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经济学家称，40%失业率等同于每周3天工作制
当前围绕人工智能的诸多争论，在认知框架上存在偏差。一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习惯将“工作减少”与“失业”相关联，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
亚历克斯·塔巴罗克对《财富》表示，“实际上，工作减少也可能意味着缩短工作周、提前退休、延长童年时光，或者更多的假期。”
这位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博客《边际革命》上发文称：“如果说人工智能将带来40%的失业率，听起来很糟糕，甚至堪称灾难。但如果我说人工智能将实现每周3天工作制呢？听起来很棒，堪称理想愿景。”
他的结论是：从宏观角度看，这两种情形本质上是一回事：“60%的人就业、40%的人失业，与全员就业但工作时间缩短至原来的60%，两种情况下的总工作时长是一样的。”这场变革究竟是灾难还是乌托邦，归根结底不在于人工智能带来的纯粹经济影响，而在于社会如何选择分配技术进步的红利。
塔巴罗克对《财富》表示：“所有人都只盯着负面的可能性，却忽略了积极的一面。这并不是说未来一定是美好的，转型过程注定充满波折，工业革命也曾历经阵痛。但我始终认为，我们理应将更多的闲暇时间视为一种福利。”
凯恩斯的百年预言与隐忧
塔巴罗克的观点在历史上不乏先例。20世纪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大胆预言，到2030年，每周工作15小时将成为可能。但随后他忧心忡忡地发问：人们该如何打发这么多空闲时间？
这种担忧至今仍有回响。知名经济学家、英国上议院议员丹比萨·莫约男爵夫人在近期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关切。她指出，凯恩斯曾担忧人们是否会变得“无所事事地冥想上帝”，而他对物质丰裕时代精神无所依托的焦虑，在当下依然极具现实意义。“如今全球各国都有大量年轻男性无所事事。”她表示，“但他们并没有以我们期望的方式去思考上帝。”
塔巴罗克对此相对乐观。他的核心历史论据是，美国早已经历过一次类似的转型。他基于休伯曼与明斯的《宾大世界表》数据进行测算后发现，从1870年至今，美国人的工作时长减少了约40%——从每年近3000小时降至约1800小时，但失业率并未随之上升。1870年，一个人一生中约有30%的时间都在工作，加上30%的睡眠时间，留给生活的空间极小。如今，这一比例已降到10%左右。
“如果未来50年，人工智能可以将其进一步降至5%，那再好不过，”他说，“没人会抱怨洗衣机‘抢走’了手洗衣服的工作。”
现实阻碍：企业不愿“归还”时间
塔巴罗克的乐观愿景与现实之间，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障碍：企业管理者。
《财富》此前报道发现，即便人工智能将原本8小时的工作压缩至2小时，企业高管也不会让员工提前下班，而是会用更多任务填满省下来的时间。邓白氏公司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马诺斯直言：“原本需要8小时的工作现在2小时就能完成，但我现在能完成相当于20小时的工作量。”
谷歌云的亚斯明·艾哈迈德证实了这一趋势，她负责为《财富》美国500强企业提供人工智能数据基础设施咨询服务。她指出，高管们虽然对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略感不安”，却悄悄将效率提升的收益据为己有，而非与员工共享。毕马威美国首席执行官蒂姆·沃尔什也认同人工智能确实提升了效率，但他预计员工人数会增加而非减少。他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增长引擎，而非缩短工时的途径。他说道：“这意味着我的业务规模可以实现大幅扩张。”
相关研究也印证了员工的切身感受。据《金融时报》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实地调研发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员工虽然感觉自己“干劲十足、能力边界拓宽”，但也感到“更加忙碌、分身乏术，难以彻底从工作中抽身”。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则指出，需要持续使用多款人工智能工具的员工，更易出现精神疲劳与信息过载问题，研究人员称之为“AI脑力透支”。
塔巴罗克承认了这种矛盾，但依然坚持其核心观点。“当工作时长缩减时，人们将探索如何重新安排工作与生活，比如是选择在特定时段集中完成所有工作然后连休数日，还是每天缩短工作时长，抑或是提前退休。我们需要去摸索各种模式。”他建议的政策导向是：发放“AI红利”并增设法定节假日。
宏观图景：转型慢于预期
