50亿元以上的有快手、悦科等8个项目，投资10亿元以上的有华为、苹果等48个项目。今年3月，万国数据与乌兰察布签约，拟在未来五年投资300亿元兴建数据中心；世纪互联在乌兰察布的在建项目总投资超60亿元；远景能源在乌兰察布正在建设占地约600亩，规模达GW级的智算中心……这些城市吸引大规模数据中心落地的主要杠杆是电力。电力包括接入电网容量、新能源场站选址、市电价格等。前述头部智算中心基建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这些城市一般会给予智算中心比市电更低的优惠电价。因为现在智算中心绿电占比要求高，新能源场站选址资源、绿电资源也会向智算中心倾斜。挑战基建极限据记者了解，2025年底开始，头部互联网公司密集上马GW级大规模智算中心。“三年前，头部互联网公司招标都是百MW级，去年头部互联网企业首先招标GW级园区，其他企业快速跟上，头部厂商对算力基础设施的竞争十分激烈。”远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产品线副总经理李军说。据记者了解，随着AI从训练走向推理，推理侧数据规模从“万小时级别”跃升到“百万小时级别”。用户使用模式已从“自持算力+私有化部署开源模型”全面切换到调用Token（词元）。未来随着具身智能、世界模型落地，对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Token的需求会持续放大。国内互联网大厂的Token调用量正在猛增。比如截至2026年6月，豆包大模型日均Token调用量达180万亿，较发布时增长超1500倍，过去一年增长超10倍。GW级智算中心可以显著降低算力成本。一位头部智算中心基建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GW级园区可以有效摊薄土地、建设等成本，还可以作为大项目，获取地方政府在土地、电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越大的智算中心，算力价格越低。世纪互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要落地GW级智算中心，首先，当地要有坚强可靠的网架结构；其次，一个园区每年需要消耗数万吨水资源，缺水地区难以承接；最后，园区以柴油发电作为备用电源保障，需与周边供油主体签订优先级较高的供油协议。在电力接入上，数据中心的普遍做法是双路市电保障供应。而对于西部地区，应采取多措并举的方式，有效落实国家针对枢纽节点新建、扩建数据中心，绿电消费比例必须不低于80%的规定。以世纪互联乌兰察布项目为例，依托当地风光资源，搭建风光+绿色专线+储能的直供体系，项目建成后绿电直供占比达50%，叠加绿电交易、绿证等方式可实现数据中心100%绿电供应。“400MW数据中心不是两个200MW数据中心的拼装叠加，而是建设难度呈指数级增长。”上述头部数据中心基建企业负责人表示。比如适用于200MW的配电架构难以适应400MW需求，超大单体建筑散热极难，随着密度增加，网络时延问题会进一步凸显等。GW级数据中心的层高都要重新规划。上述头部智算中心基建企业负责人表示，GW级智算中心中液冷是必备项，在单机柜40kW（千瓦）下，为了解决风液兼容问题，层高设计超过6米，如果单机柜功率进一步提高，层高还要继续提高。“因投建困难，GW级园区在头部客户眼中已经成为‘战略资源’。”李军表示，比如有的项目还在立项阶段，远景GW级园区就已经被头部客户锁定数百MW容量。行业集中度将提升“智算中心走向GW级，不再是以往靠路条、政策就能建设的时代，而是大规模、专业化、集群化。”李军表示。大规模意味着更多的钱。GW级智算中心前期投资成本超过200亿元，不仅中小企业无力负担，连头部企业也难以负担。智算中心基础设施属于重资产。据记者了解，国内智算中心基建的回本周期因上架率、电费等因素差别较大，土建机电折旧20年、GPU（图形处理器）折旧5年，回本周期基本在8年左右。客户通常不会承担智算中心的基建成本，智算中心基建企业只能自行寻找资金。一位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行业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最近陆续接触了一些数据中心基建企业，总体感觉市场化的民营数据中心基建企业‘缺钱’状况较为严重，可以拿到‘便宜钱’或专项基金（资金成本在2%左右）的央国企更有优势。”他表示，很多市场化的民营数据中心基建企业想发行公募REITs或私募REITs实现回款，但成功发行的前提是数据中心已经和大厂签约，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没有长期合同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很难募资。据他介绍，很多数据中心企业都在考虑通过公募REITs的形式，将数据中心、新能源电站等打包上市，从而获得回款，以便再投资。前述头部智算中心基建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GW级智算中心完全改变了项目的推进流程。他举例，传统MW级智算中心，通常为一次性设计交付，再租赁给客户收取租金。GW级智算中心因投资规模过大，建设周期较长，只能先锁土地和电力，分期建设，每期约 100MW—200MW；有的甚至还要分期拿地，按订单下单。专业化意味着头部客户对智算中心的要求极高。“头部客户签约GW级园区，仅基础设施一项就需要百亿元级别，算上机柜更是超过千亿元级别的投资。每家头部客户都有非常严谨的技术要求和标准。”李军表示。前述头部智算中心基建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举例，头部互联网客户风控门槛极高，优先选择行业知名度高、深耕多年、具备上市背景的头部运营商，硬性要求经营年限≥5年、自有产权机房、同类头部案例≥3个，并将等保三级、机房安全认证作为准入资格。集群化意味着能耗指标、绿电资源、算力需求等越来越集中，可供给小规模算力中心的资源有限。李军举例，头部客户天然喜欢算力业务集群，便于其实现互联。训练业务偏好寻找扩容能力强的、运营成本低的节点，GW级园区具备很大优势。推理业务需要尽可能靠近用户，分散的小规模算力中心或有需求；训推一体业务看重节点，单一节点饱和后，再寻找下一个节点，而GW级园区基本能覆盖单一节点的需求。“GW级园区有望形成‘规模越大、成本越低、订单越多、规模越扩大’的滚雪球正循环，大浪淘沙之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被收窄，出路分为并购整合、退守边缘计算等细分场景、关停退出三条路径。”前述头部数据中心基建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邹文榕 前董事长升迁一年便主动投案，东莞证券IPO“长跑”之路或将再生枝节。 8月7日，东莞纪检监察网通报，东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照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东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图源：东莞市纪检监察网 此番主动投案，距离陈照星履新东莞市投资控股集团（下称东莞投控集团）一把手刚满一年，距离其卸下东莞证券董事长一职也仅过去8个月。 身为东莞证券元老级人物，界面新闻此前报道，陈照星在东莞证券任职超20年，本人2004年入职东莞证券后，从经纪业务部业务经理起步，逐步升任至公司总裁、董事长。 2025年8月，东莞市国资委发布任命通知，委任陈照星东莞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东莞投控集团持有东莞证券32.9%股份。 2025年11月，东莞投控集团发布公告称，陈照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职务。东莞市委批准免去陈照星的董事长职务。“本次公司董事长变更属于公司正常人事变动，对公司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彼时，该公司如是表示。 陈照星执掌东莞证券期间，公司持续推进IPO各项筹备与申报工作。而算上陈照星在内，在长达十余年的IPO长跑进程中，东莞证券的上市进程已历经两次公司核心关联人物事件扰动。 早在2017年5月，受第一大股东锦龙股份实控人杨志茂单位行贿案拖累，东莞证券IPO申请被中止审查，上市停滞近四年才得以恢复；此番陈照星主动投案，又是发生在IPO关键窗口期的重大人事变量。 目前官方通报尚未披露陈照星涉案具体问题，案件仍在审查调查阶段。陈照星深耕东莞证券二十余年，深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及IPO推进工作。市场层面认为，若后续调查涉及其在券商任职期间相关事项，东莞证券的公司治理、合规情况或面临监管进一步审视，本就一波三折的IPO进程或将增添更多变数。 身为东莞市属国有控股重点企业，东莞证券成立于1988年6月22日，注册资本15亿元，为全国首批承销保荐机构之一。 2015年6月，东莞证券正式向证监会递交IPO申报材料，开启上市征程。十余年间，公司上市之路坎坷不断：2017年受大股东锦龙股份实控人杨志茂单位行贿案影响，IPO审核被迫中止；后续又恰逢A股全面注册制改革，公司已经完成核准制下发审委过会，仍需要按照新规平移申报，重新在交易所履行申报流程。 据Wind数据，截至目前，东莞证券招股说明书已更新至第八版，但尚未收到交易所首轮问询，IPO状态自2023年3月起便停留在“已受理”阶段。 不过，自去年以来，东莞证券相继完成股权结构梳理、核心管理团队重塑，业绩层面也实现稳步修复。 2025年6月，东莞控股（000828.SZ）、东莞投控集团组成国资联合体，以22.72亿元对价，收购民营股东锦龙股份持有的东莞证券20%股权，该笔交易于同年7月完成过户交割。 交易完成后，东莞国资联合体持股比例从55.4%跃升至75.4%，东莞市国资委正式取得对东莞证券的绝对控制权，彻底解决此前股权分散的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锦龙股份持股比例降至20%，与一致行动人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合计持股24.6%，民营股东话语权同步弱化。 