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唐代有句俗话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其中的“韦”即京兆韦氏，是唐代关中一带的豪族。但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原地区的韦姓稀少，广西老表却有众多的韦姓，民间甚至有一句夸张的说法：“全国每两个韦氏，就有一个在广西。”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锦绣芳华》从关中豪门到岭南大姓，韦氏究竟为何要一路向南迁徙，在距离关中千里之外的岭南地区扎根？住在皇帝隔壁是什么体验？韦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韦氏源自豕韦国。豕韦国几度被灭国，武王伐纣时，韦伯遐参加牧野之战有功，受封于先祖故地，仍称韦国。周赧王时，韦国被鲁国兼并，遗民以国名为氏，遂成韦氏。从此，“韦”不再只是一个地名，更成了一个家族世代相传的印记。西汉时期，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以明经入仕，皆官至丞相，轰动朝野。邹鲁一带因此流传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韦贤后来迁居关中，定居京兆杜陵，此后的数百年间，“京兆韦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历经动乱而不衰，并在唐代达到了巅峰。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里的“天”既指皇室，也指皇城。京兆韦氏世代定居长安城南的韦曲，即今天的西安城南，在唐代属万年县。唐三彩院落。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缘上的亲近使韦氏得以持续靠近权力中心，而权势的积累又反过来巩固了其地缘优势。据学者统计，有唐一代，京兆韦氏出了17位宰相，这样大的宰相“产量”，在整个中国中古史上都并不常见。除此以外，其他韦氏子弟也宦途通达，仅五品以上可查者就有200余人，余下品级更是不可胜数。韦氏之所以能获得此等荣宠，还得从“关陇集团”说起。京兆韦氏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与杨氏、李氏、武氏、裴氏等世家互为婚姻，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旧唐书·韦述传》中说：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拿联姻来说，仅有唐一代，李渊、李世民、李显、李旦的后宫中都有韦氏。李世民在府时期，为了拉拢京兆韦氏等关陇世家，将韦尼子、韦珪堂姐妹二人一同选入秦王府。他登基后，韦珪位至贵妃，韦尼子位至昭容。到唐中宗时期，韦皇后更是权倾一时，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野心勃勃，试图效仿祖母武则天的做法，夺取皇位继承权。唐宫女图壁画。来源/故宫博物院有如此强势的家族托底，韦氏子弟似乎并不用为前途发愁。但韦氏子弟之所以能奕世簪缨，靠的不光是家世，还有学问。唐初的取士制度尚不完善，门荫与科举并行，对此韦氏表示：成年人两个都要。在这种家风激励下，武周时期的韦承庆、韦嗣立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先后拜相，赢得一时美名。数十年后，韦述同样进士及第，却没有走拜相之路。他以史学才能名世，所撰的《两京新记》《开元谱》等流传至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唐代宰相韦执谊，赫赫有名的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中就有他的一席之地。有趣的是，据《旧唐书》记载，韦执谊还没当宰相时，特别怕听人提到岭南。有一次他看到岭南地图，直接“闭目不视”，让人把地图撤走。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后来被贬到崖州（今海南），最终埋骨岭南。韦执谊在崖州兴修水利，用火山岩修建了“岩塘陂”，引水灌溉农田。这一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被誉为“海南都江堰”。韦执谊的后裔留在海南，成为海南韦姓的重要来源之一。岩塘陂所在位置。来源/天地图除了政治成就，韦氏子弟的文化成就同样斐然。如盛唐诗人韦应物，一首《滁州西涧》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名诗；再如晚唐韦庄是花间派鼻祖，写下了唐代最长叙事诗之一《秦妇吟》。韦氏分为九房，韦执谊出自龙门公房，韦承庆、韦嗣立、韦述都出自小逍遥公房，韦应物、韦庄出自逍遥公房，他们只是数以千计韦氏子弟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成就也只是韦氏辉煌时期的缩影。如此盛极一时的家族，为何在唐代之后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顶级豪门，为什么说倒就倒了？李唐覆灭后，韦氏并未立刻衰落。韦震在朱温麾下任都统判官（一说为都统官），后梁建立后，他官至太子太傅、太师；后唐庄宗时，韦说官拜同平章事，直到天成二年（927）才被赐死；韦庄更是在唐亡后投奔前蜀王建，官至宰相。历经后梁、后唐、前蜀，韦氏仍然在持续产出高官，但时过境迁，韦氏子孙已经不再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而只是依附于新军阀的、较为零散的官僚个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其实早在中晚唐时，潜在的危机便已出现。以韦氏为例，家族力量越来越集中，子孙世代在长安城南扎根，入仕、宿卫、联姻都在皇城周边完成，与关中地方社会反而越来越疏远。在承平时代，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家族资源，但在战乱时期，便无异于将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风险极大。当长安被毁后，附着在“长安”这一坐标上的大部分资本都随之被摧毁，世家的衰落便无可避免。对世家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击，或许是发生于广明元年（880）的长安沦陷事件。这一年，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随之而来的是延续三十年的战乱时期。大范围的破坏严重摧毁了长安城，大量士人丧命，侥幸存活者家产散尽，身份也不再被承认，已经无力延续和书写祖上的荣耀。白玉莲瓣纹碗。来源/故宫博物院天祐元年（904，即唐昭宗天复四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城毁则家亡，韦氏赖以生存的地理基础被抹除，不得不各自离散。相比之下，六朝士族之所以能南渡重建，是因为他们还保留着地方庄园、宗族武装和乡里根基。而唐代士族缺乏这些基础，一旦被打碎，便难以再次聚合壮大。天祐二年（905），朱温在滑州白马驿杀害左仆射裴枢、崔远等三十余名朝臣，投尸黄河。这场屠杀，源起于谋士李振的一句泄愤之言：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李振对所谓“衣冠清流”心怀愤懑，鼓动朱温将朝臣丢进河里，让“清流”永生永世变成“浊流”。朱温“笑而许之”，于是，一桩震惊朝野的血案就此爆发。遇害名单中，没有明确记载有京兆韦氏成员，但后世常将其视为唐代士族覆灭的标志性事件。朱温这一刀，砍去的不只是三十几个朝臣的性命，更是一个豪门与政治中心之间几百年的脐带。因此，导致韦氏和其他世家覆灭的，是来自多个方向的合力。唐陶画彩男立俑。来源/故宫博物院从长安到八桂，韦姓如何“南迁”？白马驿的鲜血浸透河床，河水湍急，敲响了士族政治的丧钟。自此以后，关中地区反复被战火洗刷，韦氏谱牒散亡，族人或死或逃，长安城南的“韦曲”渐渐成了一个旧地名。但韦氏后人并没有消失，它像蒲公英一样，随风散落在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一颗种子，降落在广西的土地上。从京都到岭南，从政治中心到国家边境，韦氏的迁徙是一场跨越唐、宋、明的漫长接力赛。在现有记载中，京兆韦氏进入广西的最早途径是贬谪。唐末宰相、驸马韦保衡，在咸通年间权倾一时。唐僖宗即位后，韦保衡被贬为贺州刺史，其弟韦保义也从兵部侍郎贬为宾州司户参军。宾州即今广西宾阳，韦保义这一支由此进入广西，在此扎下了根。在后来的宾阳韦氏族谱中，大多将其奉为入桂始祖。广西宾阳。来源/天地图到了宋代，广西地区进一步发展，驻军规模增大。狄青南征剿侬智高，平定了广源州（今广西南宁）一带，战后部分韦氏官兵留戍广西。如京兆人韦大猷带着六个儿子随军，获胜后六子留在广西，分散至各地当土司。韦氏六兄弟带着族人在此扎根生长，开枝散叶。三百年后，明朝廷在广西设卫所，大量江苏、安徽籍韦姓官兵屯驻桂南。他们与韦大猷的后裔逐渐混同，一些分支至今已经难以分辨。弘治年间，东兰土司韦祖鋐遣子领土兵数千，耕守古田、兰麻一带，克平古田后，改设长官司授之。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韦应龙一门四代，持续六十多年率“狼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倭，战功赫赫，被朝廷赐予“哀孝忠勇”匾额。这些土司家族既是军事力量，也是韦姓在广西开枝散叶的种子。他们带着故土记忆，也带着朝廷的军令，在八桂大地上扎下根来。但光靠中原移民，无法解释广西的韦姓规模为何如此之大。真正让韦姓在广西“人口爆炸”的，是土著改姓。岭南文化冷水冲型铜鼓鼓面牛拉撬立饰。来源/广西民族博物馆在唐宋以前，壮、瑶、水、毛南等广西原住民大多没有姓氏。随着中原文化深入，他们也仿照汉文化，开始为自己创造姓氏。怎么造？最方便的办法是以部落名、图腾名音译取姓，既能标识身份，也能展示信仰。壮语中“韦”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来源于“水牛”（壮语vaiz），水牛是壮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图腾崇拜对象，水牛部落遂以与“vaiz”发音相近的“韦”为姓；另一说则是源自生殖崇拜（壮语viz），发音同样与“韦”相近。这种改姓的规模往往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整村整洞。一个部落改姓韦，整个山谷便都姓韦，一个土司辖地改姓韦，辖下村寨便纷纷跟着姓韦。在这种效应之下，韦姓人口呈几何级放大。这些氏族不仅更改姓氏，也仿照汉族文化兴修族谱，并多自称出于京兆韦氏。早在唐开耀二年（682，即永淳元年），广西便已经出现了“六合坚固大宅颂碑”，这块碑被称为“岭南第一唐碑”，是迄今发现的古代壮族地区最早的摩崖碑刻。碑主韦敬办自称“岭南大首领”“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上望无阶”，但学界一般认为韦敬办并非出自京兆韦氏，而是攀附中原世家的原住民。但它的存在说明早在唐代，岭南韦氏土著已经开始主动与中原望族建立文化联系。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来源/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于是，广西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许多韦姓村落，族谱上写着“京兆堂”，一开口却带着当地口音，祠堂里供奉着韦氏先祖，歌圩上唱的却是壮歌。姓氏成了民族融合的接口，这些韦氏与京兆韦氏虽然并非同宗，文化上却已同姓同源。韦氏在广西壮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地理的“蓄水池”效应。广西山区交通闭塞，战乱较少，外姓流入有限。当中原大地反复被战火洗刷时，广西山区反而成了庇护所，让韦姓在大山之中躲过一劫。时至今日，广西已经是全国韦姓人口最大的一个省份。长安城南的韦曲早已成为历史，广西的韦氏宗祠里，却依然挂着“京兆堂”的匾额。多山的广西。摄影/胡心雅一个姓氏，就这样把长安和八桂、士族和土著、黄河与珠江这些相隔遥远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一个在长安城南“去天尺五”的豪门，最终在千里之外的八桂大地上找到了新的归宿。参考文献：［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清］金鉷等监修：《广西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年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49年。王伟著：《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韦天富：《东兰韦氏土司的兴衰》，《方志期刊》1998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思归乐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武周时代的余绪，使大唐多有杰出女性以才情智慧闻名于世。安史之乱，有一位李唐公主，能在马嵬坡兵变后“彀弓迭进”，平定了叛军。颜真卿称其集“平阳起娘子之军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礼于宋公，常乐糺匡复之师于武后”“众美于一身”。这位公主就是唐肃宗李亨的第三女，唐代宗李豫的胞妹——和政公主。玄宗时期的平乱巾帼约开元十六年（728），和政公主出生，这一年，整个大唐处处是安宁的盛世之景。公主三岁时，生母吴氏去世，公主由韦氏抚养。史书中记载公主“性敏惠，事妃有孝称”，颜真卿在《和政公主神道碑》中也说公主自幼机敏聪慧，不论是图书史籍还是佛经，或是音乐、绘画，她都能立刻领悟，终身不忘。（至若左右图史，开示佛经，金石丝竹之音，缋画工巧之事，耳目之所闻见，心灵之所领略，莫不一览悬解，终身不忘。）鎏金錾花花鸟纹葵式银碗。来源/故宫博物院天宝九载（750）春三月既望，公主二十二岁，下嫁柳潭。柳潭出身河东柳氏，是“周太保敏之五代孙，皇蕲州刺史怀素之曾孙，赠秘书监岑之第四子”。颜真卿说他出身望族，起初凭借美好的才德继承家业，后来凭借声望为国家增光。他道德高尚，礼贤下士，令士人推崇。（衣冠地冑。辉映当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声华国。道胜而贵能下善。谦尊而休有烈光。士林伟之。）除了柳潭自身品德出众外，公主下嫁柳潭，或许还与柳家当时声名正隆有关。在此之前，柳潭的兄长柳澄娶了杨贵妃的八姐秦国夫人，天宝九载这一年，杨贵妃恩宠愈隆，柳潭或许因兄嫂的缘故得到皇帝青眼而赐婚也未可知。唐鸳鸯莲瓣纹金碗。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公主和柳潭成婚后，柳潭行事有度，公主真诚率直，两人的夫妻生活很是和睦。公主与秦国夫人成为妯娌后，两人的行事风格也形成了鲜明对比，秦国夫人好华美衣饰，而公主崇尚质朴之风，“服无金翠之饰。居有冰雪之容”，每到入朝觐见之时，公主列在队伍之中，举止出众，像神仙一般。（每至朔月六参。朝天旅进。嫣然班叙之内。迥出神仙之表。）此时杨氏一族恩宠盛隆，公主对待妯娌秦国夫人却不卑不亢，并不谄媚。北宋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虢国夫人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姊。来源/辽宁省博物馆天宝十四载（755），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盛世转瞬化为泡影，唐玄宗在马嵬坡处死杨贵妃，杨氏一族的荣耀就此烟消云散，秦国夫人去世前将子女托付给和政公主，公主在杨氏一族衰亡后依然真心对待秦国夫人的子女，在公主的照料下，他们“男登服冕之位，女获乘龙之匹”，都有了不错的归宿。在安史之乱中，李唐王室四散奔逃，和政公主随祖父唐玄宗入蜀，在入蜀途中，公主不忘自己的姐姐宁国公主。宁国公主寡居，在逃亡路上无人照料，和政公主便让宁国公主乘丈夫柳潭的坐骑，自己与丈夫步行，时常在一日中徒步翻山越岭百里，每当遇到危险，总是先救姐姐。柳潭对此有所不满，和政公主便对他说，如果她不照顾姐姐，只怕姐姐会被其他人放弃。柳潭被公主和姐妹之间的情谊打动了，也以公主为榜样，一路上帮忙提水、找柴。公主负责生火做饭，两人一起照顾宁国公主。天宝十五载（756）八月，和政公主跟随玄宗入蜀，但李唐王室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在蜀地，他们遇到了蜀地守将郭千仞叛乱，“玄宗御玄英楼谕降之，不听”，危急时刻，柳潭率领折冲张义童等人与叛军殊死搏斗，斩杀叛军五十余人，和政公主拉弓射箭，共抗叛军，最终平定叛乱，取得胜利。在世人怜惜杨贵妃魂断马嵬坡的时候，和政公主以勇气和智谋，让世人看到了乱世之中巾帼英雄的风采。肃宗时期的兴邦皇女肃宗即位后，和政公主依然秉持孝道，肃宗生病时，她亲侍汤药，肃宗想赐田地给公主，公主却辞而不受，说妹妹宝章公主还没有被赐予田地，为妹妹求赐田地，让肃宗十分感动。宝章公主正是抚养过和政公主的韦妃所生，公主此举，不仅是对妹妹的关爱，也包含了对韦妃的孝顺和感激。在唐肃宗时期，和政公主对政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阿布思是当时铁勒别部同罗首领，曾臣属东突厥汗国，玄宗时期率部投奔大唐，唐玄宗册封其为奉信王，赐姓名为李献忠，将其部落安置在朔方节度使所属河南之地，后来因为其与安禄山不和，被迫叛唐北归。天宝十二载（753），阿布思和妻子被押回长安，阿布思被杀，妻子沦为掖庭歌奴。肃宗即位后，一日宴饮之时，命令阿布思的妻子穿上绿衣表演，和政公主向肃宗谏言：“阿布思是逆臣，按律他的妻子不能接近皇帝。且他的妻子并没有罪责，因此不能让她与那些倡优（歌伎、乐人）共处。”肃宗听后就赦免了阿布思的妻子。唐素面金钗。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政公主此举不仅是出自对叛臣妻子的同情，实则也暗含了政治考量，阿布思当年因与安禄山不和被迫叛逃，之后安禄山起兵叛乱造成生灵涂炭，反而突出了阿布思当年不侍奸佞的正确，如今欺辱阿布思的妻子，只会让朝臣担忧若自己之后犯错，自家妻子是否也会受此屈辱，或许会因此造成君臣离心。此外，和政公主还善于理财，安史之乱后，王朝财政危机严重，公主擅长贸易，“以贸易取奇赢千万澹军”，通过贸易获利来补给军饷。肃宗驾崩后，公主还向兄长唐代宗进献了成千上万的食邑收入。代宗时期的“国之鸿宝”和政公主是唐代宗的胞妹，兄妹二人关系和睦。代宗守孝期间，由公主代为处理政务。她关心民间疾苦和国家发展，多次向代宗谏言，代宗也都采纳了公主的建议。（屡陈人间利病、国家盛衰事，天子乡纳。）代宗即位之初，安史之乱的叛军再次攻陷洛阳，代宗派出原本用以抵抗吐蕃侵略的军队前去平定叛军，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攻入内地，不断逼近长安，大唐再次处于危难之际。唐代朝堂场景模拟。来源/《百家讲坛》广德元年（763），代宗只能仓促离开长安，向陕州奔逃，吐蕃乘势攻入长安。在代宗逃亡之时，和政公主本想随从护卫兄长，但因叛军阻隔，无法通行。公主行至荆南，慰劳并安抚将士，保障了地方的安定，代宗在陕州时，担心公主用度匮乏，还派人转运物资，供公主所用，公主却因国家财用空竭，辞而不受，说：“我正竭尽家财来资助战士，岂能贪得无厌，使用物资？”最后只请求几斤名香，交给佛寺，用以祈福。逃亡路上，和政公主还遇到了盗匪，但她镇定不乱，给盗匪讲清利害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得盗匪洗心革面，自愿成为公主的仆役。（遇群盗，主谕以祸福，皆稽颡愿为奴）历经艰难之后，广德二年（764），李唐皇室终于回到长安。可惜好景不长，同年六月，吐蕃再次进犯长安，此时的公主怀有身孕且即将生产，但依然关心时局，想要去见代宗为吐蕃退兵献计，丈夫柳潭担忧公主的身体，想要阻止公主离开，公主却说：“你难道没有兄长吗？”