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知识并不是可以随时获取的东西。它稀缺、传播缓慢，通常掌握在那些负责存储和解读知识的机构手中。长期以来，大学、图书馆和行业协会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过去，如果你想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往往需要依赖权威可信的渠道，比如老师、教科书或百科全书，并通过长期积累逐步掌握。

而如今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从百科全书到人工智能的转变，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人类与知识互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化正在重塑我们的工作方式、组织运作方式，以及机遇的分配方式。这正是AI成为未来工作与生活中关键驱动力的原因。

知识工具的演进

回顾过去，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经历了一条清晰的演进路径。在百科全书时代，信息是静态且经过筛选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查找和解读这些信息需要耗费时间。

搜索引擎时代改变了获取信息的速度和方式。人们可以输入一个问题，瞬间获得成千上万条结果，但仍需要个人进行评估、整合并判断其相关性。

随后迎来了平台和数据时代。软件将信息整合到数据看板和工作流程中，让人们能够实时掌握情况。决策变得更加有据可依，但仍需要由人来解读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

如今，我们正步入AI时代。AI系统不仅能够检索信息，还能帮我们理解信息，包括分析、总结，并且日益具备执行能力。你无需花费数小时查找资料，现在只需提出问题，就能得到结构化的答案、建议，甚至是一份工作文稿初稿。

纵观这些发展阶段，个体的角色也在不断演变——从研究者，到信息导航者，再到以数据为驱动的决策者，如今则转变为“智能系统的指挥者”。这种变化看似细微，但从工作方式的角度来看，却意义深远。

对工作的意义

医疗行业就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体现，尤其是考虑到这个领域关乎重大、风险极高。

不久前，医生主要依赖专业训练、教材和学术期刊开展工作。随着信息和知识的不断扩展，想要跟上行业前沿，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互联网虽然让信息更易获取，但也带来了信息过载问题，医生仍需在海量内容中筛选出真正有用的信息。

电子病历实现了数据集中化，并提供了数字化支持，但这种数字化转型也带来了额外的行政负担，常常使医生不得不分散精力，无法专注接诊患者。

AI则有望扭转这一局面。临床智能辅助系统可以总结病史、识别病情规律、提出诊断建议，并在后台处理文档工作。当这些系统运作良好时，医生就能重新获得他们最看重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专注于临床判断、医患信任和诊疗照护。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一转变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当人们减少那些消耗精力的事务性工作，把更多时间投入到需要人类判断和沟通的工作环节时，工作的意义也随之提升。这让他们重新贴近当初选择这一职业的初衷。

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设想，相关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惠普《工作关系指数》显示，当人们拥有合适的工具和技术时，他们与工作保持健康关系的可能性会提高五倍，而且有69%的人表示，他们对技术改善工作体验充满期待。

个体企业的兴起

AI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它正在扩展个体能够完成的工作范围。过去，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汇聚各类专业人才。复杂工作往往需要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团队，比如分析师、研究人员和执行人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具备所有能力与专长。

而AI正在降低这一门槛。如今，人们可以借助工具完成研究、分析、写作、规划和执行等多项工作。从很多方面来说，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更像一个由智能系统支持的“小型企业”。

这种变化已经在现实中显现。医生可以减少行政事务耗时，将更多时间放在患者身上；小企业主无需庞大团队也能完成市场营销和数据分析；创业者则可以用更少的基础设施开启事业并扩大业务。

生产力的提升固然显著，但同样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掌控感”。人们对工作方式、关注重点以及如何将想法落地，拥有了更多自主权。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的职业归属感与工作成就感。

对社会的影响

当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改变，机遇也会随之而来。

印刷术推动了读写能力的普及。

互联网实现了信息获取的广泛扩展。

而AI则具备拓展专业知识可及性的潜力。

有史以来第一次，几乎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获得过去只有大型组织才具备的能力。这一点意义重大，但其带来的益处并不会实现均衡分配。

AI很可能会拉大两类人的差距：能够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与无法掌握的人。随着信息生成变得更加容易，判断力、创造力、沟通能力以及伦理思考等技能将变得更加重要。