核心管理层方面，在2024年5月原总裁潘海标离任后，东莞证券启动了长达8个月的市场化招聘，最终选定了前招商证券资管总经理杨阳担任总裁，本人具有丰富国内外金融从业经历；2025年11月，此前同样在东莞证券工作20余年的潘海标回归，经董事会选举成为公司新一任董事长。 2026年3月，东莞证券正式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分别为：潘海标（董事长）、黄志成、王崇恩、盘丽卿、杨阳、孙志超（职工代表董事），以及刘金山、刘阿苹、罗党论三名独立董事。 除3位独立董事外，6位非独立董事中仅盘丽卿为民营股东锦龙股份提名代表；其余5位为国资背景董事及经营层代表。 锦龙股份（000712.SZ）近期披露的东莞证券未经审计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东莞证券实现营业总收入20.89亿元，同比增长47.84%；净利润8.2亿元，同比大涨71.9%。 业务结构方面，经纪业务依然是东莞证券的基本盘。上半年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10.5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四成；投资收益2.68亿元，显著高于上年同期的1.91亿元；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5344万元，同比微降1.3%；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1955万元，同比下滑28.93%。 截至2026年6月末，东莞证券总资产940.67亿元，较年初增长18.25%，资产规模扩张步伐明显加快。 在招股说明书中，东莞证券提到，公司将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坚持“特色财富+科技投行”双轮驱动，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着力打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精品券商。 不过，结合最近三个完整年度业务来看，东莞证券投行业务并未实现止跌。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度，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分别为1.99亿元、2.05亿元及1.27亿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24%、7.47%及3.75%，业务整体萎缩明显。 图源：东莞证券招股说明书 而对于公司较为倚赖的经纪业务，2026年年初，上交所发布对东莞证券予以书面警示的监管措施决定书，交易所查实，早在2024年7月现场检查就发现公司客户交易行为管理存在漏洞并要求整改，但后续客户异常交易情形反复出现，多轮提示后仍未得到有效管控，同类违规持续发生，交易所要求公司限期完成自查整改并报送报告。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邹文榕 前董事长升迁一年便主动投案，东莞证券IPO“长跑”之路或将再生枝节。 8月7日，东莞纪检监察网通报，东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照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东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图源：东莞市纪检监察网 此番主动投案，距离陈照星履新东莞市投资控股集团（下称东莞投控集团）一把手刚满一年，距离其卸下东莞证券董事长一职也仅过去8个月。 身为东莞证券元老级人物，界面新闻此前报道，陈照星在东莞证券任职超20年，本人2004年入职东莞证券后，从经纪业务部业务经理起步，逐步升任至公司总裁、董事长。 2025年8月，东莞市国资委发布任命通知，委任陈照星东莞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东莞投控集团持有东莞证券32.9%股份。 2025年11月，东莞投控集团发布公告称，陈照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职务。东莞市委批准免去陈照星的董事长职务。“本次公司董事长变更属于公司正常人事变动，对公司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彼时，该公司如是表示。 陈照星执掌东莞证券期间，公司持续推进IPO各项筹备与申报工作。而算上陈照星在内，在长达十余年的IPO长跑进程中，东莞证券的上市进程已历经两次公司核心关联人物事件扰动。 早在2017年5月，受第一大股东锦龙股份实控人杨志茂单位行贿案拖累，东莞证券IPO申请被中止审查，上市停滞近四年才得以恢复；此番陈照星主动投案，又是发生在IPO关键窗口期的重大人事变量。 目前官方通报尚未披露陈照星涉案具体问题，案件仍在审查调查阶段。陈照星深耕东莞证券二十余年，深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及IPO推进工作。市场层面认为，若后续调查涉及其在券商任职期间相关事项，东莞证券的公司治理、合规情况或面临监管进一步审视，本就一波三折的IPO进程或将增添更多变数。 身为东莞市属国有控股重点企业，东莞证券成立于1988年6月22日，注册资本15亿元，为全国首批承销保荐机构之一。 2015年6月，东莞证券正式向证监会递交IPO申报材料，开启上市征程。十余年间，公司上市之路坎坷不断：2017年受大股东锦龙股份实控人杨志茂单位行贿案影响，IPO审核被迫中止；后续又恰逢A股全面注册制改革，公司已经完成核准制下发审委过会，仍需要按照新规平移申报，重新在交易所履行申报流程。 据Wind数据，截至目前，东莞证券招股说明书已更新至第八版，但尚未收到交易所首轮问询，IPO状态自2023年3月起便停留在“已受理”阶段。 不过，自去年以来，东莞证券相继完成股权结构梳理、核心管理团队重塑，业绩层面也实现稳步修复。 2025年6月，东莞控股（000828.SZ）、东莞投控集团组成国资联合体，以22.72亿元对价，收购民营股东锦龙股份持有的东莞证券20%股权，该笔交易于同年7月完成过户交割。 交易完成后，东莞国资联合体持股比例从55.4%跃升至75.4%，东莞市国资委正式取得对东莞证券的绝对控制权，彻底解决此前股权分散的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锦龙股份持股比例降至20%，与一致行动人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合计持股24.6%，民营股东话语权同步弱化。 核心管理层方面，在2024年5月原总裁潘海标离任后，东莞证券启动了长达8个月的市场化招聘，最终选定了前招商证券资管总经理杨阳担任总裁，本人具有丰富国内外金融从业经历；2025年11月，此前同样在东莞证券工作20余年的潘海标回归，经董事会选举成为公司新一任董事长。 2026年3月，东莞证券正式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分别为：潘海标（董事长）、黄志成、王崇恩、盘丽卿、杨阳、孙志超（职工代表董事），以及刘金山、刘阿苹、罗党论三名独立董事。 除3位独立董事外，6位非独立董事中仅盘丽卿为民营股东锦龙股份提名代表；其余5位为国资背景董事及经营层代表。 锦龙股份（000712.SZ）近期披露的东莞证券未经审计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东莞证券实现营业总收入20.89亿元，同比增长47.84%；净利润8.2亿元，同比大涨71.9%。 业务结构方面，经纪业务依然是东莞证券的基本盘。上半年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10.5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四成；投资收益2.68亿元，显著高于上年同期的1.91亿元；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5344万元，同比微降1.3%；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1955万元，同比下滑28.93%。 截至2026年6月末，东莞证券总资产940.67亿元，较年初增长18.25%，资产规模扩张步伐明显加快。 在招股说明书中，东莞证券提到，公司将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坚持“特色财富+科技投行”双轮驱动，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着力打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精品券商。 不过，结合最近三个完整年度业务来看，东莞证券投行业务并未实现止跌。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度，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分别为1.99亿元、2.05亿元及1.27亿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24%、7.47%及3.75%，业务整体萎缩明显。 图源：东莞证券招股说明书 而对于公司较为倚赖的经纪业务，2026年年初，上交所发布对东莞证券予以书面警示的监管措施决定书，交易所查实，早在2024年7月现场检查就发现公司客户交易行为管理存在漏洞并要求整改，但后续客户异常交易情形反复出现，多轮提示后仍未得到有效管控，同类违规持续发生，交易所要求公司限期完成自查整改并报送报告。