（君独无兄乎？）于是入宫觐见代宗。代宗也对妹妹的身体情况十分关心，命“天医内官”共同为公主诊治，帮她顺利生产。但最终公主因为身体不支，在见到代宗后的第二天，“免乳而薨”，年仅三十六岁。安史之乱后的景象场景模拟。来源/《大明宫》妹妹和政公主去世后，代宗万分悲痛，声泪俱下，觉得失去公主像失去了手臂一样（皇上友爱天深。痛毒兼至。砉然一叫。声泪俱咽。哀动木石。岂伊人伦。涟涟孔怀。如失于臂。），称和政公主是“国之鸿宝”，代宗辍朝三日，并命京兆尹操办公主丧仪。驸马柳潭同样哀痛不已，公主所生的五男三女，也都呼唤着阿母，哭到不能出声。（柳侯掐膺永悼。气索神伤。心苦而忽然忘生。泣尽而继之以血。况乎五男三女。或龀或孩。呼阿母而哭无常声。吁昊天而仁覆永绝。）代宗除了为和政公主举办了隆重的丧仪外，还命颜真卿为公主作《和政公主神道碑》。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的兄长子侄为敌所杀，颜真卿哀痛欲绝写下《祭侄文稿》，或许在记录和政公主于动乱中守护家人的事迹时，颜公也曾为此而动容。唐白釉黑座小狮子。来源/故宫博物院那么，和政公主的一生有没有遗憾呢？在翻阅记载公主生平史书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惑大概在于为什么这样一位“国之鸿宝”的宝藏公主，竟没有名字流传后世。有学者指出，和政公主对内和善治家，对外辅助肃宗、代宗朝政，在动乱中先后护卫玄宗、代宗，这种内外兼修的行为实则是武周时期女性参政的余绪。而在玄宗时期，女性参政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导致玄宗、肃宗之后的后妃和公主的名讳大多未在史书和墓志中记载，“她是武则天等女主政治的余绪，但又无可避免地受后玄宗时代的遏制”。镂空花鸟纹挂链银香薰。来源/故宫博物院也有学者说：“细究根源，女子隐名至无，起源于先民对厌魅类巫术禁忌的担忧，这种担忧被周礼定格并被后世无限放大，就隐名形成的根源而言，与社会地位高低无关，与男尊女卑也无关，隐名反倒是先民们疼爱女子的一种表现。”无论事情的原因如何，和政公主乱世之际挺身而出平定战乱，其为大唐的安定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被永久保存在了史书与墓志之中。得益于颜真卿的《和政公主神道碑》，我们终于可以穿过历史的烟尘，了解这位智慧、勇敢和兼爱的大唐公主的一生。颜真卿为和政公主所作《和政公主神道碑》碑文。来源/《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参考文献：《新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八》  《和政公主神道碑》郭海文、远阳：《唐代和政公主神道碑新探——兼论公主“国之鸿宝”评价的原因》，《唐史论丛》2023年第2期，第276-289页。纳春英、马斗成：《论古代女子隐名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以隋唐女性为主要讨论对象》，《唐史论丛》2019年第2期，第199-209页。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 》 第2部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文青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1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便谋求窃取辽东半岛。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分赃不均，这一图谋最终流产，但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最终还是通过透支国力打赢了日俄战争，进而将中国东北归入了自己所谓的“势力范围”。此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政府通过收买清廷的遗老遗少、扶植北洋政府的各路军阀，在中国东北非法攫取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高举着“救亡图存”旗帜的先驱者不断唤醒国民，打碎了日本试图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将中国东北化为其殖民地的妄想。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铤而走险，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武力威慑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逐渐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失去耐心的日本政府便不断在中国东北以所谓“演习”的名义，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皇姑屯事件”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按照河本大作日后撰写的回忆文章《我杀死张作霖》一文中供述，“关东军”当时的计划是炸死张作霖之后，便利用以张学良为首的奉系少壮派军官的激愤，在沈阳城内制造事端。通过策反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张景惠等奉系中的“亲日派”，一举夺占沈阳，乃至控制整个东北。河本大作。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从河本大作的表述来看，“皇姑屯事件”可谓未来“九一八事变”的预演。只是张作霖临终之前遗命的“秘不发丧”，令日本方面一时摸不清奉系的底细，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差，张学良在杨宇霆、臧式毅、袁金铠等张作霖时代的“股肱之臣”的拥戴下，迅速控制了奉系的军、政、财权。此后更积极与南京国民政府接洽，最终突破了日本“关东军”的重重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张学良的“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肢解中国、独占东北的阴谋。然而，迫于英、美压力的日本并不会甘于失败。在嘴上酸溜溜地表示“颇感意外”之余，日本方面也积极改变策略，开始了暗中离间张学良与原奉系中的“元老派”之间的关系。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于帅府老虎厅枪决了杨宇霆、常荫槐，令改称东北军的奉系的内部矛盾浮出了水面。日本方面趁此机会加大了在东北各地的招降纳叛，并不断怂恿日本、朝鲜民众以“拓殖”的名义进入中国东北，强占、强买中国土地，制造事端。而一些日本间谍更混迹其中，以测绘为名行刺探军情、拉拢胡匪武装之实。张作霖与张学良。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在不断扩大中日对立的大背景下，日本陆、海军也频繁在中国东北展示武力。1931年3月21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英辅亲率新锐战列舰“长门”、航空母舰“赤城”“凤翔”为首的64艘舰艇，由日本佐世保出发，以“视察”为名，先后进入中国东北的旅顺、大连、营口等港口。当然，日本方面之所以如此焦急地要在中国东北燃起战火，很大程度还在于其国内矛盾早已趋近于“白热化”，急需一场战争来转移矛盾。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经济、政治危机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自诩推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新政策，最终实现了所谓的“脱亚入欧”。但实则不过是毫无底线地迎合英、美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各种要求，再通过穷兵黩武的手段将自身的发展成本转嫁给了朝鲜、中国等邻国而已。参与明治维新成员合影（部分）。来源/纪录片《大抗战》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在较短时间内帮助日本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但随着其国内市场的迅速饱和，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及对中国的经济渗透都呈现成本大于收益之时，日本的发展速度便呈现断崖式下跌。1927年3月，就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如火如荼之际，日本国内爆发了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工厂停产，日本经济进入动乱时代。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创伤尚未痊愈，1929年秋，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危机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社会严重动荡。农民斗争次数急剧增多，规模大幅扩大，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面对危机，日本统治阶级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他们首选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把它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解决经济困难的“最终出路”。“九一八事变”当晚的细节再现日本陆军之所以敢于在1931年在中国东北铤而走险，除了“皇姑屯事件”之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大量起用年轻军官、清洗和替换张作霖时代的旧臣而引发东北军内部的内讧和分裂之外，更与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以“拥蒋”为名，率东北军精锐入关，鲸吞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的急速扩张，导致的后方空虚有关。1931年，驻守在“满铁”沿线的日军围绕沈阳城进行带有明确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1931年7月，原西北军冯玉祥所部旧将石友三因不满张学良缩减其部队的决定，通电反蒋、反张，并率部北上直趋平、津，为镇压这股反对势力，张学良再度从东北抽调精锐入关。一时间整个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两省仅剩下5个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即便是直面日本“关东军”威胁的辽宁省内，也仅有4个旅的野战部队及2个省防旅分驻于沈阳、锦州、通辽、洮南。为此东北军将领形象地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去，甚至连笤帚疙瘩都拿出去了。”东北军的虚弱，早已被“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参谋看在眼里。在得知“关东军”方面跃跃欲试的消息后，裕仁曾装模作样召见陆军大臣南次郎，严命其密切注意军纪问题和“满蒙”驻军的行动。南次郎领受“口谕”之后，随即挑选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中国东北。且不论这封信是否可以起到作用，建川美次本人便曾在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狼奔豕突，以日本陆军侦察骑兵的身份在俄军战线后肆意烧杀。因此建川美次动身前往中国东北，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关东军”肆意妄为，更像是鼓励大干快上。无论是裕仁还是建川美次都不可能承认军事行动是日本高层发起的，他们只会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以所谓“下克上”的名义在前方折腾，以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沈阳城北约7.5公里的柳条湖附近，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尉河本末守在中国军队北大营外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铁轨，随后向关东军总部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准备进攻日军。日军准备进攻北大营。来源/纪录片《大抗战》关东军随即按事先设定好的射击诸元（火炮击中目标所需的标尺、高低、方向等技术参数总称）操作两门秘密运入沈阳的四五式240毫米榴弹炮，向北大营和东塔机场各发射一枚200公斤榴弹。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由于事先接到的是“演习”指令，率先进攻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反而没有实弹，冲入北大营后只能以刺刀进行白刃战。此时北大营内东北军第七旅部分部队已进入战位，本可轻易反击。但主持沈阳军务的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人以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命令为由，要求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把枪放到仓库里，挺着死”。随后，板垣征四郎率第29联队第2大队主力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携带实弹冲向北大营。第七旅被迫按预定计划撤出北大营，向东山嘴子方向转移。板垣征四郎。来源/纪录片《大抗战》9月19日凌晨，日军转而进攻沈阳城。城内虽驻有卫队第二十四团等装备精良的部队，但留守的部分东北军元老不仅无所作为，反而成立了“保安维持会”和“自治警察团”，使沈阳迅速落入日军控制。与此同时，长春、辽阳等地日军也纷纷发难，当地东北军同样被要求“不抵抗”。最终，日本关东军以极小代价控制了东北众多城市。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与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扩大侵略。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往沈阳，同时以第4步兵联队及独立守备队进攻长春宽城子、南岭等地。驻守宽城子的东北军第23旅第664团第2营奋起抵抗，营长傅冠军重伤战死，毙伤日军50余人；南岭守军也依托营房反击，毙伤敌近百人。但吉林边防军参谋长熙洽以“避免冲突”为由，严令守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长春遂在不到一天内落入敌手。9月21日，熙洽等人又高唱“日军打不得，和平交涉为上策”，误导东北军主力撤出吉林。同日，日本朝鲜军抽调第39混成旅团进入中国吉林境内，加入侵略行动。日军以远不敷用的兵力和漏洞百出的计划，完成了鲸吞中国东北的第一步。此后，日本一边制造傀儡政权，一边扩大军事进攻。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将溥仪秘密转移至东北。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1931年9月21日，北平37所学校召开联合大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北平中法大学全体教职员工为九一八事变致法国各大学及各学校教授的通电。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此同时，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从1931年9月20日到1932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内的十余份宣言和决议，分析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开展工作，建立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战士靰鞡鞋。来源/国家文物局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多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多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起点。参考文献：《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关东军秘史》[日]楳本捨三著、高书全、彭韶莹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日]井上清著，宿久高、林少华、刘小冷 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赵恺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6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康乾盛世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乾隆帝在清初诸帝拓土开疆的基础上，继之以“十全武功”，先后平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使我国领土东至库页岛，西达葱岭，北到兴安岭，南抵崖州，总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堪称历代之最。细数这“十全武功”，我们会发现，从乾隆十三年（1748）参加大小金川之役，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抗击廓尔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名臣阿桂的身影始终活跃其间，为“十全武功”的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乾隆，“十全老人之宝”。来源/故宫博物院让我们回顾历史，一同来领略阿桂的传奇人生吧。名门之后阿桂（1717—1797），章佳氏，字广廷，号云崖，满洲正蓝旗人，后因功抬入正白旗。在80年的人生中，阿桂先后历经康、雍、乾、嘉四朝，在乾隆时期最高官至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显赫一时，是清朝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阿桂去世后，嘉庆帝亲临赐奠，赠谥号文成，故后世又称其为阿文成公。《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像》。来源/故宫博物院阿桂出身于满洲贵族世家。