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32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今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可能很多人会有疑惑，为什么不是8月15日？1945年的这一天中午12时，日本裕仁天皇以“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更有人会疑惑，为什么不是9月2日？1945年的这一天，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2日和9月3日就隔一天，二者到底有什么差别？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在投降书上签字。来源/纪录片《东方主战场》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要设在9月3日，而非8月15日或9月2日？《终战诏书》法理价值不够首先，这是一个有无国际性的法律根据的问题。1945年8月10日晚，延安清凉山上的新华通讯社接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日本向同盟国乞降。新华社的窑洞里一片沸腾，他们立即将这一胜利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四天后，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早晨7时整，经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从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通过无线电广播用汉、英、俄语向战场上的海陆空部队、向世界各国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四国公告》。1945年8月9日，昭和天皇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此画由日本画家白川一郎所绘当天中午，裕仁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向日本民众宣读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终战诏书》，这一广播又被称为“玉音放送”。很多日本人杵在收音机旁边，听着裕仁难懂的文言哭了起来，有的人甚至剖腹自杀。这一天，成了日本人的“终战纪念日”。天皇宣布终战了，但法理意义还不够。日本投降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只用广播宣读诏书的形式来确定？更何况，天皇在诏书中压根就没提“投降”这两个字。“玉音放送”传递了日本战败的信号，宣告了日本投降的事实。但是，这份由日本时任首相铃木贯太郎主持起草的诏书，美其名曰《终战诏书》，而不是《投降诏书》，就是意在模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规避各种战争责任。诏书的措辞也在尽量打马虎眼，好像日本只是在终结一场大家都有责任的战争，而不是一场由日本蓄意发动的对各国的侵略战争。宣告战争结束的原始皇命。来源/日本国立档案馆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费尽心机玩这种文字游戏，真为人所不齿。总而言之，《终战诏书》并没有在法律上履行完所有程序，也没有进行受降仪式，所以这一天只是宣告战争暂时结束。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须等到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方可宣布“战胜日本日”。《日本投降书》次日才正式生效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件，所以战争在“玉音放送”之后并没有完全停止。8月16日，裕仁天皇向日军发出停战令，但许多侵华日军并没有放下武器。关东军就是其中最为顽固的一部，尽管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而在日本北海道的最北端，再往北几十公里处是库页岛，这里是日本与苏联军队交火的地方，双方甚至打到了8月22日。该走的程序还得走，1945年8月21日，湘黔交界处的芷江城里，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前来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美军有关人员举行洽降会谈。中国战区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日军投降，南京作为中国战区总受降仪式举办地点。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日军洽降会场，日方代表今井武夫阅读完何应钦要求转交给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后，在文件上签名。来源/纪录片《日本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及军方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向中国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并由徐永昌代表中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目前，《日本投降书》收录于1946年《美国法规大全》（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第59册与1952年《联合国条约集》（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第139册中，具有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中华政府受降代表徐永昌将军。来源/维基百科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按理说，9月2日这一天同盟国都拿到了具备国际性的法律根据的日本投降书，为何我国没将这一天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在国际上，同盟国以9月3日（美国日期为9月2日）为胜利日，即联合国各国一致庆祝在太平洋战争战胜日本的胜利纪念日，作为盟国之一的中国与之相应，也是合情合理。有人猜测，抗战纪念日没定在9月2日是时差问题，但签署时间为东京时间9点左右，与中国是同一天。还有人推测是当时政令主要靠报纸发布，等到第二天出刊才能庆祝，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广播在中国很常见。实际情况是，日本签字投降于9月3日才算正式生效。至此，才算真正从法律意义上确定了日本投降，同时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1945年9月3日，当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国民政府宣布全国放假一日，举国悬旗庆祝，纪念活动持续了三天。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废止不适合战争结束后的战时法规，实际上这就是宣布抗日战争时期最终结束。武汉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来源/湖北军民抗战博物馆同一天，延安新华社报道：“昨日日寇已在东京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三、四、五日放假三天，以资庆祝。并闻将于五日举行群众庆祝大会。”延安军民载歌载舞庆祝抗战胜利。来源/《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底，政务院将8月15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是，《终战诏书》毕竟只是一个没有“投降”字眼的“诏书”，不是国际协定的法律文件，为了慎重起见，政务院在1951年8月13日发布通告：“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0号《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中发布的有关抗日的纪念日有“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这是中国政府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抗日战争纪念日。2014年，中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5年9月3日，中国首次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25年9月3日，中国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源/央视新闻这个迎接胜利的日子——9月3日，我们永远不要忘！参考资料：包沧澜《日本近百年史》贺柏特·毕克斯《裕仁天皇》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郭晔旻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戈雨 彦文“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8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 钟《开成石经》的《周易》部分。图中符号为六十四卦中第十五卦“谦卦”，坤上艮下，谦卦也是唯一一个六爻皆吉的卦。摄影郑乾分经授业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典籍的地位扶摇直上。国子监的教科书自然少不了这些儒家典籍。譬如，《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国子监的教学称为“分经授业”，每部经都是不同学生的专修课，学生任选一经修习。学生学有成就的称为“业成”，有通二经、通三经和通五经三种情况，通二经为最低限度，但是连通“二经”（不论是大经、小经还是两个中经）都至少需要四年时间。《开成石经》的《五经文字》部分。唐代宗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任国子司业时负责校正五经，因此发现了很多由异体字和一字多音导致的混淆。于是他让“孝廉生颜传经”把疑文集合起来，编为三卷《五经文字》，张参于大历十一年（776）六月七日为之作序。摄影郑乾可惜，安史之乱后，唐朝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朝臣以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这里所说的“后汉故事”，就是东汉王朝置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也是第一部以隶书镌刻而成的儒经石书。唐代的这部石经，至开成二年（837）冬十月，由尚书右仆射兼国子祭酒郑覃主持勘订完成，立于国子监，称为《石壁九经》。虽然名为“九经”，但其内容涵盖《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和《尔雅》这12部经书。又在《五经文字》的基础上著成《九经字样》，书在《五经文字》之后作为补充。至此，皇皇数十万字的《开成石经》刊刻完成，共用高3米、宽0.8米的碑石114方，上下设有碑额和方座，两面刻字，用隶书和楷书书写而成。事唯小道除儒学系统外，唐代的国子监里还有一类属于实科教育的教科书，包括律学、书学、算学等内容。其中的“律学”兴办于唐高祖初年，后一度停办。唐太宗在位时，国子监重新开办律学，以律（基本法规）、令（补充法规）为主要教材，兼习格（皇帝诏敕所形成的法规）、式（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及公文程式）、法例（案例）。书学的教材，在《唐六典》等典籍中规定甚详：《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武则天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最为重要的当数《说文解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至于《石经三体书》其实就是《正始石经》，它刻于曹魏正始二年（241），是用隶书、小篆及古文三种字体刻写的《尚书》及《春秋》石碑。曹魏《正始石经》残石，采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摄影宋义东按如今的学科分类，经学与书学、律学大抵属于“文科”性质。算学却并非如此。在中国古代，算学远比数学丰富得多，除数学外，它还包含了天文、历法、测量等学科内容，这种意义上的“算学”概念，直到近代都还在使用。如清末在京师同文馆中添设算学馆，课程除数学外，还有天文、历法、地理、格物、机械、化学、测量等。照此看来，算学属“理科”无疑。按《旧唐书》《唐六典》的说法，算学的教材比较复杂：“算学，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纪遗、三等数亦兼习之。”这几本教材的学习时限也有规定。《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太学石经》，南宋，现藏杭州孔庙。《太学石经》是以宋高宗御书为底本，也是我国古代唯一的皇帝御书石经。摄影木岛主这里面的《孙子》和《五曹》是两本算经。《孙子算经》成书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作者不详。书中有一道题目：“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这就是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的始祖，需要使用二元方程求解，“答曰：雉二十三，兔一十二。”《五曹算经》相传为北周甄鸾所编，专为地方行政官员编写的实用算术手册。全书五卷，对应“五曹”（五类官员）：田曹（算田亩）、兵曹（算给养）、集曹（算交换）、仓曹（算税收仓储）、金曹（算丝织交易）。这两本算经，与《周髀》《五经》这组一样，都只安排一年的学习时间，显然是因为难度较低。相比之下，《九章》《海岛》就显得较难，需要三年时间学习。《九章》就是著名的《九章算术》，号称古代中国的“算经之首”。全书分方田、粟米、方程、勾股等9章，共246个应用问题，确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框架。而《海岛》指的是《海岛算经》，是三国时期刘徽的测量学专著。其原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一部分，唐代独立成书，专门探讨如何测量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如海岛、山峰）的高和远。宋本《九章算术》。唐代国子监中设有算学，《九章算术》就是算学教科书之一从学习年限上看，算学教材里最长的莫过于《缉古》和《缀术》。这两本书分别需要学习三年和四年，属于高阶课程。《缉古》就是《缉古算经》，为初唐数学家王孝通于武德九年（626）前所著。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将几何问题代数化，在世界上最早系统给出三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解法。譬如书中有一道题目：假令有句股相乘幂七百六十五分之一，弦多于句三十六十分之九。问：“三事各多少？”这实际上就是解一个三次方程：x3+（S/2）x2（P2/2S）=0，其中的X就是“句”，S就是“弦多于句之数（即弦差）”，而“P”则是句股相乘之积（即句×股）。即便今天让学生来做，也着实够呛。至于《缀术》，则是汇集了南北朝祖冲之、祖暅父子数学研究成果的深奥著作。宋本《周礼疏》，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南宋绍熙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元明递修本。此书作者是唐初经学家贾公彦，他曾于唐高宗永徽年间任太学博士《四书》登场在南宋，出现了一部石刻的官定教科书，即“光尧石经”。上面的文字是宋高宗赵构和皇后吴氏手书，刻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至十六年（1146）。宋高宗禅让给养子孝宗后，所得尊号里有“光尧”二字，石经因此得名。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在孔庙大成殿后建阁奉安，亲书匾曰：“光尧石经之阁”，置放石经。碑刻现存85石，其中有《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中庸》1石，《春秋》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南宋晚期，“理学”中的程朱语录、四书章句也渐渐列入太学课程。所谓“理学”，在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等人。往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理学也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其主旨就是将“三纲五常”这些伦理纲常归之于天理的体现，使之成为不可违背的准则。皇帝的倾向必然促成理学的传播和普及，南宋的士子竞习理学，以谋取科第功名，“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元本《四书集义精要》，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元至顺元年（1330）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作者刘因（1249—1293）是元朝人。