当前，这种差距已经开始显现。近一半的企业管理者表示每天都会使用AI工具，而知识型员工的日常使用率仅约四分之一。获取渠道和实际应用，将与技术本身同样重要。

教育体系也需要随之调整。重点不能只放在记忆知识上，而应转向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以及如何与智能系统协同工作。未来不再只看重你掌握了哪些知识，而更在于你如何运用这些知识。

人的因素

在围绕AI的种种讨论中，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技术在赋能人类时才能发挥最佳作用，而不是取代人类。

AI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处理信息，也能发现我们可能忽略的洞见。但它无法建立信任、展现同理心，或以审慎的判断和人文关怀应对复杂的人类情境。这些依然是人类独有的优势，而且在当下的环境中变得更加重要。

这一转变真正改变的，是我们的时间分配方式。我们不再需要把大量精力用于查找和整理信息，而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理解信息、加以应用，并做出更优决策。

如果能够审慎应对这一变化，AI可以让个人能力更强，让组织运转效率更高，也让社会更具创新力。它还可以让工作本身更有成就感，让人们拥有更强的掌控感、更大的空间去专注真正重要的事情，并更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工作的影响力。工具在变化，但目标并未改变：依然是拓展个体的能力边界，以及我们能够共同取得的成就。

布鲁斯·布鲁萨德现任惠普公司（HP Inc.）临时首席执行官。

Fortune.com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财富》杂志的观点和立场。（财富中文网）

译者：郝秀

审校：汪皓

曾经有一篇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美国末日的文章在美国互联网上疯狂传播，如今这篇文章又有了一个债务版本。

“无标签”（No Labels）——这家致力于在华盛顿推动两党合作解决方案已有16年的中间派政治组织——悄然发布了一篇名为《主街噩梦》（Nightmare on Main Street）的网文。这是一部虚构的“口述历史”，以2029年的视角展开叙述，其中一系列国债拍卖的接连失利引发了一场比大萧条时期更为严重的经济崩溃。这是一份刻意制造不安的作品，其“近未来”（near-future）反乌托邦的叙事框架与今年早些时候曾短暂重创软件股的Citrini Research人工智能论文如出一辙。尽管其作者们向《财富》指出，他们的文章实际上早于Citrini的研究，且并未导致软件股市值蒸发数百亿美元，但他们认为这一发布时机绝非巧合。

“人们觉得各种威胁正在地平线上聚集，”无标签组织首席战略师瑞安·克兰西（Ryan Clancy）对《财富》杂志表示。“而且大家可能也意识到，我们的政治体系似乎完全无力应对其中的任何一项。”

报告发布之时，美国国家总债务首次突破了39万亿美元大关，距离其突破38万亿美元规模仅仅过去了不到五个月。2026财年的净利息支出已超过1万亿美元，几乎是2020年（3450亿美元）的三倍，并在现代历史上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6财年联邦赤字将达到1.9万亿美元，并将在2036年膨胀至3.1万亿美元。

“目前，在债务或赤字问题上，两党都已丧失公信力，”克兰西表示。“过去25年，我们一直沉迷于增加支出和减税，而且两党都是这么做的。

点燃导火索的那根火柴

《主街噩梦》中的虚构情景围绕着一场大崩盘展开，其导火索并非政府停摆或债务上限僵局——这些已是司空见惯的华盛顿政治闹剧——而是某种更具技术性且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国债拍卖开始流标。该报告称，到2028年9月，投资者已集体不再愿意以当时的收益率购买美国国债。报告中虚构的财政部助理部长如此描述这一时刻：“我们已成为信用风险因素——一个他们不相信有能力偿还贷款的赖账者。”

这一情景在现实世界中已得到印证。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ank Paulson）近日警告称，国会需要针对这种可能性制定一份“破窗”应急计划，这一建议得到了无党派监督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的附和。伊朗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国债拍卖就出现了几次疲软表现，原因是债券成交收益率高于预期，或者买方需求不足。

