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汽车产业的历史，每一次模式创新都伴随着很多质疑声。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冲刺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人不断走出舒适区，去探索那些没有现成答案的路。而问界一直是汽车产业模式创新的先行者。它的新一轮试验，值得外界鼓励。

作者：王子阳

封图：图片资料室

从0到120万，问界只用了不到五年。五年，一个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从诞生到百万用户，这在传统豪华车的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

于是，舆论开始关注。焦点首先落在了近期问界宣布转向的“专属专营”上。消息一出，各种质疑蜂拥而至。这不难理解。面对一个超出经验的新现象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警惕，第二反应是归责。警惕是本能，归责是理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在匆忙下结论。

就在舆论热议之际，9月30日，鸿蒙智行问界业务升级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张兴海等出席签约仪式。

华为与赛力斯表示，面向新五年，双方将持续锚定问界高端智能汽车品牌核心定位，联合组建问界业务专属团队，进一步升级问界业务，以专属专营更好地服务问界用户，持续推动问界新豪华品牌向上。双方致力于为用户带来更极致的高端智能电动汽车产品和更优质的出行体验，进一步推动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新豪华智能汽车标杆品牌。

这一最新动态，为“专属专营”的讨论提供了最直接的注脚：它不是分开，而是双方合作的升级和深化。那么，如何理解这次升级？我们不妨从五个层面，逐一来审视。

事实

我们在讨论“专属专营”时，应该先正面承认三件事。

第一，从行业规律看，高端品牌需要专属的渠道体系来承接品牌调性、服务标准和用户运营。问界选择专属专营，不是背离行业，而是回归行业规律。

第二，从问界诞生之日起，整车就由问界制造、用户由问界服务、全生命周期的责任由问界承担。这意味着，品牌的责任主体始终是赛力斯，专属专营并没有改变用户服务的底层责任主体。

第三，经过五年培育，专属专营的用户中心在全国已有400家；赛力斯研发工程师超过1万人，占员工总人数的43%，已形成健全的人才队伍。这些数字说明，问界有能力撑起专属专营。

根源

问界已是鸿蒙智行体系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销量破百万的高端品牌。

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张兴海做客央视财经《微对话》节目时说得很清楚：“问界用户已突破120万，迈入品牌成长新阶段，体系需要随着市场变化同步升级，资源要聚焦、分工要优化。”

换句话说，当一个品牌只有几万用户时，它可以在别人的渠道里生长；当一个品牌拥有120万用户时，它需要属于自己的展厅、自己的服务团队、自己的用户运营体系。

张兴海谈到，专属专营也是对用户期待的积极响应。在多次与用户直连交流中，大家都希望问界专属专营的用户中心“多做一点、做好一点”，提供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专属服务。问界专属专营是水到渠成，既顺应了品牌发展规律，也积极响应了用户需求。

从用户的角度看，专属专营意味着更专注的服务体验。专属的门店、专属的服务团队、专属的品牌运营，这些在混售模式下难以实现的服务升级，在专营模式下有了落地空间。

创新

针对外界对于赛力斯与华为关系的误读，张兴海强调，问界专属专营不是分开，是双方跨界融合模式的又一次创新。

2021年，赛力斯和华为携手从零起步打造问界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五年下来，问界验证了这种跨界融合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张兴海表示：“自始至终要由衷地感谢华为，在产供销研端到端全业务链条上，赛力斯跟华为一起搭建出完整的体系能力……五年的同行，双方携手实现了多个行业首创，攻克了许许多多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如今，在鸿蒙智行体系品牌中，问界率先走到了下一个阶段：联合组建问界业务专属团队。这既是对过去五年合作成果的确认，也是对未来合作形态的探索（如何在品牌成熟后实现更高效的分工）。

张兴海强调，问界是华为的问界，是赛力斯的问界，更是用户的问界。赛力斯将继续和华为肩并肩，用心造好车，服务好每一个用户。

不变

面对超120万用户最关心的权益问题，张兴海将其凝练为“三件铁板钉钉的事”。

第一，产品标准不变。问界坚持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的“五高”标准，还坚定以“科技范式+豪华范式”双范式来打造高端智能电动汽车。

第二，技术底座不变。智驾和座舱继续由华为提供，赛力斯是华为引望的股东，引望的新产品、好产品，会以最快时间应用在问界车上。

第三，服务不变，还要升级。所有OTA升级、用户权益均不会改变，对已有的120万用户与今后购车的新用户一视同仁。

张兴海表示，用户权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问界的服务会升级，品牌将向上，今后只会把车做得更好，让时间来证明。

先行

一场关于“专属专营”的争论，快要吵完了，我们才发现：大家真正想谈论的，其实不是问界本身在运营层面的种种具体变化。

这就像一个病人捂着肚子进了急诊室，医生检查了半天肋骨，说“骨头没事”。病人喊：“我疼的是胃！”这个真正隐隐作痛的“胃”，叫做对创新先行者的信任。

让我们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今天华为与赛力斯的合作完全按外界的预期走——那么会不会有人批评“问界没有差异性”？在一些人眼中，先行者怎么做都是错的。

回顾中国汽车产业的历史，每一次模式创新都伴随着类似的质疑。当年吉利收购沃尔沃，有人说“蛇吞象，消化不良”。当年比亚迪All in新能源，有人说“弯道翻车”。但这些先行者用结果证明了自己。

