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2016年，中国茶园面积达到287万公顷、产量240多万吨，种植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已是全球最大的产茶国和茶叶消费市场。作为世界茶叶的原产地，中国也曾长期主导国际茶叶贸易。或许会有人好奇，印度到底是怎样兴起，成为中国茶叶的强劲对手的？这段往事，还得从一百多年前的一场跨国盗窃案说起。罗伯特·福钧，伦敦皇家园艺协会植物学家。来源/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寻找茶源催生的盗窃计划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1600年创设之初，主要业务是前往亚洲南洋群岛贩运香料，“靠胡椒哺育起来”。但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先后把中国的茶叶转运回欧洲，引起巨大轰动之时，公司也把注意力转向这一贸易。1664年，公司董事会购得少量茶叶献赠英皇。此后虽然每年都向英国运回茶叶，但这一时期的公司主要依靠与中国到南洋之间的商人进行转手贸易，并不直接从中国采购茶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1684—1685年，中国闽、粤、江、浙四海关相继开关。1689年，公司首次有明确记录从闽海关厦门口直接采购茶叶并运回英国，成为英国直接输入中国茶叶的重要节点。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公司开始以广州为据点从事华茶贸易。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不断增长，中国茶叶在公司生意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704年，公司派“康特号”（Kent）到广州，采购生丝、茶叶等货物。从这一年开始，茶叶在公司对华贸易的比重逐渐上升，并逐渐取代生丝成为公司对华贸易最重要的商品。1760至1764年，公司年均从中国进口茶叶的金额为80.6万两白银。1830至1833年，则达年均561.7万两。在1783至1833年的二分之一世纪里，公司从中国运出的茶叶金额，占公司所购货物总金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0%上下，公司也成为中国茶输往欧洲的重要经营者。茶叶带来的丰厚利润令英国人万分觊觎，为了将这一“摇钱树”握在手中，英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逐渐认识到阿萨姆本地茶树的商业价值，并利用当地茶树试制茶叶。1839年，首批运抵伦敦拍卖的阿萨姆茶已受到市场欢迎。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试种从中国引进的茶树。当地部分地区的气候适宜茶树生长，公司在此开辟了500英亩以上土地作为试验种植园，采用科学的方法生产和管理以提高种植效率，他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喜马拉雅山茶的外观和口感皆是上品，美中不足的是，它的“香气不足”，伦敦的品茶师们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喜马拉雅山茶的茶种和加工工艺与中国茶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寻找中国最好的茶种与茶叶加工工艺就成为公司的重要目标，只是在当时清朝政府对外国人的动向极为警惕的背景下，想将中国最好的茶种与茶叶加工技术带离中国极难办到，而鸦片战争后的通商条件，为公司推进这一计划提供了便利。说起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仍未改变英国茶叶供应依赖中国的局面。英国人希望在印度扩大茶叶生产，把茶园和利润一同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时的东印度公司虽已于1834年结束对华贸易经营，却仍统治着印度大片地区，继续推动当地茶业发展。1848年，公司决定派遣一位既了解东方又熟悉植物的专业人士前往中国，搜集优良茶种、学习制茶技术并招募茶工。这一任务就被交予了曾受伦敦园艺会委派来华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茶叶大盗的中国之行和那个时代很多一鸣惊人的冒险家类似，福钧出身寒微，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的植物学知识完全是拜社会实践和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为了跨越阶层过上体面的生活，福钧曾经前往广袤又陌生的东方去追寻个人前途，鉴于他曾经前往中国的个人履历以及熟悉东方植物的专业功底，福钧成为英国派往中国实施茶叶盗窃计划的第一人选。英国茶叶公司的广告。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任务刚开始，福钧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他虽然来过中国，英国人也觉得他挺“中国通”的，但实际上他对这次要深入的内陆茶区仍不熟悉，沿途的道路、语言和当地人情，都需要有人引路。于是福钧在中国花钱雇用了两位随从，一个是负责搬运沉重玻璃箱并兼职理发师的“苦力”，另一个是“王”，安徽松萝山人，家中世代种茶采茶，充当翻译及向导，福钧自己则伪作中国人，跟随“王”的引导前往名茶产区搜集资料。虽然路上也遇到一些波折，但整体计划的推进堪称顺利。福钧成功混入长江畔一个绿茶加工厂内参观。在这里，福钧亲眼观摩了绿茶制作炒青、揉捻、干燥等工序。通过实地考察，他进一步确认，绿茶与红茶能够用同一种茶树的鲜叶制成，区别主要在加工方法。随后“王”带着福钧来到自己的老家松萝山，这里是著名的绿茶产区，在王家人的殷切招待下，福钧收集到的优质茶种很快填满了他的箱子。在陆续前往另外三处著名的绿茶产区收集茶种后，福钧赶在1849年春节前来到了上海，住在颠地洋行为他提供的厂房内，这里足够开阔和保密，福钧可以放心地将自己的茶种和茶苗移植到这里，精心照料。但计划到此还远未称得上成功，福钧还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将植株运往印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从上海出发，经海路运达香港，从香港运往加尔各答，再经一路颠簸运至喜马拉雅山的种植园，漫长的旅途随时可能让这些植物枯死。为保险起见，福钧将自己在中国收集的高达13000株幼苗和10000颗茶种分为几份，每份单独打包，分别托运于4艘货轮，这样即便有哪艘货轮不幸遇难，其它种子和幼苗也能按照原定计划运往目的地。喝茶的两位女士和官员。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然而当公司种植园主管在喜马拉雅种植园接收到这批货的时候，13000棵树苗仅存1000株还活着，侥幸活下来的树苗也长满了真菌和霉菌，即便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来挽救这些幼苗，这批茶树幼苗最终存活下来的依然所剩无几，茶种也无一例外地烂掉了，最终这场耗时一整年的盗窃计划可谓损失惨重。如何在19世纪实现跨越万里的产业转移？身在上海的福钧自然没有那么快得知茶苗与种子大量死亡的噩耗，此时他正在全身心投入另一个计划——他打算前往武夷山搜集当地茶种，考察供应英国市场的武夷茶是如何制成的。这一次福钧选择扮作中国人模样，对外依旧谎称自己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人，只不过这次另外雇用了一个名为胡兴的随从作为向导。喝茶的三口之家。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在武夷山茶园，福钧向当地采茶工详细询问了采茶的每一道工序，在留宿的寺庙内，福钧受到了当地和尚们热情的招待，他们向福钧提供了烟、饭以及最重要的——茶。在这里，福钧学到了一个一直被英国人忽略的东西——到底应该如何饮茶？寺庙里的和尚们为福钧演示了饮茶的四道工序：烧水、准备茶杯、加入干燥的茶叶、饮用。流程虽然简单，但内里却大有文章。水要烧多久才算最佳？茶杯应该如何加热？泡一杯最完美的茶得用多少茶叶？茶水又该饮用多少？福钧都用笔记本一一记录。此外，福钧还整理记录了茶叶的小型加工、晾晒程序和红茶与绿茶之间的区域性差异等资料。当然，福钧也不会忘了收集最重要的茶树种子和幼苗，为运往印度作准备。英国现存最早的茶样。来源/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中心回到上海，福钧收到了公司来信，信中告知了他上一批采集的茶种和幼苗损失惨重的噩耗。短暂的沮丧过后，福钧重新将热情投入到改进植株运输方法上。这一次，福钧利用能够保持湿度的玻璃沃德箱，将茶种播入箱内的土壤，让它们在途中萌发，同时装运幼小的茶苗采用这种全新方式运输的茶种及幼苗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仍然保持了发育，在最终抵达印度种植园时，这些茶种与幼苗已经长成了一株株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小茶树。在离开上海前往印度之前，福钧特意又雇用了8名熟练的种茶和制茶师傅，就这样，福钧带着他的设备、资料笔记以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制茶工具”，连同他招募的中国制茶师傅一同前往了印度。福钧带回的中国茶种、制茶工具和茶工，为喜马拉雅山麓的茶园增添了助力。在印度茶业的扩张中，阿萨姆本地茶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阿萨姆逐渐成为印度茶叶生产的重心。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英国资本不断进入，殖民当局提供土地，大批劳工被招进种植园，加工机械和海运条件也不断改进。印度和锡兰的茶叶由此大批进入英国市场，逐渐挤占中国茶的份额，成为大英帝国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商品。面对新的竞争，中国茶叶出口在十九世纪后期逐渐失去原有优势，而中国茶业此后的发展，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参考文献：【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兰日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华茶出口贸易发展的阶段与特点》，《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第223-228页潘毅、秦元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贸易》，《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27期，第193-195页*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陆远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彦文“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7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很多人记住水镜先生司马徽，只因为一句“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这句话流传甚广，却不是正史原文。《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的是司马徽对刘备说：“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追问是谁，他答：“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至于“卧龙”“凤雏”“水镜”三个称号，同一条材料又说“皆庞德公语也”。也就是说，庞德公作出了品题，司马徽把诸葛亮、庞统推荐给了刘备，后世叙事才把几层故事揉在一起。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围绕刘备集团展开故事，诸葛亮和庞统先后走到舞台中央。站在他们身旁的几名年轻士人，则只留下匆匆几笔：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他们有的与诸葛亮共同游学，有的是知交，有的与他同在庞德公、司马徽周围活动。这是汉末襄阳一带由师友交往、姻亲乡里和品评活动交织而成的士人网络。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表病逝，维持多年的荆州秩序迅速瓦解。原先坐在一起谈论天下的人，也从此被推向不同的政权与人生。乱世为什么把读书人送到襄阳？汉末士人游学，多因避乱迁徙而起。初平元年（190），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此后十余年，中原经历董卓之乱、关东诸侯混战和曹操、袁绍的长期争夺，荆州却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后汉书·刘表传》说，来自关西、兖州、豫州的学士“盖有千数”，刘表对他们“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又设立学校，征求儒术之士，组织綦母闿、宋忠等人编定《五经章句》。这里的“千数”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千名后来留名史册的名士，却足以说明南下荆州的求学者与避乱者数量可观。熹平石经残石。来源/故宫博物院王粲的《荆州文学记》留下了另一组数字。刘表任命五业从事宋忠主持学校，五年之间，携带书籍和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的年长学者有三百余人，学习内容包括六经和礼制，也延伸到音律、历法和刑法。历史学家唐长孺因此把汉末荆州视作南移的学术中心，甚至说其学校的规模和制度，可以看作“洛阳太学的南迁”。刘表本人是名士出身，也的确重视学校和经术；可在天下争夺中，他采取的主要策略是“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三国志·刘表传》还说，刘备来投后，刘表虽然“厚待之”，却“不能用”。安顿士人、发展学术，与敢不敢把人才投入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是两回事。这种微妙的环境，恰好给年轻士人留出了一段观察和等待的时间。诸葛亮原籍琅琊阳都，早年随从父诸葛玄辗转来到荆州，后来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徐庶和石韬来自颍川，孟建来自汝南，崔州平来自博陵；庞统则是襄阳本地人，又是庞德公的从子。北来的流寓者、本地大族子弟以及知名长者，在襄阳周边形成了层层相接的交游圈。其中最受尊重的两名长者，是庞德公和司马徽。《三国志·庞统传》裴注所引《襄阳记》说，诸葛亮每到庞德公家，都在床前行礼，庞德公也不制止；司马徽比庞德公小十岁，以兄长之礼敬事他。庞德公品题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司马徽则以善于识人著称。《三国志》记司马徽称庞统为“南州士之冠冕”，紧接着便是“由是渐显”。至少在庞统的经历中，名士评价确实扩大了他的声望。成都武侯祠。来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不过，史料没有说司马徽开办了一所学校，把诸葛亮、庞统等人一齐收为学生。