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56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北京东城区，灯市口附近，有一条全长700余米、宽仅7米的胡同。它就是史家胡同。论体量，它与京城千百条胡同别无二致；但若论底蕴，历史悠久的它无愧于“一条胡同，半个中国”的盛名。图片来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官网小姐家的大书房：一个才女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回声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早赶赴南方迎候，一路护送北上，经杭州、上海、济南，四月下旬抵达北京。整个北京为之轰动，梁启超、胡适，甚至逊位的溥仪等一众名流相随左右。然而，泰戈尔抵京不久，一场非官方的茶会，却举办于一处私人宅邸——史家胡同24号院。泰戈尔访华。来源/纪录片《人文深呼吸》截图这所院落的主人名为凌叔华，时年24岁。凌叔华形象。来源/纪录片《人文深呼吸》截图凌叔华出身京城名门，父亲凌福彭是清廷高官，精于辞章、酷爱绘画。齐白石、王云（王梦白）、陈寅恪等名家都是凌家的座上客。凌叔华自幼深受书画熏陶，师从知名宫廷画师，又随“清末怪杰”辜鸿铭学习英语，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凌叔华聪明、优雅、有才华。在史家胡同的大宅院，她常常举办画家名流的聚会，她的住所被赞为“小姐家的大书房”，最知名的“座上宾”便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小姐家的大书房”沙龙合影。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茶会当日，凌府现磨了杏仁茶，到上等点心铺子订制了藤萝饼、玫瑰花饼、萝卜丝饼。用浓浓中国风味接待外国的贵客和北京的文化名流。胡适、林徽因、丁西林、徐志摩、陈西滢一群文人齐聚于此，二三十位名流济济一堂。席间，凌叔华作为东道主招待了来宾。泰戈尔在其邀请下，排开檀香木叶，画起佛像、莲花，蕴含其对佛教的理解。论及中西方绘画技法时，凌叔华的回答更让泰戈尔大为赞同。正是因为这次茶会，凌叔华加深了与陈西滢、胡适的交往。后来，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远赴欧洲，晚年才回到北京。其女陈小滢将史家胡同24号院的产权转让给街道，用于建立博物馆。2013年，史家胡同博物馆开馆，这是北京第一家胡同博物馆。“修旧如旧”的修缮理念贯穿了博物馆修建的全过程。院内的一草一木都依照凌叔华自传《古韵》中所提及的景色以及当年实景照片进行还原。地面铺设的8000多块老砖，是从居民处理掉的建筑垃圾中“捡”回来的。瓦片、墙体的砌法运用老材料和传统工艺，以尽量恢复故居原貌。正如凌叔华一生所追求的：体面、雅韵、趣味。史家胡同博物馆。图片来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官网今天走进史家胡同24号院，我们可以在“兰芷偕芳”展厅里看到凌叔华的画作、书信和旧物，想象她主持文化沙龙，文化名人相聚于此的场面。而在“胡同声音”体验区，我们则可以听到过往胡同的各种声音——燕子的鸣叫、游商的叫卖声、门轴的吱呀声、“震惊闺”“虎撑子”等老北京响器声……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的声响都被收录其中，70多种老北京叫卖声与街巷音景记录了老北京胡同遗失的风貌，为沉默的景致注入自然与人文的音律温度。一所宗学与一场留学：胡同里的近代教育转型史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的一道圣旨，将供奉着明末忠臣牌位的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史家胡同59号）改建为“左翼宗学”。从此，青砖灰瓦间不再只有缭绕的香火，更多了八旗左翼弟子的嬉笑与书声。这是北京最早的官办学校之一。1905年，左翼宗学改为“左翼八旗第五初等小学堂”；1910年又改为“左翼八旗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11月1日，北京二中迁入与史家胡同一街之隔的内务部街15号，史家胡同59号又建起了史家胡同小学（简称史家小学）。如今，史家小学已是北京最有名的小学之一。今天的史家小学。图片来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官网然而，史家胡同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角色，还不止于此。当左翼宗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走向终结，教育现代化的新契机在史家胡同扎根。1908年，美国政府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并明确要求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次年，清政府在史家胡同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选拔、培训、管理等事宜。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组织了三次考试，共计选拔留美学生183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学术史上无法绕开的大师巨匠：赵元任、梅贻琦、竺可桢……梅贻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执掌清华十七年，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奠定了清华的学术根基，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被反复引用。梅贻琦。来源/清华校友总会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后来成为浙江大学的校长，带着全校师生辗转千里，在战火中护住了一张课桌。一生致力于气象观测与教育事业。竺可桢。来源/中国科学院与举办选拔考试同时，清政府将清华园约450亩土地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1911年清华学堂正式开学，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可以说，史家胡同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起点，也是孕育清华大学的地方。从清代宗学到近代留学教育起点，史家胡同不仅承载了中国教育从宗学、小学到现代大学的制度转型，更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开眼看世界、改写学术史的人才，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微小却厚重的缩影。一座剧院与一颗匠心：从56号院走出的中国话剧史家胡同20号院，老门牌56号，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人艺）的诞生地。1949年北平解放后，华北文工团进城，看中了这座宽敞的三进大院，便驻扎下来。1950年，改建为包括歌剧、话剧、舞蹈、管弦乐等综合性的文艺团体，命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人艺）。焦菊隐、曹禺等建院元老正是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许多早期经典作品也在此孕育。图片来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官网1952年6月12日，新组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大院诞生。人艺建院之初，四位被后人称为“四巨头”的创始人——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副院长欧阳山尊和秘书长赵起扬，在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院进行了一场长达7天的长谈。当时首都剧场还未落成，四人就在这座小院里，每天上午谈3个小时，下午再谈3个小时，一连谈了整整7天。正是借由这闻名于后世的 “四十二小时建院谈话”，四人明确了北京人艺的未来方向：要建立一座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同时又拥有自己民族特色、形成独特风格和理论体系且享誉世界的文化剧院。曹禺照片。来源/纪录片《北京纪实-这里是北京》截图围绕这一核心目标，他们提出了三条建院原则：坚持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继承民族戏曲传统、辩证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将北京人艺建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和民族特色的剧院。这场谈话为中国话剧的一座艺术殿堂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曹禺、焦菊隐等人在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院创作出《龙须沟》《茶馆》等经典之作。那时的曹禺已经写出了《雷雨》《日出》《原野》，是中国话剧的第一人。但他仍然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来56号（今20号）院上班，坐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写剧本。焦菊隐则是出了名的严厉导演，在排《龙须沟》时，要求全剧组演员都要在龙须沟体验生活，还要写角色自传，做小品，一样都不能少。《龙须沟》剧照。来源/人民艺术剧院1957年春天，老舍先生创作了一个四幕六场话剧送到人艺，叫《秦氏三兄弟》，也就是《茶馆》的雏形。人艺的创作者们看完最初的剧本觉得剧情不够集中，却不知该如何改进。焦菊隐将这个剧本拿回家看了三天，提出了他的意见，希望老舍将戏集中在大茶馆场景里。所有的事件都在此发生，借茶馆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迁。这个提议令所有人茅塞顿开，也令老舍先生激动不已。正是这个建议，成就了如今的《茶馆》。三个月后，《茶馆》的剧本正式出炉。每一幕都是历史的横断面，一幕幕接替勾勒出历史的足迹。今天，北京人艺早已搬离史家胡同，但20号院仍然是话剧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很多人来这里，都是为了感受一下：那个曾经孕育了《龙须沟》《茶馆》等震撼人心的作品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两座院落与两种抉择：历史转弯处的理与情史家胡同23号院，如今是一处寻常的民居。但在1949年1月，有人在这座院子里做出的一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北平的命运。1948年，傅作义住进了这座院子。他是华北“剿总”总司令，手握六十万大军。然而，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东北既失，淮海已败，北平成了一座孤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选，成为他辗转反侧的问题。傅作义。来源/纪录片《真相》截图北平不是一座普通城市——它是千年古都，有故宫、天坛、有无数文物和百万百姓。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在这个院子里一直住到50年代中期。后来，他跑遍了大江南北视察水利工程。也许对他来说，修一座大坝，比打赢一场战争更安人心。与23号院相隔不远的史家胡同51号院则藏着另一段故事。1960年，这里住进了一位不平凡的老人——章士钊。章士钊。来源/纪录片《山河岁月》截图章士钊是民国时期无法绕开的名字。他曾是清末革命家，与章太炎、黄兴并肩，共组华兴会；他曾为陈独秀义务辩护，让陈独秀免于死刑；他也因“甲寅派”立场与鲁迅展开论战，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对其有所批评；他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49年，他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北平和平谈判。谈判破裂后，他没有回南京，而是留在了北京。这是一个身上贴着太多标签的人——革命者、学者、律师、政客。每一种身份都真实，每个身份背后也都有一段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过往。章士钊刚到北京时，借住在著名爱国人士朱启钤的私宅后院。两家人口都多，拥挤不堪。1959年，周恩来来看望他，发现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生活条件如此，非常自责，便将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并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章士钊找一处四合院住宅。章士钊的夫人选了史家胡同51号院。最初，院子宽阔大气，有前、中、后三个院落。章士钊却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的院子太大了，主动把第三进院子分了出去，只留前两进。章士钊一生宦海沉浮，可能正是深知“安身”容易，“安心”难，他才不渴求物质的丰盈，只求一份晚年的安稳。史家胡同51号院。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周恩来总理对章士钊的关照，也不仅仅是对一个老人的尊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像章士钊这样从旧时代走过来、既非共产党员也非敌对势力的民主人士，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群体。解决章士钊住房问题的举动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崇尚民主，希望和民主人士一道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章士钊在51号院住了十多年，直到1973年去世。他在这里完成了《柳文指要》等著作。院中的老槐树，至今郁郁葱葱。图片来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官网史家胡同的故事还有很多。53号院门楣上邓颖超题写的“好园”二字，既寓意美好之园，又暗合“女子园”的双关——这里曾是全国妇联的办公地，邓颖超、康克清都曾在此办公。史家胡同以一条700米的窄巷，串起了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下次路过史家胡同，不妨慢下来。700米的距离，走完不过十分钟。但在这十分钟里，你走过的是一条几百年的时光隧道。每一个门牌号背后，都站着一个人，也站着一个时代。参考文献：1.陈学勇：《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2.温宗勇、刘瑾、郑巧依等：《加强老城整体保护探索胡同改造途径——追寻史家胡同的历史印迹》，《北京规划建设》2017年第6期。3.牛响玲：《人艺往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4.马句：《北平和平接管的历史经验》，《北京党史》1993年第1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弯月弦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胡瓜 戈雨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2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今天的我们习惯刷着“小红书”获取穿搭、育儿、职场攻略，指尖轻点就能找到生活各场景的“标准答案”。但若把时间轴拉回两千多年前的周代，有一部典籍早已为当时的“士”阶层，量身定制了一套从成年到离世、从婚恋到社交的礼仪指南。《仪礼》简，汉。来源/甘肃省博物馆不同于《周礼》的国家制度蓝图、《礼记》的抽象义理阐释，《仪礼》的十七篇覆盖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人生重要场景，将这些关键节点拆解成了步骤详尽的操作流程。今天，我们就一起解锁这部古籍里的“人生通关秘籍”，看看古人如何靠它稳过人生每一关。人生“通行证”《仪礼》全书共分《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十七篇，从这十七篇的篇名，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这一篇章在具体教学哪些“生活常识”。《士冠礼》专载男子20岁成人礼仪——冠礼。在周代，这是极为隆重的仪式。“礼”字的演变。来源/《礼仪中国》片段郑玄在《仪礼注》中曾言：“冠者，礼之始也。”一切礼仪的开端，便是冠礼。男子未行冠礼，便被视为“童子”，无独立社交权、无家族继承权，不得参与祭祀、宴饮等正式社交活动，唯有通过冠礼，才能褪去稚气，获得“成人”的身份认可，真正融入周代的社会与家族体系之中。因此，冠礼的仪式过程也十分繁复庄严，《仪礼》对仪式的记录也细致到每一动作。在冠礼之前，主家需“筮日，筮宾，戒宾，具服器”，即提前占卜吉日和负责加冠及主持流程的正宾，邀请观礼嘉宾、准备服饰礼器。若所选择的举行冠礼的日期，占卜结果是吉利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如果不吉，那就要选下一旬的某日以至再下一旬的某日，再行占筮。因此，仅卜筮就可能需要耗费数月时间。冠礼时，所有礼器、人物，都需要按照规定的方位摆放和站立，如受冠者应身着彩衣，束着发髻，在东房中面朝南而立。笼冠陶俑，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冠礼当日，需要依次行“三加”之礼：“始加缁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一次加冠皆有对应的祝辞，加缁布冠时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明确告知年轻人成人后的责任与使命。加皮弁时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告诫受冠者此后需注重自身威仪，谨守品德，以端庄的言行立足社会、参与事务，不辱成人之身份。