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阿桂姓章佳氏，以地为姓，其祖先穆都巴颜屡次迁徙后，定居在费雅郎阿（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旧老城），在清朝兴起时加入八旗，被编入正蓝旗。满族人虽然登上历史舞台较晚，但在入关后受中原文化影响，逐渐走上了文治的道路。到阿桂的父辈时，其父阿克敦倾心儒学，以科举成名，在康熙年间由举人而中进士，后至侍郎、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对阿桂教育尤严，既特请儒学名师执教，又常以亲身感悟，用儒家施政理念熏陶阿桂。阿桂也自幼颖悟过人，很早便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他6岁读家塾，15岁入学，拜著名经学家沈彤为师，后考取了廪生、贡生，19岁时进入国子监，乾隆三年（1738）时中举，虽然没能继续考取进士，但最终也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其父子二人又被誉为“父子大学士”。除学业外，父亲的遗泽也深深影响了阿桂的仕途。阿克敦做官时，主张轻徭薄赋、宽刑轻罚、与民休息，恰好与乾隆帝继位之初的施政方针一致，因此颇受重用，其为人又淳厚多容，清正耿直，为时人所敬重。乾隆十三年（1748），清军首征大、小金川，阿桂也随军出征。当时，川陕总督张广泗围困叛乱头目莎罗奔，却日久劳师，迟迟无功。乾隆帝命大学士讷亲协助经略军务，同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然而，几人勾心斗角，龃龉不断。于是乾隆帝召讷亲、张广泗回京，先后以失误军机罪将二人处决。岳钟琪就此事弹劾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讷亲，导致阿桂被捕入狱。乾隆帝顾及阿克敦的情面，决定对阿桂从轻处理，下谕道：“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惭悔，办理事务，甚为黾勉，且年高仅有此子，拘系囹圄，别无朝夕左右之人，朕为垂悯，著加恩将阿桂从宽释放，交与阿克敦严加约束，毋许稍有滋事。”阿桂这才逃过一劫。几年后阿桂东山再起，最终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乾隆一朝无人可比，可以说也离不开其父遗泽的深远影响。《平定金川图册》之《郊劳将士》。来源/故宫博物院戎马一生历代官修正史的人物传，多为合传，少有单为一人立传的情况，只有历史地位极高、影响极大的人物才有这种资格。而阿桂，正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同享单独列传的荣誉。与阿桂同时代的礼亲王昭梿，称阿桂“屡膺挞伐，平定绝域，为近日名臣之冠”。《清史稿·阿桂传》则称赞道：“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其中阿桂的军事能力尤为突出，乾隆年间朝廷平叛、安边的征战，多有他的身影。他也曾作诗表明心迹：“欲扫妖气净，岩疆战不休。”虽然阿桂首次出征铩羽而归，还被诬入狱，不过蛰伏数年后，阿桂很快等来了复出的机会。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乾隆帝决定趁此良机出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竟的事业。就在众臣议论纷纷不赞成出兵之际，只有阿桂愿意出征平叛，这便成为阿桂建功立业的新开端。平定准噶尔勒铭碑。来源/纪录片《史话新疆》截图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定达瓦齐叛乱，第二阶段平定阿睦尔撤纳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分北、西两路进军西北，阿桂随军出征，在乌里雅苏台办理军务，传递军事文件。清军一路势如破竹，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打败了叛军，占领了伊犁，擒获了叛乱祸首达瓦齐，取得了胜利。然而，清军主力仅撤走几个月，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便重新发动了武装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再次发兵西北，阿桂又一次奔赴西北战场，率军与蒙古亲王、定边副将军成衮札布追击潜逃的阿睦尔撒纳及残兵。在追击叛军的途中，阿桂屡立战功，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职。就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战斗即将大功告成之时，天山南麓地区的回部首领霍集占兄弟纠集人马也发动了武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谕令清军出兵平叛，清军从天山北部转战到南麓。次年，阿桂率军驰赴霍斯库鲁克，与副将军富德一起全力进攻霍集占兄弟的叛军，很快消灭了叛军的有生力量。霍集占兄弟率领少数叛乱分子弃城而逃，阿桂率军穷追不舍，在伊西洱库尔诺尔包围了叛军，溃败的叛军穷途末路，最终缴械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好带几百名残兵突出重围，逃往巴达克山。后来，巴达克山首领擒获霍集占兄弟，并把其首级献给了清军。至此，清军彻底平定了天山南麓回部的叛乱。阿桂在平定新疆准噶尔和回部之乱的军事行动中均立下大功，他的绘像也因此被放进紫光阁。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叛乱后，朝中大臣普遍认为新疆地处偏远，环境恶劣，驻守成本过高，有放弃之意。唯独阿桂主张屯田保疆，上疏奏言道：“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提出伊犁一带水土肥沃，适合屯田驻守。乾隆帝采纳了阿桂的建议。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阿桂率领官兵及回人到伊犁开始驻兵屯田垦荒，使西北边疆地区残破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此，新疆出现了“一如内地，数千里行祗晏然”的富饶祥和之象。清代伊犁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在阿桂忙于伊犁垦荒的时候，清朝西南边疆又迎来危机。当时，缅甸连年滋扰云南边境，为了保卫云南边疆的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乾隆帝派军征讨缅甸，反击缅甸入侵者。攻打对缅作战共有四次，阿桂受命参加的正是第四次攻缅战争。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任命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出兵征讨缅甸。同年十一月，阿桂率军到达永昌后，决定与阿里衮军一同攻打缅甸城市木梳。攻下木梳后，阿桂率领一路军队进攻蛮暮、野牛坝等地。然而，清军最大的敌人不是敌军，而是恶劣的地理环境。在深入缅甸的途中，许多清军将士水土不服，染瘴身亡，连经略傅恒和副将军阿里衮也一病一亡，清军陷入进退两难的险境。值此危难之际，阿桂率军奋战，抵御住缅军的多次反攻。缅军统帅诺尔塔迫于清军的压力，遣使前来提出议和的要求。傅恒怕因议和而获罪，强撑病体表示反对。阿桂以三军安危为重，说服了傅恒，又和其他将领研究后，与缅甸达成了两国议和的协定：缅方送回被俘官兵，十年进贡一次，双方互不犯边，开关互市，清朝送回从缅甸逃往云南的土司。达成和议之后，缅军撤兵，阿桂率领清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平安班师回国，既为清朝保住了“天朝上国”的面子，又维护了国家利益。清代盔甲。来源/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使阿桂遭遇了人生中的首次“滑铁卢”，但最终也成为阿桂一雪前耻、功成名就的军功章。乾隆十四年（1749），清军因战事不利而撤兵，继续由金川土司治理地方。此后，金川各土司并未停止争端，叛乱相继发生。在此背景下，阿桂再度领衔出征。可由于地形复杂，水土不服，清军出师不利，阿桂也因几次失误被降职。但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逐渐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命清军兵分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其中西路尤为要紧，非由阿桂统领不可；南路则由明亮，福德负责。经过周密筹划后，阿桂出师告捷，当年九月便攻克小金川，并收复美美卡、木兰坎、鄂克什等寨。十月收复路顶宗、明郭宗和美诺。随后又先后收复板昭，曾头沟等地。南路的明亮也顺利攻下僧格宗，与阿桂会师于美诺，仅用7天的时间就把小金川全境荡平。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金川酋长僧格桑死，其他酋长献尸给清军，以示臣服。阿桂乘胜进攻，大金川首领索诺木老巢被端，逃往刮耳崖。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又率清军包围了刮耳崖，索诺木及其族人、部众二千多人出降，清军最终平定了大金川。阿桂平定大金川的胜利，使乾隆帝大为赞叹，甚至说：“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在平定金川50名功臣中，阿桂名列第一，因功受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绘像紫光阁。清沿明制，以大学士组成内阁，虽然有军机处分权，但大学士仍被视为宰相。因此，阿桂的“宰相”生涯正是从平定金川之后开始的。出将入相后的20余年，阿桂又参与了许多重大军政事务，立下了赫赫功勋，也因此多次绘像紫光阁。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仪封、兰阳等地黄河决口。阿桂受命赴河南修筑拦河堤坝，接续黄河。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地区的回部起事，进逼兰州，阿桂受命率兵剿除。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经74岁高龄的阿桂仍旧老当益壮，参与廓尔喀之战（今尼泊尔），也获得了又一次在紫光阁绘像的荣誉。清军反击廓尔喀。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阿桂一生历经戎马，参与了乾隆朝绝大多数军事行动。因为其忠诚能干，乾隆帝在阿桂的任用上，不但一件事接一件事，甚至还常常几件事同时交叉着令阿桂去办。以致史家记述阿桂事迹，不得不连用许多“又”字。“能者多劳”这个词，用在阿桂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党争和珅和珅之名，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他是乾隆帝晚年所宠信的奸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贪官。而刘墉、纪昀（纪晓岚）等人与和珅斗争的故事也经《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影视剧的传播成为经典，流传已久。影视剧中的纪晓岚与和珅。来源/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截图但实际上，无论从旗籍、家世、官职地位、个人能力上看，阿桂才是与和珅抗衡的核心人物。据《啸亭杂录》记载，阿桂与和珅同为军机大臣十余年，且二人关系不和：“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乾隆朝后期，随着年事渐高，乾隆帝本人已经不能事必躬亲，军机大臣的权力逐渐增长。作为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在其父阿克敦“社交朋友圈”的基础上，又通过结交官场同僚、举荐文武人才，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如刘墉与阿桂就为世交，阿克敦是刘墉之父刘统勋的受业师，刘统勋也曾向乾隆帝举荐阿桂。阿克敦还是纪昀的受知师（科举考试中自己的主考官），二人又为官场同僚，故来往也十分密切。同时，阿桂十分善于发掘人才，提拔了包括海兰察、铁保、吴锡麒等文武大臣，由此形成庞大的党羽势力。为保证皇权的控制力，乾隆帝欲制衡阿桂集团，于是开始重用和珅。从军机大臣的排位来看，阿桂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而和珅的排位则不断上升，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时来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阿桂的军机大臣。二人的办公场所也不在一起，阿桂在军机处，和珅则在内右门或造办处。在权力分配上，乾隆帝安排阿桂与和珅二人分管内外两朝。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令阿桂频繁外任，和珅却久居京师，二人在内廷和外朝之间各司其职，互不统辖。乾隆帝令二人权力分散意图有二：一是防止正面冲突，二是防范任何一方势力过大。军机大臣和珅。来源/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截图除了分权术，乾隆帝还采取制衡的策略，令两大集团势力此消彼长。例如为尽快扶持起后起的和珅集团，乾隆帝任命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掌管了人事大权，为其结党起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在重大政治案件的处理上，乾隆帝也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之术：甘肃冒赈案由和珅揭发，由此牵扯出的陈辉祖最初由阿桂提拔；刘墉查办国泰案，而国泰为和珅一党。由此可见，在乾隆后期，刘墉、纪昀等人与和珅的斗争，不应仅看作简单的个人斗争，而应该是以阿桂与和珅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乾隆帝为维护皇权而施展的制衡之术。纵观阿桂的一生，20岁入仕，历任显官，出将入相，60岁任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进入朝廷权力中枢，又任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长达18年，最终历经四朝，以80岁高龄逝世。阿桂的人生可谓传奇而又精彩，放眼中国历史也实属罕见，不愧为清朝的一代名臣。参考文献：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孙文良、孙琰：《论阿桂》，《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曹凤祥：《阿桂对清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刘隆有：《阿桂：出将入相数十年，能智贤正冠一时》，《文史天地》2021年第3期刘惠：《帝王心术与君臣博弈：阿桂、和珅的权力之争与现实镜鉴》，《领导科学》2021年第17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9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写下《乌衣巷》时，距离东晋已有数百年。秦淮河畔的乌衣巷依旧还在，而曾经居于此地、左右东晋朝局的王氏、谢氏，早已不复当年的显赫。那么曾经住在乌衣巷里的王谢子弟，后来到哪里去了？国历君自制王导表情包。来源/纪录片《中国》从军权旁落开始东晋建立之初，王、谢两家确实站在了权力最顶端。王导辅佐司马睿南渡，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与马，共天下”恰好道出了东晋初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此后，王氏长期参与朝政，成为江左最重要的士族之一。谢氏则在谢安、谢玄等人手中达到政治声望的高峰。谢安出山执政，谢玄统率北府兵，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陈郡谢氏的声望达到顶峰。此时的王谢，依靠着门第、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共同构成的优势，不仅能够进入朝廷核心，还能够影响军政大局。但有意思的是，淝水之战既是谢氏最耀眼的时刻，也是门阀政治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东晋皇权与士族共治，王导、谢安正是这一体制的巅峰代表。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北府兵本来是东晋为了对抗北方军事力量而形成的重要武装，谢玄等人统率过这支军队。但战争结束之后，北府兵并没有随着淝水之战结束而解散，反而逐渐成为一支能够左右南朝政局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刘牢之、刘裕等人先后从北府兵中崛起，军事权力开始越来越多地落到武将手里，军事资源逐渐脱离王谢的控制。淝水之战最终成了王谢失去军事主导权的起点，北府兵也反过来成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王谢首先失去的，就是对军权的掌控。而北府兵的崛起，也改变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刘裕出身并不显赫，却凭借北府兵和累积的军功一步步掌握东晋最高权力。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东晋以来依靠门第维系政治优势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军功集团取代了传统高门，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王谢也失去了左右最高政局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王谢后人立刻退出政治舞台。南朝时期，王、谢等高门依然有人出仕，也依然保有相当的社会声望。但他们已经无法恢复东晋初年那种凭借家族力量直接影响最高权力的地位。建康宫城夯土墙遗存。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从这一刻开始，王谢的衰落，已经从失去军权进一步发展为失去政治主导权。社会根基继续松动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并不只是会做官，他们还拥有土地、庄园和依附人口，并通过地方社会关系维持家族影响力。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门阀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基础，也在持续不断的战乱中遭到冲击。孙恩、卢循起义持续多年，江南地区遭受严重动荡。原有的地方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依靠土地、庄园和地方网络维持影响力的士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孙恩攻入会稽时，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晋书》记载，孙恩“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可见即使是王氏这样的高门，也已经无法置身于这场社会动荡之外。