把这些人统称为“司马徽门下”很方便，也很容易写成一间想象中的汉末课堂。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处在彼此重叠的师友网络中；其中一部分人确曾共同游学，另一部分人的联系则来自品评、亲族和交往。诸葛亮身边，到底有哪些人？陈寿写诸葛亮早年生活时，先点出了两个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当时多数人不赞成，只有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与他友善，认为这种自许并非虚言。这条记载很短，却分量很重。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乐毅率燕军攻齐，都是战国时代兼具政治与军事声望的人物。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多少显得口气不小。崔州平和徐庶愿意相信他，说明二人与诸葛亮的交情不止于一起读书，也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崔州平的背景并不普通。裴松之援引《崔氏谱》说，他是东汉太尉崔烈之子、崔均之弟，出自博陵崔氏。可除此之外，正史几乎没有留下他的仕履和结局。《三国演义》把他写成淡泊名利的高士，这一小说形象不能作为历史上的崔州平“归隐不仕”的依据。在可靠材料的范围内，只能说他与诸葛亮友善，了解并认可诸葛亮，此后的去向无从确证。徐庶留下的材料多一些。裴注所引《魏略》说，徐庶原名徐福，“本单家子”，年轻时好任侠击剑，还曾替人报仇。脱身之后，他丢下刀戟，转而求学。因为诸生轻视他的旧日经历，徐庶便早起洒扫，低身求教，终于做到“义理精熟”。他先与同郡石韬相亲，初平年间中州兵乱，两人一同南下荆州，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后来正是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并坚持说此人只能屈尊登门延请，不能召来。汉讲学画像砖。来源/重庆博物馆另一条《魏略》材料，把共同游学的人写得更清楚：建安初年，诸葛亮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人“俱游学”。石广元、孟公威即石韬、孟建。三人读书“务于精熟”，诸葛亮则“独观其大略”。材料只显示读书方法有所不同：徐庶等人务求精熟，诸葛亮侧重把握大略，不能据此判定四人才学高下。诸葛亮还曾对三人说，你们将来做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三人反问诸葛亮能做到什么，他只是笑而不答。后来孟建思念家乡，准备北归，诸葛亮劝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几句话把这个小圈子的日常保存了下来：一起读书，谈论仕途，也讨论应该留在荆州还是返回中原。庞统与这几人的关系要另说。《三国志》没有把他列入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共同游学的名单。庞统是襄阳人，早年“朴钝”，没有多少人了解他；二十岁左右去见司马徽，两人从白天谈到夜里，司马徽称他将成为“南州士之冠冕”。他又与诸葛亮同受庞德公品题。后来庞统一度担任周瑜的功曹，周瑜死后才逐渐进入刘备集团。庞统虽属于荆襄士人网络，但没有可靠材料证明他与诸葛亮等人曾共同读书。天星观楚简。来源/湖北考古博物馆于是，所谓诸葛亮的“荆州学友”，至少包含三层关系：崔州平、徐庶是陈寿明载的知交；徐庶、石韬、孟建是《魏略》明载的共同游学者；庞统则通过庞德公、司马徽和后来刘备集团的经历，与诸葛亮所在的网络相接。把这些关系分清，人物反而更鲜活。建安十三年，朋友圈被战争拆开建安十三年（208），刘表病死。曹操大军进入荆州，继位不久的刘琮举州投降。刘备从樊城南撤，在长坂一带被曹军追破。襄阳周边本可供士人游学问学、栖身观望的空间，骤然不复存在。诸葛亮跟随刘备南走，随后出使孙权，促成孙刘联合。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江南数郡，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负责督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赋税。昔日“独观其大略”的读书人，从此进入行政、外交和战争的核心。徐庶也随刘备南撤。《三国志》记载，曹军追破刘备后，“获庶母”。徐庶向刘备指着自己的心说，本来想凭这“方寸之地”与将军共图王霸，如今母亲被俘，心已乱了，留下也无益，于是告别刘备，前往曹操一方。史书没有“程昱模仿母亲笔迹写信”的情节，那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加工。徐庶北去与母亲被俘直接相关，却是他在崩溃局面中作出的决定，简单写成“曹操强迫徐庶投降”也不准确。石韬同样北去。《魏略》只说荆州归附曹操后，徐福与石韬“俱来北”，没有交代石韬是主动投奔、随局势迁移，还是另有原因。到曹丕黄初年间，石韬历任郡守、典农校尉；徐庶则做到右中郎将、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监察系统的重要官职，不能说徐庶在魏国全无位置，但与诸葛亮对他的了解相比，这样的仕途显然没有充分展现其声名所对应的才具。三国吴孙粼将军错金银铜弩机。来源/鄂州博物馆孟建北归的念头出现得更早。他究竟何时离开荆州、怎样进入曹魏，现存材料没有完整交代；确定的是，他后来接替温恢担任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这是这个朋友圈中常被忽略的一段履历。若只说孟建在曹魏当了普通地方官，反而低估了他。至于他在凉州具体有哪些政绩，史书没有展开，只留下“有治名”三个字。庞统走向刘备的过程则颇为曲折。周瑜死后，他在刘备治下担任耒阳令，因治理不佳被免官。鲁肃写信说，庞统不是只能治理百里小县的人，应当让他担任治中、别驾，才能施展才干；诸葛亮也向刘备推荐。刘备与庞统交谈后大为器重，让他担任治中从事，后来又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刘备入蜀时，诸葛亮留镇荆州，庞统随军西进。建安十九年（214），庞统进攻雒县，中流矢而死，年仅三十六岁。至于崔州平，史书没有给出足够线索。他没有被明确写入曹魏、蜀汉或孙吴的官僚名单，也没有可靠记载证明他终身隐居。对他的“命运”，最诚实的写法只有四个字：史籍失载。武库画像砖。来源/四川博物院这几条道路很难概括成三种潇洒的“人生选择”。诸葛亮和庞统确实主动投入了刘备的事业；徐庶的转向夹着母亲被俘的剧痛；石韬北上的具体原因不明；孟建早有归乡之意，后来在曹魏做到高位；崔州平则连是否出仕都无法确认。乱世中的个人道路，既有判断，也有战败、家属安危和政权吞并造成的推挤。为什么后来只记住了卧龙凤雏？太和年间，诸葛亮出兵陇右，听说徐庶和石韬在魏国的官职，感叹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意思是，难道魏国人才特别多，以至于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更充分的任用吗？这句话常被读成诸葛亮对故友仕途的惋惜。它至少说明，几十年后，诸葛亮仍记得徐庶和石韬的才具，也认为他们应当承担更重要的职任。话里还有一层不易觉察的距离：说话的人已是蜀汉丞相，被谈论的故友却在敌国任职。早年共同游学的关系没有消失，现实中的政治道路已经彻底分开。后世之所以只熟悉“卧龙凤雏”，首先与史料多少有关。诸葛亮、庞统有独立传记，参与的又是三国格局形成中的大事；徐庶的记载附在诸葛亮传中，石韬和孟建主要依靠裴松之引书才保留下几段文字，崔州平甚至只有家世与交游的零星说明。材料本来就不均衡，后来的故事自然更容易围绕有完整生平的人展开。曹真碑。来源/故宫博物院文学叙事又放大了这种差别。《三国演义》以刘备集团为重要主线，三顾茅庐、赤壁鏖兵、取益州和诸葛亮北伐，都需要卧龙凤雏登场。石广元、孟公威、崔州平即使出现，也多半承担“高士朋友圈”的背景功能。读者看到的是谁推动了情节，很少追问那些没有加入刘备集团的人后来怎样生活。可史书中的孟建提醒我们，离开主线的人同样可能有成就；徐庶和石韬也在魏国任有官职。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并未参加一场事先知道结局的考试。建安初年，曹操尚未统一北方，刘备屡败寄居，孙氏立足江东，刘表占据荆州而观望天下。后来被称作“正确”的道路，在当时都充满风险。从襄阳的书桌望出去，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破碎的汉末；走出襄阳以后，他们面对的却是不同的君主、家族处境和战争结果。诸葛亮由隆中走向成都，庞统倒在雒县城下，徐庶与石韬去了北方，孟建最终镇守凉州，崔州平的后半生消失在文献之外。三国青铜马。来源/襄阳博物馆“卧龙凤雏”是品评史上的名句，也是幸存下来的英雄叙事。名句之外，那些官至刺史、校尉、中丞却仍显得模糊的人，让我们看见汉末士人的另一面：同学朋友一场，人生却在命运的驱使下，分到了曹刘孙三家不同的阵营，共同写就“三国演义”的精彩历史。参考文献：（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重点参见卷六《刘表传》、卷十五《刘司马梁张温贾传》、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卷三十七《庞统法正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参见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又名《襄阳记》），本文所用相关材料主要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文（三国魏）王粲：《荆州文学记》，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一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襄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1—12页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闲敲棋子落灯花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钟近日，“深圳校服真香”冲上热搜。受到关注的，不只是蓝白相间的校服样式，还有它背后的日常：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统一款式，家长却可以在线上线下自行购买。与此同时，深圳发布《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对彩蓝、藏青、白色等颜色作出具体规定，并对白色校服提出防透视要求。深圳校服款式。来源/央视财经从“去哪儿买”，到“什么颜色”，再到“穿起来舒不舒服”，今天的人们讨论校服时，已经有了越来越具体的问题。可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多年，会发现那时的中国学生，甚至还没有一套固定的“校服答案”。中国近代最早的校服长什么样如果让今天的孩子们想象“一百年前的校服”，他大概很难想象出一个准确答案，因为那时候，校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时间再往前拨，从晚清的新式学堂和早期留学生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出现，一些学校开始给学生统一提供衣服、帽子、鞋履。这种由学校统一安排学生服饰的做法，被视为中国学生统一着装较早的形态。不过这个时候的学生服装没有固定的模式，有的学校仍是传统服装，有的已经带上了西式制服的影子。第一批留美幼童合影。来源/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数字库20世纪第一个10年，教育制度发生变化，学生该穿什么，开始进入全国性的制度设计。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制服规程令》，对男女学生制服作出具体规定：第一条，男学生制服形式与通用操服同。寒季服用颜色为黑色或蓝色，暑季服用颜色为白色或灰色。制帽形式与通用操帽同寒季用黑色，暑季用白色或草帽，且制帽靴鞋一校中不得用两色。男学生的通用操服即由洋呢样布制成的西式操服。第二条，女学生以常服为制服。寒季服用颜色为黑色或蓝色，暑季服用颜色为白色或蓝色，且制服一校中不得用两色。自中等学校以上着黑裙，女学校可特制襟章颁给学生佩于襟前以为徽识。第三条，制服质料以本国制造品之坚固朴素者为主。第四条，高等小学以上各项学校学生均遵照规程一律着制服。这实际上已经很接近今天人们理解的“校服”了：有统一要求，有颜色规定，也有能够识别学生身份的标志。不过，统一归统一，不同学校在具体样式上仍各有讲究。比如，1916年，12岁的林徽因曾穿着北京培华女子中学的校服留下合影：深色上衣配过膝褶裙，领口和袖口还做了装饰。后来，这张照片成为人们认识那个时代学生服饰的一张经典影像。林徽因穿着北京培华女子中学校服的照片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张1925年培元女校毕业生合影中，女学生穿着白色上衣、深色裙服，站在一起，衣着整齐而清爽。当时教育部门便已经对女校学生制服及颜色作出规范，并要求“以朴实整齐为尚”。可见，当时女子学校已经形成较为明确的统一着装。培元女校毕业生合影。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校园里的衣服整体上更加丰富。男学生有立领学生装：五粒扣，几个口袋，颜色多为黑色、深色或浅灰色；女学生则流行一种更轻便的“文明新装”，短衣、裙装取代了更加繁复的旧式服饰。规定的细化也在继续：1929年，教育部颁布《学生制服规程》，学生制服的规定更加具体：女生的制服可以是长袍，也可以是短衫配裙，而且要求校内统一。1937年教育部再次公布《修正学生制服规程》，相较于1929年的规程，主要对学生制帽的式样作出了详细的描述，提倡“中学生以上女生须一律戴帽”。这样看，一百年前的校服甚至比今天更“花”。长袍、学生装、裙装、改良旗袍、童子军服，各有各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当时并非所有学校都有条件统一着装，学校类型、地区和经济条件的差异，都可能影响学生究竟穿什么。影视剧中的这一时期男女生校服。来源/电视剧《觉醒年代》、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这时候的校服，首先回答的是学生身份的问题，至于穿着它能不能跑、能不能跳、能不能在操场上待上一下午，还没有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校服渐渐有了模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服装仍然没有完全统一变成今天意义上的“校服”。一方面，家庭的实际生活条件决定了衣服首先要耐穿；另一方面，学校日常教学也没有普遍要求学生每天穿同一套服装。不过，虽然没有形成今天的统一校服，但也开始出现较稳定的校园服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校里已经能够看到比较鲜明的学生形象：白衬衫、红领巾，这是校园影像中反复出现的组合，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的儿童节活动报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少先队员们穿着整齐的白衬衣，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参加庆祝活动。”在60年代，白衬衫、深色裤子/裙子依然常见，“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王蒙《青春万岁》）除此以外，军用服装也引领时尚潮流，水兵们贴身穿的白蓝相间的条纹T恤“海魂衫”成为学生中的时髦款式。