问界正在走同样的路。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冲刺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人不断走出舒适区，去探索那些没有现成答案的路。而问界一直是汽车产业模式创新的先行者。它的新一轮试验，值得外界鼓励。

 

“我不想再冒进了，现在就是想安安稳稳地守住目前的资产，守住现金流。”张涛告诉记者。

作者：蔡越坤

封图：图虫创意

家住浙江的资深投资者陈霞在选信托产品时，已经不再将高收益率作为首要追求。相比较而言，如何“守财”成为她投资的第一目标。

陈霞是一位高净值客户，已临近退休年纪。她常年累积在信托、银行理财、基金等领域的投资近千万元。记者跟她聊起今年在投资方面的变化时，她语气平和地说：“在经济下行期，别想太高的投资收益率，保住本金最重要。”

十年前，陈霞曾是信托产品的拥趸，产品一到期她就会续投。彼时，她在信托投资上的收益率可以到8%附近，高者甚至超过10%。而且，她投的信托产品都会到期顺利兑付。如今，信托产品的收益率持续下降，叠加非标违约频发，陈霞的投资理念发生很大幅度转变。这与三年前她持有的一笔万向信托产品延期兑付有关。

来自北京的高净值客户张涛向记者表示，目前他已经不再投资传统的非标信托产品，而是转向投资证券类标准化信托产品。“我现在投资都是以稳为主，不敢激进了，收益低一点也行。”张涛补充称。

信托高净值客户理念转向的背后，是信托行业业务结构的深刻变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银保监规〔2023〕1号），自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核心是把信托业务划分为‌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共25个业务品种。‌‌中国信托业协会指出，从业务结构上看，“三分类”政策下的资产管理信托与资产服务信托，已经替代传统的“融资信托+通道信托”业务模式。信托业正逐步告别粗放增长模式，回归本源。

云南信托研报指出，投向标准化资产的资产管理信托正逐渐成为系统机构业务增长主引擎。信托行业在监管持续引导中积极进行业务转型，资产配置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传统以房地产融资、政府平台非标债权为核心资产的业务模式逐步萎缩，信托资产和固有资产投向固定收益和权益市场比例持续攀升。

“投标品”

“‘信托靠利息就能过得不错’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张涛说。

张涛回忆称，2016年前后，信托产品收益率达到8%、9%并不稀奇，再往前甚至有过约10%的时候。他算过一笔账：如果投资500万元到信托产品上，按5%的收益率估算，一年收益就能达到25万元，靠利息就够维持日常生活了，甚至不用上班赚钱。张涛说，那时候他一直觉得信托投资是稳当的、安全的。

转折发生在2021年。张涛购买的北京信托旗下一款产品违约，其持有金额约400万元，占其信托资产的百分之八九十。踩雷之后，张涛开始逐步关注标准化信托产品，并渐渐远离收益率较高的非标信托产品。

“北京信托方面的解决方案快出来了。延期3年了，终于等来了结果。”9月29日，张涛激动地告诉记者。他反思说，买信托产品一定要关注底层项目，此前他投资的那款北京信托旗下违约的产品，底层是政信类项目，尽管产品延期了三年多，但是最终还是等来了希望。而另外一款底层是地产类的违约项目，至今仍没有兑付方案。

张涛说，标准化产品可以清楚地看到产品现值是多少，净值是多高，投资者血本无归的情况比较少。

目前，陈霞的信托持仓中仅保留少量标准化产品，非标信托则彻底退出她的配置清单。

当下，金融市场成为信托行业的主战场。毕马威在其于2026年8月21日发布的《2026年信托业报告》中指出，从各投向规模及增长态势来看，证券市场成为信托资产配置的第一大领域，规模由2023年的7.22万亿元快速增长至2025年的13.48万亿元，2024年、2025年涨幅分别达51.22%、23.53%，增长势头强劲，反映出信托公司加大权益、固收等标准化资产布局力度。

此外，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披露数据，截至2025年6月末，财富管理服务信托为4.37万亿元，行政管理服务信托为2.80万亿元，风险处置服务信托为2.60万亿元，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为1.43万亿元。

云南信托表示，伴随资本市场新股发行提速，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通过打新参与到资本市场中。目前信托公司标品投资仍以固收类资产为主，权益类资产占比较低。标品投资占比的提升，亦折射出行业主动管理能力的持续增强。

“守住财”

张涛说：“十年前，国内经济非常火热，我稍微冒进一点，损失本金我也能承受。但现在，一下子再亏几百万元，我承受不了。我不想以小搏大了，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目前的资产，守住现金流。”

陈霞也不再执着于收益率的高低。她提醒普通投资者，不要老幻想获得高收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并非绝对真理。很多领域，你不投资可能不会返贫。”她说，在理财投资时要认清底层资产和盈利模式。如果底层配置支撑不了，那可能是庞氏骗局。

除了在信托端配置标品之外，把钱存进银行也成为陈霞和张涛共同的选择。张涛举例称，2023年1月，他购买了韩亚银行的大额存单，利率为4.0%，期限5年，至2028年1月20日到期。在他看来，这款产品最大的优势在于按月付息，每月都能获得利息收入。