到了梁武帝时期，侯景之乱则带来了更为猛烈的冲击。548年侯景起兵，随后攻入建康，台城被围，梁武帝最终死于城中。而侯景与王谢之间，还有一段旧怨。侯景入梁后，曾请求与王、谢两大高门联姻，梁武帝却以“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婉拒。侯景闻言大怒，留下“会将吴儿女配奴”的狠话。南朝青釉瓷莲花尊。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此后战争持续蔓延，建康及江南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士族死于战乱。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感叹，南渡中原士族“在都者覆灭略尽”。曾经在东晋朝堂上显赫一时的王谢，在这场浩劫中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打击。支撑士族长期优势的土地、人口和社会关系网络也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局势或许还会随着王朝更迭重新变化，但这些维系家族地位的社会基础一旦被战乱打散，便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走下历史舞台唐代前期，山东士族等传统高门仍然拥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唐太宗甚至下令修订《氏族志》，重新厘定天下士族等级。结果初稿出来后，山东崔氏竟仍排在第一。唐太宗看后很不满，认为这些旧族早已“世衰”，却还仗着祖上的名望自高自大，为什么如今还要把他们排在最前面？于是他亲自提出新的标准：真正的“门户”，应该看当下的德行、功业、学问和现实官位，而不能只看祖上是谁。最终，崔氏被降为第三等，《氏族志》也因此重新定次。皇帝想压低旧门第，现实中士族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容易消失。《新唐书》记载，唐初山东士族虽然政治地位已经下降，却仍把自己的门第看得极重。因为名门身份仍然受到追捧，一些士族嫁女时往往索取大量财物，时人甚至讥称这种婚姻为“卖昏”。到了后来，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人又与山东士族联姻，使这些旧族的声望依然没有完全衰落。绿釉陶楼院。来源/甘肃省博物馆传统门第虽然已经失去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特权，却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只是与东晋相比，唐代的门阀政治已经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皇权不断加强、官僚体系以及新的政治力量不断发展，传统士族原有的政治优势逐渐受到限制。传统士族虽然仍然拥有门第优势，却越来越难以依靠家族身份直接垄断军政、左右朝局。门阀社会虽未消失，却一直在不断受到削弱。而这种延续数百年的门阀秩序，终于在唐末走向了终结。安史之乱重创了唐廷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到了晚唐，藩镇、财政危机以及社会动荡不断加剧。黄巢起义以后，唐王朝进一步陷入长期战乱，人口、土地和地方社会组织遭到大范围破坏，支撑门第长期延续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传统门阀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相继瓦解，士族作为一个能够凭借门第长期获得政治优势的特殊社会阶层，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状元及第”款武举石。来源/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门阀走到了尽头。那么，王谢后人呢？“堂前燕”到底飞到哪儿了？王谢后人依旧在延续着他们的家族故事。有人通过科举进入新的政治体系，也有人迁往各地，在地方社会中生活、繁衍。随着门阀特权消失，他们不再因为家族身份天然拥有政治地位，而需要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谢绛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谢绛十五岁起家，试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进士中甲科，历仕秘书省、集贤院，最终官至知制诰。谢绛以文学知名，他以文章和学问立身，北宋人曾评价他“以文行又名”。清河张氏宗谱。来源/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谢绛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他做了多大的官，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六朝顶级门阀的后裔，在门阀时代彻底终结之后，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曾经的陈郡谢氏，可以凭借门第直接进入东晋权力中心；到了北宋，门第不再意味着这样的政治特权，但家族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仍然能够延续。谢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又以文章建立声望，读书、科举和文学，成为这个家族延续声望的新方式。而这种变化，在谢绛的下一代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他的儿子谢景初、谢景温等相继登科入仕，谢景初尤其以博学能文著称。王安石称谢景初“其先以文学称天下，而连世为贵人，至君遂以文学世其家”，说的正是这个家族从旧日门第转向以文学传家的变化。而欧阳修为谢绛撰写的《谢公墓志铭》，恰好为这个家族的变化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墓志专门追述了陈郡谢氏从东晋到北宋数百年的迁徙轨迹，称谢氏“至晋、宋间，谢氏出陈郡者始为盛族”，并记载谢绛的先世谢汾原居河南缑氏，至五代祖谢希图时开始南迁，其后族人又有葬于嘉兴、丽水者，到谢绛父祖三代时，已经与富阳产生了密切联系。欧阳修还特别提到“其谱，自八世而下可见”。从陈郡到江南，从东晋建康到北宋富阳，一个曾经身处权力中心的家族，经历了数百年的迁徙，也经历了自身身份的变化。昔日谢氏凭借门第立于朝堂，到了谢绛这一代，家族已经落脚地方，而谢绛及其子弟则通过科举与文学延续家声。欧阳修写下的虽然是一篇墓志铭，记录的却不只是谢绛一个人的一生，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顺着这篇墓志铭回望，可以看到陈郡谢氏从六朝名门到北宋士人的漫长转身。谢安行书中郎帖页。来源/故宫博物院回看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尽了王谢士族数百年的兴衰轨迹。而在这些进入史书的人物之外，更多王谢后人则随着时间流向了各地，扎根乡土、繁衍生息，从叱咤朝堂的顶级政治世家，沉淀为深耕地方的普通宗族。曾经依附门阀制度的显赫门第，彻底褪去特权光环，化作散落江南的姓氏脉络、宗族谱系与地方文化记忆。从现有地方志、族谱及相关地方文化资料来看，浙江、江苏、福建等地都保存有王、谢两姓家族的相关记载和文化遗存。比如绍兴地方志中就保留了多支谢氏迁徙和定居的记录，有的支系从上虞迁入绍兴，又在当地继续分房繁衍。不过由于长期辗转迁徙、谱牒散佚，部分支系的完整世系已经无法考明。王谢门阀的荣光与腐朽早已尘封于历史，刘禹锡笔下的那只燕子，从乌衣巷飞出来，飞过六朝、隋唐和宋元明清，最后落在了江南的村镇、街巷，以及千家万户的屋檐下。参考文献：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绍兴县志[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锌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从战时小城到上海街巷，从汉字的旅行到古埃及的图像。这一期，选七本近期出版的书，沿着人物、器物与文字，走进历史的不同侧面。01明代疑事探微高寿仙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4月沈万三的传说、朱元璋的形象、刘基与术数的联系，哪些经得起史料检验？高寿仙从人物与疑案深入制度和文献，展示辨析记载、校正成说的过程。适合愿意多问一句“依据是什么”的明史读者，也能借具体问题认识历史考证的方法。读者短评豆瓣用户白鹇：对明代史料把握之全面，涉及议题之广泛，都是首屈一指的。02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聂作平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8月以1942年为入口，把老舍、梁实秋、陶行知、卢作孚等人的经历放回北碚这座小城。作者结合实地寻访与历史材料，串起写作、教育和实业的战时处境。适合从人物故事进入抗战史，也让人重新留意：迁徙之后，人们如何继续工作与生活。03张爱玲的衣橱陈磊中华书局 · 2026年新近出版从衣饰出发，沿着住宅、餐馆、街道和市场，重新走进张爱玲生活过的上海。陈磊把民国图像与文字材料相互对读，将作品中的细节放回当时的城市空间。对喜欢张爱玲和日常生活史的读者，这是一条从穿衣吃饭认识时代的阅读路径。04三国的真相（全3册）《国家人文历史》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26年7月从汉末秩序崩解写到魏蜀吴角逐和司马氏掌权，三册把人物、战争与制度放回同一条历史脉络。书中以《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为依据，结合近现代研究和考古材料，辨析演义叙事与历史记载的差别。适合想从熟悉人物进入汉末魏晋百年变局的读者。05海门薇医生的中国记忆（1924—1941）〔美〕茹丝·V.海门薇 著；黄瑶 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7月一位美国医生的在华日记，把医疗史带回乡村与病人身边。书中记录她在福建等地行医的经历，也留下风俗、日常交往与地方生活的片段。个人观察有其立场，却能提供宏观叙述之外的细节，适合关心近代社会与中外民间交往的读者。06埃及艺术中的符号与魔法〔英〕理查德·H.威尔金森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7月古埃及的雕塑与壁画，为什么这样安排颜色、比例和姿势？本书从形式、尺寸、材料、文字等视觉元素入手，解释艺术符号与宗教观念、王权和宇宙秩序的联系。适合逛完埃及展仍意犹未尽的读者，帮助我们从欣赏造型，走向理解图像。07识于微时：签名本风景赵小斌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6年6月一本书上的题赠，可能连着一段交往，也可能藏着辗转流传的经历。赵小斌以收藏的签名本为线索，讲述作家、受赠者与书籍之间的故事。近四十篇书话把阅读记忆和文坛往事串在一起，适合喜欢藏书、版本与文学掌故的读者随手翻阅。你最近在读什么有意思的书？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7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常常始于某个难以预料的瞬间。1921年深秋，17岁的林徽因随父林长民归国，并被父亲的好友梁启超接回北京，于培华女子中学继续学业。在诸多子女间，林长民最是欣赏林徽因的才气。林长民曾风趣地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林徽因与林长民的合影。林长民十分珍视才华横溢的林徽因，将女儿视为知己因此，林长民才决定带爱女赴伦敦读中学。那时他们大概都没有料到，这段短短一年的英伦之行，将完全改变林徽因以及大她三岁的“梁二哥”（梁思成）的人生：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林徽因动人的讲述，让梁思成即刻被建筑学的魅力所折服。这两位日后结成伉俪、为保护中国古建筑奔走数十年的大师，在此刻共同接下了历史的使命。一次碰面，造就了一对深耕于同一领域的璧人。而林徽因与建筑学的结缘，也来自某次偶然的心动。据他们夫妇的挚友费慰梅（知名汉学家费正清之妻）回忆，林徽因在伦敦的女性朋友中，有一位恰是学建筑的，“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着迷了，她的朋友在她的追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得名自祖父梁启超的别号“饮冰室主人”）也说，观察这位女友作建筑绘图使妈妈尤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来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强烈愿望。1906年，梁启超与家人们的合影，左一即梁思成。梁启超和林长民的交友，最终成就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缘分命运的齿轮，就这般形成了跨越东西万里的链条。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Architecture”实在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词，女建筑师更是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人群。林徽因放手一试的勇气，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为当时仍处蒙昧的中国，带来了建筑学领域最初的光。不合格的“建筑史”或许有人质疑，中国工匠从不缺巧夺天工的作品，何况还有“样式雷”这等皇室御用的建筑世家的存在，如何能说没有建筑学呢？的确，古人在建筑艺术上的成就毋庸置疑，600年前明成祖朱棣下令修造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直至近代仍是西方人眼里中国首屈一指的奇观，享誉世界。只是，建筑学研究的范畴还包括各建筑类型的演变，以及不同地域建筑风格的系统整理。这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有人涉足过。史书一向只着墨于那些主持宏大工程的帝王、官员，却鲜有为那些沉默伫立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建立传，遑论梳理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追溯其起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工匠们凝聚经验、建筑形式渐次改良的过程，与恢宏的建筑本身一样重要。倘若对此环节缺乏关注，知识的断层便会随之而来。1920年，林徽因在伦敦寓所的壁炉边读书。她当时随父亲林长民一同赴英生活了一年，并在此期间萌发了成为女建筑师的理想。供图/《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时成都府学的大殿仍是东汉末年所造：“本府学殿建于东汉之初平，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刻于东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盖天下栋宇之古，无过于此者。”为此，宋高宗在绍兴六年（1136）特别御赐“大成殿”榜书以增光辉。然而，史官们无人关心这座汉代大殿的样貌、结构有何不同寻常之处，等它在宋末战乱中灰飞烟灭，一切细节再无可稽考。这样的遗憾，遍布于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故越早对幸存下来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和保护，就能争取在最大程度上留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标志性样本。林徽因与梁思成，正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正与同学讨论问题的青年梁思成（图右戴眼镜者）。林徽因自伦敦归国后，梁思成才开始对建筑学产生兴趣中国古建的世界观众同时，近代最早系统踏勘、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反倒是一批外国学者。伊东、关野即日本人伊东忠太、关野贞。伊东忠太前后进行过6次中国古建筑考察，以1901年7月的北京为始，后他在1902至1903年间由京津一路向西南行至缅甸，1905年又往东北，1907年游苏浙，1910年到广东，1920年观览山东……所以，伊东忠太发表的中国古建筑研究论文有近百篇之多。关野贞在中国的行迹比起伊东忠太一点不逊色，他和常盘大定合作完成的6卷勘察中国史迹的专著配有2500多幅照片，是近代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中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图书之一。至于鲍希曼，则是指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相对于近在咫尺的日本，由欧洲而来的伯施曼明显对中国人来说更遥远而陌生，可他有个极其响亮的称号——中国建筑摄影鼻祖。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人率先研究起了中国古建筑，并在各地进行摄影与考察。上图即为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图谱中的五台山旧照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拉开了中国长达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国家由此陷入列强环伺、主权沦丧的动荡困局。这期间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域外学者，或多或少都与各国在远东的利益扩张和势力博弈有关。伯施曼在1891至1896年于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学，毕业后他去往东普鲁士军队房地产管理处任职。1902年，伯施曼作为建筑事务官，来到了驻扎在中国的德军中工作，直至1904年为止。跟东方古国的初遇中，伯施曼相继游览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并完成了关于中国古建筑考察的一份备忘录提交给本国议会。伯施曼在备忘录中点明了自己的一项宏大计划，即通过摄影和绘图对中国的各式建筑进行研究。1906年8月，伯施曼得到德国政府资助，以驻北京公使馆顾问的身份再次入华。其后他实打实对中国南北进行了多年踏查。纵然伯施曼后来的著作因为使用德文书写而很难得到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但真实反映古建状态的照片，却是无须跨过语言难关而人人可懂的。在多数研究者无力进行实地考察之际，参考伯施曼的摄影集也同样能达到在古建中寻找设计灵感的作用。事实上，林徽因、梁思成加入的营造学社很早就跟伯施曼本人产生了联系。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就登载了“德国柏世曼博士由中国驻柏林代办公使梁龙君公函介绍，经本社聘为通函研究员”的纪事。伯施曼拍摄的湖南醴陵文昌阁。