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3600 字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刷到“曾国藩职场避坑3条”就赶紧收藏，看完“苏轼逆境生存指南”连夜整理笔记，打开社交平台，#年轻人从古籍找职场指南，相关话题阅读量早已突破20亿，单条相关视频播放量动辄数百万。越来越多的当代年轻人，不再只盯着西方职场理论、性格测评找答案，而是转头从千百年前的古籍、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里，寻找应对职场困境的解法。国历君自制表情包但热潮背后，是普遍的认知偏差。大多数人对古代职场智慧的理解，还停留在断章取义的碎片化段子里：《资治通鉴》被简化成官场厚黑学，王阳明的心学被曲解成职场PUA技巧，一句“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被奉为圭臬，却消解了职业该有的担当与底线。人们热衷于找投机取巧的职场捷径，却忽略了从先秦诸子到历代名臣，早已形成了一套以“内圣外王”为核心，涵盖修身立身、成事立业、危机应对、进退取舍的完整处世哲学体系。正本清源：被误读的传统职场智慧想要读懂古代职场智慧，必先破除传统处世哲学就是厚黑权谋的错误观念。当下短视频平台上泛滥的“古代职场教程”，大多把历史人物的成功归结为算计与投机，把封建官场的糟粕当成了宝贝。但事实上，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真正被千古铭记、在职场与人生中实现善始善终的名臣贤士，从来都不是靠无底线的权谋立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定下了贯穿千年的核心准则：“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明确了品德是职业成就的根本，才华只是辅助工具，这正是中国古代职场哲学一以贯之的底层逻辑。司马光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所谓古代“职场”智慧，是教人安身立命、成事立业的“道”，是“先修己后安人”的处世正道。这套体系历经千年沉淀，有着清晰的思想根基与完整的逻辑框架，它始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奠基：儒家以《论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确立了向内求的成长核心，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划定了职业的价值底线；道家以《道德经》“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明确了职场的边界与进退智慧；法家以“循名责实”定下了成事与管理的基本准则。此后经过汉唐名臣的实践落地，宋明士人对逆境生存心法的拓展，明清实学对日常践行的细化，最终形成了一套立德为先、内修为本、经世致用、进退有度的完整体系，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教人钻营，而是教人如何走正道、行稳路。跨越千年的处世心法：从修身到进退的底层逻辑职场处世哲学是覆盖职场全生命周期、全场景的行动指南，它以修身为根基，自然延伸出成事、破局、进退的完整逻辑，每一个环节都有经典的理论支撑与跨越千年的实践印证。职场的终极竞争力，从来不是办公室政治，而是个人的品德、能力与心性，《大学》开篇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点在历代名臣的人生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就拿有些人爱看的曾国藩来说，他自认为天资平平，早年仕途屡屡受挫，却靠着每日自省、持续修身的“日课十二条”，一点点补齐心性与能力的短板，他在家书中反复强调，做事要“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正是这份对自我的持续修炼，让他从普通书生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也让他的处世心法至今仍被当代职场人推崇。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来源/故宫博物院而修身的最终目标，是成事，职场的核心价值永远是创造价值，而非赢过别人。很多人把向上管理等同于讨好逢迎，却忘了魏征辅佐唐太宗17年，进谏二百余事大多被采纳，靠的不是谄媚，而是沟通智慧。史载他既敢于直谏，又讲究方式，不激不随，始终站在治国安邦的共同目标上，讲清利弊、给出可落地的方案，最终达成君臣共识，这才是向上管理的本质。而团队管理与协作的核心，正如唐太宗所说的“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苛求团队成员完美无缺，而是扬长避短，最大化发挥每个人的价值，这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一脉相承，都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价值，而非陷入零和博弈的内耗。逆境、挫折、危机是职业生命周期的常态，而传统智慧中最具普适性的部分，正是应对逆境的破局心法。苏轼一生遭遇三次重大贬谪，从朝堂中枢一路被贬到蛮荒的海南儋州，仕途遭遇毁灭性打击，却始终没有被困境击垮。被贬黄州，他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人生最低谷完成了精神的升华，创作出多篇千古名篇，同时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推广农耕；被贬惠州、儋州，他依然办学修桥、造福一方，在绝境中始终躬身成事。他的逆境心法，核心就是接纳无法改变的现实，把注意力从“为什么是我”转移到“我能做什么”，在低谷中守住初心、不躺平不摆烂，这与王阳明“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的理念不谋而合——所谓的困境，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修炼心性、提升能力的道场，能扛过低谷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应对不确定性的底气。苏轼行书治平帖卷，北宋。来源/故宫博物院而职场的终极智慧，是懂得进退取舍。对当代职场人而言，这份智慧的核心，就是建立清晰的职业边界，知道自己的能力上限，守住自己的价值底线，在顺境中不骄纵，在逆境中不沉沦，既能躬身入局做事，也能抽身而退自省，才能在起伏的职业周期里行稳致远。古为今用：传统智慧给当代年轻人的破局指南当下年轻人从历史中寻找智慧，本质上是在高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寻找职业与人生的确定性，而这套跨越千年的处世哲学，恰恰能给我们最贴合本土职场语境的破局方案。面对当代职场最普遍的精神内耗，《孟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心法，就是最好的解药。很多人陷入内耗，是因为把注意力放在了不可控的外部评价、环境变化上，领导的一句批评、同事的一次晋升、项目的一次挫折，都会陷入无尽的自我否定与焦虑。而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把注意力拉回自己可控的行动上：工作出了问题，先不抱怨甩锅，而是反思自己哪里可以改进；没有得到晋升，先不焦虑内耗，而是看看自己的能力哪里有短板。正如《论语》“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职场中最稳定的安全感，来自自身能力的持续成长，用“向内求”替代“向外归因”，才能从根源上告别精神内耗。要尝试向内寻求，就像功夫熊猫里面提到的要达到“inner peace”的境界一样。功夫熊猫。来源/电影《功夫熊猫》截图面对激烈竞争下的内卷，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长期主义，就是破局的关键。当下很多人陷入内卷的恶性循环，是因为沉迷于短期的绩效投机、无意义的重复工作，却忽略了核心能力的长期积累，最终陷入“越卷越累，越累越没有成长”的怪圈。而曾国藩打仗，从来不用奇谋妙计，而是每到一处先挖壕沟、筑高墙，先扎稳营盘、守住自身，再稳步推进，这种看似笨拙的方法，恰恰是最稳妥的成长路径。与其把精力花在无意义的办公室政治、短期内卷上，不如沉下心打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用长期的价值积累，替代短期的投机取巧，才能真正跳出内卷的陷阱。面对复杂的职场关系，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能帮我们建立良性的协作模式。面对职业困惑，苏轼的逆境心法与王阳明“事上磨练”的理念，能帮我们掌握破局的主动权。职场的不确定性是常态，与其焦虑躺平，不如把每一次危机都当成重新审视自己、提升自己的契机，在变化中寻找可控的行动，拓展自己的职业边界，把低谷变成新的成长起点。传统智慧给我们的是超越“工具人焦虑”的价值框架，很多人把工作当成单纯的谋生手段，陷入“上班赚钱、下班消费”的循环，找不到工作的意义，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局，告诉我们职业的意义更在于通过工作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哪怕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只要用心做好、为他人创造价值，就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内核，从根源上破解职业倦怠。国历君自制表情包说到底，当代年轻人对古代职场智慧的追捧，是一场对职业与人生底层逻辑的静默自救。这份跨越千年的历史智慧，恰恰回答了职场人最本质的问题：如何做好自己，如何做好事情，如何在起伏的人生里守住自己、成就自己。愿我们都能跳出厚黑权谋的误区，从传统智慧里找到安身立命的底层逻辑，守住初心与底线，走得稳、走得远。参考文献：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版3.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点校本4.吴兢编著：《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3 年版5.王阳明著：《传习录》，中华书局2008 年版6.曾国藩著：《曾国藩家书》，中华书局2011 年版7.苏轼著：《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年版8.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9.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1984 年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竖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火炬 张斌 李栋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4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如果把先秦诸子比作一场“思想辩论赛”，当有人都在拿天命、古训、权威当论据，有一个人会拍案而起：别信天命，别盲从古人，是非对错，拿证据说话！这个人就是墨子。在那个“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时代，他不靠鬼神、不借天意、不抬圣人架子，硬生生提出一套中国早期的“实证判断法则”—— 三表法。它用三条简单到粗暴的标准，教人们怎么辨真伪、定是非、评政策，堪称先秦版“理性思维工具箱”。不故弄玄虚，不空谈道德，只看历史经验、现实民情、实际效果。这套千年前的智慧，放到今天依然犀利：一个观点靠不靠谱，一件事值不值得做，用它一验便知。《墨子》。来源/国家典籍博物馆冲破天命迷信的思想诉求春秋战国，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之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断，社会秩序陷入剧烈动荡之中。旧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想领域虽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发展趋势，但天命论依旧占据主流认知地位，深刻影响着社会各阶层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自西周以来，统治者便以“天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依据，将王朝兴废、国家治乱、政策得失统统归于天意安排。君主自称“天子”，宣称权力由上天授予，治国理政亦是顺应天命。普通民众长期受到这种观念的熏陶，也多将个人的祸福托付于不可捉摸的命运，秉持“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信条。春秋蟠虺纹编镈。来源/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当时的言论评判也深陷权威主义误区，判断一种学说、一个观点是否正确，往往不看是否符合现实，而是以言说者的身份地位、是否出自古圣先贤、是否符合传统典籍为标准。贵族阶层垄断着知识与话语权，普通民众的经验与诉求很少被纳入评判体系。即便是当时的大教育家孔子倡导的“仁”与“礼”，其理论根基仍较多地依托于周代的礼乐传统，还受到天命与传统的影响。在这种思想氛围下，曾做过工匠的墨子，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有着真切体会，对天命论带来的社会危害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命定论并非客观真理，而是“暴王所作，穷人所述”，是暴君为掩饰自身过失、懒人逃避劳作与责任而编造的借口。倘若全社会都信奉天命，相信贫富治乱皆由天定，那么农夫会怠于耕稼，妇人会怠于纺织，百工会怠于技艺，百官会怠于政事，生产活动停滞，社会治理废弛，最终必然造成国家贫困、刑政混乱、民生困苦，动摇整个社会的生存根基。战国青铜编钟。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基于此，墨子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言必立仪，即言论、学说、政策必须有客观公允的评判标准，如同工匠制图必用规矩、丈量必用绳墨，没有统一标准，是非对错便无法判定，思想与行动都会陷入混乱。为此，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中系统提出了检验言论是非、判断政策优劣、指导社会实践的三大标准，即三表法。这套标准彻底摒弃天命臆断与盲目权威崇拜，以经验事实与实践效果为核心，构建起一套务实、严谨、可验证的认知体系，实现了对传统天命思想的重要突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三表法的三重实证标尺墨子在《非命上》中对三表法作出了清晰、严谨的界定：“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三表法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成从历史借鉴到现实取证，再到实践检验的完整逻辑闭环，形成了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早期经验实证思维体系。第一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经验为立论根基与依据。这一标准强调，任何言论、主张、政策的提出，都不能凭空臆断，而应向上追溯，借鉴古代圣王的施政实践与历史成败经验。墨子并非盲目崇古、固守传统，而是将历史视为人类经验的宝库，看重经过时间检验、被反复验证的得失规律，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第一道标尺。在墨子看来，尧、舜、禹、汤、文、武等古代圣王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百姓安定，并非依赖天命庇佑，而是因其施政顺应民心、兴利除害、勤勉务实、节制用度；而夏桀、商纣等暴君身死国灭，也并非天意抛弃，而是因其暴虐无道、骄奢淫逸、滥用民力、违背民心。历史的治乱兴衰已经给出明确答案，判断一种观点是否合理、一项政策是否可行，首先要看其能否在历史经验中找到正面依据，是否符合历代圣王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从而避免凭空立论、一意孤行，重蹈历史覆辙。这种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是对人类间接经验的科学汲取，也是人们正确认知事物、规避风险的重要前提。今天我们以秦亡汉兴的历史为例回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专任刑罚、横征暴敛、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无视民生疾苦，违背治国规律，结果天下骚动、百姓反抗，秦迅速覆灭。汉初统治者深刻吸取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节俭慎刑的政策，重视农桑、安抚百姓，从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稳定局面，为汉代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后世历代论及治国方略，无不以“秦亡汉兴”为重要历史参照，这正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典型体现。秦青铜戈。来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第二表：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现实民情与民众直接经验为判断依据。如果说第一表是回望历史、汲取间接经验，那么第二表便是立足当下、面向现实，强调以百姓的真实见闻、亲身经历与直观感受为评判基础。这一标准要求，任何学说、主张、政策都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民众，必须符合社会实际状况与大众普遍认知，唯有扎根现实民情、尊重民众经验，才能具备合理可行的现实基础，彰显出朴素而鲜明的民本认知理念。后世，北宋王安石变法，便鲜明体现出第二表的现实意义。