加爵弁时祝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期许受冠者在亲友的见证下，涵养德行、团结宗族，承担起家族与社会的双重责任。三次加冠之后，正宾为受冠者取“字”，祝辞道：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取“字”标志着其正式拥有独立社交身份、承担家族与社会责任。加冠仪式完成后，受冠者需行醴礼或醮礼，前者为周代冠礼的正礼，《仪礼·士冠礼》记载行礼：醴，加栖，覆之，面叶。宾揖冠者就筵西南面，宾受醴于户东，加栖，面枋，筵前北面。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加柶，覆之，面叶。宾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宾受醴于户东，加柶，面枋，筵前北面。白玉莲瓣形发冠，宋。来源/首都博物馆正宾为受冠者酌醴酒，置于筵前，受冠者行拜礼后接过醴觯，取脯醢（佐酒菜肴），先祭礼先祖，再浅尝醴酒，随后拜谢正宾，完成醴礼。醴酒味甜而度数低，不用酒而用醴，既彰显冠礼的庄重雅致，也寓意受冠者成年后需秉持温润谦和之德，不酗酒失德、不逾矩失礼，契合“以礼育人”的核心初衷。后者醮礼则为醴礼的变通之礼，多用于特殊场合，和醴礼不同，醮礼在“三加”的每一次加冠后进行，共三次。《仪礼·士冠礼》载“若不醴，则醮用酒”。正宾酌酒三次，受冠者依次拜受、祭酒、饮酒。醴礼或醮礼在行礼时，俱有对应的祝辞。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初醮辞曰：“旨酒既清，嘉荐亶时。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荐伊脯。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行完醴礼或醮礼后，受冠者便需履行“见尊长”的仪节，依次拜见父母、兄弟、姑姊，再拜见君、卿、大夫等乡邻尊长，每一次拜见皆需行拜礼，告知对方自己已行冠礼、正式成年。《仪礼·士冠礼》载：冠者奠觯于荐东，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者见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见赞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见姑姊，如见母。这一仪节表示对尊长的尊重，也表示向社会宣告自己已具备成人的资格与责任，从此可参与宗族祭祀、乡邻事务、朝堂议事等正式活动。行冠礼。来源/《礼仪中国》截图冠礼通过庄重的仪式、严格的规范，将伦理观念，融入受冠者的心中，让受冠者在践行礼仪的过程中，明白成人的责任与担当，养成谦逊、恭敬、守信的品格。在周代，冠礼是“士”阶层的必修之礼，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属于“士”阶层，皆需行冠礼，这一仪式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人教育”的源头。行完冠礼，成年后的士便“解锁”了之后的十六礼，也有资格成婚，举行“昏礼”了。《仪礼·士昏礼》完整记录了贵族娶妻的“六礼”流程，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是男方派使者提亲，带着大雁等礼品，表达联姻意愿；问名是询问女方的姓名、生辰八字，为后续占卜做准备；纳吉是占卜结果为吉兆后，告知女方家庭，确定联姻意向；纳征是男方送聘礼，正式定亲；请期是双方协商确定婚期，告知女方；亲迎是新郎亲自前往女方家迎娶新娘，举行婚礼仪式。从提亲到结婚，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规范、礼仪与话术，避免了备婚过程中的漏失与尴尬，既体现了对婚姻的尊重，也维系了双方家族的礼仪秩序。如今我们的传统婚嫁习俗，大多能追溯到《仪礼·士昏礼》的源头。图片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截图社恐“挽救者”成年并结婚后，士也自然地彻底进入社会，开始成年人的人际交往。在周代，无论你是“i人”还是“e人”，都有着全套的交往法则，只需按步行事，就可以在人际关系上保住及格分。《仪礼·士相见礼》详细规定了各阶层初次拜访的全套仪节。如士与士之间拜访，“挚，冬用雉，夏用腒”。周代不兴“两手空空”地上门，拜访时需携带相应见面礼（挚），并且根据季节变化有所不同。冬天是雉（野鸡），夏天是腒（野鸡干肉）。而野鸡的拿法也有讲究，需要“左头奉之”，就是让鸡头朝左，用双手捧着。携礼抵达后，也不能贸然进门，需要先让摈者（迎宾者）通报称“某也愿见，无由达，某子以命命某见”，表达自己礼貌拜访的心愿。而主人也不能立刻开门迎客，需要再三推辞。一个说：“我早该去拜访您，却没有来得及，您先拜访我，实在不好意思，要不您现在先回去，之后我再上门拜访？”另一个则坚持表达自己拜访的诚意。这样反复三次，才能迎接客人。进门后寒暄、站位、告辞皆有规范，主人从门右侧进入，客人捧挚从门左侧进入，主人行再拜礼受挚，客人授挚后亦行再拜礼，后续再通过摈者请客人相见，相见聊天后主人送宾至门外再拜，完成整套拜访礼仪。这次拜访后，主人还需要拿着野鸡，到拜访者家中回礼。士如果拜访大夫或者国君，则相见礼仪在此基础之上，又各有其他规范。影视剧中古人饮酒。来源/电视剧《繁城之下》截图作为士，乡里聚会也是不得不参加的社交场合。《仪礼·乡饮酒礼》就是为聚会准备的《参会指南》，宗旨是“尊老敬贤”。首先，聚会的座次是有讲究的，不能随意乱坐。“宾主位东西，介位西南，众宾之位北上”，主人居于东边，面朝西而立；主宾居于西边，面朝东而坐，二者地位相对，体现宾主平等而又恭敬的相处之道；介（辅助宾的人）居于西南方位，作为宾的辅佐，地位次于宾；众宾则按长幼次序，以北为上位依次排列，年长尊者居前，年少者居后，不得僭越。其次，敬酒的顺序也不能胡来。聚会开始后，主人要先向主宾敬酒，行拜礼后递上酒爵，主宾回拜后接爵、祭酒、饮酒，随后主宾回敬主人，完成宾主之间的礼仪互动；接着主人向介敬酒，礼仪与敬宾一致，彰显对介的尊重；之后再按众宾的长幼次序，依次敬酒，年长尊者先受敬，年少者后受敬，全程井然有序，无丝毫紊乱。聚会过程中，还有乐工奏乐、宾主互动等环节，都有相应的礼仪规范。现代的酒席礼仪，很多都可以在《仪礼》中看见最初的模样。《文会图》。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素质，也是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仪礼·乡射礼》是《仪礼》中记述乡大夫会聚士民行射之礼的篇目。乡射礼是兼具体育与修身功能的“身心修养课”，所谓“乡射，州长、乡大夫以礼会民而射，所以正其行也”，是为了正心正行。仪式中，主人与宾行三揖三让之礼，射手依序发矢，乐正奏《驺虞》等乐曲为节，胜负以饮罚酒为辨。其仪节繁复，进退周旋皆有法度。传承“定盘星”如果说冠礼是所有礼节的开始，那么丧礼就可以说是所有礼节的结束。人生难免生离死别，《仪礼》对丧葬礼仪的详细记载，不仅规范了逝者的安葬仪节，更传递了“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念，教会古人理性面对生死、维系家族伦理。《仪礼·士丧礼》《仪礼·既夕礼》《仪礼·丧服》《仪礼·士虞礼》均为丧葬礼仪的篇章，其中“复礼”（招魂仪式）作为丧葬的开篇仪节，庄重而饱含深情，尽显古人对逝者的不舍与敬畏。《清明上河图》中的扫墓行列。来源/《礼仪中国》截图仪式伊始，逝者安卧于适寝的室中，躯体被敛衾严裹。一名专门负责招魂的“复者”，取来逝者生前常穿的爵弁服，将衣与裳连缀整齐，搭在自己的左肩上，再将衣领妥帖插进腰间的缁带之中。整理妥当后，复者走到堂前，从东边的屋檐（东荣）处登上预先备好的梯子攀上堂屋的中脊。这是庭院中最高的位置，古人认为此处最易与逝者灵魂相通。抵达中脊后，复者面朝北方肃立，举起手中承载着逝者气息的爵弁服，呼唤逝者的名讳：“某，回来吧！”呼唤三遍之后，复者便缓缓将手中的爵弁服轻轻扔向堂前。堂下早已等候着一名受者，见衣服落下，便快步上前，拾起放进预先准备好的箧中。随后，受者从阼阶走到逝者遗体旁，将爵弁服盖在敛衾之上。而完成招魂使命的复者，则从屋顶北边的西荣处下屋。复礼之后，需用角柶（‌角制礼器，状如匙）楔入死者的齿间，用燕几把死者的脚拘束住，同时为死者设置脯醢和醴酒，放置在尸体的东边，并在堂上张起帷幕。此时可正式举行丧礼，迎接吊唁宾客了。影视剧中的服丧。来源/电视剧《国色芳华》截图《仪礼·丧服》篇则专门规定了“五服”制度，“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按血缘亲疏、社会关系远近，确定亲属的服丧期限与服饰规格，这种区分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也明确了家族伦理的边界。固定的丧礼礼仪让悲伤有了有序的宣泄方式，更让后人在守丧、祭祀中铭记亲情、传承孝悌观念。入葬之后，祭礼便循序展开，朝夕之间都要为逝者设奠进献，如同其生前一般奉养。小敛、大敛之时，更有专门的祭仪，陈设鼎俎、摆放祭品，依礼行拜、献祭、酹酒，每一环节都一丝不苟。《仪礼》中与祭礼相关的《仪礼·特牲馈食礼》《仪礼·少牢馈食礼》《仪礼·有司》三篇，明确了不同阶层的祭礼规范：特牲馈食礼是士阶层祭祖之礼，以一豕为牲，执事者负责陈设祭品、辅助行礼，全程按仪节推进；少牢馈食礼是诸侯卿大夫祭祖之礼，以羊豕为牲，规格高于特牲馈食礼，分工更细致，掌理牲体处理、祭品摆放等事宜；《仪礼·有司》则承接少牢馈食礼，详细记载祭祀后彻馔、傧尸等后续仪节，执事者全程执掌礼仪执行，确保祭礼有序落幕。周公制礼。来源/《礼仪中国》截图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仪礼》中的各式规矩和仪式，或许显得太过繁文缛节，不必再像古人那样一一恪守践行，但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核却从未过时。它所传递的尊老敬贤、谦逊有礼、慎终追远、反躬自省的理念，所倡导的分寸感、责任感与同理心，正是当下我们所需要的处世智慧。我们通过《仪礼》，了解到古人沉淀下来的生活哲学，从而更好地深入数千年前的文明。它以具体的仪节，教会我们如何立身、如何处世、如何敬畏生命、如何维系情感。作为“三礼”中最具实操性的典籍，它让我们在回望千年礼仪文化时，读懂传承的力量，汲取滋养当下生活的智慧，让传统礼仪中的美好品质，在新时代依然能焕发生机。参考文献：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3.(清)胡培翚，段熙仲点校：《仪礼正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4.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7.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钱贝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火炬 张斌 李栋 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8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因为《逐玉》，项羽和何润东翻红了。先是“卢绾：项羽找你决斗，跟他斗！刘邦：你看这是人类吗？”的段子又火了，而刘邦那句“我打得过他吗？”的灵魂拷问，和在鸿门宴上面对项羽时那一脸“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在这跟你吃饭？”的表情，也被做成了各种表情包。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截图就在这股“项羽热”风头正盛的时候，饰演者何润东又现身“苏超”，被网友调侃是西楚霸王来苏超“点兵”了。何润东现身“苏超”。来源/苏州足球超级联赛人们一边对着这些段子乐，一边又忍不住对着项羽乌江自刎的片段唏嘘。古往今来，战功赫赫的将军如过江之鲫，可为什么中国人偏偏对输了天下的项羽这么感兴趣？项羽长得就像人形凶器中国人对项羽的偏爱，首先来自他“天神下凡”般的无敌建模。项羽到底长什么样？关于项羽的身高，东汉班固在《汉书・项籍传》（项羽本名项籍，字羽）里记载得明明白白：“籍长八尺二寸。”按秦汉时期的度量衡，一尺在23-23.4厘米之间，换算下来，项羽的身高直逼1.9米。在平均身高远低于现代的秦末，简直就是行走的“巨人”。项羽塑像。来源/宿迁市博物馆除了身高，他的力气大更是史书盖章认证过。《史记・项羽本纪》说他“力能扛鼎”，能单手举起百斤重的青铜大鼎，在冷兵器时代就是行走的人形凶器。影视剧中项羽单手举起百斤重的青铜大鼎的场景。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截图《项羽本纪》文末还写道：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所谓“重瞳子”，即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瞳孔呈“∞”粘连形状，传说中舜就是重瞳子。在秦汉之际，上古三代“圣王”代表了人们对理想社会最美好的想象，万事万物只要沾边，就会被神化。因此在古人的观念里，“重瞳”是神异帝王之相，这让项羽的形象从“勇”进一步被神化为“神勇”。试想：一个身高一米九的大汉，一身腱子肉，身穿一副几十斤重的盔甲，手提武器，胯下一匹乌骓马，两眼一瞪，多个瞳孔齐刷刷盯住对方——代入敌军视角，简直是恐怖故事……何润东饰演的项羽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完美贴合了这种“神勇”的想象。剧中的项羽膀阔腰圆，在战场上一骑当千，喊杀声能震碎人的胆魄。巨鹿之战里，他破釜沉舟，带着楚军以一当十，把不可一世的秦军打得怀疑人生；彭城之战中，他更是带着三万精兵，把刘邦的五十六万联军杀得丢盔弃甲，打得刘邦本人直接弃家而逃；就连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遍体鳞伤，还能一口气“杀汉军数百人”。动图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永不褪色的英雄图腾可就是这样一位“战神”，最终却在楚汉争霸中输得一败涂地，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论功过，他坑杀降卒、刚愎自用；论结果，他丢了江山，也丢了性命。他不完美，也不成功，可为什么后人仍然对他“偏爱”有加？在项羽的“出圈史”上，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司马迁。《史记》为项羽立传，是为《项羽本纪》，与之并列的还有：《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孝武本纪》……《史记》。来源/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十二本纪专门记录历代帝王政绩，只有两个特例：项羽、吕太后。吕太后曾临朝称制，算半个帝王，因此，只有项羽与帝位毫无缘分，却得到了司马迁的特别对待。彼时汉朝国力鼎盛，司马迁却对王朝曾经的死敌大加称赞，不可谓不大胆，也可见其对项羽的偏爱。他在《项羽本纪》中留下这样的评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虽然是贬损之言，但难掩痛惜之意。为了宣泄这种痛惜，司马迁利用华丽的辞藻和戏剧化的情节，为项羽写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悲剧剧本：破釜沉舟，鸿门宴，然后是四面楚歌，八百铁骑突围，霸王别姬……既有铁血柔情，也有悲壮挽歌，每一幕都入木三分，让“项羽”从冰冷的史书里站了起来，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带有表演性质的“乌江自刎”过后，剧情达到高潮，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悲剧的力量往往比喜剧更震撼人心，并且随着时间流逝不断累积，凝固成更加厚重的情绪。用今天的话来说，项羽的失败，是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意难平”。一个完美的胜利者是不真实的，可一个失败的英雄，尤其是败得无比壮烈的英雄，却总能让人们共情。英雄故事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戛然而止，只余一地看客扼腕叹息。项羽自刎乌江。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截图于是，悲痛的读者们拾起笔墨，不断对司马迁笔下的悲剧故事二次创作。今日的“项羽”不仅是历史的项羽，更是文学史、思想史的“项羽”。几分真假，已很难断言。但世人眷恋的本就不仅是真假，更是一个可供寄托情感的精神意象。在司马迁之后的两千余年里，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项羽被不断理想化，从一个乱世枭雄，变成文化长河里的英雄形象。安放“自我”的“锚点”那么，为什么人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先说古代。古代读书人重清节，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项羽拒绝渡江苟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未曾低头认输，一句“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这份铁骨铮铮的气节抹去了身为败将的狼狈，多了几分悲壮与傲骨。李清照曾慨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边怀念项羽，一边借古讽今，痛骂南宋朝廷的不争气。项羽出身贵族，先秦两汉时期的贵族重礼仪，重名节。在鸿门宴上，他有数次机会除掉刘邦，却始终下不去手。范增气得砸了玉斗，痛骂他“竖子不足与谋”。项羽之所以不动手，除了政治考量之外，也有不愿做背信弃义、当众谋杀这种有违道义的事情的原因。用网络热梗来说，就是：“这合乎周礼吗？”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截图古人认为项羽“妇人之仁”，却又敬佩其光明磊落。可惜，残酷的战争时代不需要一个天真的君主，项羽的出局，在最开始就注定了。到了现代，人们在项羽身上发现了更多东西。作为一个带着人性温度的、不完美的悲剧英雄，项羽有缺陷、会冲动、会犯错，比先贤圣哲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反而更能走进人民大众心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项羽大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即使已经一败涂地，他仍然坚定地认为：不是我的错，是上天要亡我！现实中不乏“刘邦”，圆融隐忍，精于算计，为了生计褪去棱角，收敛锋芒。史书中那个鲜活的“项羽”，快意恩仇，宁折不弯，纯粹而天真，恰恰是许多人向往却不敢践行的样子。项羽身上蓬勃的生命力和少年气，更是无数人曾经拥有过，却在成长历程中慢慢失落的珍宝。图片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剧照因此，许多人惋惜项羽的失败，为项羽坑杀降卒找借口，说那是因为血海深仇；为他的刚愎自用找理由，说那是贵族的骄傲；甚至为他的失败感到惋惜，说如果一切能重来，如果项羽选择渡江，历史是否会被改写？