他的古建摄影作品是当时学者了解中国建筑的重要桥梁现今，伯施曼所著的《中国建筑》早已译介到了国内，而与之经历相仿的学者其实还有喜龙仁（Osvald Sirén）。喜龙仁的家乡是今天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他在这里上了大学，选择了艺术史方向。1908年，喜龙仁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教授，其研究一向以绘画艺术为主，在欧美各国旅行、讲学，观察博物馆中的知名画作可谓人生不能缺失的一部分。他跟中国文化的缘分，正是从佛教绘画开始的，那是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五百罗汉图轴》，喜龙仁见到了这一系列古画，便盛赞中国古代的宗教艺术早就提供了通过抽象形式表达丰富情感的出色范例。梁思成也读过喜龙仁的《中国雕塑》一书，他在东北大学开设“中国雕塑史”课程时所编的讲义就说：“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龙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1917年12月，在举办完名为“中国绘画的基本原理”和“从中国绘画论艺术与宗教”的两场讲座后，喜龙仁乘坐远洋轮船，开启了一场遍及中日韩的东亚远行。1918年4月，喜龙仁首次来到中国，当年就参观了北京、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寺，并南游苏杭和上海。1921年，再次入华的喜龙仁西入关中，走访西安古迹，又至嵩山，遍览登封少林寺、会善寺。这次喜龙仁做了一件颇具价值的事情——测量并拍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认为北京城墙所讲述的关于中国北方都城的故事一定会比任何史料都要来得真实有趣。喜龙仁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的阜成门绘图。喜龙仁与伯施曼对梁、林二人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属于她的风云时代了解林徽因的读者，一定听说过她被誉为“中国建筑史理论奠基之作”的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该文跟那则接纳伯施曼为营造学社联络研究员的通告发表在同一刊上。林徽因在其中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观点，即中国古建筑之美在于它对结构的忠实表现，而建筑工艺成熟、鼎盛与衰落间的区别，其实就看工匠是否舍本逐末，逐渐变得“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失掉原始骨干精神，变成无意义的形式”，代表就是斗栱，从宋元之后变化得非常复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下至明清，斗栱完全沦为装饰品，体积缩小，装饰着富丽堂皇的彩画，而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的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他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林徽因这篇文章见刊的时间是1932年3月，这时距离梁思成他们展开第一次古建调查之旅（考察独乐寺）还有整整一个月。中国建筑史的基础理论，居然是在营造学社对全国古建的系统测绘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跟常人的认知逻辑完全相悖。感慨林徽因真是天纵之才的同时，世人不免好奇她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如此科学的观点必不会像传说中牛顿被苹果砸中发现地心引力一般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正如上文所言，此时营造学社的调查尚未开始。换言之，林徽因写文章能参考的中国建筑资料只会来自此前入华的欧洲及日本学者。恰巧，《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开头就提到，从前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导致他们往往做出浮躁轻率的结论，从而让许多人误会中国建筑低劣幼稚，“好在近来欧美迭出深刻的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慎重研究，细心体会之后，见解已迥异从前，积渐彻底会悟中国美术之地位及其价值”。当时的西方学者中，跟林徽因对建筑“结构”的看法相似，且能深刻研究中国艺术的，除喜龙仁外再无第二人。1920年，林徽因于伦敦。林徽因的名作《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其实在营造学社进行古建考察前就已经完成。她认为中国古建之美就在于对结构的忠实表现。1929年，喜龙仁出版了四卷本《中国早期艺术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书中第四卷就是建筑专题。如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所言，喜龙仁在讨论中国古建筑演变历程时，“是完全按照结构理性主义的方法意识展开的”。这就使得喜龙仁书中的很多论述一旦翻译成中文，如果不注明原作者，完全可以毫无违和感地混入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文章，比如在谈到明清斗栱时，喜龙仁的观点亦是它们“倾向于在整体上弱化而不是强化结构”“建筑形式仍然一如既往，但失去了大部分意义，变成虚张声势徒有其表的修辞”。其实，梁思成那篇《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中就留下了他读过喜龙仁《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的明证：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喜瑞仁（喜龙仁）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者。西方艺术史专家与东方建筑史学者的呼应，令人回味无穷。这也让人想起林徽因立志做一名建筑师的起始，不就源于她那位学建筑的英国女性友人带来的感动吗？19世纪的世界，伴随着绵延不绝的战火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从前的弱势群体开始寻求自身的解放，女性的觉醒是其中最为绚烂的篇章之一。1865年，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通过考试，成为英国首位公开获得行医资格的女性，并开设了自己的诊所。1878年，伦敦大学正式招收女学员并平等授予学位。同年，美国康奈尔大学诞生了第一位建筑系女毕业生。此后，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和专业向女性开放了大门。1898年，出生于英属印度的埃塞尔·查尔斯（Ethel Charles）通过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的会员资格考试，成为首位女性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对修补满目疮痍的城市的现实需求，英国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于1917年决定开始招收女学生。1936年6月，林徽因测绘山东历城神通寺墓塔。供图/《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徽因初到伦敦时，正值英国的女建筑师们即将大刀阔斧改变旧时代的当口。东西世界新女性的命运，自此悄然衔接。中国那许多沉寂了千年的殿阁，终于要迎来真正出身于这片土地上的知音了。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9月下，原标题为《镜头、图纸与笔战 中国建筑学的破晓时刻》，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首阳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 彦文推荐世人常以“才女”称呼林徽因而她用踏遍山河的田野足迹病榻上校阅完成的《中国建筑史》证明其首要身份是一名中国建筑师202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补上那张迟到一个世纪的证书战火、疾病与颠沛都未曾让她停下手中的笔与尺她的墓碑上，梁思成只刻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5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让山涛被后世误解千年，被贴上“世俗、趋炎、入仕妥协”的标签。但写下绝交文字的嵇康，反倒在临刑前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还留下一句：“巨源在，汝不孤矣。”赵孟頫行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卷。来源/故宫博物院世人看见的是绝交，二人坚守的却是生死相知。作为竹林七贤中唯一长期身居庙堂的人，山涛从不狂放、从不避世，却拥有整个魏晋顶级的处世智慧：朝堂上，钟会、裴秀势同水火，山涛两不得罪、两全其美；主持人才选拔，看似圆滑投机，实则精准识人、秉公举荐，留下“山公启事”的千古美名。山涛早年山涛本人在后世的名气并不算显赫，但他所属的名士群体 “竹林七贤”，却是尽人皆知。相较于嵇康的疏狂，阮籍、阮咸的放荡，山涛在七贤群体中似乎并不突出，这一点山涛本人也心知肚明。《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大致是说，山涛与嵇康、阮籍相友善，山涛的妻子韩夫人也觉得，山涛对此二友非比寻常，于是就提出想要偷偷观察一下嵇康、阮籍二人。正好二人来拜访山涛，夜间留宿，韩夫人就从墙上的孔洞之中观察嵇、阮。到了第二天，山涛问韩夫人如何评价这两位朋友，韩夫人对山涛说，你的才情可远远比不上嵇康、阮籍二人，他们之所以把你当朋友，应该是出于你的识度。山涛回答说，他们也觉得我的识度很好。《世说新语》虽为志人小说，但说到嵇康、阮籍与山涛“以识度相友”，可谓一语中的。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部分）。来源/南京博物院在讲究出身的魏晋时代，山涛的家族并不算显赫。山涛生于建安十年（205），赤壁之战前三年，是河内怀县人（今河南焦作），山涛的父亲山曜做过宛句令，很早就去世了，并没有给山涛提供仕途上的助力。父亲死后，家里陷入困顿之中，不过山涛并未消沉，史书中说他“少有气量，卓然不群”，有“纲纪天下”的心愿。《晋书》中还记载了山涛早年的一件趣事：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仅此一事，我们也可以想见山涛其人的风度。虽为布衣出身，也并不轻贱自己。除此之外对于山涛的早年，我们所知不多。待到山涛在史书中留下较多记载时，他已然年过四十。《论语》里说“四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话用在山涛身上并不合适。山涛第一次出仕就是在他四十岁时，真可算得上大器晚成了。在这四十年间中国的历史也发生了巨变，行将就木的东汉彻底瓦解，曹、孙、刘三分天下。北方建立了新的魏国，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也先后离世。明帝临终托孤，司马懿、曹爽辅政。曹爽企图架空司马懿，大权独揽。山涛出仕之初，是做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之类的行政官僚。不过很快便被司州任用为部河南从事。司隶校尉毕轨、河南尹李胜是山涛的上级，吏部尚书何晏委任了山涛，而毕轨、李胜、何晏都是曹爽的亲信党羽。应该说山涛一开始出仕就必然同曹爽的势力发生关联。曹家和司马家的斗争自然不干他的事情，但山涛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司马懿的内亲，山涛的一位表姑正是司马懿夫人张春华。司马家族也同为河内人，在血缘和地缘上，山涛都同司马家族有着天然的纽带。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纪录片《历史那些事》不过山涛还是尽量避免卷入其中，当他察觉到司马懿诈病的野心，察觉到曹爽一党依旧执迷不悟，他马上选择弃官归隐。当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推翻曹爽时，山涛更是不交世务，过起了名士生活，《晋书》中说山涛饮酒八斗不醉，俨然是名士做派，但饮酒又能“极本量而止”，不以酒来麻痹自己。飘逸与稳重两种看似矛盾的性质，就在山涛一人之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段时间，山涛与嵇、阮二人的友谊也变得更加融洽。两难抉择应该说司马懿推翻曹爽还是得到了一些元老重臣的支持，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曹爽也的确是一个跋扈的权臣，元老重臣并不买他的账。不过当废掉曹爽之后，还要诛杀曹爽一家，再到政归司马氏，这就不是元老重臣所愿意看到的了。朝廷内外都有司马氏的反对者。曹魏政权毕竟至此已经建国三十年，且曹魏代汉采取的还是禅让这种“合法”的形式。以臣欺君，的确难以服众。因此，司马氏想要大权独揽，还要面临更多的挑战。高平陵之变时的司马懿已经是七旬老人，能掌权多久也未可知。山涛布衣时就怀有远大的志向，此时的归隐绝非他的心甘情愿，不交世务更是一种韬光养晦。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接班，依旧牢牢把握政权，并且杀掉了反对司马氏专权的夏侯玄、张辑等人，将皇帝曹芳废为齐王，司马氏羽翼已成。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山涛在这个时候，终于选择出仕，要想实现纲纪天下成为三公的梦想，留给山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次出仕时，山涛已经五十上下了。在魏晋时期已经是相当大的年纪了。山涛选择走司马师的门路，对山涛这个老亲戚，司马师也还算给面子。很快便让山涛举秀才，成为郎官，后又成为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嵇康与山涛畅谈场景演绎。来源/纪录片《书简阅中国》这次出仕也使得山涛在后世广受诟病，认为这是对朋友的背叛。因山涛的好友嵇康是极端反对司马氏的，嵇康的妻子也是曹魏的宗女。山涛的另一位好友，阮籍也选择消极抵抗，沉湎于美酒之中，绝口不问政治。但平心而论，嵇康娶曹魏宗女，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嵇、阮二人与曹魏休戚相关，而山涛的人生前四十年只是一介布衣，对曹魏政权并无更深的感情。山涛若想实现他的鸿愿，并无其他办法。其次，尽管后人诟病山涛，然而作为当事人的嵇康、阮籍对此事并无怨言。尽管有《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细读此文，全篇皆是嵇康自道，对山涛却并无更多指摘之处。且《与山巨源绝交书》写在景元二年（261），是曹髦被杀之后的义愤所积，无处排解，与山涛此次出仕无关。嵇康更将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了山涛，其实若不是好朋友，又怎么会写下这长长的绝交书，若不是信赖山涛又怎么会将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呢。从阮籍的角度来看，阮籍与山涛本质上是一类人，《晋书》中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山涛本人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人，他几次处在漩涡之中，当时的钟会、裴秀关系不和睦，山涛也是二人的共同朋友，却能做到“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钟会、裴秀都非泛泛之辈，两面派的把戏哄骗不了他们，非得以真心待人才能做到这种境界。王戎就说“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高逸图卷中的山涛形象。来源/上海博物馆魏晋时期，名士往往以不谈俗务为荣，官职更像是荣身避祸的手段。山涛积极出仕，却做了不少实事。山涛担任吏部侍郎时，司马昭还曾给他写信，赞扬他“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并且’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谷二百斛”。因山涛的清廉，还赠给他一笔钱。钟会在蜀中叛乱，司马昭亲征，将留守邺城的重任也交给了山涛。而山涛在司马氏继承人的问题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件事情说起来颇为复杂。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掌控朝政。司马懿去世，由嫡长子司马师继掌大权；司马师身后无子，权力便落到弟弟司马昭手中。司马昭的嫡长子，即日后的晋武帝司马炎，但他更偏爱次子司马攸。由于司马师没有子嗣，司马攸早年便过继给司马师。依照宗法制，司马师一脉为大宗，司马攸过继大宗，由此获得皇位继承权。废长立幼本是宗法大忌，可这一层特殊的身份安排，让司马攸在法理上拥有继承大统的可能性。山涛以“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的理由，劝阻了司马昭，巩固了司马炎的位置，魏晋禅代之后，山涛的地位也更加巩固。入晋之后李世光竹林七贤扇页。来源/故宫博物院因在立太子问题上，山涛于武帝有恩，入晋之后，山涛被封为伯爵。山涛虽然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圆滑的人。当权臣贾充意图排挤老友裴秀时，山涛挺身而出。贾充是司马氏的谋主，山涛因此被排挤为冀州刺史。山涛在担任冀州刺史之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山涛的举动改变了冀州官场的风气，其时虽然已经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说法，但山涛还是尽自己所能改善官场的风气。这时的山涛已经年过六旬，不久之后老母去世，山涛回乡守丧。本来想着就此辞官，怎奈何一句“方今务殷，何得遂其志邪”，回绝了山涛的请求。几番纠缠，山涛担任吏部尚书，《晋书》说他“前后选举，周徧内外，而并得其才”。西晋初的朝堂局势盘根错节，年近七旬的他早已心力交瘁，几次重返朝堂，都是身不由己，但他仍为国家选拔人才，看似矛盾的两面，倒很符合山涛在其位谋其政的性格，也因此留下了山公启事的美名。《晋书》中说：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专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顾绣竹林七贤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山涛用人，善于揣摩武帝的意思，往往能选出武帝需要的人。但同时也引起了同僚的不满，以为他选拔随意。武帝则下手诏给山涛让他选拔人才不论贵贱。有了武帝的手诏，山涛更能突破门第的束缚。山涛给举荐的人物都写下精准的评价，后人称之为“山公启事”。老友嵇康的儿子嵇绍，因父亲得罪司马氏，长期闲居在家，山涛知道嵇绍的才能，就大力举荐嵇绍，以“父子罪不相及”为据，选任嵇绍为秘书丞，嵇绍果然没有辜负山涛的信任，不畏权贵，仗义执言。