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2026年一季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规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达1928.5亿元，同比大增110.7%。协会明确，利润增长的核心引擎已切换至新能源、储能与 AI（人工智能）算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有色金属行业正在摆脱对地产、基建等传统周期的路径依赖，进入由“新能源资源基建”驱动的新增长范式。

作者：王雅洁

封图：图虫创意

2026年5月7日，华友钴业（603799）公告，拟以2.1亿美元（约合14.28亿元人民币）收购澳大利亚大西洋锂业100%股权，后者的核心资产是加纳Ewoyaa锂矿项目。

5月6日，青海省多部门联合印发铝产业转型金融方案，支持以中国铝业青海分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绿电铝转型，中铝青海正推进绿电直连项目，当地规划布局铝箔等深加工产能。

更早之前，北方稀土一季度新增产能重点锚定新能源永磁材料。

头部企业的密集动作，逐渐汇聚出一个新的产业信号：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正将未来押注在新能源这条长周期赛道上。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2026年一季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规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达1928.5亿元，同比大增110.7%。协会明确，利润增长的核心引擎已切换至新能源、储能与 AI（人工智能）算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有色金属行业正在摆脱对地产、基建等传统周期的路径依赖，进入由“新能源资源基建”驱动的新增长范式。

瞄准新能源长赛道

“过去二十年，有色金属行业的增长底盘高度绑定房地产和基建，现在这个逻辑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位头部央企有色战略部门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从五年前开始，其所在的公司内部便已做出明确判断，传统需求的增量空间已基本见顶。

该人士表示，国内地产行业进入存量调整期，新增开工与竣工面积持续走平，与之对应的建筑用铝、结构用铜等传统大宗需求，已普遍滑入1%以下的低速增长区间。

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民营有色龙头企业的一名副总经理吴承波说：“民营企业的痛点比央企更尖锐。传统冶炼是‘高投入、高负债、低毛利、强周期’的生意，一旦行情下行，民企最先倒、死得最快。在传统需求零增长的背景下，谁继续扩产，就是主动往‘产能过剩、亏损倒闭’的火坑里跳。”

旧的增长马车熄火的同时，新的引擎已经启动。

上述央企有色战略部门人士向本报记者详细拆解了其内部的需求测算模型：“我们覆盖了铜、铝、锂、镍、稀土等核心品种的终端需求，结论非常明确，新能源、储能、高端制造、算力基建，已经成为未来十年我们企业唯一的确定性增量引擎。”

他举例，单台新能源汽车的用铝量远超传统燃油车，储能电站、光伏支架对高端铝材的需求持续扩容，动力及储能电池带动了锂、镍的爆发式增长，AI数据中心和高压输电体系则进一步拉高了高端铜材的需求。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在 5 月 6 日的一季度行业发布会上，以官方运行数据印证了有色行业的结构性转型趋势。从需求端来看，AI、储能、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已成为拉动有色金属消费的主要新兴增长点。铜、铝、锂、镍、稀土等品种，也已深度嵌入新能源及新兴产业产业链体系。

上述央企有色战略部门人士表示，根据自己所在企业团队内部的测算，从增量贡献看，传统地产基建对主要有色品种的需求占比正逐年下滑，而新能源领域的占比已快速攀升至20%到30%的水平，预计到2030年，将整体突破40%，完全覆盖传统赛道的需求缺口。他进一步解释道：“这才是行业敢说‘告别地产周期’的最大底气。不是预判，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各大企业不是先知先觉，而是清晰地观察到了下游订单和产品结构发生的颠覆性变化。”

吴承波则从微观订单层面，给出了直观的感受。他表示，该公司的客户结构在近两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我们的客户是分散的贸易商、小加工厂，没有黏性，靠天吃饭。现在则高度聚焦于宁德时代、比亚迪、LG新能源等全球头部企业。这些客户的订单，一签就是三到五年，排产能排到2028年。这不再是周期性需求，而是长周期、高确定性的刚性增长。”

在他看来，下游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倒逼上游原材料供应商进行一场从经营逻辑到客户体系的转变。有色金属行业的使用价值，正从为“基建房子”配套，转向为“绿色能源生态”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其产业属性的底层代码被逐渐改写。

商业模式正在迭代

从资源端看，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的供给弹性正在急剧收窄。公开信息显示，2026年5月，因江西四大锂云母矿停产换证，国内锂原料供给出现阶段性断档，导致5月初突破18.5万元/吨，5月8日进一步攀升至更高。海外方面，津巴布韦的锂矿出口限制也持续延续。而在镍市场，最大的变量来自印尼。其2026年镍矿开采配额同比大幅缩减31%，纬达湾矿计划于5月中旬停产，全球镍市在2026年已明确由过剩转向短缺。

吴承波认为，这些紧平衡的信号，让“得资源者得天下”不再是一句口号。

“我们的策略是全球找矿、逆周期收购、追求高自给率。”吴承波表示，以镍的布局为例，该公司在印尼布局的红土镍矿湿法冶炼项目总投资超百亿元，目前镍自给率已达70%以上，吨镍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低2000至3000美元。对于民企来说，没有资源，高端材料一体化可谓空中楼阁。

对于资金雄厚、能源禀赋优越的国资央企而言，其打法则重在“绿电”与“一体化”的协同。

上述央企有色战略部门人士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告别“卖初级原料、赚加工费”的传统模式，转向构建“资源锁定、绿电配套、高端冶炼、材料深加工、绑定头部客户”的全产业链壁垒。

该人士解释，自己所在央企，正在青海推动的海晏风电直连项目，正是这一战略思路的落地实践，该央企拟通过将高耗能的电解铝及新能源铝箔产能，与西部地区富集的风、光清洁能源深度绑定。这既满足了企业能耗双控与碳合规的硬约束，又为企业构筑了长期稳定的能源成本优势。