学校虽然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但人人穿着的海魂衫几乎成为男孩子们的校服。1965年小学生穿着。来源/《人民日报》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生服装的设计进入公共视野。1979年2月，北京展览馆东厅举办了“大中小学生服装统一式样展览”，选出拟推广的大中小学学生服装统一式样。展览上的校服之一。来源/大中小学生服装统一式样展览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白衬衫、红领巾装束，款式更加考究、面料更加精良，穿着也更加规范，成为大多数学校的统一着装样式。1983年3月11日至24日，北京展览馆举办“全国学生服装设计展览”。“获奖服装中，上海的中长花呢女大学生春秋套装、辽宁的带活领结的女学生连衣裙、北京的确良带遮阳帽、背心连衣裙裤、女中学生套装、广东的女小学生尼龙背带裙等11种获一等奖。4种少先队员装，将于６月１日由北京、上海等市80万名小学生试穿。”过去更多是“学生穿什么”，现在开始变成“学生装应该设计成什么样”，校服真正朝着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服装走去。校服怎么变松快了真正让今天的人对校服形成共同印象的，是90年代以后逐渐普及的运动式校服。其实，运动服占据主流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衣服得跟着学生一起动。体育活动越来越多，这对校服的舒适性和活动便利性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于是，运动式校服也就越来越“合身”于这种生活。与此同时，运动服本身也有现实优势。它价格相对较低，制作方便，面料耐穿，版型宽松，能够适应孩子迅速变化的身形。比起需要熨烫的衬衫，运动风校服耐造好打理。这些现实考虑叠加在一起，让运动式校服获得了极强的“生存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地以学校为单位或者是在一定区域内学生统一穿着学生装已实行了近二十年。”（《光明日报》2014年4月21日）经过多年推广后，运动式校服逐渐成为普及度最高的校服样式。蓝、绿、红等颜色搭配白色条纹或色块，宽大的版型，再加上校名、校徽，逐渐成为许多学校的共同视觉。于是，中国人的校园记忆里出现了一种高度相似的画面：操场上，一大片蓝白色。有人在跑步，有人在做操，有人刚下体育课，满头是汗；铃声一响，几十个穿着差不多衣服的孩子又一起涌回教学楼。到了这一时期，校服已经不再只是“学生身份的象征”，而越来越像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用品。校服管理也开始越来越细。2015年，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GB/T 31888-2015正式发布并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校服产品的综合性国家标准，对校服的基本安全和质量提出统一要求。国标裁剪示意图。来源/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GB/T 31888-2015我们今天熟悉的运动式校服，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校园。所以，回头看中国百年校服，真正值得追问的，也许并不是“哪一个年代的校服最好看”，而是“哪一种校服，更适合那个时代的学生”。这个问题，没有一件衣服可以永远回答。早些时候，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一套统一的学生装”，后来开始关心“款式怎么样”，再往后是“穿着舒服不舒服”“质量合不合格”……2026年深圳校服的讨论，恰好又把这些问题推到了日常生活里。现在的运动装校服。来源/电视剧《最好的我们》说到底，校服不是给照片看的，也不是挂在衣柜里等待怀旧的。它每天跟着学生走进教室、走上操场，陪着他们长高、换季、毕业。所以，一百多年后再回头看校服史，也许最值得记住的，并不是哪一种颜色、哪一种款式曾经最流行，而是陪着学生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参考文献：[1]佚名. 学生制服规程（十八年二月一日本部公布）[N].教育部公报,1929,1(03):79-83.[2]佚名. 修正学生制服规程[N].民报,1937(7.5):6.[3]王耀中. 校服意义的初步研究: 我国城市中小学生校服穿着二十年[D].中央美术学院,2006.[4]袁仄. 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5]刘琦. 校园成长记忆——中国校服百年概貌[J].装饰,2015,(6):33-37.[6]国家教育委员会. 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A/OL]（1993）.[7]王春燕. 我国中小学校服设计及其发展研究[D].苏州大学,2008.[8]张婕,李正,郑丽虹.规训与新生——民国教育革新视域下学生形象塑造与服制变化[J].艺术设计研究,2024,(2):49-55.*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宁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2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九百五十年前，北宋熙宁九年（1076）丙辰中秋，大醉的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上挥笔作词，写下一首《水调歌头》。他不知道的是，这首词会在此后千年被人反复吟咏，经久不衰；他更不知道，一句“明月几时有”会让后出的所有中秋词都黯然失色。清萧晨东坡博古图扇页。来源/故宫博物院声声怨切：“水调”的前世今生《水调歌头》是宋代慢词词调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牌。曾有学人基于《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作出如下统计：两宋现存21055首词作所用词调共1490调，其中正名844调，异名646调，依照正名计算，平均每调填词24首。其中，仅《水调歌头》一个词调（含3个词调异名），就有词771首，高达平均数的32倍，仅次于存词847首的小令《浣溪沙》。（刘尊明、范晓燕：《宋代词调及用调的统计与分析》，《齐鲁学刊》2012年第4期）换言之，每100首存世宋词中，就有3.6首使用《水调歌头》词牌进行创作。假如宋代有金曲榜单，《水调歌头》无疑是名列前茅的“霸榜神曲”。那么，这个“神曲”词调，起源于何时呢？根据唐宋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水调歌头》词调来源于隋末的《水调》曲。这个说法在一些唐代笔记小说和诗作中均得到验证。半潭秋月砚洗。来源/诸城博物馆唐代，《水调》拥有相当高的传唱度。唐代《水调》有大曲小曲之分。大曲就是含有多段的大型歌舞曲，综合了器乐、声乐和舞蹈，是在一个整体中间连续表演的大型艺术形式。大曲一般分为三部分，即散序、中序（也叫拍序、歌头）、破（也叫舞遍），每部分包括若干乐段，但形式变化多样。根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水调》大曲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体裁上，歌第一叠至第四叠为七言，第五叠为五言，入破第一至第五为七言，第六彻又为五言。在十一叠诗歌中，五言调的第五叠“声最为怨切”，白居易还曾为此写下“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来歌咏赞叹之。《乐府诗集》卷七九记录了一套完整的《水调》大曲辞：歌第一平沙落日大荒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鞞。第二猛将关西意气多，能骑骏马弄琱戈。金鞍宝铰精神出，笛倚新翻水调歌。第三王孙别上绿珠轮，不羡名公乐此身。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第四陇头一段气长秋，举目萧条总是愁。只为征人多下泪，年年添作断肠流。第五双带仍分影，同心巧结香。不应须换彩，意欲媚浓妆。入破第一细草河边一雁飞，黄龙关里挂戎衣。为受明王恩宠甚，从事经年不复归。第二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第三昨夜遥欢出建章，今朝缀赏度昭阳。传声莫闭黄金屋，为报先开白玉堂。第四日晚笳声咽戍楼，陇云漫漫水东流。行人万里向西去，满目关山空恨愁。第五千年一遇圣明朝，愿对君王舞细腰。乍可当熊任生死，谁能伴凤上云霄。第六彻闺烛无人影，罗屏有梦魂。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君门。《水调》小曲则简单得多，是单曲歌唱，以笛子伴奏或演奏。此外，唐代还有新《水调》，是商调乐歌。宋拓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来源/故宫博物院唐人笔记诗作中，留存了相当多的观看听赏《水调》的记录。比如，王昌龄晚年赴龙标贬所路上曾有《听流人水调子》诗：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玄宗朝宫廷乐家许合子开元时受选入宫，改名永新。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避居扬州，于舟中奏水调，金吾将军韦青一听，即知是“永新歌也”。唐玄宗本人也喜欢《水调》，逃奔蜀中后曾登楼置酒，令善唱《水调》者登楼而歌，“闻之潸然出涕”。晚唐诗人罗隐亦有《席上歌水调》：馀声宛宛拂庭梅，通济渠边去又回。若使炀皇魂魄在，为君应合过江来。而所谓《水调歌头》，则是截取《水调》大曲首叠另倚新声而成。清人毛先舒在《填词名解》中这样解释：“歌头，曲之始音，如六州歌头、氐州第一之类。”不过，与唐人《水调》属商调乐曲不同，宋代《水调歌头》为中吕调。北宋苏舜钦所作的《水调歌头·沧浪亭》是目前已知比较早的《水调歌头》。从《水调》曲的最初创作者，到《水调》大曲留存于世的曲辞，再到唐人欣赏《水调》留下的诗作记录，不难看出，《水调》自诞生之初似乎就弥漫着一种悲切凄凉、物是人非的低落情绪。然而到了宋代，《水调歌头》陡生转折，一跃成为昂扬酣畅、豪迈潇洒的慢词的代名词。有宋一代豪放词人多用此调，以婉约为主的词人如秦观、周邦彦等则较少甚至从未染指。确切原因，我们或许不得而知，但大概会不约而同地看向极负盛名的北宋文坛“顶流”苏轼，以及在他笔下名垂千古的“丙辰中秋”。陶淡黄釉骑马吹笛男俑。来源/故宫博物院明月几时：超然台上的丙辰中秋熙宁九年（1076）丙辰中秋，乐观的e人苏轼在密州城北超然台上挥笔写下这首千古留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前，已经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烦闷”时光。众所周知，写下这首《水调歌头》时，苏轼正深切思念着弟弟苏辙。在此前，兄弟俩的命运已经被神宗朝的朝堂纷争卷向难以预测的颠沛流离。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全面主持变法，苏轼苏辙兄弟与王安石的政见矛盾也愈发尖锐。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擅动科举之法，又在担任国子监考试官时策题讽刺王安石，弟弟苏辙身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却明确反对青苗法。次年，兄弟均在政治上受挫。苏辙因议事不合外放河南府，后改任陈州学官，先一步离开汴京。苏轼本人被御史谢景温诬奏，被迫乞补外任，熙宁四年（1071）任职杭州通判，同样离开政治中枢。在前往杭州任职的路上，苏轼先到陈州看望弟弟，兄弟两人又一道赴颍州拜谒致仕不久的老师欧阳修，随后各回任所。熙宁六年（1073）苏辙调任齐州掌书记，次年苏轼通判任满，改任密州知州，总算能离弟弟近一点。然而，自熙宁四年（1071）颍州别后直到熙宁九年（1076）苏轼登上超然台把酒赏月时，兄弟已经整整六年没有共度中秋了。令苏轼烦闷忧虑的除了兄弟分离的苦恼，还有密州的深苦民瘼和清寂生活。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苏轼抵达密州，下车伊始就亲见本地严重的蝗灾。他一面组织驱蝗捕蝗，一面上书朝廷请求蠲免秋税或暂停回收青苗钱，以资救济。连年旱灾蝗灾使密州及相邻地区陷入严重饥荒，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穷苦百姓抛儿弃女，逃荒无门。苏轼身为父母官，在旱灾最严峻的熙宁八年（1075）春四月，亲自沐浴斋戒前往境内的常山礼拜祷雨，“摩抚疮痍”，又沿城捡收弃婴，拨出数百石粮米用于收养，还通过官府每月给米六斗的形式招徕民户抚育弃儿，全活者近千人。尽管苏轼已经几乎穷尽了地方长官的一切努力，但面对百姓的惨状，赤子之心的苏轼还是泣泪动容。含嘉仓铭砖拓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密州地处偏僻，远离中枢，物产也相对匮乏。相较于苏轼的老家四川天府和任职过的杭州鱼米之乡，移守密州后的生活堪称清苦而单调，缺吃，缺玩，缺朋友。在密州期间，苏轼曾效法寒士陆龟蒙，与通判刘廷式一道从荒废的园圃中摘野生枸杞和菊花来吃。不仅堂皇食用，苏轼戏谑地挥笔写下《后杞菊赋》，表示自己“以杞为粮，以菊为糗”，不乏夸大其词地抱怨自己作为一州太守，却过着“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的寒酸日子。熙宁八年（1075）上元佳节，闲不住的苏轼怀着一腔兴致出门观灯去，面对“寂寞山城”，却难免败兴而归，不由怀念起钱塘繁华来。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更糟的是新法实行以来力抵冗费，裁减公使钱。公使钱是宋代各级官署的“专项办公招待经费”，用于公务招待、馈赠和日常行政事务，意在便利官员差旅食宿和公务活动，通常由州郡长官自行支配。公使钱锐减，使苏轼不能随心所欲地应酬招待宾友过客。既没有苏轼钟爱的美食酒筵，也缺乏往来交游的朋友，再加上蝗旱遍地的民生惨状，这对一个极具共情力的e人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折磨。于是，苏轼在给好友刘攽和李常写的诗中，详细铺排了密州的烦闷：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一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烦闷中的苏轼重新以老庄哲学接济生活，表露出庄子的乐天安命和齐物思想，开始走向超然旷达的性格。熙宁八年（1075），苏轼修葺官舍以北城墙北段的废弃城台。修成后城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成为苏轼与同僚一道登临观胜、“览其山川而乐之”的胜地。在济南任职的弟弟苏辙听说后，以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为城台取名“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纪念。随后，苏轼兴奋地写下《超然台记》作为应和，表明游于物外，“无所往而不乐”的心境。青玉御笔反苏轼超然台记册。来源/故宫博物院熙宁九年（1076）中秋，月光如水。苏轼登上超然台饮酒赏月，欢饮达旦。他酒量其实并不好，曾在《东坡志林》中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也”，而“蕉叶”不过是古人眼里最小的酒杯。