中国制造业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正是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高整个产业系统吸收、验证和部署新方案的能力。作者：吴琪封图：图虫创意长期以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和强大制造能力，被视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研发、设计、生产和服务环节，这些传统优势正在获得一种新的可能性：它们不仅能够支持更低成本、更大规模的生产，还有可能帮助中国企业更快地学习和试错，把市场反馈更快地转化为下一代产品。未来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可能不再只是成本高低、产量大小，甚至不只是某一代产品的技术领先，而是产业持续进化的速度。AI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发明方法”。它能够解释海量数据、生成设计方案、编写软件、发现故障模式，也能够降低研发、制造、销售和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协调成本。但AI产生方案的速度，并不等于产业完成创新的速度。一个数字方案还要经过工程修改、样机试制、物理验证、供应链调整和规模生产，才能成为真正进入市场的产品。一些研究已经发现，AI可以明显缩短部分产品创意、知识处理和编程任务的时间；但另一些针对真实软件项目的研究也表明，个人编写代码更快，并不必然带来组织交付更快，代码评审、系统集成和运行稳定性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瓶颈。半导体设计同样如此：AI可以压缩局部布局和参数搜索，却未必同步缩短功能验证、设计签核和流片周期。这揭示了AI影响产业竞争的一个关键机制：AI首先让方案、代码和候选设计变得更加丰富，随后把稀缺性推向评审、集成、试制、验证和量产。它带来的第一轮变化，未必是产业链所有环节同步加速，而是产业瓶颈发生迁移。中国的特殊机会正在于此。如果AI带来的数字加速，能够与超大规模市场提供的丰富反馈、密集供应链形成的快速响应，以及完整制造体系具备的试制验证条件结合起来，传统的规模优势就可能转化为一种更有持续性的动态优势——“AI放大的产业迭代优势”。这种优势并非简单地“造得更多”，而是能够更快、更可靠地完成“发现问题—生成方案—试制验证—投入生产—获得新反馈”的循环。中国制造业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正是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高整个产业系统吸收、验证和部署新方案的能力。产业竞争的新变量：有效迭代速度过去评价一个国家或企业的产业竞争力，通常看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生产成本、市场份额和出口规模。这些指标仍然重要，但主要反映某一时点的能力和结果，难以衡量一个产业持续自我更新的速度。AI时代需要关注一个新的变量：有效产业迭代率。所谓“有效迭代”，不能简单用版本数量或型号多少来衡量。它真正衡量的是，企业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市场反馈转化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可靠性更高的新产品。更新频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产业进步快；只有当一次次更新真正推动了产品前沿，迭代速度才会转化为竞争优势。AI首先加快的是数字世界中的活动。它能够扩大方案搜索空间，提高软件开发和工程分析效率，并从售后工单、设备日志、用户行为和现场工况中发现过去容易被忽略的规律。但制造业不是纯粹的数字产业。AI生成的设计仍然要经过物理世界的检验。模具能否及时修改，零部件能否迅速替换，供应商能否配合调整，材料和产品能否通过可靠性测试，决定了数字加速能否真正转化为产品加速。这正是中国完整制造体系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集群不仅聚集了大量企业，也形成了打样、模具、材料、零部件、检测和小批量生产相互衔接的“工业公地”。AI越来越影响方案产生的速度，工业公地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方案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变成样机、完成验证并进入量产。因此，市场大、供应链全，只是中国制造业的起点。它真正的潜在优势，是有条件把数字反馈、工程修改、物理验证和规模制造连接成一个高频学习系统。跳出汽车视角： 哪些产业可能率先受益新能源汽车是观察产业迭代的重要窗口。但如果只关注汽车，容易把企业迭代速度与电动化、政策支持、模块化平台和技术路线转换等因素混在一起。“AI放大的产业迭代优势”是否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还要观察其他产业。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家电，是两个值得优先关注的领域。工业机器人连接算法、软件、控制系统、传感器和机械结构。机器人进入不同工厂之后，会遇到大量非标准工况和长尾异常。AI能够帮助企业从现场数据中识别问题、改进控制算法，但算法更新有时还需要电机、减速器、传感器和机械结构同步调整。中国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密集的零部件供应链，为这种软硬件协同迭代提供了有利条件。智能家电更适合观察企业内部的反馈转化能力。联网设备持续产生运行和故障数据，AI可以从中识别使用习惯和潜在缺陷。但数据只有进入研发、采购和制造流程，才会产生价值。如果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制造执行和售后系统彼此割裂，再先进的AI也可能只是生成更多报告，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工程变更。智能家电的竞争壁垒，因而不只体现在算法上，也隐藏在组织内部：企业能否把用户反馈迅速转化为产品行动，能否让研发、制造、售后和供应商围绕同一个问题协同调整。动力电池、风电装备等产业则揭示了AI迭代效应的边界。AI能够提高材料筛选、结构设计和仿真实验的效率，但电池循环老化、材料疲劳、盐雾腐蚀和极端环境测试仍然受到物理规律约束。AI可以减少无效试验、优化试验顺序，却不能完全消除真实世界所需要的验证时间。AI越能加快方案生成，试制、中试和可靠性验证就越可能成为新的瓶颈。未来稀缺的可能不只是算法和算力，还包括把数字方案快速转化为可信产品的验证能力。不同产业能够获得多大的AI迭代红利，取决于其传导环节能否被压缩或者并行。软件、仿真和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品，AI加速更容易传导；物理验证、安全认证和监管要求占比较高的产品，系统加速则会受到更强约束。智能手机产业还提供了另一重警示：拥有制造规模和应用场景，不一定能够获得产业学习的主要收益。如果关键操作系统、数字接口、产品定义和算法平台掌握在其他企业手中，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反馈，就可能更多地转化为平台企业的能力，而不是生产者自身的产品优势。数据在哪里产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能够接触数据、解释反馈、控制关键接口，并把学习结果写入下一代产品。这种能力可以称为“反馈控制权”。更准确地说，是产业学习能力和学习收益的控制权。条件不等于结果： 迭代优势不会自动形成中国拥有大市场、完整产业链和丰富应用场景，但这些条件不会自动转化为AI时代的迭代优势。首先，局部任务加快不等于整个系统加快。AI能够让工程师更快地生成代码和设计方案，但如果审核、集成、验证和供应链调整没有同步改善，企业反而可能面对更多待处理方案、更高返工负担和新的协调拥堵。AI并不只是消除瓶颈，它也会迁移瓶颈。过去企业可能缺少设计方案，未来则可能缺少筛选、验证和部署大量方案的能力。其次，数据丰富不等于反馈有效。企业即使收集了大量设备和用户数据，如果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明确的责任机制和跨部门协同流程，数据也难以转化为工程行动。企业要释放AI的价值，改变的不能只有技术工具，还包括产品开发流程、部门边界和供应商协同方式。再次，迭代得快也不必然意味着竞争力更强。如果频繁更新带来质量问题、版本碎片化、供应链疲劳和成本上升，速度反而可能损害企业价值。只有当更快的迭代持续推动性能、成本和可靠性改善，并最终转化为市场份额、品牌溢价和盈利能力，迭代速度才会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因此，“AI放大的产业迭代优势”并不描述一个已经到手的优势，而是标示一个需要主动争取的战略机会。它能否兑现，取决于中国能否把市场反馈、AI能力、组织变革、物理验证和规模制造真正连接起来。（作者系前罗兰贝格中国区总裁和埃森哲大中华区副主席）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这些年的出海经历让赖小信更加确信，中国制造的影响力在国际市场已经显现，“2027年左右，一切会更加清晰”。作者：张锐封图：图虫创意赖小信说：“我们仍然站在生死存亡的关口。”赖小信是佛山市绿之洲日用品有限公司（下称“绿之洲”）的总经理，也是该公司纸尿裤品牌“香睡宝贝”的创始人。2011年至2018年，正值中国母婴行业的黄金期，绿之洲乘着国产纸尿裤崛起的行业东风，年营收最高时突破3000万元。2019年，面对人口红利消减、电商平台“价格战”的严重冲击，赖小信决定开拓海外市场——他“报了一个老年旅游团”前往越南考察市场，匆匆开启了出海之路。近日，赖小信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回顾了他自2011年创业以来所经历的国内市场的繁荣与低谷，以及过去几年在越南、中东、欧美、非洲等市场辗转开拓的历程。从辉煌到内卷赖小信大约在2000年进入卫生用品行业。创业之前，赖小信曾在恒安国际（01044.HK）旗下的安儿乐品牌从事销售工作十余年。 这段经历，让赖小信从创业之初就坚定了“做品牌”的信念。恒安国际是国内生活用纸和妇幼卫生用品领域的龙头企业。该公司资料显示，1996年，恒安国际推出安儿乐婴儿纸尿裤，是中国最早一批国产纸尿裤厂商。2011年，赖小信与妻子在佛山合作创立了绿之洲，并推出自主品牌“香睡宝贝”，定位中国婴童高端品牌。