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富国强兵、缓解财政危机、改善民生，在理论设计上具有针对性与合理性。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部分政策出现强行摊派、官吏借机扰民、实际执行与初衷背离等问题，百姓的真实负担并未减轻，反而引发广泛不满与社会动荡。变法最终走向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充分“察百姓耳目之实”，脱离了现实民情与民众真实感受。这一历史教训从反面证明，任何政策必须立足现实、体察民情，才能行之有效。王安石像轴明代摹本。来源/江西省博物馆与之相对，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成功推行，则是契合第二表精神的正面案例。推行一条鞭法之前，赋役名目繁多、征收混乱，百姓负担沉重且极不公平，苦不堪言，这是当时社会最真实的现实状况。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合并、统一征收标准、简化征收程序、以银代役，使民众负担清晰可感，减少了官吏盘剥的空间，得到民间广泛认可与接受。这种以社会真实状况、民众直观感受为依据，从现实出发制定政策的思路，完全契合墨子第二表的主要精神。《张太岳（张居正）集》。来源/故宫博物院第三表是三表法的灵魂与落脚点：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实践效果与公共利益为终极检验标准。墨子认为，一种学说、一项政策，无论理论阐述多么完善、听起来多么美好，最终都必须付诸实践，将其推行到政务治理与社会生活中，观察其是否能为国家、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的“利”，并非狭隘的个人私利、君主私利，而是关乎民生福祉、社会安定、国家发展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在墨子的认知中，实践是检验认知的标准。能改善民生、稳定社会、推动国家发展、给百姓带来实惠的，就是正确可行的；反之，损害民众利益、加剧社会矛盾、导致混乱动荡的，就是错误荒谬的。这一标准将认知与实践紧密结合，把价值判断落脚到实际效果上，凸显出极强的实用理性与民本思想，是三表法最具生命力的核心内涵。墨子止楚攻宋，是最贴合三表法精神的原生经典案例。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闻讯赶赴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战争。他首先以历史经验说明，侵略别国、滥用武力的君主鲜有善终，违背兴利除害的治国之道；其次指出，宋楚两国百姓皆厌恶战乱、渴望安定，攻宋不符合百姓耳目之实；最后通过与公输盘模拟攻防推演，证明楚国攻宋难以取胜，且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财物损耗，于两国百姓均无利益，完全“不利”。墨子以历史、现实、实践三重标准层层论证，说服力极强，最终使楚王放弃攻宋计划，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完整展现了三表并用的强大实践力量。影视作品中的墨子止楚攻宋。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三表法蕴含的智慧内核墨子的三表法绝非简单的三条评判准则，而是一场具有革命性、开创性的思想突破，其摒弃天命、尊重事实、重视实证、心系民生的智慧，在先秦诸子思想中独树一帜，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三表法打破天命迷信，高扬人的主体力量与主观能动性。在天命论盛行、人们普遍将命运托付于上天的时代，墨子以三重实证标准，无可辩驳地证明：国家治乱、民生贫富、社会兴衰，均由人事决定，而非天命主宰。信奉天命则消极怠惰、诸事荒废，否定宿命则积极进取、强力从事。这种“不靠天命靠人力”的理念，极大肯定了人的实践价值与创造能力，倡导民众摆脱精神枷锁，以自身奋斗改变生活、改善社会，是一种积极入世、务实进取的人生态度与社会理念。战国白玉夔龙佩。来源/故宫博物院其次，三表法破除权威盲从，树立求真务实的实证理性精神。在以身份地位、传统教条判定是非的社会环境中，墨子坚持“唯实不唯上、唯真不唯古”的原则，将客观事实、现实经验、实践效果作为判断核心。圣王之言可以借鉴，但必须接受现实与实践的检验；传统习俗可以参考，但不能违背民生利益与时代需求。这种重视经验、强调验证、反对迷信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理性精神与实证思想的重要萌芽，摆脱了主观臆断与盲目崇拜，开启了以实证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全新思路，与现代科学的实证思维具有内在契合性。最后，三表法贯穿民本立场，以百姓利益为终极价值尺度。与当时诸多侧重维护贵族等级利益、空谈伦理义理的学说不同，三表法自始至终将“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放在核心位置。无论是历史经验借鉴、现实民情考察，还是最终实践检验，最终指向都是民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共福祉。墨子将民众的生活经验、实际需求、真实福祉，作为评判一切言论与政策的最高标准，让思想学说脱离空洞的理论说教，扎根于平民生活，体现出鲜明的平民立场、深厚的民本情怀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当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墨子三表法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墨子对经验的认知过于侧重感性直观，过分依赖百姓的耳目见闻，相对忽视了理性逻辑的抽象、推演与批判，有时会将传闻、错觉与客观事实混同，存在经验主义的片面性。同时，他对“古者圣王”的叙述带有理想化色彩，未能完全跳出传统圣王崇拜的框架。但这些局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未掩盖三表法的整体思想价值，其智慧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与实践价值。参考文献：1.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86.2.吴毓江. 墨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3.3.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任继愈. 墨子与墨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梁启超. 墨子学案[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枫落吴江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张斌 胡瓜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4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最近，“玉芬”又火了。一句“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简单直白，但大家跟着喊得挺上头。其实，这种“上头”古人早就体验过了。只不过，他们喊的内容，可比“彪哥”有文化得多、直白得多。玉芬和彪哥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马大帅》截图文人的情话，有时全靠你猜中国古代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起源很早。《诗经》开篇便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写君子对淑女的追求。爱，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文学绕不开的主题。鸳鸯佩，金代。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然而，在历史上，真正由文人士子创作的直白爱情诗相对较少。这并非因为古人不懂得爱，而是与传统的诗歌观念密切相关。自“兴、观、群、怨”的诗学理论确立以来，诗歌便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后，随着经学的兴盛，这种教化色彩愈发浓厚，《毛诗序》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情感表达必须有所节制，不可放纵，这一度成为主流的文艺观。因此，古代诗歌在表现男女关系问题上重在强调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教化作用。与此同时，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导向下，古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将出仕视为人生归宿，文学创作也被定位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承载着浓厚的政治意涵。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文人们在诗歌里大多羞于直白地言说爱情，即便偶尔涉及，也往往矜持含蓄，情感表达受到明显约束。比如据传为司马相如所写的《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此方，室迩人遐独我伤。何缘交颈为鸳鸯？”诗人用“凤”自比，“皇”通“凰”，指他爱慕的人。这首诗背后有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当时，司马相如从京城游历归来，应朋友之邀去临邛做客。当地有位富豪叫卓王孙，他的女儿卓文君才貌双全，精通音乐，青年孀居。一次，卓王孙办了一场数百人的大宴席，司马相如也在受邀之列。席间有人请他弹琴助兴，他便借机弹唱了这首《凤求凰》，向卓文君表达心意。这就是文人表达爱的方式，他们不直接诉情，而是用凤凰比喻自己与心上人，把满腔的情意藏在琴声和歌词里。仇英吹箫引凤图，明。来源/故宫博物院文人言爱之含蓄，又如元稹的《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通过意象来寄托感情，以沧海之水、巫山之云暗喻夫妻情深，同样不直言爱，却字字都是爱。民间的情话，更多是直接砸过来知识分子爱得含蓄，民间却爱得“不讲道理”。古人并非永远“温柔敦厚”。在庙堂与书斋之外，在那些不被礼教束缚的民间文学作品里，同样藏着大量热烈、直白、滚烫的情话。它们大多来自民歌，不为传世，只为抒情，因此天然带着一股野生的力量，通俗、直接、不绕弯子，尤其是在表达爱情的时候，更是毫不遮掩。德化窑白釉箫，明。来源/故宫博物院乐府是秦汉时期掌管音乐的官署机构，汉武帝时扩充其职能，负责采集各地民歌、整理改编乐曲，并组织演唱。《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云。”乐府诗大多采自民间，感情真挚，语言直率，未经雕琢。比如汉乐府《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主人公开口便呼天为誓：天啊，我要与他相知相守，此情长存，永不衰减。除非高山夷为平地，江水彻底枯竭，隆冬雷声滚滚，盛夏大雪纷飞，天地合二为一。只有这些荒诞之事一一应验，我才与他断绝。她将世间所有不可能之事，一件件数来，只是为了宣告：这些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的爱也永不会终结。没有半分遮掩，没有一字含蓄。她喊出来的爱，炽烈、直露、毫无保留。南北朝的民歌同样情感真挚。其中，南朝民歌以吴声、西曲为代表，风格婉丽缠绵；北朝民歌表现爱情则直接坦率。例如《丁督护歌》所记：“督护上征去，侬亦思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女子与爱人离别在即，心中万般不舍，于是幻想化作阻断行旅的石尤风，留住爱人的行船。关于石尤风，有一个传说。说是古时有个石姓女子，嫁给了尤姓男子，两人感情很深。丈夫执意要出门经商，妻子劝不住。后来丈夫客死异乡，石氏也忧伤而死。临终前她发誓，愿化作迎面而来的逆风，替天下所有思念丈夫的妻子，拦住远行的船。从此，船家便把这种逆风叫作“石尤风”。一般说来，亲人远行，送别的人总会祝愿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可这首诗里的女子，偏偏不盼风顺，反而盼起逆风来，这看似不讲道理，却恰恰是爱到极处的体现：既然我留不住你，那就让风替我留住你。金錾“同心欢乐万年戒酒”扳指，清。来源/故宫博物院敦煌曲子词《菩萨蛮》，以男女爱情盟誓为主题。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可以看出它明显地受到《上邪》的启发。《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词中女子许下千般誓愿：想要断绝这段情，除非青山化作烂泥，秤锤浮于水面，黄河彻底枯竭；除非白昼星辰闪耀，北斗转向南天。即便这些天方夜谭一一成真，还要等到半夜三更，日出东方，才能分离。全篇无一字委婉，把世间所有不可能之事一一罗列，只为宣告一种无比坚定的爱。正是这种毫无保留、近乎蛮横的直白，才让这份爱显得格外炽烈，也让这位女子的真性情在千载之后依然鲜活可感。明代民歌继承了民间抒情传统，并且在表达上更加直白。“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挂枝儿·分离》）活着，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死了，也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他们同在。《挂枝儿·分离》没有文人的婉转含蓄，也没有礼教下的欲说还休，有的只是劳动人民最直接、最滚烫的情感迸发。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直白，才让这份爱显得如此真实、如此有分量。情变断爱，灰都不想留爱的时候，古人可以轰轰烈烈，而倘若情变，那份决绝也毫不逊色。当爱情真的走向终结，那份藏在骨子里的真性情，往往会以另一种方式爆发出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凤求凰》截图当年，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赢得卓文君的芳心。卓文君不顾父亲反对，与他深夜私奔，又同返临邛，当垆卖酒。后来司马相如凭借《子虚赋》《上林赋》名动京师，得汉武帝青眼。可就在春风得意之时，他动了纳妾的念头。后世民间传说，司马相如没有直说，而是给妻子送去一封信，上面只有十三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一行数字，唯独少了一个“亿”。无“亿”，就是无“忆”。卓文君对此了然于心。相传，她悲痛地作了一首《白头吟》（作者存在争议）：“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所谓“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不是等你来休我，而是我主动与你做个了断。卓文君用这一首诗告诉世人：她爱得起，也放得下。但她不止写了这一封。文君又提笔写下《诀别书》（作者存在争议）：“群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木，彼木而亲，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弦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这封信里有悲哀，有怨恨，有缠绵，更有斩钉截铁。面对变心的爱人，她以退为进，将一腔愤恨化作一句“与君长诀”。乐府有诗《有所思》，写得也格外痛快。“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女子思念的人在大海之南。她精心准备了一支玳瑁簪子，还缠上美玉，就等着送给恋人，可恋人变心了。于是，她拿起那支簪子，扯碎，烧掉。烧成灰还不够，还要迎风把灰扬了。从今往后，不再想念，一刀两断。爱的时候掏心掏肺，不爱了，连灰都不留。恨愈深，爱愈切，愈能见出女子的真性情。古人恋爱。来源/电视剧《度华年》截图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没有文人的雕琢，有的只是一颗滚烫的心。这是普通人面对爱情时最本能的呼喊，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表明：爱情这回事，就要大声说出来。玉芬形象。来源/电视剧《马大帅》截图参考文献：1.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J]. 朱光潜. 中国比较文学, 1984(01): 37-48+2752. 论宋代之前爱情诗及其背景文化[J]. 舒红霞. 大连大学学报, 2009,30(05):34-37*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夹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火炬 张斌 李栋 胡瓜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南齐建武年间，一位出身卑微的寒门子弟王泰宝，怀揣着一步登天的痴念，倾尽家财叩开了谱学名家贾渊的大门。他要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伪造谱牒，冒称中古第一望族琅琊王氏的子弟，以此撞开森严的门第高墙，跻身簪缨之列。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琅琊王氏是云端之上的存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势、世代相传的风雅、垄断朝堂的特权，让无数寒门子弟望尘莫及。铤而走险冒姓高门，看似是改写命运的捷径，实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豪赌。王泰宝的结局早已写定，而这桩未遂的冒姓案，也抛出了一个穿越千年的疑问：在魏晋南北朝，普通人真的能冒姓琅琊王氏，一步登天吗？让我们回顾历史，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九品中正与谱牒制度下的双重桎梏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先洞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根基——门阀制度。而支撑这一制度运转的两大支柱，便是九品中正制与谱牒制度，二者如经纬交织，将门第等级牢牢锁固，在冒姓之举前筑起了第一道坚不可摧的铁闸。