“一两次国债拍卖表现不佳并不意味着我们已陷入危机，”克兰西表示。“但当这种情况接连出现，就表明我们可能面临真正的麻烦。

克兰西认为，债务危机之所以从根本上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难解决，归根结底在于一个残酷的逻辑：“2008年，问题出在银行等私营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而政府扮演的是‘救火队员’的角色。而本轮债务危机所涉及的问题，则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因此，‘救火队员’自己成了问题。”

73%的预算无需争论

该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数据之一是，国会实际上对联邦支出的控制微乎其微。在美国去年7万亿美元的支出中，只有27%属于可支配支出。剩下的73%——包括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利息支付和其他强制性项目——基本上处于自动运行状态，无论国会采取何种行动，这些支出都会根据现行法律自动增长。

这意味着，那些已成为华盛顿惯例的激烈政府停摆之争，实际上不过是在争夺联邦预算中略多于四分之一的部分。

与此同时，那些常用的政治解决方案也难以奏效。克兰西表示，消除浪费、欺诈和滥用——华盛顿一直在做出这样的承诺——其效果却“微乎其微”。

“如果能从我们的年度预算中削减1000亿美元的浪费、欺诈和滥用资金，那将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说，“这相当于去年赤字的5%。”

即便是强劲的经济增长也无法填补这一缺口：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的财政盈余中，仅约一半归因于经济增长，而当前的财政缺口远比那时深得多——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Penn Wharton）预算模型主任肯特·斯梅特斯（Kent Smetters）此前曾向《财富》杂志指出这一点。

克兰西认为，实际目标并不需要是实现预算平衡——这在政治和数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目标应是将赤字占GDP的比例降至特定水平，即经济增速至少能跟上债务增速。去年的赤字占GDP比例约为6%，增速约为经济增速的三倍。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谓的“弗格森定律”带来了一笔更阴暗的色彩：当某国的利息支出超过国防开支，往往标志着超级大国的衰落之始。美国今年已越过了这一临界点。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从投资角度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最近建议客户将投资组合中多达15%的资金配置于黄金，这无疑是对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投下了一记响亮的“不信任票”。

“当你想到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例在下降，外国持有的美元储备比例也在下降，以及贵金属价格在飙升，”克兰西指出，“外界有太多迹象表明，我们正来到一个无法继续沿用现有做法的临界点。”

极端主义风险

“无标签”组织更深层的担忧并非纯粹出于经济层面。该组织的核心使命是打击政治极端主义，其认为历史上财政危机往往为激进政治势力壮大创造了条件。报告描绘了一幅图景：在混乱中，像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那样的煽动家崛起掌权，而与“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DSA）立场一致的政治人物也日益壮大——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却因“整个体系必须被推翻”这一信念而走到了一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观察各类危机——尤其是债务危机，会发现那往往是真正危险的政治势力开始站稳脚跟的时候，”克兰西表示。

他援引的历史先例是：1991年底，皮尤研究中心针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进行的民调显示，国家债务在选民关切的问题中仅排在第六或第七位。但到了1992年11月大选前夕，它已成为头号议题，这几乎完全归因于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对赤字问题的持续关注及其著名的图表。这表明，任何愿意将债务危机作为政治武器的人，都可能迅速重塑选民结构。

华盛顿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行动

克兰西坦率地表示，“无标签”组织并不指望能立即采取立法行动。该组织定期与国会议员举行跨党派简报会，并支持模仿“军事基地重组与关闭”（BRAC）程序来建立一个财政委员会的提议——该程序下，建议将被提交到国会，进行一次性不可修正的赞成或反对表决。但他甚至怀疑这种做法是否足够奏效。

“华盛顿真要等到被迫无奈，才会去着手解决这个债务问题，”他说，”这么大的问题，绝不可能由一党单独解决。不可能。绝不会发生。”

这份坦诚或许正是《主街噩梦》最值得关注之处：它并非一项政策提案，而是对缺乏政策将导致何种后果发出警报。

当债务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大关时，“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玛雅·麦圭尼斯直言不讳：“总债务超过39万亿美元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里程碑，这是两党数十年来共同造成的，而在债务达到40万亿美元之前，似乎都没有人特别愿意去解决它。”彼得森基金会预测，这一门槛将在今年秋季的中期选举前被跨越。