此外，他还配置了一部分工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为2.7%。过去几年，银行理财收益率持续下行，从2020年的年化收益率约4%，跌至目前不足2%，收益水平几乎腰斩。当记者问及投资理念时，张涛表示：“我现在是以稳为主。”

陈霞告诉记者，在标准化产品之外，她将近一半的现金配置于银行理财。她回忆称，2025年她购买的银行理财的收益尚有百分之二点几到三点几，如今已明显下降，不及百分之二。当前，高利率的银行大额存单，已难以买到。陈霞表示，自己一半资金都在存款上，在收益率方面比其他投资降低不少。“像我们这样已经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的人，创富能力已经没有多少了，保住财富是第一目标。”她说。

2026年9月22日，美国私人财富管理协会正式发布《2026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白皮书》，其中援引调研数据显示，高达60.8%的高净值受访者把本金波动容忍度严格控制在10%以内，而过去一年78.1%的金融资产收益率落在0—10%区间。前一组数据说明客户主动压缩了风险敞口，后一组数据说明市场回报中枢同步下移——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逻辑，已从“增长优先”转向“安全为锚、配置为纲、传承为要”。

“我不想再冒进了，现在就是想安安稳稳地守住目前的资产，守住现金流。”张涛告诉记者。

 

我喜欢赛道，也喜欢维斯塔潘。这次体验，选择了他的赛车，在模拟比赛中跑了一场雨战。现实赛事留给观众的遗憾，不会因此改变。但至少在这套设备里，我可以从看台上下来，自己握一次方向盘。最后，我替他又赢了一次。

作者：王雅洁

封图：本报资料室

日本铃木的比赛结束后，屏幕上出现了马克斯·维斯塔潘的照片，旁边出现三个字：“获胜者”。

名字属于这名F1荷兰车手，刚才那场比赛的方向盘，却一直握在我手里。

座舱停下来，屏幕外的东西重新变得清楚：支架、线缆、脚边的电脑主机，以及几步之外的沙发。

我没有去当年雨战的日本，也没有驾驶过一辆真正的F1赛车。上述整个过程，发生在北京一家开业不到三年的赛车模拟器体验店里。

但刹车时身体感受到的冲击、入弯时座舱的倾斜，以及超车时高度收紧的注意力，都不是观看一段比赛视频能够提供的。

我喜欢赛道，也喜欢维斯塔潘。这次体验，选择了他的赛车，在模拟比赛中跑了一场雨战。现实赛事留给观众的遗憾，不会因此改变。但至少在这套设备里，我可以从看台上下来，自己握一次方向盘。

最后，我替他又赢了一次。

图为经济观察报记者体验赛车模拟器。

一

坐进模拟器之前，这套设备的机械结构几乎全部暴露在眼前。

黑色座椅固定在金属支架上，底部连接着运动机构。方向盘、踏板、屏幕和电脑各有位置，线缆沿框架延伸。三块屏幕在驾驶位前方展开，两侧向内围拢。人坐进去，脚向前伸，视野被赛道占据。

旁边的墙上挂着车手海报。维斯塔潘、汉密尔顿、勒克莱尔，以及中国车手周冠宇的海报，都在这个空间里。

起初，它们还是一间赛车主题门店的装饰。等到模拟比赛开始，我已经顾不上看墙。

图为店内F1赛车手部分海报。经济观察报记者王雅洁/摄。

这里的设备可以调节体验强度。调至店内标注的A等级后，座舱运动幅度明显增大，车辆运行中的振动也会传给身体。

刹车、入弯，画面里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屏幕上。座舱随之动作，身体需要承受突然改变的运动反馈。超车时，眼睛盯着前方，手和脚不能闲着。发生碰撞，冲击也会通过设备传过来。

我知道自己坐在室内，可当眼前的车辆、方向盘和身体反馈持续对应，判断就会越来越依赖赛道里的信息。

距离、速度、前车的位置，开始比房间里的其他东西重要。

这种专注带着明确的对抗性。

对喜欢赛车的人而言，这也是模拟器区别于看比赛的地方。坐在屏幕外，判断车手的选择总是容易一些。自己接过方向盘，选择就需要瞬间连续作出，并立刻承担结果。

二

店主小申介绍，门店使用的是怒熊NOOXION六自由度赛车模拟器。软件中的车辆状态被转化为控制信号，驱动座舱运动，让加速、制动、过弯和路面颠簸获得相应的身体反馈。

所谓六自由度，是前后、左右、上下三个方向的平移，以及俯仰、侧倾和偏航三个方向的转动。

普通的振动装置主要告诉人“有动静发生”，多自由度平台则尝试进一步传递：车辆正在怎样运动。

这需要算法在有限空间里作出安排。真实赛车可以沿直道不断加速，室内平台不可能一直向前移动。它会结合短距离位移和倾斜等方式，利用重力相对于身体方向的变化，制造相应的运动感受。

因此，逼真的体感并不等于完整复制真实赛车的载荷。几平方米内的运动平台，无法持续呈现F1赛车高速过弯时的高强度受力。模拟效果也取决于软件、硬件和调校，而不是轴数越多，就必然越接近真车。