人们不断解构、重塑项羽的形象。项羽像一个锚点，让古往今来意难平的读者安放理想中的自己，和未曾实现的赤诚本心。于是一个矛盾的“项羽”出现了——一方面被理想化，所以显得遥不可及；另一方面又有缺陷，所以让人感到亲切。若即若离，若隐若现，这样的项羽让人忍不住想象：是否在某一个时刻，平凡人也能成为像他一样的英雄人物？项羽的故事结束于乌江之滨，可世人还愿意再喜爱他千年。或许，这就是悲剧英雄的魅力所在吧。参考文献：1.［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2.［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思归乐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火炬 张斌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6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刷到“曾国藩职场避坑3条”就赶紧收藏，看完“苏轼逆境生存指南”连夜整理笔记，打开社交平台，#年轻人从古籍找职场指南，相关话题阅读量早已突破20亿，单条相关视频播放量动辄数百万。越来越多的当代年轻人，不再只盯着西方职场理论、性格测评找答案，而是转头从千百年前的古籍、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里，寻找应对职场困境的解法。国历君自制表情包但热潮背后，是普遍的认知偏差。大多数人对古代职场智慧的理解，还停留在断章取义的碎片化段子里：《资治通鉴》被简化成官场厚黑学，王阳明的心学被曲解成职场PUA技巧，一句“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被奉为圭臬，却消解了职业该有的担当与底线。人们热衷于找投机取巧的职场捷径，却忽略了从先秦诸子到历代名臣，早已形成了一套以“内圣外王”为核心，涵盖修身立身、成事立业、危机应对、进退取舍的完整处世哲学体系。正本清源：被误读的传统职场智慧想要读懂古代职场智慧，必先破除传统处世哲学就是厚黑权谋的错误观念。当下短视频平台上泛滥的“古代职场教程”，大多把历史人物的成功归结为算计与投机，把封建官场的糟粕当成了宝贝。但事实上，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真正被千古铭记、在职场与人生中实现善始善终的名臣贤士，从来都不是靠无底线的权谋立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定下了贯穿千年的核心准则：“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明确了品德是职业成就的根本，才华只是辅助工具，这正是中国古代职场哲学一以贯之的底层逻辑。司马光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所谓古代“职场”智慧，是教人安身立命、成事立业的“道”，是“先修己后安人”的处世正道。这套体系历经千年沉淀，有着清晰的思想根基与完整的逻辑框架，它始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奠基：儒家以《论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确立了向内求的成长核心，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划定了职业的价值底线；道家以《道德经》“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明确了职场的边界与进退智慧；法家以“循名责实”定下了成事与管理的基本准则。此后经过汉唐名臣的实践落地，宋明士人对逆境生存心法的拓展，明清实学对日常践行的细化，最终形成了一套立德为先、内修为本、经世致用、进退有度的完整体系，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教人钻营，而是教人如何走正道、行稳路。跨越千年的处世心法：从修身到进退的底层逻辑职场处世哲学是覆盖职场全生命周期、全场景的行动指南，它以修身为根基，自然延伸出成事、破局、进退的完整逻辑，每一个环节都有经典的理论支撑与跨越千年的实践印证。职场的终极竞争力，从来不是办公室政治，而是个人的品德、能力与心性，《大学》开篇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点在历代名臣的人生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就拿有些人爱看的曾国藩来说，他自认为天资平平，早年仕途屡屡受挫，却靠着每日自省、持续修身的“日课十二条”，一点点补齐心性与能力的短板，他在家书中反复强调，做事要“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正是这份对自我的持续修炼，让他从普通书生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也让他的处世心法至今仍被当代职场人推崇。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来源/故宫博物院而修身的最终目标，是成事，职场的核心价值永远是创造价值，而非赢过别人。很多人把向上管理等同于讨好逢迎，却忘了魏征辅佐唐太宗17年，进谏二百余事大多被采纳，靠的不是谄媚，而是沟通智慧。史载他既敢于直谏，又讲究方式，不激不随，始终站在治国安邦的共同目标上，讲清利弊、给出可落地的方案，最终达成君臣共识，这才是向上管理的本质。而团队管理与协作的核心，正如唐太宗所说的“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苛求团队成员完美无缺，而是扬长避短，最大化发挥每个人的价值，这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一脉相承，都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价值，而非陷入零和博弈的内耗。逆境、挫折、危机是职业生命周期的常态，而传统智慧中最具普适性的部分，正是应对逆境的破局心法。苏轼一生遭遇三次重大贬谪，从朝堂中枢一路被贬到蛮荒的海南儋州，仕途遭遇毁灭性打击，却始终没有被困境击垮。被贬黄州，他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人生最低谷完成了精神的升华，创作出多篇千古名篇，同时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推广农耕；被贬惠州、儋州，他依然办学修桥、造福一方，在绝境中始终躬身成事。他的逆境心法，核心就是接纳无法改变的现实，把注意力从“为什么是我”转移到“我能做什么”，在低谷中守住初心、不躺平不摆烂，这与王阳明“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的理念不谋而合——所谓的困境，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修炼心性、提升能力的道场，能扛过低谷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应对不确定性的底气。苏轼行书治平帖卷，北宋。来源/故宫博物院而职场的终极智慧，是懂得进退取舍。对当代职场人而言，这份智慧的核心，就是建立清晰的职业边界，知道自己的能力上限，守住自己的价值底线，在顺境中不骄纵，在逆境中不沉沦，既能躬身入局做事，也能抽身而退自省，才能在起伏的职业周期里行稳致远。古为今用：传统智慧给当代年轻人的破局指南当下年轻人从历史中寻找智慧，本质上是在高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寻找职业与人生的确定性，而这套跨越千年的处世哲学，恰恰能给我们最贴合本土职场语境的破局方案。面对当代职场最普遍的精神内耗，《孟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心法，就是最好的解药。很多人陷入内耗，是因为把注意力放在了不可控的外部评价、环境变化上，领导的一句批评、同事的一次晋升、项目的一次挫折，都会陷入无尽的自我否定与焦虑。而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把注意力拉回自己可控的行动上：工作出了问题，先不抱怨甩锅，而是反思自己哪里可以改进；没有得到晋升，先不焦虑内耗，而是看看自己的能力哪里有短板。正如《论语》“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职场中最稳定的安全感，来自自身能力的持续成长，用“向内求”替代“向外归因”，才能从根源上告别精神内耗。要尝试向内寻求，就像功夫熊猫里面提到的要达到“inner peace”的境界一样。功夫熊猫。来源/电影《功夫熊猫》截图面对激烈竞争下的内卷，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长期主义，就是破局的关键。当下很多人陷入内卷的恶性循环，是因为沉迷于短期的绩效投机、无意义的重复工作，却忽略了核心能力的长期积累，最终陷入“越卷越累，越累越没有成长”的怪圈。而曾国藩打仗，从来不用奇谋妙计，而是每到一处先挖壕沟、筑高墙，先扎稳营盘、守住自身，再稳步推进，这种看似笨拙的方法，恰恰是最稳妥的成长路径。与其把精力花在无意义的办公室政治、短期内卷上，不如沉下心打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用长期的价值积累，替代短期的投机取巧，才能真正跳出内卷的陷阱。面对复杂的职场关系，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能帮我们建立良性的协作模式。面对职业困惑，苏轼的逆境心法与王阳明“事上磨练”的理念，能帮我们掌握破局的主动权。职场的不确定性是常态，与其焦虑躺平，不如把每一次危机都当成重新审视自己、提升自己的契机，在变化中寻找可控的行动，拓展自己的职业边界，把低谷变成新的成长起点。传统智慧给我们的是超越“工具人焦虑”的价值框架，很多人把工作当成单纯的谋生手段，陷入“上班赚钱、下班消费”的循环，找不到工作的意义，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局，告诉我们职业的意义更在于通过工作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哪怕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只要用心做好、为他人创造价值，就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内核，从根源上破解职业倦怠。国历君自制表情包说到底，当代年轻人对古代职场智慧的追捧，是一场对职业与人生底层逻辑的静默自救。这份跨越千年的历史智慧，恰恰回答了职场人最本质的问题：如何做好自己，如何做好事情，如何在起伏的人生里守住自己、成就自己。愿我们都能跳出厚黑权谋的误区，从传统智慧里找到安身立命的底层逻辑，守住初心与底线，走得稳、走得远。参考文献：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版3.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点校本4.吴兢编著：《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3 年版5.王阳明著：《传习录》，中华书局2008 年版6.曾国藩著：《曾国藩家书》，中华书局2011 年版7.苏轼著：《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年版8.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9.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1984 年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竖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火炬 张斌 李栋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4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如果把先秦诸子比作一场“思想辩论赛”，当有人都在拿天命、古训、权威当论据，有一个人会拍案而起：别信天命，别盲从古人，是非对错，拿证据说话！这个人就是墨子。在那个“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时代，他不靠鬼神、不借天意、不抬圣人架子，硬生生提出一套中国早期的“实证判断法则”—— 三表法。它用三条简单到粗暴的标准，教人们怎么辨真伪、定是非、评政策，堪称先秦版“理性思维工具箱”。不故弄玄虚，不空谈道德，只看历史经验、现实民情、实际效果。这套千年前的智慧，放到今天依然犀利：一个观点靠不靠谱，一件事值不值得做，用它一验便知。《墨子》。来源/国家典籍博物馆冲破天命迷信的思想诉求春秋战国，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之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断，社会秩序陷入剧烈动荡之中。旧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想领域虽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发展趋势，但天命论依旧占据主流认知地位，深刻影响着社会各阶层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自西周以来，统治者便以“天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依据，将王朝兴废、国家治乱、政策得失统统归于天意安排。君主自称“天子”，宣称权力由上天授予，治国理政亦是顺应天命。普通民众长期受到这种观念的熏陶，也多将个人的祸福托付于不可捉摸的命运，秉持“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信条。春秋蟠虺纹编镈。来源/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当时的言论评判也深陷权威主义误区，判断一种学说、一个观点是否正确，往往不看是否符合现实，而是以言说者的身份地位、是否出自古圣先贤、是否符合传统典籍为标准。贵族阶层垄断着知识与话语权，普通民众的经验与诉求很少被纳入评判体系。即便是当时的大教育家孔子倡导的“仁”与“礼”，其理论根基仍较多地依托于周代的礼乐传统，还受到天命与传统的影响。在这种思想氛围下，曾做过工匠的墨子，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有着真切体会，对天命论带来的社会危害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命定论并非客观真理，而是“暴王所作，穷人所述”，是暴君为掩饰自身过失、懒人逃避劳作与责任而编造的借口。倘若全社会都信奉天命，相信贫富治乱皆由天定，那么农夫会怠于耕稼，妇人会怠于纺织，百工会怠于技艺，百官会怠于政事，生产活动停滞，社会治理废弛，最终必然造成国家贫困、刑政混乱、民生困苦，动摇整个社会的生存根基。战国青铜编钟。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基于此，墨子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言必立仪，即言论、学说、政策必须有客观公允的评判标准，如同工匠制图必用规矩、丈量必用绳墨，没有统一标准，是非对错便无法判定，思想与行动都会陷入混乱。为此，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中系统提出了检验言论是非、判断政策优劣、指导社会实践的三大标准，即三表法。这套标准彻底摒弃天命臆断与盲目权威崇拜，以经验事实与实践效果为核心，构建起一套务实、严谨、可验证的认知体系，实现了对传统天命思想的重要突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三表法的三重实证标尺墨子在《非命上》中对三表法作出了清晰、严谨的界定：“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三表法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成从历史借鉴到现实取证，再到实践检验的完整逻辑闭环，形成了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早期经验实证思维体系。第一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经验为立论根基与依据。这一标准强调，任何言论、主张、政策的提出，都不能凭空臆断，而应向上追溯，借鉴古代圣王的施政实践与历史成败经验。墨子并非盲目崇古、固守传统，而是将历史视为人类经验的宝库，看重经过时间检验、被反复验证的得失规律，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第一道标尺。在墨子看来，尧、舜、禹、汤、文、武等古代圣王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百姓安定，并非依赖天命庇佑，而是因其施政顺应民心、兴利除害、勤勉务实、节制用度；而夏桀、商纣等暴君身死国灭，也并非天意抛弃，而是因其暴虐无道、骄奢淫逸、滥用民力、违背民心。历史的治乱兴衰已经给出明确答案，判断一种观点是否合理、一项政策是否可行，首先要看其能否在历史经验中找到正面依据，是否符合历代圣王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从而避免凭空立论、一意孤行，重蹈历史覆辙。这种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是对人类间接经验的科学汲取，也是人们正确认知事物、规避风险的重要前提。今天我们以秦亡汉兴的历史为例回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专任刑罚、横征暴敛、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无视民生疾苦，违背治国规律，结果天下骚动、百姓反抗，秦迅速覆灭。汉初统治者深刻吸取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节俭慎刑的政策，重视农桑、安抚百姓，从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稳定局面，为汉代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后世历代论及治国方略，无不以“秦亡汉兴”为重要历史参照，这正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典型体现。秦青铜戈。