彼时，在宝洁、尤妮佳等外资巨头的刺激下，中国婴儿纸尿裤市场掀起一波国产品牌自创品牌、自建工厂的热潮。创业初期的赖小信尽管资金有限，但他与妻子一个对内负责产品研发和生产，一个对外负责市场开拓，还是赶上了行业红利期：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实施，国内婴儿纸尿裤的市场规模迎来一轮快速增长。然而，变化已经在酝酿。2018年，赖小信开始感受到行业疲软的信号。2019年，中国婴儿纸尿裤行业的高速增长几乎停滞——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婴儿纸尿裤市场规模为499亿元，较2018年增长仅1.1%。赖小信回忆，当时，国产品牌在国内市场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消费者对外资品牌的偏好根深蒂固，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度始终不足。华创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婴儿纸尿裤市场份额前三名的品牌分别为宝洁帮宝适（19.9%）、花王妙而舒（8.8%）、金佰利好奇（7.7%），均为外资品牌商所有。与此同时，面对抖音、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轮番“低价”冲击，赖小信认为国内市场“利润见底了”，于是决定开拓外贸业务，出去看看海外市场的机会。越南受挫2019年初，赖小信果断决定去越南市场看看。同年3月，他与一位做材料供应的朋友报了个老年旅游团，团费大约300元，从广西东兴口岸出境，直奔越南经济“火车头”胡志明市。这并非一趟轻松的旅行。赖小信每天把行程排得很满，因为不能随意脱离团队，他就白天逛景点，晚上出去考察市场。“每天下午6点左右出去，10点左右回来，我们就带着公司的宣传资料、样品，去市面上的母婴店、批发市场陌生拜访。”赖小信说，当时他的搭档说过一句话，令他至今难忘，“打断我的腿，也要走外贸”。赖小信告诉记者，2019年他到越南时，感觉当地的经济与中国90年代初的状态很像。“市场品类单一，以欧美和日韩品牌为主，中国品牌在当地的市场份额不到10%。”他说，这与早年中国市场的情况相似——70%至80%的市场份额由大品牌占据，但大品牌无法完全垄断。更重要的是，赖小信认为，这是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打开品牌认知的一个突破口。2019年5月，赖小信迅速启动出海计划。他在胡志明市注册公司和“香睡宝贝”品牌，并设立办公室、仓库，招聘包括业务拓展、仓储管理等大约8名当地员工。2019年9月，绿之洲胡志明办公室正式开业，赖小信开始常驻当地、全力开拓市场渠道。然而，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绿之洲的越南业务很快“全面停摆”。“撑了3个月左右，我们就解散了团队，因为觉得疫情走向不明。”赖小信说，没想到这一停就停到了2022年。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完全打消赖小信的越南计划。2022年中，赖小信再度回到越南市场考察时发现，中国企业正在大量涌入越南市场——2022年以后，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企业出海步伐加快，越南因地理优势成为热门目的地，竞争迅速白热化。这种熟悉的感觉让赖小信仿佛又看到了2019年的中国市场。他意识到当地市场的形势已变，他必须再度作出调整。2022年底，赖小信与前述供应商伙伴没有继续投资越南，而是将“香睡宝贝”的品牌交由当地代理商运营。“出海的方向是对的，但东南亚不再是主攻市场，不然最后也是一场‘卷’。”赖小信决定再往外迈出一步。奋力再搏2023年，赖小信的出海计划更大胆了，他把目光投向欧美、非洲和中亚五国等市场。只要有机会，他就愿意去尝试。“欧美市场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更高，但相应的利润空间也更大。”赖小信表示，在欧洲市场，他坚持以自有品牌与代理商合作的模式，在价格上与当地销售的主流纸尿裤产品相差不大，但在产品舒适度上进行改进，“比如，欧洲当地同价位的产品，普遍手感偏硬，但中国的制造水平在前几年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赖小信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2023年，他完成了进入欧洲市场的相关认证，并拿下第一笔价值约400万元的订单，这让他对于开拓欧美市场更有信心。“2024年，我们借助跨境电商接触美国市场，但关税问题让部分订单洽谈节奏放缓。”赖小信说，他对欧美市场前景仍有信心，“中国制造的实力和创新速度都让人有底气”。在非洲市场，赖小信的策略有所不同。“非洲市场很像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人口出生率，潜力都很可观。”赖小信说，2024年，他在非洲肯尼亚与当地公司合作建设了一条生产线，不仅出口成品，同时输出原材料、设备以及技术人员。“这种方式很适合非洲。”赖小信表示，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产能和技术的整体输出，也算是小型的“产业出海”。在赖小信看来，虽然非洲市场同样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状况相似，但它与越南市场有一个重要区别：对中国品牌的接受度更高。“在肯尼亚，有很多中国援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开发项目，对中国品牌的长期发展更有利。”赖小信表示，他对非洲市场的前景也比较乐观。从2019年出海至今，绿之洲的业务结构已经彻底改变。赖小信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目前，该公司90%以上为外销，国内仅保留福利院招投标业务，营收规模仍然没有恢复至当年最辉煌的时候。“（营收）大概是最高峰时候的七八成，员工我们缩减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在海外市场主要通过合伙人的方式组建销售团队。”他表示。回望过去七年的出海路，赖小信最深刻的感受是：一次痛苦的转型，一次艰难的生存。但同时，这些年的出海经历也让赖小信更加确信，中国制造的影响力在国际市场已经显现。“2027年左右，相信一切会更加清晰。”他说。2022年，经济观察报记者初次认识赖小信时，他斗志昂扬地表示：“要在海外做一个中国纸尿裤品牌。”2026年，赖小信的这个信念依然很坚定。“我们在40多个国家注册了商标，就是在朝这个目标努力。”赖小信说，他无法断言这场生存之战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只能说自己一直没有放弃。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中东局势、油价上涨，国泰航空为何交出亮眼成绩单？作者：张锐8月5日，国泰航空（00293.HK）在全球航空业承压的背景下，交出了一份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中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国泰集团（包括航空公司、附属公司及关联公司）实现营收港币680.61亿元，同比增长25.3%；实现净利润港币62.43亿元，同比增长71%。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影响，相关区域国际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以及需求波动，全球航空业整体盈利减半。国泰集团的上述业绩表现，不仅令其成为今年亚洲航空业少数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仍保持强劲盈利增长的航空公司之一，更展现出国泰在长期战略、业务布局等多层面的经营韧性。2026年，时值国泰集团迎来80周年。国泰集团主席白德利在8月5日的业绩报告发布会上同时表示，未来十年将投资大约1500亿港元，用于机队、客舱、贵宾室以及数字创新方面的建设，包括增加150架新飞机，将航线网络扩展到150个目的地。“该等飞机将提供更多运力，以支持我们的增长计划，并有助加强香港枢纽的网络连系。”白德利说。在行业寒冬中逆势增长今年2月以来，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令全球航空公司的前景转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在此前6月发布的航空业财务展望称，从全球的情况来看，2026年，航空公司盈利预计将较2025年减半，利润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今年的230亿美元，利润率也将从4.2%降至2.0%。国际航协理事长威利·沃尔什（Willie Walsh ）的分析认为，航空燃油价格快速激增70%，正在冲击所有航空公司的盈利，部分额外成本正通过价格调整和效率提升得到回收，但这不足以将盈利能力维持在上一年水平。上述展望报告同时指出，从区域来看，中东航空公司受冲突影响最为明显，预计2026年将出现集体亏损；亚太地区虽仍保持盈利，但整体盈利水平亦低于此前预测。其中，亚太主流航司中，新加坡航空出现自2022年以来首次季度亏损；中国三大航上半年预计合计亏损超过70亿港元。在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国泰为何交出了一份超出市场预期的成绩单？一方面，中东局势推动全球航空网络重新调整，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价值被市场重新发现和放大；另一方面，国泰依托过去几年持续投入所积累的网络布局、运营体系及资源调配能力，迅速承接了新的市场需求，将外部环境变化转化为业绩增长的动力 。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优势为何再度凸显？