除了资源和能源，技术壁垒是决定企业能否从“低端内卷”跃升至“高端卡位”的关键。

吴承波向记者坦言，中低端正极材料、普通铜箔等领域，因技术门槛低、工艺成熟，跟风入局者众多，未来必然面临产能过剩和价格战，同质化产能必死。而他们的应对策略是“坚决不做低端”，主攻超高镍（9系）三元前驱体、4—6μm超薄锂电铜箔等“人有我优”的高毛利、高壁垒产品。他表示，通过对这些高端产品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与头部客户的联合研发，其高镍产品的毛利率比普通产品高出5到10个百分点，这就是技术护城河带来的直接回报。

当供给端从依靠规模扩张的粗放模式，转变为受资源、绿电、技术三重壁垒约束的精细模式时，行业竞争的底层逻辑也会被改变。上述民营有色龙头企业的副总经理说：“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拼谁的冶炼炉更多、产能更大，而是比拼谁的资源成本更低、绿电配套更全、材料技术迭代更快。”

从周期PE到成长PEG估值

有色金属头部企业正从“赚周期波动的钱”转向“赚技术壁垒与长期成长的钱”，其估值坐标正在经历从周期PE（市盈率）向成长PEG（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的历史性切换。

在上述央企有色战略部门人士看来，这也是此次行业转型最深刻的价值之一：“过去，我们和投资者交流，最核心的指标是公司有几百万吨产能。现在，我们谈的是公司绑定了多少新能源需求，新能源材料的营收占比、毛利率和在手订单能见度达到了多少。”他认为，传统冶炼业务的估值天花板极低，利润随基础金属价格大起大落，在丰年和亏年间摇摆，市场只能给予周期股的低PE估值。而新能源材料业务，凭借其高毛利率、长周期订单和稳定的客户关系，具备显著的成长属性。

他说：“同样是赚一元钱，来自传统周期业务的利润和来自新能源材料稳定长协的利润，在资本市场上享有的估值是不同的。我们正致力于让后者成为公司利润和估值体系的绝对主体。”

吴承波认为，市场正在重新定义有色企业的估值模型。他说：“过去，分析师拆解一家有色公司，是按矿山、冶炼的产能乘以一个周期均价的PE来算。现在，则是将它的新能源材料业务单拆出来，按照未来几年的产能扩张、长协订单和盈利预测，给予PEG估值。”

他分析称，决定一家有色企业未来市值高度的核心变量，已不再是其冶炼产能的规模大小，而是三个更深层次的指标：新能源业务的绑定深度、高端材料的附加值率，以及海外优质资源的掌控力。

吴承波说：“一个拥有低成本非洲锂矿、印尼镍矿，并深度绑定了宁德时代、特斯拉供应链的企业，和一家还在依靠国内高电价、卖低端铝锭的企业，其市场估值将出现很大差别。”

不过他也提醒道：“现在很多中小企业跟风入局，挤在技术门槛低的普通磷酸铁、普通前驱体，这些领域的产能未来一定会严重过剩，陷入价格战的内卷。但高端、高稳定性的电池材料，以及与下一代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配套的新材料，长期存在供给缺口。”

面对潜在的“内卷”风险，头部企业的规避策略大致相同，比如选择走高端化、差异化、一体化路径。

上述央企有色战略部门人士表示，他们所有的新建产能都聚焦于高附加值、高技术门槛的品类，不再做低端同质化产能。

一场围绕新能源材料的结构性洗牌已经开始，具备“资源+绿电+技术+长协”一体化壁垒的头部玩家，将在这轮竞跑中占据主导权。

 

从一家公司退市到批量公司退市，从单一的财务亏损退市到交易类、审计类、内控类、重大违法类等多元退市体系，A股的“出口”正在被系统性拓宽。

作者：牛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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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7日晚，*ST天龙（300029.SZ）、*ST赛隆（002898.SZ）先后公告称，已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二者均因2024年业绩不达标，2025年的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

A股年报大戏唱毕，带有连续亏损、内控失效、审计被“非标”等标签的十余家*ST公司，正在等待交易所发出最终的退市决定。Wind数据显示，4月1日至5月6日，已有128家公司被实施ST或*ST，其中有80家公司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被实施风险警示。

而在已经被标上*ST的股票中，已有11家公司因连续两年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已锁定财务类强制退市。其中，有5家公司收到终止上市的事先告知书或监管工作函。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今年年报季的出清潮，是退市逻辑从“看价格”到“看质量”的跃迁。这将从根本上改变A股的供需结构与定价逻辑：劣汰后优胜，吐故以纳新，有进有出、能上能下的良性生态，正是A股走向成熟市场的成人礼。

“保壳”无望

4月28日，*ST观典（688287.SH）公告称，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拟终止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ST观典的退市并非毫无征兆。该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已触发退市风险警示。其4月28日披露的2025年年报则交出了这样一份成绩单：扣非净利润再度为负，虽然营业收入挣扎在1亿元红线以上，但是审计机构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ST观典曾是北交所转板科创板上市“第一股”，转板上市仅4年便匆匆离场。而在退市之外，其曾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于4月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截至目前，调查结果尚未披露。

*ST国华（000004.SZ）的遭遇更添几分历史的重量。这家于1990年12月1日在深交所首家挂牌上市的“元老级”企业，36年后，近年持续亏损的它将以退市者的身份离场。*ST国华已于4月27日收到交易所下发的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A股历史最悠久的上市代码之一，或将就此谢幕。

此外，*ST天龙2024年、2025年的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且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ST赛隆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均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财务类退市类型的“光谱”在变得多元。在上述案例中，营收、净利润不达标导致的退市是主力，但因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内部控制被认定存在重大缺陷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压垮”一家上市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少已锁定退市的上市公司，已是多重风险缠身。

比如已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的*ST沪科（600608.SH），其2025年度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为负值且营收低于3亿元、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触及终止上市条件。

从一家公司退市到批量公司退市，从单一的财务亏损退市到交易类、审计类、内控类、重大违法类等多元退市体系，A股的“出口”正在被系统性拓宽。这一进程的提速，与全面注册制改革互为表里——当“入口”更加市场化，“出口”也必须更加通畅，资本市场才能真正实现资源配置的功能。