来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第二表：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现实民情与民众直接经验为判断依据。如果说第一表是回望历史、汲取间接经验，那么第二表便是立足当下、面向现实，强调以百姓的真实见闻、亲身经历与直观感受为评判基础。这一标准要求，任何学说、主张、政策都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民众，必须符合社会实际状况与大众普遍认知，唯有扎根现实民情、尊重民众经验，才能具备合理可行的现实基础，彰显出朴素而鲜明的民本认知理念。后世，北宋王安石变法，便鲜明体现出第二表的现实意义。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富国强兵、缓解财政危机、改善民生，在理论设计上具有针对性与合理性。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部分政策出现强行摊派、官吏借机扰民、实际执行与初衷背离等问题，百姓的真实负担并未减轻，反而引发广泛不满与社会动荡。变法最终走向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充分“察百姓耳目之实”，脱离了现实民情与民众真实感受。这一历史教训从反面证明，任何政策必须立足现实、体察民情，才能行之有效。王安石像轴明代摹本。来源/江西省博物馆与之相对，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成功推行，则是契合第二表精神的正面案例。推行一条鞭法之前，赋役名目繁多、征收混乱，百姓负担沉重且极不公平，苦不堪言，这是当时社会最真实的现实状况。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合并、统一征收标准、简化征收程序、以银代役，使民众负担清晰可感，减少了官吏盘剥的空间，得到民间广泛认可与接受。这种以社会真实状况、民众直观感受为依据，从现实出发制定政策的思路，完全契合墨子第二表的主要精神。《张太岳（张居正）集》。来源/故宫博物院第三表是三表法的灵魂与落脚点：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实践效果与公共利益为终极检验标准。墨子认为，一种学说、一项政策，无论理论阐述多么完善、听起来多么美好，最终都必须付诸实践，将其推行到政务治理与社会生活中，观察其是否能为国家、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的“利”，并非狭隘的个人私利、君主私利，而是关乎民生福祉、社会安定、国家发展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在墨子的认知中，实践是检验认知的标准。能改善民生、稳定社会、推动国家发展、给百姓带来实惠的，就是正确可行的；反之，损害民众利益、加剧社会矛盾、导致混乱动荡的，就是错误荒谬的。这一标准将认知与实践紧密结合，把价值判断落脚到实际效果上，凸显出极强的实用理性与民本思想，是三表法最具生命力的核心内涵。墨子止楚攻宋，是最贴合三表法精神的原生经典案例。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闻讯赶赴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战争。他首先以历史经验说明，侵略别国、滥用武力的君主鲜有善终，违背兴利除害的治国之道；其次指出，宋楚两国百姓皆厌恶战乱、渴望安定，攻宋不符合百姓耳目之实；最后通过与公输盘模拟攻防推演，证明楚国攻宋难以取胜，且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财物损耗，于两国百姓均无利益，完全“不利”。墨子以历史、现实、实践三重标准层层论证，说服力极强，最终使楚王放弃攻宋计划，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完整展现了三表并用的强大实践力量。影视作品中的墨子止楚攻宋。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三表法蕴含的智慧内核墨子的三表法绝非简单的三条评判准则，而是一场具有革命性、开创性的思想突破，其摒弃天命、尊重事实、重视实证、心系民生的智慧，在先秦诸子思想中独树一帜，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三表法打破天命迷信，高扬人的主体力量与主观能动性。在天命论盛行、人们普遍将命运托付于上天的时代，墨子以三重实证标准，无可辩驳地证明：国家治乱、民生贫富、社会兴衰，均由人事决定，而非天命主宰。信奉天命则消极怠惰、诸事荒废，否定宿命则积极进取、强力从事。这种“不靠天命靠人力”的理念，极大肯定了人的实践价值与创造能力，倡导民众摆脱精神枷锁，以自身奋斗改变生活、改善社会，是一种积极入世、务实进取的人生态度与社会理念。战国白玉夔龙佩。来源/故宫博物院其次，三表法破除权威盲从，树立求真务实的实证理性精神。在以身份地位、传统教条判定是非的社会环境中，墨子坚持“唯实不唯上、唯真不唯古”的原则，将客观事实、现实经验、实践效果作为判断核心。圣王之言可以借鉴，但必须接受现实与实践的检验；传统习俗可以参考，但不能违背民生利益与时代需求。这种重视经验、强调验证、反对迷信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理性精神与实证思想的重要萌芽，摆脱了主观臆断与盲目崇拜，开启了以实证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全新思路，与现代科学的实证思维具有内在契合性。最后，三表法贯穿民本立场，以百姓利益为终极价值尺度。与当时诸多侧重维护贵族等级利益、空谈伦理义理的学说不同，三表法自始至终将“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放在核心位置。无论是历史经验借鉴、现实民情考察，还是最终实践检验，最终指向都是民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共福祉。墨子将民众的生活经验、实际需求、真实福祉，作为评判一切言论与政策的最高标准，让思想学说脱离空洞的理论说教，扎根于平民生活，体现出鲜明的平民立场、深厚的民本情怀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当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墨子三表法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墨子对经验的认知过于侧重感性直观，过分依赖百姓的耳目见闻，相对忽视了理性逻辑的抽象、推演与批判，有时会将传闻、错觉与客观事实混同，存在经验主义的片面性。同时，他对“古者圣王”的叙述带有理想化色彩，未能完全跳出传统圣王崇拜的框架。但这些局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未掩盖三表法的整体思想价值，其智慧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与实践价值。参考文献：1.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86.2.吴毓江. 墨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3.3.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任继愈. 墨子与墨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梁启超. 墨子学案[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枫落吴江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张斌 胡瓜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4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最近，“玉芬”又火了。一句“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简单直白，但大家跟着喊得挺上头。其实，这种“上头”古人早就体验过了。只不过，他们喊的内容，可比“彪哥”有文化得多、直白得多。玉芬和彪哥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马大帅》截图文人的情话，有时全靠你猜中国古代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起源很早。《诗经》开篇便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写君子对淑女的追求。爱，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文学绕不开的主题。鸳鸯佩，金代。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然而，在历史上，真正由文人士子创作的直白爱情诗相对较少。这并非因为古人不懂得爱，而是与传统的诗歌观念密切相关。自“兴、观、群、怨”的诗学理论确立以来，诗歌便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后，随着经学的兴盛，这种教化色彩愈发浓厚，《毛诗序》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情感表达必须有所节制，不可放纵，这一度成为主流的文艺观。因此，古代诗歌在表现男女关系问题上重在强调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教化作用。与此同时，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导向下，古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将出仕视为人生归宿，文学创作也被定位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承载着浓厚的政治意涵。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文人们在诗歌里大多羞于直白地言说爱情，即便偶尔涉及，也往往矜持含蓄，情感表达受到明显约束。比如据传为司马相如所写的《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此方，室迩人遐独我伤。何缘交颈为鸳鸯？”诗人用“凤”自比，“皇”通“凰”，指他爱慕的人。这首诗背后有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当时，司马相如从京城游历归来，应朋友之邀去临邛做客。当地有位富豪叫卓王孙，他的女儿卓文君才貌双全，精通音乐，青年孀居。一次，卓王孙办了一场数百人的大宴席，司马相如也在受邀之列。席间有人请他弹琴助兴，他便借机弹唱了这首《凤求凰》，向卓文君表达心意。这就是文人表达爱的方式，他们不直接诉情，而是用凤凰比喻自己与心上人，把满腔的情意藏在琴声和歌词里。仇英吹箫引凤图，明。来源/故宫博物院文人言爱之含蓄，又如元稹的《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通过意象来寄托感情，以沧海之水、巫山之云暗喻夫妻情深，同样不直言爱，却字字都是爱。民间的情话，更多是直接砸过来知识分子爱得含蓄，民间却爱得“不讲道理”。古人并非永远“温柔敦厚”。在庙堂与书斋之外，在那些不被礼教束缚的民间文学作品里，同样藏着大量热烈、直白、滚烫的情话。它们大多来自民歌，不为传世，只为抒情，因此天然带着一股野生的力量，通俗、直接、不绕弯子，尤其是在表达爱情的时候，更是毫不遮掩。德化窑白釉箫，明。来源/故宫博物院乐府是秦汉时期掌管音乐的官署机构，汉武帝时扩充其职能，负责采集各地民歌、整理改编乐曲，并组织演唱。《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云。”乐府诗大多采自民间，感情真挚，语言直率，未经雕琢。比如汉乐府《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主人公开口便呼天为誓：天啊，我要与他相知相守，此情长存，永不衰减。除非高山夷为平地，江水彻底枯竭，隆冬雷声滚滚，盛夏大雪纷飞，天地合二为一。只有这些荒诞之事一一应验，我才与他断绝。她将世间所有不可能之事，一件件数来，只是为了宣告：这些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的爱也永不会终结。没有半分遮掩，没有一字含蓄。她喊出来的爱，炽烈、直露、毫无保留。南北朝的民歌同样情感真挚。其中，南朝民歌以吴声、西曲为代表，风格婉丽缠绵；北朝民歌表现爱情则直接坦率。例如《丁督护歌》所记：“督护上征去，侬亦思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女子与爱人离别在即，心中万般不舍，于是幻想化作阻断行旅的石尤风，留住爱人的行船。关于石尤风，有一个传说。说是古时有个石姓女子，嫁给了尤姓男子，两人感情很深。丈夫执意要出门经商，妻子劝不住。后来丈夫客死异乡，石氏也忧伤而死。临终前她发誓，愿化作迎面而来的逆风，替天下所有思念丈夫的妻子，拦住远行的船。从此，船家便把这种逆风叫作“石尤风”。一般说来，亲人远行，送别的人总会祝愿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可这首诗里的女子，偏偏不盼风顺，反而盼起逆风来，这看似不讲道理，却恰恰是爱到极处的体现：既然我留不住你，那就让风替我留住你。金錾“同心欢乐万年戒酒”扳指，清。来源/故宫博物院敦煌曲子词《菩萨蛮》，以男女爱情盟誓为主题。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可以看出它明显地受到《上邪》的启发。《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词中女子许下千般誓愿：想要断绝这段情，除非青山化作烂泥，秤锤浮于水面，黄河彻底枯竭；除非白昼星辰闪耀，北斗转向南天。即便这些天方夜谭一一成真，还要等到半夜三更，日出东方，才能分离。全篇无一字委婉，把世间所有不可能之事一一罗列，只为宣告一种无比坚定的爱。正是这种毫无保留、近乎蛮横的直白，才让这份爱显得格外炽烈，也让这位女子的真性情在千载之后依然鲜活可感。明代民歌继承了民间抒情传统，并且在表达上更加直白。“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挂枝儿·分离》）活着，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死了，也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他们同在。《挂枝儿·分离》没有文人的婉转含蓄，也没有礼教下的欲说还休，有的只是劳动人民最直接、最滚烫的情感迸发。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直白，才让这份爱显得如此真实、如此有分量。情变断爱，灰都不想留爱的时候，古人可以轰轰烈烈，而倘若情变，那份决绝也毫不逊色。当爱情真的走向终结，那份藏在骨子里的真性情，往往会以另一种方式爆发出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凤求凰》截图当年，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赢得卓文君的芳心。卓文君不顾父亲反对，与他深夜私奔，又同返临邛，当垆卖酒。后来司马相如凭借《子虚赋》《上林赋》名动京师，得汉武帝青眼。可就在春风得意之时，他动了纳妾的念头。后世民间传说，司马相如没有直说，而是给妻子送去一封信，上面只有十三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一行数字，唯独少了一个“亿”。无“亿”，就是无“忆”。卓文君对此了然于心。相传，她悲痛地作了一首《白头吟》（作者存在争议）：“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所谓“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不是等你来休我，而是我主动与你做个了断。卓文君用这一首诗告诉世人：她爱得起，也放得下。但她不止写了这一封。文君又提笔写下《诀别书》（作者存在争议）：“群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木，彼木而亲，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弦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这封信里有悲哀，有怨恨，有缠绵，更有斩钉截铁。面对变心的爱人，她以退为进，将一腔愤恨化作一句“与君长诀”。乐府有诗《有所思》，写得也格外痛快。“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女子思念的人在大海之南。她精心准备了一支玳瑁簪子，还缠上美玉，就等着送给恋人，可恋人变心了。于是，她拿起那支簪子，扯碎，烧掉。烧成灰还不够，还要迎风把灰扬了。从今往后，不再想念，一刀两断。爱的时候掏心掏肺，不爱了，连灰都不留。恨愈深，爱愈切，愈能见出女子的真性情。古人恋爱。来源/电视剧《度华年》截图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没有文人的雕琢，有的只是一颗滚烫的心。这是普通人面对爱情时最本能的呼喊，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表明：爱情这回事，就要大声说出来。玉芬形象。来源/电视剧《马大帅》截图参考文献：1.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J]. 朱光潜. 中国比较文学, 1984(01): 37-48+2752. 论宋代之前爱情诗及其背景文化[J]. 舒红霞. 大连大学学报, 2009,30(05):34-37*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夹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火炬 张斌 李栋 胡瓜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南齐建武年间，一位出身卑微的寒门子弟王泰宝，怀揣着一步登天的痴念，倾尽家财叩开了谱学名家贾渊的大门。他要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伪造谱牒，冒称中古第一望族琅琊王氏的子弟，以此撞开森严的门第高墙，跻身簪缨之列。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琅琊王氏是云端之上的存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势、世代相传的风雅、垄断朝堂的特权，让无数寒门子弟望尘莫及。