塔巴罗克对耸人听闻的人工智能发展时间表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转型进程会比那些末日论者预想的慢得多，这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塔巴罗克也驳斥了一种论调，即我们已经进入技术飞速发展而工资停滞不前的“恩格斯停滞”时期，他认为现在下这个定论为时过早。“放眼当今世界，人工智能还没有令就业岗位大幅减少。”他指出，月度就业数据的头条新闻掩盖了更为动态的现实：美国每月新增约5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淘汰480万个岗位。“人工智能带来的，不过是又一场行业变革而已。”
这一观点在华尔街亦有共鸣。美国最受关注的策略分析师之一、Fundstrat Global Advisors的汤姆·李认为，美国正处于“第三次劳动力短缺时代”。这一结构性人口趋势从2018年持续到2035年左右，届时需大力投资人工智能，才能弥补劳动力缺口。他将当前的局面类比20世纪20年代速冻食品的发明：速冻食品的问世使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30%—40%降至仅2%—5%，降低了食品成本，并释放了大量劳动力。“这项技术让人们腾出了时间，得以转行从事其他工作，并催生了全新的劳动力队伍。”李说。
更深层的哲学探讨在于工作的定义。在《金融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剑桥大学技术与人类研究所所长斯蒂芬·凯夫提出了所谓的“现时主义谬误”，即误认为当前的工作形式是衡量人类意义的最佳标尺。他指出，人们所认为的大多数工作形式都只存在了几十年，而坐在办公桌前发送电子邮件是否就是人类发展的巅峰，显然尚无定论。塔巴罗克则指出，体育、娱乐和艺术等休闲经济的增长，预示着未来的图景。“未来人们会有很多事可做。”他说道。
塔巴罗克还提到了一个被大众普遍低估的积极前景：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潜力。他援引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凯文·M·墨菲和罗伯特·H·托佩尔的开创性研究表示，若能彻底攻克癌症，将为全球经济带来50万亿美元的增量；即便仅降低10%的癌症死亡率，也将带来颠覆性改变。“从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层面，这种进步可谓意义非凡。目前，人工智能的口碑和形象偏负面，一旦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偏见就会消散。在我看来，这绝非不切实际的空想。”
塔巴罗克引用了意大利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即使新事物更胜一筹，也比旧事物更难被人理解。在《君主论》第六章中，马基雅维利写道：“再没有什么比带头引入新的秩序着手更困难、成败更不确定、实施起来更危险的事情了。这是因为，引入者使所有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成为敌人，而那些可能受益于新秩序的人却只能是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部分缘于这些人对他们的对手心存畏惧，因为法律站在后者一边；部分是因为人类不轻易信任的心理：除非他们对此取得牢靠的经验，否则不会真心相信新事物。”
“正因为新事物带来剧变，人们才总是难以理解。”塔巴罗克承认，经济学家的表态可能会让人觉得他们无视民众的反对意见。“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样子，因为它会和过去截然不同，但这未必是坏事。”
最坦诚的答案或许是，凯恩斯预言的每周15小时工作制终会到来，只是绝不会靠企业主动让利来实现。无论这场变革是解放劳动力，还是由政策、人口结构、或技术变革驱动，都注定会成为这十年里最核心的劳动力议题。
编者语：
·警惕“效率陷阱”：AI节省的工作时间常被填满新任务，导致员工“AI脑力透支”，企业应优化流程设计，将效率提升转化为员工福祉，保持创新能力，而非单纯压榨产能。
·跳出“工作本位”，提前布局“三天工作制”时代的生存技能：当重复性劳动被AI取代，人们需要思考避免陷入“无所事事的空虚”，培养AI无法替代的创造力与人文素养。
·关注“AI红利”分配机制：经济学家呼吁通过发放“AI红利”和增加假期来平衡收益，提示投资者与企业提前预判劳动政策走向，布局休闲经济与银发产业，可能捕捉下一波红利。
财富中文网对原文有删减和调整（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
编辑：魏雨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