万古不易的明月清光之下，饮少辄醉的苏轼想起天上的月宫，想起暌违已久的兄弟，想起汴京的政治风暴和密州的待哺生民，想起广袤的宇宙八荒和漫长的时间洪流下微渺人间的悲欢离合。他欣然挥笔，将丙辰中秋永远留存。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同年十一月，苏轼离开密州赴河中府任，途中改知徐州。已回京改任著作佐郎的苏辙闻讯来迎，次年，熙宁十年（1077）二月，兄弟两个终于结束了六年多的分离。随后，苏辙径直送苏轼来到徐州任上，并在徐州与哥哥形影相随地盘桓了一百多天，直到这年中秋佳节。客中相聚，兄弟两人抚今追昔，自有说不完的话。然而宦海沉浮，相聚终究短暂，苏辙中秋之后就须赴南都任判官。中秋之夜，苏轼为弟弟摆酒设宴送别，苏辙思及去年苏轼作《水调歌头》感怀自己，也写下一首《水调歌头》应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宋郭熙窠石平远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超然旷达如苏轼也不禁涌起无常之悲，写下“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送弟弟乘舟东去。千年回响：“千里共婵娟”的历史余音东坡之后，历代骚客学人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吝称美。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张炎《词源》评价此词“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清人王闿运《湘绮楼词选》评“人有”三句，以为“大开大合之笔，他人所不能”，郑文焯赞叹此词“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密州时期思想从苦闷到超越的诗意总结，其主题发端于现实人生困境，而归于一种抽象高远的哲学思辨。《水调歌头》亦为中秋词建立了审美典范。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与伤春一样是词中相伴并行的主题。《水调歌头》一出，词风阔大明朗，一扫悲秋之词低沉凄伤的格调，表现出豪放乐观、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后出中秋词大都以苏轼词为典范，主要围绕秋与月来构思。天上月宫的有关传说，地上月夜的游赏活动，是中秋词必写的两类意象，怀人念远则成为中秋词的情感主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源/电视剧《苍兰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的沉浮起落好比月圆月缺，难求事事圆满，然而在苏东坡的笔下，一家一人的失意与思念升华为所有悲欢离合的普遍观照。人间的忧患都轻如鸿毛，只要人常在、心意常通，纵使关山迢递相隔万里，照样能共赏一轮明月。一片中秋夜，从此写成了挂在国人心头千年共仰的月光。参考文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2019年。（宋）苏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宋）苏轼著，（清）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王水照：《苏轼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王水照、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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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伯阳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在看”的永远18岁~e 文章原文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的风云，但很多人认识梁山好汉，并不是从《水浒传》原著开始的。而是从电视机开始的。98版《水浒传》播出时，片尾响起《好汉歌》，电视机前的人往往还没有起身。那一声“大河向东流”，把梁山、酒碗、兄弟、风雨和江湖，全都唱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好汉歌》由赵季平作曲、易茗作词，刘欢演唱，音乐中吸收了山东民歌的素材。它没有把《水浒传》唱成书斋里的古典名著，而是唱成了街巷、饭馆和普通人都能听懂的江湖。但刘欢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关系，并不只是唱过一首《好汉歌》。从《三国演义》里的“兄弟情义”，到《胡雪岩》里的商海沉浮；从《水浒传》的民间江湖，到《雍正王朝》的帝王政治，再到《甄嬛传》的宫廷深处，刘欢的声音曾经反复进入中国电视剧对于历史的想象。他唱的不是同一种历史，也不是同一种人物。有时，他替英雄人物发声；有时，他替帝王时代留下回声；有时，他干脆参与整部电视剧的音乐创作，把历史剧里的权力、欲望、孤独和命运，重新变成现代人能够听懂的声音。唱一声兄弟情义刘欢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缘分，可以从94版《三国演义》说起。严格来说，《这一拜》不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曲，而是剧中的重要插曲，出现在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情节中。歌曲由王健作词、谷建芬作曲，刘欢演唱。它写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天下大势，而是三个普通人在乱世中的结交。《三国演义》讲的是英雄争夺天下，但《这一拜》把镜头拉近了。刘欢的声音没有急着唱出宏大的历史，而是先唱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正是94版《三国演义》给当时观众留下的重要印象：历史当然属于那些决定天下走向的人，但历史也由许多具体的关系构成。刘备、关羽、张飞之所以被人记住，不只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战争，更因为他们在乱世里建立了难以割舍的兄弟关系。刘欢的演唱，让这首歌没有停留在古典故事里。它听起来像是三国人物的歌，也像是普通人对友情和承诺的理解。那时的历史剧，仍然带着一种较为传统的英雄叙事：人物有明确的立场，故事有清晰的兴亡，音乐则负责把人物的情感推向更高处。刘欢的声音，很适合这样的历史。厚重，却不苍老；激昂，却不浮夸。唱尽胡雪岩的情怨到了1996年的电视剧《胡雪岩》，刘欢已经不只是演唱者。他为该剧创作并演唱片尾曲《情怨》，同时参与了相关音乐创作。与《这一拜》相比，《情怨》不再写结义，也不再直接写英雄，而是写一个人在名利、情感和命运之间的摇摆。胡雪岩是晚清商人，也是一个处在时代转折中的人物。他的故事既有个人奋斗，也有商业竞争；既有财富和权力，也有盛衰无常。《情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使用单纯的流行歌曲方式来表现这个人物。歌曲中融入了京剧、昆曲等传统戏曲元素，刘欢的演唱也带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古典韵味。这说明刘欢开始主动处理“现代流行音乐如何表现历史人物”这个问题。他没有简单模仿古装剧音乐，也没有把历史人物唱成现代流行歌手眼中的浪漫对象，而是试图让声音本身带着旧时代的气息。《情怨》中的“怨”，并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也包含着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一个人可以很有能力，可以拥有财富，却未必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刘欢在这里唱出的，已经不是年轻人的热血，而是成年人对人生无常的体会。历史剧也因此从“谁是英雄”，逐渐转向“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把江湖唱给所有人两年后，《水浒传》播出，《好汉歌》成为刘欢历史题材歌曲中最响亮的一次表达。如果说《三国演义》更重视英雄与秩序，《水浒传》则把目光放到了民间。《好汉歌》的音乐动机取自山东郓城民歌《呀儿哟》和单县民歌《王大娘补缸》，本身就带着乡土气息。赵季平没有把梁山写成高高在上的英雄世界，而是让音乐从地方民歌、方言节奏和民间乐器中生长出来。刘欢的声音，则进一步放大了其中的粗粝感。他没有把“好汉”唱成温文尔雅的文学形象，而是唱出了一种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性格：讲义气、重承诺、敢于反抗，也有一点不管不顾的冲动。《好汉歌》流行的年代，正是电视剧主题曲最能进入公共生活的时期。它从电视里出来，进入饭馆、车站、学校和家庭聚会。很多人未必完整看过《水浒传》，却知道怎样跟着唱下去。这首歌之所以有这么强的传播力，是因为它把复杂的历史故事转换成了简单而有力的情绪。梁山好汉的命运当然不是一片光明，他们最终走向了悲剧。但在歌曲响起的那几分钟里，观众记住的往往是他们聚在一起时的豪情。这也是历史剧音乐的一个重要功能：它不一定替观众解释历史，却可以先让观众感受到历史。唱出帝王的另一面《水浒传》之后，刘欢又唱到了《雍正王朝》。《得民心者得天下》是该剧片头曲，由梁国华作词、徐沛东作曲、刘欢演唱。与《好汉歌》不同，这首歌不再强调民间的豪气，而是把视线转向帝王、权力和国家治理。这时的刘欢，已经不再只是替某一个历史人物抒发情绪。他唱的是一个王朝如何维持，是权力如何运行，也是一个帝王怎样面对天下。《雍正王朝》热播于1999年。那一时期，历史题材电视剧重新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观众看帝王戏，并不只是为了看宫廷斗争，也在借古人的处境思考现实中的秩序、责任和选择。《得民心者得天下》听起来仍然大气，但它和《少年壮志不言愁》那种青年式的激昂不同。这里面的“大”，更多是一种历史压力。帝王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的人。他要面对权力，也要承担权力带来的后果。刘欢的声音让这首歌有了庄重感，却没有把帝王唱成神话中的人物，而是唱出了一种沉重：天下很大，江山很重，一个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必须承受相应的孤独和责任。从《好汉歌》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刘欢完成了一次重要转换。他既能唱民间人物的冲动，也能唱帝王时代的秩序；既能唱山野江湖，也能唱宫廷政治。走进甄嬛的深宫2012年，《甄嬛传》播出，刘欢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次，他不只是演唱片尾曲《凤凰于飞》，还参与了整部电视剧的音乐制作。央视资料显示，《凤凰于飞》由刘欢演唱。《甄嬛传》和《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并不一样。它依然写宫廷和权力，但叙事中心从国家、战争和帝王，转向了后宫中的女性命运。历史不再主要通过战场和朝堂展开，而是通过沉默、等待、猜疑和情感变化展开。《凤凰于飞》因此也没有采用《好汉歌》或《得民心者得天下》那种外放的声音。它更接近一种深宫中的独白：华丽背后有孤独，爱情背后有代价，人物表面的平静之下，是无法轻易摆脱的命运。刘欢在这里承担的角色也更加复杂。早年的他，是用声音替人物说话；到了《甄嬛传》，他已经开始搭建整部剧的音乐世界。音乐不只是给剧情增加气氛，而是参与塑造人物，暗示关系，推动情绪。这说明历史题材电视剧已经发生变化。它不再满足于讲述“谁当皇帝”“谁打败谁”，而是开始追问：身处权力结构中的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选择，又如何失去自己。刘欢的音乐，也从外部的历史叙事进入了人物内心。刘欢为什么总能唱进历史剧刘欢与历史热门电视剧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唱过几首主题曲”。他参与过不同类型的历史叙事：《三国演义》写乱世中的结义与英雄；《胡雪岩》写晚清社会中的财富、欲望与命运；《水浒传》写民间反抗与江湖情义；《雍正王朝》写帝王政治与天下秩序；《甄嬛传》则写深宫中的情感、权力与女性命运。这些电视剧的时代背景不同，人物类型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但刘欢的声音总能找到它们共同的重量。他不是简单地把古装戏唱得“大气”，也不是把历史人物套进现代流行歌曲的格式里。他更擅长做一件事：找到历史人物与现代观众之间的情绪通道。英雄可以通过义气被理解，帝王可以通过责任被理解，商人可以通过欲望和无奈被理解，后宫人物则可以通过孤独和选择被理解。刘欢的声音，正好能够把这些复杂的历史情绪托起来。它既有民间的粗粝，也有知识分子的克制；既能够面对宏大的历史，也能够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所以，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少不了刘欢。历史已经远去，电视剧也会反复重播。而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我们听见的，往往不只是某个古代故事。我们听见的是刘欢，如何用一副现代人的嗓子，把中国历史重新唱给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到，提到中秋肯定离不开月饼，如今的月饼市场可谓争奇斗艳：既有五仁月饼这类传统老牌稳占一席，也有近年来颇受青睐的奶黄月饼；据说在上海街头，臭豆腐月饼还成了新晋“网红”。现代人餐桌上的月饼固然花样百出，古代月饼同样不遑多让，颇具特色。接下来，就来看看古代人餐桌上的月饼都长什么样？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逐玉》古代人吃什么样的月饼？月饼作为中秋节的特色食物，在中华美食史上经历了一个从默默无闻到走入千家万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仅逐渐演变为与如今月饼相近的形态，也从一种普通食物升华为无数人寄托乡愁与相思的象征。尽管在早期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真正意义上月饼的记载，从出土文物来看，唐代可能已经出现了月饼的雏形。20世纪70年代，新疆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了一件奇物——一枚历经千年风霜却仍保存完好的“饼”。可别小看这枚饼，即便运用现代所有保鲜手段，也未必能让一枚饼保存上千年。正是得益于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我们才能亲眼见证一千多年前唐代人餐桌上的饮食。由于这枚饼的独特样式，它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宝相花纹月饼”。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宝相花并不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花，而是古人以莲花、牡丹、菊花、石榴等多种花卉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组合创造出来的理想化装饰图案。代表着富贵吉祥、庄严美好。尽管这枚饼在形制上与现在的月饼仍有差别，在馅料上却已十分接近。宝相花纹月饼。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唐宝相花纹镜。