九品中正制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项极具影响力的选官制度，是彼时选拔官吏的核心准则。与秦汉察举制重品行才能不同，这一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将门第出身作为核心选拔标准。在这样的体系下，官员的选拔、晋升、调任，乃至官职尊卑，皆与家族门第休戚相关。图片来源/短剧《冒姓琅琊》截图以琅琊王氏为例，作为顶级门阀，其子弟无需费尽心机展露才学，仅凭家族声望，便可轻松跻身上品，入阁拜相、执掌权柄。东晋名相王导，借琅琊王氏之雄力，辅佐司马睿于江南重建晋室，官至宰相，权倾朝野；其堂兄王敦，手握重兵，镇抚长江中游，与王导共撑“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一时风头无两。反观寒门子弟，即便才华横溢、胸有丘壑，也只能被定格于下品，屈居地方小吏，终其一生，难有出头之日。这也难怪会让无数寒门子弟在绝望中滋生出冒姓高门、改写命运的妄念。琅琊王氏王羲之画像。来源/故宫博物院若说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制度的“运行之轨”，那么谱牒制度便是门阀制度的“身份之印”，而琅琊王氏的谱牒，更是当时天下最具权威性的“身份证”。所谓谱牒，是记录一个人家族世系、成员名讳、官爵变迁、婚嫁渊源、迁徙轨迹的家族信史，是士族身份的唯一合法凭证，是涉足政坛、联姻高门、跻身风雅社交圈的敲门砖，失此，则无士族之尊。与后世私人修撰家谱不同，魏晋南北朝的谱牒，多由朝廷统一编修、严格管控。为规整门第秩序、钳制士族势力，南朝齐、梁朝廷专设“谱局”，遴选精通谱学的名家出任专职“谱官”，专司谱牒的编修、审核、更新与典藏。这些谱官，多是世代研习谱学之人，对天下各大家族的世系脉络、渊源流变了如指掌。南齐时期的贾渊，便是彼时谱学领域的翘楚，祖孙三代皆致力于谱学研究，贾渊参与编撰《百家谱》《氏族要状》等官方谱牒，深得朝廷倚重与信任，堪称“谱学活字典”。琅琊王氏宗谱。来源/《记住乡愁——门楣之上》作为“中古第一望族”，琅琊王氏的谱牒，更是谱局稽查编撰的重中之重，其记载之翔实、审核之严苛，远非其他家族可比。自汉代始祖王吉起，至南齐年间，琅琊王氏世系绵延，每一代的嫡庶分支、成员名讳、官爵升降、生卒年月、迁徙路线、婚嫁对象，乃至部分重要成员的言行轶事、才情风骨，皆被一一载入谱牒，织就了一部完整而严谨的家族信史。这些谱牒，不仅珍藏于朝廷谱局，更抄录多份，分藏于琅琊王氏本族宗祠、其他顶级士族府邸，以及地方中正官署，形成了相互印证、相互监督的立体核验体系。譬如，琅琊王氏某一分支子弟迁徙至江南，当地官员必会调取谱局存档，逐一审验身份；若有子弟谈及婚嫁，双方家族必先查阅对方谱牒，确认门第匹配、渊源无误，方才订下婚约。这般多渠道、全方位的核验，让伪造琅琊王氏谱牒的企图，从伊始便难如登天。“荒伧人”王泰宝：一场失败的豪赌即便谱牒制度如此严格，魏晋南北朝时期，伪造谱牒、冒姓高门之事仍旧屡有发生。在这当中，一种是攀龙附凤式的追认，即士族极力地将其先世追溯到汉魏高门，典型如北齐神武帝高欢冒认祖先为汉人名门渤海高氏，隋文帝杨坚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弘农杨氏等；其二是伪冒士籍，即出身较低的寒族千方百计地冒领士族之名，甚至催生了专门替人编造世系、伪造谱牒的“谱匠”。他们深谙谱学规制，熟知各大家族的世系脉络，能模仿官方谱牒的体例，编造出天衣无缝的虚假世系，以此牟取暴利。《梁书·武帝纪》中曾载：“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当时伪造谱牒、冒姓高门的泛滥图景。北齐砖砚。来源/故宫博物院南齐一个名叫王泰宝的“荒伧人”，即自北方南渡的寒门子弟，为平步青云，斥重金叩开了贾渊的府门，意图购买琅琊王氏的谱牒，其目的当然是伪装成琅琊王氏之后。贾渊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谱学名家，“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且正执掌《百家谱》编修大权，深得朝廷倚重。但在重金的诱惑下，贾渊一时迷了心智，应允了王泰宝的荒唐请求。然而，琅琊王氏本族子弟，对家族谱牒视若珍宝，视其为血脉与荣耀的象征，严防任何外人冒名顶替。王泰宝那套精心编造的虚假世系，很快被琅琊王氏识出了破绽。时任尚书令王晏正出身于琅琊王氏，在他眼中，这般玷污宗族、伪造身份的卑劣行径，是绝不能容忍的耻辱。于是当即上书朝廷，弹劾贾渊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弹劾王泰宝伪造谱牒、冒袭良家，一场因贪念而起的冒姓风波，瞬间席卷朝野，惊震四方。东窗事发后，南齐朝廷震怒不已。谱牒乃门阀制度的根基，是天下门第秩序的准绳，伪造谱牒、冒姓高门，不仅是对琅琊王氏的亵渎，更是对朝廷统治根基的公然挑衅与动摇。齐明帝下旨将贾渊即刻逮捕入狱，判以死刑，以正朝纲。贾渊之子得知消息，为救父亲性命，跪于朝堂之上，磕头不止，血流满地，其悲戚之状，令满朝文武动容。加之朝中诸多大臣纷纷上书求情，齐明帝方才勉强收回成命，赦免其死罪。一代谱学翘楚，终究因一时贪念，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这场骗局的始作俑者王泰宝，史书中并未记载他的最终结局，但想必未能逃脱严惩。谱牒背后的“身份验证码”王泰宝的案例，深刻揭示了冒姓琅琊王氏的巨大风险——即便能买通手握大权的谱官，在纸面上篡改谱牒，也终究难逃层层核验；一旦败露，便是杀身之祸。而这一案例背后，更藏着一个致命的关键：冒姓琅琊王氏，最难突破的并非官方谱局的档案核验，而是士族社会那张盘根错节的“熟人网络”核验。东晋龙凤玉佩。来源/南京博物院魏晋南北朝的顶级士族，通过世代联姻，早已织就了一张盘根错节、同气连枝的姻亲网络。琅琊王氏作为顶级门阀，与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太原王氏等望族世代通婚，互为姻亲，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这张姻亲网络，既是政治上的联盟，更是社交上的“熟人圈”，每个士族子弟的成长轨迹、亲属渊源、品行才情，皆是这张网络中的“公开秘辛”，绝非轻易可伪造。试想，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琅琊王氏子弟，即便能通过贿赂谱官，在官方谱牒中获得身份，也必须融入这张“熟人网络”，方能真正被士族社会接纳。而要融入这张网络，他首先要面对的，便是无数基于真实人际关系的细节拷问，如琅琊王氏与其他士族的姻亲渊源、家族轶事、个人际遇等。诸多细节故事，其实并未载入谱牒，而是通过家族传承、亲友口述，在士族圈中代代相传。冒姓者即便背熟了谱牒上的世系、官爵，也无从知晓这些隐秘细节。一旦被问及，必然语塞词穷，露出马脚。除了人际关系的细节核验，冒姓者还面临着一道更难逾越的鸿沟，即士族子弟自垂髫之年便浸润其中、日积月累淬炼而成的“文化资本”，涵盖了言谈举止、礼仪风范、玄学清谈、书法造诣、文学才情等诸多方面。这是刻在骨血里的风雅与气度，绝非仅凭背诵谱牒便可模仿。一个冒姓的寒门子弟，即便身着华服、腰佩玉饰，也难以模仿出士族子弟的风雅气度，一旦踏入士族社交场合，便会显得格格不入，破绽百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来源/南京博物院魏晋南北朝，玄风盛行，清谈成为士族社交的核心方式，更是士族身份的鲜明标识。士族子弟自幼便研习《老子》《庄子》《周易》等玄学经典，师从名家，习得清谈之术，言辞之间，妙语连珠、意趣盎然；反观寒门子弟，困于生计，缺乏良好的教育资源，大多对玄学知之甚少，即便刻意模仿清谈姿态，也只能东施效颦，难登大雅之堂。琅琊王氏本就是玄学世家，历代名家辈出：王导、王羲之等皆是清谈高手，能以玄理品评人物、论道言志。一个冒姓的寒门子弟，即便能背熟玄学经典，也难以领悟清谈的精髓，更无法在雅集之上与士族子弟对答如流，稍有不慎，便会暴露身份。北魏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来源/山西博物院（1—2号漆画屏风板）、大同市博物馆（边框构件）除了这两大障碍，冒姓琅琊王氏，还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现实困境。琅琊王氏作为顶级门阀，其家族产业、田产宅邸，皆有明确记载，家族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宗族羁绊。冒姓者既无法融入这种经济网络，也无法合理解释自身的财产来源，极易引人怀疑。再者，琅琊王氏宗族观念极强，定期举行宗族聚会、祭祀祖先，礼仪繁琐、流程严谨，冒姓者既不知晓祭祀礼仪，也不熟悉宗族成员，更无法与族人建立情感联结，终究难以被宗族接纳。当然，我们亦不能完全否定冒姓行为成功的微小可能。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琅琊王氏部分旁支被迫迁徙四方，与本族失去联系，谱牒记载亦可能出现疏漏。或许有极少数寒门子弟，侥幸利用谱牒疏漏，冒充王氏旁支，在偏远之地获得士族身份。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且这些冒姓者只能小心翼翼、隐姓埋名，多不敢轻易涉足京城核心社交圈，一旦与琅琊王氏本族子弟相遇，便极易暴露身份。更何况，这种侥幸成功的案例，并未见诸史料记载，我们唯有推测其可能，却无法证实其存在。司马金龙墓表。来源/山西博物院如今，我们回望魏晋南北朝那段动荡而风雅的历史，王泰宝冒姓琅琊王氏的举动，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更是寒门子弟对阶层固化的无声反抗。这份反抗，虽大多以失败告终，却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坚韧与挣扎。参考文献：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2.（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3.（唐）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2020年版4.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5.陈鹏：《世传谱学：中古谱学世家及其家学特点》，《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李栋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0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徐州的刘备。刘备战败，逃奔河北的袁绍，其手下大将关羽被俘降曹。本来，这种易主而事的现象，在三国时期比较普遍，比如张辽、张郃、马超、黄忠、姜维等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降将。但是诸人之中，却以关羽影响力最大、评价最高，虽当过降将，但民间更亲切地称呼其“关二爷”，官方尊其为“武圣”“关圣帝君”，这样的尊崇程度，远超同时代乃至后世诸多将领。而之所以如此，正是缘于关羽降曹后的离开。关羽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关羽其人关羽降曹的具体原因及过程，已不可考。不过，以曹操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此时的关羽无论品行还是武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曹操对其应该也很欣赏，所以关羽刚投降就被任命为偏将军。关羽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东汉末年大将军位比三公，虽然已失去实际意义，但政治殊荣的影响力还在。偏将军虽多了个“偏”字，毕竟也属将军行列。要知道，同期曹营中，屡建奇功的徐晃只是个偏将军，关羽作为降将，寸功未立，起步就是“偏将军”，这样一比较，足可见曹操对其有多喜欢。曹操的优厚礼遇，似乎并没有让关羽动心。曹操不死心，派遣张辽前来试探，关羽对张辽说道：“吾极知曹公待我甚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关羽并非真心实意投降曹操，而是处于与刘备失联状态下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在曹营久留，终归还是去找刘备；其二，关羽确实非常重情重义，即便是暂时投降，但面对曹操的器重，他要报答之后才会离开。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中，关羽助曹操斩杀了袁绍麾下大将颜良，以此报效曹操。故而，尽管曹操表奏封其为汉寿亭侯，关羽依旧不改初衷，给曹操留下一封告辞信后前往寻找刘备。曹操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关羽离开后，《三国演义》中用“过五关、斩六将”的桥段，来表现关羽的勇猛和对忠义的坚持。真实情况是，曹操并没有派人去追。不过，仅从现存不多的史料中，依然能够看出贯穿其中的“义”字，其中既有关羽的忠义，也有曹操的大义。彼此成就对关羽而言，因为有了之前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他之后一切重情重义的行为逻辑就有了合理的基础。刘备战败后，他的老婆孩子与关羽一同被抓。基于这样的情形，《三国演义》对关羽的投降原因进行了合理演绎：张辽在前往劝降时，把重点放在了“义”字上，指出如果关羽死了，就辜负了刘备重托；关羽投降所提的约法三章，即降汉不降曹、保刘备二位夫人安全、一旦得知刘备所在不得阻止其归队，将关羽的忠义品德具象化。这些内容，虽属罗贯中个人想象，但从历史上关羽前后的行为看，倒也比较合乎逻辑。所以，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投降”行为向来为人所不齿，但是在关羽身上，似乎看不到这种影响。而降曹后的一系列举动，则更进一步拉高了关羽“义”的格局。首先，面对曹操的厚爱，关羽知恩图报，助其对抗袁绍大军，同时又不贪富贵，对曹操的所有物质赏赐，“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其次，曹操其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手底下兵强马壮，而刘备东奔西跑，寄人篱下，连个固定的根据地都没有，单纯从个人职业发展来看，肯定是跟着曹操更有前途，但关羽决然挂印而去，说明在他的世界里，兄弟情义无价，个人前途次之；再次，关羽奔刘，是在刚刚斩杀袁军大将之后，彼时刘备恰好又正在袁绍军中，一旦袁绍发怒，搞不好有性命之虞，他明知危险而毅然前往，此举是“重义轻生”。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曹操的高规格礼遇，反而成就了关羽“义”的升华。关羽之所以名声在外，除了武功高超，就是重情重义的品德。试想，如果他贪图富贵留在曹营，最终不过是曹营众多将领中一个武艺出众的猛将而已，但之前的人设必然崩塌，关羽在世人眼中就成了“见利忘义”的小人。也就是说，曹操给的越多，对关羽构成的道德压力就越大，其内心的“负债感”就越重，他最后“挂印封金”所产生的冲击力也就越大。泥塑关羽立像，元。来源/故宫博物院关羽的义举，同样也成就了曹操。关羽初降时，曹操明知对方“身在曹营心在汉”，仍旧仍给予了极高的信任和欣赏；关羽最终离开时，又选择了理解和包容，当属下提出追击时，他以“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予以否决。前者体现了曹操的“爱才如命”，后者成就了他的“宽宏大度”。细究而言，推测曹操对待关羽可能是一种想留又怕留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如果关羽留下，他自然添得一员虎将，但他会因此瞧不起关羽的品行；另一方面，如果关羽离开，证明他识人很准，但最终又会失去关羽。当然，无论是关羽还是曹操，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并非是做样子给别人看。也正因此，更能凸显各自行为的伟大。裴松之认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而北宋的唐庚则评价：“羽为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则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关羽的离开、曹操的放手，最终成就了彼此。特别是对关羽而言，他“重义轻利”的选择，让他在同时代无数将领中脱颖而出，深为后人所重，最终被推上神坛。肉身成圣三国之后的一段时间，有关关羽的评价，并无特别过人之处。陈寿笔下，关羽与张飞放在一个传里，评价也基本在同一水平，认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同时期以记录奇闻轶事为主的《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著作中，也鲜有关羽的内容。关羽被神化的最早传说，大约始于荆州地区。德化窑白釉关羽像，明。来源/故宫博物院传说，佛教天台宗创立人智觊禅师来到湖北当阳的玉泉山，打算在此建寺，因地势不平，后在乔木下见一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智觊依其言，七日后，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后来，在佛教典籍中，关羽就成为护法伽蓝菩萨。此虽为佛教传说，但至少从侧面说明，在南北朝时，关羽在荆州等地已被神化。不过，南北朝至盛唐前期，关羽信仰以荆州为核心区域。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感慨：“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说明关羽虽然作为一个地方神，但此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教化功能。这一点，为统治者所发现并加以强化，最终让关羽的影响力走向全国。崇宁二年（1103），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先奏称曾请关羽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信奉道教的宋徽宗掷崇宁钱并说道：“以此封汝。”之后世人便以崇宁真君祭祀关羽。于是，关羽又变成了道教的神祇。几年后，徽宗又屡次加封关羽至武安王，立祠堂祭祀。在此基础上，历朝历代皇帝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不断提高。明万历年间，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至清朝，封号越来越长，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高其佩画关羽像轴，清。来源/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明清之时，随着小说《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关羽的忠义形象更加深入民心，甚至影响了正史宣传。