不过，对坐在里面的体验者来说，这些有限的运动已经足以改变参与方式。

眼睛不再独自承担全部信息。座舱的动作与画面相互印证，屏幕里的速度有了身体上的回应。

小申介绍，也有职业车手使用模拟设备熟悉赛道。对他们而言，价值不只在于刺激，还包括反复练习和路线记忆。但专业训练与普通人的娱乐体验并非一回事，模拟器也不能替代真实赛道上的全部训练。

同一套设备，连接着不同深度的需求。有人想练得更准，有人只想知道，坐进赛车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图为店内F1赛车手维斯塔潘海报。经济观察报记者王雅洁/摄。

三

在线下门店，一套完整的动态模拟系统，需要电脑、显示设备、方向盘、踏板、座椅和运动平台，也需要空间、安装与调试。把它搬回家，与偶尔想跑一场比赛，是两种不同程度的投入。

真实赛车的门槛更高。车辆、装备、赛道使用和维护，任何一项都不是临时起意就能省略的。模拟器把其中一部分体验移入室内，让普通人能够按次接近赛车，而不必先成为赛车运动的长期参与者。

降低的是接触门槛，不是把难度全部取消。

比赛依然要求判断，失误依然会影响结果。消费者既能感受竞争，也保留着重新开始的余地。

这使模拟器成为一种介于游戏娱乐与赛车训练之间的线下服务。初次到店可以尝鲜，继续玩下去，则可能开始在意圈速、稳定性和不同车辆的操控差异。

对经营者而言，设备的冲击力能够吸引第一眼，之后还需要回答“顾客为什么再来？”

小申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这类设备已进入车展、商场快闪、汽车博物馆等场景，也曾与卡丁车活动结合，开展模拟圈速挑战。它们既能成为短时间体验项目，也能围绕计时和竞赛组织活动。

从展示设备到经营门店，中间仍有距离。前者让人看见，后者需要让人愿意反复付费。设备能否稳定运行、反馈是否协调、不同水平的顾客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难度，都会影响体验。

店里的沙发区与模拟座舱相隔不远。一边可以坐下来聊天，一边可以进入比赛。对于赛车爱好者，这样的空间让观看、交流和亲自驾驶有了衔接。

而我在意的，是这次衔接带来的身份变化。

平时看F1，车手的名字出现在计时屏上，我只能等待下一圈。坐进模拟器后，那个熟悉的名字仍然留在屏幕里，比赛却需要由我的动作继续。

对于一个喜欢赛道的人，能够暂时离开观众的位置，认真完成一场有反馈、有对抗，也有结果的比赛，已经是充分的理由。

屏幕上，“获胜者”三个字还在。

座舱外，线缆和支架没有移动过多远。我却已经跑完了一场比赛。

 

当前全球大变局下大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竞合还是武力冲突？大国崛起依靠什么？大国崛起的主要载体是什么？

作者：项兵

封图：图虫创意

大国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备受学界关注的话题。

然而，部分广为传播的理论与假说——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论等，面对二战后尤其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大国互动时，解释力明显不足。当它们用“崛起国—守成国”的零和框架，去解释贸易依存度极高、核威慑兜底、供应链深度互嵌、AI与标准制定成为新战场的全球体系时，会放大战略误判，一度把中美关系锁进地缘政治矛盾的悲观叙事里。

本文试图换一个视角，在全球大变局下重新讨论大国崛起之道。

笔者将我们身处的时代称之为政治文明第三次跃迁时代。此前，以1215年《大宪章》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第一次跃迁限制了封建王权；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689年《权利法案》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第二次跃迁，通过民主与法治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政府公权力加以约束。第三次跃迁发轫于二战终结，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由此奠定，民主与法治国家间的武力征伐基本得到遏制，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旋律，国家间竞争的主要维度也史无前例地从军事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和企业领域。

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大国崛起之道，并聚焦三个问题：当前全球大变局下大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竞合还是武力冲突？大国崛起依靠什么？大国崛起的主要载体是什么？

和平之路

谈到大国崛起时，人们关心的莫过于：大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用“修昔底德陷阱”分析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地缘政治风险。

格雷厄姆·艾利森遴选了过去500年间16个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发生了战争，这构成了他判断“中美必有一战”的基础。该观点经由国际舆论不断放大，成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重要推手之一。

但在笔者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一，每个守成大国都会受到不计其数的挑战和威胁，格雷厄姆·艾利森选择这16个案例的理由仅是“守成大国感受到威胁”，缺乏明确严谨的标准，结论具有较强的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这16个案例横跨500年，跨越了三次政治文明跃迁中的后两次。在二战结束后、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以前，国家间竞争的核心是军事力量，新兴大国以军事手段挑战守成大国在当时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之后，国家竞争的核心已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和企业领域。这一根本变化导致前两次政治文明跃迁时代的案例在当今的参考价值十分有限。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16个案例，我们会发现最近三次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都发生在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时代，并且都以和平方式进行。这3个案例都由美国主导或协调，分别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和英国争夺全球经济主导与西半球海军优势；1940至1980年代美国和苏联争夺全球权力；1990年代重新统一的德国与英法两国争夺欧洲的主导权。上述几个涉及美国的案例表明，在二战以后的时代，大国崛起都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