铤而走险冒姓高门，看似是改写命运的捷径，实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豪赌。王泰宝的结局早已写定，而这桩未遂的冒姓案，也抛出了一个穿越千年的疑问：在魏晋南北朝，普通人真的能冒姓琅琊王氏，一步登天吗？让我们回顾历史，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九品中正与谱牒制度下的双重桎梏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先洞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根基——门阀制度。而支撑这一制度运转的两大支柱，便是九品中正制与谱牒制度，二者如经纬交织，将门第等级牢牢锁固，在冒姓之举前筑起了第一道坚不可摧的铁闸。九品中正制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项极具影响力的选官制度，是彼时选拔官吏的核心准则。与秦汉察举制重品行才能不同，这一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将门第出身作为核心选拔标准。在这样的体系下，官员的选拔、晋升、调任，乃至官职尊卑，皆与家族门第休戚相关。图片来源/短剧《冒姓琅琊》截图以琅琊王氏为例，作为顶级门阀，其子弟无需费尽心机展露才学，仅凭家族声望，便可轻松跻身上品，入阁拜相、执掌权柄。东晋名相王导，借琅琊王氏之雄力，辅佐司马睿于江南重建晋室，官至宰相，权倾朝野；其堂兄王敦，手握重兵，镇抚长江中游，与王导共撑“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一时风头无两。反观寒门子弟，即便才华横溢、胸有丘壑，也只能被定格于下品，屈居地方小吏，终其一生，难有出头之日。这也难怪会让无数寒门子弟在绝望中滋生出冒姓高门、改写命运的妄念。琅琊王氏王羲之画像。来源/故宫博物院若说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制度的“运行之轨”，那么谱牒制度便是门阀制度的“身份之印”，而琅琊王氏的谱牒，更是当时天下最具权威性的“身份证”。所谓谱牒，是记录一个人家族世系、成员名讳、官爵变迁、婚嫁渊源、迁徙轨迹的家族信史，是士族身份的唯一合法凭证，是涉足政坛、联姻高门、跻身风雅社交圈的敲门砖，失此，则无士族之尊。与后世私人修撰家谱不同，魏晋南北朝的谱牒，多由朝廷统一编修、严格管控。为规整门第秩序、钳制士族势力，南朝齐、梁朝廷专设“谱局”，遴选精通谱学的名家出任专职“谱官”，专司谱牒的编修、审核、更新与典藏。这些谱官，多是世代研习谱学之人，对天下各大家族的世系脉络、渊源流变了如指掌。南齐时期的贾渊，便是彼时谱学领域的翘楚，祖孙三代皆致力于谱学研究，贾渊参与编撰《百家谱》《氏族要状》等官方谱牒，深得朝廷倚重与信任，堪称“谱学活字典”。琅琊王氏宗谱。来源/《记住乡愁——门楣之上》作为“中古第一望族”，琅琊王氏的谱牒，更是谱局稽查编撰的重中之重，其记载之翔实、审核之严苛，远非其他家族可比。自汉代始祖王吉起，至南齐年间，琅琊王氏世系绵延，每一代的嫡庶分支、成员名讳、官爵升降、生卒年月、迁徙路线、婚嫁对象，乃至部分重要成员的言行轶事、才情风骨，皆被一一载入谱牒，织就了一部完整而严谨的家族信史。这些谱牒，不仅珍藏于朝廷谱局，更抄录多份，分藏于琅琊王氏本族宗祠、其他顶级士族府邸，以及地方中正官署，形成了相互印证、相互监督的立体核验体系。譬如，琅琊王氏某一分支子弟迁徙至江南，当地官员必会调取谱局存档，逐一审验身份；若有子弟谈及婚嫁，双方家族必先查阅对方谱牒，确认门第匹配、渊源无误，方才订下婚约。这般多渠道、全方位的核验，让伪造琅琊王氏谱牒的企图，从伊始便难如登天。“荒伧人”王泰宝：一场失败的豪赌即便谱牒制度如此严格，魏晋南北朝时期，伪造谱牒、冒姓高门之事仍旧屡有发生。在这当中，一种是攀龙附凤式的追认，即士族极力地将其先世追溯到汉魏高门，典型如北齐神武帝高欢冒认祖先为汉人名门渤海高氏，隋文帝杨坚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弘农杨氏等；其二是伪冒士籍，即出身较低的寒族千方百计地冒领士族之名，甚至催生了专门替人编造世系、伪造谱牒的“谱匠”。他们深谙谱学规制，熟知各大家族的世系脉络，能模仿官方谱牒的体例，编造出天衣无缝的虚假世系，以此牟取暴利。《梁书·武帝纪》中曾载：“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当时伪造谱牒、冒姓高门的泛滥图景。北齐砖砚。来源/故宫博物院南齐一个名叫王泰宝的“荒伧人”，即自北方南渡的寒门子弟，为平步青云，斥重金叩开了贾渊的府门，意图购买琅琊王氏的谱牒，其目的当然是伪装成琅琊王氏之后。贾渊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谱学名家，“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且正执掌《百家谱》编修大权，深得朝廷倚重。但在重金的诱惑下，贾渊一时迷了心智，应允了王泰宝的荒唐请求。然而，琅琊王氏本族子弟，对家族谱牒视若珍宝，视其为血脉与荣耀的象征，严防任何外人冒名顶替。王泰宝那套精心编造的虚假世系，很快被琅琊王氏识出了破绽。时任尚书令王晏正出身于琅琊王氏，在他眼中，这般玷污宗族、伪造身份的卑劣行径，是绝不能容忍的耻辱。于是当即上书朝廷，弹劾贾渊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弹劾王泰宝伪造谱牒、冒袭良家，一场因贪念而起的冒姓风波，瞬间席卷朝野，惊震四方。东窗事发后，南齐朝廷震怒不已。谱牒乃门阀制度的根基，是天下门第秩序的准绳，伪造谱牒、冒姓高门，不仅是对琅琊王氏的亵渎，更是对朝廷统治根基的公然挑衅与动摇。齐明帝下旨将贾渊即刻逮捕入狱，判以死刑，以正朝纲。贾渊之子得知消息，为救父亲性命，跪于朝堂之上，磕头不止，血流满地，其悲戚之状，令满朝文武动容。加之朝中诸多大臣纷纷上书求情，齐明帝方才勉强收回成命，赦免其死罪。一代谱学翘楚，终究因一时贪念，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这场骗局的始作俑者王泰宝，史书中并未记载他的最终结局，但想必未能逃脱严惩。谱牒背后的“身份验证码”王泰宝的案例，深刻揭示了冒姓琅琊王氏的巨大风险——即便能买通手握大权的谱官，在纸面上篡改谱牒，也终究难逃层层核验；一旦败露，便是杀身之祸。而这一案例背后，更藏着一个致命的关键：冒姓琅琊王氏，最难突破的并非官方谱局的档案核验，而是士族社会那张盘根错节的“熟人网络”核验。东晋龙凤玉佩。来源/南京博物院魏晋南北朝的顶级士族，通过世代联姻，早已织就了一张盘根错节、同气连枝的姻亲网络。琅琊王氏作为顶级门阀，与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太原王氏等望族世代通婚，互为姻亲，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这张姻亲网络，既是政治上的联盟，更是社交上的“熟人圈”，每个士族子弟的成长轨迹、亲属渊源、品行才情，皆是这张网络中的“公开秘辛”，绝非轻易可伪造。试想，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琅琊王氏子弟，即便能通过贿赂谱官，在官方谱牒中获得身份，也必须融入这张“熟人网络”，方能真正被士族社会接纳。而要融入这张网络，他首先要面对的，便是无数基于真实人际关系的细节拷问，如琅琊王氏与其他士族的姻亲渊源、家族轶事、个人际遇等。诸多细节故事，其实并未载入谱牒，而是通过家族传承、亲友口述，在士族圈中代代相传。冒姓者即便背熟了谱牒上的世系、官爵，也无从知晓这些隐秘细节。一旦被问及，必然语塞词穷，露出马脚。除了人际关系的细节核验，冒姓者还面临着一道更难逾越的鸿沟，即士族子弟自垂髫之年便浸润其中、日积月累淬炼而成的“文化资本”，涵盖了言谈举止、礼仪风范、玄学清谈、书法造诣、文学才情等诸多方面。这是刻在骨血里的风雅与气度，绝非仅凭背诵谱牒便可模仿。一个冒姓的寒门子弟，即便身着华服、腰佩玉饰，也难以模仿出士族子弟的风雅气度，一旦踏入士族社交场合，便会显得格格不入，破绽百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来源/南京博物院魏晋南北朝，玄风盛行，清谈成为士族社交的核心方式，更是士族身份的鲜明标识。士族子弟自幼便研习《老子》《庄子》《周易》等玄学经典，师从名家，习得清谈之术，言辞之间，妙语连珠、意趣盎然；反观寒门子弟，困于生计，缺乏良好的教育资源，大多对玄学知之甚少，即便刻意模仿清谈姿态，也只能东施效颦，难登大雅之堂。琅琊王氏本就是玄学世家，历代名家辈出：王导、王羲之等皆是清谈高手，能以玄理品评人物、论道言志。一个冒姓的寒门子弟，即便能背熟玄学经典，也难以领悟清谈的精髓，更无法在雅集之上与士族子弟对答如流，稍有不慎，便会暴露身份。北魏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来源/山西博物院（1—2号漆画屏风板）、大同市博物馆（边框构件）除了这两大障碍，冒姓琅琊王氏，还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现实困境。琅琊王氏作为顶级门阀，其家族产业、田产宅邸，皆有明确记载，家族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宗族羁绊。冒姓者既无法融入这种经济网络，也无法合理解释自身的财产来源，极易引人怀疑。再者，琅琊王氏宗族观念极强，定期举行宗族聚会、祭祀祖先，礼仪繁琐、流程严谨，冒姓者既不知晓祭祀礼仪，也不熟悉宗族成员，更无法与族人建立情感联结，终究难以被宗族接纳。当然，我们亦不能完全否定冒姓行为成功的微小可能。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琅琊王氏部分旁支被迫迁徙四方，与本族失去联系，谱牒记载亦可能出现疏漏。或许有极少数寒门子弟，侥幸利用谱牒疏漏，冒充王氏旁支，在偏远之地获得士族身份。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且这些冒姓者只能小心翼翼、隐姓埋名，多不敢轻易涉足京城核心社交圈，一旦与琅琊王氏本族子弟相遇，便极易暴露身份。更何况，这种侥幸成功的案例，并未见诸史料记载，我们唯有推测其可能，却无法证实其存在。司马金龙墓表。来源/山西博物院如今，我们回望魏晋南北朝那段动荡而风雅的历史，王泰宝冒姓琅琊王氏的举动，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更是寒门子弟对阶层固化的无声反抗。这份反抗，虽大多以失败告终，却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坚韧与挣扎。参考文献：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2.（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3.（唐）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2020年版4.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5.陈鹏：《世传谱学：中古谱学世家及其家学特点》，《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李栋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0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徐州的刘备。刘备战败，逃奔河北的袁绍，其手下大将关羽被俘降曹。本来，这种易主而事的现象，在三国时期比较普遍，比如张辽、张郃、马超、黄忠、姜维等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降将。但是诸人之中，却以关羽影响力最大、评价最高，虽当过降将，但民间更亲切地称呼其“关二爷”，官方尊其为“武圣”“关圣帝君”，这样的尊崇程度，远超同时代乃至后世诸多将领。而之所以如此，正是缘于关羽降曹后的离开。关羽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关羽其人关羽降曹的具体原因及过程，已不可考。不过，以曹操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此时的关羽无论品行还是武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曹操对其应该也很欣赏，所以关羽刚投降就被任命为偏将军。关羽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东汉末年大将军位比三公，虽然已失去实际意义，但政治殊荣的影响力还在。偏将军虽多了个“偏”字，毕竟也属将军行列。要知道，同期曹营中，屡建奇功的徐晃只是个偏将军，关羽作为降将，寸功未立，起步就是“偏将军”，这样一比较，足可见曹操对其有多喜欢。曹操的优厚礼遇，似乎并没有让关羽动心。曹操不死心，派遣张辽前来试探，关羽对张辽说道：“吾极知曹公待我甚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关羽并非真心实意投降曹操，而是处于与刘备失联状态下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在曹营久留，终归还是去找刘备；其二，关羽确实非常重情重义，即便是暂时投降，但面对曹操的器重，他要报答之后才会离开。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中，关羽助曹操斩杀了袁绍麾下大将颜良，以此报效曹操。故而，尽管曹操表奏封其为汉寿亭侯，关羽依旧不改初衷，给曹操留下一封告辞信后前往寻找刘备。曹操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关羽离开后，《三国演义》中用“过五关、斩六将”的桥段，来表现关羽的勇猛和对忠义的坚持。真实情况是，曹操并没有派人去追。不过，仅从现存不多的史料中，依然能够看出贯穿其中的“义”字，其中既有关羽的忠义，也有曹操的大义。彼此成就对关羽而言，因为有了之前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他之后一切重情重义的行为逻辑就有了合理的基础。刘备战败后，他的老婆孩子与关羽一同被抓。基于这样的情形，《三国演义》对关羽的投降原因进行了合理演绎：张辽在前往劝降时，把重点放在了“义”字上，指出如果关羽死了，就辜负了刘备重托；关羽投降所提的约法三章，即降汉不降曹、保刘备二位夫人安全、一旦得知刘备所在不得阻止其归队，将关羽的忠义品德具象化。这些内容，虽属罗贯中个人想象，但从历史上关羽前后的行为看，倒也比较合乎逻辑。所以，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投降”行为向来为人所不齿，但是在关羽身上，似乎看不到这种影响。而降曹后的一系列举动，则更进一步拉高了关羽“义”的格局。首先，面对曹操的厚爱，关羽知恩图报，助其对抗袁绍大军，同时又不贪富贵，对曹操的所有物质赏赐，“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其次，曹操其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手底下兵强马壮，而刘备东奔西跑，寄人篱下，连个固定的根据地都没有，单纯从个人职业发展来看，肯定是跟着曹操更有前途，但关羽决然挂印而去，说明在他的世界里，兄弟情义无价，个人前途次之；再次，关羽奔刘，是在刚刚斩杀袁军大将之后，彼时刘备恰好又正在袁绍军中，一旦袁绍发怒，搞不好有性命之虞，他明知危险而毅然前往，此举是“重义轻生”。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曹操的高规格礼遇，反而成就了关羽“义”的升华。关羽之所以名声在外，除了武功高超，就是重情重义的品德。试想，如果他贪图富贵留在曹营，最终不过是曹营众多将领中一个武艺出众的猛将而已，但之前的人设必然崩塌，关羽在世人眼中就成了“见利忘义”的小人。也就是说，曹操给的越多，对关羽构成的道德压力就越大，其内心的“负债感”就越重，他最后“挂印封金”所产生的冲击力也就越大。泥塑关羽立像，元。来源/故宫博物院关羽的义举，同样也成就了曹操。关羽初降时，曹操明知对方“身在曹营心在汉”，仍旧仍给予了极高的信任和欣赏；关羽最终离开时，又选择了理解和包容，当属下提出追击时，他以“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予以否决。前者体现了曹操的“爱才如命”，后者成就了他的“宽宏大度”。细究而言，推测曹操对待关羽可能是一种想留又怕留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如果关羽留下，他自然添得一员虎将，但他会因此瞧不起关羽的品行；另一方面，如果关羽离开，证明他识人很准，但最终又会失去关羽。当然，无论是关羽还是曹操，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并非是做样子给别人看。也正因此，更能凸显各自行为的伟大。裴松之认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而北宋的唐庚则评价：“羽为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则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关羽的离开、曹操的放手，最终成就了彼此。特别是对关羽而言，他“重义轻利”的选择，让他在同时代无数将领中脱颖而出，深为后人所重，最终被推上神坛。肉身成圣三国之后的一段时间，有关关羽的评价，并无特别过人之处。陈寿笔下，关羽与张飞放在一个传里，评价也基本在同一水平，认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同时期以记录奇闻轶事为主的《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著作中，也鲜有关羽的内容。关羽被神化的最早传说，大约始于荆州地区。德化窑白釉关羽像，明。来源/故宫博物院传说，佛教天台宗创立人智觊禅师来到湖北当阳的玉泉山，打算在此建寺，因地势不平，后在乔木下见一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智觊依其言，七日后，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后来，在佛教典籍中，关羽就成为护法伽蓝菩萨。此虽为佛教传说，但至少从侧面说明，在南北朝时，关羽在荆州等地已被神化。不过，南北朝至盛唐前期，关羽信仰以荆州为核心区域。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感慨：“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说明关羽虽然作为一个地方神，但此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教化功能。这一点，为统治者所发现并加以强化，最终让关羽的影响力走向全国。崇宁二年（1103），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先奏称曾请关羽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信奉道教的宋徽宗掷崇宁钱并说道：“以此封汝。”