田利辉认为，对A股市场生态而言，三重重塑正在发生：壳资源价值加速归零，炒壳文化的根基被釜底抽薪；上市不再是终身制，退市让上市平台回归工具本源；优质公司开始真正获得资源倾斜，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从纸面走进现实。

“牙齿”锋利

这波退市潮绝非一日之功。

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被市场称为新“国九条”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加快形成应退尽退、及时出清的常态化退市格局。同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随后，沪深北交易所修订《股票上市规则》——将主板亏损公司营业收入退市指标从1亿元提高至3亿元，新增内控审计意见退市情形，市值退市标准从3亿元提高至5亿元。

2024年，A股有52家公司完成退市，其中有75%是因为股价低于面值、市值小于三亿元的交易型退市，6家财务型退市，3家因重大违法退市。2025年A股市场活跃叠加前期出清，交易性退市减少，全年共36家完成退市，其中规范型退市和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公司共11家。

进入2026年，截至5月6日，已有7家公司完成退市，叠加上述正在等待最终宣判的锁定退市公司，退市潮仍将持续。

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峰表示，过去个别问题上市公司企图靠财务造假蒙混过关，如今重大违法退市“零容忍”刚性十足，造假会退市、退市不免责，进一步消除了违规套利的侥幸空间。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改善投资环境，更能推动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促使上市公司及其“关键少数”真正敬畏法治与市场，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许峰提醒，对于没有出现违规问题的退市公司，投资者是无法索赔的，投资者应该理性投资，减少投机属性。

田利辉表示，“炒差炒壳”的投机路径已走入历史死胡同，散户须彻底摒弃“炒差”思维。ST板块已成风险高发区，在流动性枯竭与快速退市机制下，博弈空间几无。交易类退市不设整理期，5个交易日直接摘牌，几乎无逃生窗口。机构端，社保、公募等主流资金早已将ST股清出持仓，微盘股流动性持续枯竭，资金加速向优质头部公司集中。普通投资者必须远离三类雷区：主业空心化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市值逼近5亿元红线的小微绩差股。

值得注意的是，4月10日，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就修订交易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则修订是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为10%，新规将于2026年7月6日起正式实施。这意味着ST股的波动幅度变大，对一众面值低、市值低的ST股来说，触发交易类退市的风险进一步提升。

田利辉指出，这意味着“逃命窗口期”被压缩，市场定价更迅速地将问题公司淘汰出局。但须注意，规则放宽的初心不是让散户承受更大亏损，而是用“市场化机制替代行政化限制”，让劣质公司的风险定价更真实、退市出清更高效。ST制度正在从“问题公司的缓刑期”，变为“劣质公司的加速通道”。

田利辉表示，未来1至2年内，退市节奏将保持高压但更趋精准，重点转向识别“伪成长”与打击财务造假。数量增速或放缓，但违法类退市占比料显著提升。其核心意义在于破解“上市即巅峰”困局，通过刚性出清构建“投融资平衡”的良性循环。当分红回购规模持续超越融资额，A股才能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池，而非“抽血机”，推动市场迈入制度化、成熟化新阶段。

 

上市公司跨界彩票行业，多数是看好公益彩票的市场规模与发展空间，不少入局者更是被特许资质背后的“资源关系”引导进入赛道，企业将彩票业务视为一种“产业投资”。但企业普遍低估了彩票行业的复杂性，高估了自身在特许经营领域的适配能力，欠缺专业知识，不了解政策边界与监管逻辑。

作者：杜涛

封图：图虫创意

去年年中，李鹏从一家上市公司主动离职了。此前，他在这家公司负责彩票相关业务，离职是因为尽管彩票业务被定为上市公司的新产业板块，但主业业绩承压后，公司对彩票业务持续投入的意愿极低，他本人也始终游离在公司核心决策层之外。

李鹏记得，刚入职时，这家企业对彩票业务并不了解，但重视程度很高。李鹏也信心满满，还制定了详细的业务发展规划，但规划最终没有落地。

由于能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为年报“增光添彩”，彩票业务一直为上市公司所青睐。经济观察报梳理发现，2016年后红旗连锁（002697.SZ）、松炀资源（603863.SH）、来伊份（603777.SH）、疯狂体育（00082.HK）、亚博科技（08279.HK）、一心堂（002727.SZ）、ST天择（603721.SH）等多家上市公司均曾尝试过彩票业务。此外，阿里、京东、顺丰等头部企业，也早已在彩票赛道持续布局。

但到2025年，在国内彩票年销售规模突破6200亿元新高的同时，多家以渠道、零售、IP运营等方式切入彩票赛道的上市公司，已经逐步收缩相关业务布局。

为何看似庞大的彩票市场规模，并未顺利转化为上市公司可落地的业绩增量？原因包括政策合规、信任壁垒、财务模型适配与渠道饱和等多个方面。

李鹏说，上市公司跨界彩票行业，多数是看好公益彩票的市场规模与发展空间，不少入局者更是被特许资质背后的“资源关系”引导进入赛道，企业将彩票业务视为一种“产业投资”。但企业普遍低估了彩票行业的复杂性，高估了自身在特许经营领域的适配能力，欠缺专业知识，不了解政策边界与监管逻辑。

谁在入局，谁在收缩

4月17日，有投资者在投资者互动平台提问：公司（一心堂）目前开展的“药店+彩票”试点业务中，是否包含体育彩票足球竞猜（足彩）品类？可销售足彩的门店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当前精确数量是多少？2026年是否有扩大足彩销售门店的计划？

一心堂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应，公司部分门店开展了“药店+彩票”业务，包含体育彩票销售业务。

据其2023年年报披露，截至2023年12月，一心堂已在云南、贵州、海南、四川等 8个省/市的3000多家门店，开展了“药店+彩票”业务试点，2023年全年彩票销售流水达7698万元，彩票业务也为门店带来了新的客流。