此刊本字体仿赵孟頫之风，且书版宽大，很是罕见进入元代后，主持建立国子监的许衡本身就是一位理学家，《四书》也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教材。在《四书》之前，国子监生还要先学习《孝经》和《小学》。教材取舍进入明代后，四书五经更成为官学知识传习的核心与基础。国子监生所习主要是这9本儒家经典：“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到永乐年间，更是特定《四书五经大全》作为国子监的统编教材。元本《论语》（何晏集解），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盱郡覆刊宋廖莹中世綵堂本除去四书五经，朱元璋还把律令、刘向的《说苑》规定为监生学习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他要求国学官员“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因此，国子监生“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这几本辅助教材的性质倒是完全不一样。《说苑》，又名《新苑》，为西汉人刘向所著杂事小说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录了先秦到西汉期间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附有作者的评论，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和观念。《御制大诰》就是明太祖的训话集，是反映朱元璋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依据。这两本书也是国子监博士必讲、学生必读之书。《四书章句集注》，清，现藏故宫博物院，此书历来是科举必读书，该本系清内府据元燕山嘉氏覆宋淳祐壬子（1252）当涂郡斋刊本覆刻。摄影严卫科举为纲实际上，明清时期四书五经不但是国子监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重点。清代的乾隆帝曾在《钦定四书文》的圣谕中说：“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具体而言，明初“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明清两代以“八股”为科举文体，不但要模仿圣人口吻解说经典，还要遵经守注，这个注也就是朱熹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随着“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的情况不断加剧，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学也变成“储才以应科目”的科举考试准备机构。名义上国子监里也设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选修课，但诸生率多醉心举业，研求制义等“高头讲章”，而潜心经学、史学及律令、钱粮、算法、兵制、河防等“治事”实学者，则是凤毛麟角。这种局面到清代中期，已经出现了“相沿既久，剿袭弊生”的问题。乾隆二年（1737），孙嘉淦以刑部尚书总管国子监事时就发现，“习举业者，抄写揣摩以求速化。目不睹经史之全，耳不闻大道之要。幸而获中，授之以政而不达，非才不足，其所学者末也”。当然，孙嘉淦自己也是科举出身的官僚，而且还是在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特开的“万寿恩科”中的进士，他不可能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认为科举考试之法还是可行的，之所以出现弊端，在于士子所学的课程不当。为此，孙嘉淦主张采用北宋教育家胡瑗所创立的“经义”“治事”两斋教学法。让国子监生“于四书八股之外，各明一经，各治一事，相其才之所近而分肄焉。其明经者必令博观先儒之疏解，熟诵皇上颁折中、传说、会纂诸书……其治事者，如历代典礼史鉴事迹以及律令、钱谷、算法、兵制、河防制类”。在四书五经之外，增加“明经”“治事”课程，让国子监生也掌握实用之学，实现“多士既为有用之学，国家自收得人之效”。《乾隆石经》，清，现藏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这批石碑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是历代石经中的最后一部乾隆五年，清廷在国子监设立经义治事二条，推行两斋教学法。一时之间，国子监里“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有“四贤五君子”之称。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明经、治事只是在自习时进行，不像考试时文的季考、月课那样严格，考生如无故不参加季考、月课，会受到各种惩罚；而诸生不能明经、不懂治事，却无需担心会受到什么处分，于是孙嘉淦的规定慢慢成为具文，变得无足轻重。乾隆六年之后，四书又成为国子监的主要教学内容，回到“学为科举之学”的老路。直到1905年废国子监止，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清代国子监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科举考试“训练营”，其教材也因此一成不变，并与科举考试的命运相始终。参考文献：郗鹏《清代国子监制度研究》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宋大川《唐代教材研究》高尚《明代国子监人才培养模式探析》等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9月上，原标题为《从分经授业到四书五经 历代学宫的“教科书”》，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郭晔旻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推荐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子监看到的不仅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感受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教育”的深情与执念它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文明值得薪火相传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4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2026年夏天，宁夏固原善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的青铜蒜头壶里，考古人员提取出足足3740毫升的古液体残存。经过考古学家鉴定：古液体的有机酸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高度吻合。考古实证了秦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的技术，这是中国酿酒史上的一次飞跃。先秦时期的酒遗存，并非一例实际上，善家堡秦人墓地发现的战国秦酒并非孤例。除善家堡秦酒外，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土过其他先秦时期的酒类遗存。中山国是战国前中期一个强大的国家，疆域主要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中部地区。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中山王墓时，在墓葬的东西库中发现了两个装有液体的铜壶，外形一扁一圆，两壶均为子口，壶盖与壶身之间咬合很紧。因中山王墓地势较高，墓室内干燥无积水，两壶均密封，因此排除液体为后来渗入。将壶盖打开，发现壶内液体一种青翠透明，一种为黛绿色，且伴有大量沉淀及特殊气味，考古学家初步判断这两种液体为酒饮料。1978年，故宫博物院委托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液体进行鉴定。经化验分析，两壶液体均含有酒精，该液体应为奶汁或谷物酿造的酒。中山王酒距今2200余年，现保存在河北博物院内，一度是我国已知最古老的酒。盛有酒的铜扁壶，中山王墓出土。来源/河北博物院不过这一纪录很快被打破。1983年，安阳当地农民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三件青铜酒器，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到。在酒器的发掘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处商代墓葬。在墓葬中，工作人员发现一件装有液体的商代提梁卣。随后，工作人员对该液体进行化验，该液体呈乳白色、略微发黄。因为墓葬保存状况不好，为排除渗水的可能，考古工作者又对安阳本地的地下水、泉水、酒浆进行化验。经对比分析，提梁卣内液体含有乙醇，和安阳的地下水及人工酒成分均不一致，因此提梁卣内所盛为商代酒。这比中山王酒的历史还早了约1000年。安阳出土的商代提梁卣。来源/故宫博物院除中山王酒与殷墟商酒外，还有其他大量先秦时期的酒类遗存。河南罗山后李墓地M8也曾出土过距今3200年的酒类遗存，该液体经化验为谷物酒且有香味，应为先秦古书中所说的“鬯（chàng）”。古人认为神不饮食，但嗅觉发达，喜欢香气，所以这种“鬯”一般被用来祭祀神明。安阳戚家庄、大司空村、滕州前掌大墓地也发现有酒类遗存。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科技分析不断带来新发现，西周、春秋时期的酒类遗存频频出土，山西绛县横水墓地就是典型例证。这些实物证据相互印证，为三千年的中国酿酒史提供了扎实支撑。但新的线索也在不断挑战这一传统认知——如果酒的起源远早于商周，那么中国酿酒的开端，究竟要追溯到何时？秦国君臣对饮影视剧演绎。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酒的历史不始于商，又始于何时？一提起酒，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杜康酿酒、仪狄造酒的传说。古人在追溯酒的历史时也是如此。《北山酒经》中就说：“酒之作尚矣，仪狄作酒醪，杜康秫酒，岂以善酿得名，盖抑始于此耶。”酒醪就是带糟的酒，又称浊酒。秫酒就是高粱酒。到底是仪狄造酒还是杜康造酒，古人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仪狄与杜康都是夏朝人物，其事迹本身也带有传说色彩。清代版刻本彩绘《造酒仙翁》。来源/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事实上，酒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某个人物的创造。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言，酒的产生要远早于夏代。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在新石器中晚期，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提起仰韶文化，很容易就想起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小口尖底瓶。这种器物器型独特，考古工作者对其作用曾有过种种猜测，过去一直以为是汲水器。但近年来科技考古的发展突破了这种成说。考古工作者选取了陕西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11件小口尖底瓶开展研究，指出这类器物可能为酿酒器。通过对小口尖底瓶内残留物进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酒的原料是当时常见的栽培和野生植物。小口尖底瓶的设计有利于酒的酿造发酵，大小不同的小口尖底瓶用于各种场合。新石器时代小口尖底瓶。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除了仰韶文化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均有酒类遗存的发现。而以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最早，距今大约有8000年。1984年至2001年，中国考古学家在贾湖遗址发掘出大批陶器，有的陶器碎片上残存一些沉淀物。通过对炭化稻米和陶器皿中遗留下来的残渣进行分析和鉴定，考古学家确定了残渣中包含的化学成分，应源自大米、米酒、葡萄酒、葡萄鞣酸以及草药的混合物，还可能含有山楂成分。故而考古学家认为：贾湖遗址的器皿中装有一种经过处理的饮品，由大米、蜂蜜、水果酿成。按照现代酒的分类，它应属于米酒类。贾湖遗址发掘出的小口双耳陶罐。来源/贾湖遗址博物馆古人的酿酒技术目前考古实证的中国酒史约有八千年，但如果要谈到先民对酒的接触，那么时间还可以拉得更长。因为酒精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腐烂的水果总是带着一股酒味。这是因为含糖高的水果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就能生成酒精。先民们最早接触的酒就是天然形成的果酒，这也可以在一些传说中得到印证，例如中国古代就有所谓“猿酒”的传说，即猿猴采花果酿酒。古人又有猩猩好酒的说法。早在掌握酿酒技术之前，先民就已经接触到了酒精，而发现水果特性之后，进一步有意识地采集水果酿酒，这就是最早的酒——果酒。正如上文所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酿酒器碎陶片上就有山楂、蜂蜜、葡萄、稻米等多种成分。这大概正是处在一个从果酒到粮食酒技术上的过渡阶段。据推断，这种稍显原始的酒饮料，应该是采取“嘴嚼法”来酿造的，即用嘴将米粒和山楂嚼碎，贮存入罐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进行发酵。贾湖遗址人类聚落复原。来源/纪录片《国宝发现》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在长久的技术积累之后，粮食酒应运而生了。古人也开始采用麦芽、谷芽来酿酒。麦芽与谷物一起浸水，谷物中的淀粉迅速酒精化，纯正的粮食酒——醴酒诞生了，这是一种味道淡薄的甜酒。虽然古人并不能具体掌握淀粉酶的作用，但在酿酒实践中，总是能感觉到某种物质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物质又和谷物有着具体的关系。江统的《酒诰》中说：“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芬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培养酒曲的过程。酒曲也叫酒母，是一种能产生酶的真菌，通过蒸煮后的谷物培育出来。有了制造酒曲的技术，也标志着粮食酒的成熟。这种成熟的粮食酒最大程度地打破了自然的限制，同时使得酒味更加醇厚。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就掌握了粮食酒的制造技术。如果说贾湖先民的酿酒技术还有一定的推测成分，那么商代人的酿酒过程则有大量考古证据的支撑。1952年，河南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发现了大量粗砂陶缸，陶缸形体较大内有白色沉积物，应与酿造有关。二十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又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更完整的酿酒遗址。该遗址由南北两室组成，全长3.75米，宽3.4-3.75米，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中陶瓮、罍、尊、壶用于储酒与盛酒；大口罐用来盛放酿酒；盔形器用来蒸煮酿酒材料；漏斗形器用于灌注酒浆。在一件大陶瓮中还发现了人工培植的酵母。在4件大口瓮中还发现了桃仁、枣核等酿酒材料。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复原酿酒活动的全过程。由此形成的技术模式影响深远，文章开头提到的战国秦酒大概也采用了这种制作技术范式。兽面纹罍，商代。来源/上海博物馆元代蒸馏酒技术的普及，让中国酒的历史迎来了新篇章。蒸馏酒纯度高、酒精含量大，很快就落地生根，流行于北方；而黄酒这类传统发酵酒，依旧在江南一带广泛流行，由此形成了蒸馏酒与粮食酒二元分布的格局，影响至今。中国酒的发展大概分成果酒、粮食酒、蒸馏酒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经过漫长的经验累积，凝结着先民的智慧。粮食酒的产生不意味着果酒的消亡；蒸馏酒尽管一家独大，也没有取代粮食酒。各花入各眼，各种酒类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参考文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王炜、张丹华《商朝滋味——商代墓葬中的饮食遗存》刘莉、王佳静、刘慧芳《半坡和姜寨出土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的酿酒功能》*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杨苓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贾墨浛（实习）李昀璐（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推荐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子监看到的不仅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感受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教育”的深情与执念它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文明值得薪火相传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5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让一个天外来物般的世界重见天日。