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写道：“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来源/国家文物局《三国演义》中有关关羽忠义的种种细致的、具象化描述，更强化了人们对于其忠义行为的崇拜。清末民初史学家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 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在官方、宗教和民间信仰三方推动下，关羽的崇拜愈演愈烈，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男女老幼无不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即所谓“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无人不荐香。”朝廷以“忠义”为主题，推崇关公信仰，有其“正世道、定人心”的政治教化考虑。相较来说，民间信仰则更为复杂。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精神寄托。比如，大多数普通民众基于对忠义的朴素追求，将关羽视作主持正义、驱邪降魔的圣神。商人信奉关羽轻财重义；军人视其为战神；香烛业因关羽“桃园结义”时焚香而祀，其他如屠宰业、理发业、糕点业都能从各自的角度找到祭祀的理由。甚至，作为武圣的关羽，还被当作主宰文教之神，称文衡帝君，与文昌帝君、魁星等合祀，成为五文昌之一。《关羽擒将图》，明。来源/故宫博物院关羽被神化，固然其中不乏牵强之嫌，却也说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勇武精神影响之深远。虽在具体源流上偶有附会演绎，却集中体现出关羽文化跨越阶层、深入人心的强大文化生命力。时至今日，各地依法恢复与修缮关帝庙等历史文化场所，既是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保护，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诚信、担当等核心价值的赓续弘扬。这一绵延千年的文化现象表明，关羽所承载的精神品格，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涵养社会正气、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参考文献：1. 陈寿：《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2.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3. 王其州：《论关羽崇拜》，《天津社会科学》1995（6）4. 刘永华：《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12）5. 王运涛：《从民间信仰的“三教合流”看关羽形象演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1（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番茄汁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000 字阅 读 需 要 8 分 钟大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遇于扬州。白居易画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荥阳刘禹锡公园内的陋室。来源/郑州报业集团两位诗人的扬州初见，并不是他们相识的起点——十六年前，白居易挚友元稹被贬江陵。彼时刘禹锡正被朝廷弃置于此，刘白二人的万里神交或许正是由元稹牵线，以诗文为媒（一说“二人早年在长安时便已相识”）。白居易将自己所作诗歌百首寄给刘禹锡，后者挥动如椽大笔，写下《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一段伟大的友谊，就此开启。《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内容。来源/国历君自制这正是大唐重整旗鼓的好时节：元和七年（812），魏博节度使臣服于朝廷，元和十二年（817），李愬雪夜入蔡州，后人称此为元和中兴。不过中兴的是大唐，失意的是刘白二人：永贞元年（805），永贞革新失败，34岁的刘禹锡被贬外放，此后二十余年辗转巴山楚水之间，不得还朝；元和十年（815），武元衡被刺伤身亡，白居易因上书要求抓捕刺客而遭排挤，被贬江州。此后宪宗求仙拜佛，欲得长生，日趋暴躁，终于在元和十五年（820）暴毙；而即位的唐穆宗“不留意天下之务”，宦官专权，藩镇复乱。命运待他们，当真像是照着同一张图纸刻的：两人同时降生于大历七年（772），数十年后，一个困于巴楚，一个流落江南，各自宦海沉浮，轨迹相似却始终不曾交叠。唯一的交集，是诗。鲁柘铭红陶砚。来源/故宫博物院自元和五年（810）成为“笔友”以来，两人鸿雁往返、笔墨唱酬不断——刘禹锡赞白居易之诗“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白居易叹刘禹锡之才“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却似乎无缘得见。直到宝历二年（826），两个已知天命之人，一个罢和州刺史北返，一个罢苏州刺史当归，两条半生漂泊的航线，终于在扬州的渡口交汇。于是“年齿官班约略同”的两人，终于可以“好相收拾为闲伴”，便有了把酒击盘、一唱一和的千古佳话。酒酣耳热之际，白居易提笔写下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满是对刘禹锡蹉跎多年的不甘之意：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这句诗中的凉意比吹向扬州的寒风还要凛冽几分。只是白居易的贬谪虽然苦闷，到底不够惨烈。他因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三年，便量移忠州，不久召还京师，此后又自请外放苏杭，山水之间，诗酒不断。然而与刘禹锡一同卷入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面临的却是惨烈的政治迫害，十个人里，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贬所，凌准死于连州，韦执谊死于崖州，刘禹锡的至交柳宗元熬到元和十四年（819），终究也殁于柳州。到与白乐天扬州初逢这年，刘禹锡早已见证了诸位同道的凋零。所以白居易写下的是旁观者的不平，而刘禹锡吟出的却是幸存者的通达。他的和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起笔固然沉痛，但越写却越是开阔，到收束处已翻作举杯振奋的豪迈。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图片来源/纪录片《千古风流人物》截图白居易读罢此诗，叹为“神妙”。两人诗风一个沉郁细腻，一个豪迈通达，一重一轻、一沉一扬，却恰好成为彼此最需要的回声。对刘白二人来说，这段友谊真的太重要了。白居易前半生最重要的诗友是元稹，世称“元白”。可大和五年（831）元稹骤然病逝，白居易痛失知音，说“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元稹不在了，作诗上能做我对手的，除了你刘禹锡还有谁？而刘禹锡最亲密的文友柳宗元，于永贞革新失败后同遭贬谪，在元和十四年（819）时死于柳州，终年46岁。当两个各自失去半生知己的人终于安顿下来时，他们成了彼此最后的知音。白居易和刘禹锡。来源/纪录片《千古风流人物》截图因此扬州欢宴虽然短暂，却为两人后半生的唱和揭开了序幕。自此两人唱和之作如泉涌般不可遏止。白居易先后四次编集两人的唱和诗，成《刘白唱和集》五卷。他称刘禹锡乃是“诗豪”“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尤其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句赞不绝口，称“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而两人后半生唱和间迸发出的诗句，更是光华灿烂。大和六年（832），元稹、崔群相继离世，白居易回首半生，知己零落，愈发珍惜与刘禹锡之间的友谊，于是有了“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而刘禹锡的和诗则豁达幽默，自称“若使吾徒还早达，亦应箫鼓入松楸”——宦途失意也没什么不好的，若非如此，说不定我也被埋到土里啦！白居易叹老伤怀，刘禹锡便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作答；白居易哭亡友，悲叹世事无常，刘禹锡便接过话头，写“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本是天道，不必为此自苦。开成元年（836），刘禹锡终于也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归于洛阳，两人的唱和自此进入黄金岁月，一发不可收。刘禹锡赞白居易诗名之大，“君来不用飞书报，万户先从纸贵知”；白居易也回赞刘禹锡“诗争造化功”。白居易写诗招呼刘禹锡来玩，刘禹锡回诗称“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这天下的好风景，尽归你我二人！是以最后洛阳城里的人都看不下去了，连白居易自己也笑道：“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董邦达画山水钱汝诚书白居易新栽竹二十韵成扇。来源/故宫博物院正是这两个狂翁的唱和，悄然推动了中唐诗歌的一场蜕变。据统计，刘禹锡存诗八百余首，唱和诗中五成以上是与白居易的往来之作；白居易存诗近三千首，唱和诗中有四成是写给刘禹锡的。他们在一次次唱酬中相互砥砺、彼此激发：白居易早年以辞繁言激著称，刘禹锡恰好以凝练含蓄见长，长年切磋的结果，是白居易的笔触渐趋沉稳，而刘禹锡晚年诗作也多了几分闲适平和。陈寅恪先生一语道破其中玄机：白居易之所以对刘禹锡“倾倒赞服”，正是因为“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他们的唱和甚至为文学开辟出一片全新的疆域：白居易在《忆江南》中写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脍炙人口；而刘禹锡则依其曲拍和作，写下了“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依后人考证，这是目前可考的、较早的依曲填词的明确记载。清人况周颐称其“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晏几道和秦观那一脉婉约词风的源头，竟可以一路追溯到洛阳城中这两个“狂翁”的酒后唱和里去。蔡胡《忆江南》。来源/宿州美术馆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在洛阳病逝，享年71岁。白居易悲恸中写下了“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更有“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的锥心之语——从此以后，世间再也找不到与他“同年同病同心事”的人了，四年之后，白居易也在洛阳撒手人寰。从扬州初逢到洛阳永别，十七年间，两个同年同乡的郑州人，以诗为媒、以酒为引，在人生的暮年燃起了中唐诗坛上最炽烈的一团火焰。新郑乐天祠。郭伟民摄1200年前的那场初见，造就了另一对唐诗双子星。白居易生于新郑，刘禹锡家居荥阳，两位大诗人从郑州的土地上出发，走过了大唐最跌宕的半个世纪，用笔墨共同点亮了中晚唐诗歌的星空。而从《诗经·郑风》的悠远吟唱，到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群星璀璨，再到今日诗韵绿城薪火相传，这座城市与诗词的唱和，从未断过。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在2026中华经典诗词论坛现场表演根据经典诗词改编的音乐作品今年四月，这场跨越千年的唱和再次在郑州回响。19日至20日，2026中华经典诗词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围绕“赓续诗词经典  传承华夏文明”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共话中华经典诗词的时代意义与创新传播路径。其中便包括对白居易、刘禹锡精神世界与艺术成就的专业解读——一千二百年前两位诗人相遇时的那场对话，在他们的故乡被重新“打开”。论坛现场还演绎了大型民族乐舞音画《诗经今韵·溱洧风情》、交响组歌《唐风豫韵·诗乐河南》等艺术作品，以诗乐融合形式展示了《诗经·郑风》与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诗词的永恒魅力。2026中华经典诗词论坛现场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千帆已过，万木常青，而诗，不朽。END作者 | 刘志斌编辑 | 胡心雅排版编辑｜李蕊甜（实习）校对 | 李栋“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4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公元1127年初，金兵铁蹄踏破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四月，金军带着被掳的徽钦二帝、皇后妃嫔、宗室子弟、文武百官、工匠技师、宫女乐师等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文物典籍、礼器法物，分两路北撤，史称“靖康之变”。这场突如其来的“靖康之变”，不止终结了北宋167年的繁华，更像一把锋利的刀，将中国历史劈成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半。时光流转近900年，但“靖康之变”带来的震撼与反思，从未因岁月的冲刷而褪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场历史变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宋代，沈子蕃缂丝梅鹊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靖康之变”成为政治格局的“分水岭”北宋的灭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其影响贯穿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塑造了近代以前中国的基本面貌。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宋与金国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为界，形成了长达百余年的南北对峙格局。这一格局改变了东亚政治秩序：金国占据北方，南宋偏安江南，西夏、大理等政权并存。宋朝“大一统”的理想渐行渐远，“偏安”成为南宋君臣的现实选择。这种分裂局面，直到元朝重新实现大一统才告终结，但元朝的统治模式，已与唐宋截然不同。同时，靖康之变宣告了北宋“与士大夫治天下”模式的破产，也给后世王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政治阴影。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在颠沛流离中稳固政权，其政治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外，从北宋时期的“和战并举”转向“偏安自保”，北伐成为政治禁忌。对内，皇权进一步集中，相权被严格压制，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虽权倾朝野，却始终依附于皇权，无法形成与皇权制衡的力量，甚至成为皇权巩固统治的工具。宋代，“通远军防城库铜朱记”柄钮铜印。来源/故宫博物院更为重要的是，靖康之变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重防内甚于防外”的政治传统。明朝驱逐蒙古、建立统一王朝后，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开拓之举，但对臣属的防范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废除丞相，设立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推行八股取士，本质上都是为了强化皇权、压制内部异动；清朝虽在边疆用兵上较为积极，平定噶尔丹、收复台湾、巩固西南边疆，但对内部兵权的控制同样严苛。可以说，靖康之变后，中国古代王朝的皇权集中程度不断强化，成为此后近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主流。经济重心南移：天下财赋甲江南在经济领域，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但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核心仍在北方，北方仍是国家的战略根基，形成了相对平衡的发展态势。而靖康之变相对打破了这种平衡——金兵南下过程中，对黄河流域进行了空前的毁灭性破坏：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到了“百里无人烟”的地步，北方经济几乎崩塌。与此同时，“靖康南渡”带来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之一，大量士族、工匠、商人、农民跟随皇室、官员南下，涌入江南地区。这些南迁的人口，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艺、商业理念与资本，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人口与技术的双重推动下，江南地区的经济迎来了爆发式发展：农业上，精耕细作的技术得到普及，圩田、梯田的修建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江浙地区成为“天下粮仓”，足以支撑整个国家的粮食需求；手工业上，丝绸、瓷器、纺织、印刷等行业迅速崛起，景德镇成为中国的“瓷都”，苏州、杭州成为丝绸织造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通过海上贸易远销海外；商业上，临安（今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宋，哥窑鱼耳瓷炉。