之后世人便以崇宁真君祭祀关羽。于是，关羽又变成了道教的神祇。几年后，徽宗又屡次加封关羽至武安王，立祠堂祭祀。在此基础上，历朝历代皇帝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不断提高。明万历年间，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至清朝，封号越来越长，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高其佩画关羽像轴，清。来源/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明清之时，随着小说《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关羽的忠义形象更加深入民心，甚至影响了正史宣传。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写道：“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来源/国家文物局《三国演义》中有关关羽忠义的种种细致的、具象化描述，更强化了人们对于其忠义行为的崇拜。清末民初史学家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 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在官方、宗教和民间信仰三方推动下，关羽的崇拜愈演愈烈，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男女老幼无不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即所谓“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无人不荐香。”朝廷以“忠义”为主题，推崇关公信仰，有其“正世道、定人心”的政治教化考虑。相较来说，民间信仰则更为复杂。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精神寄托。比如，大多数普通民众基于对忠义的朴素追求，将关羽视作主持正义、驱邪降魔的圣神。商人信奉关羽轻财重义；军人视其为战神；香烛业因关羽“桃园结义”时焚香而祀，其他如屠宰业、理发业、糕点业都能从各自的角度找到祭祀的理由。甚至，作为武圣的关羽，还被当作主宰文教之神，称文衡帝君，与文昌帝君、魁星等合祀，成为五文昌之一。《关羽擒将图》，明。来源/故宫博物院关羽被神化，固然其中不乏牵强之嫌，却也说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勇武精神影响之深远。虽在具体源流上偶有附会演绎，却集中体现出关羽文化跨越阶层、深入人心的强大文化生命力。时至今日，各地依法恢复与修缮关帝庙等历史文化场所，既是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保护，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诚信、担当等核心价值的赓续弘扬。这一绵延千年的文化现象表明，关羽所承载的精神品格，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涵养社会正气、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参考文献：1. 陈寿：《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2.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3. 王其州：《论关羽崇拜》，《天津社会科学》1995（6）4. 刘永华：《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12）5. 王运涛：《从民间信仰的“三教合流”看关羽形象演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1（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番茄汁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000 字阅 读 需 要 8 分 钟大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遇于扬州。白居易画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荥阳刘禹锡公园内的陋室。来源/郑州报业集团两位诗人的扬州初见，并不是他们相识的起点——十六年前，白居易挚友元稹被贬江陵。彼时刘禹锡正被朝廷弃置于此，刘白二人的万里神交或许正是由元稹牵线，以诗文为媒（一说“二人早年在长安时便已相识”）。白居易将自己所作诗歌百首寄给刘禹锡，后者挥动如椽大笔，写下《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一段伟大的友谊，就此开启。《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内容。来源/国历君自制这正是大唐重整旗鼓的好时节：元和七年（812），魏博节度使臣服于朝廷，元和十二年（817），李愬雪夜入蔡州，后人称此为元和中兴。不过中兴的是大唐，失意的是刘白二人：永贞元年（805），永贞革新失败，34岁的刘禹锡被贬外放，此后二十余年辗转巴山楚水之间，不得还朝；元和十年（815），武元衡被刺伤身亡，白居易因上书要求抓捕刺客而遭排挤，被贬江州。此后宪宗求仙拜佛，欲得长生，日趋暴躁，终于在元和十五年（820）暴毙；而即位的唐穆宗“不留意天下之务”，宦官专权，藩镇复乱。命运待他们，当真像是照着同一张图纸刻的：两人同时降生于大历七年（772），数十年后，一个困于巴楚，一个流落江南，各自宦海沉浮，轨迹相似却始终不曾交叠。唯一的交集，是诗。鲁柘铭红陶砚。来源/故宫博物院自元和五年（810）成为“笔友”以来，两人鸿雁往返、笔墨唱酬不断——刘禹锡赞白居易之诗“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白居易叹刘禹锡之才“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却似乎无缘得见。直到宝历二年（826），两个已知天命之人，一个罢和州刺史北返，一个罢苏州刺史当归，两条半生漂泊的航线，终于在扬州的渡口交汇。于是“年齿官班约略同”的两人，终于可以“好相收拾为闲伴”，便有了把酒击盘、一唱一和的千古佳话。酒酣耳热之际，白居易提笔写下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满是对刘禹锡蹉跎多年的不甘之意：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这句诗中的凉意比吹向扬州的寒风还要凛冽几分。只是白居易的贬谪虽然苦闷，到底不够惨烈。他因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三年，便量移忠州，不久召还京师，此后又自请外放苏杭，山水之间，诗酒不断。然而与刘禹锡一同卷入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面临的却是惨烈的政治迫害，十个人里，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贬所，凌准死于连州，韦执谊死于崖州，刘禹锡的至交柳宗元熬到元和十四年（819），终究也殁于柳州。到与白乐天扬州初逢这年，刘禹锡早已见证了诸位同道的凋零。所以白居易写下的是旁观者的不平，而刘禹锡吟出的却是幸存者的通达。他的和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起笔固然沉痛，但越写却越是开阔，到收束处已翻作举杯振奋的豪迈。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图片来源/纪录片《千古风流人物》截图白居易读罢此诗，叹为“神妙”。两人诗风一个沉郁细腻，一个豪迈通达，一重一轻、一沉一扬，却恰好成为彼此最需要的回声。对刘白二人来说，这段友谊真的太重要了。白居易前半生最重要的诗友是元稹，世称“元白”。可大和五年（831）元稹骤然病逝，白居易痛失知音，说“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元稹不在了，作诗上能做我对手的，除了你刘禹锡还有谁？而刘禹锡最亲密的文友柳宗元，于永贞革新失败后同遭贬谪，在元和十四年（819）时死于柳州，终年46岁。当两个各自失去半生知己的人终于安顿下来时，他们成了彼此最后的知音。白居易和刘禹锡。来源/纪录片《千古风流人物》截图因此扬州欢宴虽然短暂，却为两人后半生的唱和揭开了序幕。自此两人唱和之作如泉涌般不可遏止。白居易先后四次编集两人的唱和诗，成《刘白唱和集》五卷。他称刘禹锡乃是“诗豪”“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尤其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句赞不绝口，称“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而两人后半生唱和间迸发出的诗句，更是光华灿烂。大和六年（832），元稹、崔群相继离世，白居易回首半生，知己零落，愈发珍惜与刘禹锡之间的友谊，于是有了“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而刘禹锡的和诗则豁达幽默，自称“若使吾徒还早达，亦应箫鼓入松楸”——宦途失意也没什么不好的，若非如此，说不定我也被埋到土里啦！白居易叹老伤怀，刘禹锡便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作答；白居易哭亡友，悲叹世事无常，刘禹锡便接过话头，写“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本是天道，不必为此自苦。开成元年（836），刘禹锡终于也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归于洛阳，两人的唱和自此进入黄金岁月，一发不可收。刘禹锡赞白居易诗名之大，“君来不用飞书报，万户先从纸贵知”；白居易也回赞刘禹锡“诗争造化功”。白居易写诗招呼刘禹锡来玩，刘禹锡回诗称“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这天下的好风景，尽归你我二人！是以最后洛阳城里的人都看不下去了，连白居易自己也笑道：“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董邦达画山水钱汝诚书白居易新栽竹二十韵成扇。来源/故宫博物院正是这两个狂翁的唱和，悄然推动了中唐诗歌的一场蜕变。据统计，刘禹锡存诗八百余首，唱和诗中五成以上是与白居易的往来之作；白居易存诗近三千首，唱和诗中有四成是写给刘禹锡的。他们在一次次唱酬中相互砥砺、彼此激发：白居易早年以辞繁言激著称，刘禹锡恰好以凝练含蓄见长，长年切磋的结果，是白居易的笔触渐趋沉稳，而刘禹锡晚年诗作也多了几分闲适平和。陈寅恪先生一语道破其中玄机：白居易之所以对刘禹锡“倾倒赞服”，正是因为“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他们的唱和甚至为文学开辟出一片全新的疆域：白居易在《忆江南》中写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脍炙人口；而刘禹锡则依其曲拍和作，写下了“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依后人考证，这是目前可考的、较早的依曲填词的明确记载。清人况周颐称其“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晏几道和秦观那一脉婉约词风的源头，竟可以一路追溯到洛阳城中这两个“狂翁”的酒后唱和里去。蔡胡《忆江南》。来源/宿州美术馆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在洛阳病逝，享年71岁。白居易悲恸中写下了“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更有“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的锥心之语——从此以后，世间再也找不到与他“同年同病同心事”的人了，四年之后，白居易也在洛阳撒手人寰。从扬州初逢到洛阳永别，十七年间，两个同年同乡的郑州人，以诗为媒、以酒为引，在人生的暮年燃起了中唐诗坛上最炽烈的一团火焰。新郑乐天祠。郭伟民摄1200年前的那场初见，造就了另一对唐诗双子星。白居易生于新郑，刘禹锡家居荥阳，两位大诗人从郑州的土地上出发，走过了大唐最跌宕的半个世纪，用笔墨共同点亮了中晚唐诗歌的星空。而从《诗经·郑风》的悠远吟唱，到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群星璀璨，再到今日诗韵绿城薪火相传，这座城市与诗词的唱和，从未断过。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在2026中华经典诗词论坛现场表演根据经典诗词改编的音乐作品今年四月，这场跨越千年的唱和再次在郑州回响。19日至20日，2026中华经典诗词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围绕“赓续诗词经典  传承华夏文明”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共话中华经典诗词的时代意义与创新传播路径。其中便包括对白居易、刘禹锡精神世界与艺术成就的专业解读——一千二百年前两位诗人相遇时的那场对话，在他们的故乡被重新“打开”。论坛现场还演绎了大型民族乐舞音画《诗经今韵·溱洧风情》、交响组歌《唐风豫韵·诗乐河南》等艺术作品，以诗乐融合形式展示了《诗经·郑风》与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诗词的永恒魅力。2026中华经典诗词论坛现场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千帆已过，万木常青，而诗，不朽。END作者 | 刘志斌编辑 | 胡心雅排版编辑｜李蕊甜（实习）校对 | 李栋“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4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公元1127年初，金兵铁蹄踏破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四月，金军带着被掳的徽钦二帝、皇后妃嫔、宗室子弟、文武百官、工匠技师、宫女乐师等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文物典籍、礼器法物，分两路北撤，史称“靖康之变”。这场突如其来的“靖康之变”，不止终结了北宋167年的繁华，更像一把锋利的刀，将中国历史劈成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半。时光流转近900年，但“靖康之变”带来的震撼与反思，从未因岁月的冲刷而褪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场历史变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宋代，沈子蕃缂丝梅鹊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靖康之变”成为政治格局的“分水岭”北宋的灭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其影响贯穿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塑造了近代以前中国的基本面貌。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宋与金国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为界，形成了长达百余年的南北对峙格局。这一格局改变了东亚政治秩序：金国占据北方，南宋偏安江南，西夏、大理等政权并存。宋朝“大一统”的理想渐行渐远，“偏安”成为南宋君臣的现实选择。这种分裂局面，直到元朝重新实现大一统才告终结，但元朝的统治模式，已与唐宋截然不同。同时，靖康之变宣告了北宋“与士大夫治天下”模式的破产，也给后世王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政治阴影。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在颠沛流离中稳固政权，其政治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外，从北宋时期的“和战并举”转向“偏安自保”，北伐成为政治禁忌。对内，皇权进一步集中，相权被严格压制，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虽权倾朝野，却始终依附于皇权，无法形成与皇权制衡的力量，甚至成为皇权巩固统治的工具。宋代，“通远军防城库铜朱记”柄钮铜印。来源/故宫博物院更为重要的是，靖康之变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重防内甚于防外”的政治传统。明朝驱逐蒙古、建立统一王朝后，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开拓之举，但对臣属的防范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废除丞相，设立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推行八股取士，本质上都是为了强化皇权、压制内部异动；清朝虽在边疆用兵上较为积极，平定噶尔丹、收复台湾、巩固西南边疆，但对内部兵权的控制同样严苛。可以说，靖康之变后，中国古代王朝的皇权集中程度不断强化，成为此后近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主流。经济重心南移：天下财赋甲江南在经济领域，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但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核心仍在北方，北方仍是国家的战略根基，形成了相对平衡的发展态势。而靖康之变相对打破了这种平衡——金兵南下过程中，对黄河流域进行了空前的毁灭性破坏：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到了“百里无人烟”的地步，北方经济几乎崩塌。与此同时，“靖康南渡”带来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之一，大量士族、工匠、商人、农民跟随皇室、官员南下，涌入江南地区。