《主街噩梦》押注的是：如果他们生动描绘出债务达到40万亿、45万亿乃至50万亿美元之后的景象，或许能改变这一现状。Citrini的论文曾短暂撼动市场，“无标签”组织则希望能撼动国会。（财富中文网）

译者：珠珠

腾讯混元本周公布了一组最新数据：Hy3 preview的Token调用量持续增加，目前总量已超过上一代版本模型Hy2的10倍，其中代码和智能体类场景尤甚。过去一周，在AI模型聚合平台OpenRouter上，Hy3 preview调用量问鼎周榜总榜以及市场占有率第一。

这组数据在给予腾讯AI战略调整以阶段性肯定之外，也反映了当下AI技术发展逻辑的转换——竞争开始从追求“更智能、更高级的模型”，转向“应用得更广泛、更深入的模型”。

Hy3 preview是腾讯密集调整后交出的首份答卷。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今年1月指出，公司在AI上“慢了”，基础建设已落后。随后，上任不久的首席AI科学家姚顺雨，领队推进重建预训练与强化学习基础设施。3月，成立近十年的AI Lab被撤销，其部分研发力量并入混元团队。

意识到基础模型出现掉队后，腾讯正在通过一系列紧迫动作，转而寻求新的先机。正如腾讯总裁刘炽平所说，如果只玩一局游戏，后来者很难反超。但AI是多场游戏、多场景叠加，生态多元，新机遇会不断涌现。

回看腾讯的发展史，它擅长上演后来者居上的戏码——新业务模式或产品被其他公司跑通后，它再重注投入并依靠体量优势实现超越。游戏业务和支付业务都是典型例证。但进入AI时代，创新者的先发优势扩大，同一场景的反超难度升级，且该领域的布局关乎下一时代的入场券。抢占先机，尽快获取规模优势，成为一条胜算更大的路。

腾讯AI投入的侧重点已从“模型”转至“应用”。通过目前的市场形势，选手们已经意识到，未来赢家不一定是拥有最聪明模型的公司，同样也可能出自让AI更高效且广泛地应用的公司。

刘炽平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公司们忙于争夺通用人工智能的垄断地位，认为单一模型会统治一切，但后续发展并非如此。这透露出腾讯正在尝试绕开“最聪明模型”的竞赛，至少不再单一押注。

如今腾讯的AI实用至上也体现在新产品上。腾讯官方多次将Hy3 preview描述为“复杂智能体场景与框架中最实用的模型选择之一”。姚顺雨也表示，该大语言模型是混元重建的第一步，希望通过开源获得社区和用户的真实反馈，帮助提升正式版的实用性。

开源的意义不止如此——腾讯或许正在试图建立了一种独立于微信生态的，围绕AI的另一个中心。

微信超级入口的长期优势，是腾讯过往诸多新业务屡试不爽的加速器。但在AI时代，若运用不得当，“舒适区”反而可能会成为AI发展的局限。如今的开源模式意味着腾讯对“去中心化”的试水——突破微信生态在国内市场To C（面向消费者）的局限，向海外用户，以及更广阔的To B（面向企业）和To D（面向开发者）生态延展，向“更广泛的实用”目标前进。

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于5月6日发表文章表示，企业的核心需求已不再是“拥有最好的模型”，而是让模型能力最大程度地转化为业务价值。

该公司下一个着力点也能从这篇文章中窥见一二。文章指出，除了强大的模型，智能体的落地更考验工程化能力，包括数据与知识治理、上下文工程、工具调用与执行等，“我们统称为Harness Engineering（大模型‘脚手架’工程）。行业研究表明，在模型能力相近的情况下，不同的Harness水平，会显著影响智能体的效果与成本。”

在腾讯探索先机的同时，AI商业化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资本市场本就对腾讯在内的多家巨头，存在“AI投入拖累利润率”的清晰而顽固的担忧。虽然Hy3 preview目前的数据冲击了这一观点，但鉴于DeepSeek全球化的开发者生态、豆包3.45亿的月活用户规模、阿里通义与电商场景的深度绑定，腾讯的护城河搭建还远未成功。