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这些造型奇特、体量惊人的器物，在地下沉睡了数千年，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但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始终萦绕在考古学家的脑海中：这些如此珍贵的器物，为什么会被破坏、焚烧，又被集中埋入地下？商青铜立人像。来源/三星堆博物馆过去，“毁器祭祀”一直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观点之一。按照这一思路，古蜀人可能在举行某种特殊仪式时，主动破坏具有神圣意义的器物，再将它们作为祭祀的一部分，埋藏起来。但2026年7月，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的最新考古发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答案。也就是说，我们熟悉的三星堆，可能还有另一种结局。它也许经历了偶然的灾难，但还有一场祭祀性的告别。也就是说，我们熟悉的三星堆，可能还有另一种结局。它也许经历了偶然的灾难，但还有一场祭祀性的告别。3200年前的三星堆，究竟发生了什么？袁家院祭祀区是如何成为古蜀人精神中心的？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三星堆，往往从出土器物本身开始。但此次袁家院祭祀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除了关注“坑里有什么”，研究者也进一步追问“这些坑为何这样形成”。通过分析祭祀坑的形制、布局和埋藏方式，研究者尝试重新认识三星堆器物被埋藏背后的历史过程。而要理解这一变化，就要先回到这些祭祀坑所在的袁家院祭祀区。袁家院祭祀区，是三星堆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里的年代约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研究团队认为，它是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中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最高。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示意图。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如果把时间拨回到3200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在祭祀开始之前，器物就已经被带入特定空间。青铜器、玉器、黄金器与象牙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祭司主持仪式，而身处权力中心的人则借助这些神圣器物，与神灵、祖先以及天地建立联系。此刻正“身处”祭祀现场的你，有没有想过古蜀人为什么要制造如此巨大的青铜神像？为什么要耗费巨量资源制作青铜神树？为什么这些器物需要被安置在特定的祭祀空间？从这些问题出发，才能理解三星堆青铜器背后的世界。比如青铜大立人的身份，长期以来就存在不同解释。曾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国王，也有观点认为它是巫师，或者兼具王与巫的身份。近年的相关研究则更强调其作为高级宗教神职人员、承担沟通人神功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不是“蜀王”，学界并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它都说明三星堆社会中存在掌握特殊祭祀权力的人群。青铜神树则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有学者曾将铜树与太阳栖息的扶桑、若木等联系起来，认为其可能体现了古蜀人对于太阳、天地以及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想象。再加上同时出土的大量黄金器、玉器、象牙和青铜礼仪器物，可以看到，三星堆的祭祀建立在一套复杂的礼仪与信仰体系之上。商青铜神树。来源/三星堆博物馆也正因此，祭祀在三星堆社会中的意义可能远不只是宗教活动。它还与谁能够主持仪式、谁能够使用这些神圣器物、谁拥有与神灵沟通的资格密切相关，因此也与古蜀社会的权力秩序紧密相连。它们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如何理解神灵，也代表着统治集团如何借助祭祀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统治。而袁家院，正可能是这个信仰与权力体系的重要中心。如果这里后来真的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被改变的是整个古蜀文明的政治与宗教中心。那些被“毁坏”的青铜器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破碎的器物为什么会碎？为什么会出现烧灼痕迹？为什么又会被集中埋藏？过去，“毁器祭祀”一直是解释这些现象的重要观点。祭祀坑中集中出现青铜神像、青铜容器、玉器、象牙等具有明显礼仪和祭祀性质的遗物，因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些器物或许是在一场特殊仪式中被主动破坏，再作为祭品埋入地下。但这一次，研究团队把关注点放到了“这些器物究竟是怎么坏掉的”。商金面罩残件、商青铜神坛残件及商青铜人头像残件。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将不同器物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大型空心青铜器，例如铜立人、铜尊等，往往损毁严重；而一些体量较小、结构更加坚实的实心铜器和玉珠，则保存得相对完整。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同类器物，损坏程度也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差异，让研究人员产生了新的疑问：如果是一次有计划的人为毁器仪式，那么为什么不同器物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损毁差异？这些现象可能与器物自身的易碎程度有关，更符合建筑倒塌过程中产生的挤压、坠落和碰撞等外力影响，而不是人为的统一砸毁，它们也有可能经历过某种突发事件。那么，什么样的突发事件，能够同时解释器物损坏、建筑残骸以及坑中的灰烬？答案自然指向了火灾。一场3200年前的大火？新研究推测，这些大型坑中的祭祀器物，或许是在祭祀场所偶然失火、建筑倒塌后受损，随后被古蜀人整理、掩埋。也许在3200年前的某个时刻，三星堆城中的祭祀空间燃起大火。曾经矗立在古蜀祭祀空间中的青铜神像，在烈火与建筑倒塌中受到损伤。竹木搭建的建筑被烧毁，散落的器物留在废墟之中。而考古人员面对的，正是地下留下的一系列痕迹。首先，是大量红烧土块。研究团队认为，其中部分红烧土具有一面平整、一面凹凸的特征，可能是建筑墙壁或地面的残件。也就是说，这些红烧土或许并非祭祀过程中产生的普通遗物，而与曾经存在于这里的建筑结构有关。接着是灰烬。四号坑中的灰烬经过科学分析后发现，约90%的成分来自竹子。研究团队据此推测，这些竹材可能与建筑屋顶等构件有关。这就让火灾说有了更具体的依据。如果大量竹材灰烬来自建筑材料，那么燃烧的对象也应该是用来放置这些器物的建筑空间。灰烬的位置也提供了重要线索。科学检测显示，坑内灰烬是在坑外焚烧后再被倾倒进去的，而坑壁没有明显的烘烤痕迹。这意味着这些大型坑本身并不像是用来直接焚烧祭品的场所。4号坑灰烬中保存的纺织品。来源/四川省文物局但如果只是清理火灾之后的废墟，古蜀人为什么还要如此郑重地埋藏它们？答案可能藏在六座大型坑的埋藏方式中。1至4号、7号、8号六座大型坑，两两并排形成三组分布，填土也经过了刻意夯打。研究团队还发现，其填埋堆积大致具有相似规律，从上至下可见填土、灰烬、完整象牙以及被破坏的祭祀器物等不同遗存。古蜀人有秩序地将器物、象牙、灰烬重新安置，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整理。这也是为什么研究团队认为，甲类大型坑虽然主要功能可能是掩埋受损器物，但掩埋过程本身仍然伴随着祭祀活动，因此仍然可以称为广义上的祭祀坑。对于古蜀人来说，这些破损的青铜器曾经属于神圣的空间，承载着王权与神灵的意义。即使建筑已经毁坏，这些东西依然不能被随意丢弃，要为这些神圣遗物举行告别仪式。三星堆后，古蜀文明去了哪里？三星堆衰落之后，古蜀文明并没有在成都平原上突然消失。与此同时，距离三星堆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逐渐兴起，并成为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又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金沙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大致延续自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年代与三星堆晚期存在衔接。金沙同样拥有重要祭祀遗存，也出土了大量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等珍贵遗物。在聚落布局、祭祀活动和器物传统等方面，金沙与三星堆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金沙遗址场景模拟图。来源/纪录片《寻古中国·古蜀记》至于袁家院祭祀区的废弃是否直接导致了政治中心转移，又或者神圣空间的毁灭是否影响了古蜀统治集团最终选择金沙，目前还不能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仍需要更多考古证据来证明。但无论如何，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人带着自己的信仰、礼仪和文化传统不断前行，古蜀人仰望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太阳神鸟金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考文献：[1] 冉宏林, 雷雨, 赵昊, 等.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J]. 考古, 2022(7): 3-22.[2] 孙华. 三星堆埋藏坑概说[J]. 文史知识, 2021(8): 4-13.[3] 傅悦, 冉宏林. 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再研究[J]. 中华文化论坛, 2022(6): 117-123, 156-157.[4] 孙华. 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及性质分析[J]. 文物, 1993(12): 59-67.[5] 孙华. 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1): 108-126.*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锌粒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火炬推荐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子监看到的不仅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感受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教育”的深情与执念它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文明值得薪火相传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9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元人李存有《赠陈九成游国学》一诗，其中“肥羊大饼午不饥”“愿君努力积分数，他日锦衣当昼归”之句，虽语近俚俗，却恰好道出了国子监之于天下读书人的双重诱惑——衣食无忧的优厚待遇；由此登仕的锦绣前程。然而，要享用这一切，代价亦不菲。监生们日复一日地坐堂、背书、复讲、应考，所求者无非一个“出身”。而从国子监到官场，这条晋身之路究竟有多长、有多难？《观榜图》（局部），明，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应是某人模仿仇英风格绘制，展现了众考生等候放榜、殿试入场等景象。明代国子监生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依然靠科举进入仕途学而出仕如果依照明初的规定，一个国子监生在一年的12次考试里若都拿到优等，一年可积12分，每次考中等，可积6分。按一年内积8分为及格、与出身的标准，则一个监生在一年的考试中，最快在8次考试都考优等，或者至少4次考优等、8次考中等才能及格，获得出身。若一个监生从初级班正义、崇志、广业学起，达到及格，获得出身，最快也需3年8个月的时间，几乎与如今的大学本科常规学制时间相等。北京国子监“正义堂”。国子监东西六堂有等级之分，像正义堂就属于初级班的教室学子在国子监里如此经年累月的勤学苦试，目的也很清晰——能够早日“毕业”，踏上仕途。譬如，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到了大德十年，“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此后，国子监岁贡额形成定制。岁贡的待遇极好：“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与科举进士相同。不仅如此，元代的国子监，还有一条伴读入吏的出仕途径。《元史·选举志》里又有记载，“自初二十人岁贡二人，后于大德七年定四十人岁贡六人，至大四年四十人岁贡四人，延祐二年岁贡八人为淹滞，既额设四十名，宜充部令史者四人、路教授者四人。”这就是说，国子监每年都有伴读入吏的名额，经多次调整，最后定为八人。具有资格的八人又须根据成绩排队，前四名可出任六部官，后四名则只能任地方学官。这两种渠道通算在内，每年元代的国子监都有十余人能够出职或入吏。在元代科举并不常开，而且通过科举途径每三年也只有数十人入仕的情况下，难易悬殊，不啻云壤。国子监当然会令天下读书人趋之若鹜。当时的户部尚书李彦将要出使，临行前将其外甥翟允学送到国子监，师从国子司业贡师泰游。泰游对此颇有感慨：“生将淬厉以为文耶？则尚书方驰骋汗漫以鸣于时；将博览以为学耶？则尚书方贯穿闳衍以扬于朝；其或出此，而犹欲钩玄摘奇以求合所司，幸甲乙之选？则又尚书之所已能者。”在他看来，文章、学问、科举这三条路李彦都是行家，翟允学用不着到国子监来求索。国子监的价值在于，这是一条不经科举便可出职入吏的捷径。明、清两朝立国之初，也出现过类似的国子监—官场“直通车”的情况。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从各府、州、县送入国子学的学生中“取其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以期大用。这一年，明廷择国子生试用之，巡行列郡。凡能胜任职务者，在交差后就被用为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洪武六年，又令吏部选国子监生授主事、给事中、御史等官。洪武十年，将试用于郡县的国子监生皆授为县丞或主簿。最引人注目的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当然，出现如此之多的官职空缺，与当年“蓝玉案”起，“族诛已万五千人矣”可能也有关系。《明状元图考》，由顾鼎臣等人编撰，内容包含自明太祖洪武年间以来各位状元的人物小传以及画像洪武二十九年（1396）六月，明廷又确立了历事（实习）制度。监生必须在取得历事出身后才能经铨选出仕。究其原因，是统治者认为，“学者博通书史，犹必练习时务，然后服官分政，可见施行”。这时的国子监学生，只要坐堂圈七百之上（出勤满700天）、升入率性堂（高级班）后积分满八分，并且“历事”合格后，就可以依次拨历。按《明会典》的记载，监生“历事”的考核分为四类：才力不及者，送还国子监读书；奸懒者，发充下吏；勤谨者，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平常者再历。考语被评定为“勤谨”就算合格了。直接出仕也因此成为明初监生的一条辉煌出路。所谓“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无独有偶，清代初期国子监生的出路也出奇得好。原因其实与明初类似，元明、明清鼎革的大规模战乱，使得天下初定之后，中低级官员匮乏。为巩固政权，统治者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就投向了文化素质颇高的国子监生。因此顺治初的十年，是清代国子监生的“黄金时代”，不仅得官快，而且多能得正职。但与明代的情况不太一样，此时，四品以上美职多被旗人占据了，所以清初的汉国子监生也就做不到像明初三品、四品的中级官员，而多任知州（从五品）以下官。每年四月十五日廷试后，即按等授官，考得最好的用为知州，稍差一点的用为府的副职或知县，成绩中等的用为州的副职、县丞或教官。叶梦珠在《阅世编》里便因此感慨，“本朝之顺治九年、十年以前，岁贡铨选与进士等。”科举正途但好景不长。随着科举制度的正常化和朝廷对人才需求的相对减少，国子监生直接出仕变得越来越难，到永乐以后开始出现监生淹滞现象。弘治以后，则出现“举贡（监生）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的情形，监生入仕也就渐渐转向科举。后来清初的情况，也正与此相仿。其实，国子监生参加科举考试的例子在唐代就有了。《唐六典》记载：凡六学学生每年年终参加监试，监试及第者报至祭酒，再由祭酒统一上报于尚书礼部，每年仲冬与乡贡共同参加科举考试。如“郭震……十六，与薛稷、赵彦昭同为太学生……十八举进士，为通泉尉”。这就是在国子监学习后，通过考试进而入仕为官。