这些南迁的人口，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艺、商业理念与资本，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人口与技术的双重推动下，江南地区的经济迎来了爆发式发展：农业上，精耕细作的技术得到普及，圩田、梯田的修建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江浙地区成为“天下粮仓”，足以支撑整个国家的粮食需求；手工业上，丝绸、瓷器、纺织、印刷等行业迅速崛起，景德镇成为中国的“瓷都”，苏州、杭州成为丝绸织造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通过海上贸易远销海外；商业上，临安（今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宋，哥窑鱼耳瓷炉。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这种经济格局的转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明、清三朝均定都北京，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国家的财政、粮食完全依赖江南地区的漕运，京杭大运河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生命线”，江南的粮食、财赋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支撑着北方都城的运转与边疆的防御。而这种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格局，不仅奠定了近千年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更造成了南北经济差距的长期存在：南方凭借优越的经济基础与发展环境，长期保持富庶；北方则因战乱频繁、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靖康之变，正是这种不可逆经济格局形成的关键节点。心态转变，是否错失转型的机会？靖康之变更深刻地重塑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使中原王朝的文化心态从开放自信转向内敛保守，影响了后世的民族精神与对外政策。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心态呈现出开放、自信、包容的特点，虽有“华夷之分”的观念，但更强调文化认同，对辽、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宋采取平等的外交姿态，互通有无、文化交流频繁，社会风气活泼开放，士大夫阶层以“共治天下”自居，具有强烈的主体自信，学术上百家争鸣，市民文化繁荣，科技上更是取得了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等重大突破，展现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潜力。赵佶听琴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但靖康之变的浩劫，使士大夫阶层的自信心受到毁灭性打击。这种创伤直接催生了南宋理学的兴起与繁荣，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强化正统观念与纲常伦理，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逐渐被内敛保守所取代。整体社会精神气质从阳刚进取转向阴柔内敛，创新活力与开拓精神逐渐消退。南宋理学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二十八卷 。来源/国家典籍博物馆此外，从更宏观的文明走向来看，北宋时期，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海外贸易活跃，指南针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推动文化传播、火药应用于军事，这些成就均具备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部分条件。靖康之变后，对外贸易重心虽转向海上，但整体对外交流趋于收缩；长期的军事压力阻碍了经济发展，国家资源大量投入到江防、海防建设中，商业发展受到严重压制；加之理学的专制化、政治的集权化、社会的保守化三者合流，可以说，靖康之变打断了北宋时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若没有靖康之变的打断，宋代或许会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逐渐走向近代化。南宋，临安府行用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考文献：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游彪：《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4.郭建龙：《汴京之围 : 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5.李华瑞：《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张斌 胡瓜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000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长久以来，大众对眉山的认知始终困于“一门三父子，唐宋八大家占其三”的文学传奇，却鲜少追问：在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北宋时期，地处西南的眉山何以孕育出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家族文化奇迹？更忽略了一个史实：宋代眉山绝非仅因三苏闻名的边陲小城，而是两宋时期西南地区无可争议的第一文城，是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鼎足而立的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更是宋代蜀学的核心阵地。眉山地理位置。来源/天地图八百进士：宋代西南文教的巅峰判断一座古城的文化实力，科举成就与文人群体规模是重要标尺。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以碾压级的文教实力，坐稳了宋代西南文化第一城的位置，彻底打破了“成都是蜀地唯一文化中心”的固有认知。据傅璇琮、龚延明《宋登科记考》统计，两宋全国共录取进士42588人，仅眉州一州便走出886名有姓名可考的进士，史称“八百进士”，总数远超同期四川其他地区的进士规模，更是梓州、夔州等西南重镇的数倍之多。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数嘉祐二年（1057）科举，全国殿试录取进士388人，眉山一县（宋代眉山为县级行政区）便有13人登科，苏轼在《谢范舍人书》中明确记载了这一盛况：“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也正是这份榜单，让宋仁宗发出了“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的惊叹。国历君自制表情包这份科举传奇，源于眉山覆盖全民、体系完备的文教生态与蔚然成风的向学传统。宋代眉山形成了官学、民间书院、家族私塾三级教育体系，南宋《宾退录》记载，眉州四县仅民间乡校便有13所，“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真正实现了教育的城乡全覆盖。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精准概括了家乡的风气：“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支撑这套教育体系的，是眉山冠绝蜀地的藏书文化。其中始建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孙氏书楼，藏书数万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宋祁曾作《寄题眉州孙氏书楼》盛赞其“鲁简多年屋壁藏，始营翚棘瞰堂皇”（南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一《孙氏书楼记》）。当时眉山甚至形成了“家不藏书，非士人家”的社会共识，苏轼称自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答任师中家汉公》），苏辙亦在《栾城集》中直言“我家亦多书”，丰富的藏书为士子求学提供了资源支撑。位于眉山的孙氏书楼。来源/纪录片《文脉春秋》截图鼎盛的科举与文教，让眉山走出了宋代西南最庞大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打破了“三苏孤例”的认知误区。两宋时期除了三苏父子，眉山还诞生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南宋史学大家李焘、撰写《东都事略》的王稱、编写《太平治迹统类》的彭百川，形成了宋代西南核心的史学研究集群；同时田锡、任伯雨、陈希亮等大批眉山籍名臣，以经世致用的理念将蜀学思想付诸实践，让眉山从科举强州，真正成长为宋代西南的学术重镇。南宋时期编纂的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记载眉州“风俗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方舆胜览》卷五十三・眉州），正是其文教盛况的真实写照。刻书中枢与水陆通衢：文化繁荣的双轮驱动如果说鼎盛的文教是眉山文化崛起的核心骨架，那么领先全国的雕版印刷产业与四通八达的商贸交通网络，便是支撑这座文化高峰的血肉根基。二者形成了“经济赋能文教、文教反哺产业”的正向循环，让眉山突破了西南边陲的地理桎梏，从文化输入地跃升为全国性的文化输出中心。醉翁亭记碑。来源/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宋代眉山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并称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是南宋时期的蜀刻中心。蜀刻的根基始于五代，北宋成都因刊刻《开宝藏》培养了大批技艺精湛的刻工，奠定了蜀刻的全国领先地位；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四川未遭兵祸成为南宋文化大后方，眉山凭借稳定的社会环境、岷江航道的运输优势、优质的竹纸原材料，迅速取代成都成为蜀刻中枢。眉山刻书分为官刻与坊刻两大体系，均创下了彪炳史册的成就。官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眉山七史》，包括《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七部史书。据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记载，靖康之变后，北宋校定的《宋书》《南齐书》等七部正史几近散佚，绍兴十四年（1144）四川转运使井度收合补缀，在眉山完成刊刻，成为后世正史刊刻的核心底本，书版从南宋沿用至清代嘉庆年间，存续近700年，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书版。在坊刻领域，眉山的繁荣程度冠绝西南，据《四川省志・出版志》记载，宋代眉山知名书坊有程宅、万卷堂、书隐斋等，刊刻内容覆盖经史子集全门类，其中书隐斋雕印的《册府元龟》1000卷，是宋代民间坊刻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眉山程舍人宅刊刻的《东都事略》，目录后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声明，是中国出版史上现存最早的版权保护宣示，印证了眉山刻书业的成熟规范。《东都事略》。来源/纪录片《文脉春秋》截图刻书业的繁荣对眉山的文教事业有巨大影响：对内，规模化刊刻大幅降低了书籍获取门槛，让普通士子无需远赴京城便能获取典籍，推动了科举教育的普及，形成刻书到藏书，再到读书然后科举的完美闭环；对外，眉山刻本通过岷江、长江水道与西南丝绸之路，销往江南、中原乃至高丽、日本，让眉山从边陲小城一跃成为全国性的文化传播中心，反向提升了其全国文化影响力。宋黄褐釉堆塑花纹陶盖罐。来源/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而支撑刻书业与文教体系的经济基础，是眉山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发达的商贸网络。眉山地处成都平原南部，岷江纵贯全境，是宋代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地，上接成都，下连乐山、宜宾、重庆，直通长江中下游，是蜀地水陆联运的核心枢纽。同时，眉山通过陆路支线衔接五尺道、灵关道，深度融入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网络，向南可直达云南、贵州乃至东南亚、南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贸体系。早在西汉时期，眉山彭山（古称武阳）便是中国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西汉王褒《僮约》中“武阳买茶”的记载，印证了其源远流长的商贸传统。发达的商贸为眉山带来了两大核心红利：一是充足的民间财富积累。宋代眉山丝绸贸易冠绝蜀地，州城内的纱縠行是蜀地最大的丝绸交易市场之一，苏轼母亲程夫人正是在此经营丝绸贸易，独力支撑家庭，让苏洵“得专志于学，卒为大儒”，也让苏轼、苏辙兄弟自幼得以专心向学（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稳定的民间中产阶层，为士子求学、私家藏书、刻书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撑。二是开放包容的文化交融。商贸往来带来了物产、技术与思想的双向流动，让眉山打破了四川盆地的地理封闭性，始终与全国文化核心圈同频共振，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质，这种气质深刻影响了眉山文人群体，也造就了苏轼豁达博采的创作风格与精神内核。千载诗书城：眉山文化与三苏传奇长久以来，世人始终将三苏父子的传奇视为偶然的文学奇迹，却忽略了一个核心逻辑：三苏从来不是眉山文化的原因，而是眉山文化的结果。“一门三父子”的传奇，是宋代眉山完整文化生态孕育出的必然巅峰；而眉山的历史价值，也绝不止于“三苏故里”的标签，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被低估。“三苏故里”。来源/纪录片《文脉春秋》截图三苏父子的成长与眉山的文化土壤深度绑定、密不可分。从家学传承来看，苏洵27岁始发愤读书，无需为生计奔波，核心支撑正是眉山发达的商贸环境与程夫人的经营所得；苏轼、苏辙兄弟自幼在眉山接受完整教育，在当地浓厚的向学风气中，与同乡士子结为课文会友，相互切磋学问，嘉祐二年（1057），兄弟二人与同乡11人一同登科，正是这种群体成长的最好印证。从学术传承来看，三苏父子开创的蜀学，与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并称宋代三大主流学派，其“以儒为本，兼采百家”、强调经世致用的核心理念，与眉山“重经术、重实用、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一脉相承，没有眉山深厚的学术土壤，便没有蜀学的诞生与传播。即便三苏父子出川后辗转各地、一生颠沛，眉山始终是他们的精神原乡，苏轼“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的诗句，道尽了故乡对其一生的深刻烙印。清沈燧东坡先生笠屐图轴。来源/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当我们跳出“三苏故里”的认知局限，还原宋代眉山完整的文化生态，也就能重新认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一，它是宋代西南地区无可争议的文教大城，创造了中国科举史的辉煌成就，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均衡发展。两宋时期，眉山以“八百进士”的传奇，让四川成为彼时重要的思想阵地，并且逐渐发展出了“蜀学”这一文化流派，其全民向学的风气、完备的教育体系，为西南地区的文教普及树立了标杆，深刻改变了宋代西南的文化格局。其二，它是宋代全国重要的雕版印刷中心之一，为中华文脉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靖康之变后，中原典籍大量散佚，正是眉山的官刻与坊刻，保存了大量宋代之前的正史、类书、文集，让中华文脉在西南边陲得以延续，其刊刻的典籍为南宋文化复兴提供了核心支撑，更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版本资源，历史功绩足以与杭州、建阳并肩。其三，它是宋代蜀学的核心阵地，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非省会城市成为全国性文化核心”的特例。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深刻影响了宋代的文学、思想与学术发展，更塑造了此后近千年中国文人的精神内核，而眉山作为蜀学的发源地与核心阵地，培养了大批蜀学传人，让其思想得以传承发展、辐射全国，这种文化影响力，是宋代绝大多数非省会城市无法企及的。眉山景色。来源/纪录片《文脉春秋》截图眉山历史地位长期被低估，一是因为后世对三苏个人文学成就的过度聚焦，遮蔽了孕育这一奇迹的地域文化生态的整体价值，形成了“只知三苏，不知眉山”的认知；二是宋元易代后，蜀地遭遇连年战乱，眉山的雕版印刷业毁于战火，书版散佚，文教体系遭受重创，西南地区文化中心重新回归成都，其两宋时期的文化盛况逐渐被历史尘埃掩盖。2026年眉山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对三苏文化的认可，更是对这座宋代西南第一文城千年文脉的追认。它给当代的核心启示在于：地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单一的名人IP，而是完整的、可循环的文化生态。宋代眉山的崛起，源于文教，实业和商贸三位一体的正向循环，这一模式为当代城市的文脉传承与文化发展，提供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借鉴。