像一心堂这类上市公司，入局彩票行业的核心逻辑，是依托自身已成型的线下销售网络，将彩票销售作为门店的便民增值服务。

红旗连锁便提到，公司3600多家门店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的标准化管理，除核心便利店业务外，主打“商品+服务”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已开通公交卡充值、水电气费代收、福利与体育彩票销售等80多项便民服务。

2025年7月，休闲零食连锁品牌来伊份，与国内头部体育彩票印制企业鸿博股份达成合作，双方将依托鸿博股份的彩票行业资源，结合来伊份的线下门店网络，落地彩票销售业务。

李鹏说，这类上市公司入局彩票行业，本质是依托自有渠道做增值业务，彩票并非其主业，也不需要承担过重的转型成本，是相对稳妥的入局模式。

这也是企业跨界进入彩票行业的主流路径。李鹏分析，从近十年彩票行业的参与主体来看，入局者多为拥有线下场景的企业，比如商超连锁、医药零售、营销传媒、体育运营及物流巨头等。它们以自身销售网络为基础开展彩票代销业务。

但拥有渠道并不意味着能够顺利发展。顺丰控股、京东分别于2017、2019年试水主题即开票业务，后续受渠道效率、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收缩布局，仅保留小规模场景合作。港股上市的亚博科技作为阿里系彩票业务核心载体，国内业务聚焦终端设备、支付渠道合作、兼营渠道运营，近年来经营重心也转向拓展至澳门支付结算业务。

一次跨界尝试的样本

在诸多试水彩票业务的上市公司中，松炀资源是较为特殊的一家公司。作为一家以造纸为主业的企业，它并不具备商超、药店类企业线下渠道的优势，从入局之初，便瞄准了彩票游戏玩法运营这一核心赛道。

松炀资源切入彩票行业，始于对金陵乐彩的收购。2023年9月，松炀资源公告称，将已向南焜实业（金陵乐彩的原股东）支付的5000万元增资款，变更为收购南焜实业所持金陵乐彩2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

2024年5月，松炀资源继续加码对金陵乐彩的控制权，拟收购控股股东间接持有的金陵乐彩相关股权。交易完成后，乐动科技（松炀资源全资孙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金陵乐彩合计53.15%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金陵乐彩也将纳入松炀资源合并报表范围。2024年10月，松炀资源再次发布加码彩票业务的方案，乐动科技拟以2000万元对金陵乐彩下属海南乐彩增资，持有其80%股权，资金计划用于在海南新增50家视频即开彩票门店，铺设1000台相关设备。

彼时，松炀资源在公告中称，本次交易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海南省视频电子即开型彩票的门店铺设和推广，符合公司战略目标及多元化发展需求，契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2024年12月，松炀资源还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海南“拍拍乐”是当前国内唯一运营中的电子即开型视频彩票，金陵乐彩作为该项目的系统运营与游戏玩法服务商，已完成相关系统、玩法的论证与检验，为行业发展积累了经验。

海南省体育娱乐视频电子即开型彩票是目前自福彩“中福在线”关停后，国内唯一正式运营的视频即开型彩票，仅限在海南省内获批的销售厅通过专用终端机游玩，其核心特点是“即买、即开、即兑”。

财政部公布的2025年彩票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视频型彩票销售额仅为329万元。

李鹏说，松炀资源的视频即开彩票业务拓展，始终面临着难以突破的现实瓶颈。视频即开彩票销售渠道的开设，受制于海南体彩中心的渠道经营审批、销售终端采购预算等多重因素，企业无法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求自主拓展渠道。这也是视频型彩票持续多年销售萎靡的核心根源。

松炀资源布局的线下实体门店也未能实现预期业绩。在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2024年报问询函时，松炀资源披露，2024年度松炀乐彩仅在北京开设了两家实体门店，全年营业收入仅9.6万元。松炀乐彩是松炀资源经营北京线下彩票门店的主体。

李鹏判断，松炀资源彩票相关业务终止，核心源于市场环境变化：2024年起彩票投注站经营收入已出现明显下滑，叠加门店收入难以覆盖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成本，最终松炀资源选择终止相关业务。2024年全年，松炀乐彩净利润为-150.92万元，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仍为-51.74万元。

2025年底，松炀资源发布公告称，公司通过全资孙公司间接持有松炀乐彩51%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1020万元，并未实缴；最终以1元的价格，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松炀乐彩原股东、自然人赵湘粤，交易前赵湘粤持有松炀乐彩19%的股权。

松炀资源的线下店试水并未成功，其收购金陵乐彩后获得的视频电子即开型彩票系统开发的相关合作资质，也发生了变化。

2023年2月27日，金陵体育曾发布公告，公司与金陵乐彩组成联合体，参与了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该项目的公开招标，并于当年2月17日正式签署项目合同，合同有效期三年。

2025年12月19日，海南省政府采购行业协会官网发布的中标公告显示，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体彩”）成为《海南省体育娱乐视频电子即开型彩票系统运维及终端服务项目》的唯一中标方。

中体彩中标是否意味着松炀资源相关业务资质出现变动？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分析，尽管目前中体彩中标，但尚无法确定其承接技术运维与开发后，在海南本地渠道布局层面是否仍会与松炀资源合作。不过，即使双方仍保持合作，受制于现行彩票发行销售体系框架，海南“拍拍乐”仍将面临渠道扩容难的现实困境。

难题

在李鹏看来，从集体试水到陆续退出，彩票行业看似是一个低门槛的渠道生意，实则隐藏着多重难以突破的行业壁垒。

曾亲历上市公司彩票业务从0到1搭建的李鹏认为，企业进入彩票行业必须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业绩爆发式增长；短期投入不仅无法在行业内建立稳定的业务领地，还会影响彩票监管机构对企业的信任评价。

李鹏告诉记者，上市公司短期布局的首要原因，是短视化与战略模糊。多数企业因主业承压，将彩票视为第二增长曲线，抱着试水投机的心态入局，并未制定长期深耕的规划，管理层对行业规则理解不足，“遇挫即退”是跨界者的普遍问题。