最后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留下了“为嵇侍中血”的赞誉，是中国历史上气节的代表之一。山涛对平吴之后罢武备、武帝任用外戚杨氏也都表示不满，但可惜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这也为后来武帝死后的一系列动荡埋下伏笔。纪录片中的山涛形象。来源/纪录片《书简阅中国》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山涛依旧在辞官与选人之间徘徊。他最后一次被授予官职是武帝加封他为司徒，司徒正是“三公”之一。山涛真正实现了早年的期许，不过这荣誉来得太晚，山涛此时已经年近八旬，迟来的荣誉已经不能带来欢欣了。他苦辞不过，最终在病榻上被迫接受了司徒的印绶。不久后他终于“舆疾归家”，在太康四年（283）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山涛虽然官越做越大，但生活依旧简朴，没有姬妾，所拿到的俸禄也都散给亲朋好友，他死之后，左长史范晷等人上言说：“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还是皇帝下令为山涛修缮房屋。山涛有子五人，山该、山淳、山允、山谟、山简。山该、山谟、山简均出仕，尤其以幼子山简最为知名。李白《襄阳歌》中“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中的山翁，就是此公。纵观山涛一生，虽处乱世，却不失本色。《尚书》中讲“有猷有为有守”，正是山涛斯人。大概也正是如此，嵇康才会在临刑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这不是退而求其次的托付，而是他把最放心不下的人，交给了最放得下心的人。参考文献：徐高阮：《山涛论》（唐）房玄龄 等：《晋书》宁稼雨：《山涛——出淤泥而不染》*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杨苓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100 字阅 读 需 要 9 分钟如今，很多人都爱吃螺蛳粉。酸笋的“臭”、辣油的香、螺蛳汤的鲜，一碗端上来，爱它的人闻着就流口水。但你可曾知道，广西人吃螺蛳的历史，大约能追溯到两万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人和螺蛳的缘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纪录片《奇食记》两万年前的那一口螺肉怎么取才方便，两万多年前的广西先民已经给出了答案。广西柳州有座白莲洞，洞口有一块白色钟乳石，形似莲花蓓蕾，这个山洞因此而得名。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两万六千年的螺壳化石。这些螺壳有双棱田螺、李氏环棱螺、鸟螺等多种，并不全是今天我们常说的那种“螺蛳”。有意思的是，许多螺壳的尾部都留着规整的敲痕。可见当时的先民已经知道，敲掉螺尾，肉才好取。到了新石器时代，广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增强，雨水充沛，水生动物大量繁殖，螺、贝、鱼类在河湖中随处可见。对于人类来说，这些食材唾手可得，不用费力狩猎，弯腰就能捡到。食用后丢弃的螺壳、贝壳等日积月累，慢慢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丘。这就是所谓的“贝丘遗址”。这类遗址在广西分布广泛，岩溶洞穴、河旁台地、沿海地带都有，其中不少以螺蛳和蜗牛类外壳为主。广西博物馆中展示的先民生活区中的螺壳。摄影/胡心雅吃剩的壳能堆成山，那这些螺又是怎么下肚的？ 桂林甑皮岩遗址提供了线索，这里出现了烹煮螺蛳的痕迹。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了距今约一万两千年的素面夹砂陶器。和陶器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螺蛳壳。有专家推测，甑皮岩陶器的发明很可能与煮食螺、蚌有关。遗址中遍布螺蛳壳，说明先民对螺蛳、蚌类情有独钟。生螺难以下咽，煮过之后才更鲜美。一口陶锅，一把螺蛳，架在火上慢慢煮，鲜味就能一点点渗出来。广西博物馆中各种形状的蚌刀。摄影/胡心雅类似的发现并不局限于广西。在云南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大量被人工敲掉尾部的螺蛳壳堆积。这说明，食用螺蛳曾是古代中国许多地区先民普遍的生活方式。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这种敲尾取食的方法被一代代人传了下来，并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嗦螺”习俗。此后数千年，螺蛳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人的餐桌，只是吃法越来越丰富。嗦螺这件事，广西人是认真的螺蛳个头不大，壳也硬，却凭着一股鲜味和脆嫩口感，俘获了不少人的心。南方不少地方流传着“清明螺，抵只鹅”的说法。到了清明前后，螺蛳肉最肥、最嫩，口感也最细。过去这个时候，人们常去河边捞螺蛳回来烹饪。汪曾祺回忆故乡食物时也对螺蛳念念不忘：“我们家乡清明吃螺蛳，谓可以明目。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一人半碗，竹签挑肉，这画面放在今天也不陌生。清明吃螺，吃的是时令。至于怎么做，大家各有一套。最家常的做法，就是把螺煮熟，螺肉受热一缩，拿针或者竹签一挑，肉就出来了。明代《本草汇言》写：“惟堪煮熟，挑出壳，以油酱椒韭调和食之。”煮熟、挑肉、拌上油酱椒韭，一道家常菜就这样做好了。当然，广西人吃螺的方法，远不止这一种。比如炒螺，需大火先把田螺的水分炒干，再加入酱继续煸炒，紫苏是少不了的，它的浓郁香气和螺蛳是绝配。又如桂林有一种小吃，叫“喝螺”。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喝”着吃的田螺。螺蛳用油、盐、姜、三花酒、辣椒爆炒，再加紫苏叶和猪骨头焖煮，煮得清香鲜辣。吃的时候捏紧螺壳，嘴巴凑近螺口用力一吸，螺肉连着汤汁一起进嘴，边嚼边喝，十分过瘾。而在桂北一带，尤其是阳朔，最拿手的则是“田螺酿”。它是桂林“十八酿”之一，在桂林饮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道菜以田螺和猪绞肉为主料，辅以薄荷叶、紫苏等食材，制作工艺也颇为复杂，大约包括吐沙、剪尾、取肉、剁碎调味、回填螺壳及焖烧等工序。吃的时候仍是“吸”，但吸出来的是混合了肉香、薄荷清香和螺鲜的复合味道，螺肉本身的韧劲被油脂柔化了，比单纯的螺肉更有层次。据说，早在唐代，田螺酿就已是桂林地区的一道特色菜肴。柳州螺蛳粉。来源/纪录片《美食中国》柳州人则把螺蛳汤的底子用到了极致，衍生出螺蛳鸭脚煲这一菜肴。酸笋煸香，螺蛳炒透，带皮鸭脚炸出虎皮，再一同投入螺蛳老汤里，与紫苏慢慢煲煮。砂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鸭脚炖到酥烂脱骨，芋头、豆泡吸饱了汤汁，比肉还抢手。而广西人吃螺蛳，最出名的方式自然是柳州螺蛳粉。只不过，把螺蛳和米粉凑到一起，是当代的一次创新。螺蛳粉大概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柳州夜市，是当地人把“嗦螺”和“吃粉”两样喜好捏到一块儿的产物。至于具体怎么来的，民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一位杂货店阿婆用隔壁螺蛳摊的汤煮了粉，也有人说是夜市摊主深夜随手把米粉下进剩螺蛳汤里，意外成了型。一碗粉端上来，红油浮面，酸笋的香气直冲鼻腔。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笋的烈，尽数融于一锅汤里。米粉煮至软韧弹牙，浇上滚烫的红汤，配上炸腐竹、炸蛋，一口下去，酸、辣、鲜、爽、烫，整个人瞬间被唤醒。螺蛳其实并不直接出现在碗里——它的任务是把整锅汤“养”出鲜味，汤成了，螺蛳也就功成身退了。后来，螺蛳粉慢慢走出柳州。到今天，螺蛳粉门店开到了全国，也卖到了海外，成了柳州手里一张拿得出手的产业牌。因地制宜的饮食智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先民面对自然时最朴素的选择。广西人对螺情有独钟，那其他地方呢？桂林象鼻山。摄影/胡心雅北宋诗人谢景初有一首《粤俗》，把广东人吃海货的劲头写得活灵活现：“粤俗嗜海物，鳞介无一遗。虾蠃味已厚，况乃蟹与蜞。潮来浦屿涨，遮捕张藩篱。潮去沙满滩，拾掇盈篱箕。”带鳞的带壳的，一样不落；虾和螺已经够鲜了，何况还有螃蟹。潮水涨上来，就在滩涂上插好竹篱笆；潮水一退，沙地上到处都是，拿簸箕去装就是了。潮来而作，潮退而收，这是海边人世代摸索出来的节奏。靠海吃海，靠山吃山。云南多山，耕地稀少，过去粮食本就不宽裕，肉食更是难得。可云南的山里，偏偏长着别处没有的宝贝——菌子。雨季一到，各式菌子纷纷从林下冒出来，山里人背着竹篓上山，捡回来便是一顿好菜。云南人吃菌，吃的是季节，也是大山给的底气。一锅菌子煮鸡，鲜香漫过山坳，这一口下去，满满都是甜味。山有山的馈赠，海有海的便利，可要是两样都缺呢？贵州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在缺盐的环境里，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调味办法。贵州自古不产盐，过去运盐又极其艰难。那怎么做菜？贵州百姓的办法，首先是省着用盐。据说，他们会把盐块用线拴起来，做菜时提着线头在锅里涮一下，随即提出来——一锅菜，只借一点咸味。贵州人还想到了一种办法，那就是制作蘸水。过去贵州人为了节省食盐，常把白菜、小瓜、棒豆、苋菜等蔬菜，以及豆腐、洋芋用清水煮熟，再以辣椒面、葱花、木姜子配上少量盐调成蘸水，蘸着食用。菜本身清淡，蘸水却够味，既省了盐，又格外下饭。除此之外，贵州人还想到了很多方法。例如，以辛代咸，靠辣椒、生姜、大蒜、花椒的辛香开胃补钠；以酸开胃，把青菜、萝卜做成酸菜、酸汤、泡菜、糟辣椒等等。贵州人硬是在不产盐的大山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螺蛳粉。来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广西人吃螺蛳，靠的也是一方独特的水土。一枚小螺，两万多年。从白莲洞到柳州夜市，从敲尾取食到一碗螺蛳粉，变的是做法，不变的是人和这片土地之间的默契。一辈辈人守着同一片山水，吃着吃着，就吃出了自己的味道。参考文献：赵修朝. 贵州缺盐历史与黔人舌尖智慧. 贵州政协报, 2022-04-08.*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夹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0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二十五日，杭州府官巷口寒风凛冽，海盗头目汪直（又作王直）血洒刑场，一代枭雄的人生就此落幕。汪直曾经以日本松浦津为基地，组织大量日本浪人和海盗横行东海，令明朝官军头疼不已。但汪直死后，局势发展也超出了大明朝廷的预判。在明廷看来，诱杀汪直乃是“擒贼先擒王”的决胜之举，东南倭患理应自此烟消云散。然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汪直死后，原本受其约束的庞大倭寇势力瞬间成了无头苍蝇，也因此变得更加疯狂与不可控。失去了统一号令的倭寇各部化整为零，分股流窜，反而将战火燃遍浙东。巧合的是，这一年，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一时应募者云集，“戚家军”在义乌的矿徒与农民中诞生了。戚继光总结此前明军对倭作战经验，深知面对那些擅长单兵格斗、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倭寇，传统方阵很难发挥作用。为应对这种“分股流窜”的打法，戚继光完善了一种将11人编为一小队的战术单元，长短兵器配合、攻防一体的小队纵列协同战斗队形——鸳鸯阵。冥冥之中，仿佛是为即将爆发的台州大战埋下了伏笔。《倭寇图卷》 （局部），明，仇英，现藏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这部分表现了明军出征抗倭的场景，图中士兵大多身穿短袄，打着绑腿，骑马者有身披札甲的基层军官。该图卷描绘的是嘉靖年间发生于浙江的抗倭战斗鸳鸯阵首战宁海宁海初战，两兵相接，提着武士刀的倭寇蜂拥而至。杨文作为哨长，奉命将其部首次摆开鸳鸯阵迎战，其他部队也纷纷列阵交战。这种阵法果然奏效，戚家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倭寇主力击溃，其余倭寇遁海而逃，戚家军则无一阵亡。尽管史料没有记载此役的详细过程，但通过鸳鸯阵的战法，可以推演一二。此役戚家军主攻，陈大成部以突然袭击方式展开，倭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回合必然损失部分兵力。接下来，反应过来的倭寇拿起武器组织反击，他们善用双手长刀劈砍，单兵格斗极强，以往只要近身率先抢攻，明军旧式腰刀根本无法招架。但这次遇到的则是戚家军小队结阵，其阵形以11人为一队，居前两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队长居中指挥。长牌手遮挡住倭寇的箭矢、长枪攻击，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等武器掩护着后队前进，倭寇一旦试图近身，两名手执狼筅的戚家军或扫击阻挡敌人，或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这样一来，前可掩护盾牌手推进，后可策应长枪手对敌进行刺杀。鸳鸯阵里四名手执长枪的兵也凭借武器优势，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两个手持镋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而戚家军的火铳队（不在鸳鸯阵内）专门负责射杀倭寇中的高手。这样一来，戚家军就形成若干个攻守兼备的作战小队，最大限度避免我方有生力量的消耗。倭寇除了善用倭刀，长枪也是他们常用的兵器。对此，鸳鸯阵也有应对之策——当倭寇以长矛戳来时，敌矛上刺，牌兵则举牌掩护，戚家军长枪手趁机刺杀；敌矛下刺，牌兵压牌护脚，长枪手同步反击；左右来枪则由对应的狼筅手架挡，长枪手与镋钯手协同绞杀。鸳鸯阵的首次实战，就创下歼敌数百而自身无一人阵亡的战绩，也预示着熟练掌握这套长短兵器“刺卫兼合”打法的戚家军必然会成为倭寇克星。王夫人疑兵守新河此时，浙东新一轮的抗倭战争刚刚开始。倭寇侦知戚继光驰援宁海的消息，遂分三路乘虚进犯台州：一由里浦登岸窥桃渚，一由周洋港登岸逼新河，一泊于健跳、圻头以为策应。王夫人疑兵守新河场景再现。倭寇进犯新河期间，王夫人挺身而出，她下令打开储藏兵甲火药的库房，命守城士卒及城中妇女全部换上军装，在城头迷惑倭寇，为援军争取了宝贵时间。摄影/朱莫诩；出镜/侯佳由戚继光诸子编撰，于明天启二年（1622）成书的《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时家慈居新河，精壮悉从征，人心汹汹，手足无措。”这里提到的“家慈”指戚继光的夫人王氏，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危局之下，王夫人率领一群巾帼英雄共同书写了一段传奇战史。嘉靖四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561年5月7日），倭寇大举进犯新河并在城外劫掠。当时戚家军主力已赶赴宁海抗倭，新河城内兵力空虚，居民大多是军队家眷，以妇孺居多，情况非常紧急。危难时刻，王夫人挺身而出，她先下令打开储藏兵甲火药的库房，但遭守卫库房的官吏拒绝：“无将军令，谁敢擅动封钥？”王夫人回：“事急矣，吾自任之。”武库最终被打开，王夫人命守城士卒及城中妇女全部换上军装，密布在城头之上。一时间，旌旗密布，喊声震天，气势威严。这一招空城计果然奏效，倭寇远远望见新河城头“旌旗丛密，统喊齐舆”，怀疑城中早有埋伏和准备，不敢逼近城池。王夫人故布疑阵给戚家军争取了宝贵时间。四月二十六日（5月9日），倭寇倾巢而出，进逼新河所城，而此时戚家军将领唐尧臣已率援军赶到新河，与新河守军里应外合，对进犯倭寇形成内外夹击之势。血战良久，倭寇大溃，当场斩首30级，中铳死者60余人，其余残倭奔回巢穴。当夜二更，倭寇残部冒雨逃遁。但明军岂肯罢休，一路追杀至大麦坑、渔岭，纵火焚敌，斩获颇丰。与此同时，知县徐钺也带着民兵赶来补刀，倭寇主力被击溃，残部溃逃温州，新河危机彻底解除。战花街“兵王”发力新河激战之际，原犯桃渚、里浦之倭寇一部流窜至台州府城外之花街。适逢雨季，府城垣颓堞损，守备空虚。戚继光亲率大军星夜驰援，全军未及炊爨，空腹自桐岩岭兼程急进，奔赴府城。台州之役中著名的花街大战由此拉开序幕。花街位于台州府城东侧，南临灵江，西边靠近东湖一带。戚继光率将士连夜空腹行军，大军抵达花街，很快就与倭寇遭遇。台州府城墙，又称“江南长城”，位于浙江省临海市。该城墙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山脊逶迤至烟霞阁，于山岩陡峭间直抵灵江东岸，延伸至巾山西麓，依山就势，俯视大江，尤以北部最峻。戚继光驻守台州抗倭期间，根据军事防御特点进一步改善临海城墙的防御能力花街之战再次印证鸳鸯阵的威力。花街作为台州府城东南近郊的一片聚落，不是开阔原野，而是典型的江南村镇，长街里弄、七绕八拐。鸳鸯阵虽然威力巨大，但需要一定空间才能展开，花街的狭窄巷道根本施展不开，导致战局无法像宁海之战那样迅速取胜。既然标准鸳鸯阵（11人协同）在窄巷里转不开，戚继光当机立断下达了变阵命令，将原阵拆分为若干更小的作战单元，每队独立作战。鸳鸯阵在实战中可横向展开为横队，或裂变为左、右两小阵及左、中、右三小阵。当分解为两小阵时，称“两才阵”。此时，左右盾牌手分别跟进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及短兵手，主要负责侧翼掩护与协同进攻。当进一步细分为三小阵时，则称“三才阵”。在此阵型中，狼筅手、长枪手与短兵手居中担任突击主力，左右盾牌手则分列两翼，专职护卫侧后安全。此类动态变化的阵法，统称“变鸳鸯阵”。对狭窄地区的巷战，这种变阵能很快取得效果。另一方面则是戚家军更注重火器的作用，战斗中，丁邦彦部以火器鸟铳猛烈轰击，对倭寇形成压制，小战队里的狼筅兵快速上前，超越所有同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两名长枪手紧跟其后，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维护他们的侧翼，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变阵的原理和标准鸳鸯阵一样，讲究长短兵器互助结合，冷热兵器配合使用，很快便在战场上收到奇效。倭寇受挫后，想改变战术，乃分出一股兵力攻击戚家军左哨，把总丁邦彦、哨官陈文远、金明亮、景良忠及哨长丁茂、楼集等率兵奋力迎击。倭寇未能得逞，又攻击戚家军之右哨，把总陈大成、哨官陈子銮、吴惟忠、王如龙及哨长杨世潮、杨文通等严阵以待，对进犯倭寇迎头痛击。一时间，明军旗鼓相应，正兵与奇兵一齐杀出，根据敌人的动向灵活取胜，势如疾风骤雨。倭寇惊呼“是何神耶？”遂大溃。陈大成部追至瓜陵江畔，倭寇走投无路，200余人投江溺毙，明军阵前斩首39级；丁邦彦部追至新桥，连战连捷，五战五胜，斩首61级，生擒倭酋1名。花街一战，不仅是一次战术上的完胜，更是鸳鸯阵在复杂地形下的实战试金石。戚家军仅阵亡哨长陈文清等3人、伤10余人，换取击溃上千倭寇主力、解救百姓5000余人的辉煌战果，这种近乎奇迹的战损比，也鼓舞了其他部的明军，扭转了他们此前对倭寇的畏惧心理。上峰岭伏击战然而台州的烽火并未就此熄灭，几乎在花街之战爆发的同一时间，一股2000余众的倭寇乘船进逼圻头海滩。不久后，花街之战消息传来，这股倭寇得知吃了大亏，恼羞成怒，于四月三十日（5月13日）进犯圻头，竟然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海船，摆出一副“玉碎战”的架势，从陆路疯狂扑向台州府城。