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这种经济格局的转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明、清三朝均定都北京，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国家的财政、粮食完全依赖江南地区的漕运，京杭大运河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生命线”，江南的粮食、财赋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支撑着北方都城的运转与边疆的防御。而这种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格局，不仅奠定了近千年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更造成了南北经济差距的长期存在：南方凭借优越的经济基础与发展环境，长期保持富庶；北方则因战乱频繁、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靖康之变，正是这种不可逆经济格局形成的关键节点。心态转变，是否错失转型的机会？靖康之变更深刻地重塑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使中原王朝的文化心态从开放自信转向内敛保守，影响了后世的民族精神与对外政策。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心态呈现出开放、自信、包容的特点，虽有“华夷之分”的观念，但更强调文化认同，对辽、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宋采取平等的外交姿态，互通有无、文化交流频繁，社会风气活泼开放，士大夫阶层以“共治天下”自居，具有强烈的主体自信，学术上百家争鸣，市民文化繁荣，科技上更是取得了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等重大突破，展现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潜力。赵佶听琴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但靖康之变的浩劫，使士大夫阶层的自信心受到毁灭性打击。这种创伤直接催生了南宋理学的兴起与繁荣，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强化正统观念与纲常伦理，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逐渐被内敛保守所取代。整体社会精神气质从阳刚进取转向阴柔内敛，创新活力与开拓精神逐渐消退。南宋理学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二十八卷 。来源/国家典籍博物馆此外，从更宏观的文明走向来看，北宋时期，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海外贸易活跃，指南针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推动文化传播、火药应用于军事，这些成就均具备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部分条件。靖康之变后，对外贸易重心虽转向海上，但整体对外交流趋于收缩；长期的军事压力阻碍了经济发展，国家资源大量投入到江防、海防建设中，商业发展受到严重压制；加之理学的专制化、政治的集权化、社会的保守化三者合流，可以说，靖康之变打断了北宋时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若没有靖康之变的打断，宋代或许会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逐渐走向近代化。南宋，临安府行用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考文献：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游彪：《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4.郭建龙：《汴京之围 : 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5.李华瑞：《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张斌 胡瓜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5000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长久以来，大众对眉山的认知始终困于“一门三父子，唐宋八大家占其三”的文学传奇，却鲜少追问：在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北宋时期，地处西南的眉山何以孕育出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家族文化奇迹？更忽略了一个史实：宋代眉山绝非仅因三苏闻名的边陲小城，而是两宋时期西南地区无可争议的第一文城，是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鼎足而立的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更是宋代蜀学的核心阵地。眉山地理位置。来源/天地图八百进士：宋代西南文教的巅峰判断一座古城的文化实力，科举成就与文人群体规模是重要标尺。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以碾压级的文教实力，坐稳了宋代西南文化第一城的位置，彻底打破了“成都是蜀地唯一文化中心”的固有认知。据傅璇琮、龚延明《宋登科记考》统计，两宋全国共录取进士42588人，仅眉州一州便走出886名有姓名可考的进士，史称“八百进士”，总数远超同期四川其他地区的进士规模，更是梓州、夔州等西南重镇的数倍之多。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数嘉祐二年（1057）科举，全国殿试录取进士388人，眉山一县（宋代眉山为县级行政区）便有13人登科，苏轼在《谢范舍人书》中明确记载了这一盛况：“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也正是这份榜单，让宋仁宗发出了“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的惊叹。国历君自制表情包这份科举传奇，源于眉山覆盖全民、体系完备的文教生态与蔚然成风的向学传统。宋代眉山形成了官学、民间书院、家族私塾三级教育体系，南宋《宾退录》记载，眉州四县仅民间乡校便有13所，“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真正实现了教育的城乡全覆盖。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精准概括了家乡的风气：“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支撑这套教育体系的，是眉山冠绝蜀地的藏书文化。其中始建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孙氏书楼，藏书数万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宋祁曾作《寄题眉州孙氏书楼》盛赞其“鲁简多年屋壁藏，始营翚棘瞰堂皇”（南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一《孙氏书楼记》）。当时眉山甚至形成了“家不藏书，非士人家”的社会共识，苏轼称自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答任师中家汉公》），苏辙亦在《栾城集》中直言“我家亦多书”，丰富的藏书为士子求学提供了资源支撑。位于眉山的孙氏书楼。来源/纪录片《文脉春秋》截图鼎盛的科举与文教，让眉山走出了宋代西南最庞大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打破了“三苏孤例”的认知误区。两宋时期除了三苏父子，眉山还诞生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南宋史学大家李焘、撰写《东都事略》的王稱、编写《太平治迹统类》的彭百川，形成了宋代西南核心的史学研究集群；同时田锡、任伯雨、陈希亮等大批眉山籍名臣，以经世致用的理念将蜀学思想付诸实践，让眉山从科举强州，真正成长为宋代西南的学术重镇。南宋时期编纂的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记载眉州“风俗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方舆胜览》卷五十三・眉州），正是其文教盛况的真实写照。刻书中枢与水陆通衢：文化繁荣的双轮驱动如果说鼎盛的文教是眉山文化崛起的核心骨架，那么领先全国的雕版印刷产业与四通八达的商贸交通网络，便是支撑这座文化高峰的血肉根基。二者形成了“经济赋能文教、文教反哺产业”的正向循环，让眉山突破了西南边陲的地理桎梏，从文化输入地跃升为全国性的文化输出中心。醉翁亭记碑。来源/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宋代眉山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并称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是南宋时期的蜀刻中心。蜀刻的根基始于五代，北宋成都因刊刻《开宝藏》培养了大批技艺精湛的刻工，奠定了蜀刻的全国领先地位；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四川未遭兵祸成为南宋文化大后方，眉山凭借稳定的社会环境、岷江航道的运输优势、优质的竹纸原材料，迅速取代成都成为蜀刻中枢。眉山刻书分为官刻与坊刻两大体系，均创下了彪炳史册的成就。官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眉山七史》，包括《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七部史书。据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记载，靖康之变后，北宋校定的《宋书》《南齐书》等七部正史几近散佚，绍兴十四年（1144）四川转运使井度收合补缀，在眉山完成刊刻，成为后世正史刊刻的核心底本，书版从南宋沿用至清代嘉庆年间，存续近700年，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书版。在坊刻领域，眉山的繁荣程度冠绝西南，据《四川省志・出版志》记载，宋代眉山知名书坊有程宅、万卷堂、书隐斋等，刊刻内容覆盖经史子集全门类，其中书隐斋雕印的《册府元龟》1000卷，是宋代民间坊刻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眉山程舍人宅刊刻的《东都事略》，目录后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声明，是中国出版史上现存最早的版权保护宣示，印证了眉山刻书业的成熟规范。《东都事略》。来源/纪录片《文脉春秋》截图刻书业的繁荣对眉山的文教事业有巨大影响：对内，规模化刊刻大幅降低了书籍获取门槛，让普通士子无需远赴京城便能获取典籍，推动了科举教育的普及，形成刻书到藏书，再到读书然后科举的完美闭环；对外，眉山刻本通过岷江、长江水道与西南丝绸之路，销往江南、中原乃至高丽、日本，让眉山从边陲小城一跃成为全国性的文化传播中心，反向提升了其全国文化影响力。宋黄褐釉堆塑花纹陶盖罐。来源/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而支撑刻书业与文教体系的经济基础，是眉山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发达的商贸网络。眉山地处成都平原南部，岷江纵贯全境，是宋代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地，上接成都，下连乐山、宜宾、重庆，直通长江中下游，是蜀地水陆联运的核心枢纽。同时，眉山通过陆路支线衔接五尺道、灵关道，深度融入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网络，向南可直达云南、贵州乃至东南亚、南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贸体系。早在西汉时期，眉山彭山（古称武阳）便是中国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西汉王褒《僮约》中“武阳买茶”的记载，印证了其源远流长的商贸传统。发达的商贸为眉山带来了两大核心红利：一是充足的民间财富积累。宋代眉山丝绸贸易冠绝蜀地，州城内的纱縠行是蜀地最大的丝绸交易市场之一，苏轼母亲程夫人正是在此经营丝绸贸易，独力支撑家庭，让苏洵“得专志于学，卒为大儒”，也让苏轼、苏辙兄弟自幼得以专心向学（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稳定的民间中产阶层，为士子求学、私家藏书、刻书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撑。二是开放包容的文化交融。商贸往来带来了物产、技术与思想的双向流动，让眉山打破了四川盆地的地理封闭性，始终与全国文化核心圈同频共振，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质，这种气质深刻影响了眉山文人群体，也造就了苏轼豁达博采的创作风格与精神内核。千载诗书城：眉山文化与三苏传奇长久以来，世人始终将三苏父子的传奇视为偶然的文学奇迹，却忽略了一个核心逻辑：三苏从来不是眉山文化的原因，而是眉山文化的结果。“一门三父子”的传奇，是宋代眉山完整文化生态孕育出的必然巅峰；而眉山的历史价值，也绝不止于“三苏故里”的标签，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被低估。“三苏故里”。来源/纪录片《文脉春秋》截图三苏父子的成长与眉山的文化土壤深度绑定、密不可分。从家学传承来看，苏洵27岁始发愤读书，无需为生计奔波，核心支撑正是眉山发达的商贸环境与程夫人的经营所得；苏轼、苏辙兄弟自幼在眉山接受完整教育，在当地浓厚的向学风气中，与同乡士子结为课文会友，相互切磋学问，嘉祐二年（1057），兄弟二人与同乡11人一同登科，正是这种群体成长的最好印证。从学术传承来看，三苏父子开创的蜀学，与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并称宋代三大主流学派，其“以儒为本，兼采百家”、强调经世致用的核心理念，与眉山“重经术、重实用、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一脉相承，没有眉山深厚的学术土壤，便没有蜀学的诞生与传播。即便三苏父子出川后辗转各地、一生颠沛，眉山始终是他们的精神原乡，苏轼“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的诗句，道尽了故乡对其一生的深刻烙印。清沈燧东坡先生笠屐图轴。来源/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当我们跳出“三苏故里”的认知局限，还原宋代眉山完整的文化生态，也就能重新认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一，它是宋代西南地区无可争议的文教大城，创造了中国科举史的辉煌成就，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均衡发展。两宋时期，眉山以“八百进士”的传奇，让四川成为彼时重要的思想阵地，并且逐渐发展出了“蜀学”这一文化流派，其全民向学的风气、完备的教育体系，为西南地区的文教普及树立了标杆，深刻改变了宋代西南的文化格局。其二，它是宋代全国重要的雕版印刷中心之一，为中华文脉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靖康之变后，中原典籍大量散佚，正是眉山的官刻与坊刻，保存了大量宋代之前的正史、类书、文集，让中华文脉在西南边陲得以延续，其刊刻的典籍为南宋文化复兴提供了核心支撑，更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版本资源，历史功绩足以与杭州、建阳并肩。其三，它是宋代蜀学的核心阵地，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非省会城市成为全国性文化核心”的特例。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深刻影响了宋代的文学、思想与学术发展，更塑造了此后近千年中国文人的精神内核，而眉山作为蜀学的发源地与核心阵地，培养了大批蜀学传人，让其思想得以传承发展、辐射全国，这种文化影响力，是宋代绝大多数非省会城市无法企及的。眉山景色。来源/纪录片《文脉春秋》截图眉山历史地位长期被低估，一是因为后世对三苏个人文学成就的过度聚焦，遮蔽了孕育这一奇迹的地域文化生态的整体价值，形成了“只知三苏，不知眉山”的认知；二是宋元易代后，蜀地遭遇连年战乱，眉山的雕版印刷业毁于战火，书版散佚，文教体系遭受重创，西南地区文化中心重新回归成都，其两宋时期的文化盛况逐渐被历史尘埃掩盖。2026年眉山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对三苏文化的认可，更是对这座宋代西南第一文城千年文脉的追认。它给当代的核心启示在于：地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单一的名人IP，而是完整的、可循环的文化生态。宋代眉山的崛起，源于文教，实业和商贸三位一体的正向循环，这一模式为当代城市的文脉传承与文化发展，提供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借鉴。《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来源/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今天，当我们跳出“三苏故里”的单一标签，还原其“宋代西南第一文城”的完整历史面貌，才能真正读懂这片土地何以孕育出照耀中国千年的文化星光，才能真正重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坐标与地位，读懂中华文脉绵延千年的底层密码。2026年3月1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四川省眉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国函〔2026〕18号），眉山成为全国第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参考文献：1.