其次是行业信任壁垒难以短期建立。彩票行业强监管、重信任的属性，决定了发行与销售机构对合作企业的长期投入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一名要求匿名的彩票行业专家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彩票行业具备双重准入门槛，一是企业自身资质、运营实力和专业性；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彩票行业均属于专营或特许行业，甚至大部分为国家直营，具有强监管的属性。即便向企业开放合作，对企业资质与经营边界也有严格限定。在国内彩票监管发行销售体系中，核心的监管、发行环节面临相关部门的直接监管，仅向市场开放部分销售渠道和前置销售系统及部分终端权限，企业可部分参与彩票线下代销业务和市场化服务项目等，无法直接涉足发行、彩种设计等核心环节。

该专家说，一些上市公司入局彩票行业时存在误判，他们不想专注于渠道、服务、资讯或配套产品供给，而是试图触碰发行、运营等核心领域，一开始便注定难以持续。

在监管以外，从财务层面，彩票业务也与很多上市公司的设想不同。该专家表示，彩票代销业务必须具备足够的规模效应，才能维持稳定的现金流，企业仅能将代销佣金收入并入报表。上市公司开展该业务，还面临收入确认、资金占压、成本分摊、进项成本抵扣等诸多现实难题。

尽管近五年多数上市公司试水彩票业务未能达到预期，但李鹏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参与彩票行业的价值被否定。恰恰相反，这些探索为后来者厘清了行业边界、验证了可行模式，也推动着彩票行业市场化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鹏系化名）

 

二手车行业连年混战，淘车车如何在玩家众多的万亿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其“流血”上市又能否扭转局势？这些问题，需要淘车车在港交所递表之后给出回答。

作者：濮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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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淘车车控股公司Yusheng Holdings Limited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花旗担任独家保荐人，正式开启IPO冲刺。

对于这家脱胎于易鑫集团、背靠腾讯和京东的中国第一大二手车交易平台来说，此刻冲击港股面临着企业连年亏损——2025年其GMV（商品交易总额）虽达155亿元、位居行业第一，但年度亏损进一步扩大至9.17亿元，三年累亏近22亿元。

此外，二手车行业连年混战，淘车车如何在玩家众多的万亿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其“流血”上市又能否扭转局势？这些问题，需要淘车车在港交所递表之后给出回答。

背靠腾讯，与阿里打官司

2017年，淘车车前身“淘车”诞生，由腾讯旗下的汽车金融巨头易鑫集团内部孵化，初期依托易鑫集团的汽车金融客户资源快速积累首批用户。此后，腾讯、京东等战略投资人先后注资，推动淘车车从单一二手车零售商逐步成长为覆盖零售、批发和平台服务三大业务的全产业链平台。

淘车车的股东阵容堪称豪华。IPO前，易鑫集团以44.23%的持股比例位居第一大股东；腾讯透过意像架构持股13.68%、透过Bitauto Holdings持股3.81%，合计持股17.49%；京东旗下Ambilight Ruby持有2.74%股权；阳明基金持股9.39%；公司CEO姜东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约11.53%，拥有23.61%的投票权。

在淘车车冲刺港股IPO的关键时刻，一桩商标诉讼案仍在持续。据招股书披露，淘车车正涉及一起由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提起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诉讼。

阿里巴巴认为，淘车车过往使用的“淘车”“taoche.com”及“TAOCHE”等标识与其“淘宝”相关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向法院提出了包括停止使用含“淘车”企业名称、停止使用被诉标识、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00万元，以及发布澄清声明在内的诉讼请求。

该案于2025年3月提起诉讼，2026年3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淘车车停止使用任何含有“淘车”的企业名称；停止对被诉标识的使用；以及支付人民币450万元的损害赔偿及合理执行费用，同时驳回阿里巴巴要求刊登澄清声明之请求。

判决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对淘车车的品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淘车车在招股书提到：“一审判决明确确认阿里巴巴的主张不延伸至我们的升级品牌‘淘车车’，且阿里巴巴在诉讼中明确确认，侵权主张针对被诉标识。”

国家注册审核员、广东更佳昊国际认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锦堤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知识产权纠纷对拟上市公司的隐患是系统性的，远超450万元赔偿本身。此类诉讼属于声誉风险以及战略风险的叠加：一审败诉已构成重大法律事件披露，若二审维持原判，品牌重塑成本与客户认知迁移可能影响市值。“淘车”升级至“淘车车”是风险缓释，但非风险消除。

面对一审判决，淘车车已于2026年4月8日向相关法院提起上诉。淘车车在招股书中提到，即使最终获得不利判决，任何潜在救济措施——包括停止使用被诉标识——均不会对公司的运营、品牌认知或业务发展造成重大干扰，因为核心业务已在升级后的“淘车车”品牌下运作，如需进行相应运营调整，相关调整亦具备可控性。

押注自营模式，三年亏超20亿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按2025年GMV 155亿元计，淘车车在中国二手车交易平台中排名第一。但淘车车也有自己的烦恼：营收连年高增长，亏损却持续扩大。

招股书显示，2025年，淘车车净亏损约9.17亿元。淘车车2024年亏损较2023年收窄17.5%，但2025年亏损较2024年大幅扩大59.7%，三年累计亏损达21.87亿元。

亏损的另一面，是上扬的收入增长曲线。2023年至2025年，淘车车收入分别为44.29亿元、54.71亿元和66.62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23.5%和21.8%，连续两年保持20%以上增长。作为一家成立仅8年的二手车交易平台，这一增速反映出其市场地位的快速提升。

从收入结构看，二手车零售是淘车车业务的核心支柱，2025年贡献收入43.55亿元，占比65.4%；车辆批发业务2025年收入11.9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8.3%，占比升至17.9%；平台服务收入11.13亿元，占比16.7%。

淘车车当前面临着成本增加的压力。招股书披露，车辆采购成本是淘车车成本的大头。2023年至2025年，淘车车车辆采购成本分别为35.93亿元、41.63亿元和51.69亿元，占同期总成本的比例始终在85%以上。2025年，淘车车车辆采购成本同比大增24.2%，增幅超过了同期收入的增幅。