当时戚继光麾下兵力分守新河、隘顽，能战之兵仅余1500人。面对敌众我寡之势，戚继光深恐倭寇深入内陆，决意速战速决。遂与佥事唐尧臣厚犒三军，悬千金之赏以励先锋，并尽出私囊中的银质酒具分赐将士。图出自 《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 星球地图出版社五月初一（5月14日），戚继光率领兵马在大田镇设伏，准备给倭寇来个瓮中捉鳖。但这股倭寇非常狡猾，他们到大田后不仅没有进入伏击圈，还摆开架势要跟戚继光对决。“两锋方值，会大雨如注”，双方隔着雨幕对峙了整整两天。倭寇看戚继光防备得滴水不漏，心知占不到便宜，便假意撤退，实则绕道大石去打仙居。但戚继光已识破敌计，料定倭寇行军必经白水洋，遂计算里程：倭寇取里路至白水洋凡七十里，而明军由官道仅需五十里，援引兵法“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欲以逸待劳，以寡击众。但戚继光心里明白，这仗是以少打多，光靠地利不够，必须激励士气奋勇作战才行。遂策马急行四十里，抢先占据白水洋之上峰岭险要设伏。五月初五（5月18日），戚继光下了一道死命令：全军每人砍一棵松树枝，举着埋伏好。倭寇进入设伏区，遥望山岗，但见漫山皆树，毫无戒备，队伍前后绵延二十里，鱼贯而来，又哪知道这“树林”里藏着几千把砍人的刀？待倭寇半数入谷，时机已到，戚继光一声令下，漫山遍野的“松树”突然扔掉伪装，鼓噪而下，倭寇猝不及防，仓促以三四百人列一字长蛇阵反扑。明军迅速摆开鸳鸯阵，分兵合围，势如风雨，无不以一当十。倭寇溃败，退据小山顽抗。丁邦彦部出奇兵抄至山下，四面仰攻，势不可挡。上峰岭一战，倭寇主力被击破，残敌逃窜至白水洋朱家大院，戚家军乘胜追击，四面合围，纵火攻之。火势熊熊，倭寇屡次突围均未得逞。此役不计烧死、摔死者，共“斩首三百四十四级，生擒五酋”，解救被掳百姓千余人，而明军仅有战士陈四等3人牺牲。五月初六（5月19日），戚继光班师凯旋。台州府城内外，男女老少出城相迎，欢声雷动，民众高呼“戚公生我，真时雨师也”，自有倭患以来，未有如此次之痛快人心。长沙大救援上峰岭之战结束后，戚继光并未给倭寇任何喘息之机，立即挥师转战楚门、大小藤岭等地，乘胜扩大战果。楚门方向，倭寇十余艘战船于梅岩登陆，企图再度进犯。戚继光急调部将胡震率水师截击外洋，双方冒雨激战，倭寇死伤惨重，残部欲乘船从长吊洋逃遁，被胡震部一举击沉敌船，只得又弃船涉水逃往淋头，戚家军再获胜利。与此同时，藤岭方向的戚家军楼楠部、刘意部和太平县知县徐钺的乡兵在藤岭设伏截击，三路明军在小藤岭形成合围，对残倭展开夹击，倭寇全线溃败，几被全歼。此外，明军水师在披山洋、长吊洋、沙镬洋、仰月沙、悬山等海域多点开花，捷报频传。五月十七日（5月30日），身在新河的戚继光接到情报，此前败逃于宁海的倭寇纠集残部，“聚众三千”，驾船十八艘，于长沙（今温岭东南）登陆。一时间，倭寇势大猖獗，伐竹木构筑巢穴，意图久踞。长沙地处要冲：北扼通往太平县城之小藤岭，东控通往松门卫之漫游岭，且紧逼孤悬的隘顽所城。隘顽固守不易，只能依赖海路增援，但此时的海路又是倭寇船只出没之所。戚继光得知情况后，当即部署水陆并进之策：先命把总李诚立率部驰援松门卫，阻断倭寇东窜之路；复遣水师乘夜渡海，入隘顽城加固守备，确保后路不失。一切部署就绪，戚继光亲率主力直捣长沙倭寇停泊之所。戚公祠，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山西南麓戚继光纪念馆内。椒江戚继光祠是当地人民为纪念戚继光的抗倭功绩而筹建，始建于明代，现有建筑为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重建五月十八日（5月31日），大军行至铁场，恰逢大雨。十九日（6月1日）夜半，戚继光召集诸将，授以方略，告诫他们毋取财货，毋贪首功。次日鸡鸣时分，戚家军推进到小亭扎营，随即兵分三路，偃旗息鼓，轻装逼近倭寇营地，然后突然擂鼓呐喊，向敌阵发起猛攻。倭寇由于此前并未意识到明军到来，猝不及防，仓皇分兵迎战。戚继光下令部队全线出击，奋勇冲杀，倭寇溃不成军，纷纷逃往海边，然而那些大船早就被戚继光预先派出的奇兵焚毁。倭寇走投无路，被逼退到滩涂之中。恰逢狂风大作，掀起巨浪，潮水汹涌澎湃，倭寇要么陷入烂泥，要么被卷入海中溺毙漂走。此役戚家军“生俘巨酋”，全歼进犯倭寇，缴获兵器盔甲3240余件，倭寇船只11艘，至于被倭寇抢劫的辎重财物更是数不胜数。此役戚家军还解救了被倭寇掳掠的百姓1200余人，让他们各自回家。从“抗倭”到“平倭”自宁海初战至长沙收官，台州之役历时一月。其间，进犯宁、绍、温三府之倭寇亦相继被歼。此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浙江沿海的防御态势，彻底粉碎了倭寇的侵略野心。自此，倭患渐息，浙境稍安。福建霞浦风光，位于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戚继光率部抵达福宁州（今霞浦县），此处也成为戚继光入闽抗倭的第一站和前期指挥中枢由此役始，明军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剿，拉开了由“抗倭”走向“平倭”的序幕。不久后，戚继光奉命挥师南下，开启了福建平倭的新篇章。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7月下，原标题为《鸳鸯阵的实战答卷 台州九捷平定浙东倭患》，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推荐戚继光留下的远不止长城上巍峨的敌楼兵书中精密的阵法更有一座“封侯非我意”的精神坐标当后人翻开《纪效新书》泛黄的书页当春晚舞台上戚继光跃马横枪的身影与义乌乡土的记忆重叠那沉潜在四百年海防烟涛中最朴素的祈愿便如潮水回涌再次照亮人间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3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山东曲阜尼山圣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祷于尼丘得孔子”，曲阜尼山因此闻名。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万世师表”二十出头的孔子，为生活所迫，开启了自己的副业之旅。对孔子来说，他搞副业的选择很多，却也很少。说很多，是因为少年时的苦难让孔子掌握了不少生存的必要技能，正所谓“多能鄙事”。同时他显然还继承了叔梁纥那出色的基因，身高九尺六寸，人称“长人”。这意味着，他即使是去给人扛活种地，也必然会比一般人做得出色。而说很少，则是因为从事这些底层的工作，显然有损于孔子“士”的尊严——自己千辛万苦才拿到鲁国贵族圈的入场券，结果现在迫于生计再操贱业，岂非落人笑柄？幸好，鲁国学风浓厚，众人不以学习为耻。这让孔子有了最后一条出路：去教学生。《孔子圣迹图·祷尼山图》，明，仇英，绢本设色，现藏孔子博物馆当然这话说来颇有些奇怪：学习有什么丢人的？其实春秋之际诸国贵族血脉世袭，往往养尊处优，不思进取。周大夫原伯鲁甚至公然宣称“无学不害”，鼓吹学习无用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贵族都以不学为荣，周代原本所建立的教学体系已是十不存一。而鲁国乃是周礼创始者周公的封地，长期以来就是西周时期的传统文化中心之一，礼乐典籍保存较好，各类学校机构完善。鲁人好礼仪、擅祭祀、喜诗乐，在原伯鲁发出“无学不害”的荒谬言论之后，又正是鲁人发出“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的感慨。春秋两百年间，贵族新建学宫的记载便只有一处，那就是鲁僖公修建的“泮宫”。因此《诗经》中甚至专门收录一首表扬僖公的《泮水》，盛赞他是“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所以正是鲁人的好学之风，为孔子的私学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孔子究竟是从哪年开始自己教学生涯的，如今已不可考。唯一能确定的，就只有他最早的教室——“阙里”。所谓“阙”，后世学者认为指的乃是鲁国都城曲阜的两座石阙。旧时诸侯宫城皆以高墙环绕，在南方开门，由于城至此而有缺，故将其称之为“阙”。只不过大门只有一个缺口，总归难看得紧，所以天长日久，人们往往还会在大门左右另起高台，这高台也被称之为“阙”。而鲁国曲阜的这两座石阙可谓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竹书纪年》和《史记》中都曾单独记载鲁炀公的“筑茅阙门”之举，可见在当时这必然是曲阜的“地标性建筑”了。而周礼规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以此推之，“阙里”八成就是曲阜石阙旁边的居民区——这里也正是孔子的住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孔子正是在自己的家中，开启了早期的教学活动。尼山孔庙启圣王殿第一批学生从何而来？只不过教室有了之后，孔子到底要教点什么呢？后世学者揣测，孔子早期教学的内容，大多以实用性知识为主。可能有些基础的识字课程，间或有一点简单的算数和常用的礼仪。但总的来说，此时的孔子私学，应该还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倒不是说孔子不想教点高大上的，然而尴尬的现实却限制住了他。首先此时的孔子还很难称得上是“精通六艺”。周代的知识虽然不多，但绝对足够繁复，周礼号称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如此庞杂的内容正是许多贵族不愿意学习的原因之一，刚刚加冠不久的孔子此时还在不断学习与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之中；而鲁国虽然学风浓厚，国人乐学好学，但也给孔丘带来一个意外的挑战：稍有门路的贵族都进入到官学之中，愿意来跟他学习的，大多是些平民百姓，而这些人学习的目的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养家糊口。而更要命的地方则在于，孔子并不是唯一一个开办私学的人。虽然时间先后已不可考，但在孔子开办私学的同时，其他人显然也盯上了这片广阔的“蓝海”。郑国的邓析精于刑法，开门教学，而他所收的学费也相当有时代特色：一般的法律问题收费是一条短裤，疑难杂症的教学则是收取一件衣服。据说前来跟他学习之人络绎不绝，“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而鲁国国内学风浓厚，私学竞争则更加激烈，所以初出茅庐的孔子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人。据后世学者揣测，孔子的第一批学生大多是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他母亲颜氏的族人中很多都成了他的弟子，有的甚至是父子相继求学于孔子门下。孔门十哲之首颜回的父亲颜路，正是“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的弟子之一。不过指着亲朋好友撑起私学显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尽快扩大影响力广招学员才是王道。在现实压力下，孔子很快便提出一个划时代的教学主张：有教无类。具体来说，就是不论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愿意跟我学习，那我就收你为徒——当然，这拜师所需的十脡干脯也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子圣迹图·职司乘田》，明，绢本设色，现藏孔子博物馆。按照《史记》记载，“孔子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做过管理仓库、喂养牲口等工作，但俸禄微薄，不得不开设学堂养家糊口孔子的这一举措可谓十分大胆，用今天的互联网话语形容，此举无疑是击穿了行业壁垒，拓展了下沉市场，触及底层用户心智。只不过在降低招生门槛的同时，也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跑来骚扰孔子，比如史籍中曾记载这样一桩趣事：孔子开办私学后，某日竟然有一位“野人”身着奇装异服，头戴插满雄鸡羽毛的帽子，手持利刃，跑来要“陵暴”孔子！当然，春秋时的野人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野人。周代内外尊卑等级俨然，居住在国中的士农工商，称为国人；而生活在邦国之外的则被称为野人，也叫庶人。而打上门来的这位野人性格粗鄙，孔武有力。据《史记》所载，孔子为降伏他展现了自己深邃的文化造诣，“以礼诱之”，最后让他主动换上了儒服，投到孔子门下。无论如何，这位野人都是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最佳例证之一，因为他拜在孔子门下之后，由一介野人逐渐成长为孔门十哲之一，号称是孔门精通政事的杰出人才，最终出任卫国蒲邑之宰，实现了春秋时代堪称奇迹的阶级跨越。他叫作季由，字子路。曲阜孔庙“阙里”牌坊。所谓“阙”，后世学者认为指的乃是鲁国都城曲阜的两座石阙，而“阙里”有可能指的就是孔子的住处，也是孔子讲学最早的教室寻找合适的教育方式显然，教导这些出身各异的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后来《论语·雍也》中记载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多半就是孔老夫子晚年回顾自己早期教学生涯时发出的无奈吐槽。只是为了那十脡干脯，孔子却也不得不打起精神来，绞尽脑汁地去寻找合适的教育方式。多年之后可知，正是这些鄙夫可笑的疑惑与实实在在的干脯，帮助他渡过了青年时的尴尬岁月，让他能够在养家糊口的同时四处求学，增长见闻。不要小瞧那十条干脯，《礼记·少仪》有言，道是“若献人，则陈酒、执脩以将命”——如果要给别人送礼，那就可以拿着酒和肉脯过去奉命，可见这干脯虽然不算珍贵，但在当时却算是公认的“硬通货”。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国国君郯子朝鲁，在席间鲁昭公向郯子询问以“鸟”命名的官职，郯子对答如流。孔子闻讯后急忙登门拜访以学之，而他登门时所献的礼物，八成就是弟子们拜师时送上的干脯。 这次向郯子求学后，孔子感慨自己听说天子官学失传，而学在四夷，如今果不其然。然后他便加大了四处求学的力度，甚至在两年后跑去晋国，向善琴的师襄学琴，在学琴过程中师襄数次催促孔子继续向下学习，然而孔子却坚持要反复练习同一首曲子，坚称自己尚未完全掌握演奏的技巧，又说自己尚未领略曲中隐藏的旨趣，最终在师襄一再催促下，他还是不肯学习其他的曲子，而是提出自己还没能搞清楚这首曲子是在赞颂谁，因此还要继续练习。终于某日孔子若有所思，表示自己已经完全融会贯通了：这首曲子所赞颂的人志向高远、目光辽阔、涵盖四方：除了文王以外，还有谁配得上这首曲子呢？《孔子家语》中说师襄于是大惊，盛赞孔子为“圣人也”，因为这首曲子果然就是《文王操》。曲阜周公庙与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鲁国故城遗址是周代和西汉的鲁国都城，《括地志》载 ：“曲阜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筑鲁古城也。”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55)，鲁为楚所灭，历34世，曲阜是周王朝诸封国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在存世文献记载中，这是第一次有人称孔丘为“圣人”。这是鲁昭公十九年发生的事情，过了这年，孔子即将30岁。他说，吾三十而立。去东周王都三十而立、六艺终于有所成就的孔子，迎来自己人生的大机缘。鲁昭公二十四年，昔日叔梁纥所追随的孟献子之子、孟孙氏族长孟僖子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他临死之前，他叫来自己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给他们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务：向孔子学礼。东周S纹夔龙青玉饰，长7.9厘米，高4.7厘米，厚0.4厘米，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现藏孔子博物馆。鲁昭公十九年（前523），孔子跟随师襄学琴有成，被赞为“圣人也”，这是第一次有人称孔丘为“圣人”孟僖子的决定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相反，这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他长久以来的一块“心病”。鲁昭公七年（前535）——大概也就是孔子被阳货拒于季孙氏门外的那一年——孟僖子陪鲁昭公访楚，然而却因为礼仪不熟而在外交场合出了丑，这让孟僖子始终耿耿于怀。为避免儿子重蹈覆辙，他在临死前叮嘱儿子：孔子的祖先乃是宋国贵族，德行昭昭，堪称圣人，我听说圣人之后，必有达人，而今孔子精通周礼，看样子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达人”了。所以你们在我死后，要跟他学礼。这段往事被记载于《左传》与《史记》中，虽然在这两位身份高贵的弟子面前孔子并不敢以老师自居，但他们的到来，无疑进一步让孔子的勤学好礼、知识渊博深入人心。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10月下，原标题为《十有五而志于学 万世师表的人生起点》，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刘志斌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2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临行前，毛泽东思绪万千。他留下这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位于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东山街道书院路1号的东山学校，始建于1895年的“东山精舍”，是湖南较早的新式学堂，其后多次更名。1910年秋至1911年春，毛泽东在此就读，其时名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简称“东山高等小学堂”）“愿嘤鸣以求友”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在沉闷而躁动的中国，这本杂志迅速聚集起大批先进青年，毛泽东便是其中忠实的追随者。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上课和阅报，看书、谈话、思考都离不开《新青年》。他常将文中精辟之处整段抄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研读。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与封建思想决裂的决心，黎锦熙阅后在日记中感叹其“大有见地，非庸碌者”。