来源/故宫博物院到了宋元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月饼正式见于文献记载，并走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据周密《武林旧事》所载“烝作从食”来看，月饼在宋代已成为一种与烧饼、馒头同样日常而普遍的食物。大学馒头，羊肉馒头，细馅，糖馅，豆沙馅，蜜辣馅，生馅，饭馅，酸馅……菜饼，秤锤，蒸饼，睡蒸饼，千层鸡头，篮儿，鹅弹，月饼……（《武林旧事》）但这一时期，月饼还没有和中秋节绑定在一起，而是作为寻常饮食被记载。直到明清时期，月饼才正式成为中秋节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月饼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搭配的馅料也越来越多样化。《红楼梦》贾府的中秋宴会中，贾母吃的月饼就格外引人关注。贾母吃的这款月饼单从名字上来看就不简单——内造瓜仁油松穰月饼。这月饼一方面特殊在以松穰、瓜仁入馅，口感丰富；另一方面，“内造”二字还意味着月饼是从宫中而来，“身份”特殊：贾母道：“这还不大好，须得拣那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说着，便将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松穰月饼，又命斟一大杯热酒，送给谱笛之人。（《红楼梦》）电视剧版《红楼梦》中出现的月饼。来源/电视剧《红楼梦》到了明清时期，月饼已不单是为了吃而制作——吃月饼有讲究，送月饼更有讲究。送月饼不仅要讲究味道，还要考虑月饼的装饰、形状和馅料是否足够特别。形制越特殊的月饼，拿出去送人就越有排场，越能显出主人家的诚意。哪怕是万历皇帝，在中秋节这一天也不能忘记送月饼。万历八年（1580）的中秋节，在万历礼单上夺得月饼头筹的正是首辅张居正——月饼送给谁、又送多少个，都有着礼仪亲疏上的讲究。而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张居正去世后，能在中秋节获得御赐月饼五圆的，就变成了申时行。暗藏在中秋节月饼之下的，其实正是明朝朝局的暗流涌动。赐三辅臣上尊珍馔，又赐元辅张居正膳九品，秋露白酒五瓶……十五日丁丑，以中秋令节，赐四辅臣上尊珍馔，又赐元辅申时行行膳九品，秋露白酒五瓶。（《万历起居注》）清朝的月饼商业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和现代人不满月饼的过度包装一样，民国时期还有人专门吐槽清朝的月饼已经失去了赏味的价值，成了攀比风气之下的牺牲品：清月饼模具。来源/故宫博物院各地百姓吃月饼有哪些差异？讲完了月饼的发展史，我们再来看看各地月饼消费习惯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市民们最青睐哪家的月饼呢？明清北京城十分繁华，小吃餐馆琳琅遍地，若是能赢得北京人一致认可的月饼店，那一定是口感和卖相都极佳的。翻阅清人笔记，致美斋可谓被文人骚客提及最多的老字号月饼店，富察敦崇在书中将致美斋的月饼称为整个北京城的第一号。致美斋的月饼不仅味道好，还恰到好处地绘制有蟾蜍月宫。有人说，只要吃过了致美斋的月饼，其他地方的月饼都变得不足为道了：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至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燕京岁时记》）致美斋是个什么地方？这是清代文人官员常去小酌会客的著名酒楼。就连大名鼎鼎的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对致美斋亦有记载：“贾大少爷看那帖子，是一副黑伯果请在致美斋吃午饭，一副是溥四爷请在他叫的相公顺泉家吃夜饭。”可见，吃饭讲究的北京人在吃月饼这件事上也是颇为讲究的。唐仙女玉兔菱花纹镜。来源/故宫博物院不过对于勤劳且烹饪天赋极高的东北百姓来说，中秋节的月饼还是亲手制作的更加符合自己的口味和心意。毕竟，家的味道总归是不差的：土人过节，上元、汤圆、端阳、角黍、中秋、月饼，家自为之。（《黑龙江外记》）到了江南一带，水乡风景养人，江南人吃月饼讲究的是一种雅趣和风味。杭州人在宴会雅集上食用月饼，游船赏湖，踏歌苏堤，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是夕，人家有赏月之燕，或携榼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曰。（《西湖游览志》）清兔儿爷。来源/故宫博物院同属江南地区的苏州人，在吃月饼这件事情上也是不遑多让，现在的鲜花月饼、豆沙月饼，早在古时候的苏州就已经进入了寻常市民的餐桌。苏州人吃月饼，有着吃不完的新鲜花样：中秋节物，以月饼为先。市尘卖饼之家，名茶食店，大小形制不一，以糖和粉经为之。其内有豆沙、玫瑰、蔗霜、百果各种，人家争相置买，餽贻亲戚。（《吴郡岁华纪丽》）到了成都地区，各种馅料的月饼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樱桃、火腿、玫瑰、菊桃……古代成都人在吃月饼这件事上，恐怕比今人更胜一筹。月饼价目不一。中秋时名目繁多。包心种类亦多。洗沙心、冰橘心、玫瑰心、枣泥心、干菜心、白糖心、椒盐心、桂圆肉心、瓜肉心、菊桃心、樱桃心、火腿心。（《成都通览》）清中秋佳瑞图卷。来源/故宫博物院而让清代的“老吃家”袁枚念念不忘的，则是用山东的面粉做成的月饼。山东地区产出的小麦优质，做成的月饼风味也更是独特，不会太甜，也不会太腻，反而是松软味美，让人回味无穷：用山东飞面，作酥为皮，中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为细末，微加冰糖和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甚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随园食单》）吃月饼还有哪些讲究？而对古人来说，月饼的最佳拍档，不是坚果，也非茶水，而是现代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西瓜。其实也不难理解，月饼吃多了难免会腻，而西瓜就在此时派上用场了。在《红楼梦》中，中秋宴上必不可少的第一属月饼，第二就当属西瓜了。一边品月饼，一边吃西瓜，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看月会。补燕都士庶，中秋餽遗月饼、西瓜之属，名看月会。（《钦定日下旧闻考》） 其实，古代人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不少讲究。首先，古人历来有节日祭祀的习惯，而在中秋这一天，月亮便成了祭祀对象。中秋祭祀要在院中进行，与其说是祭祀月亮，不如说是借着祭祀月亮的名义，与亲朋好友一同抬头，看看许久不曾仔细端详过的月亮。中秋各备瓜果、月饼，中宵设香案于院中祀月。此事乡僻行之者甚少。先期亦以月饼等物互相遗送。（《怀仁县志》） 周臣明皇游月宫图扇页。来源/故宫博物院吃过西瓜，品过月饼，看完月亮，怎么着也该来个饭后消食了。当然，风雅的古人可不这么说，他们给这种习俗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走月亮”，乘兴而出，乘兴而归，中秋佳节成了交友出游的好日子。按照袁景澜的记录，在中秋这一天，吴郡的妇女们都会盛装打扮，一起外出赏月游玩。或者是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天喝茶谈趣事；或是几人结伴出行，在尼姑庵里看斗香，欢声笑语彻夜不断。所以，如果想要穿越回古代体验一次古人的夜生活，除了春节和元宵，中秋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中秋，夕妇女盛妆出游，携搕胜地，联袂踏歌。里门夜开，比邻同巷，互相往来，有终年不相过问，而此夕款门赏月，陈设月饼菱芡。延坐烹茶，欢然笑语。或有随喜尼庵，看焚香斗，香烟氤氲，杂以人影，街衢似水，凉沐金波，虽静巷幽坊，亦行踪不绝。逮鸡声唱晓，犹婆娑忘寐，谓之走月亮。（《吴郡岁华纪丽》）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古代的“顶流月饼”到底长什么样？或许答案并非某一种固定模样：它可能是一枚压印莲花纹的唐代宝相花饼，也可能是清代绘着月宫蟾兔的致美斋大月饼；可能是宫中御赐的瓜仁油松月饼，也可能是苏州人家争相购买的玫瑰、豆沙月饼。形制有大小，馅料有南北，但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承载着中秋的团圆之意，也藏着古人对于“家”的深厚情感。天涯共此时。来源/电视剧《七夜雪》 参考文献：（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清）顾禄，《清嘉录》   （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 （民国）许瑞棠，《珠官脞录》（清）西清，《黑龙江外记》 （宋）周密，《武林旧事》 《万历起居注》 （清）傅崇矩，《成都通览》（清）袁枚，《随园食单》（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木川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 胡瓜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3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南宋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登临京口北固亭，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千古绝唱。在词作中，辛弃疾追忆孙权据江固守、鼎立东南的雄姿，缅怀了刘裕起兵京口、北伐中原的雄风，追昔抚今，为南宋北伐的前景而担忧。镇江市北固山景区。来源/镇江市人民政府官网让我们回顾历史，从辛弃疾山河依旧、英雄难寻的沧桑慨叹中，俯瞰京口（今江苏镇江）这座临江负山的江南古城，是如何左右六朝国运、牵动千年南北局势的。京口前世：从“宜”地到“京城”“京口”是六朝时期对今镇江的称呼。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意为郡城建于高丘之上，城前濒临江浦，是为京口，点明此地依山临江的地理形势。京口的历史十分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前期。1954年6月，江苏镇江丹徒县出土铜器12件，包括鼎、簋、鬲、盘、角状器、牺觥等，其中的“宜侯夨簋”尤为珍贵。郭沫若、唐兰等专家考证后认为：“宜”是地名，在今丹徒及附近一带（但学界对此仍有不同意见）；“侯”是封号，“夨”是人名，有学者认为“夨”可能指吴国君主仲雍的曾孙周章。“宜侯夨簋”为镇江最早可能是吴国的“宜”地区这一说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宜侯夨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春秋时期，“宜”改称“朱方”。据《史记》记载：“（吴）王余祭三年（前545），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吴王将朱方赐予逃亡而来的齐国贵族庆封作为食邑，而随着吴国的日益强盛，朱方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庆封昔日在齐国时的封地。可以说，朱方正是京口发展成初具规模城池的起点。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湖中长冈使断，因改为丹徒，今水北注江也”。秦始皇东巡时路过朱方，听信了堪舆大师的说法，认为朱方境内有王气，就派了三千名赭衣囚徒，凿断京岘山，修筑驰道，将朱方改称“丹徒”。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秦丹徒县治设于丹徒故城，城东南即徒阳运河入江口“徒儿浦”，是一座古代河口之城，也是临江踞守、掌扼交通咽喉的军事要地。汉代的丹徒是有万户以上人口的大县，属于规模较大的城池，又有“京城”之称。汉末，孙氏家族自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起家，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以吴为治所。当孙吴的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后，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已不再符合统治需要。于是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始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孙吴移治京口，带来了军政机构和大量的人口，促进了当时京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建安十六年（211），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徙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今江苏南京）。在当时，由会稽至建业，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江苏常州）、曲阿（今江苏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作为这条交通线的枢纽，京口起着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的作用，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在那个年代，京口周边还比较荒凉，莽莽榛榛，野兽出没，因此孙权常来此游猎。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张昭曾谏阻孙权猎虎，猎场当即此处。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片略显荒芜的土地，百年之后，会成为东晋南朝守护江山的屏障，和人才汇聚的“蓄水池”。乱世天枢：南北对峙格局下的六朝都会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分裂动乱的时代，京口由于地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的优越位置，同时州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承接了大量北方移民，经济繁荣，人文兴盛，一跃成为全国知名城市。正如《隋书·地理志》所云：“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东晋青瓷鸡首壶。来源/南京市博物总馆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人南渡，如范阳祖逖家族、渤海刁协家族、彭城刘裕家族等都“侨居京口”。这些北方侨民南渡一般只是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乡。加之资财匮乏，人力寡弱，他们往往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之处，就无力继续南行，所以普遍集中寄寓在长江南缘一带。以下游而论，比较理想的是江南的东隅，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成了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南宋“龙川先生”陈亮至京口，登北固，在多景楼中写下了“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的千古名句，十分精准概括京口的地理优势：长江横亘北面，三面群山环绕，运河交通便利，是兵家必争之地。