在二手车交易平台的四种主流模式（自营B2C、B2C经纪、C2C经纪、B2B批发）中，淘车车采用自营B2C模式，即独立采购并持有库存、标准化检测、AI驱动定价、统一交付和售后。这种重资产模式有助于解决车况不透明和服务非标准化两大行业痛点，但对企业现金流要求高。

截至2025年底，淘车车存货为8.82亿元，存货周转天数为52天，较2023年的47天有所延长。“二手车只要库存期超过120天就绝对没有挣钱的可能，如果超过150天，平均库存的损折在8%至16%。”早在2024年，姜东就曾表达过对库存周期的警惕。

毛利率方面，淘车车2023年至2025年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9.4%、10.8%和10.2%，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分业务看，二手车零售毛利率分别为6.6%、6.8%和7.1%，连续小幅提升；批发毛利率从2023年的-4.0%大幅逆转至2025年的4.1%；平台服务毛利率则从39.8%持续下滑至28.8%。招股书解释，这是“争夺寻求汽车融资服务的购车客户线索竞争加剧，导致线索获取成本上升”所致。

比亏损更令投资者关注的，是淘车车资产负债表上的压力。截至2025年12月31日，淘车车的流动负债净额高达52.05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259.5%。但淘车车在招股书中强调，流动资产中包括了大量非现金项目，实际的偿债压力需要结合现金流量表和负债结构来看。

2025年，淘车车经营亏损为2.94亿元，较2024年的1.45亿元扩大超过一倍。在剔除股权激励、优先股公允价值变动等非现金和非经常性项目后，淘车车的核心运营基本面虽在改善，但离可持续的正经营利润还有差距。

如何盈利是淘车车IPO后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在招股书中提出了三条盈利路径：第一，加速收入增长，通过抓住中国二手车市场结构性扩张、扩大线上线下网络、拓展海外布局；第二，提升毛利率，通过加强与机构供应商的采购杠杆、多元化车源、AI定价引擎提升定价精度和单车毛利；第三，提升运营效率，通过TCN标准化运营和AI驱动的流程自动化，实现经营杠杆。

但在新车价格战持续压抑二手车价格的外部环境下，利润提升并非易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二手车经销商亏损比例上升至73.6%，平均获客成本攀升至6200元，而单笔交易平均利润仅为1500元左右。

万亿赛道上的混战

中国二手车市场在2025年完成了一次量级跨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2010.8万辆，首次突破2000万辆大关，同比增长2.52%。从2016年首次突破千万辆，到2025年突破两千万辆，中国二手车市场用十年时间完成了量级跨越。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二手车市场规模2025年已达到约1.3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2万亿元，同期增速预计将超越新车市场近200%。二手车交易平台的渗透率将从2025年的约28.4%增至2030年的35.7%。

然而，这条万亿级赛道极度分散。按2025年商品交易总额计，中国二手车交易平台中前五大参与者合计市场份额仅为14.5%。淘车车以155亿元位居第一，市场份额3.8%；第二名为152亿元、3.7%，第三名为118亿元、2.9%，第四名为100亿元、2.4%，第五名为75亿元、1.8%。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的差距仅3亿元。

从整个行业来看，二手车交易平台的竞争格局正在快速分化，几个代表性玩家的路径截然不同，但最终都指向规模化与品牌化。

在自营零售路径上，淘车车与优信是两支并行力量，两家企业在商业模式上有相似性，均指向自营B2C、线下大卖场、全国购等形态，优信在西安、合肥等地的卖场布局与淘车车62家销售中心网络展开正面竞速。

在轻资产路径上，瓜子二手车与懂车帝走在前列。不同于淘车车和优信的“持有库存”模式，瓜子二手车选择了“不持车”的经纪路径，这一模式更轻，但也面临更高的服务标准化挑战。懂车帝则代表着另一种可能，其背靠字节跳动的流量生态，2025年MAU约8000万，全网汽车兴趣用户达5.1亿。2026年2月，懂车帝被曝计划赴港IPO募资10亿至15亿美元。

在经销商赋能路径上，大搜车与卡泰驰成为两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大搜车已在2026年4月获得中国证监会赴美上市备案，拟发行不超过1.91亿股普通股。卡泰驰通过开放加盟模式，线下直营及加盟门店已突破100家，2025年全年交付6.5万辆，GMV超180亿元。这一数据甚至超过了淘车车的155亿元，但卡泰驰的交付量和GMV口径包含了加盟体系，与淘车车的自营模式并不相同。

此外，不少汽车经销商集团也在发展二手车业务，但收入呈现大幅回撤趋势。中升集团2025年上半年二手车毛利仅2.57亿元，同比大幅下滑58.4%；永达汽车同期二手车经销收入同比下滑24.5%。

“在当前二手车市场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淘车车这类拥有‘腾讯+京东’背书的互联网平台确实具备整合行业的能力。淘车车可以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在提高交易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做文章，但要在区域市场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仍需面对来自当地中小车商的顽强竞争。”经济学家余丰慧对经济观察报说。

 

我们认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和舆论环境，企业是时候认真思考：将公关从过去寻求对话的运营职能，上升到界定企业价值、对管理和业务结构形成某种指引的新维度。

作者：高若瀛

封图：图虫创意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中国企业的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下称“公关”）似乎已进入险境。

面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平台企业专门负责政府关系的员工选择暴力抗法，让人们看到了企业利益可能凌驾于公共利益的风险；一家年营收几十亿的连锁餐饮老板威胁起诉提出批评的网红，几轮公开论战后被禁言，声誉和生意归于沉寂；面对漏诊质疑，体检巨头表示将起诉客户，其CEO“别指望几百元体检什么病都查出来”的发言，引发了全行业的信任危机。

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进一步放大了中国企业公关的艰难处境：一方面，他们不断向外界讲述打磨好产品、服务顾客、承担社会责任的愿景；但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的语义中、在希望媒体删稿的请托中，公关行为并没有唤起外界的正视与认同，甚至很多从业者自己也找不到价值感。