宋代科举制度发达，科举登第成为进入仕途最主要的途径。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的人数也非常之多。胡瑗在太学任教时，科举考中者“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明初恢复科举制后，监生又可参加科举考试，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举行殿试，朱元璋因监生任亨泰廷对第一，特召祭酒宋讷加以褒谕，并命人撰写进士题名记，刻碑立于国子监门前。“（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以监生许观会试、殿试皆第一，召国子监官褒奖之。”可见监生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是非常突出的。话又说回来，在很多时候，国子监生在科举考试里也享有一定的“特权”。譬如元代开科举之后，生员也需参加。这当然提高了考试难度，但个中奥妙在于，国子监生员参加会试名额初为100人，后增加至120人。其产生方法仍然为考试积分。考虑到国子监生员总数不过460人，录取比例已超过1/4。而全国11个行省17处乡试考场甄选会试名额才300人，且实际从未满额，一般录取200人左右，实际录取比例低于1%，文化昌隆的南方三行省尤甚。两相对比，实在是云泥之别。而明代永乐朝之后，南北国子监生可以分别参加南北两京的乡试。自宣德七年（1432）开始，在依解额（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固定名额）录取时期，北京顺天府的乡试解额一直与南京应天府一样居全国之首。而且监生的试卷须单独编号，以“皿”字为首，称“皿字号”。这实际上就是给予了监生们单独录取的特权。万历十六年（1588），礼部在《覆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疏》中说，“两畿额设三十名，以待国学四方之士。”可见这些解额就是留给南北国子监监生的。明朝高官的子弟可以因门荫进入国子监读书，作为出仕的第一步。图中复原的是父亲叮嘱儿子在国子监万不可懈怠的情景。摄影花白，出镜长风、石雪明，场景支持贵阳阳明祠在北直隶顺天府，这一特权所带来的录取率优势还不太明显。因为明代顺天府乡试中试者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包括国子监监生在内的外省人占各科取中举人的比例在全国各处乡试中是最高的，甚至其大部分解元也都是由外省人考中的，即万历时沈德符所说：“顺天乡试，大抵取南士为解元，盖以胄监多才，北人不敌……”但南直隶应天府乡试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江南一带号称人文渊薮，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激烈，国子监生就不见得能够胜人一筹。隆庆元年（1567）时，明廷实行改革，两京乡试监生卷各革去皿字号，而与其他考生一样统一编号。结果却是“南监中式者仅数人，亏旧额四分之三”，并由此引起南京国子监生的骚乱，明廷不得不恢复了两京监生参加京闱单独编号的制度，以维护这一群体在乡试中的录取名额。因为中举人的监生颇多，国子监在明代会试中的成绩也很不错。有人统计，从正统十年（1445）至隆庆五年（1571）之间120多年间，由监生而成为进士者占进士总数的32%以上，比例高得惊人。相比之下，清代的国子监生就逊色得多。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捐监泛滥，国子监生的人数膨胀过多。有许多人就是为取得乡试资格，花钱捐个例监而应乡试，如《儒林外史》里的周进，连个秀才都不是，结果在捐监后却考取了举人、进士。清代乡试也给国子监专门名额，“皿”是监字的代号。顺治年间，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编“北皿”字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编“南皿”字号，北、南皿中额均为36名，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编“中皿”字号，二十取一。之后，各朝累有加恩，年取中数亦不过百人。因为有捐监之例，名义上取得国子监生资格的人数常达到几十万，获得科甲功名的难度也就愈来愈大了。另有出路除了参加正规科举，清代还为人数愈来愈多的国子监生考虑了另一条出仕的途径。这就是“考职”。顺治十一年（1654），给事中孙柏龄奏准期满肄业生“听吏部会同内院、礼部公同考试，以定职衔”。从此，开始进行考定职衔。为了改善官僚队伍的素质，清廷还于雍正八年（1730）下令，之后不准用“监生捐纳职衔之人”。乾隆以前，每年举行考试一次。乾隆三年（1738）决定，每三年考试一次。凡考职入选者，恩、拔、副贡生一等者以州同用，二等者以州判用，三等以县丞用；岁贡及优贡、捐纳贡监生一等者以主簿用，二等以吏目用。但这些州县佐贰，需要按照成绩名次，排队等候空额。道光以后，因仕途壅塞过度，考职之例停止。国子监生便少了一条出路。维持时间更长的，则是从学生到教师——充任学官。这一做法始于宋代，“元祐三年又以上舍、内舍生为之，至崇宁元年分太学正、录二员，以隶外学。由是郡学亦稍以斋生充补”。元代继承这一做法，并将范围扩展到学正、学录、司乐、典籍、管勾及侍仪舍人，使之成为国子监学生的一条重要出路。明代也以国子监生出任地方儒学的教官。这些地方儒学教官有品级，故而监生如能经考选任教官也算一种“出仕”。监生出任教官要经过朝廷的考试。譬如，洪熙元年八月乙酉，“行在礼部奏：‘今天下教官凡缺一千八百余员，太宗皇帝时曾选监生除授，今请于两京国子监推选五百人如旧，于翰林院考试，分别等第，以次铨除。’上可之。”清代也有这样的规定，顺治十一年，吏部议定：“岁贡愿就教职者，咨送吏部，会同内院廷试。”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罢岁贡生廷试之例，令各省学政循次考准，咨部补授训导”。雍正八年则决定，“恩、拔、副榜、岁贡生，肄业三年期满，使充教职，给发执照，回籍候选”。而且，乾隆元年议准，已考职的贡生未补缺的，“有愿就教职者听。”这等于是将学官作为考职的备选。但教职也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雍正、乾隆时的名臣孙嘉淦就指出，“伏查各省拔贡来京，三年期满咨部，别无录用之途，止有复设教谕一项。于十一缺之后叙用一人，计其得官之日，必需二三十年之久。”若是有国子监生三十而立之年才去候选教职，如愿以偿之日，恐怕也不免“范进中举”之叹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子监生，也不免去做一些临时性的事务工作。雍正九年时，清世宗“欲于在京官员人等内，拣选老成明白者数十员，命往陕西、内地州县办理宣谕化导之事，年余可竣，即著回京办理”。这件事情的缘起，大约与曾静在雍正六年（1728）试图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岳钟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将其逮捕送京有关。出乎意料的是，雍正帝最后赦免了曾静，并下令收录两年来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行全国，所有地方官学官必须据《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及论点向百姓讲解。为此，“国子监祭酒等在选拔贡生内拣选二三十员”，协同庶吉士前往。鉴于20岁左右的年轻人去做“宣谕化导”这种事恐难以服众，所以需要“老成”者。虽然这只是一桩临时性的差事，但皇帝既然答应“若好，加恩议叙”，意味着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出仕机会。通常来说，国子监生从入学到做官有着漫长的距离，步入仕途难度不小。连唐代大名鼎鼎的韩愈都是“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无论是哪个朝代，全国官缺有限，上至尚书、侍郎、督抚，下至知县、训导，皆有定额之数。国子监年年有产出，官场岁岁有定额，这一多一少之间，监生壅滞便是迟早之事，终成历朝历代绕不过的困局。参考文献：申国昌《生活的追忆：明清学校日常生活史》郗鹏《清代国子监制度研究》杨现昌《明代国子监若干问题研究》王建军《元代国子监研究》等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9月上，原标题为《学而优则仕 国子监生的晋身之路》，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向衡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 胡瓜推荐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子监看到的不仅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感受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教育”的深情与执念它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文明值得薪火相传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3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小故事：传说大宋年间，汴京城里有个杀手，诨号“三碗倒”，因为他入行以来接了三单生意，没有一单成功。第一次，他把砒霜掺进一壶龙井，结果目标人物是位茶道高手，一闻就皱眉：“这茶怎么一股铁锈味儿？”于是一整杯茶都喂了盆栽。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庆余年》第二次，他改用无色无味的断肠草汁，混入一盏建窑兔毫盏里的点茶。目标人物喝了半日，不仅没中毒，还越喝越精神，半夜爬起来狂敲邻居大门，邀请三五好友秉烛夜游。第三次，他干脆把毒下在茶饼里。谁料那茶饼是御赐的龙凤团茶，目标人物舍不得喝，供起来天天焚香礼拜，整整三年也没动一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三碗倒”蹲在墙角想了一晚，不是因为想通了，而是因为天亮了。他痛饮三大碗酒，仰天长叹：“都怪茶！我要是把毒下在酒里，早功成名就了！”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与君歌》虽然是一个想象中的倒霉反派，但他的这三次失败，其实对应了毒药与茶、酒之间的“孽缘”。在毒药面前，酒和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人们常说“毒酒”，却鲜少说“毒茶”？臭名昭著的“赐死神器”先说古人如何“玩转”毒酒。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从秦汉到明清，史书中的“毒酒”俯拾皆是，人们甚至发明了专用术语——“酖（读zhèn时，是鸩的异体字，毒酒）”来称呼毒酒。这种待遇，“毒茶”可没享受过。《左传》中已有“宴安鸩毒”之语，《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相吕不韦被流放后，“饮酖而死”，一代风云人物死于毒酒。吕后更是毒酒资深用户。《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惠帝元年（前194），吕后“使人持酖杀赵王”，一杯毒酒送走了刘邦最宠爱的儿子刘如意。惠帝二年（前193），齐王刘肥入朝，惠帝让刘肥上座，吕后大怒，又“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惠帝一同举杯，吕后生怕误伤，赶紧命人将酒撤下，刘肥才保住小命。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美人心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司马懿忌惮部将牛金，“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其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他命人做了一个双口酒器，自己喝好的那头，另一头盛上毒酒给牛金喝，手法不可谓不巧妙。唐代太子李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以至于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新唐书》里，慕容宝节因惧怕杨思训，“毒以药酒”，将他毒死。因为前人劣迹斑斑，到了宋代，酒已经成了臭名昭著的“赐死神器”。《宋史》记载，南汉国君刘鋹喜欢给臣子赐毒酒，归降宋朝后，宋太祖赐给他一杯酒，刘鋹跪在地上哭道：“未敢饮此酒。”宋太祖大笑，端过来自己喝下，刘鋹这才放心。果郡王被毒酒毒死。来源/电视剧《甄嬛传》除了史书，律法中也有毒酒的身影。《唐律疏议》规定“以毒药药人”的罪名时，举的例子是“若饮人药酒”，而非“饮人药茶”。可见毒酒杀人事件不少，而毒茶杀人并非主流。这些案例都在说明一件事——同为古代日常饮品，毒药对酒“情有独钟”，却对茶敬而远之。毒药为何如此偏心？难道酒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酒：怪我过分优秀白釉玉壶春瓶，宋代。来源/河南博物院是的，酒里有秘密，还不止一样。首先，酒与毒药之间存在着一种致命的“化学反应”。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毒药当属砒霜，砒霜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As2O3），砷及砷化物都含有剧毒。古人的化学认知有限，但经验告诉他们：砒霜这东西，碰上酒就特别“来劲”。宋代《开宝本草》记载砒霜“不可久服”，到明代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详述酒与毒的“不解之缘”：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若得酒及烧酒，则腐烂肠胃，顷刻杀人，虽绿豆冷水亦难解矣。今之收瓶酒者，往往以砒烟熏瓶，则酒不坏，其亦嗜利不仁者哉！饮酒潜受其毒者，徒归咎于酒耳。大意是说：砒霜性热，酒性烈，放在一起就互相催化，好比两个志趣相投的人一拍即合。这与酒的两种特性有关：其一，酒精能够有效溶解砒霜中的毒性成分，让毒药更快、更均匀地混入酒液；其二，酒精能加速人体血液循环，使血管扩张，心跳加快，毒药随血液迅速流布全身，加速毒发。因为这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古代一些中间商用砒烟熏酒瓶，以提升酒瓶的防变质功能。买家将酒放在瓶中，中毒后只会认为酒有问题，并不知道瓶中有猫腻。景德镇窑卵白釉加彩云龙纹玉壶春瓶，元代。来源/上海博物馆因此酒——尤其是经过蒸馏处理的酒——往往成为毒药的催化剂。清人张璐在《本经逢原》中也提到了酒的这一特性：“中其毒者……若犯火酒，必不可救。”酒液经过蒸馏后，热性与砒霜的热毒叠加，中毒的人必死无疑。酒不仅会促进毒发，还能与金属元素反应，产生新的毒素。在《本草纲目》“砒石”条目下，李时珍还提到“新锡器盛酒日久能杀人者，为有砒毒也”。这种推断或许受到了《土宿本草》中“锡受太阴之气而生，二百年不动成砒，砒二百年而锡始生”观念的影响，认为锡中含有砒毒。但现代科学证明，锡（Sn）和砒霜中的毒素砷（As）是两种不同的元素，李时珍“为有砒毒”的解释并不准确。可既然没有砷化物，锡器盛酒为什么还能杀人呢？元素锡（Sn）和元素砷（As）答案藏在另一种元素中——铅。古代冶炼技术有限，所谓的“锡器”并非纯锡，而大多是锡铅合金。酒长期存放后，部分乙醇会氧化成醋酸，醋酸与铅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可溶解的、有毒的醋酸铅。在加热酒时，这个过程会大大加速。醋酸铅潜伏在酒中，随着酒液进入人体，当摄入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严重的铅中毒——这才是古代锡器“杀人”的真正原因。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现代锡器中已不再含铅，是安全无毒的。连锡器里的铅都能被“拎”出来杀人，可见酒的溶解能力之强，堪称“大杀器”。当古人挑选毒药载体时，它从一次次实验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之无愧的“毒药之友”。对此，酒表示：小声点，难道光彩吗？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AI生成让你下毒，你下在解药里？说完了酒的优势，再来看看茶的劣势。历史上为何鲜有“毒茶”？因为这是一个可笑的悖论——在古人的观念里，茶是用来解毒的。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直言“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茶“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又兼解酒食之毒”。因此，清代类书《格致镜原》中有“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的说法，直到今日，民间仍然流传着“茶能解药”的俗话，一些人喝药时，都不敢用茶来咽。采摘下的茶叶。来源/恩施州人民政府官网既然茶能解酒毒，能解食毒，那能不能解砒霜之毒呢？根据《本经逢原》的说法，砒霜“畏绿豆芽、茶、冷水，入药醋煮用，或与芽茶同用……以杀其毒”。可见在古人的药学体系里，茶被当作砒霜的“克星”之一。把毒下在茶里，相当于把毒药下在解药里，难怪“三碗倒”会屡战屡败，努力努力白努力，竹篮打水一场空。退一步说，即便茶不能完全解砒霜之毒，但在“茶为万病之药”的集体认知下，又有谁会将毒药投进公认的“解药”里？除了“茶能解毒”的共识之外，古人之所以不选择毒茶，还有三方面考量。第一，气味盖不住。古代毒药提取工艺有限，砒霜、乌头、附子、钩吻（俗称“断肠草”）等常见毒药都带有刺鼻的异味，只有鸩毒据说“无色无味”。但历史上多“鸩酒”而鲜有“鸩茶”，或许鸩毒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隐蔽。要盖住这种异味，必须依靠更强烈的气味也就是酒味，茶显然不具备这种特征。乌头照片。来源/国家中医药博物馆饮茶讲究清幽淡雅，宋代以后，随着点茶、斗茶之风的兴起，文人雅士对茶的要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要让对方喝下一杯带有异味的茶，难度无异于登天。