第二，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判断低估了核武器时代战争的毁灭性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天的世界安全结构下，任何新兴大国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颠覆目前的守成大国美国并全身而退，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与守成大国“同归于尽”，这与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上述判断高估了以军事力量解决地缘政治冲突的有效性。自“9·11”事件以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的统计，美国反恐战争的累计支出约为8万亿美元，投入巨大，却并未实现预期中的战略目标。美国自己都认为是“赢了战役，输了战争”。当前，不仅新兴大国用武力挑战守成大国将徒劳无功，守成大国想要靠军事手段打击相对弱小的国家，其有效性也已大打折扣。

第四，上述判断忽视了当代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据估算，一战前，全球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于1913年左右达到25%—30%的峰值；该比例在2025年高达68.5%。当今世界已联结成“地球村”，主要经济体高度融合、耦合、相互依存。经济上的深度关联虽不一定是阻止战争的充分条件，但无疑有助于降低冲突风险。

第五，具体到中国的崛起，“中美必有一战”的论调更误读了中国的发展观念和历史传统。“修昔底德陷阱”重要的前提假设是新兴大国会凭借不断增长的国力进行军事扩张并追求霸权。但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在强盛时也没有进行近代西方式的海外殖民与扩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复兴走的也是和平发展道路。将中国的再次崛起套入“修昔底德陷阱”框架无异于指鹿为马。

除了“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个加剧地缘政治矛盾的假说是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在文中预言，不同文明之间将形成集团对抗，强调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组合会成为对抗西方文明的根本力量。

在笔者看来，文明冲突论预设的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同样是伪命题。儒家文明素来倡导“和而不同”，不仅容忍、更欣赏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并不存在根本冲突。

儒家经济圈（包含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8个经济体）内经济体的成功实践足以说明这一点：日本、韩国在二战后通过民主与法治完成了与西方主流制度和价值体系的衔接，不仅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文化软实力也跻身世界前列；新加坡尽管被部分西方国家贴上“威权”标签，同样依靠法治实现了与西方主流价值的有效衔接（2025年，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法治指数分列全球第15、16和19位）。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国崛起都必然是和平的，也必须是和平的。和平崛起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打造现代性和现代化新共性

关于大国崛起和衰落的可能原因，亦有大量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由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帝国以经济发展支持军事扩张，随着维持疆域的成本渐渐高于收益，将出现帝国过度扩张并最终崩溃。

若未来大国的崛起必然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军事扩张是历史必然的各种周期论就显得不合时宜。笔者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现代性和现代化双轮驱动，考察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两大帝国：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兴衰和美帝国的崛起。

其中，现代性围绕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民主、法治等一系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赋予了人类空前的自由，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催生创意与创新，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

现代化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引领，推动现代教育的普及，为现代市场经济及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唤起了企业家精神，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

笔者认为，在现代性及现代化两个维度上打造新共性，是英美成功崛起的共同经验。

我们首先观察英国的兴衰。在现代性维度，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首次以正式契约的形式确立了约束王权、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框架，开启了影响全球、不可逆转的政治文明变革进程。

经由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1688年），英国基本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制度；洛克《政府论》（1689年）主张有限政府的思想，进一步将对权力的限制从王权过渡到政府的公权力。由此，英国对第一次政治文明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第二次政治文明跃迁的贡献也是决定性的。另外，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建立了早期的全球化体系。

在现代化维度，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早期理论，确立了市场经济模式。牛顿、布莱克、卡文迪许、法拉第、焦耳、达尔文、麦克斯韦等科学家对现代基础科学做出了全方位和奠基性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英国推出了改良蒸汽机、珍妮纺纱机、机床、液压机等发明，开启并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一批顶尖高等学府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还积极探索未知，不断外推人类知识和思想的边界。

可以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在现代性和现代化维度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和任何国家媲美。但英国的政治文明改革并不彻底，至今没有形成共和制，仍有贵族和平民的等级之分。英国建立的早期全球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事扩张以及对殖民地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攫取，也最终随着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瓦解。

面对其他大国的竞争，英国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战略，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消耗严重削弱了“日不落”帝国的国力。与此同时，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在现代化维度的发展也开始落后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转而观察美国的崛起。在现代性维度，美国首先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依据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率先践行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制衡了行政、立法、司法权力，从制度层面赋予美国优异的容错性和纠错性。此外，美国还对启蒙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一方面，其联邦制政体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形成了另一重权力制衡，加强了对公权的制度性限制。一方面，除了启蒙思想中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美国进一步消除了欧洲对人的等级划分（如英国的贵族和平民之分，法国当时的教士、贵族和平民三级划分）。依据“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制定和执行的一系列制度，为美国形成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创造了条件，得以吸纳全球英才为其所用。

这些因素使美国具备了强大的体制韧性：即发现、驱动、拥抱并驾驭重大变革及机遇方面的能力。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追赶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德国并驾齐驱，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及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马当先，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把握住了每一次历史机遇。

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国在二战后牵头设计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实现了政治文明的第三次跃迁，将国家间竞争的重心从军事征伐与扩张转向经济发展。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包括战败国在内的部分二战参战国恢复经济；推动战败国进行民主与法治改造（如日本和平宪法）；主导建立以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

这一世界新秩序基本避免了民主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各国不再需要一味追求军事意义上的“国强”，而是可以将民生改善和社会富裕置于更优先的位置。“富而不强”由此成为一种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共同富裕而非军事强权为主要发展目标并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明显增多。