［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2.［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3.［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2012.4.［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脱脱等：《宋史・苏轼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四眉州，中华书局点校本3.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眉州，中华书局点校本4.苏轼：《东坡全集》，中华书局《苏轼文集》《苏轼诗集》点校本5.苏辙：《栾城集》，中华书局点校本6.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四部丛刊本7.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点校本8.傅璇琮、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9.《四川省志・出版志》，四川人民出版社，http://scdfz.sc.gov.cn/scfzg/zssjk/scsz/dylsz18401985/content_322310.《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四川省眉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国函〔2026〕18 号），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603/content_7063204.htm11.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九《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中华书局点校本12.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一《孙氏书楼记》，四部丛刊本13.《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四川省情网，https://www.scdfz.org.cn/scyx/scrw/sclsmr/dypsclsmr/ss/content_266914.《宋蜀刻七史》，识典古籍，https://www.shidianguji.com/book/7495676712609382441/chapter/1kyu7k8i7e52c*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竖心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张斌 戈雨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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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在唐朝中后期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他们一面保卫京师、戍卫宫廷乃至外出征伐，是维系大唐朝廷安危的军事支柱；另一面，他们又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成为宦官集团废立皇帝、祸乱朝纲的帮凶。他们，便是频繁出现在唐朝历史中的一支独特武装——神策军。这支起于边疆的边镇军如何一跃成为左右大唐朝政百余年的军事力量？章怀太子墓仪卫图。来源/唐代壁画珍品数字馆唐蕃大战的衍生品：哥舒翰缔造的神策军公元8世纪，唐朝与吐蕃为了争夺黄河上游“九曲之地”连年征战，素为唐玄宗所青睐的将领哥舒翰在与吐蕃作战中屡建功勋。天宝十二载（753），已经身为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再次集中兵力由湟水与洮水溯流而上登上青藏高原，出其不意大破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将黄河上游以东（囊括今青海省东南部与甘肃省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东部区域）尽数纳入唐朝治下。此战之后，唐朝基本确立了对吐蕃的战略优势。哥舒翰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也正是在这场大胜的次年（754）秋七月，哥舒翰上奏朝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这便是神策军的开篇之地，据《资治通鉴》记载，神策军设置于临洮西关磨环川（今青海省贵南县境，一说后迁徙至磨禅川，即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神策军驻地扼守唐军前往青藏高原的重要战略通道，是哥舒翰麾下具有强大战力的野战常备武力。根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天宝年间设置在边疆的各类军镇如宁边、威胜、金天、武宁、耀武等军，大部分在五千到一万人左右，神策军控扼黄河九曲要道，其首任军事长官（神策军使）更直接由毗邻州郡的太守兼任，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兵马人数当在五千以上。唐代北庭都护府残文书册。来源/国家博物馆哥舒翰奏请设立大唐神策军的初衷本是进一步拓展唐朝在西北战场的胜局。而神策军设立仅一年以后，唐朝在西北战场势头正盛，北方边疆的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惊破了长安的繁华泡影，大唐的赫赫武功在此刻瞬间崩解。“及安禄山反，（神策）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既而军地沦入吐蕃。”天宝十四载（755）的寒冬腊月，千余神策军在将领卫伯玉的指挥下在从青藏高原的皑皑风雪中东进，驰援京师。在他们的身后，吐蕃人顺势猛攻磨环川。风雪中，留守驻地的神策军誓死抵抗，将校大部血洒疆场以身殉国，仅有少数残军撤回关中，神策军所在的黄河九曲之地再次沦入吐蕃之手。从此以后，神策军东援朝廷的士卒便失去了驻地，他们此刻的唯一目标只有一个——到长安去。不过，正是这场看似有去无回的千里回援，让神策军这一名号与大唐的中枢深度绑定。扈从天子：神策军的禁军化之路安史之乱初起，唐玄宗还想以绥靖之策招抚叛军，谁知安禄山在一个月内便从幽州（今北京一带）以破竹之势横扫河北并攻陷东都洛阳，还于天宝十五载（756）正月自称“大燕皇帝”。卫伯玉所领千余神策军在撤入关中后，与从河西、陇右、朔方等地回撤诸军重新聚集在神策军创始人哥舒翰的旌旗之下，准备与安史叛军进行决战。然而，这位神策军的缔造者并没有复现在雪域高原之上的神勇，他麾下的二十万大军在潼关之战中大败亏输，哥舒翰为安禄山所害，长安沦陷，玄宗仓皇西逃入蜀，大唐艰难时刻来临。唐朝阎立本步辇图卷（节选）。来源/故宫博物院没有人知道神策军在这一场战役中的事迹，我们只知道他们在主帅殒命的混战中保存了建制，并在唐肃宗的委任下正式由卫伯玉担任神策军兵马使而重整旗鼓再战。在官军遭受重创的相州惨败之际，卫伯玉率领神策军与宦官观军容使鱼朝恩退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再次承担起保卫关中的重任，卫伯玉率领神策军将士们先后两次击败史思明的精锐部队，卫伯玉先是以数百骑兵在疆子坂击破叛军三千铁骑，又在上元二年（761）大破夜袭陕州的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大军，为唐廷休养关中争取了宝贵时间。他手下的神策军在关键战争中的强悍表现使他们在军中扬名立万，成为守卫关中的重要精锐力量。不过，真正让神策军入局中枢的则是唐廷的另一场巨变。广德元年（763），唐朝大军全面收复河北全境，彻底剿灭安史叛军，实现了杜甫“王师北定中原”的遗愿。而这场东方大胜之后，不到半年光景，吐蕃人又从西面卷土重来，一路横扫陇右，直入长安。还沉醉在中兴伟业的唐代宗李豫只能狼狈东逃，而坐拥关中门户陕州的精锐神策军变成落难天子的第一选择。《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莫高窟第156窟南壁。来源/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吐蕃大掠的关中，“官吏藏窜，无复储拟”，只有卫伯玉与鱼朝恩带领的神策军前来护驾勤王，并在陕州供养皇帝两月有余。初登大宝的唐代宗对神策军的信任度与好感因此直线上升，进而征召神策军随其返回长安，常驻京师。自此，神策军正式完成了从边地到京师的身份转换，成为受到天子青睐的精锐之师。然而，这次神策军护驾归京同样也留下了一个遗患百年的陋规，作为第二任神策军节度的武人卫伯玉因功入朝为官，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则顺理成章地辗转为宦官鱼朝恩所掌控，这位监军宦官因军功而升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正式统帅神策军。在驻扎陕州期间，鱼朝恩把陕州节度使所辖军队并入神策军，使其扩大为万人以上的大军。据《新唐书·兵志》载：“永泰元年（765），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从永泰元年开始，神策军从边军一跃而升格为威压北衙六军之上的天子禁军（唐朝禁军分为南衙与北衙两大部分，玄宗朝以后北衙禁军为重，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常置北衙禁军分别为：左右神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并常驻皇家禁苑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成为权力博弈的力量。神策军成为皇帝禁军的这一行为，就为神策军贴上了浓重的宦官集团标签，由募兵制组成的中晚唐禁军士兵与边军的藩镇一样，早已不同于国家统管下的府兵部队，其对于长官恩遇报效的私人情谊远大于对国家的忠义气节，因而神策军从变身宫闱禁军的开始阶段就存在着对于宦官集团的敬畏与依附，这也为神策军后来长期为宦官左右而埋下伏笔。国之柱石与昏乱帮凶：神策军的乱世摇摆神策军作为具有边军渊源的禁军部队，在收纳了平卢镇邢君牙、阳惠元等部、安史降将尚可孤部，朔方镇郝廷玉部、侯仲庄等部之后，神策军不仅军将数量与战力大增，其驻地也开始向外拓展至关中各地，《新唐书》记载大历四年（769）：“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770），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这一布置将神策军部署在长安以西的关中腹地，一方面作为防秋军事体系的中枢所在（唐朝中期以后为防止吐蕃等西北政权秋季入关中劫掠而设），另一方面也作为京师之外的重要战略策应，这也体现出神策军已经从单纯的京师驻军转化为区域性驻军，其在禁军里的主导地位更加凸显。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廷的内外形势依旧严峻，能够依仗的可战之兵便只有关陇一带的京畿兵马，神策军作为其中战力最强的一支，便承担了唐中央政府军的职责使命。初期的神策军虽然与宦官关系密切，但因其武将多为关中各地忠勇果敢的兵马调任禁中，因而其战斗力与忠诚度依旧在线。大历十四年（779），吐蕃南诏联军入侵剑南（今属四川省），武将出身的右神策军都将李晟率神策军四千人与范阳兵共入蜀道，深入川西无人之境，带领神策军将士廓清川西肃宁三城，更绝大渡河，击破吐蕃与南诏联军十万之众，使“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甚至迫使南诏因此而迁都羊苴咩城（云南大理）以避锋芒，获得了盛唐时代都难以企及的对南诏的赫赫武功。除了守护边疆之外，神策军在平定藩镇叛乱的过程中表现更加亮眼。唐德宗继位之初就意图打破河北藩镇张扬跋扈的乱局。建中二年（781）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叛乱，朝廷派遣李晟为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合兵进入河北平叛，先斩叛军大将杨朝光，随后在对镇魏博军的临洺之战中，李晟所领神策军在危急时刻“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济，横击悦军”，在大破魏博军队后兵围魏州。不久之后，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滔与成德节度使王重俊来援，李晟所领神策军作为唐军中枢纵横捭阖，当时的“神策诸军皆临贼境”，神策军与三镇兵马相持两年之久，虽未克竟全功，也让河朔三镇感受到了来自天子禁军的巨大威压，三大藩镇的第一次大规模叛乱最终未能得逞。唐·《神策军碑》拓本。来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也正因为神策军外出平定藩镇，导致关中兵马为之一空。建中四年（783），泾原镇士卒在长安哗变，拥立朱泚为帝，唐德宗仓皇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泾原兵变。这场震惊天下的军事政变中，远征在外的神策军千里回援京师，再次拯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唐朝廷。当时关中朱泚击破招降了关中大部唐军，而从河北赶来支援的藩镇大将李怀仙又心怀不轨，只有李晟所统领的神策军中军与少数旁系兵马（华州军、奉天军等）从前线赶来勤王。李晟统合关中地区所有的神策军与地方兵马围攻长安，最终彻底击破叛军，完成了收复长安的壮举。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返回长安后，以李晟所统神策军为基础重建神策右厢，又将其在山南新建的神策两厢在内浑瑊本部兵马转为神策左厢，让神策两军“复完”。泾原之变平定的过程中，神策军不仅成为唯一的禁军主力，甚至连皇帝逃亡过程中重新组建的禁军部队也被冠以“神策军”之名号，证明此后的神策军依旧成为事实上天子禁军的代称，各路关中将校兵马也以划归为神策军为荣。长乐公主墓甲胄仪卫图。来源/唐代壁画珍品数字馆德宗虽然依靠李晟与浑瑊等神策军武将的指挥方平定了泾原之乱，但是心中对武将的忌惮却越来越大，认为武将的忠义难以久持，神策军作为天子禁军只是依靠李晟个人对朝廷的忠义来维持是断不可能的，必须使武将相互掣肘方可安心。相反，皇帝本人对于宦官的偏爱却愈加深刻。“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窦）文场、（霍）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志贞贬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懿德太子墓仪仗出行图。来源/唐代壁画珍品数字馆泾原之乱中，宦官生死相随的忠诚让皇帝颇为感动，更认为只有这些宦官才能独立于官僚和武将之外尽心效忠皇权。因此，德宗皇帝在神策军重建之后马上封李晟为司徒，兼中书令，又让浑瑊任侍中，使两人释其总领神策军兵权归政，又“以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从而基本确立了宦官掌握神策军的定制。贞元十二年（796）六月，“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完全确立了宦官对神策军行政和军事上的管辖，也意味着神策军形成了一套以“神策中尉”为中心的使府武职僚佐系统。这些为皇帝所赏识的宦官依靠掌控神策军获得了三公宰相都难以企及的权力，他们不仅掌握了京师及周边地区的绝对军事控制权，更依靠皇帝的青睐将禁军将校外放为藩镇节帅，在地方配置军政亲信，甚至三公高官也需要交好奉承宦官以维系自身权柄。据《新唐书》记载：“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唐穆宗以后，唐朝皇帝多受制于宦官，甚至沦为宦官肆意废立生杀的政治傀儡。唐穆宗以后唐朝共有九位皇帝，其中，除敬宗、哀帝外，其余均为宦官所立，皆在于神策军的兵权常处于宦官之手。京师之中，宦官掌握了最强的军事力量，从而让唐朝中后期所有积极的政治改革都无法正常推行。甘露之变中，正是执掌神策军的神策中尉仇士良出动神策军五百人直接血洗朝堂，竟然在皇宫之中直接诛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等四位宰相，连带着大臣王璠、郭行馀、郑注、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十余家皆被族诛，从而将唐王朝图存救亡的文官士大夫斩杀殆尽，唐朝宦官之祸也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疯狂程度。唐三彩釉陶武士俑。来源/国家博物馆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入关，僖宗仓皇南逃入蜀，以宦官统领的左右神策军此时早已不堪一击，在黄巢起义军的暴击下基本瓦解。天复二年（902），宣武节度使朱温进入关中控制唐廷，次年逼昭宗杀死大宦官韩全诲等20余人，把参与的神策左右军士兵并入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等六军，“而神策左右军繇此废矣”。自此，曾经主宰中晚唐朝政的神策军随着宦官集团的覆灭而烟消云散。神策军起于边地，兴于平叛安史，曾经是唐朝皇帝赖以维系皇权的重要军事力量，而恰恰又是皇权将他们推入宦官集团的手中，使他们沦为宦官的工具与帮凶，不仅破灭了唐朝士大夫救亡图存的希望，更与地方节帅相互勾连形成腐败闭环，逐渐将唐朝的国家机器拖入难以挽救的死局。参考文献：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5. 张明：《唐代神策军军职设置与统兵体系演变考述》，《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王凯迪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李栋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400字阅 读 需 要 13 分 钟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传奇的时代。有许多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标签：宽袍大袖，清谈玄理，服药行散，“越名教而任自然”……在魏晋风流人物中，有一个人集以上所有特点于一身，甚至可称其为魏晋风度的“开山祖师”之一。