过去二十年，以迪拜、多哈、阿布扎比为代表的海湾航空枢纽，凭借优越的区位和高度集中的中转网络，逐渐成为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重要门户，重塑了全球航空业竞争格局。然而，2026年中东局势升级后，部分空域关闭、航线调整以及油价上涨，使高度依赖区域稳定性的中转体系受到阶段性影响。对于往返亚洲、欧洲及北美的旅客而言，市场开始重新评估中转路径，中国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亚洲成熟航空枢纽重新受到关注。这并不意味着中东枢纽优势发生根本改变，而是让市场再次认识到，一个成熟的国际航空枢纽不仅需要区位优势，更需要稳定的航线网络、充足的运力保障和高效的运营能力。香港的优势，正来自多年积累的综合能力。一方面，香港依托中国内地这一全球重要的国际客源市场。对于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等城市的国际旅客而言，香港不仅是目的地，更是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经香港中转能够覆盖更广泛的欧美、澳洲及亚洲市场。另一方面，香港国际机场拥有成熟的国际航线网络、高效的中转体系及完善的基础设施。随着三跑道系统投入运作，机场整体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香港兼具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优势，在客流、物流和资金流之间形成协同生态。因此，这轮全球航空网络调整并非改变香港的地位，而是进一步放大了其原有的国际航空枢纽优势。对于以香港为基地运营的国泰而言，这也为多年建设的航线网络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优势背后是长期布局和灵活的经营策略香港国际航空枢纽重新受到关注，并不意味着所有航空公司都会同样受益。对于枢纽型航空公司而言，市场机会最终能否转化为业绩，取决于网络布局是否完善、资源调配是否高效，以及能否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这些，恰恰是长期投入的结果。近年来，国泰持续完善”内地—香港—世界”网络布局。国泰方面的数据显示，目前，集团客运网络覆盖全球超过100个航点，其中国泰航空及香港快运在中国内地运营24个航点，每周往返香港航班超过330对，是运营香港往返内地航班数量最多的航空公司。这张网络最大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航点数量，而在于连接能力。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2026年上半年，国泰航空经香港中转旅客数量，为香港始发旅客数量的2倍、前往香港旅客数量的3倍。这意味着，中转网络已经成为国泰客运业务的重要支撑，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也正越来越直接地反映在经营表现上。这一变化，同样体现在经营数据上。2026年上半年，国泰航空可用座位公里数（ASK）同比增长11.8%，收入乘客公里数（RPK）同比增长15.3%；载客人次达到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5%，乘客运载率提升至87.5%。相比客运量增长，更值得关注的是RPK增速持续高于ASK增速。这意味着，国泰的收入增长并非单纯依赖运力扩张，而是来自网络效率和收益质量的同步提升。同样的飞机、同样的航线，通过更成熟的中转网络、更合理的航班衔接以及更优质的客源结构，可以创造更高的单位收益。这也是枢纽型航空公司与点对点航空公司的根本区别——未来航空公司的竞争，不只是航点数量或机队规模的竞争，而是谁能够建立更高效率、更高价值的全球连接网络。但是，仅有完善的网络并不足以带来这样的业绩。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真正拉开差距的，仍然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运营能力。其一，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中的经营韧性。今年中东局势升级后，国泰迅速暂停往返迪拜、利雅得等受影响地区的客运及货运航班，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加密伦敦航线，并增加巴黎、苏黎世等欧洲航线的班次及运力，承接旅客调整出行路线后带来的新增需求。受中转客流增加带动，长途航线预订持续向好，商务及高端休闲旅客对前舱产品的需求亦保持强劲。面对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国泰采取多项措施缓冲外部冲击，包括通过燃油套期保值管理燃油价格波动风险，并根据航空燃油价格变化动态调整燃油附加费。管理层表示，燃油附加费机制会每两周进行检视，以确保能够及时反映市场变化。此外，国泰亦通过优化航线安排、提升飞机利用效率及收益管理等方式，提高整体经营效率。在此基础上，国泰仅对少量航班进行整合。其中，国泰航空调整的客运航班约占同期总航班2%，香港快运约占6%，在控制成本压力的同时，尽可能保持整体航线网络稳定运行。这一系列调整反映出的，并非针对个别事件的临时应对，而是一套经过长期打磨的运营体系。当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国泰能够快速调整航线布局、优化运力配置，并将新增需求转化为经营表现。其二，客运之外，货运业务同样成为国泰2026年上半年盈利的重要支撑。随着全球供应链持续调整，高附加值货物运输需求保持增长，半导体、人工智能服务器、电子产品、医药及跨境电商等专业货运市场持续活跃，为航空货运带来稳定需求。2026年上半年，国泰货运保持稳健增长：货运营收138.06亿港元，收入货物吨公里数（RFTK）同比增长4.9%，运载货物量同比增长8.5%，货物运输率达59.2%。与传统航空货运不同，国泰货运的增长并不只是依靠运输规模扩大，更来自专业货运能力的提升。面对产业链对高时效、高可靠运输需求的增长，国泰持续加强特殊货物运输能力，其中半导体及医药品运输需求增长，带动相关专业货运业务表现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企业补充库存以及供应链调整需求增加，具备时效保障能力的航空物流解决方案需求持续增长。国泰优先运输等服务在香港、东南亚及美洲市场保持良好需求，体现出客户对于稳定、高效运输方案的重视。这种专业化能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国泰货运在高价值物流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依托覆盖全球的货运网络、成熟的运营体系以及香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优势，国泰能够连接亚洲制造业基地与全球消费市场，为电子产品、生物医药及其他高价值货物提供高效运输支持。作为连续十五年稳居全球航空货运吞吐量领先的机场，香港国际机场为国泰货运提供了重要的枢纽基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航空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以及东莞空港中心等项目逐步成熟，香港机场货运腹地进一步延伸至整个大湾区，也为国泰货运带来更加稳定的货源基础。如果说客运体现的是香港连接全球旅客的能力，那么货运体现的，则是国泰连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能力。客货运业务同步增长，不仅丰富了国泰的收入结构，也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盈利质量和抗风险能力。当中东局势、国际油价及全球航空网络发生变化时，这些长期积累的能力开始发挥作用。国泰能够迅速调整航线布局、优化运力配置、承接新增中转需求，并保持客运与货运业务同步增长，反映出的并非一次偶然的市场机会，而是长期投入逐步转化为经营优势。独特定位的战略价值持续释放国泰的未来发展正在进一步展现其特殊的战略价值：一次从“航空公司”到“连接平台”的蜕变。一方面，八十年的积累，让国泰形成的不只是航空运营能力，更是一套围绕香港枢纽构建的综合能力体系：全球航线网络、内地市场连接、客户体验、货运能力、数字化运营；另一方面，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它不仅是国际航空枢纽，更是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国泰航空尔逸公务舱事实上，回望过去80年的发展历程，国泰与中国的深度交融并非一日而成：1946年9月，一架道格拉斯DC-3飞机由悉尼启程经香港飞往上海，开启了国泰的飞行篇章；1980年6月，国泰航空首次开通前往上海的航班，此后又陆续扩展更多前往中国内地的客运服务。80年恍若须臾，国泰从一架飞机启航，到今天连接全球逾100个目的地，发展为拥有235架飞机、超过3万名员工的尊尚旅游生活品牌。一路以来，国泰 “植根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定位更是愈加清晰。8月5日，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展望下半年，管理层对客运、货运业务的前景都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集团正稳步迈向达成2026年运力增长10%的目标。“集团已承诺投资大约1500亿港币，推动我们的业务长远发展，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为国泰乃至整个香港带来更多的机遇。”林绍波说。对于国泰而言，2026年中期业绩不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事实：当市场环境变化时，真正能够抓住机会的，往往是那些在市场平稳时就已经做好准备的企业。