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京口）瓜洲也。”事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政权进攻京口之例，却史所罕见。镇江市地图（部分）。来源/天地图对于这些南渡的北方侨民，东晋“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南徐州和南兖州，是北来侨民最为集中居住的地区，而京口正是南徐州的治所。有学者估计，南徐州的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大量北方移民的融入给京口带来了人气和活力。作为曾经的贫瘠之地，京口之所以能供养起如此多的人口，与其地近“三吴地区”有关。所谓“三吴”，指的是自六朝以来，江南开发最成熟、物产最丰饶的吴郡（今苏州）、吴兴郡（今湖州）与会稽郡（今绍兴）一带，即今苏南、浙北地区，与京口相距不远。东晋朝廷以京口所吸引的流民组成军队，又以三吴地区的物产来供给，从而打造出历史上著名的精锐之师——“北府军”。这使得京口成为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朝局。最先开始经营京口的是东晋重臣郗鉴。晋成帝咸和六年（331），为应对北方石勒的威胁，郗鉴领兵驻屯京口，并将其打造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后来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帐下谋士郗超会桓温之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淝水之战中，谢玄挫败前秦苻坚大军，所依仗的也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晋末，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抵抗，但北府统帅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后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讨伐，很快便攻灭了桓玄。刘裕建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辩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亦据京口而发兵，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甚至到了南宋，主战派大臣依然力主经营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皇帝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力大略如虎之出穴。”京口闸遗址。来源/镇江市委宣传部移动客户端纵观六朝更迭、南北对峙的漫长岁月，京口扼长江之险，据水陆之利，倚移民之力，成精锐之师，始终是左右江南局势、牵动南北攻守的关键要地。这座临江山城在乱世纷争中屹立不衰，成为魏晋南北朝极具代表性的战略名城。时代落幕：京口地位的转型与消解隋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分裂，重新实现天下一统。自此，王朝的政治中心回到北方长安、洛阳，江南不再是南北交战的前线，京口军事重镇的地位随之大幅下降。但大运河的开凿，又给京口带来新机遇，它摇身一变，转型成全国漕运枢纽，以“润州”之名成为江南主要的大城市之一。为打通南北经济往来，保障北方都城物资供给，加强中央对富庶江南的管控，隋唐修建了大运河，搭建起贯通全国的内河运输网络。润州凭借“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的绝佳地理区位，成为江南水系与北方大运河主干水系的交汇节点。江南产出的粮食、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想要北运至京师供给朝廷与中原腹地，必须经润州集结中转；而北方的手工业制品、官方政令、人员往来，也需经由此处联通江南腹地。由此，润州一跃成为全国性的漕运咽喉与商贸枢纽。南宋赵芾江山万里图卷。来源/故宫博物院北宋政和三年（1113），润州升为镇江府，“镇江” 之名至此正式出现，并沿用至今。南宋只剩半壁江山，长江再度成为南宋抵御金、蒙元南下的核心防线，镇江也回归了边防重镇的地位，守护江南腹地，拱卫都城临安。到了元明清三代，除明朝短暂定都南京外，均以北京作为首都。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承担国家大部分赋税，大运河就是王朝运转的生命线，镇江长久充当南北漕运的中转枢纽，维持了数百年的繁华。清代诗人查慎行途经镇江时，留下“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十万家”的诗句，描绘出当地商船云集、万家灯火的兴盛景象。可到了晚清，随着近代化浪潮袭来，镇江延续千年的区位优势彻底消失。一方面，近代海运兴起。晚清开埠通商，大型海船投入使用，运量大、速度快、成本更低，不受河道约束。南北物资运输逐渐改为走海运，传统内河漕运制度彻底崩溃，支撑镇江繁荣千年的经济根基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铁路、公路等新式陆路交通出现，古代依靠江河运河的交通格局被打破。人员、货物往来不再必须走水路，镇江水系枢纽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这座曾经执掌王朝命脉的军政重镇、漕运要冲就此褪去光环，慢慢变成一座普通的江南地方城市。京口千百年的兴衰，其实就是古代国家格局变迁的缩影。当国家分裂、南北对峙，江南成为政治中心，京口的军事防御价值就格外突出；当天下一统，政治中心安放在北方，京口的漕运经济价值就占据主导。等到近代新式交通兴起，运河漕运走向没落，城市也随之衰败。一座古城的起落荣辱，映射出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南北移动、经济重心逐步南移、交通从水路为主转向水陆海运多元发展的宏大历史变迁，也见证了古代传统地缘格局一步步走向终结。镇江金山。来源/镇江文旅如今，千年潮汐涨落，但这座城市的命运齿轮从未停转。2025年，镇江全年地区生产总值5736.78亿元；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77849元。镇江不再以“锁钥”之姿左右王朝安危，却以另一种方式嵌入国家战略版图——镇江航空航天产业园企业为C919客机提供约10%的零部件、50%的复合材料结构件和90%的客货舱内饰件。与此同时，那条曾决定镇江千年命运的运河并未沉寂：京杭运河江苏段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工程镇江段全长42.6公里，已通过竣工验收全面投入运行……从“江防重镇”到“长三角一体化的苏南支点”，镇江的转身并非荣光的消散，而是历史赋予这座城市的又一次重新定位。京口的故事，其实从未真正落幕。京口的故事，不是一座城市的独角戏，而是中国历史地理格局的“关键词”。读懂镇江，便能更好读懂中国。参考文献：（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徐耀新主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系列·镇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7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古装剧或者小说中，皇帝对某一家族降下惩罚，往往会有男子斩首、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的描写。这些女子很多会在后来的剧情中或遇王孙贵族搭救，有情人历经波折坎坷，终成眷属；或练就一门音乐技艺傍身，名满天下。而热播剧《兰香如故》中，世家沈氏女眷被罚入教坊司为奴，却选择全族自尽，只留孤女沈嘉兰因缘际会下逃出生天，留得性命。有观众对此质疑，为何入教坊司便要决绝赴死，而不是留待一线生机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先了解一下：历史中的教坊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去处？教坊司中女子又往往有怎样的来处和结局？《兰香如故》中关于教坊司的片段。来源/电视剧《兰香如故》何为教坊？教坊一词，唐代已有。《新唐书》记载：“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714），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这段话中，教坊的地位类似于官方音乐机构，“内教坊”隶属太常寺，其演奏的音乐应以“雅乐”为主。左右教坊不属于太常寺管辖后，表演的则是滑稽戏、杂技等更加贴近市井生活的剧目。然而无论是雅乐也好，杂技表演也罢，起码在机构设置上，教坊司中的乐人是凭借音乐技艺谋求生计，而非以色侍人。朝廷还会对教坊乐人演奏音乐的技艺水平进行考核。乐人们学习任务的难易程度不同，学习时长也不同。“习难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及的“名属教坊第一部”的琵琶女，演奏技艺高超，学习的大概就是难度较高的曲目。唐彩绘陶奏乐俑。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宋代效仿唐代制度，教坊艺人的主要职能是在宫廷宴会上表演歌舞，宗室如有需要，也可以向教坊借调乐人，前去赴宴表演。南宋时，高宗裁撤教坊这一机构，如果遇到需要演奏音乐的情况，就临时召集乐工排练剧目。同时，宋代对于官员与乐伎特别是女乐伎的交往，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除中央音乐机构教坊司外，地方也有一定数量的女伎为官府宴会提供歌舞诗词类才艺表演。地方官员与教坊女伎饮酒作词，难保不会有越界的情况。《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宋代规定：“诸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宫筳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然而宋代不准官员与官伎有过于亲密的关系，并非出于对乐伎人身安全的保护，更像是出于维护官场风气清明的考量。元代教坊司品级提高，隶属礼部管辖，但教坊官员的身份依旧遭到歧视。“太医、仪凤、教坊等官，不当序正班，当自为一列”，能够上朝的官员尚且被区别对待，就更不必提女乐人们的地位了。明代教坊司职能依旧沿袭前代，主要为宫廷宴会提供歌舞等才艺表演。但教坊司中出现的诸如外间娼妓和教坊人员混居、教坊人员演奏的曲目掺杂淫词艳曲等现象，使教坊司的风评在民间越来越差，甚至近乎与妓院等同。然而，即使在当时的现实情境下，教坊女子或许很难在“卖艺”和“卖身”之间守住一条万无一失的安全界线，但名义上，教坊司依旧并非提供情色服务的场所。元“风鹤”古琴。来源/浙江省博物馆明初倒是曾设立富乐院，规定其间男子“戴绿巾，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女子“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商人被允许进入富乐院中，官员却不可出现在此地。洪武年间，有官员在富乐院嫖娼，事情败露后，皇帝认为他们嫖娼的钱是贪污受贿得来的，对他们降下惩罚。这一事例说明，富乐院或许才是明初提供情色服务的场所，并且同样出于维护官场风气的原因，是禁止官员在此留宿的。清代教坊司和太常寺分工明确，太常寺负责祭祀仪式中的音乐演奏，教坊司则负责在宴会上演奏歌舞。顺治年间，教坊司停止任用女艺人，而改用太监。雍正年间，正式废除乐籍制度，“若土豪地棍仍前逼勒凌辱，及自甘污贱者，依律治罪”。然而律令虽然改变，民间对教坊司的偏见却并未消除。教坊在向民间招募乐工时，民间乐人常有因教坊司污名而不愿前来入职的，教坊司因此更名为和声署。清匏描金仙人纹三弦。来源/故宫博物院风月场，还是腌臜地？与古装剧和言情小说中的传奇故事不同，教坊女子甚少在史书上留下姓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生不能脱离乐伎的身份，或是嫁给男性乐人，或是被赐予地方官员成为家伎。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中记载了西京、东京的左右教坊、宜春院等机构，同时还记载了这些机构中的乐人依据容貌、音乐技艺水平高低等被划分成不同等级。宋代史料鲜少有教坊女子的个案记载。绍兴十一年（1141），“诏罢教坊，其乐工许自便”，但这条记录并未具体指出教坊解散后，教坊中的女伎人是否脱离乐籍身份，也并未记载她们的去向何处。元人笔记《辍耕录》中倒是记载过一位教坊官妓连枝秀的故事，评价她年轻时“以色事人”。即使连枝秀已经四十多岁，离开教坊，当时人依旧随意写文章来嘲笑她，对她年轻时的经历进行轻蔑的调侃。连枝秀不堪受此屈辱远走，但士大夫却依旧指责她的德行有亏。“然文虽新奇，固近于俳，视厚德君子有间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岂偶然哉”！教坊女伎中，凭借容貌、才艺、性情和皇亲贵胄、达官显贵有过情缘的也不是没有，明代官妓李惜儿甚至得到了代宗的青睐。然而“好景”不长，英宗复位后，曾经进献李惜儿入宫的教坊司官员晋荣、陈义被认定为奸臣，以魅惑君主的罪名处死。李惜儿也被送还家中。明陶黄绿釉伎乐俑。来源/故宫博物院清雍正年间，乐籍女子有了脱离贱籍，获得良民身份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大清律例》规定：“凡（文武）官并吏娶乐人（妓者）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归宗，不还乐工，财礼入官）。若官员子孙（应袭荫者）娶者，罪亦如之，注册候荫袭之日（照应袭本职上）降一等叙用。”清代官员汪景祺在其笔记《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曾记载一位名叫步光的乐籍女子，她与一位士人相恋，赠送他钱财，留下他的扇子作为信物，等待他做官回来迎娶自己。然而她等啊等啊，等了两年，一点儿消息也没等到，却听说这位士人在河南做官。步光派人送去书信，指责这位士人变心失约。此时这位官员已经有了两位宠爱的妾侍，早已不再抱有多少对步光的感情，甚至冷言冷语道：“身既为官，自惜名节，岂有堂堂县令而以娼为妾者！”步光虽然伤心，却不得不承认二人身份地位上的差距，“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能插翅飞入，向薄情郎索一钱耶？”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兰香如故》纵观历代教坊女子的命运，她们有的姿容出众，有的舞姿曼妙，有的琴艺卓绝，出席于各种宫廷宴会，博得朝中士人几句所谓“美名”。一生困于风月，一生误于风月，而乐人贱籍的身份，便注定了她们得到的风月中少有真心，最终也只能“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官宦女子真的会因获罪而入教坊？前文提到，历朝历代，教坊机构的职能往往是提供音乐才艺表演，而非提供色情服务。因此教坊女子的选拔重视姿容才艺，而因家中获罪而被牵连的贵族女子却并不一定符合这一选拔标准。而如果想要通过剥夺尊严的方式惩罚这些女子，皇帝也往往会选择其他机构。如《唐律疏议》记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没官”往往指的是被贬作奴婢，而非一定沦落至教坊。唐代著名女官上官婉儿便是因祖父上官仪获罪入狱，而失去了官家小姐的身份，被贬入掖庭为奴。