相比之下，酒本身气味浓烈辛辣，能轻易盖住毒药的杂味。而且喝酒的场合往往比较放松，气氛烘托到位，加上酒精麻痹大脑，一口闷下去，毒药就下了肚。即便酒里有点异味，也很容易被归因于“这酒劲儿大”或“这酒有点儿陈”。第二，也是最实在的一点：成本太高。毒药昂贵，沉没成本高，使下毒成为一场豪赌。不巧的是，茶同样也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宋代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茶之品莫贵于龙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一斤好茶价值二两黄金，这是什么概念？宋代物价混乱复杂，在常年，黄金二两足以购买数十石粮食！宜兴窑紫砂莲花式茶壶。来源/故宫博物院欧阳修还特别强调“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把昂贵的毒药投进更昂贵的茶里，这买卖怎么算都不划算。万一主人家舍不得喝，一次只泡一小撮，导致药量不够呢？万一主人家将茶供起来，日日焚香礼拜根本不喝呢？即使再厉害的毒药，此时也只能望洋兴叹。这种时候，就轮到酒大展身手了。人们对酒的要求普遍低于茶，普通酒也能入喉，这大大降低了下毒成本，也提高了对方饮用的概率，可谓一举两得。第三，饮酒与饮茶两种行为，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古人喝酒常常“造饮辄尽”，以彰显自己性情疏朗，不拘一格。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古人爱写劝酒诗，迟到了要自罚三杯，行酒令输了也要罚酒——换言之，酒是助兴之物，人们喝的是痛快。毒药混在酒里，咕咚一声就下了肚，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尤求饮中八仙图卷（局部），明代。来源/故宫博物院茶则不然，没有人会写“劝茶诗”，也没有人端着茶杯“行茶令”，说“我来晚了先自罚三杯”。品茶讲究一个“慢”字，要观色、闻香、品味，一套程序走下来，任何异味都逃不过老茶客的舌头。此外，陆羽《茶经》开篇就说“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是给品德高尚的人喝的。把“下毒”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和最清雅的茶联系在一起，天然就有一种违和感。反观酒，人们常说“酗酒伤身”“醉酒误事”“酒能乱性”……作为文化符号的“酒”，本身就带有一层危险性。把毒药和酒结合在一起，更符合人们的文化想象。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毒酒”便成了古人暗算行刺的最优解。参考资料：［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清］张璐著：《本经逢原》，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7年。［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思归乐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推荐没有哪座城市拥有如此庞大而璀璨的诗歌遗产唐人的诗句不只是这座城市的记录者更是它的塑造者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安这座“唐诗之都”循着诗句的指引一步步走回那个诗酒风流的大唐长安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1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在唐朝，鲤鱼被称为“赤鲤公”。朝廷专门下诏保护，严禁捕食鲤鱼。然而，翻开唐诗，捕鲤、烹鲤、食鲤的场景却比比皆是。那么，唐朝人究竟吃不吃鲤鱼？如果吃了，会有什么后果？池塘中的锦鲤。来源/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唐朝鲤鱼的开挂鱼生在唐朝，鲤鱼非常尊贵。唐朝笔记小说《酉阳杂俎》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在唐朝，鲤鱼被尊称为“赤鲤公”，严禁捕获。如果误捕鲤鱼必须放生，出售鲤鱼则杖刑六十。唐玄宗还曾下诏两次，禁止捕捞鲤鱼。区区一条鱼，为什么引得朝廷如此兴师动众？唐玄宗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究其原因，主要是“鲤”与国姓“李”同音，这甚至让鲤鱼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李唐的象征。譬如《大业杂记》：“梁都有清泠泉水，周阔二里许，即卫平所得火龟之处。清泠水南有横渎，东南至砀山县，西北入通济渠，忽有大鱼似鲤，有角从清泠水入。通济渠，亦唐兴之兆。”把鲤鱼当作唐朝兴起的祥瑞之兆。事实上，避讳一事，前朝早已有之。例如，秦始皇名“政”，正月于是改称“端月”。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了避讳，将“秀才”一词改为“茂才”。及至唐朝，“鲤”字与皇姓同音，如果仅避其字，也不过是循例而已。但李唐皇室对鲤鱼的推崇，远不止在名字上做文章。关于古代“避讳”，可点击跳转参考往期文章《古装剧最爱的“掉马甲”神器：古人到底怎么避讳？》唐高祖李渊为避祖父李虎的名讳，在武德年间改虎符为银菟符，后定形为铜鱼符。武则天时期曾改用龟符，但神龙元年（705）李唐复辟后又恢复了鱼符，并沿用至唐末。根据功能，鱼符又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铜鱼符主要用于调兵遣将；而随身鱼符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它用来表明官员品级高低。不同地位的人所佩鱼符的材质也不一样，“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某位姓名”（《新唐书·车服志》）。为了盛放随身鱼符，唐朝官员还会在腰间佩戴鱼袋。鱼袋的材质和配饰也随品级而定，三品以上饰金，五品以上饰银，官阶高下，观“鱼”即知。一条小小的鲤鱼，就此游入朝堂，成为大唐权力体系中最显赫的徽记。唐代鱼符。来源/山丹县博物馆鱼符的使用，既是制度上的安排，也呼应了鲤鱼在唐人观念中的神圣意涵。李唐皇室为建构自身正统性，自称为“神仙之苗裔”，借神话传说为君权披上灵光。而在这一文化脉络中，鲤鱼早已被赋予了非凡的色彩。西汉刘向《列仙传》记载，琴高是赵国人，曾为宋康王门客，修炼涓子、彭祖之术，在冀州涿郡一带游历了二百余年，后来他辞别众人，入涿水取龙子。临别时他让弟子在岸边设祠等候，不久果然乘赤鲤而来，端坐祠中。又有子英在捕鱼时获一尾赤鲤，因喜爱其色，就将鱼养在池中。一年后，赤鲤生出角与翅翼，邀他一同羽化而去。随即大雨倾盆，子英便乘鲤腾空而去。此后七十年间，他年年归来探望家人，赤鲤复来迎接。吴中门户因此皆绘“神鱼”，并且立了子英祠来祭祀。在唐代，“乘鲤升仙”之说极为流行。诗人笔下，“羽化如乘鲤，楼居旧冠鳌”（刘禹锡《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水客夜骑红鲤鱼，赤鸾双鹤蓬瀛书”（温庭筠《水仙谣》）等诗句，将鲤鱼与仙道境界相连，赋予它超凡脱俗的气质。鲤鱼既承皇室之“李”姓，又得神话之“仙”名，二者交相呼应，使其象征意义从人间礼制延展至灵境云天，成为贯通世俗与超然的精神符号。羽人骑鱼图画像砖。来源/甘肃省博物馆当鲤鱼遇上大唐老吃家既然朝廷禁止捕食鲤鱼，吃了会怎样？翻开唐诗，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吃了就吃了，诗人甚至还大大方方地把捕鱼、吃鱼的经历写进诗里。张籍在《祭退之》中回忆捕鱼：“回入潭濑下，网截鲤与鲂。”李涉写得更得意，他的鱼竿一甩：“我今无事亦如此，赤鲤忽到长竿头。”（《春山三朅来》）鲤鱼就上钩了。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好运。李舜弦在诗中记录了自己捕鱼不得的经历：“尽日池边钓锦鳞，芰荷香里暗消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钓鱼不得》）已经捕到了鱼，接下来就是怎么吃的问题。诗人们不仅照吃不误，而且吃得讲究。白居易在赴江州的船上支起炉灶：“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舟行（江州路上作）》）所谓“炊稻烹红鲤”，就是指一边焖饭，一边烹鱼，饭香与鱼鲜混在一起，想必是旅途中非常幸福的一餐。素面双耳提梁银锅，唐代。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鲤鱼在古代也可以生吃，古人称之为“脍”，做法与今天的生鱼片颇为相似。王维在《洛阳女儿行》里写道：“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脍”就是将鲜鱼切成薄片，蘸料而食。侍女用“金盘”盛放鲤鱼脍，可见鱼脍在当时是非常讲究的吃食。“脍”的技法，自古有之。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推崇鲤鱼入脍：“脍鱼肉，里（鲤）长一尺者，第一好。”唐代《酉阳杂俎》进一步细述了切脍的技法：“鲤一尺，鲫八寸……用腹胰拭刀，亦用鱼脑，皆能令鲤缕不着刀。”认为一尺长的鲤鱼，用鱼腹油脂或鱼脑擦刀，切出的鱼片便不会粘刀。唐诗中，鲤鱼脍的身影并不少见。贺朝写“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赠酒店胡姬》），丘为写“小僮能脍鲤，少妾事莲舟”（《湖中寄王侍御》），可见鱼脍在唐人的宴席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当然，口味这事向来见仁见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鲤鱼脍。唐人杨晔在《膳夫经手录》里就提到，最适合做鱼脍的是鲫鱼，其次是鳊鱼、鲂鱼、鲷鱼、鲈鱼。除了生吃，唐人还偏爱一种名为“鲊”的吃法。这种用盐和米腌制发酵鱼的做法，风味别具一格。隋大业年间，吴郡官员曾将鲤鱼鲊进献给隋炀帝，以此作为地方贡品，足见它在当时已非寻常之物。《酉阳杂俎》中也简略记载了“鲤鲋鲊”的制作方法，虽然比较简单，却足以说明这种吃法在唐人的日常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鱼羹同样颇为流行。《太平广记》载：“向有人惠双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作羹。”有人送来两条鲤鱼，本打算等长辈回来再烹制，但宾虞素来嗜鱼，等不及了，便让人先做成了鱼羹。做法简单，却能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鲜嫩，汤浓味美，很下饭。至于鱼酱，在唐朝不算太受欢迎。北魏的《齐民要术》认为鲤鱼、鲭鱼做酱最佳，而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里却说，鱼酱以鲻鱼、魦鱼为上，鲤鱼、鲫鱼次之。时代不同，口味偏好也在变。放眼整个唐代，食鱼之风遍及全国，从平民百姓到皇亲贵戚无不以鱼为美。通过记载不难看出，唐代虽有禁食鲤鱼的律令，但实际的执行力度相当有限。再加上这道禁令前后也只维持了十年左右，它对大唐百姓餐桌的实际影响，恐怕远不如后世想象得那般严厉。不过，它并非全无痕迹。在唐代以前，鲤鱼本是养殖范围最广的淡水鱼，但李唐皇室对鲤鱼的尊崇，迫使渔业者转向其他品种，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四大家鱼”趁势而起，逐渐取代了鲤鱼的地位。雪渔图卷（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鲤鱼的大唐漂流记在唐代，鲤鱼是李唐皇室的图腾，是诗人笔下的美味，它象征着士子心中的前程，也象征着远方寄来的尺素。鲤鱼，是唐人精神世界中一个绕不开的符号。“鱼跃龙门”的传说由来已久。根据《太平广记》对《辛氏三秦记》的引述记载：“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这个传说在唐代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科举制度的盛行，使“鱼跃龙门”从神话变成了读书人的人生写照。鲤鱼奋力一跃，跳过龙门即成龙；士子寒窗苦读，金榜题名便脱胎换骨。唐人元弼还专门写过一篇《鱼跃龙门赋》，将那奋力一跃的壮阔描绘得淋漓尽致。李白在《赠崔侍郎》中写：“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看似写鱼，实则在说自己的怀才不遇。白居易的《点额鱼》则角度清奇：“龙门点额意何如，红尾青鬐却返初。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鲤鱼跃龙门固然荣光，但做了龙要行云布雨，未必比做一条自在的鱼更轻松。这大概是只有已经登第入仕的人，才写得出的感慨。唐鎏金鱼化龙纹大银盆。来源/镇江博物馆唐代的“烧尾宴”也脱胎于此。鱼化龙需天火烧尾，士子登第后也要办一场“烧尾宴”庆祝，寓意身份的蜕变。除了“化龙”，鲤鱼在唐代还扮演着“信使”的角色。这一传统承自秦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饮马长城窟行》）诗中的“双鲤鱼”，并非真的鲤鱼，而是指两片鱼形的竹木简。纸张普及之前，古人为了避免书信被损毁，常常将其夹于这种鱼形木简之间。久而久之，“双鲤”“鲤鱼”等便成了书信的代称。唐代承继了这一文学传统。李商隐写“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寄令狐郎中》）。杜牧写“他年寄消息，书在鲤鱼中”（《别怀》）。在那个车马慢、路途远的年代，一条鲤鱼游进诗里，替无数人捎去了思念。鲤鱼就这样游过了几千年，它游进大唐，游入朝堂，游进了诗卷与传说。时至今日，我们仍会在年画上看到胖娃娃抱着红鲤鱼，“鱼跃龙门”的故事也还在口耳相传。那条从古代游来的鲤鱼，早已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杨柳青年画《莲年有馀》。来源/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参考文献：1.[唐]段成式. 酉阳杂俎[M]. 方南生,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2.[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3.[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 全二册[M]. 石声汉, 译注. 石定枝, 谭光万, 补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224. [宋]李昉, 等编.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5.论鱼文化对水产业发展的主要效应[J]. 宁波.中国渔业经济, 2005(03)*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夹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推荐没有哪座城市拥有如此庞大而璀璨的诗歌遗产唐人的诗句不只是这座城市的记录者更是它的塑造者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安这座“唐诗之都”循着诗句的指引一步步走回那个诗酒风流的大唐长安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5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两京十三省是明朝主要的行政区划。两京即京师与南京，十三省指的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这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明代大部分时间里，各省最高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到了明朝中后期，为了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内外局势，朝廷开始向各地方派遣巡抚和总督，总督的权力一般高于巡抚。督抚（总督和巡抚的合称）的辖区并不固定，有的总督统辖数省，也有一省之内设置数位巡抚的情形。然而，明朝后期，由于王朝的统治逐渐没落，皇帝对待这些督抚的方式也愈发令人唏嘘——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诛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王朝覆灭。清军随后入关。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由此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次年五月，清军攻破南京，朱由崧逃至芜湖被俘，弘光政权覆灭。短短一年间，江山易主，天下震荡。那些曾被崇祯委以重任的督抚们，在大明王朝倾覆之际，做出了何种选择？ 崇祯皇帝自缢处。来源/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以身殉国史可法是明崇祯年间的进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后辗转各地镇压叛乱。崇祯十二年（1639），史可法因为岳父的去世而离职服丧。丧满后，史可法任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管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等地。崇祯十七年（1644），史可法听闻李自成进攻北京，率军进京勤王。不料，军队刚刚抵达浦口，就传来了北京失陷的噩耗，他悲痛难抑。后来，史可法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登基。然而弘光朝内部党争激烈，马士英之徒把持朝柄，史可法无奈自请出镇扬州。他一到扬州，便整顿防务、安抚军民，但是，此时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弘光元年（1645）四月，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自知大势已去，陆续写下数封遗书，字字泣血。