同时，展望未来，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背靠中国内地市场，国泰持续强化连接世界的能力，也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全球航空业的竞争优势。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ID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计算机视觉AI软件私有化市场规模为92.5亿元，商汤以19.5%的份额居首。这是其连续第十年位居国内视觉AI市场第一。Omdia近期发表报告，2025年商汤科技首次登顶亚太区及全球市场份额冠军。作者：竹由封图：图片资料室2025年，商汤科技（下称“商汤”）视觉AI业务收入10.83亿元。据了解，这项被其定义为“CV2.0”（Computer Vision，计算机视觉）的业务首次实现盈利，并连续两年保持正现金流。深耕视觉AI赛道十年，商汤持续深入城市治理、园区运营、商业空间等真实场景，在理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前沿技术产品和系统化组织能力推动AI落地。这种长期积累，最终沉淀为一条难以复制的竞争护城河。ID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计算机视觉AI软件私有化市场规模为92.5亿元，商汤以19.5%的份额居首。这是其连续第十年位居国内视觉AI市场第一。Omdia近期发表报告，2025年商汤科技首次登顶亚太区及全球市场份额冠军。在大模型技术推动AI泛化能力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家企业正式从投入期走向盈利期，也为仍在寻求真实商业价值的大模型公司们提供了一种值得观察的样本。商汤科技副总裁、智慧城市与商业事业群总裁张果琲表示，一项AI业务由亏转盈，意味着企业已经基本找到了可持续的商业化路径。过去十年，商汤为把视觉技术装进城市和商业的具体业务中，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售前、研发和交付体系。大模型出现后，原来依靠人力完成的一部分训练和调试开始由模型和设备承担，这套体系有了扩大覆盖范围、同时控制成本的可能。CV2.0改变了什么2014年前后，以卷积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技术迅速提高了图像识别准确率。但机器识别一张图，与人类理解一张图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人类会根据生活经验补全看不见的信息，也能理解一个行为背后的社会含义；传统视觉模型则主要依赖场景数据完成判断，缺乏知识背景和推理能力。“仅有感知能力的视觉系统，本质上缺乏社会知识和场景语境的支撑。”张果琲说。在传统模型下，视觉领域面临两个挑战。第一，模型对光线、角度、清晰度和拍摄环境高度敏感；第二，在样本稀缺的长尾场景中，模型很难把一个项目的经验直接搬到另一个项目。换一座城市、换一种天气，甚至换一个摄像头的位置，都可能需要重新采集数据、训练和调参。技术限制最终转化为落地成本。张果琲说，过去为了完成一个只有几十个数据源的场景项目，商汤可能要派多名研究人员驻场工作一两个月，项目成本和报价居高不下，让客户心生犹豫。大模型带来的变化，在于为视觉系统补入了知识和推理能力。系统不仅能够识别“画面中有什么”，还能结合上下文判断“用户真正关心什么”，并通过智能体调用裁剪、放大、超分等工具进行处理，最终把视觉识别产生的数据信息直接接入城市治理、企业运营场景中的后续决策。商汤方舟提供一整套视觉AI“武器库”，包含各类视觉算法、行业解决方案与工具链，再加上大模型的能力，商汤能够应对长尾市场的大量碎片化需求。原来需要研究人员反复到现场完成的工作，一部分可以转成设备部署和远程调试；原来只能服务高预算客户的方案，可以向预算更低、需求更分散的客户延伸。成本下降也在改变视觉AI的收费方式。张果琲说，商汤正在推动客户从一次性项目买断，转向年度服务付费模式。过去，低频的长尾场景从商业角度考量难以长期维护，如今已具备规模化运营空间。依托大模型实现技术和商业双向泛化，一个更广阔的视觉市场正在浮现。“CV2.0打开的潜在市场空间，可能不止CV1.0时期的十倍。”张果琲说。弄清楚什么叫“积水”大模型提高了模型的泛化能力，却不能消除ToB项目最核心的难题——准确理解客户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多To B的案例中，客户表述的需求，往往并不等同于实际痛点。张果琲举了一个“积水”的例子。客户提出，希望系统识别道路积水。但深挖业务链条后，商汤团队才发现，客户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路面零星积水，而是河道水位上涨倒灌引发的大面积内涝。前者是一个视觉检测问题，后者需要把视频画面与河道水位、排水管网、天气数据和应急处置流程等多维信息进行综合研判。也正因如此，商汤把“定义真实问题”作为所有项目的前置第一步：厘清客户监测指标背后的治理目标、风险后果、责任主体、闭环验收标准，把模糊的管理诉求拆解为可落地、可量化的技术任务。支撑这套体系的关键角色，是前置工程师。一个项目通常要经历需求梳理、概念验证（POC）、数据接口、模型开发和现场交付。在系统真正运行之前，客户很少会直接为一个概念买单。普通销售人员能够记下客户提出的功能诉求，却未必理解技术边界，也很难把一个模糊的治理目标拆成可执行的技术任务。前置工程师既理解场景问题，也理解技术能力，能够帮助客户共同定义问题，并找到最合理的实现路径。“给一家模型公司一千个订单，它也很难全部完成。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组织能力问题。” 张果琲说。放眼全球，海外头部 AI 企业也在近期发力同类模式：今年5月，美国两家AI巨头OpenAI和Anthropic均披露了成立合资公司的消息。其模式相似：都是与私募基金合资，面向行业客户，以派驻工程师的方式，帮助客户寻求“AI+”的解决方案。而商汤早在 CV1.0 阶段，就已经搭建起成体系的场景落地组织架构。张果琲认为，商汤过去十年积累的算法只是基础，更难复制的是在大量项目打磨中形成的场景理解能力，以及把碎片化、非标准化需求转成为标准化项目的组织能力。“行业知识很重要，但支撑行业落地的组织体系同样重要。这些能力属于企业的软实力，跟企业基因深度绑定，很难从零快速复制。”他说。技术、商业和长期主义2014年前后，深度学习刚刚开始从学术研究走向产业落地，拥有技术优势的商汤，最初更像一家以研究驱动的实验室。从成立伊始，商汤就带有鲜明的长期主义基因。当时，商汤创始团队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技术领先，二是现金流稳定——只有拥有稳定的现金流，企业才能不断地投入技术研发，在更长周期中释放技术价值，二者之间需要形成正向循环。因此，商汤选择以城市治理、园区运营、商业空间等重交付ToB赛道作为核心基本盘。这类场景需求复杂、项目周期长、短期回报平缓，却能让 AI 算法深度嵌入真实业务流程，创造可见的产业与社会价值。对当时的商汤而言，进入行业场景，获得的也不止是稳定的现金流——只有进入真实业务，团队才能真正理解技术边界，并明确下一轮算法迭代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实验室走向复杂商业场景，对于一家由科学家创立的公司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商汤一方面要在技术上持续投入，保持技术的领先优势；另一方面又要沉入各类场景，解决大量具体而琐碎的问题。十年间，商汤在与客户和一线场景的不断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典型的To B基因：重视长期投入，强调真实问题导向。过去，不少大型科技企业也曾集中进入智慧城市市场，但这类业务投入重、回报慢，同样一名员工，如果从事消费互联网业务，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内部回报。当业务无法快速放大时，人员和资源就容易被重新配置。对商汤而言，To B业务虽然难以短期获得超额收益，却能够逐步建立深厚的竞争壁垒——包括与客户长期形成的信任关系、对复杂场景的持续理解，以及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商汤从长期投入期逐步走向盈利期的重要原因。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一家企业最终能否获得利润，真正决定因素往往并不仅仅是技术是否先进、规模是否足够大，而是它是否在客户业务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商业落地才能验证技术的成色。”张果琲说，“对商汤而言，前沿AI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停留在实验室中，而在于真正进入城市和产业场景，持续解决那些真实且长期存在的问题。”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过去半年，多家大厂内部赛马、多线试错，但到了7月下旬至8月初，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接连亮出AI Agent办公产品的收拢方案。大厂在云端激烈厮杀，身处漩涡中心的用户正在用脚投票。作者：刘思璇封图：图虫创意AI Agent（智能体）办公正成为头部厂商正面交锋的新战场。过去半年，多家大厂内部赛马、多线试错，但到了7月下旬至8月初，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接连亮出各自的收拢方案：腾讯将QClaw产品中心相关业务和部分团队调整至云产品六部，与另一款AI办公智能体WorkBuddy归入同一管理体系；阿里整合三款办公产品——QoderWork、悟空、MuleRun，推出千问办公；字节跳动则将飞书产品团队整体并入豆包，两款产品在办公场景深度捆绑。这场争先恐后的交锋，与市场数据不无关联。据易观分析的报告，6月，国内主流桌面端AI原生办公智能体平台合计月访问量突破6000万次，而在三个月前，这个数字还仅仅停留在2000余万次。大厂们不再遮掩野心，试图争抢下一代生产力的入口。WorkBuddy破圈，腾讯争一口气多名腾讯员工透露，WorkBuddy是近期公司内部最火的产品，资源倾斜明显。