上官婉儿墓志。来源/纪录片《考古公开课》此后历代，官宦人家获罪，家中女眷也往往只是被贬为奴婢，前去宫中、官府各处机构劳作，或者沦为其他功臣贵族之家的奴婢，教坊并非所谓专门收容罪臣家眷的场所。这些沦落到受人欺辱境地的女子，有不堪受辱，投水自尽的，如右侍中黄观的妻子翁夫人“携二女及家属十人投淮清桥下死”；也有在困境中苦苦煎熬，熬到被赦免之日的，如《明史》卷八《仁宗本纪》记载：“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无论如何，教坊女子与罪臣家眷的真实处境，远非一纸律令所能道尽，也远非千年之后的我们所能轻易体会。参考文献：《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陶宗仪：《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大明律》，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刘辰：《国初事迹》，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王圻：《稗史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会典馆石印本《大清律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汪景琪：《读书堂西征随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成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秦帝国为什么能强大？很多人会想到商鞅变法，想到虎狼之师，想到铁骑出函谷、横扫六国，也会想到兵马俑、长城和统一度量衡。但在《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物勒工名”篇里，把镜头对准了一件并不起眼的器物：一把两千多年前的铜戈。它叫“九年相邦吕不韦戈”。一把戈，二十一个字。字不多，却写下了一个帝国最扎实的底气。戈身铭文写道：“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相邦吕不韦、蜀郡郡守、工坊负责人、工坊副手、基层工匠，五级责任人，一个不落，全刻在这件兵器上。谁监造，谁管理，谁具体铸造，哪一道工序出了问题，都有迹可循。这就是“物勒工名”。秦帝国的强盛，藏在这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它不只会造兵器，更知道如何让每一件兵器都经得起追问。秦国如同一架精密运转的机器，对其他诸侯国进行降维打击，这才有了秦王扫六合的霸业，中国才成为大一统的帝国。01　一把戈上，为什么要刻这么多名字？《中华考工记》节目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家祥拿出这把铜戈时，最吸引人的并不是它的锋刃，而是那些密密麻麻的刻字。“九年”是秦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相邦吕不韦造”，说明这件兵器的生产有中央最高层监管；“蜀守宣”对应地方主管官员；“东工守文、丞武、工极”，则把工坊管理者和工匠的名字一一列明。兵器是用来打仗的，为什么要像填写表格一样，留下这么完整的责任链？因为秦人明白，真正决定兵器质量的，不是口头上的“认真”，而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对哪一环负责。节目里，这件戈的两面铭文还藏着时间先后。背面的“蜀东工”戳记，是铜戈铸造时与器身一同形成的；正面的“九年相邦吕不韦”铭文，则在兵器制成后另行刻划。它们像两枚跨越两千多年的时间印章，让我们看见一件兵器从作坊到使用地的完整路径。这把戈上最后刻着“成都”二字。它不仅说明这件兵器与当时的成都有关，也为“成都”这个地名两千多年前已经存在，留下了有准确纪年的实物证据。一件兵器，居然同时保存了地名、年代、工坊、官署和工匠的信息。秦人的细密，往往就在这种地方显露出来。帝国的力量，有时并不在于声音有多大，而在于它能不能把最小的一颗螺丝钉——或者说，最小的一件兵器——管到位。02　秦国的兵器，先要过“质量关”《中华考工记》没有把“物勒工名”讲成枯燥的制度史，而是现场做了一次很直观的实验。节目准备了三把形制、大小都相同的铜戈，由演员许亚军参与“刺垛”测试。三把戈看着差不多，劈向木垛后，结果却完全不同：有的戈刃卷边，有的戈刃崩裂，只有其中一把既能穿透木垛，又能保持刃口完整。问题出在铜锡配比上。《考工记》有言：“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也就是说，制作戈戟时，铜和锡要保持合适比例。锡少了，兵器不够硬；锡多了，兵器又太脆。真正合格的武器，必须在锋利与韧性之间找到平衡。这也是《中华考工记》带给观众的一个重要提醒：古人的“工巧”，从不是凭感觉做出来的。它有材料标准，有工艺要求，有检验方法，更有责任制度。标准解决“怎么做”，名字解决“谁来负责”。03　兵马俑与城砖上，也藏着同一套规矩人们最熟悉的或许是兵马俑也藏着“物勒工名”。在《中华考工记》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带着观众重新看兵马俑身上那些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印记。一件陶俑，可能经过多人、多道工序完成；一支军队，更需要数以万计的器物与人员配合。如果每个人都只管“差不多”，最后得到的只会是一套无法运转的生产体系。所以《吕氏春秋》才会写下：“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亡之后，“物勒工名”并没有消失。节目镜头来到明代南京城墙。六百多年前，五省二十八府、上百个县参与南京城砖的烧制与运输。一座城墙需要多少砖？每块砖从哪里来？哪个地方烧制？谁负责验收？这么庞大的工程，一旦责任模糊，出了问题就会像石沉大海。南京城墙给出的办法很直接：在砖上留名。今天，人们在城砖上仍能辨认出产地、官署和工匠的信息。一块砖也许普通，但它背后连接着一个覆盖多省、多府、多县的协作网络。城墙能历经数百年风雨，靠的不只是砖烧得结实，也靠每一块砖都有自己的来处。南京城墙博物馆·城砖实拍图“物勒工名”在今天消失了吗？在“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广东罐上，《中华考工记》又带观众看见了“物勒工名”的另一面。当瓷罐随海船远行，器物上的字款开始不仅意味着追责，也意味着信誉。它告诉远方的买家：这件器物从哪里来，出自谁家，质量如何。名字从制度的刻痕，慢慢变成商品的招牌。《中华考工记》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不让“物勒工名”停在博物馆里。节目把这条跨越千年的线索，一路带进复兴号、国家体育场“鸟巢”和硬岩掘进机的现代制造现场。在复兴号的生产体系中，一颗轴承、一个批次、一项检测记录，都能进入数字档案。古人把名字刻在青铜、陶土和城砖上，今天的制造者则把工号、数据和工艺参数写进系统里。刻字的方式变了，责任的逻辑没有变。在鸟巢建设现场，“物勒工名”又有了让人动容的温度。鸟巢的钢结构没有一颗普通意义上的螺丝和铆钉，庞大的受力体系，主要依靠焊缝承担。为了完成这项世界级工程，建设团队从九百多名焊工中选出265人，进行严格训练，攻克了高强度钢材焊接的难题。鸟巢焊缝总长度超过30万米。每一条关键焊缝背后，都有焊工姓名、焊接日期和检测记录。后来，场馆经历多次刷漆翻新，有些名字被漆层覆盖；但在档案里，他们的姓名从未消失。04 有没有一件器物，值得你刻上名字？鸟巢建设时，265位焊工的名字未必会被每一位观众看见，却是他们留给这座建筑最郑重的注脚。《中华考工记》“物勒工名”篇，讲到这里，已经不只是秦国的铜戈、南京的城砖、鸟巢的焊缝和复兴号的部件。它更像是在问每一个普通人：你这一生，有没有一件倾注心血的器物，值得你亲手刻上自己的名字？也许，它不是一座举世瞩目的场馆，不是一台穿山越岭的大国重器。它可能是一张你反复打磨过的木桌，一把你守着炉火做成的壶，一辆你仔细检修过的车，一件你缝了很多针的衣服，或者是一项你日复一日做得越来越好的工作。名字刻上去，不是为了炫耀，更不是为了让所有人记住。它更像一种安静的确认：这件东西经我手，我没有敷衍；它花过我的时间，也装着我的心血。人这一生，未必都能留下惊天动地的功业；但总该有一件东西，配得上你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中华考工记》第二季以“物勒工名”启卷。节目通过一系列生动拆解与首度披露，串联起从先秦器物铭文到当代大国工程的鲜活故事，让这份跨越千年的责任品格，跳出典籍文字，变得可感可知。古老的匠心承诺并未停留在过往，更是在今天的产业实践中持续传承、生生不息。期待新一期的《中华考工记》带来新的惊喜！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1800 字阅 读 需 要 5 分钟太和殿是故宫外朝三大殿之首，也是紫禁城中规格最高的建筑之一。六百多年间，它屡遭焚毁，又一次次被重建。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并不是某一个时代一次完成的作品，而是在一次次毁损、修复与重建中，逐渐成为如今的样子。一座大殿的重生，靠的是什么？太和殿的答案，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营造。 明永乐年间，北京宫殿开始兴建，仅木材、砖石、琉璃等物料的筹备与运输，就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然而，比建造更难的，是一次次从毁损中重来。 六百多年间，太和殿数度遭遇火灾，康熙十八年（1679），西膳房起火，火势蔓延至太和殿，大殿再次被焚。此后，由于战事、采木困难等原因，重建一度搁置。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太和殿才正式开工重建，两年后竣工。 从一场大火，到重新立起一座大殿，前后跨越近二十年。所谓“重建”，从来不只是把旧物恢复原样，而是要重新寻找材料、重新组织技艺，也重新把前人的经验接续下来。然而，无论烧毁多少次，重建多少次，有一种东西始终未变，那就是对古人“圆满”的追求。太和殿的脊兽。来源/故宫博物院古代建筑的脊兽，数目依殿宇等级递进。“九”已是人间至极，唯独太和殿，用到了十个脊兽，分别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此外，还有一位骑着凤凰的仙人，居阵列之首。在古代，“十”代表着天地圆满、万事俱足，象征着天道的周行不殆。将十兽独置于太和殿檐角，寄托了古人对于“圆满”的永恒追求。一件东西，怎样才能活得长久？一件东西真正穿过时间，靠的往往不是“完成”那一刻，而是之后漫长的接续。太和殿能走过六百多年，靠的是一次又一次修缮与重建；一门手艺能够流传至今，也要有人不断重复、不断使用。时间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是一件被封存起来的旧物，而是一套仍然有人继续实践的方法。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把一件东西做出来，而是让它穿越时间，依然保持生命力。比如一口窖池，它能延续数百年，不是因为被完好地封存，而是因为从未停止过酿造。国窖1573的百年酿酒活态窖池便是如此，它与那些延续着的传统有着相似逻辑。从这个角度看，太和殿的修缮、传统手艺的接续、窖池的持续酿造，其实共享着一种逻辑：传统不是因为被保存才活下来，而是因为始终有人继续做、继续用。也正因此，当国窖1573在2026年再次携手非遗技艺以东方美学礼赞中秋时，“匠造”有了另一层连接。如果说六百年前的匠人用木石、琉璃营造一座宫殿，今天的酿酒人则让窖池与技艺在时间中持续运转。一个留下空间，一个留下味道；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需要一代代人不断接续。2026年，这两种关于时间与技艺的经验，又在一件作品中相遇。一轮满月里的两种匠造这件作品，就是《十瑞拱月福满樽》，国窖1573携手细木镶嵌技艺，融合错金银、炸金珠、古法榫卯等传统工艺，将月宫、殿宇、瑞兽与中秋宴饮收进同一件器物中。转月。双半球合拢时，是一轮满月。手指轻旋，月相随之流转，朔、望、弦、晦不再只是天上的变化，而变成一个可以亲手推动的过程。 开月。球体缓缓开启，月华倾泻，天地双阙徐徐铺展。左侧是细木镶嵌构筑的广寒月宫，绿瓦红窗，飞檐翘角，斗拱窗棂由榫卯精工拼接；右侧取太和殿屋檐一角，金黄琉璃瓦当层层铺展，斗拱彩绘以木为纸、以金为线。天上宫阙与人间殿宇隔酒相望，数百年时空，在这一开一合间彼此照面。取樽。十只守护故宫六百年的屋脊瑞兽，化身为十只可斟可饮的酒杯。以前，脊兽在屋上，人们只能仰望；如今，它们落在掌心，可以被拿起，被斟满，被举杯对饮。举杯。十只瑞兽杯逐一取下，龙杯敬江山永固，凤杯祝天下太平，狮杯守一方安宁，海马杯愿四海升平，天马杯寄疆域无垠，押鱼杯迎风调雨顺，狻猊杯镇火避灾，獬豸杯明辨善恶，斗牛杯护风调雨顺，行什杯佑逢凶化吉。十兽各执一祝，十杯共敬明月。它们不再是宫殿屋顶上沉默的剪影，而是席间可触可饮的温度。传统，在这一刻重新回到了生活里。所谓传承，或许从来不只是把过去留在原处，而是让它在新的时间里，依然能够被触摸、被使用、被理解，也被下一代自然地接过。当一门手艺还能进入今天的生活，当450余年的活态窖池仍在酿酒，当600多年前屋脊上的瑞兽还能成为一场中秋相聚的一部分，传统就没有成为过去。真正活着的传统，从来不只属于过去，它仍在今天发生。参考文献：1.清代太和殿的两次重建[J]. 王子林.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0)2.太和殿行什相关问题讨论[J]. 黄希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0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夹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胡瓜 戈雨“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寻味山海》禹州篇里，有一锅羊汤很容易让人看饿。汤锅一开，羊肉、粉皮、木耳和黄花菜在原汤里翻滚。按许多人的印象，羊肉汤该是乳白色的；禹州花石镇这碗端上来，却透着一层红亮。答案不在什么神秘配方里，而在最后那一勺羊油辣子：香气一冲出来，白胡椒、蒜苗、香菜和几滴香醋也跟着醒了。味蕾觉醒后，禹州，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就该登场了。伏牛山余脉在这里与平原相接，山地、丘陵、岗地和河谷挤在一处，食物自然不会只有一种样子。更耐人寻味的是禹州更古老的名称——颍川。颍河仍从禹州流过，《水经注》说“颍水过阳翟县”；阳翟正是古颍川郡早期治所所在。广东一些陈氏宗祠里的“颍川世泽”，由此能够回望到这里。但古郡的故事不必讲得太长：它留在今天最具体的方式，不是地图上的边界，而是河流、山坡和一桌热菜。01　好羊要能“跑山”禹州正处在伏牛山余脉向豫东平原过渡的地方。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交错，颍河带着支流穿行其间。耕牛适合平地，山羊却不怕坡陡石多。它们踩着碎石上山，在灌木和野草间觅食，到了傍晚才慢慢下来。《诗经》里有一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几千年前的黄昏，和禹州山间今天的黄昏，竟有几分相似。当地人习惯把散养在山上的白山羊叫作“跑山羊”。这个“跑”字很要紧。羊在坡地间长时间活动，肉质自然比圈养羊紧实；吃的是山间混杂的草叶和灌木嫩枝，风味也不单薄。好羊肉没有那么多玄妙的秘密，无非是肯走的羊、肯等的年月，再遇上肯下功夫的厨子。到了花石镇，羊肉最体面的归宿是一锅汤。羊腿和羊骨先泡洗干净，下锅后用大火把汤催开，再转小火慢慢熬。肉与骨不能一味同煮：羊肉熟到时候便捞出来，晾凉、沥水、切成薄片；羊骨仍留在锅里，把骨缝里的鲜味一点点交给汤。客人来了，再把羊肉、红薯粉条、木耳和黄花菜放进小锅，一碗一碗回煮。花石羊肉汤端上来，最先抓住眼睛的不是白，而是红。那一层红亮来自羊油辣椒，香气足，辣味却不必咄咄逼人。