随着认识的提高，毛泽东深感“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意识到，要改造中国，首先就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名字繁体字的笔画数）的名义，发出一则《征友启事》，大意是：今日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特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储蓄才能，共同寻求救国之道，并指出征求的青年朋友要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为国捐躯，“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更名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作文稿，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篇保存下来的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手稿通过张贴《征友启事》，毛泽东果然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很快，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趣相投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也包括一些已毕业的校友以及罗章龙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深切忧虑着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经常结伴讨论国事，探索真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劈波斩浪的豪情中，毛泽东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句，正是他们那一代年轻人昂扬向上、无畏前行的真实写照。这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打算组建一个团体，得到大家普遍响应。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其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这里汇聚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毛泽东青年时期在这里求学、执教以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长达8个春秋，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寓居的刘家台子“沩痴寄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书农、何叔衡、邹鼎丞、罗章龙、陈昌、张昆弟等十几人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这个新成立的革命社团，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和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以“新民”为会名。“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是一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充满着求知、发展、创造和开发精神。学会成立仅两个月后，毛泽东和大部分会员便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们求学、求知、求真理的心依然炽热，但黑暗现实中的前途又显得十分渺茫。恰在此时，他们从原湖南第一师范教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处获得消息：法国政府正在中国招募工人，曾经留法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正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迅速把这一消息传递给新民学会成员和其他知识青年，且认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大力向外发展。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等24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乘船离开长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新民学会旧址蔡和森故居“沩痴寄庐”，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周家巷2号。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在这里聚会，宣告成立新民学会最初，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多散居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城内外的会馆里，毛泽东则住在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杨昌济家，大家每天起早贪黑，来回奔波，非常疲惫，学习和商量工作都十分不方便。为便于联系与学习、讨论工作，毛泽东提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和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8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挤得简直透不过气来，谁要想翻个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生活十分清苦。在北京的生活开销很大，10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和蔡元培校长的同意，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工资每月只有8块钱，但不仅解决了毛泽东必需的生活费用，而且他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他时常向李大钊请教，参加各类新思潮的研讨活动。在这里，他结识了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广泛接触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后，经过反复的比较与甄别，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直接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蜕变，“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首次到京后暂住的杨昌济寓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1918年6月，杨昌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从湖南迁居此地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去法的青年，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就和吴玉章等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的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的活动，29日又参加了欢送第二批赴法青年的活动。毛泽东积极组织一大批青年出国，自己却留在国内。对此，他解释道：“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除根植“本土”的想法外，新民学会对他放弃留学的决定也有影响。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他们需要有人“走出去”，更需要有骨干成员留在国内以保证本土根基。毛泽东认为，“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就“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会员们出国留学，他积极支持，但他并不主张大家一窝蜂都涌到法国一个地方去。他认为，新民学会的同志们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每一个地方应该去一个或几个“打先锋”的人，他们的使命是“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湘江的怒吼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实践体验回到长沙。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湖南积极响应。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深入长沙各校散发传单，发动青年学生投入斗争，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毛泽东在繁忙的组织工作中，常挤出时间向学生与群众发表演讲，宣传革命道理。他的演讲最能赢得听众的掌声。五四运动后，研究和传播新思潮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一致推举毛泽东担任主编。筹办期间，毛泽东一人身兼数职，既是主编，又包揽了写稿、编辑、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7、8月间正是长沙酷暑时节，在简陋的宿舍里，他与蚊虫为伴、与汗水为伍，满怀激情地奋笔疾书。为节省时间，他经常工作至天明，早晨连洗脸吃饭都顾不上，便匆匆赶往教室上课。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在长沙问世。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豪迈地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宣言中，他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六不怕”：“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创刊号。创刊于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提议并创办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报。虽然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约一个月，却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该刊文字通俗而激情四射，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创刊号及后续各期的40篇文章，占总稿件数的40%以上。其中，连载于第二至第四号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影响最为深远。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巨大力量，其思想开始从纯粹的精神探讨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整个社会的改造。这也成为他后来一生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源头。文章中，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满怀憧憬地预言：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结尾，毛泽东更是大声疾呼：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然而，这股新生力量很快遭遇旧势力打压。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小样刚刚打出，湖南军阀张敬尧便出动大批士兵，砸毁印刷机，烧毁报纸，以暴力手段将其查封。《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大约一个月时间，却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当时北京、上海、成都等一些报刊都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而任弼时、郭亮、向警予、夏明翰、萧劲光等很多当时的进步青年，都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为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并争取舆论支持，他在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每日发布百余份驱张新闻稿，分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这些大多出自毛泽东手笔的稿件，被《申报》 《益世报》等大报采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3个月后，张敬尧终被逐出湖南，毛泽东再次以笔为剑，取得斗争的胜利。1920年1月18日，青年毛泽东与部分“辅社”成员在陶然亭慈悲庵商驱张对策，会后在一棵古槐下合影。左四是毛泽东，左七为邓中夏。“辅社”是“辅仁学社”的简称，取《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同时更广泛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多次前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正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他们坦诚交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应用。毛泽东后来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陈独秀的直接启发下，毛泽东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跨越。他坚定地表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20年7月，毛泽东返回长沙后，首先思考的问题便是如何把他在北京、上海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出去，以新思潮的影响推进革命运动。如何使传播新文化更有效果，他认为，莫过于要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业。书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了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的社会贤达50余人，不仅争取到他们的投资，而且扩大了书社的影响，成为联络各界的纽带。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书社购销书籍的品种越来越多，经营了近300种书刊报纸，比如《新青年》 《劳动界》等，销售火爆。这些革命进步书刊，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南各地，唤醒并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觉悟。文化书社表面上是一家公开营业的新式书店，实际上还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党的创立时期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新民学会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在文化书社内开展，由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也在这里成立，外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给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来信亦多由书社转交。文化书社犹如一座灯塔，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湖南各地，更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组织基础。长沙文化书社旧址，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56号，是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湖南早期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了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同年，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1921年6月下旬，毛泽东收到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从上海发出的中共一大参会。通知以“平信”方式投递到长沙文化书社，内容使用了隐语，大意是要湖南推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随信还应允发200银圆的路费（先由各地代表垫支，到上海补发），毛泽东遂邀何叔衡一道前往。6月29日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赴上海。他们从小西门湘江轮渡码头下船，趁暮色登上了开往洞庭湖入长江的小火轮。为了保密，他们行色匆匆，行踪隐蔽。仅有的几个知情人之一、何叔衡的挚友谢觉哉在三十年后撰文补述：“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毛泽东同志故居，位于湖南湘潭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此，在此度过童年与少年时光。故居坐南朝北，为土木结构“凹”字型湘中民居，建筑面积472.92平方米参考资料 ：《毛泽东早期文稿》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高菊村、刘胜生、陈锋、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张军锋《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实》周小李、曾长秋《初心从这里萌发》彭晓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八年岁月》蒋建农《毛泽东的行与知》彭岗《毛泽东：勇担建党大业的一代伟人》余焕、张慧娴、王梁《论青年毛泽东的奋斗观》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7月上，原标题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恰同学少年 ：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求索》，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