他是曹操养子兼女婿，官至侍中、吏部尚书，权倾朝野；他是出名的美男子，面白如玉自带“顶级美妆”；他是魏晋玄学开山鼻祖之一，更是服用五石散的“祖师爷”；他还是中国经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写出《论语集解》，为当时日渐式微的经学注入新的血液……有权力、有美貌、有智商、会吃、会玩、能写，这样一位“六边形战士”最终却在高平陵政变中被司马懿夷灭三族，一生传奇又悲凉。何晏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他，就是何晏。少年天才，天生丽质何晏出身南阳何氏，是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南阳何氏底蕴不深，早年是屠户，因女儿入宫受宠才发迹。何氏女被立为皇后，兄弟何进也受汉灵帝宠爱，地位水涨船高。不久后，黄巾起义爆发，朝廷急需一个统帅，于是何进被封为大将军，弟弟何苗为车骑将军，何皇后临朝称制，何家一时权倾朝野。但这些荣耀都和何晏无关。在何晏出生的前一年，何进被十常侍诱杀，何苗死于乱军中，董卓入京鸠杀何皇后，何家这座大厦轰然倒塌。等到何晏出生后，其父早逝，年幼的何晏随母亲尹氏生活。后来尹氏被曹操纳为妾，何晏也随母亲一起来到府中，与曹丕、曹植等公子一同长大。国历君自制表情包何晏自幼聪敏，曹操对他极为偏爱。但何晏从小就性情孤傲，不愿屈居人下。《世说新语·夙惠》中记载其幼年时的逸闻：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组玉佩，三国。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夙惠》篇专门收录早慧神童的事迹，何晏能入其中，可见其不凡。曹操时任司空，爱其才，收他为养子。相比于“假子”“义儿”满地跑的唐末，魏晋时期广收养子的情况不多。曹操收何晏为养子或许有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何晏本人才貌双全；另一方面，当时朝局动荡，曹操需要安抚旧人。此外，曹操出身宦官之家，而何氏以屠户起家，在当时都属于浊流，曹操收养何晏，反映出当时浊流存在抱团的倾向。何晏在曹操的庇护下长大。身为曾经的权臣之孙、如今的权臣之养子，何晏在宫中的身份颇为尴尬。但他处事自若，甚至放荡不羁，“服饰拟于太子”。曹操不仅未加责备，还将女儿金乡公主许配给他。这意味着何晏的身份再次飞跃，不再是依托于道德和感情的养子，而是由法律和姻亲关系保障的“自家人”。何晏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长大后的何晏不仅貌美，还是天生的“冷白皮”。《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他“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怀疑他擦了粉底，就在夏天赐给他热汤饼。何晏吃后大汗淋漓，用朱红色的衣服擦拭汗珠，不仅没有预想中的脱妆，反倒“色转皎然”，脸越擦越白。魏晋至唐时，无论男女都有“傅粉”的习惯，何晏也不例外，或许是粉底质量效果好，才让他未曾殿前失仪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引《魏略》中的记载“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后来引申出典故“何郎粉”和“傅粉何郎”，用于代指美男子。何晏的容貌无疑是符合当时审美的。借着这股风潮，他推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大名鼎鼎的五石散。援道入儒，玄学之宗何晏是有史料明确记载的“五石散祖师爷”。他声称服散能“神明开朗”，既能强身，又能助清谈、显风姿。此风一开，迅速风靡士族阶层，服药、行散、宽衣、缓带，成了魏晋名士的标配，间接塑造了广为人知的“魏晋风度”。现代医学证明，五石散不仅不能治病，还会导致慢性中毒，所谓的“神明开朗”只是行散发热后产生的飘飘然之感，让人误以为自己已经达到玄妙之境。五色药石，西汉。来源/南越王博物馆说到五石散，就不得不提及它风靡一时的思想基础——玄学。这股魏晋时期横空出世的思潮，融合了老庄之学与传统经学，形成一股新的思想风潮。究其始祖，当属王弼和何晏。自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以来，经学蔚然成风，文人都以解经辩经为风尚。所谓“经学”，实质上就是解释学，士人通过注、疏等形式对传统“五经”进行解释，阐发其义理。经学按着既定道路发展了三百年，到东汉末年时已经繁琐僵化，士人在思想的高墙里急得团团转，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何晏联合夏侯玄、王弼等人，援道入儒，借助外部力量来打破高墙。他们以老庄解经典，以《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为核心，掀起一场思想风潮。王弼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以此为玄学的指导思想。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成为曹操养子后，何晏得以接触到当时最顶尖的文人和知识。但他并未和曹家公子一样选择文学道路、进入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活动，而是“好老庄言”，广学道藏。《魏氏春秋》中记载：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何晏所阐发的，是魏晋时期风行的“才性之辨”，即对人物的才能和性格进行批评，得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才能偏殊。其中“深”“几”“神”几句都是《系辞》中的原文，三者是递进关系。“深”指洞悉事物的根本规律，“几”指变通行事，“神”则指超然物外，做事情水到渠成。何晏用这些概念来品评人物，反映出他做学问的特点：其诠释事物、发明道理的思路来自道家，而最终落脚点仍然是经学。影视剧中何晏舞剑。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何晏为《论语》作注，形成《论语集解》，并著有阐发《老子》的《道德论》。后者已经失传，而前者是经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在郑玄的论语注散佚后，《论语集解》就成为解释《论语》的重要材料。在何晏、王弼等名士的推动下，清谈之风由此盛行，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思想与文化气质。今日人们所说的“魏晋风度”，突出表现为清谈、尚玄、行散、放浪形骸，其中有三项都发明自何晏，可见何晏影响力之大。如果何晏止步于此，做一个为人称道的“偶像”，或许还能善终。但当他踏入政坛的那一刻，危险就已经盯上了他——毕竟，三国末期的政坛可不是那么好闯的。乱政专权，夷灭三族起初，何晏虽然名声大，但并没有机会接触政治核心。因为他行事放荡无礼，喜好浮华，尚公主后仍然好色纳妾，始终不得曹丕、曹叡父子喜欢。曹丕和何晏一同长大，从小就厌恶何晏的作风，不愿直呼其名，而蔑视性地称呼其为“假子”。曹叡即位后，同样以何晏、夏侯玄、邓飏等人“浮华”为由，一并贬斥，只给闲散官职。从受曹操宠爱的少年才俊，到曹丕父子两朝的“边缘人”，漫长的闲置岁月激发了何晏的才思，使他有大把精力来著书立说。但以何晏的脾性，越是被抑制，就越渴望通过权力和地位实现自我价值。正始年间，少帝即位，曹爽辅政，何晏终于等到翻身之机。青铜弩机，三国·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曹爽和曹叡亲善，又是宗室，虽然资历和功绩不足，但也坐稳了辅政大臣的位置。何晏依附曹爽，一路平步青云，历任散骑侍郎、侍中，最终官至吏部尚书，掌管官员选拔任免，成为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三国志·魏书·司马岐传》中说：是时大将军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为之辅翼。神兽纹铜镜，三国·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手握铨选大权后，何晏提拔故旧，徇私枉法，吞并田宅，窃取官物，一时权势熏天，“有司望风，莫敢忤旨”。此时整个曹爽集团都风光无两，就连原本以“谨重”闻名的曹爽也在何晏等人的教唆下飘飘然，行事独断专横。但他们忘记了，此时的朝堂之上还有一头蛰伏的猛虎——司马懿。曹爽和司马懿同为辅政大臣，司马懿“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而曹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两人明面上和睦相处，实则是政敌。随着曹爽日渐势大，司马懿“称疾避爽”，在暗中等待一个一击毙命的时机。司马懿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爆发，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陪同魏帝曹芳拜谒高平陵之机，突然发动政变，控制洛阳城，曹爽束手就擒，全盘崩溃。司马懿命何晏参与审理曹爽一案，《三国志·何晏传》虽未记载何晏从政的事迹，但裴松之注（以下简称“裴注”）引用了大量文献，提及此次审理：初，宣王使晏与治爽等狱。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邓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穷急，乃曰：“岂谓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为求自保，何晏将曹爽党羽尽数列举，列出七家名单。司马懿看后淡淡道：“一共有八家。”何晏数来数去，始终少一家，惊惧之下颤声问道：“剩下的一家难道是我吗？”司马懿点头：“恭喜答对了，奖励三族消消乐。”然后何晏就被抓了。影视剧中何晏被抓。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嘉平元年（249）正月，何晏与曹爽、曹羲、曹训、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八人皆被“劾以大逆不道，与张当俱夷三族”。这位曾经站在时代审美巅峰、思想巅峰、权力巅峰的天才美男子，最终在曹魏与司马氏的政治绞杀中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关于何晏的正史史料集中于《三国志》本传和裴注中，对其评价毁誉参半。何晏本人的乱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陈寿受张华举荐，张华又与司马氏过从甚密，因此陈寿在书史时或许也有贬抑曹爽集团的倾向。对于何晏其人，正史聚焦不多，往往将其当作曹爽的党羽处理，裴注所引《魏略》中的评价也只有轻飘飘的一句：故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飏（邓飏）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盖由交友非其才。国历君自制表情包《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倒留存了更多逸闻，让后人得以还原其更鲜活的面貌。何晏的一生是魏晋时代的缩影——浮华务虚，才高命薄，身不由己，短暂而激烈，如同骤然划破长夜的流星。要评价何晏其人，必须将其放回所处的时代之中，看到一个活在矛盾中的，生命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力瓦解、撕裂的士人：崇尚虚无却死于俗世权谋，就像玄学倡导的“以无为本”，一生繁华落尽，终究归于虚无，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风流的绝响。参考文献：1.［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2.［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3.［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2012.4.［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思归乐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火炬 李栋推荐当我们循着笔墨踏上旅途会发现那些文人游记早已把家国情怀、人生之思刻进了飞檐斗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跟着游记去旅行希望您在翻开这些篇章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3800 字阅 读 需 要 10 分 钟中国的地名五花八门，但有一类特别硬核：金陵、铜陵、铁岭……听着就像从矿洞里蹦出来的。它们是随便起的，还是当地真有大量金属矿藏？翻开中国地图，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金属命名的地名星罗棋布。金、银、铜、铁、锡，五行之金在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名字背后，有的是实打实的矿藏见证，有的是历史误读，还有的则是古人的美好寄寓。真金不怕火炼：那些有矿的地名若论金属含量，安徽铜陵当拔头筹。铜陵之名，始于南唐保大九年（951），但这里的铜矿开采史，远比地名更古老。西周时期，铜陵地区已是重要的铜料产地。考古发现表明，铜陵境内的铜官山、凤凰山等地，自商周之际便开始采铜，是中国最早的铜矿开采区之一。铜陵。来源/纪录片《农耕探文明》截图汉代在此设铜官，专司铜矿开采与冶炼。《汉书·地理志》记载：丹阳郡有铜官。丹阳郡辖境包括今铜陵一带，铜官的设置证明此地铜业规模之大，已纳入国家专营体系。汉代不少铜镜、铜钱，都是用铜陵出产的铜料铸造的。因此铜陵的铜就指铜矿，陵则为丘陵地貌，铜陵即产铜之丘陵。这个名字直白朴实，却道出了此地三千年铜业文明的核心。今日铜陵，依然是中国重要的铜工业基地。铜陵有色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铜生产企业之一。从汉代铜官到现代铜都，铜陵将铜字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中国矿冶文明延续的活化石。铜陵有色集团。图片来源/铜陵有色集团官网甘肃白银市，是中国唯一以贵金属白银命名的地级市。白银地区的银矿开采，可以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设立白银厂，专事银矿开采冶炼。采矿繁盛时期，有矿炉20座，矿工三四千人，并有“日出斗金”之说。白银厂之名，源于当地出产白银，可见明代此地银矿已具相当规模。清代，白银厂继续运营，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白银产地。到乾隆年间白银厂年产白银可达数万两，是清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清代中后期，矿脉渐竭，白银厂趋于衰落。白银市地理位置。来源/天地图1956年，国家在此设立白银市，因白银露天矿而得名。虽然银矿已成历史，但白银市如今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铜、铝、铅、锌等有色金属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又有了“铜城”的别称。白银，从银矿之地转型为有色金属之都，金属的底色从未褪去。白银露天矿遗址。来源/白银市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活跃的地区也同样有由金属构成的地名。云南个旧，被誉为锡都。个旧之名，源于彝语个纠，意为锡矿之地。个旧锡矿开采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汉代。《汉书》记载，益州郡贲古县（今个旧一带）出产锡。明清时期，个旧锡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锡矿产地。清末，个旧锡矿年产量已达数千吨，占全国锡产量的90%以上。个旧锡矿工厂。图片来源/纪录片《天赐个旧》截图20世纪80年代，个旧锡产量占全球十分之一，名副其实的世界锡都。然而，历经千百年开采，个旧锡矿资源逐渐枯竭，城市也面临转型。但锡都之名，已深深烙入城市记忆，成为个旧最闪亮的名片。名字有矿，真相却未必和个旧相反，江苏无锡，名字里虽然带着锡，但此地却不产锡。关于无锡之名的由来，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周秦时期此地确有锡矿，至汉代锡矿采尽，故名无锡，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将这个传说改编成了故事，王翦率大军南下在锡山掘出石碑，碑刻有“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王翦于是定该地名为无锡。这个说法认为，无锡因锡已无而得名。而另一说认为，无锡是古越语音译，与锡矿无关。在古越语中，无锡意为神圣的山或祭祀之山，后被汉语音译为无锡。无锡的名字解释。来源/纪录片《无锡》截图拼接有趣的是，王莽篡汉时期，曾将无锡改名为有锡。《汉书·郡国志》记载，王莽改无锡为有锡，寓意锡又有了。这一改名恰恰证明，汉代人确实将无锡理解为没有锡，否则不会出现有锡的反向操作。王莽政权覆灭后，地名恢复为无锡，沿用至今。无论真相如何，无锡之名已成为中国地名史上一个有趣的谜题。它提醒我们，地名蕴含的信息，未必都能从字面上直接解读。上海金山区、广东珠海金湾区……中国以金命名的地名不在少数。但这些地方却几乎不产金。如上海金山区的金山，源自境内的金山岛。金山岛本名钊山，相传周康王曾于此驻跸，故又称金山。历史上，此地并不以产金著称，金山之名更可能与帝王传说有关。广东珠海金湾区的金湾，则是现代地名，取金色的海湾之意，象征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与金矿无直接关系。上海市金山区地理位置。来源/天地图这些金山金湾，名字里有金，却未必真的有矿。它们更多承载着人们对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寓意型金属地名的典型代表。金属地名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借字寓意南京古称金陵，金陵二字，可谓中国最有名的金属地名之一。但金陵真的与金有关吗？关于金陵之名的由来，说法众多。最富传奇色彩的说法是埋金镇王气。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云：战国时期，楚威王灭越后，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以为此处有王气，恐日后出帝王威胁楚国，遂命人在钟山（今紫金山）埋金，以镇压王气。金陵之名，由此而来。之后秦始皇东巡会稽亦望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命人掘断连冈。诸葛亮出使至此地，也感叹“此乃帝王宅也”。