而成本压力之下，已有多家公司对旗下AI产品进行涨价。腾讯云已于近期宣布对AI模型服务大幅调价，部分自研模型价格涨幅高达463%。第一上海发布研报指出，这标志着腾讯AI战略重心从早期扩圈，转向盈利与ROI考核。

但一个连锁问题也会随之浮现：在企业客户尚未充分兑现对“通过AI降本增效”的期待时，AI公司的成本压力就已率先加剧并向市场传导。这对包括腾讯在内的科技公司而言，是迈入商业验证期必经的挑战，也令这些公司的股价进一步承压。

5月8日，里昂证券发布研报，维持腾讯控股“高度确信跑赢大市”评级及740港元目标价。里昂证券指出，AI持续投入或短期拖累利润率，但同时肯定了其新模型与代理应用有望推动股价重估。

截至5月8日港股收盘，腾讯股价为每股471.4港元，较去年10月的高点已跌去三成。（财富中文网）

上周末，格雷格·阿贝尔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新任首席执行官，首次主持了年度股东大会。会场上座率仅约半数，整体氛围更务实，不过投资者对这位新任首席执行官评价总体正面。

沃伦·巴菲特曾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长达60年，旗下拥有从Dairy Queen到Geico保险公司等庞大业务，如今正式交棒给阿贝尔。巴菲特仍担任董事长，为阿贝尔提供顾问支持。

今年的大会特别致敬了“奥马哈先知”的传奇生涯。现场悬挂着印有巴菲特姓氏和数字“60”的纪念球衣，代表他担任首席执行官的60年，一旁还悬挂着已故老搭档查理·芒格的球衣，数字45象征他在伯克希尔的45年。

阿贝尔1999年加入伯克希尔，2018年起全权掌管集团非保险业务。他表示，“两件纪念球衣将永久悬挂在会场穹顶。”

会议议程由阿贝尔主导，他端坐主席台，95岁高龄的巴菲特坐在台下观众席中。

以往，巴菲特和芒格每年都能吸引全球各地约4万名投资者齐聚奥马哈参会。很多投资者都是为了聆听二人经典的问答环节而来，其中既有专业的商业剖析，也不乏风趣幽默的即兴调侃。巴菲特分享伯克希尔经营思路之余，也经常自嘲酷爱垃圾食品的习惯，也会聊起芒格对开市客（Costco）的痴迷。

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上周六阿贝尔首次接手主持大会时，奥马哈市中心的CHI健康中心上座率刚过半数。尽管如此，阿贝尔还是从容梳理了伯克希尔庞大的业务版图，话题涵盖克莱顿家园（Clayton Homes）售价24.9万美元的经济型组合式住宅，到伯克希尔能源部门如何依托数据中心蓬勃发展迎来新机遇。

他对集团各项业务的深入了解以及对细节精准把控，给资深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

“格雷格·阿贝尔充分展现了对旗下各公司以及股权投资的知识与热情，”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金融学教授，已连续20年参会的大卫·卡斯对《财富》表示。

持有伯克希尔股票长达40年的卡斯认为，虽然没人能复刻巴菲特的智慧与风趣，但阿贝尔已证明自己完全胜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他行事风格更严肃，性格却和巴菲特一样谦和。以后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的幽默氛围会减少，娱乐性有所下降。但格雷格能从容应对所有股东提问，清晰解读集团各项业务的过往业绩与未来展望，”他表示。

伯克希尔股东，森普尔·奥古斯都投资公司（Semper Augustus Investments）总裁克里斯·布洛姆斯特兰也常年参加股东大会。他表示，巴菲特和芒格主持的股东大会是商业智慧与幽默“完美且不可复制的组合”。

但他也提到，阿贝尔业务复盘的细节相当详实，保险业务副董事长阿吉特·贾恩和货运铁路公司BNSF首席执行官凯蒂·法默等人一同发言，平复了投资者的担忧情绪。

“对于想了解伯克希尔多元业务布局的股东来说，格雷格主持的这场股东大会极其出色。我们期待格雷格、阿吉特、凯蒂和亚当·约翰逊从管理层视角，详细介绍如何应对竞争与运营难题，他们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布洛姆斯特兰说道。