一位接近WorkBuddy团队的腾讯员工称，该产品被视为腾讯继QQ、微信之后的又一国民级产品，肩负着弥补腾讯在大模型竞赛中被落下的身位的重任。这种重视程度在更新频率上可见一斑：WorkBuddy在6月至7月累计发布27个版本，几乎每两天更新一次。一位制造业公司HR告诉经济观察报，使用WorkBuddy以前，她对智能体的认知停留在聊天类产品，因为在微信和几家视频平台接连刷到WorkBuddy的广告，才决定下载试用，并推荐给了身边同事。她主要用于处理考勤统计、人才盘点等工作，“使用门槛很低，不需要额外学东西，直接丢活进去很快就能出成果”。一批曾被Agent浪潮隔绝在外的人正通过WorkBuddy离这场变革更近一点。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搜索“工作台”，形形色色的WorkBuddy产物出现在视野里：中学生搭建起学习进度看板，财务把项目台账电子化，老师上传学生成绩后接入大模型做学情分析。“结合自己的岗位、工作内容，借助AI来定制产品、处理事务性需求，这是大厂内部做了大半年的事，”一位互联网大厂产品运营人士说，“WorkBuddy把这个能力带到了大厂外。”在流量端，腾讯是目前的赢家。易观分析的数据显示，腾讯WorkBuddy以2097万次月访问量位列第一，超过第二名（字节TRAE IDE国内版）和第三名（阿里QoderWork）之和。该互联网大厂产品运营人士也补充，WorkBuddy实际用户量有多少、上述用户实践中有多少来自于营销动作、产品解决的是不是真需求，有待进一步观察。月访问量是一个相对粗泛的指标，产品刚上线时、大促等营销节点，指标容易虚高，“评估产品的市场情况，还是要看DAU（日活跃用户量）和留存率”。阿里忍痛三合一，靠拢钉钉与腾讯的高歌猛进相比，阿里的动作显得更为克制。7月27日，阿里面向市场推出了千问办公，这整合了三款既有产品：衍生自AI编程工具Qoder的QoderWork、钉钉团队面向B端市场推出的AI工作台悟空、运行在云主机上的AI Agent平台MuleRun。整合以前，市场上关注度最高的当属QoderWork。阿里巴巴CEO吴泳铭曾在在6月内部会议上提到，QoderWork的日活跃量、周活跃量、Token（词元）用量，在阿里巴巴集团所有AI工具里排名第一。IDC（国际市场调研机构）7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AI编程市场份额报告中，阿里Qoder以47.6%的份额排名第一，远超其他同类产品，如智谱CodeGeeX、商汤Raccoon、腾讯CodeBuddy等。手握三款功能趋同的产品，阿里的整合动作似乎理所当然；但舍弃掉QoderWork这个已经有了声量的产品名称，转而推出与自家模型侧强捆绑的千问办公，一位阿里研发人士透露，集团内部对此不乏“看不懂”的声音。拉远视角，阿里的战略考量便清晰起来。在该阿里研发人士看来，腾讯WorkBuddy成长迅速，有微信等产品的生态加成，C端优势明显；阿里此次调整或许是想突出模型能力，并依托钉钉现有客户突破B端，“各有各的路子，总不能拿自己的短板碰别人家长板”。截至发稿，在Qoder官网上，QoderWork仍被作为一个独立产品来描述并支持下载使用，这是否意味着阿里计划用两个产品分别应对C端和B端两类用户？阿里云相关人士透露，“后续都会合并的”。千问办公之外，阿里仍在探索AI办公的其他可能。据经济观察报了解，阿里云正在内测一款面向B端的多Agent协作平台“万有无界”，用户可输入具体项目场景，平台自动搭建由多个Agent组成的协作小组，围绕项目共同推进、协同交付。该产品当前处于内测阶段，内置了部分通用设定的Agent，且支持用户自定义创建所需Agent。字节“书包”合体，生态内外互搏7月30日，字节跳动宣布启动面向AI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祺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祺汇报。从数据层面看，这场合体更像一次各取所需的资源匹配。QuestMobile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豆包月活跃用户达3.82亿，居AI原生应用之首，超过千问与DeepSeek之和。豆包大模型日均Token调用量已突破180万亿。C端用户体量庞大，但交互集中在免费对话场景，豆包的变现路径有限。相比之下，飞书的盘子要小得多，QuestMobile数据显示，其月活约3000万，不足钉钉的七分之一，却展现出较强的B端变现能力，据《财经》报道，飞书2025年营收超过30亿元，并在2026上半年保持高速增长，2026年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00%。豆包需要飞书的赚钱能力，而飞书需要豆包的底层流量，两者的深度捆绑顺理成章。目前“书包”的整合停留在组织层面，产品本身受到影响较小，飞书原生的AI Agent功能“飞书aily”仍在运行，豆包C端用户可在电脑端开启“办公任务”模式、由Agent直接操作本地文件。字节在AI办公赛道上并非只下注了“书包”合体，其旗下另一款由AI编程产品迭代而来的通用办公助手TRAE Work暂不受此次整合影响。此次组织调整前，TRAE Work曾因能直接读取飞书消息、处理审批、安排日程而受到欢迎。一位深度使用TRAE Work的用户介绍，她曾同步使用WorkBuddy和TRAE Work处理工作，两款产品的性能表现没有明显差异，操作方法也基本一致，因所在企业使用飞书协作，她决定仅保留TRAE Work。一位接近TRAE Work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保留同类竞品的做法在大厂内较为常见；“书包”和TRAE Work最大的差异在于开放程度，前者仅支持调用字节自研模型，而后者支持调用外部主流模型、自行配置API。从“羊毛党”里筛出真实留存大厂在云端激烈厮杀，而身处漩涡中心的用户，正在用脚投票。一位使用过三家产品的C端用户坦言，目前三家在核心功能上并未拉开显著差距。借着各家近期疯狂赠送积分额度的营销节点，他正像当年经历“外卖大战”时一样，在三款产品间来回穿梭薅羊毛。决定用户最终去留的，除了各家补贴的力度，更在于平台是否愿意放弃模型垄断。“是谁家的产品不重要，够用、省钱更重要。”用户表示，除积分赠送力度和积分消耗速度外，另一个因素也直接影响使用成本：用户能不能用自己的API。在开放度上，三家产品出现分野：WorkBuddy和TRAE Work向外部开放，明确支持用户配置自定义模型，内置了DeepSeek、智谱、Kimi等外部模型；千问办公和豆包则坚守阵地，仅允许使用自家或指定的内部模型档位。其中，千问办公提供了高级、基础、经济三个模型档位及自家Qwen3.8-Max，豆包内仅能使用字节自研模型。对于深度用户而言，“能不能用自己的API”直接决定了使用成本。C端用户直言，如果平台不支持调用外部已购买的低价API（如DeepSeek），用户还要在平台内付费购买平台积分，以覆盖算力消耗。付费机制上，几款产品均采用“免费引流+分层订阅”的结构，注册、签到或参与活动可领取赠送积分，积分用尽后需按月付费，不同档位对应不同月积分额度及其他权益，个人版单月最低付费档价格在45元至78元不等。前述用户介绍，以WorkBuddy为例，只处理简单工作，如写文档、表格等，适合订阅最低付费档；但在处理复杂任务时，如写程序、分析数据，积分消耗量极大，“需要140元左右档位的套餐才基本够用。”一位售卖AI Agent办公权益的云计算代理人士遇到许多“羊毛党”，“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过来注册账号，这样能一直用赠送的积分”。前述产品运营人士认为，现有各家产品的月访问量数据代表的是“用户是否愿意尝试”，留存、付费和续费，是检验AI Agent办公产品能否持久的关键。“豆包、DeepSeek都有庞大的C端用户，其中有多少是愿意付费的？”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厂商都在想这个问题。  阅读原文 文章原文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邹文榕 海航期货（834104.NQ）在被海航资本公开挂牌两年后，终于要迎来新的大股东。 8月7日盘后，华林证券（002945.SZ）发布受让海航期货94%股份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02亿人民币，通过协议受让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航资本）及陕西扬航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陕西扬航）所持有的海航期货合计94.00%股权，对应股份4.70亿股。 华林证券表示，本次交易系公司围绕自身发展战略开展的重要布局。若交易顺利实施，华林证券将通过海航期货取得期货业务经营平台，进一步完善证券与期货业务协同发展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在衍生品风险管理、财富管理等领域的服务能力。 界面新闻关注到，2022年海航集团债务重整执行完毕，相关资产整体纳入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航信管）下设的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后，海航信管便开启批量处置海航系遗留金融资产。 2023年7月，海航信管发布《海航期货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公开为海航期货招募战略投资者；2024年8月底，海航信管再次发布招募公告，对战略投资者的招募条件、招募流程等进行明确；2024年9月，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挂出海航期货股权转让的招商信息，转让方即为持有海航期货91.09%股权的股东海航资本。 针对本次交易，华林证券指出，交易尚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若本次股权交易顺利完成，海航期货股东结构将进一步集中，华林证券之外，仅余供销大集（000564.SZ）持有海航期货6%股份。 具体来看本次针对海航期货定价，据华林证券披露，本次交易以海航期货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20,851.36万元作为核心定价参考依据。