在现代化维度，美国将市场经济的发达与健全发展到了新高度。截至2025年，按获奖时任职机构归属计算，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数量占历年获奖总人数的82.8%；2000年以来，这一比例达到92.7%。

美国先进的大学教育系统为其源源不断地培养顶尖人才，发达的资本市场提供融资保障，这些都助力美国在创新领域独领风骚。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与德国共同贡献了绝大部分关键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二战后，美国更是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继续一马当先。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崛起并未主要依赖大规模军事征服和殖民扩张。但与此同时，美国长期奉行“美国例外主义”，通过军事干预、美元霸权、技术封锁和长臂管辖等手段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长期以来，这种做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双重标准和霸权行为的不满，也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道义感召力和公信力。尤其是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这一情况继续加剧。

作为当今的守成大国，美国称得上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双全，具有强大体制韧性、软硬实力兼备的“全能选手”。中国要再次实现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在强调个性与特色的同时，着重在现代性和现代化两方面为世界打造新共性，并在贡献上全面超越守成大国美国。

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建设或已明显滞后于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缺乏对美国这个“全球之王”的刚性约束，需要当代的“大宪章”。人类社会正在呼唤新的启蒙时代，中国应勇于承担这一历史责任。

在现代性维度，此前中国为世界打造的共性有限。如今基于长线性思维和对代际公平性的关切，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未来也将继续为世界贡献现代性维度的新共性。

在现代化维度，中国已经在过去数十年间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基本实现全民脱贫、向全球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大力完善基础设施、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在基础科学和技术发明领域取得进展，以及捍卫与推动全球化进程等。

为了走近世界中心，中国还需从过去的现代化成就中提炼出具有全球普遍意义及可借鉴价值的国家治理及经济发展模式、企业治理和管理理论及理念，为世界的发展贡献新共性。

企业是主要载体

如前文所述，二战后美国主导的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最核心的成就，是将国家竞争的主要维度从军事征伐转向了经济和企业领域。

此前，大国间竞争和崛起的主要载体是军事力量，对应的是笔者衡量国家“硬实力”的三种能力之一——“抢钱能力”，即通过杀戮、征伐、掠夺和殖民等暴力手段获取他国资源。

当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另外两种“硬实力”：企业主导的“赚钱能力”；（和美联储等政府机构合作）全球割韭菜的“偷钱能力”。由于这两种能力主要依赖企业来施展，企业也顺理成章成为当前大国崛起最重要的载体。

虽然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美国对自己亲手构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进行了粗暴践踏，包括2026年1月入侵委内瑞拉并绑架其总统；同年2月又入侵伊朗，炸死包括其最高领袖在内的多名高官；甚至持续威胁格陵兰（丹麦领土）、加拿大等民主法治的北约盟友，对其领土虎视眈眈。但笔者认为，面向未来，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仍将是和平与发展，大国间的竞争仍将继续以企业作为主要载体。

因此，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需要中国企业肩负起全球责任和全球担当，并修炼出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包括全球互学互鉴及资源整合能力。

与此相适应，中国还需要重视完善企业的群体结构。目前，中国相对缺少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权和所有权高度分离的企业——笔者称之为B类企业，如IBM、通用电气、西门子等；更多还是个体或家族企业——笔者称之为A类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笔者称之为C类企业。B类企业具有更好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整合全球资源和吸引顶尖人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另外，中国企业目前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产品创新，以及依靠成本优势进行价格竞争。面向未来，中国企业还需要依靠系统创新（包括惠及全球的发明、商业模式创新、金融创新、企业治理与管理理论与理念创新、“大风流”创新）上取得更大突破，一步步实现从“价格战”到“价值竞争”的转型。

中国企业家需要超越仰视思维下的应用、拷贝、追随与慕强，以“从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通过创新及“大风流”创新为全球性重大问题提供源自中国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互学互鉴及全球资源整合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家们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超越“民族品牌”意识，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责任与担当，为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傲视群雄的贡献。唯有如此，中国企业家群体才会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认可、尊重，直至被学习和敬仰。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网络模仿热潮客观上为非遗叩开面向年轻群体的大门，年轻人因趣味的短视频产生好奇，进而追问鼓子秧歌背后的齐鲁民俗，这份好奇心，就是文化传播最好的开端。

作者：王惠

封图：山东歌舞剧院

近期，一段名为“狗熊哆嗦毛”的鼓子秧歌动律爆火出圈，相关视频播放量迅速超过6亿，汪苏泷、闫妮等明星接力模仿，全网掀起一股“抖肩晃身”的跟跳热潮。

而这波全网爆火的经典秧歌动律，被完美融入到了山东本土舞剧《大染坊》之中。谢幕环节，就用到了这套正宗鼓子秧歌身段，铿锵节奏、豪迈舞姿、整齐阵列，把齐鲁大地的雄浑气场拉满，也让古老非遗借着新梗再次走红。

9月30日，记者在山东剧院采访了该剧总导演郭海峰和剧组演员。谈及此次意外出圈，郭海峰说：“团队也是刷社交平台才看到片段走红，完全没有预判到这样的传播效果。不过我们是很听劝的，爆火之后，针对谢幕段落里‘狗熊哆嗦毛’等鼓子秧歌动作，团队专门细化编排，进一步强化动作的严谨度。”