扬州陷落后，史可法欲拔刀自刎，部将因为不忍心而阻止了他。但他们已无路可退。遭遇清军后，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言罢，从容赴死。史可法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还有一位袁继咸，崇祯十五年（1642），他升任兵部右侍郎，驻节九江，总督江西、湖广、安庆、应天等处军务，成为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后来，清军攻陷南京，左梦庚率部降清，将袁继咸献给清廷邀功。押解进京途中，袁继咸绝食求死，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被囚禁后，清廷仍不断劝降袁继咸。袁继咸有一些门生已经入清为官，他们跪在袁继咸面前，痛哭劝降，但袁继咸毫不动摇。他甚至仿文天祥《正气歌》作《正性吟》以明志：天地治乱，理数循环。湛兹正性，鼎鼎两间。有怀乡哲，炳耀丹青。维唐中叶，秀耸二颜。越在宋季，文山叠山。成仁取义，大德是闲。哀我逊国，方黄臭兰。名成族圮，刚中良难。淑慎以往，学问攸关。我心耿耿，我气闲闲。从容慷慨，涂殊道班。居易俟之，敢幸生还。隆武二年（1646）六月二十六日，袁继咸在清兵刀下英勇就义。他以一生诠释了自己在十二岁那年写下的诗句：“血胜生来浑不改，寸丹留与报君知。”（《咏红菊》）《六柳堂遗集》清抄本书影，收录袁继咸《正性吟》。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同样誓死不降的，还有督抚徐标。崇祯十六年（1643），徐标任保定巡抚，驻守保定。第二年，徐标奉旨总督畿南、山东、河北等地的军务，然而就在他接到命令后不久，李自成攻入了京城。参将李茂春不战而降。这时军中还隐藏着敌军的奸细，他们潜入城中，宣称只要投降就能得到高官厚禄。但徐标誓死不降。他说，不能保全君王是天意，但能够追随皇帝于九泉之下，自己已心满意足。最终，徐标被杀，以身殉国。如果说以上三人都是在被俘后从容赴死，那么两广总督沈犹龙的殉国则更为壮烈。明朝灭亡后，沈犹龙本已被南明弘光帝召入朝中，却又为葬亲返回家乡松江。次年（1645），清军大举南下，南京陷落，弘光政权覆灭。沈犹龙眼看大明已无力回天，仍然率众坚守松江府城。城破之日，沈犹龙中箭身亡。守一城而殉国。明末守城场景演绎。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战场的硝烟早已散尽，江流的波涛依旧奔涌。史可法的遗书、袁继咸的那首《正性吟》、徐标临终前的遗言，连同沈犹龙箭穿胸膛时溅出的热血，都已沉入历史的河床。崇祯朝十七年间，朝堂上先后有十八位督抚被皇帝处死，可当国破家亡之际，依然有许多明臣坚守节操、为国家慷慨赴死。投降有人选择殉国，也有人选择投降。李化熙是崇祯七年（1634）的进士，他升迁极快，短短几年便从湖州推官一路擢升至陕西三边总督。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崇祯帝任命李化熙为陕西三边总督，驻守西安。可不久之后，北京便陷落了。李化熙闻讯后便统领军队退回周村老家，静观时变。后来，他投降清廷，任工部右侍郎，后不断擢升为工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刑部尚书等。任浚的投诚经历更加曲折。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任浚以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南、湖广军务。后来，他又奉命北上抗击李自成，不料兵溃被擒。据说被俘时他血流满面，伤势很重。幸运的是，任浚后来抓住机会逃脱，辗转回到了家乡。顺治元年（1644），经兵部侍郎刘余佑推荐，清廷召任浚出任户部右侍郎。任浚随即归顺，此后一路做到刑部尚书。崇祯六年（1633）红夷型火炮。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顺天巡抚宋权也选择了投诚。崇祯十七年（1644），他被任命为顺天巡抚，驻扎密云。可上任才几天，北京便陷落了。宋权随即投降了李自成的大顺军。然而，就在山海关之战李自成败退后，宋权立刻翻脸，率部降清。入清后，他上书顺治皇帝，提出确立崇祯庙号、革除明朝弊政、广招贤才三策，颇受清廷赏识。不知所踪还有一些官员，既无力抗争，也无心殉国，只求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的性命。崇祯十七年（1644），山东巡抚的官印如烫手山芋般三易其主。清军入关后，李自成率领大军从京城撤退，原本被大顺军占据的山东顿时陷入权力真空。为取得控制权，清廷派出了明朝降臣方大猷与王鳌永同抚山东，结果王鳌永在青州被李自成的部将赵应元率军斩杀，方大猷则惊惶遁去。清廷派出的山东巡抚，一死一失踪，可谓出师不利。几乎与此同时，南明弘光朝廷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但这位新巡抚深知济南早已被各方势力觊觎，他怕自己性命不保，于是便一路逡巡，止步于济宁，始终不敢到济南上任。尽管朝臣弹劾不断，圣旨一再催逼，王燮却始终置若罔闻。分巡东昌道印。来源/天门市博物馆沉冤昭雪除了这些督抚，还有一类人的命运更为特殊。他们早在明朝覆灭之前，就死在了君王的猜忌之下。直到王朝倾覆之后，他们的冤屈才得以昭雪。总督赵光抃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天启五年（1625），赵光抃中了进士，他的同乡曹钦程因攀附太监魏忠贤而平步青云。赵光抃劝他爱惜名节，曹钦程因此怀恨在心，设法将赵父贬至边地。父亲到任不久，郁郁而终，赵光抃也因此丁忧归乡。崇祯朝魏忠贤倒台后，赵光抃复出，在兵部任职。后来，他擢升密云巡抚，揭发了宦官邓希诏，但朝廷派去核查的宦官包庇同党，赵光抃反遭诬陷，发配广东戍守。崇祯十五年（1642），边事危急，他又被重新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由于赵光抃是临危受命，军队尚未磨合，在阵前屡屡败于清军。一次战败后，崇祯帝震怒，将赵光抃逮捕问罪。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二十三日，赵光抃被绑赴北京西市斩首，时人都认为他实乃冤枉。明朝覆灭后，为了笼络人心，南明弘光帝下诏为他洗刷了冤屈，并追复其官，算是对这位有胆识、有才气却生不逢时的悲剧人物迟来的告慰。同样蒙冤的还有蓟辽督师袁崇焕。袁崇焕曾重创后金军队，先后击退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声威赫赫。然而，就在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下令逮捕袁崇焕，之后宣布袁崇焕“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奴入犯”“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等多项罪状。崇祯三年（1630），袁崇焕被处以磔刑（zhé xíng）。根据《明季北略》记载，行刑之日，京城百姓恨其“通敌误国”，以为叛国奸贼终于伏法。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当世的愤怒来得更迟。据清朝修撰的《明史·袁崇焕传》，后金利用反间计制造出袁崇焕通敌的嫌疑，崇祯帝因此更加猜忌袁崇焕，最终将其处死。然而，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江山早已换了姓氏。袁崇焕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数百年后，明清易代的烽烟早已散尽，那些名字连同他们曾经镇守的城池，一同湮没于史册之中。参考文献：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2.[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恒法，解华英：《济宁历代墓志铭》，齐鲁书社，2011年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夹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6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引用率极高的一则文字，其意简单明了，就是当时作为曹魏权臣的司马昭，其篡位之心已经成了世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这番言语出自曹操的重孙子、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髦。说出这番激昂辞藻后，他仿佛觉醒了曾祖父的壮烈血脉，率众发动对司马昭的垂死反击，却为司马昭手下的侍从走卒所杀，基本宣告了曹魏皇权的彻底垮台。也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当街杀帝之举，让司马昭乃至整个司马家背上了得国不正的卑劣骂名。司马昭影视剧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父兄的常规计划从司马懿到司马师的轻车熟路司马家在曹魏王朝早期可谓一帆风顺，司马懿从曹操时代起就以“太子四友”而为曹丕所敬重。曹丕称帝建国后，司马懿历任尚书仆射和抚军大将军，与陈群、曹真和曹休一起成为曹丕的托孤重臣。到了魏明帝曹叡时代，司马懿镇守关中五年，对抗蜀汉北伐，终在五丈原之战熬走了诸葛孔明，依靠军功晋升为魏国太尉，执掌魏国最高军事权柄，随后又领兵收复辽东。公元239年正月，魏明帝曹叡在弥留之际将继任者曹芳托孤给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此时年已60岁的司马懿仍是世人眼中的大魏纯臣，年方30的长子司马师也初入朝堂担任散骑常侍，后担任中护军负责禁军与武官选举之要，次子司马昭以洛阳典农中郎将的身份进入仕途，司马家族的文治武功在此刻达到顶峰。然而，作为外姓人的司马氏终究不是曹氏宗室亲贵，巨大的功业成为他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一场针对司马家族的收权运动开始了。司马懿被曹爽架空权力转任太傅这一虚职。司马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直接反抗夺权，要么放弃权力争斗，前者会让大魏分裂，后者则将成为粘板上的鱼肉。面对此景，花甲之年的司马懿选择了第三条路，隐忍不发，以退为进，从朝堂争斗中抽身转为暗中积蓄政治军事力量。他先后领兵在樊城与皖城大败东吴孙权的轮番侵扰，并在前线穿渠屯田两万顷，又为自己攒了一波军功政绩，而同时期的曹爽却因为征讨蜀汉无功而返，双方高下立判。后人绘制司马懿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公元247年5月，司马懿称病不再参与朝堂政事，并用装病骗过了曹爽等人的耳目。同时，司马师因为母亲张春华病逝而居丧离官守孝，司马家族从表面上看已经完全撤出了魏国中枢政局，无力对曹爽等人造成任何威胁。而正在曹爽等人以为胜利的时候，司马父子其实正在暗处积蓄力量寻找时机。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日（249年2月5日），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曹爽兄弟随驾出城前往祭拜，洛阳城内曹氏宗亲控制的禁军群龙无首，隐忍多年的司马家族终于一朝爆发，司马父子借机发动兵变逼宫，此时大多数人疑问的是，不掌握军权的司马家为什么会瞬间爆兵围宫，这里的兵马从何而来？原来，作为司马懿钦定接班人的司马师早就准备就绪。《晋书》记载：“初，帝（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司马师在中护军期间就开始在禁军体系之外培育只忠于司马家的死士，成为司马家族发动兵变的主要力量；在中护军任上时，也掌握部分禁军兵权作为司马家的策应力量。当然，司马懿在朝中军中积累的人望也让这场政变异常轻松，朝堂之中的三公里司徒高柔与太尉蒋济都是曹操时代的威望名臣，此时皆替司马氏出面清扫曹爽势力，而城中由曹爽兄弟中领军曹羲掌管的禁军，同样轻易就被司马懿派遣太仆王观轻松接管。这场看似轻松的政变看起来是筹谋精密，实际上是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在军政领域拥有的绝对威望与实力对曹爽势力的碾压式打击。青龙三年弩机，三国魏。来源/故宫博物院直至这时，后来“路人皆知”的司马昭还只是依附在父兄党羽下的新手。在高平陵政变的全部谋划过程中，司马懿只与司马师进行深谋秘策，司马昭竟全然不知。仅比司马昭大三岁的司马师明显具有更为清晰的军政头脑与执行能力，因而成为高平陵政变的主要执行人，而对司马昭的待遇则是“将发夕乃告之”。第二天兵变当日，大哥司马师以中护军身份陈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其从容不迫的军事布置水平让司马懿震惊不已，直言：“此子竟可也。”这个儿子是可以托付大事的。而司马昭在正常政变中的表现则中规中矩，只是负责守卫“二宫”，辅助参与政变进程。司马师影视剧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政变结束之后，七十岁的司马懿夷灭曹爽三族，魏国朝堂之中再无人可以与之抗衡。当年冬天，魏帝曹芳下诏加司马懿九锡之礼，所谓九锡即赏赐给臣子的最高礼节：车马（金车大辂和玄牡二驷）、衣服（衮冕之服和赤舄）、乐县（乐器）、朱户（红漆大门）、纳陛（特制台阶）、虎贲（卫士或武器）、弓矢（彤弓矢百和玄弓矢千）、斧钺（象征军权）、秬鬯（祭祀用香酒），前两任“篡汉”之人王莽与曹操都曾接受九锡之礼，后来南朝与隋唐的建立者都将九锡作为改朝换代的前奏，所以接受九锡基本上就等于开始篡位。已经垂暮之年的司马懿固辞九锡，并声称：“太祖（曹操）有大功大德，汉氏崇重，故加九锡，此乃历代异事，非后代之君臣所得议也。”他认为自己与曹操无法比拟，甚至连朝廷诏命的丞相之位与奏事不名（群臣奏事不得称名）都推辞不受，将自己大魏纯臣的的名号雕琢得晶莹剔透，也体现出自己卓然的政治智慧，即自己在世时甚至不敢达到曹操的高度，更不会篡夺大魏江山。所以直到两年后司马懿去世，他的身份依然是太傅。时人曾言：“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证明司马懿至死依然没有悖逆之举，反而是为大魏江山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司马懿去世后，作为世子的司马师继承了司马懿的辅政之位，继续执掌魏国最高军政权柄，公元252年春正月，司马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基本上全盘囊括了魏国从政务决策到军事征伐的全面事务，司马师同样也继承了司马懿的政治智慧，绝对不在个人地位尊荣层面落人口实，并且深谙推功揽过求名之道。在当年对东吴的东关之战中，曹魏三路大军在东兴（今安徽含山）之战中遭遇大败，司马昭统领胡遵与诸葛诞所领东路军折损数万人，西路军王昶、东路军毋丘俭闻东军败，各烧屯走。面对失败讨论责任之时，司马师反对将责任归结给诸将，强调战争失败只是因为自己未听从他人劝告所致，与诸将无关，甚至用削夺其弟司马昭爵位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大公无私的大义姿态，为自己在朝臣百姓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而作为弟弟的司马昭在管理层面就明显缺乏沉稳与担当，甚至可谓心胸狭隘。当时司马昭东路军战败后，便向东路军诸将开会讨论东兴之败应该归咎于谁，显然是意图在诸将之中找一个替罪羊减免自己的罪责，其中王仪对曰：“责在元帅（指司马昭本人）。”司马昭勃然大怒，认为王仪是想要故意委罪给自己，直接下令斩杀了王仪，其心胸度量可见一斑。意料之外司马师的薨逝与司马昭的轻率本来按照正常节奏推演，沉稳的司马师理应将成为引领司马家的主线，然而，司马师的一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隐患点：首先，司马师从小就有严重的眼疾，这为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其次，司马师和自己的妻子夏侯徽共育有五个女儿，却没有儿子，这就导致他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嗣子（后来只能将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过继为嗣子），也就无法完成传统法理上的血统传承。因此，司马师的励精图治基本上注定要为司马昭做嫁衣。不过，司马师的离世还是比世人预想的快了许多。在司马懿去世的第三年（254），司马师借口李丰与张皇后之父张辑阴谋废黜司马师而立夏侯玄，先是诛灭李、张与夏侯等人三族，随后又废黜张皇后，最终将矛头直至皇帝曹芳。当年九月，司马师逼迫郭太后下诏废黜曹芳为齐王，改立高乡贵公曹髦（曹丕的孙子）为皇帝，仿效当年霍光故事行废立之事的司马师显然已经对曹芳私下对司马家夺权的想法无可忍受，故而借故改换曹魏帝王以方便自己掌权，不过此时的司马师也依旧在程序框架内行事，其利用太后下诏贬黜帝王的做法仍然有汉朝成例可寻，仍可以标榜自己是霍光之辈的肱股之臣。然而就在司马师废立曹魏帝王的次年，忠于魏国王室的毌丘俭与文钦再据淮南反叛，司马师在战场之上眼伤旧疾复发，临阵忍痛指挥平叛，最终击破淮南叛军，却也让身体健康遭受重创。大军回师途中，司马师病情加重，死于许昌，年48岁。父兄两人在五年内相继离去，人到中年的司马昭要走到台前撑起司马家，而他的脚步明显要比父兄快得多。汉四棱形铜镞。来源/许昌市博物馆司马师离世之际，司马昭也在许昌省问照看，乘势接管司马师的东征诸军事，领六军从许昌归还洛阳，从而将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魏帝曹髦只得顺势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魏帝丝毫无法撼动司马家的权力地位。司马昭之后明显加快了自己集权的速度，甘露元年（256）正月，司马昭被加大都督职衔，接受了当年司马懿不愿意接受的“奏事不名”礼遇。当年八月十六日，加假黄钺，司马昭又拥有了代行皇帝征伐之权的至高权力。而真正让司马昭放开手脚的是第三次淮南叛乱的平定，甘露二年（257）五月初一，镇东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綝，占据淮南起兵，送儿子诸葛靓作人质请求吴国援救，曹魏势力的最后一次反扑拉开帷幕。秋七月，司马昭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展开对淮南叛军的围剿之势。