这一传说颇为传奇，却缺乏史实依据。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金陵本是钟山的古名，因山体呈现紫金色，故名金陵。后来，金陵便逐渐成为南京的代称。唐代《建康实录》载：“金陵者，钟山之古名也。”钟山山体含金属矿物，在阳光下呈现紫金色光泽，故有金陵紫金山之称。因此，金陵之名，确实与金属有关，但并非埋金镇气，而是山体颜色的如实描摹。钟山。来源/纪录片《探秘钟山》截图辽宁铁岭，名字里带着铁，很容易让人以为此地盛产铁矿。然而，铁岭之名，与铁矿并无直接关系。铁岭之名，源于明代铁岭卫。朝廷在咸镜南道和江原道交界处设立铁岭卫，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卫是明代军事建制，铁岭卫是辽东地区重要的军事据点。《辽东志》记载，铁岭卫以当地的铁岭山得名。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卫所移入今天铁岭市所在地，本地才有了铁岭之称。铁岭山之所以名铁，一说因山体岩石呈铁黑色，一说因此地为军事要冲，取铁壁铜墙、坚不可摧之意。明代辽东边患频仍，铁岭卫地处前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铁字的选用，正是寄寓了固若金汤、坚如钢铁的军事期望。因此，铁岭之名，属于寓意型金属地名，而非矿产型地名。铁岭地理位置。来源/天地图有趣的是，铁岭虽然不以铁矿著称，但辽宁却是中国铁矿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鞍山、本溪等地铁矿储量巨大，鞍钢更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铁岭之名，虽然与本地铁矿无关，却在不经意间呼应了辽宁钢铁大省的身份。被遗忘的金属地名陕西铜川，名字里带着铜，但如今此地最出名的却是煤炭。铜川之名，源于境内的铜官川。北魏太武帝年间，在此设铜官县，因境内有铜矿，设有铜官管理开采。北周时期，因与“潼关”同音，治所又在铜水之川，故铜官县改为同官县，取同字谐音。1946年，同官县改名为铜川县，恢复了铜字。铜川。来源/铜川市旅游宣传片《你好铜川》截图然而，铜川的铜矿开采在古代便已衰落。近代以来，铜川因煤炭资源而兴起，成为陕西重要的煤炭基地。铜川矿务局曾是国家重点煤炭企业，铜川也因此被誉为镶嵌在渭北“黑腰带”上的一颗明珠。从铜官到煤都，铜川的地名记录了资源变迁的历史。如今，铜川已经初步完成绿色转型，铜字却依然铭刻着这座城市最初的荣耀。历史上，还曾有多处带有银字的地名。宁夏银川，因黄河如银练般流经而得名（一说因境内灌渠纵横、冬日地表盐碱泛白如银而得名）；辽宁铁岭曾名银州，唐代在此设银州，但与银矿并无直接关联，银字可能取自银冈等地理名称。这些银字地名，有的沿用至今，有的已成历史。它们见证了中国古代矿冶业的兴衰，也折射出地名演变的复杂历程。银川的黄河。来源/纪录片《旅行西北》截图总结地名是凝固的历史。这些带着金戈铁马之气的名字，背后是中国数千年的矿冶文明史。铜陵，记录了三千年的铜业传承；白银，诉说着西北银矿的兴衰；无锡，留下了一个关于锡矿的历史谜题；金陵，承载着帝王传说与山川本色；铁岭，铭刻着军事卫所的铁血记忆。这些地名，有的因矿得名，有的因颜色得名，有的因寓意得名。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独特的金属地名志，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古代矿冶文明的辉煌。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名提醒我们：中华文明的根基，深植于脚下的土地。正是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开山采矿、冶炼金属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铁器文明。地名，是这段历史最直观的见证者。参考文献：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2.［唐］许嵩：《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3.［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华书局，2009年。4.［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6.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银市志》，中华书局，1999年。7.个旧市志委员会编纂：《个旧市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9.中国地图出版社编：《中国分省系列地图册陕西》，中国地图出版社，2023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验纯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蕊甜（实习）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胡瓜 戈雨推荐昆曲之妙在方寸之间的万千气象六百年前它从昆山田间的乡野草台萌发临河搭台，船头作戏不断生长从园林厅堂唱到都市戏园从皇家楼阁走到现代剧场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在一唱三叹的水磨调里享受美好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本 文 约 4300字阅 读 需 要 14 分 钟4月3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重磅特展“李静训和她的时代”。李静训这个名字，在史书里几乎无迹可寻，她不是帝王，不是名臣，不是搅动风云的后妃，只是一名年仅9岁便不幸夭折的小女孩。可她的墓葬，却堪称中国考古史上最令人震撼的发现之一，其石棺外壁刻有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开者即死。这句对盗墓者恶毒的诅咒，其实是一位外祖母，用最决绝、最狠戾的方式，为早逝的外孙女筑起的永恒守护。而这位外祖母，正是北周皇后、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展览：李静训和她的时代。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位“历史上最受宠的小孩”的短暂一生，走进杨丽华的执念世界。金枝玉叶：站在权力之巅的“小孩”1957年，隋代李静训墓发掘于陕西省西安市梁家庄附近，墓中出土《隋左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李公第四女石志铭并序》：女郎讳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上柱国幽州总管壮公之孙，左光禄大夫敏之第四女也……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教习深宫……既而繁霜昼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夭。大业四年六月一日，遘疾终于汾源之宫，时年九岁……以其年龙集戊辰十二月己亥朔廿二日庚申，瘗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李静训墓志铭，隋。来源/纪录片《国家档案》截图李静训，字小孩，生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卒于大业四年（608），年仅9岁。单看“小孩”这个字，便知她在家族中是何等被珍视——长辈不唤其名，只亲昵地叫她 “小孩”。这份不加掩饰的宠爱，从她出生起，便刻进了她的人生。李静训堪称隋代顶级“金枝玉叶”，其家族横跨北周、隋两朝，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与两朝皇室的血脉紧密相连。她的曾祖父李贤位居北周骠骑大将军，受封河西郡公。李贤出身陇西李氏，作为关陇集团的早期核心人物，一生征战无数，从北魏末年的乱世中崛起，辅佐宇文泰建立北周，家族世代镇守西北，是北周政权最坚实的军事支柱之一。祖父李崇，曾随周武帝宇文邕平齐，后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李崇在与突厥的战争中以身殉国。其父李敏时年仅7岁，也因此受隋文帝杨坚的恩宠，被养于皇宫之中。袭爵广宗公，后因战功与家族背景，官至柱国、光禄大夫。母亲则是隋文帝杨坚之女杨丽华与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独生女宇文娥英。可以看出，这场婚姻，是隋朝皇室与关陇顶级豪门的强强联合。而李静训，就是这场联姻的结晶。李静训和杨丽华演绎形象。来源/纪录片《国家档案》片段李静训可谓含着金汤匙落地，她是隋文帝的外曾孙女，是陇西李氏家族的亲孙女，宫中上下、家族内外，无人不宠她、不疼她。她的童年，没有宫廷的冰冷，没有权力的倾轧，只有外祖母杨丽华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宠爱。杨丽华将她带在身边亲自抚养，把所有没能给女儿、没能给自己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叫“小孩” 的外孙女。墓志中没有记载李静训的童年细节，但从她墓葬的奢华、从外祖母刻下的诅咒，我们可以想象：她穿着最精美的衣裙，戴着最珍贵的珠宝首饰，吃着最精致的食物，在外祖母杨丽华的庇护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九年。她是隋代宫廷里最幸福的小孩，是权力中心里最纯粹的一抹亮色。外祖母的救赎杨丽华的一生，都在权力的漩涡里挣扎，而李静训，大概是她黑暗人生里的一束光。杨丽华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独孤天下》截图杨丽华出生于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其父杨坚为北周重臣，被赐予鲜卑贵族普六如氏；其母独孤氏，为西魏、北周时期鲜卑贵族世家独孤信的七女儿。作为杨坚与独孤氏的长女，杨丽华自幼品貌出众，气质高雅，且性情柔顺。北周建德二年（573）八月，13岁的杨丽华被选入宫中纳为太子妃。宣政元年（578）六月，周武帝死，太子宇文赟即位为周宣帝，杨丽华也被立为天元皇后。大象二年（580）五月，22岁的周宣帝病死，7岁的太子宇文衍即位（周静帝），年仅20岁的杨丽华被尊为皇太后。为免意外，她将其父随国公杨坚提为大丞相、总军国事，实际掌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未曾想到，仅仅七个月后，杨坚便废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对此，杨丽华极为不满。北周灭亡后，她成为隋朝的乐平公主。作为入隋后唯一活动于隋皇室的前朝人士，杨丽华在北周旧臣的心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加之出于愧疚心理，杨坚给予了她极高的尊荣，但她始终无法释怀。她是北周的皇后，是宇文家的儿媳，却也是杨家的女儿。这种身份的撕裂，让她一生都活在矛盾与痛苦中，她不参与朝政，不结交朝臣，将自己封闭起来，唯一的寄托，大概就是女儿宇文娥英和外孙女李静训了。金手镯（一对），1957年隋代李静训墓出土。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宇文娥英是杨丽华与周宣帝的独生女，五六岁时便经历了丧父和亡国之痛。待她及笄，也就是开皇八年（588）后，杨丽华亲自在皇宫中为女儿挑选女婿。“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的李敏，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开皇十九年（599），李敏第四女李静训出生，“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自幼由杨丽华带在身边抚养。杨丽华对李静训的爱，不仅仅是外祖母对外孙女的疼爱，更是一种补偿与救赎。她的童年，被政治联姻裹挟；她的青年，在后宫的冰冷与权力的倾轧中度过。她把自己没能拥有的一切，都给了李静训。在权力的游戏里，她见惯了背叛、杀戮、王朝更迭，人心的冷漠与残酷。而李静训的天真、纯粹、可爱，一定让她感受到了人世间温暖的情感。李静训去世演绎影像。来源/纪录片《国家档案》截图大业四年（608）六月一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李静训的生命。这束光熄灭了，杨丽华的世界也彻底崩塌了。她所有的执念，都化作了厚葬与诅咒。她要用尽一切办法，留住 “小孩”，护她周全。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发掘了李静训墓。当石棺被缓缓打开，所有人都被棺外壁的四个字震撼了：“开者即死”。这四个字，是一位外祖母对所有可能打扰外孙女的人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她希望 “小孩” 能在地下永远安稳、永远不被打扰。恶毒诅咒背后的舐犊情深按照隋代礼制，未成年的孩童，其墓葬规格极低，甚至不能入家族祖坟，更不能使用奢华的陪葬品。但杨丽华不管这些，她要给“小孩”一个体面、安稳的归宿。镶金口白玉杯，1957年隋代李静训墓出土。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杨丽华为李静训选择的墓葬地址，是长安休祥里万善尼寺内。唐人韦述《西京新记》记载：“朱雀街西之第四街，即皇城第三街。街西从北第一曰安定坊……次南休祥坊，东南隅万善尼寺，周宣帝大象二年立。开皇二年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北魏以来，随着佛教的兴盛，皇后嫔妃入寺为尼逐渐流行，到北周时已成为惯例。宣帝驾崩后，后宫女性均遣送出宫，入万善尼寺为尼。杨坚建立隋朝后，以杨丽华的个性和与父亲的矛盾，应该也是带着女儿去了万善尼寺的。正因如此，隋开皇二年（582），大兴城宫城建成后，万善尼寺也迁至位于宫城西墙外不远处的休祥里。直至隋文帝开皇六年（586），杨丽华被封为乐平公主，她才出寺返俗，开始居于皇宫中。李静训石棺，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幼童的葬俗就与成人不同，如仰韶文化儿童死后葬具使用瓮棺，不是埋葬于成人公共墓葬区，而是埋于居住区内，体现出对儿童怜悯爱护的观念。将李静训葬在杨丽华曾居住的万善尼寺，意味着她可以永远陪伴在外祖母身边，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盗墓者的侵扰。墓葬的规格，完全按照成年贵族女性的标准修建：墓道、甬道、墓室一应俱全，墓室为长方形土洞墓，石棺、石椁俱全，陪葬品的数量与精美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隋代成年贵族的墓葬。嵌珍珠宝石金项链，1957年隋代李静训墓出土。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杨丽华对李静训的爱，除了“开者即死”这四个字，还体现在那235件极尽奢华的陪葬品上。这些陪葬品，涵盖了金银器、玉器、瓷器、玻璃器、丝织品、珠宝首饰等，每一件都堪称隋代工艺的巅峰之作，其中许多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珍品。例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项链”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全长43厘米，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链珠都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工艺精湛至极。链珠上镶嵌着10颗珍珠、30颗红宝石、蓝宝石、紫水晶、玛瑙等各色宝石，色彩斑斓，璀璨夺目。项链的下端，是一个垂饰，由金、玉、珍珠、宝石组成，最下方是一颗硕大的鸡血石，色泽鲜艳，质地温润。项链的搭扣处，还镶嵌着一颗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在隋代，这是极其珍贵的舶来品，只有皇室与顶级贵族才能使用。椭圆形绿玻璃瓶，1957年隋代李静训墓出土。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陪葬品，是杨丽华对“小孩”的思念与补偿。她把世间最好的东西，都放进了“小孩”的棺椁里，让她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拥有精致、幸福的生活。闹蛾金钗，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年后，即大业五年（609）三月，隋炀帝西巡，六月到达张掖，杨丽华死于此地，享年49岁。死前，杨丽华仍不忘最后一次为女儿争取利益。北周宣帝宇文赟共有三子，长子宇文衍即位时仅7岁，北周灭亡时，9岁的他死于弑杀，另外两子均死于襁褓，宇文娥英是宣帝宇文赟活下来的唯一子嗣，故杨丽华竭力保护。可惜五年后，大业十年（614），李敏因隋炀帝猜忌被处死，年39岁。数月后，其妻宇文娥英亦赐鸩而终。除了第四女李静训，李敏与宇文娥英其他子女的下落均不得而知，因没有了外祖母杨丽华的保护，很可能亦遭牵连，北周宣帝宇文赟子嗣至此断绝。李静训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执念、权力与时代的故事。它让我们看见，一个短暂的王朝，如何用极致的工艺与开放的胸怀，留下永恒的文化遗产；它更让我们看见，一位女性，如何在命运的激荡中，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心中的挚爱。千年前的小孩，早已长眠地下，但她的故事，她的珍宝，她外祖母的执念，却永远留在了世间。参考文献：1.（唐）令狐德棻等：《周书》，中华书局2022年版2.（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2020年版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4.魏秋萍：《万善尼寺中的金枝玉叶——关于隋代李静训墓的几个问题》，《文物世界》2014年第2期5.王古今：《重读李静训墓——以其早夭为中心》，《美术大观》2024年第8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韩靖宇编辑 | 胡心雅主编 | 周斌排版 | 姜昱彤（实习）校对 | 李栋推荐昆曲之妙在方寸之间的万千气象六百年前它从昆山田间的乡野草台萌发临河搭台，船头作戏不断生长从园林厅堂唱到都市戏园从皇家楼阁走到现代剧场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在一唱三叹的水磨调里享受美好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