在当晚《大染坊》的表演中，记者在山东剧院看到，剧场几乎座无虚席，观众在入口热情地打卡。谢幕时，演员集体跳起鼓子秧歌，铿锵的节奏、舒展有力的身姿，将舞台情绪、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推向高潮，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王惠/摄

热梗出圈

“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隆咚哐！”最近，全网被“狗熊哆嗦毛”这个魔性的节奏刷屏了。

视频的原始素材取自8年前的《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视频中的老师一本正经地喊出“狗熊哆嗦毛”这一课堂口令，配合鼓点示范山东鼓子秧歌的基础动律。8年后，这段教学视频被网友重新发掘，迅速演变为网络热梗。

鼓子秧歌本身的分量，远非一个热梗所能概括。它流传于山东商河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

换句话说，网友在短视频中模仿的那个“魔性动作”，背后站着的是两千多年的民间舞蹈传统。

这套民间舞蹈范式，也成为当代舞台创作的重要素材。2026年4月，舞剧《大染坊》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进行了全国首演，并正式开启全国巡演。该剧由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以清末民初山东纺织行业为背景，讲述印染大亨陈寿亭从乞丐成长为民族企业家的故事。

谢幕环节中，演员们以一段气势磅礴的鼓子秧歌群舞，将齐鲁大地的雄浑气场呈现在舞台之上，也让古老非遗借由新梗再次走红。

面对全网的模仿热潮，《大染坊》总导演郭海峰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民族文化通过网络传播，可以抵达千家万户，甚至传递到全世界。人本来就是从模仿开始认知世界，模仿一个动作，进而去了解背后的文化与故事。

他认为，网络模仿热潮客观上为非遗叩开面向年轻群体的大门，年轻人因趣味的短视频产生好奇，进而追问鼓子秧歌背后的齐鲁民俗，这份好奇心，就是文化传播最好的开端。

网络热度之外，这部舞剧的舞台呈现本身也值得关注。舞剧《大染坊》由刘迦领衔主演，演员团队平均年龄仅有22岁。有的来自其他专业院团，有的来自全国各地艺术高校。

演员王畯锐介绍，剧组演员并非全部系统学习过山东民间秧歌，很多演员需要一对一辅导训练，在表演中兼顾力量感与韵味，统一舞台表达，这是排练过程中的挑战之一。演员不仅要“动得起”，更要靠大家精神凝聚在一起，来真正带动观众。

这种整体呈现，建立在每个动作的扎实功底之上。“狗熊哆嗦毛”名字听着诙谐，实则对发力控制要求很高：舞者需以腰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势传导到全身，配合鼓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全程保持稳沉抻韧的状态。越抖越有劲儿，憨直又奔放。

针对全网跟风模仿的现象，郭海峰发出安全提醒：“鼓子秧歌讲究全身连贯颤劲，有爱好者因模仿练伤去骨科看病，大家模仿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僵硬使劲。”

流量之后拼“内功”

流量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线下的文化消费。

郭海峰介绍，《大染坊》剧场上座率明显提升，让更多观众和孩子因此走进剧场，通过舞剧了解历史与知识。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出商邀约持续增加，北京、上海、青岛、深圳等城市纳入全国巡演版图，后续还将持续扩充演出排期。

“舞剧艺术不只是舞台上好看的表演，它更承担着文化自信传递与文化教育的功能。”郭海峰说。

他介绍，早在1.0版本巡演结束后，团队就系统性收集来自观众、粉丝和行业专家的各类意见，记录下来自社交平台的反馈，按既定规划启动改版工作，改版规划早于网络热梗的走红。剧组在8至9月闭关打磨两个月，完成从1.0到2.0版本的迭代，于9月底正式面向公众亮相。

2.0版本的优化覆盖音乐、服装造型、演员动作、舞蹈编排等多个层面，同时针对多媒体呈现、道具、文本史实严谨性做修正调整。

其中两处改动尤为关键，一是增设主角陈寿亭的独舞段落。郭海峰解释，这段独舞承担人物内心独白的功能，强化主角与染布器物之间的精神联结，让观众在故事推进之前，先共情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删除原有的LED报纸群舞段落，替换为更聚焦人物情感表达的舞台语言。

音乐层面，2.0版本进一步放大山东地域特质，将唢呐、二胡等本土民族器乐深度融入配乐，力求带给观众“扑面而来的山东气质”。

此外，面向后续全国巡演，2.0版本还将搭建多套A、C等多组卡司阵容，不同城市的演出会启用新人舞者，为青年舞蹈人才提供登台实践的机会。

同时，伴随“狗熊哆嗦毛”全网走红，大众对谢幕段落鼓子秧歌的关注度大幅提升，剧组顺势针对该段落重新打磨编排，细化动作细节，强化舞台演绎的严谨度，希望以专业的舞台示范，向大众传递标准的动律范式。

“《大染坊》谢幕的鼓子秧歌群舞，并不是对民间原生舞蹈的直接照搬，而是在传统基础上完成艺术提纯后的舞台表达。”郭海峰说道。谢幕环节呈现的也不只是“狗熊哆嗦毛”这一个孤立动作，而是一套完整的鼓子秧歌律动体系，由劈鼓子、大起步、海底捞月等经典动律串联组合。