从司马昭将天子与太后全部裹挟在自己亲征队伍的举动便可以看出，司马昭对自身威望和军政控制能力严重缺乏自信，惧怕自己大兵出师之后会被别人从背后偷家，重蹈当年曹爽的覆辙，一方面也显示出其对曹魏天子的忌惮与猜疑，这一举动不仅展现出司马昭的政治手段粗暴缺乏技巧，其透露的政治意涵昭然若揭，曹魏天子只是捆绑在司马昭战车上的吉祥物，这自然也会让魏帝曹髦深感不安。甘露三年（258）二月，司马昭在围攻淮南寿春半年之后攻破城池，夷灭诸葛诞三族。至此，忠诚于曹魏势力的淮南地方势力彻底泯灭，困扰司马懿、司马师与司马昭父兄的心腹之患彻底拔除，司马昭也就彻底放下心头对于曹魏反抗势力的忌惮，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强化自己的专权地位。当年五月，魏天子曹髦下诏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且司马昭的晋国可以独立设置官署。这已经是曹操当年在汉朝境内建立魏国的翻版，尽管司马昭依旧假意九次推让过去，但是可见曹髦作为天子的权威已然尽丧，下诏给司马昭立国封九锡已经是被朝臣裹挟的具体展现。而随后司马昭在地方上以王基与州泰分镇荆州，使石苞都督扬州，陈骞都督豫州，钟毓都督徐州，宋钧监青州诸军事，已经用司马师亲信全面完成了对整个魏国地方军政大权的掌控。因此，曹魏天子被司马家全面架空已经成为魏国朝堂与地方不言自明的事实，曹髦后来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形容实际上恰如其分。东武侯王基断碑拓本。来源/故宫博物院甘露四年（259）春正月，我们现实中认为不存在的龙竟然两次见于宁陵县的井中。而在之前，顿丘、冠军、阳夏，轵县井中更是屡有龙见，当时的曹魏群臣以为龙的大量出现寓意吉祥，但是深受司马昭摆布的曹髦却认为龙代表着君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次屈于井，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作了首《潜龙诗》以自讽，这一举动却逃不过司马昭的眼睛，内心对于曹髦的嫉恨又上了一层。终于，在第二年的五月戊子夜晚，曹髦面对大臣说出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后，觉醒了高祖父曹操的血脉，抱着“正使死何惧，况不必死邪”的勇气，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数百人击战鼓，出云龙门直奔司马昭相府而去，而这一战的结果众人皆知，十几岁的曹髦被太子舍人成济持戈一击而杀。事后司马昭尽管慌张的自投于地，却只是以成济的三族当替罪羊来搪塞天下悠悠众人之口，而那个暗中唆使成济刺杀皇帝的主谋——司马昭的心腹中护军贾充则毫发无伤，足以见得司马昭内心军政手腕的短浅。令人唏嘘的是，这个弑君的实际刽子手贾充是当年只身力抗曹彰保曹丕登基的曹魏开国元勋贾逵之子，当年诸葛诞反叛淮南前，贾充便作为司马昭的说客前去暗示洛中诸贤皆愿司马昭禅代，探听诸葛诞的口风，却招致诸葛诞劈头盖脸的反讽：“卿非贾豫州（贾逵）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贾充这样敢于弑杀皇帝的阴狠角色能够为司马昭所用，再次展现了司马昭与父兄军政谋略的根本差异，他对自己的政治军事能力缺乏自信的同时充满着猜忌，在与曹魏皇室的交际中甚至不想秉持最为基本的尊崇与体面，向天下人显露出自己篡位换代的赤裸野心，他给曹髦带来的折辱与压迫让这位帝王被迫反戈一击，也让司马家族背上了当街弑君的千古恶名。六十多年后的江南建康王宫里，司马家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绍向大臣询问司马家所以得天下之由，奠定了东晋基业的王导为晋明帝详细讲述当年司马家族创业的始末，当谈到高贵乡公曹髦被当街杀害的故事时，这位司马氏的子孙也羞愧得掩面伏在坐床上，说出了如此一句：“若如公言，（晋国）祚安得长”，后世果如其言。参考文献：1.（唐）房玄龄：《晋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史部。2.（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钦定四库全书。3.（西晋）陈寿：《三国志》，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史部。4.（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四部丛刊子部。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史部。*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王凯迪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王旭推荐没有哪座城市拥有如此庞大而璀璨的诗歌遗产唐人的诗句不只是这座城市的记录者更是它的塑造者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安这座“唐诗之都”循着诗句的指引一步步走回那个诗酒风流的大唐长安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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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朝享国276年，历16帝。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明代诸帝画像在出版物中常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认16个人很难吗？不难。但明代诸帝像出错率高也有原因，毕竟这批画像的反常现象太多——明明有16位皇帝，却只有14幅坐像（正像），而偏偏这14人中又有1人不在16帝之列，绕来绕去，出错率自然大大增加。其实，这些肖像画被张冠李戴的背后，是大明王朝一段又一段惊心动魄的皇权角逐往事。消失的他们在靖难之役里失败、被叔叔夺走皇位的朱允炆的相貌如何呢？很遗憾，这个答案后人无法得知，因为南薰殿旧藏的明代诸帝像中，根本没有朱允炆的肖像。建文帝朱允炆的画像可能毁于宫中那场大火，又或许这位年轻的君王出逃时带走了肖像。但可以确定，朱棣登上帝位后，不仅革除了建文年号，诛杀大量建文旧臣，还篡改史料，抹除诸多与建文帝有关的信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朱棣绝对不可能允许建文画像被供奉在宫中，所以即使建文朝真有建文帝画像留下，也势必被明成祖销毁。但朱允炆的确有一张画像留传下来，此图为半身肖像画，画中人身穿明代衮服，头戴翼善冠，面容稚嫩，无胡须，头顶上方写有“明惠帝真像”字样，今南京阅江楼存有此图临摹本，原图来源未知，看画风应为古人所绘。清人绘制的明惠帝半身像。作为皇权斗争的失败者，建文帝朱允炆在明代皇家并没有留下画像，其像由后世想象绘制但画像的两个信息足以证明，它绝不可能绘制于明初。其一是画中建文帝所穿的衮龙袍的纹样为明纹，这种纹样在明英宗时期才出现。其次，建文帝头上所戴翼善冠有双龙戏珠饰样，这与明初朴素的翼善冠完全不同，要迟至明穆宗时期才出现。第三，画上有题字称朱允炆为“明惠帝”，但在明代前期，朱允炆作为王朝禁区而不允许被谈论，更没有谥号和庙号，因为朱棣压根不承认其帝位，所以即使提到也称之为“建文君”。直到明中后期，关于建文朝之事才逐步解禁，对于朱允炆报以同情者会称其为“建文帝”。“明惠帝”这个称呼则在明亡后才出现，南明弘光元年（1645）七月，南明朝廷首次为建文帝上庙号为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到清乾隆元年（1736），清廷为建文帝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此后简称为恭闵帝，也有称其为明惠帝。也就是说，从“明惠帝”这个称呼出现的时间来看，那张朱允炆肖像画大概是在清代才补绘的，画中人的面貌自然也不可能是建文帝的真实长相。如建文帝这样因皇权斗争失败而画像缺失的皇帝并非孤例，另一位没有留下画像的帝王甚至比他还要冤屈。在靖难之役过去近半个世纪后，明正统十四年（1449），一场因英宗皇帝轻敌冒进而引发的土木之变让明廷陷入空前危机，英宗朱祁镇被俘，也先率领的瓦剌大军兵临城下。存亡之际，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临危受命监国，同年九月，朱祁钰在群臣拥戴下登基即位，遥尊正在漠北“留学”的朱祁镇为太上皇。即位后，朱祁钰与于谦等重臣积极配合，成功击退进犯的瓦剌军，这场挽狂澜于既倒的北京保卫战能够取胜，无疑归功于朱祁钰君臣珠联璧合，调度有方。朱祁钰登基次年改元景泰元年（1450）。在位期间，他选贤任能，积极致力于稳定时局。然天有不测风云，励精图治的朱祁钰年纪轻轻就身染重疾，景泰八年（1457）一月，朱祁钰病危，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连同宦官曹吉祥等人于当月十七日发动“夺门之变”，将之前被瓦剌放归的英宗从南宫请出，拥其夺门复位。景泰款掐丝珐琅莲托杂宝纹螭耳熏炉。来源/故宫博物院明英宗复辟后，改元天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杀害，随后又于二月初一下诏，废朱祁钰仍为郕王，迁于西内。二月十九日，朱祁钰病逝，年仅30岁。明英宗对朱祁钰的身后事处理得非常绝情，首先是不承认其帝位，将景泰帝生前所建的帝陵寿陵摧毁，只以亲王礼葬于西山。接着又给他定了个“戾”这一恶谥，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明朝历14帝，但昌镇的皇陵却只有13陵，就是因为景泰帝朱祁钰成了北迁后唯一没有入帝陵的明朝皇帝。后来南薰殿所藏明代诸帝画像里，也没有景泰帝的肖像画，想必早在天顺朝就被明英宗销毁了。朱允炆和朱祁钰都是因为在皇权斗争中失败而画像缺失，但相比之下，朱祁钰的遭遇更让人意难平。朱棣虽然得位不正，但其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开创盛世，凭着自身努力给历史交了一份还算不错的答卷。而朱祁钰属于临危受命，于存亡之秋击退强敌使明廷转危为安，承大统众望所归，帝位合法性没有任何问题。反观明英宗，在国家还强盛之时，竟能凭一己之力葬送数十万军队，自己也身陷囹圄，把国家玩得只剩半条命。南宫复辟后，又残害忠良，对景泰君臣进行疯狂报复，称之为昏暴之君亦不为过。早在成化年间，朝野为朱祁钰平反的呼声就很高，至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明宪宗朱见深下诏恢复朱祁钰帝号，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并下令按帝陵的规格修饰陵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朱祁钰的功绩，但明宪宗平反却是有所保留的，首先是所定谥号仅为5个字，比明朝其他皇帝17字的谥号要短许多，其次是没有庙号。以此不难推测，朱见深并没有为朱祁钰重绘肖像。到了清代修订《明史》时，史官们也对景泰君臣抱以同情态度，将朱祁钰传列入本纪。鉴于画像缺失，清代也有人为景泰帝补绘了御像。景泰与建文的画像皆为半身肖像画，从风格上看，与清代宫廷画师姚文瀚所绘《历代皇帝像图册》非常相像。姚文瀚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绘成图册，共计43位古今帝王，但其中并不包括建文帝和景泰帝。如今留下来的两幅半身肖像画，可能是姚文瀚后来补绘，也可能是其他画师仿造姚氏风格绘制。但毕竟都是出自数百年后的画师之手，其容貌也是通过后人想象，而非形神皆似的写真像了。清人绘制的明代宗半身像。明代宗朱祁钰也没有留下肖像，应是英宗复辟后对景泰君臣报复过程中将肖像销毁“客串”景泰和崇祯的人明朝16帝，没有留下肖像画的只有3位，建文帝和景泰帝是因在皇权斗争中失败，帝位不保的同时也失去了肖像被供奉于祖庙的权利，而剩下那位没有留下画像的皇帝则是因为失去江山。没错，他就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年仅17岁的他以信王身份即位，短短几个月即消灭魏忠贤，扳倒权倾朝野的阉党。他也曾宵衣旰食，夙夜匪解，试图以一己之力来挽救千疮百孔的大明江山。然而由于明廷种种问题积重难返，加上崇祯皇帝自己在执政过程中的失误，终是难挽大厦将倾。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起义军直逼紫禁城，绝望的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宣告大明王朝的终结。这一年亦是天下风云聚变的一年，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刚入主北京没多久，前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就放清军入关，战事失利的李自成匆匆退出北京，取而代之的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清王朝。崇祯在位17年，时间不算短，按理应该是有绘制御像的。但崇祯帝的肖像并没有留下来，那么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在战乱中遗失或毁坏，毕竟一年之内紫禁城两次易主，尤其是李自成离开前还放了一把火，场面势必十分混乱，崇祯帝的肖像当时还没和列祖列宗供奉在一起，因而不排除毁于战火的可能。其二是被人出于政治目的刻意销毁。第一嫌疑是李自成。作为明王朝的掘墓人，以大顺皇帝的身份入主紫禁城后，将死对头的肖像画销毁也合情合理。第二嫌疑是清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把小皇帝顺治接到北京不久后，清廷就对宫中帝后画像进行过一次清点，如果此时崇祯帝画像还在，应不至于被销毁，因为清廷是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对崇祯帝也给予礼葬。但一年以后形势发生变化，清廷开始展开对南明朝廷的歼灭战，在江南地区遭到激烈抵抗。此后近百年间，反清复明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以崇祯朱三太子旗号起事者，纠缠了清朝几代君王，此时的崇祯帝自然也成了敏感人物，这是清廷会主动销毁崇祯帝肖像画的动机。根据嘉庆年间胡敬在《南薰殿图像考》里的叙述，在当时南薰殿旧藏的明代诸帝画像里，没有崇祯帝的画像。当然，这种可能性要远低于前者，毕竟在清代也有人补绘崇祯帝半身肖像，其画风、规格与建文帝、景泰帝肖像相同，应出自同一人笔下。今人绘制的崇祯皇帝坐像，现藏故宫博物院。作为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也没有肖像画流传下来如今存世的崇祯帝画像，除清人所绘的半身肖像，还有一幅全身坐像流传甚广，虽然画像布局与明诸帝坐像轴相同，但画风迥异且有些模糊，这幅崇祯帝坐像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补绘的。这幅画像结合了当代人想象绘制，争议较大之处在于画中人年龄偏大。画中人脸色暗黄，面容显得有些憔悴，看上去年龄在50岁左右，而崇祯帝自缢身亡时年仅34岁。可问题在于，崇祯帝的画像早已佚失，谁又能知道他的样貌如何呢？其实从明末清初的一些资料倒也能推断一二。在崇祯朝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的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描述：“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弘治帝），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皙丰下，瞻瞩非常……”这里出现的“白皙丰下”是目前能见到时人对崇祯帝外貌的唯一描述。不过，关于崇祯太子外貌的记述倒是不少，《明清遗书》记载“太子为人白皙而美，善应对，其足骭骨皆双”，似乎遗传了其父肤白的特征。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陆圻所撰《纤言》记载“太子年可十七八，履云冠，绿绨袍，白纤缟袜，风姿龙采，纤好白皙，截发类头陀，手爪似春葱，语言若震洞箫，见者疑为神仙，自非寻常佳公子所及也”，俨然一幅美少年姿貌。综合遗传因素，崇祯帝“白皙丰下”的容貌极可能与其父朱常洛相似，后世补绘崇祯帝肖像，以明光宗像作为参考多少能还原几分其样貌。明光宗半身像，明，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明光宗朱常洛为崇祯皇帝朱由检生父，崇祯“白皙丰下”的容貌应是遗传光宗而来建文、景泰、崇祯这三位明朝皇帝画像缺失，背后都有一场腥风血雨的故事，但他们的缺位却给数百年后的历史爱好者、文史从业者们挖了个“坑”，至今配图出错率最高的雷区——无论是网络上的各种自媒体公众号，还是一些历史类书籍、纪录片等公开出版物，但凡涉及景泰帝或崇祯帝画像，经常会错误地配上一幅身穿衮服的明代皇帝坐像图，此人面像温和，一副老实人面孔，出镜率极高。这幅肖像的确是出自南薰殿旧藏的明代帝王画像，但他既非景泰帝，也不是崇祯帝，甚至不在明朝16帝之列。画中人名曰朱祐杬，是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明孝宗朱祐樘异母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受封兴王，弘治七年（1494）九月十八日到封地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就藩，去世于正德十四年（1519），享年44岁，一辈子没坐上皇位。死后被正德皇帝赐谥“献”，又称“兴献王”。明兴献王坐像，明，纵237.6厘米，横164.2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兴献王生前没有做过皇帝，但其子明世宗即位后，通过大礼议之争，将兴献王追尊为皇帝并按照皇帝规格给其绘制画像。而这幅特殊的肖像，常被后世张冠李戴，误认为是景泰或崇祯一个藩王，其肖像画为何会身穿皇帝级别的衮服，并被供奉于宫中，与明代诸帝享受同等待遇？这背后关乎大明王朝的另一场政治风波——大礼议事件。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忽然驾崩，由于武宗无子，群臣按“伦序”原则，请血脉最近的一支继承皇统，这样算下来兴藩最近，于是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以兴世子身份入京即位。朱厚熜是兴献王的儿子，却不肯正式即位，反而与群臣闹得不可开交，理由是他认为自己并非皇子，不同意大臣为其拟定的他要以明孝宗为皇考，自己以皇太子礼仪即位的流程。