中国的企业公关何以至此？

从企业遭遇监管调查、公关团队引以为傲之处竟是能从危机事件中隐去自家公司名字时，我们不难窥见其中症结。企业对公关的认知若还停留在“灭火”的媒介关系维护层面，上述企业的惨痛教训必将复现。

当我们强调企业公关的价值在于调节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时，也不过是在重申“建立信任”“重构关系”“寻求组织合法性”——这些100年前在公关作为一个行业诞生之初被反复思辨并证实的理念。

即使到了今天，中国很多企业也没有理解上述这些概念的内涵，遑论挖掘和发挥公关价值。我们认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和舆论环境，企业是时候认真思考：将公关从过去寻求对话的运营职能，上升到界定企业价值、对管理和业务结构形成某种指引的新维度。

价值界定回答了“一家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合法性来源，这也使得公共关系的顶层设计成为一家企业的生存哲学。因此，这个问题在治理层达成共识才有意义。这也意味着一家现代治理公司的大脑——董事会，也应成长出制度化的公共关系治理能力。

在中国第十个品牌日到来之际，抛开产品技术、市场策略，我们不妨从另一个维度看企业、看品牌，聊聊关于企业公关的那些人和事。

公关怪象

很难用一个理性框架去解释，中国公关领域在过去几年间发生了什么，何以至此。

以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新能源汽车为例，仅“黑公关”一词就足以著书立传。“黑公关”通过付费抹黑稿件、虚假信息传播、“水军”控评等手段，制造舆论热点、恶意营销。直观案例是前些年某汽车品牌的新品被P图，引发公众负面联想；还包括有组织性地针对某些汽车品牌的客户进行攻击，类似这种把诋毁当作公关的行为，不断拉低了行业舆论生态的底线。

在“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咖荟·汽车夜话”上，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曾公开炮轰友商雇佣“水军”，指责他们“莫须有的东西，非常没底线，非常肮脏”。

2025年，央视《经济半小时》对新能源汽车黑公关现象进行深度调查。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接受采访时说，公安部网安局此前破获一个黑公关产业团伙，23个人涉案资金2亿多元。

2026年春天，车企自己就上演了不少荒诞戏码。在多地“3·15”问题车展，堵在入口处的除了维权车主，还有趴在引擎盖上的车企公关，“十分钟神速售后”也因此出圈。

范围更广的翻车出现在品牌营销领域。2026年，罗技官方旗舰店在抖音发布视频，配文“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公然贬低和侮辱消费者。2023年9月，桃李面包的电梯广告称“有人说五仁不好吃，我们认为：那是因为你还年轻，还没饱尝过生活的毒打”，试图“伪共情”却变成说教与冒犯……

如果说行业“黑公关”背后多为利益驱动，这却不足以解释其他行业领域的公关生态为何同样怪象频出，近些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些问题可以归因于技术层面的操作失误，但我们认为，公关在企业内部的价值错位、企业何以立身的定位不明，或许才是乱象背后的根因。

要理解公关的价值定位，还要从公关究竟是什么说起。

公关是什么

公共关系——毫无疑问是舶来品。

在公关的发源地美国，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以巴纳姆为代表的“报刊宣传活动”，为赢得顾主利益，这些宣传活动不惜愚弄公众。而被喻为“现代公关之父”的艾维·李在1903年组建了公关公司，发布了第一个行业宣言——《原则宣言》。这个宣言明确了两项道德原则：讲真话；凡有利于公众的事情必有利于组织。

梳理百年公关发展史不难发现，其中几项重要的行业行为基准，奠定了当今公关理论、甚至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层面的诚信、互惠和建设性；组织作为社会公民层面的责任担当；公关与雇主关系层面的正当性；以及专业主义与公共精神层面的社群信念。

如果这些被历史验证的行业基准，被视为今天公关行业的道德遗产甚至是精神财富，即使面对快速变化、难以预测、利益纷繁交错的新媒体时代，企业公关仍可以有所作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在面对媒体、公众、政府、社会、竞争对手时，继承和转化那些道德遗产。

事实上，舶来品公共关系中的“关系”还与中国文化深度契合。几千年来，中国人不遗余力地创造各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天人合一”更是超世俗法则的高级别关系。

但也正是因为“关系”的广泛适用性和模糊性，中文语境对公关的解读常常偏离其本质，“公关一下”就是典型窄化、污名化公关价值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与此同时，公关在中国企业内部的面目也过于多元，文化部、品牌部、宣传部、传播部等，都可能是维护公共关系职能的代名词。

当我们厘清公关的底层价值，就不难理解公关不是什么：公关不是找关系、删稿件的“舆情消防队”；公关也不是一味追求销量、美化公司财务报表的营销手段；公关更不是只让老板满意的工作。

公关就是沟通——这样的认知广泛存在。在学术和实践中，公共关系通常被定义为“组织与公众之间沟通与关系管理的职能”。它涵盖媒体关系、政府关系、投资者关系、员工沟通、声誉管理、危机公关等。其中的日常运作、大部分资源配置和执行主要发生在管理结构和业务结构层面，由公关部门、市场部门或管理层具体执行。

但仅仅只是这个层面的认知，也还是有缺陷的。“企业是什么”不仅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还包括它在社会生态中的身份、它对利益相关方的根本承诺。“存在价值是什么”本质上是界定企业如何获取“社会存在许可”。厘清这些，是所有外部沟通的“根”。没有这个根，沟通就是漂浮的技术活动。

面对今天的媒介化社会、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ESG浪潮，声誉风险和公共意见确实可能瞬间摧毁公司价值。因此，公共关系其实关系到董事会以及更高层面的基本职能，显然，中国公司的董事会亟需补充能够理解公共舆论、利益相关者生态和沟通战略的治理能力。

1995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和战略问题教授戴维·巴伦在《市场与非市场环境》中曾提出：企业战略需要指导企业在市场与非市场环境中行动，即同时并有机地整合企业经营、供应链、客户契约型作用机制，及交易之外的社会、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制约和非市场调节因素；从而系统、有效、负责任地应对政府、社会、文化等非市场影响对企业的挑战。