《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来源/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今天，当我们跳出“三苏故里”的单一标签，还原其“宋代西南第一文城”的完整历史面貌，才能真正读懂这片土地何以孕育出照耀中国千年的文化星光，才能真正重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坐标与地位，读懂中华文脉绵延千年的底层密码。2026年3月1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四川省眉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国函〔2026〕18号），眉山成为全国第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参考文献：1.［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2.［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3.［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2012.4.［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脱脱等：《宋史・苏轼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四眉州，中华书局点校本3.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眉州，中华书局点校本4.苏轼：《东坡全集》，中华书局《苏轼文集》《苏轼诗集》点校本5.苏辙：《栾城集》，中华书局点校本6.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四部丛刊本7.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点校本8.傅璇琮、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9.《四川省志・出版志》，四川人民出版社，http://scdfz.sc.gov.cn/scfzg/zssjk/scsz/dylsz18401985/content_322310.《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四川省眉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国函〔2026〕18 号），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603/content_7063204.htm11.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九《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中华书局点校本12.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一《孙氏书楼记》，四部丛刊本13.《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四川省情网，https://www.scdfz.org.cn/scyx/scrw/sclsmr/dypsclsmr/ss/content_266914.《宋蜀刻七史》，识典古籍，https://www.shidianguji.com/book/7495676712609382441/chapter/1kyu7k8i7e52c*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竖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张斌 戈雨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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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在唐朝中后期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他们一面保卫京师、戍卫宫廷乃至外出征伐，是维系大唐朝廷安危的军事支柱；另一面，他们又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成为宦官集团废立皇帝、祸乱朝纲的帮凶。他们，便是频繁出现在唐朝历史中的一支独特武装——神策军。这支起于边疆的边镇军如何一跃成为左右大唐朝政百余年的军事力量？章怀太子墓仪卫图。来源/唐代壁画珍品数字馆唐蕃大战的衍生品：哥舒翰缔造的神策军公元8世纪，唐朝与吐蕃为了争夺黄河上游“九曲之地”连年征战，素为唐玄宗所青睐的将领哥舒翰在与吐蕃作战中屡建功勋。天宝十二载（753），已经身为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再次集中兵力由湟水与洮水溯流而上登上青藏高原，出其不意大破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将黄河上游以东（囊括今青海省东南部与甘肃省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东部区域）尽数纳入唐朝治下。此战之后，唐朝基本确立了对吐蕃的战略优势。哥舒翰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也正是在这场大胜的次年（754）秋七月，哥舒翰上奏朝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这便是神策军的开篇之地，据《资治通鉴》记载，神策军设置于临洮西关磨环川（今青海省贵南县境，一说后迁徙至磨禅川，即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神策军驻地扼守唐军前往青藏高原的重要战略通道，是哥舒翰麾下具有强大战力的野战常备武力。根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天宝年间设置在边疆的各类军镇如宁边、威胜、金天、武宁、耀武等军，大部分在五千到一万人左右，神策军控扼黄河九曲要道，其首任军事长官（神策军使）更直接由毗邻州郡的太守兼任，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兵马人数当在五千以上。唐代北庭都护府残文书册。来源/国家博物馆哥舒翰奏请设立大唐神策军的初衷本是进一步拓展唐朝在西北战场的胜局。而神策军设立仅一年以后，唐朝在西北战场势头正盛，北方边疆的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惊破了长安的繁华泡影，大唐的赫赫武功在此刻瞬间崩解。“及安禄山反，（神策）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既而军地沦入吐蕃。”天宝十四载（755）的寒冬腊月，千余神策军在将领卫伯玉的指挥下在从青藏高原的皑皑风雪中东进，驰援京师。在他们的身后，吐蕃人顺势猛攻磨环川。风雪中，留守驻地的神策军誓死抵抗，将校大部血洒疆场以身殉国，仅有少数残军撤回关中，神策军所在的黄河九曲之地再次沦入吐蕃之手。从此以后，神策军东援朝廷的士卒便失去了驻地，他们此刻的唯一目标只有一个——到长安去。不过，正是这场看似有去无回的千里回援，让神策军这一名号与大唐的中枢深度绑定。扈从天子：神策军的禁军化之路安史之乱初起，唐玄宗还想以绥靖之策招抚叛军，谁知安禄山在一个月内便从幽州（今北京一带）以破竹之势横扫河北并攻陷东都洛阳，还于天宝十五载（756）正月自称“大燕皇帝”。卫伯玉所领千余神策军在撤入关中后，与从河西、陇右、朔方等地回撤诸军重新聚集在神策军创始人哥舒翰的旌旗之下，准备与安史叛军进行决战。然而，这位神策军的缔造者并没有复现在雪域高原之上的神勇，他麾下的二十万大军在潼关之战中大败亏输，哥舒翰为安禄山所害，长安沦陷，玄宗仓皇西逃入蜀，大唐艰难时刻来临。唐朝阎立本步辇图卷（节选）。来源/故宫博物院没有人知道神策军在这一场战役中的事迹，我们只知道他们在主帅殒命的混战中保存了建制，并在唐肃宗的委任下正式由卫伯玉担任神策军兵马使而重整旗鼓再战。在官军遭受重创的相州惨败之际，卫伯玉率领神策军与宦官观军容使鱼朝恩退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再次承担起保卫关中的重任，卫伯玉率领神策军将士们先后两次击败史思明的精锐部队，卫伯玉先是以数百骑兵在疆子坂击破叛军三千铁骑，又在上元二年（761）大破夜袭陕州的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大军，为唐廷休养关中争取了宝贵时间。他手下的神策军在关键战争中的强悍表现使他们在军中扬名立万，成为守卫关中的重要精锐力量。不过，真正让神策军入局中枢的则是唐廷的另一场巨变。广德元年（763），唐朝大军全面收复河北全境，彻底剿灭安史叛军，实现了杜甫“王师北定中原”的遗愿。而这场东方大胜之后，不到半年光景，吐蕃人又从西面卷土重来，一路横扫陇右，直入长安。还沉醉在中兴伟业的唐代宗李豫只能狼狈东逃，而坐拥关中门户陕州的精锐神策军变成落难天子的第一选择。《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莫高窟第156窟南壁。来源/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吐蕃大掠的关中，“官吏藏窜，无复储拟”，只有卫伯玉与鱼朝恩带领的神策军前来护驾勤王，并在陕州供养皇帝两月有余。初登大宝的唐代宗对神策军的信任度与好感因此直线上升，进而征召神策军随其返回长安，常驻京师。自此，神策军正式完成了从边地到京师的身份转换，成为受到天子青睐的精锐之师。然而，这次神策军护驾归京同样也留下了一个遗患百年的陋规，作为第二任神策军节度的武人卫伯玉因功入朝为官，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则顺理成章地辗转为宦官鱼朝恩所掌控，这位监军宦官因军功而升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正式统帅神策军。在驻扎陕州期间，鱼朝恩把陕州节度使所辖军队并入神策军，使其扩大为万人以上的大军。据《新唐书·兵志》载：“永泰元年（765），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从永泰元年开始，神策军从边军一跃而升格为威压北衙六军之上的天子禁军（唐朝禁军分为南衙与北衙两大部分，玄宗朝以后北衙禁军为重，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常置北衙禁军分别为：左右神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并常驻皇家禁苑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成为权力博弈的力量。神策军成为皇帝禁军的这一行为，就为神策军贴上了浓重的宦官集团标签，由募兵制组成的中晚唐禁军士兵与边军的藩镇一样，早已不同于国家统管下的府兵部队，其对于长官恩遇报效的私人情谊远大于对国家的忠义气节，因而神策军从变身宫闱禁军的开始阶段就存在着对于宦官集团的敬畏与依附，这也为神策军后来长期为宦官左右而埋下伏笔。国之柱石与昏乱帮凶：神策军的乱世摇摆神策军作为具有边军渊源的禁军部队，在收纳了平卢镇邢君牙、阳惠元等部、安史降将尚可孤部，朔方镇郝廷玉部、侯仲庄等部之后，神策军不仅军将数量与战力大增，其驻地也开始向外拓展至关中各地，《新唐书》记载大历四年（769）：“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770），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这一布置将神策军部署在长安以西的关中腹地，一方面作为防秋军事体系的中枢所在（唐朝中期以后为防止吐蕃等西北政权秋季入关中劫掠而设），另一方面也作为京师之外的重要战略策应，这也体现出神策军已经从单纯的京师驻军转化为区域性驻军，其在禁军里的主导地位更加凸显。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廷的内外形势依旧严峻，能够依仗的可战之兵便只有关陇一带的京畿兵马，神策军作为其中战力最强的一支，便承担了唐中央政府军的职责使命。初期的神策军虽然与宦官关系密切，但因其武将多为关中各地忠勇果敢的兵马调任禁中，因而其战斗力与忠诚度依旧在线。大历十四年（779），吐蕃南诏联军入侵剑南（今属四川省），武将出身的右神策军都将李晟率神策军四千人与范阳兵共入蜀道，深入川西无人之境，带领神策军将士廓清川西肃宁三城，更绝大渡河，击破吐蕃与南诏联军十万之众，使“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甚至迫使南诏因此而迁都羊苴咩城（云南大理）以避锋芒，获得了盛唐时代都难以企及的对南诏的赫赫武功。除了守护边疆之外，神策军在平定藩镇叛乱的过程中表现更加亮眼。唐德宗继位之初就意图打破河北藩镇张扬跋扈的乱局。建中二年（781）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叛乱，朝廷派遣李晟为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合兵进入河北平叛，先斩叛军大将杨朝光，随后在对镇魏博军的临洺之战中，李晟所领神策军在危急时刻“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济，横击悦军”，在大破魏博军队后兵围魏州。不久之后，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滔与成德节度使王重俊来援，李晟所领神策军作为唐军中枢纵横捭阖，当时的“神策诸军皆临贼境”，神策军与三镇兵马相持两年之久，虽未克竟全功，也让河朔三镇感受到了来自天子禁军的巨大威压，三大藩镇的第一次大规模叛乱最终未能得逞。唐·《神策军碑》拓本。来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也正因为神策军外出平定藩镇，导致关中兵马为之一空。建中四年（783），泾原镇士卒在长安哗变，拥立朱泚为帝，唐德宗仓皇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泾原兵变。这场震惊天下的军事政变中，远征在外的神策军千里回援京师，再次拯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唐朝廷。当时关中朱泚击破招降了关中大部唐军，而从河北赶来支援的藩镇大将李怀仙又心怀不轨，只有李晟所统领的神策军中军与少数旁系兵马（华州军、奉天军等）从前线赶来勤王。李晟统合关中地区所有的神策军与地方兵马围攻长安，最终彻底击破叛军，完成了收复长安的壮举。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返回长安后，以李晟所统神策军为基础重建神策右厢，又将其在山南新建的神策两厢在内浑瑊本部兵马转为神策左厢，让神策两军“复完”。泾原之变平定的过程中，神策军不仅成为唯一的禁军主力，甚至连皇帝逃亡过程中重新组建的禁军部队也被冠以“神策军”之名号，证明此后的神策军依旧成为事实上天子禁军的代称，各路关中将校兵马也以划归为神策军为荣。长乐公主墓甲胄仪卫图。来源/唐代壁画珍品数字馆德宗虽然依靠李晟与浑瑊等神策军武将的指挥方平定了泾原之乱，但是心中对武将的忌惮却越来越大，认为武将的忠义难以久持，神策军作为天子禁军只是依靠李晟个人对朝廷的忠义来维持是断不可能的，必须使武将相互掣肘方可安心。相反，皇帝本人对于宦官的偏爱却愈加深刻。“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窦）文场、（霍）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志贞贬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懿德太子墓仪仗出行图。来源/唐代壁画珍品数字馆泾原之乱中，宦官生死相随的忠诚让皇帝颇为感动，更认为只有这些宦官才能独立于官僚和武将之外尽心效忠皇权。因此，德宗皇帝在神策军重建之后马上封李晟为司徒，兼中书令，又让浑瑊任侍中，使两人释其总领神策军兵权归政，又“以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从而基本确立了宦官掌握神策军的定制。贞元十二年（796）六月，“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完全确立了宦官对神策军行政和军事上的管辖，也意味着神策军形成了一套以“神策中尉”为中心的使府武职僚佐系统。这些为皇帝所赏识的宦官依靠掌控神策军获得了三公宰相都难以企及的权力，他们不仅掌握了京师及周边地区的绝对军事控制权，更依靠皇帝的青睐将禁军将校外放为藩镇节帅，在地方配置军政亲信，甚至三公高官也需要交好奉承宦官以维系自身权柄。据《新唐书》记载：“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唐穆宗以后，唐朝皇帝多受制于宦官，甚至沦为宦官肆意废立生杀的政治傀儡。唐穆宗以后唐朝共有九位皇帝，其中，除敬宗、哀帝外，其余均为宦官所立，皆在于神策军的兵权常处于宦官之手。京师之中，宦官掌握了最强的军事力量，从而让唐朝中后期所有积极的政治改革都无法正常推行。甘露之变中，正是执掌神策军的神策中尉仇士良出动神策军五百人直接血洗朝堂，竟然在皇宫之中直接诛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等四位宰相，连带着大臣王璠、郭行馀、郑注、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十余家皆被族诛，从而将唐王朝图存救亡的文官士大夫斩杀殆尽，唐朝宦官之祸也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疯狂程度。唐三彩釉陶武士俑。来源/国家博物馆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入关，僖宗仓皇南逃入蜀，以宦官统领的左右神策军此时早已不堪一击，在黄巢起义军的暴击下基本瓦解。天复二年（902），宣武节度使朱温进入关中控制唐廷，次年逼昭宗杀死大宦官韩全诲等20余人，把参与的神策左右军士兵并入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等六军，“而神策左右军繇此废矣”。自此，曾经主宰中晚唐朝政的神策军随着宦官集团的覆灭而烟消云散。神策军起于边地，兴于平叛安史，曾经是唐朝皇帝赖以维系皇权的重要军事力量，而恰恰又是皇权将他们推入宦官集团的手中，使他们沦为宦官的工具与帮凶，不仅破灭了唐朝士大夫救亡图存的希望，更与地方节帅相互勾连形成腐败闭环，逐渐将唐朝的国家机器拖入难以挽救的死局。参考文献：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5. 张明：《唐代神策军军职设置与统兵体系演变考述》，《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王凯迪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李栋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