双方为名分之事相持不下，最后还是皇太后下懿旨斡旋，朱厚熜才勉为其难登基即位，即嘉靖皇帝。嘉靖登上帝位不久，随即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朝臣展开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主要围绕两个核心，其一，嘉靖帝在宗法意义上的父亲是谁？其二，嘉靖帝生父尊号应该如何定才能解决皇统问题。为对抗朝臣，嘉靖帝在即位当年即下旨，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又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此举引起朝臣巨大的反对浪潮。此后三年，嘉靖皇帝与武宗朝旧臣在这一问题上反复较量，至嘉靖三年（1524）七月的左顺门事件达到高峰，面对朝臣们集体请愿，嘉靖帝直接出动锦衣卫以武力镇压，反对者或遭下狱或遭廷杖，此事件中因廷杖丧生者就有16人，此后群臣纷纷缄口。事后，嘉靖帝下旨将其父献皇帝神主奉安于奉先殿东室观德殿，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标志着大礼议之争以嘉靖皇帝获胜告终。嘉靖款青花云龙纹爵。来源/故宫博物院此后嘉靖皇帝对其父朱祐杬的追尊一直没有停止。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追尊其庙号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1545），又“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与此同时，兴献王墓也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即明显陵。那张朱祐杬的皇帝坐像，就是朱厚熜在大礼议之争获胜后召宫廷画师补绘供奉的御像。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到清乾隆十四年（1749），清廷将紫禁城旧藏的帝王像装潢完毕，移藏南薰殿时，给朱祐杬这张肖像的笺题为“明兴献王像”。朱厚熜费尽心思为其父争来的皇帝称号，终究没有被后世承认。又因兴献王朱祐杬虽有肖像画，但事迹鲜为人知，而景泰帝和崇祯帝都很有名，于是兴献王画像就总被误用，日常“客串”这两位画像缺失的皇帝。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8月上，原标题为《皇帝“被消失”   藩王穿龙袍 明代帝王像背后的政治风云》，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周渝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0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故事背景设定在明代的电视剧《武林外传》中，同福客栈的吕秀才虽满腹经纶，也不过是个账房先生，一年挣不了几两碎银。但实际上，明代秀才享受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策关照。吕秀才之所以选择在饭店打工，多少是因为屡试不中而自暴自弃。那么，中国古代秀才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源起“秀才”一词，早在西汉以前就有了。被举荐的人，一般被称作“秀士”。《礼记》记载：“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这里的秀士，便是后来的秀才。一直到明清时期，还有人把秀才称为秀士。“秀才”一词，到西汉时已经比较明确，主要指社会上那些道德过关、能力出众的人。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的讳，秀才改称“茂才”。当时，举孝廉制度盛行，凡被举荐为秀才者，便可实现人生命运的转折。不过，东汉至魏晋时期，士族门第观念盛行，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指望通过举孝廉进入官场。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说的就是世家大族把持下的察举制所举荐的秀才大多名不副实。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秀才作为其中一科，录取标准比进士还高。《唐六典》载：“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至于进士则只要“明娴时务，精熟一务”即可。唐太宗在位期间，登科秀才的只有22人，平均一年不到一人，登进士科的则有205人。由于录取标准过于严格，后来很多读书人放弃应考。唐高宗时干脆下令停止了秀才科考试。秀才作为显身之阶就此作古。现代语境下的秀才，主要指的是明以后的了。明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此之前，学校并非参加科举的唯一通道。以宋为例，读书人无论是否在校读书，均可参加科举考试中的乡试，进而会试和殿试。明代在官学与科举之间建立了一种必然联系：知识分子如果不成为官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便很难有资格参加乡试。而要成为官立学校的学生，首先必须参加童试，“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那些被录取到州学、府学或县学的人叫生员，也就是人们习惯称谓中的秀才。所以在明代，秀才是功名的起点，“科举发生，始于秀才”。清代沿袭这一做法，童生考试在民间又被称为“考秀才”。《观榜图》卷（局部）。作者/（明）仇英，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当然，要求严也有相应的好处。在此之前，科举功名并非一种固定身份，比如宋代，通过乡试取得的举人头衔仅是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一次性资格。如会试或殿试不合格，未被选官，就只能重新参加乡试，再考举人，此即顾炎武所谓“科则除官，不复谓之举人，而不第则须再举”。明代的生员不再是一次性资格，而是被固化为长期身份，享受各种特权优免。特权在明代，能考上秀才，意味着已经进入科考体系，虽然处于这个体系的最底端，但已与社会上连这个资格都未取得的读书人区分开来了。当时的地方法律规定，“方巾止许生员及前程人戴……而童生及幼稚戴片玉及凌云等巾……俱不许混戴方巾”。也就是说，不是秀才的读书人，连头上的方巾都不能乱戴。明人画男女图像轴中头戴方巾的明代男性。来源/故宫博物院一旦戴上了象征秀才身份的方巾，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乡邻敬重，不敢欺凌；官府优崇，不肯辱贱。差傜概州县包当，词讼各衙门存体。岁考搭棚饼果花红纸笔”。秀才不仅自身免除差役，还惠及家人。《明会典》载：“生员之家，并依洪武年间例，除本身外，户内免二丁差役。”嘉靖年间，优免的内容扩展到税粮。明代有个叫佘自强的在《治谱》中对这种优免有很形象的描述：编赋税时一般会将乡绅单造一册，内开某宦该优免若干、优免不尽若干、正派钱粮若干、一总粮银共该若干，举人生员皆然。在征粮时，如有纳欠，往往是“待百姓钱粮将完，乡绅生员之家才去催逼”。不过，这种优免并非阳光普照，秀才本身也分等级。官学内的学生分为三等：附学生、增广生和廪（lǐn）膳生。后两者是有定额的：县学各20名、州学各30名、府学各40名。附学则无定额，新入学者为附学生，经月考、季考、岁考等考试，都拿到优的才能升至增广，再由增广升至廪生。享受优免政策的是后两种。附学生员是不免差傜的。相应的，经济待遇也不一样。廪生在生员中等级最高，按明制，已经可以拿伙食津贴了，也就是廪食银，洪武初年定为月米六斗，不久改为日米一升，由官府供给鱼、肉、盐等物，洪武十五年（1382）又改为月米一石。到明后期，出现改粮为银的情况，如明末松江生员“一登廪册，即岁食饩银一十八两”，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不但有银子拿，在学校里，廪生还有固定的房舍可供使用。所有这些，附生都没有。不仅如此，附生只有在廪生有缺的时候，才能依次充补。明代学者徐渭在成为附学生员12年后才成为廪生。徐渭杂记书札合册（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成为廪生，也不保险。生员进入学校后要面临各种考试，如教官的日课和月考、提调官的季考、提学院道官员的岁考和科考等。如果在岁考中拿不到好成绩，最严重的要被降等级，像徐渭，一生八试不第，最后连生员的身份都被革去了。许多生员，就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考试中耗度青春，终其一生不过秀才而已。范进中举。来源/吴敬梓原著，继凡改编，赵仁年绘画《范进中举》，辽宁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但是，即便像廪生那样有固定津贴和住所，对成年尤其是成家的秀才来说，生活都难以为继，更何况还有更多没有津贴可拿的秀才。所以，大多数秀才要养家糊口，只能自力更生。门路明代秀才，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租用学田。所谓学田，就是明清时期，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学田通常租给佃户，官学里的学生不允许租种学田，一来生员应该是学习为重；二来生员与学校存在人情瓜葛，容易拖欠地租。但在实际管理中，很难杜绝这种现象。比如万历年间，嘉定地区有不少生员不仅租种学田，还将学田视为己有。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这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监生里选，但明朝的府、州、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而且很难升迁，很多监生宁愿长期待在国子监听选待职，也不愿就任。这就导致地方教职人员严重短缺，比如景泰年间，“天下卫、府、州、县学校官，有缺一二员者，有缺三四员者，甚至全缺，或委阴阳、医学掌署印信，或委典史、生员代领学事”。后来不得不降低选任标准，从那些乡试落榜的岁贡生员中选拔。北京国子监。摄影/摄影师木禾，来源/图虫创意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明代学馆，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简单来说，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20两白银；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50两白银，如果是举人出身，年收入可能会超过一百两银子。像明代万历年间官员庄廷臣，在中举人之前，已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经师，被人请去给孩子辅导功课，一年收入240两银子，后来又被两淮盐商李鹤亭请去，每讲一次课得银3两。除了名师，普通秀才也可通过开学馆解决温饱问题。嘉靖年间，苏州一位叫周隐君的人，就是“倩馆为生计”。万历年间，江阴的缪昌期也是“授徒里中，得馆谷以奉甘旨”。第四是做幕僚，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馆老师可比，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既然无法科举入仕，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前面提到的徐渭，就曾做过胡宗宪的幕僚，并深得胡的信任，收入大大改善。有一次，胡宗宪一次性给了他220两白银。徐渭靠这笔钱买地买房，终于有了自己的栖居之所。当然，不是谁都有徐渭那样的运气，由于幕僚的收入与主家官衔、地位的高低直接相关。最后一个生存门路是以文赚钱，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了。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商贾细民出于尚文心理，对于寿序、寿诗、祭文、墓表等需求随之增加，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有个叫陈继儒的读书人，专门写一些民间琐事的书，迎合市民口味，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成为畅销书作者，钱自然是不少挣，连带着还让出版商也赚了不少钱。自书诗帖轴。作者/（明）陈继儒，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一方面，绝大部分秀才混迹于社会底层，挣点钱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他们的日常花费却并不少。花费明清时期的秀才日常花费中，除了家庭开支这类无法考证，史籍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也是秀才们的必备支出，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清代乡试考场之一：南京考棚。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先是请家庭教师的费用。一般来说，能请得起家庭老师的，家境都比较殷实，如请庄廷臣的李鹤亭是著名盐商，钱自然不是问题。这里的花费并不是秀才自己花钱，而是出自秀才家里。也有一些本身家里条件一般，但为了孩子能在科举之路上有所斩获，不惜借钱请老师。《初刻拍案惊奇》载：某县赵老六，为让“儿子成就，情愿借贷延师，又重币延请一个饱学秀才，与他引导，每年束脩五十金”。其次是图书文具的费用。这笔费用同样靠家人支持。安庆府桐城县人萧世贤，在备考乡试期间，他母亲变卖首饰，给他请老师、买书和蜡烛。那些没钱买书的秀才，只能借书或抄书。除了图书，明代秀才参加科举时的卷子、笔、墨等都是自备。这一点，明代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反映。比如晚明小说《欢喜冤家》第十回载：扬州府仪真县秀才许玄开出一张购置进考场的账单“自买卷子、文房四宝，一应进场之物，共要十两银子”。第三是交通费。明代乡试通常三年一次，各府、县学校里的秀才们纷纷赶往省城。万历三十年（1602），廉州府士子赴雷州参加科考，每位士子雇一匹马和一名仆人，各自皆需1000钱，合计2000钱。按当时银钱比价，1000钱折银1两，每位士子仅这一项就要用银2两。所以，不少秀才为了节省费用，多在赶考途中借宿寺庙。比如嘉靖名臣杨继盛，在备考乡试时就租住在寺庙中，为了省钱，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而且“夜无衾，腿肚常冻，转起而绕屋疾走”，相当清苦。第四是拜师费。按明制，童生被官学录取后，要在入学时向老师缴纳拜见钱。如果出不了这笔钱，可能连入学都会成问题。《二刻拍案惊奇》中，一个老师回忆，他在沂州当学正时，碰见一个新入学的童生，家里穷，出不起拜见钱。他的同僚撺掇他给这个学生点颜色看看，他后来打听到学生确实家里穷，就把学生叫来，明白地告诉他不要分文。当然，不是所有秀才都会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此外，童生在考秀才时，请廪生来作保，要花钱；秀才参加完乡试，如果中举，回乡请客、包红包需要银子。《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过来报喜的人挤了一屋子，把胡屠户送来的几千钱都花光了才打发他们去了。那些没考上的主要花费就是返程的路费了。明万历四十年（1612）周顺昌乡试卷。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毫无疑问，这些费用，大部分秀才是无力承担的。相较于日常所得，仅在参加科考这一项的花费，已足以让许多人掏空家底，甚至举债借贷。他们只能靠家庭支持、宗族资助、社会及会馆资助等方式，继续自己的科举之路。从这个角度看，普通的秀才是赚不了什么钱的，否则也不会有“穷酸秀才”这一说法。秀才在古代虽然凭借身份能享受一些特权，但这些特权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由此被牢牢绑在了科举考试这棵大树上，纵然因此伤痕累累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读书人“士”的身份，又使他们自觉清高，优于农工商等阶层，但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往往陷入传统士人安贫乐道与治生求存的两难境地。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挣扎在这样的冲突与碰撞之中。参考资料：张瑞昌：秀才源流考.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 1985(03)杨东方：明末清初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例.寻根. 2006(05)闫雪文：生计与道德：明代中后期江南秀才徐渭的治生选择.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严曦：明代绅士与诉讼——以判牍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8.刘明鑫：明代科举考试费用及其影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8.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番茄汁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昀璐（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推荐没有哪座城市拥有如此庞大而璀璨的诗歌遗产唐人的诗句不只是这座城市的记录者更是它的塑造者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安这座“唐诗之都”循着诗句的指引一步步走回那个诗酒风流的大唐长安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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