巴伦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企业的战略体系都必须同时处理市场环境与非市场环境；市场战略回答“怎么赚钱”，非市场战略回答“凭什么让你赚钱”。

实际上，这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根本在于企业在战略决策、运营管理、市场拓展时，必须兼顾利益相关方诉求，这些诉求不仅仅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必须的考量，也是建立正确的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如政策、公众认可、媒体观点），它们关乎企业的成败。

不难发现，公关的一个角色正是企业非市场战略的核心执行者，它管理的不是单一的媒体关系，而是企业与所有非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通道。

公共关系的顶层设计和风险控制属于治理层面，而其大量执行与日常管理属于管理层面，具体行动则渗透到业务层面，企业公关需要对企业的所有业务提供一个督导和指引。

这显然要求我们重新设计董事会的知识结构和委员会议程。尽管在实现路径上可以有多种制度选择，但战略方向是清晰的：即公共关系的最深层必须被植入治理的源头。

创造什么价值

弄清公关的真实面貌，我们会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又存在巨大鸿沟：企业内部对公关的价值定位和话语赋权，与公关应承担的价值目标并不对等。现实是，很多企业把公关当成了执行部门。

更多企业公关被边缘化、困在“发稿量、删帖数、无负面记录”这些KPI的陷阱里。之所以说是陷阱，是在于这类考核不是衡量公关创造了什么价值，而是把老板变成了公众，公关价值的高低与老板满意度紧密相关。

这并非个别老板的认知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经营哲学的产物。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股东至上主义一度风行，公关的正当性和地位价值也相应地与“为企业创造多少利润”捆绑。大多数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公关，被很多企业视为日常经营的成本项。

但到了21世纪，一场影响范围甚广的价值转向已悄然发生：早前被视为约束性义务的社会责任，正在变成企业赢取信任和尊敬的机会。

2019年，美国商业圆桌论坛上181位CEO联席签署《公司宗旨宣言》，更是重新定义了公司。他们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更美好的社会。

在这份宣言中，包括苹果CEO蒂姆·库克在内的商业巨头集体发声：一个美好的社会比股东利益更重要。企业的合法性正在从“为股东赚了多少钱”，转向“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了什么价值”。

当算法被写入信任

重新认识公关的紧迫性还在于现实问题已经扑面而来。

如果说过去中国企业公关的进退失据，还有很多反思和改进的空间，自2025年以来的一个快速变化的技术——AI智能体，正在把问题导向另外一个维度。

2026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实验：有人借助所谓AI优化系统，为一个完全虚构出来的智能手环品牌，生成十几篇宣传软文和用户好评。2个小时后，测试者询问那款虚构的手环如何时，大模型直接介绍：最大亮点是健康监测功能，还照搬被虚构出来的“量子纠缠传感”“黑洞级续航”等虚假宣传话术。

业内人士给这套操作起了一个直白的名字：给AI“喂料投毒”，通过持续投喂虚假内容，让模型将重复信息误认为共识。

这意味着什么？过去，企业还能指望用一篇反复推敲的声明、一场慈善活动，在舆论场上扳回一局。当消费者开始用AI做消费决策时，信任将变成一种可以被随时调取、抓取和计算的数据。企业说的每一句被证实的假话、推诿的每一次投诉、用删帖掩盖的每一个问题，最终都会变成一条条数据，永久留存在算法的记忆里。

从这个意义上看，艾维·李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讲真话”和“凡有利于公众的事情必有利于组织”，在今天非但不会过时，反而将被技术赋予前所未有的强制力。

在AI时代，诚信不再只是一种道德选择，而是唯一经得起算法检验的生存策略。特别是在企业越来越陷入各方诉求的矛盾中、每家公司都可能处在各种限制和诉求冲突的当下，在重新审视公关价值的基础上思考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向，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如何创造价值

一位在线旅行社企业的公关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每天监测媒体和社交平台上产生的舆情，如今已是拥有成熟公关团队的大企业的常规动作。但做得“好与坏”的差别，在于对每条舆情的复盘与反馈。

公关团队需要弄清楚：哪些舆情只是误解，需要转给专业客服处理；哪些舆情有扩散风险，需要做外部沟通；最终确认是业务出现问题，还需要内部推动业务整改。这位公关负责人说，他的核心业务指标不是“发现问题的数量”，而是问题的完结率。对企业来说，坑越填越少，才是健康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看，业务层面的公关，可以被视为企业外部性风险的一道内部屏障：将舆论的信任波动、公众情绪的信号、监管风向的变化，转化为组织内部可识别、可评估、可整改的信息输入。

由此，在组织管理的层面上，公关不再是面向外部的信息输出，还可以被理解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关键一环。作为组织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管理工具，公关与公司治理中的决策监督、内部控制中的风险防范存在天然联系。

因此不难发现，公关当下的根本困境在于，在绝大多数企业的治理架构中，其从未被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力量来配置。价值说得再透，如果始终站在决策圈外，一切都是空谈。

但能坐上决策桌，从“传播专家”转型为“治理参与者”，重新定义公关，就需要不同以往的能力：即能在多重利益诉求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在不确定时代拥有确定性价值的协商能力。这就要求公关不是在公众面前替组织辩护，而是需要在组织和公众之间，找到那条最难走也最正确的路：说真话、做实事、敢担责。

当我们试图从底层理解企业的公共关系，会发现其定位本质上是一个战略命题，涉及企业是什么、存在价值是什么。不理清楚这个前提，就意味着企业的所有外部沟通都是无本之木。这不是公关部门在寻求一个董事会席位，而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本身在呼唤一种它长期缺失的、关乎企业存续根基的核心职能。

这意味着，对现代企业治理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当前董事会的能力需要结构性升级。传统的法律、财务、行业经验，或许已不足以治理当今的企业。企业必须将“界定和管理组织与社会根本关系”的能力，逐步列入最高治理机构的核心能力选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