“这绝对是近十年来，对伯克希尔业务剖析最深入的一次大会。”价值投资者社区“Good Investing”主持人，也是伯克希尔股东的蒂尔曼·韦尔施补充道。

伯克希尔同时公布了强劲的一季度财报，税后营业利润跃升18%，达到113.5亿美元。保险承保利润增长29%，达到17.2亿美元。

巴菲特时代或许难以复制，但本届年度股东大会让投资者们吃下定心丸，巴菲特亲自挑选的接班人，确实能扛起重任。

正如布洛姆斯特兰所言：“市场对格雷格接班巴菲特的疑虑已彻底打消。未来数十年，伯克希尔都掌握在极其可靠的人手中。”（财富中文网）

译者：梁宇

审校：夏林

当经济学家们为Z世代失业问题敲响警钟时，一项新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更隐蔽的危机：X世代劳动者在65岁前数年就选择退休，正为此付出沉重的认知健康代价。

根据2025年4月的一项分析，失业时长超过24周的劳动者中，约35%年龄在55岁及以上。过去35年来，男性退休年龄尤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约半数退休人员表示，退出职场是他们主动做出的选择。

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财务风险不容小觑：除社会保障金外，鲜有退休人员拥有其他养老金来源。美国社保年均发放额约为1.8万美元，许多人选择在福利金额达到峰值前申领，62岁退休领取的金额远低于70岁退休的水平。

但最新研究表明，提前退休者不仅要担忧财务问题，还需关注健康状况。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发布的一篇工作论文发现，在51至75岁的美国人中，退出职场会导致认知衰退，而持续工作则能更好地维持认知水平。

此前已有研究发现提前退休与认知衰退存在关联，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经济学家团队试图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研究人员采用了密歇根大学“健康与退休研究”（HRS）中4万名参与者的数据——这是一项纵向研究，长期追踪受试者认知能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同时纳入多项相关变量。他们将这些数据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县级商务模式”数据进行叠加分析，观察劳动力市场遭遇大规模需求冲击后，民众认知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在就业市场遭遇大规模冲击后，受访者的认知得分出现“大幅下滑”。

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教授、该研究的合著者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看来，研究结论十分明确：有迫切理由让X世代劳动者留在劳动力市场中。

“这再次提醒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就业规模大幅收缩带来的潜在后果’。”纽马克告诉《财富》杂志，“X世代或将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

认知衰退，为X世代退出职场敲响警钟

提前退休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首先体现在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福利体系带来的沉重负担上。

“认知衰退的代价极其高昂。”纽马克表示。

南加州大学的一项分析显示，通常以认知衰退为早期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症，2025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7810亿美元。除照护成本外，这笔金额还包括患者及无法工作的照护者的收入损失。即便按照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更为保守的预测，仅2025-2026年的直接医疗和长期照护成本就将达到3840亿至4090亿美元，此外，2025年还将产生4135亿美元的无偿照护成本。

纽马克解释道，治疗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认知衰退属于进展缓慢的慢性病症，虽不会直接致命，却会伴随患者多年。

这些成本还可能叠加在老龄化人口退出职场带来的经济损失之上。2016年的一项研究预测，受人口老龄化影响，2016年至2026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速将放缓1.2%。不过，在整体增速放缓中，约三分之一的降幅可归因于老年劳动力规模缩减导致的产出下降；而人口老龄化对GDP增长的更大程度影响，则主要源于老年劳动者生产率的持续下滑。

不过，纽马克表示，仍有更多措施可确保老年劳动者延长从业年限。例如，约28%的社会保障残疾保险（SSDI）领取者在领取福利的10年内尝试重返职场。纽马克指出，虽然部分人因永久性残疾无法重返工作岗位，但另一些人的工作收入将高于残疾保险福利水平。除现有的贸易调整援助和再培训项目外，他呼吁出台更积极的就业政策，例如推行弹性工时制度或分阶段退休计划。

纽马克称，让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到长期退出职场的负面影响——认知衰退及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上升，或将促使那些考虑提前退休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他总结道：“无论是应对失业问题，还是在失业后出台帮扶政策、助力劳动者重返职场，我们都有可作为的空间。”（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