按照94%股权的交易对价为201,846,122.69元来推算，海航期货的整体估值约为21,472.99万元，华林证券此番拿下海航期货控制权几乎为平价交易。 公开资料显示，海航期货于1993年2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亿元。公司总部位于深圳。下设上海、北京、苏州、合肥、哈尔滨、海口、深圳、广东共8家分支机构。 除商品和金融期货经纪业务外，海航期货目前还拥有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业务牌照。2015年11月，海航期货正式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据华林证券本次披露，截至2026年3月31日，海航期货资产总额7.52亿元，负债总额5.45亿元，净资产2.07亿元，较2025年底减少146.95万元。 2026年1-3月，海航期货实现营业收入1,387.98万元，营业利润-127.23万元，净利润-146.9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1亿元（未经审计）。 海航期货历年年报显示，公司营收结构高度依赖经纪业务产生的手续费佣金收入，近年来，公司经纪业务比重甚至一度高达九成以上，不过，受股东海航系债务重整所影响，公司在缺少股东资源赋能后，经纪业务持续萎缩。 Wind统计，近年来，海航期货的业绩起伏明显，2022年和2024年营收在同比分别大增126.94%和220.67%后一年，又接连出现营收同比下滑45.86%和55.97%（2023年和2025年）的情况。 图源：Wind 此外，2024至2025年，海航期货因连续暴露互联网营销管控漏洞，存在合作方尽调缺失、第三方违规招揽客户、资管制度不完善、系统审计功能缺失等多项问题，先后被深圳、海南证监局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警示函等措施，多名高管被追责；2026年3月，中国期货业协会就此对海航期货做出“限期整改”的纪律处分。 在标的公司存在内控整改历史、主业持续承压的背景之下，华林证券后续将如何操盘海航期货，打通证券与期货的业务协同，补齐衍生品业务短板，尤为值得市场持续关注。 华林证券自身近年常处在舆论聚光灯下。公司近三年营收、净利润实现逐年抬升，经营基本面本已有所回暖。但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4亿元，同比增长15.19%，但归母净利润仅录得9376.06万元，同比下滑9%，“增收不增利”明显。 另一方面，华林证券管理层频繁更迭。自2019年上市以来，首席执行官（总裁）岗位已经历经多轮更替，CEO更是陷入7年7换的“怪圈”，平均任期不足一年，而董事会秘书、执委会委员等关键岗位也屡屡变动，内部管理稳定性不足无疑进一步对公司合规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据界面新闻统计，仅2026年，华林证券便已收到多份来自多地证监局下发的监管警示函与责令改正决定，问题覆盖经纪业务、投行业务、公司治理等多个维度。 经纪业务端，华林证券第三方分佣管控、营销激励机制、分支机构线上展业等环节接连暴露漏洞；因持续督导核查不充分、质控内核把关不严，公司投行业务也频频被监管点名；同时，公司还被曝出薪酬授权执行不到位、关联方相关管理存在瑕疵等治理类问题，部分监管文书更是直指内部管控、制度执行层面存在短板。 2026年5月，时任首席执行官秦湘辞任，目前CEO一职仍由执委会委员董东代为履行，尚未完成正式聘任，核心经营管理层岗位依旧处于过渡状态。 一边是自身内部治理、合规管控仍待打磨，一边是要接手一家存在内控整改历史的期货机构，如何平衡内部管理压力，完成对海航期货的投后接管、规范化运营与业务协同整合，也成为摆在华林证券面前的现实考题。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邹文榕 海航期货（834104.NQ）在被海航资本公开挂牌两年后，终于要迎来新的大股东。 8月7日盘后，华林证券（002945.SZ）发布受让海航期货94%股份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02亿人民币，通过协议受让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航资本）及陕西扬航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陕西扬航）所持有的海航期货合计94.00%股权，对应股份4.70亿股。 华林证券表示，本次交易系公司围绕自身发展战略开展的重要布局。若交易顺利实施，华林证券将通过海航期货取得期货业务经营平台，进一步完善证券与期货业务协同发展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在衍生品风险管理、财富管理等领域的服务能力。 界面新闻关注到，2022年海航集团债务重整执行完毕，相关资产整体纳入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航信管）下设的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后，海航信管便开启批量处置海航系遗留金融资产。 2023年7月，海航信管发布《海航期货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公开为海航期货招募战略投资者；2024年8月底，海航信管再次发布招募公告，对战略投资者的招募条件、招募流程等进行明确；2024年9月，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挂出海航期货股权转让的招商信息，转让方即为持有海航期货91.09%股权的股东海航资本。 针对本次交易，华林证券指出，交易尚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若本次股权交易顺利完成，海航期货股东结构将进一步集中，华林证券之外，仅余供销大集（000564.SZ）持有海航期货6%股份。 具体来看本次针对海航期货定价，据华林证券披露，本次交易以海航期货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20,851.36万元作为核心定价参考依据。按照94%股权的交易对价为201,846,122.69元来推算，海航期货的整体估值约为21,472.99万元，华林证券此番拿下海航期货控制权几乎为平价交易。 公开资料显示，海航期货于1993年2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亿元。公司总部位于深圳。下设上海、北京、苏州、合肥、哈尔滨、海口、深圳、广东共8家分支机构。 除商品和金融期货经纪业务外，海航期货目前还拥有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业务牌照。2015年11月，海航期货正式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据华林证券本次披露，截至2026年3月31日，海航期货资产总额7.52亿元，负债总额5.45亿元，净资产2.07亿元，较2025年底减少146.95万元。 2026年1-3月，海航期货实现营业收入1,387.98万元，营业利润-127.23万元，净利润-146.9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1亿元（未经审计）。 海航期货历年年报显示，公司营收结构高度依赖经纪业务产生的手续费佣金收入，近年来，公司经纪业务比重甚至一度高达九成以上，不过，受股东海航系债务重整所影响，公司在缺少股东资源赋能后，经纪业务持续萎缩。 Wind统计，近年来，海航期货的业绩起伏明显，2022年和2024年营收在同比分别大增126.94%和220.67%后一年，又接连出现营收同比下滑45.86%和55.97%（2023年和2025年）的情况。 图源：Wind 此外，2024至2025年，海航期货因连续暴露互联网营销管控漏洞，存在合作方尽调缺失、第三方违规招揽客户、资管制度不完善、系统审计功能缺失等多项问题，先后被深圳、海南证监局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警示函等措施，多名高管被追责；2026年3月，中国期货业协会就此对海航期货做出“限期整改”的纪律处分。 在标的公司存在内控整改历史、主业持续承压的背景之下，华林证券后续将如何操盘海航期货，打通证券与期货的业务协同，补齐衍生品业务短板，尤为值得市场持续关注。 华林证券自身近年常处在舆论聚光灯下。公司近三年营收、净利润实现逐年抬升，经营基本面本已有所回暖。但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4亿元，同比增长15.19%，但归母净利润仅录得9376.06万元，同比下滑9%，“增收不增利”明显。 另一方面，华林证券管理层频繁更迭。自2019年上市以来，首席执行官（总裁）岗位已经历经多轮更替，CEO更是陷入7年7换的“怪圈”，平均任期不足一年，而董事会秘书、执委会委员等关键岗位也屡屡变动，内部管理稳定性不足无疑进一步对公司合规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据界面新闻统计，仅2026年，华林证券便已收到多份来自多地证监局下发的监管警示函与责令改正决定，问题覆盖经纪业务、投行业务、公司治理等多个维度。 经纪业务端，华林证券第三方分佣管控、营销激励机制、分支机构线上展业等环节接连暴露漏洞；因持续督导核查不充分、质控内核把关不严，公司投行业务也频频被监管点名；同时，公司还被曝出薪酬授权执行不到位、关联方相关管理存在瑕疵等治理类问题，部分监管文书更是直指内部管控、制度执行层面存在短板。 2026年5月，时任首席执行官秦湘辞任，目前CEO一职仍由执委会委员董东代为履行，尚未完成正式聘任，核心经营管理层岗位依旧处于过渡状态。 一边是自身内部治理、合规管控仍待打磨，一边是要接手一家存在内控整改历史的期货机构，如何平衡内部管理压力，完成对海航期货的投后接管、规范化运营与业务协同整合，也成为摆在华林证券面前的现实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