白胡椒从汤底往上顶，蒜苗和香菜带来清气，爱吃酸的人沿碗边点几滴醋，羊肉的浓厚便忽然有了转身的余地。先喝汤，再吃肉。粉条滑，黄花菜脆，羊肉薄而有嚼劲。山坡上的风、羊蹄踩过的石头，最后都隐在这一口热气里。02　金银花泡水有点可惜禹州是药都。药材在这里从来不只是药柜里一格格方正的抽屉，它们从山坡来到药市，也会从药市转身走进厨房。金银花便是如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它：“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开的白，先开的黄，黄白相映，金银花的名字便有了。禹州及附近所产的金银花，旧时在药市上有“禹密二花”之称。含苞的花蕾晒干入药，已经开放的花朵若品相稍逊，也不必弃掉。禹州人把它洗净，撒进蛋液里，摊成一张金黄松软的金银花煎蛋；也可以与牛肉同炒，让花的清香从浓厚的肉味里钻出来。金银花本身不抢味。入口先是鸡蛋或牛肉的香，嚼到后来，才有一丝草木清气慢慢浮起。它不像一道用来炫技的菜，更像药都人家随手留住的一段春天。03　没有一只蝎子能离开禹州禹州西部、北部多山，乱石、土穴和岩缝为蝎子提供了藏身处。白天，它们伏在阴暗处；入夜之后，才出来捕食小虫。寒冬一到，又缩回石缝深处。禹州有蝎子，首先不是一个神奇传说，而是山地环境给出的答案。但“禹全蝎”的名声，仅有山里的蝎子还不够。明嘉靖《钧州志》已经出现全蝎的记载。到了清代中后期，禹州药市日渐兴盛，本地以及周边收来的全蝎在这里集散、加工，名气也随药商的脚步传向外地。徐珂《清稗类钞》说：“河南之禹州盛产蝎……汉口人辄往购之。”几句话，已经让人看见药商越省而来的热闹。所以，“禹全蝎”既是山里的物产，也是药市塑造的名号。捕捉、挑选、加工、交易，缺了哪一步，都成不了后来人们记住的禹州味道。全蝎入口，更需要敬畏。它必须经过规范清洗、熟制和干燥，绝不是从山里捉来便能下酒。经过专业处理的全蝎，可以研碎后拌入红薯粉、淀粉和肉馅，蒸成蝎子焖子；也有人将其熟制后炸至酥香。前者把山野奇味藏在软韧的焖子里，后者则干脆得多，一口下去，先听见轻轻的脆响。04　禹州，热气腾腾《寻味山海》没有把禹州拍成一张长长的菜名表。它先让人看见山坡上的羊、岩缝里的蝎子、丘陵间的金银花，再让这些山野风物回到一张家常饭桌上。镜头里的热气散去，禹州的味道却会留在人的记忆里：一碗羊汤的红亮，一口焖子的软韧，一碟全蝎的酥香，还有路边小店里怎么也吸不尽汤汁的粉条。节目播到禹州，找到了颍河与大山交给这座城的吃法；而禹州的风物，显然也不止这一桌。下一次《寻味山海》再出发，又会在哪一条河流、哪一座山岭、哪一口灶台前，遇见新的中国味道？此刻若来到禹州，不妨先找一家杂炣店坐下。看师傅从滚汤里捞起粉条和牛杂，看红油在碗面缓缓散开，再把一个热烧饼掰成两半。节目里的山河很远，眼前这一口，却正热着。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唐代有句俗话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其中的“韦”即京兆韦氏，是唐代关中一带的豪族。但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原地区的韦姓稀少，广西老表却有众多的韦姓，民间甚至有一句夸张的说法：“全国每两个韦氏，就有一个在广西。”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锦绣芳华》从关中豪门到岭南大姓，韦氏究竟为何要一路向南迁徙，在距离关中千里之外的岭南地区扎根？住在皇帝隔壁是什么体验？韦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韦氏源自豕韦国。豕韦国几度被灭国，武王伐纣时，韦伯遐参加牧野之战有功，受封于先祖故地，仍称韦国。周赧王时，韦国被鲁国兼并，遗民以国名为氏，遂成韦氏。从此，“韦”不再只是一个地名，更成了一个家族世代相传的印记。西汉时期，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以明经入仕，皆官至丞相，轰动朝野。邹鲁一带因此流传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韦贤后来迁居关中，定居京兆杜陵，此后的数百年间，“京兆韦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历经动乱而不衰，并在唐代达到了巅峰。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里的“天”既指皇室，也指皇城。京兆韦氏世代定居长安城南的韦曲，即今天的西安城南，在唐代属万年县。唐三彩院落。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缘上的亲近使韦氏得以持续靠近权力中心，而权势的积累又反过来巩固了其地缘优势。据学者统计，有唐一代，京兆韦氏出了17位宰相，这样大的宰相“产量”，在整个中国中古史上都并不常见。除此以外，其他韦氏子弟也宦途通达，仅五品以上可查者就有200余人，余下品级更是不可胜数。韦氏之所以能获得此等荣宠，还得从“关陇集团”说起。京兆韦氏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与杨氏、李氏、武氏、裴氏等世家互为婚姻，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旧唐书·韦述传》中说：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拿联姻来说，仅有唐一代，李渊、李世民、李显、李旦的后宫中都有韦氏。李世民在府时期，为了拉拢京兆韦氏等关陇世家，将韦尼子、韦珪堂姐妹二人一同选入秦王府。他登基后，韦珪位至贵妃，韦尼子位至昭容。到唐中宗时期，韦皇后更是权倾一时，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野心勃勃，试图效仿祖母武则天的做法，夺取皇位继承权。唐宫女图壁画。来源/故宫博物院有如此强势的家族托底，韦氏子弟似乎并不用为前途发愁。但韦氏子弟之所以能奕世簪缨，靠的不光是家世，还有学问。唐初的取士制度尚不完善，门荫与科举并行，对此韦氏表示：成年人两个都要。在这种家风激励下，武周时期的韦承庆、韦嗣立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先后拜相，赢得一时美名。数十年后，韦述同样进士及第，却没有走拜相之路。他以史学才能名世，所撰的《两京新记》《开元谱》等流传至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唐代宰相韦执谊，赫赫有名的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中就有他的一席之地。有趣的是，据《旧唐书》记载，韦执谊还没当宰相时，特别怕听人提到岭南。有一次他看到岭南地图，直接“闭目不视”，让人把地图撤走。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后来被贬到崖州（今海南），最终埋骨岭南。韦执谊在崖州兴修水利，用火山岩修建了“岩塘陂”，引水灌溉农田。这一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被誉为“海南都江堰”。韦执谊的后裔留在海南，成为海南韦姓的重要来源之一。岩塘陂所在位置。来源/天地图除了政治成就，韦氏子弟的文化成就同样斐然。如盛唐诗人韦应物，一首《滁州西涧》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名诗；再如晚唐韦庄是花间派鼻祖，写下了唐代最长叙事诗之一《秦妇吟》。韦氏分为九房，韦执谊出自龙门公房，韦承庆、韦嗣立、韦述都出自小逍遥公房，韦应物、韦庄出自逍遥公房，他们只是数以千计韦氏子弟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成就也只是韦氏辉煌时期的缩影。如此盛极一时的家族，为何在唐代之后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顶级豪门，为什么说倒就倒了？李唐覆灭后，韦氏并未立刻衰落。韦震在朱温麾下任都统判官（一说为都统官），后梁建立后，他官至太子太傅、太师；后唐庄宗时，韦说官拜同平章事，直到天成二年（927）才被赐死；韦庄更是在唐亡后投奔前蜀王建，官至宰相。历经后梁、后唐、前蜀，韦氏仍然在持续产出高官，但时过境迁，韦氏子孙已经不再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而只是依附于新军阀的、较为零散的官僚个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其实早在中晚唐时，潜在的危机便已出现。以韦氏为例，家族力量越来越集中，子孙世代在长安城南扎根，入仕、宿卫、联姻都在皇城周边完成，与关中地方社会反而越来越疏远。在承平时代，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家族资源，但在战乱时期，便无异于将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风险极大。当长安被毁后，附着在“长安”这一坐标上的大部分资本都随之被摧毁，世家的衰落便无可避免。对世家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击，或许是发生于广明元年（880）的长安沦陷事件。这一年，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随之而来的是延续三十年的战乱时期。大范围的破坏严重摧毁了长安城，大量士人丧命，侥幸存活者家产散尽，身份也不再被承认，已经无力延续和书写祖上的荣耀。白玉莲瓣纹碗。来源/故宫博物院天祐元年（904，即唐昭宗天复四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城毁则家亡，韦氏赖以生存的地理基础被抹除，不得不各自离散。相比之下，六朝士族之所以能南渡重建，是因为他们还保留着地方庄园、宗族武装和乡里根基。而唐代士族缺乏这些基础，一旦被打碎，便难以再次聚合壮大。天祐二年（905），朱温在滑州白马驿杀害左仆射裴枢、崔远等三十余名朝臣，投尸黄河。这场屠杀，源起于谋士李振的一句泄愤之言：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李振对所谓“衣冠清流”心怀愤懑，鼓动朱温将朝臣丢进河里，让“清流”永生永世变成“浊流”。朱温“笑而许之”，于是，一桩震惊朝野的血案就此爆发。遇害名单中，没有明确记载有京兆韦氏成员，但后世常将其视为唐代士族覆灭的标志性事件。朱温这一刀，砍去的不只是三十几个朝臣的性命，更是一个豪门与政治中心之间几百年的脐带。因此，导致韦氏和其他世家覆灭的，是来自多个方向的合力。唐陶画彩男立俑。来源/故宫博物院从长安到八桂，韦姓如何“南迁”？白马驿的鲜血浸透河床，河水湍急，敲响了士族政治的丧钟。自此以后，关中地区反复被战火洗刷，韦氏谱牒散亡，族人或死或逃，长安城南的“韦曲”渐渐成了一个旧地名。但韦氏后人并没有消失，它像蒲公英一样，随风散落在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一颗种子，降落在广西的土地上。从京都到岭南，从政治中心到国家边境，韦氏的迁徙是一场跨越唐、宋、明的漫长接力赛。在现有记载中，京兆韦氏进入广西的最早途径是贬谪。唐末宰相、驸马韦保衡，在咸通年间权倾一时。唐僖宗即位后，韦保衡被贬为贺州刺史，其弟韦保义也从兵部侍郎贬为宾州司户参军。宾州即今广西宾阳，韦保义这一支由此进入广西，在此扎下了根。在后来的宾阳韦氏族谱中，大多将其奉为入桂始祖。广西宾阳。来源/天地图到了宋代，广西地区进一步发展，驻军规模增大。狄青南征剿侬智高，平定了广源州（今广西南宁）一带，战后部分韦氏官兵留戍广西。如京兆人韦大猷带着六个儿子随军，获胜后六子留在广西，分散至各地当土司。韦氏六兄弟带着族人在此扎根生长，开枝散叶。三百年后，明朝廷在广西设卫所，大量江苏、安徽籍韦姓官兵屯驻桂南。他们与韦大猷的后裔逐渐混同，一些分支至今已经难以分辨。弘治年间，东兰土司韦祖鋐遣子领土兵数千，耕守古田、兰麻一带，克平古田后，改设长官司授之。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韦应龙一门四代，持续六十多年率“狼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倭，战功赫赫，被朝廷赐予“哀孝忠勇”匾额。这些土司家族既是军事力量，也是韦姓在广西开枝散叶的种子。他们带着故土记忆，也带着朝廷的军令，在八桂大地上扎下根来。但光靠中原移民，无法解释广西的韦姓规模为何如此之大。真正让韦姓在广西“人口爆炸”的，是土著改姓。岭南文化冷水冲型铜鼓鼓面牛拉撬立饰。来源/广西民族博物馆在唐宋以前，壮、瑶、水、毛南等广西原住民大多没有姓氏。随着中原文化深入，他们也仿照汉文化，开始为自己创造姓氏。怎么造？最方便的办法是以部落名、图腾名音译取姓，既能标识身份，也能展示信仰。壮语中“韦”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来源于“水牛”（壮语vaiz），水牛是壮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图腾崇拜对象，水牛部落遂以与“vaiz”发音相近的“韦”为姓；另一说则是源自生殖崇拜（壮语viz），发音同样与“韦”相近。这种改姓的规模往往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整村整洞。一个部落改姓韦，整个山谷便都姓韦，一个土司辖地改姓韦，辖下村寨便纷纷跟着姓韦。在这种效应之下，韦姓人口呈几何级放大。这些氏族不仅更改姓氏，也仿照汉族文化兴修族谱，并多自称出于京兆韦氏。早在唐开耀二年（682，即永淳元年），广西便已经出现了“六合坚固大宅颂碑”，这块碑被称为“岭南第一唐碑”，是迄今发现的古代壮族地区最早的摩崖碑刻。碑主韦敬办自称“岭南大首领”“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上望无阶”，但学界一般认为韦敬办并非出自京兆韦氏，而是攀附中原世家的原住民。但它的存在说明早在唐代，岭南韦氏土著已经开始主动与中原望族建立文化联系。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来源/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于是，广西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许多韦姓村落，族谱上写着“京兆堂”，一开口却带着当地口音，祠堂里供奉着韦氏先祖，歌圩上唱的却是壮歌。姓氏成了民族融合的接口，这些韦氏与京兆韦氏虽然并非同宗，文化上却已同姓同源。韦氏在广西壮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地理的“蓄水池”效应。广西山区交通闭塞，战乱较少，外姓流入有限。当中原大地反复被战火洗刷时，广西山区反而成了庇护所，让韦姓在大山之中躲过一劫。时至今日，广西已经是全国韦姓人口最大的一个省份。长安城南的韦曲早已成为历史，广西的韦氏宗祠里，却依然挂着“京兆堂”的匾额。多山的广西。摄影/胡心雅一个姓氏，就这样把长安和八桂、士族和土著、黄河与珠江这些相隔遥远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一个在长安城南“去天尺五”的豪门，最终在千里之外的八桂大地上找到了新的归宿。参考文献：［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清］金鉷等监修：《广西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年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49年。王伟著：《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韦天富：《东兰韦氏土司的兴衰》，《方志期刊》1998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思归乐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