郭海峰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语言学习，先要认识单个汉字，再组词，最终连缀成完整的句子。这份由网络点燃的好奇心也顺着《大染坊》2.0版本的全国巡演，被带到更多城市的剧场之中，让更多观众得以亲身感受鼓子秧歌裹挟的山东气魄。

 

车企为了“降本增效”，“刀口向内”整合资源成为一条捷径。

作者：王帅国

封图：山东歌舞剧院

近日，长安汽车正式成立AD（阿维塔与深蓝）协同发展部，并将其定义为集团一级部门。在该部门之下，规划与合作部、市场产品部、人力共享中心、财务共享中心、综合部等多个二级部门同步设立，承接深蓝汽车与阿维塔委托的对应业务。

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承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AD协同“走出了关键一步”，两个品牌“前台完全独立，品牌完全不变，客户体验和用户服务完全不变”，目标指向“构建一个全球年规模150万辆且高质量发展的中高端品牌群”。

同一家集团内不同品牌相互整合，在汽车行业并非孤例。近两年，极氪完成私有化并与领克全面整合，上汽集团将“单飞”仅四年的飞凡汽车重新纳入荣威体系，长城汽车推动欧拉与沙龙合并并以GWM母品牌统一对外，东风汽车则将纳米、奕派、风神三个子品牌整合为统一的奕派科技，这些都是自主汽车品牌整合的案例。

双品牌“中后台协同”

阿维塔脱胎于长安汽车与华为、宁德时代的三方合作，定位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价格带覆盖20万元至70万元区间。

自2022年12月启动交付以来，阿维塔的销量从2023年的约2万辆攀升至2025年的12.27万辆，在中国20万元以上高端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中初步站稳了脚跟。但其在盈利端始终承压，2022年至2025年阿维塔合计亏损约132亿元，其中2025年亏损34.89亿元，招股书提示其2026财年仍大概率持续亏损。

深蓝汽车走的则是一条更贴近主流市场的路线。作为长安汽车“香格里拉”计划的重要承载者，深蓝以增程与纯电并行的技术路线切入15万元至20万元价格带，2025年全球销量达到33.3万辆，同比增长36.6%；今年1至8月累计交付22.20万辆，同比增长11.77%。截至目前深蓝汽车累计交付量已接近百万辆。不过，深蓝汽车目前也未实现盈亏平衡。

阿维塔和深蓝两个品牌2025年合计年销量约45万辆，合计亏损超过40亿元。这一组数据构成了此次整合最直接的现实背景。

根据已披露的架构安排，AD协同发展部的核心职能在于“中后台”的资源打通。一位长安汽车内部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该部门的成立“一方面强化阿维塔和深蓝的资源共享，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在长安汽车层面更好地协调和调动母公司资源，最大化发挥资源统筹调配能力”。

具体分工上，阿维塔将成立造型设计、产品开发、平台技术等多个共享或协同中心，承接深蓝委托的相关业务；深蓝则撤销研发、营销、人力、财务等领域的多个业务单元及下设组织。邓承浩兼任AD协同发展部负责人，也表明这一架构在长安汽车内部的权重被置于相当高的位置。

值得强调的是，此次整合的边界被清晰划定在“前端独立、中后端协同”的框架之内。阿维塔和深蓝在品牌定位、用户运营和销售渠道层面保持独立，但在研发平台、供应链采购、制造产能和核心零部件等中后端环节深度打通。

长安需要规模效应

长安汽车AD协同的战略意图指向两个层面：短期以中后台协同释放降本空间，长期以资源集中支撑技术投入。

邓承浩对此的表述是：“智能电动汽车走到今天，很多技术已经逐步同质化，形成了固定的技术范式。但同时，又有很多新的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发展，比如AI、动底融合等等。这次协同，我们的目标是在技术同质化的领域充分推进平台化，并集中更多优质资源，把安全、质量做得更好。同时，把平台化节约的资源更多投放在引领竞争的新技术领域。加大投入和创新实现更大和更快发展。所以，这次AD协同，是对阿维塔和深蓝都十分有利的事情，是一次基于更快发展的战略性选择，而不是一次简单降低投入的选择。”

邓承浩的表态揭示出一个行业阶段性特点：在电动化的“上半场”，三电系统的技术差异正在收敛，平台化和模块化足以覆盖多数技术需求；但在智能化的“下半场”，AI大模型、端到端自动驾驶、智能底盘的融合控制等前沿领域，竞争烈度反而在升级。这意味着，车企需要在“同质化领域”极致压缩成本，才能为“差异化领域”腾出足够的投入空间。

然而，整合本身并不能带来更强的竞争力。阿维塔2026年1至8月交付量同比下滑45.7%，深蓝在15万元至20万元价格带面临零跑、比亚迪等对手的强势挤压，两个品牌在各自细分市场都未建立起不可替代的品牌壁垒。中后台协同能够降低运营成本和研发冗余，但无法替代前端品牌力和产品力的实质性提升。长安汽车需要在协同带来的效率红利与品牌独立发展所需的灵活空间之间找到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阿维塔已在今年6月30日第二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市场观点认为，深蓝与阿维塔资源整合的成效，将相当程度上影响阿维塔的IPO进程。

中国车企集体“做减法”

长安的AD资源整合协同，是汽车行业近两年的大势所趋。

过去十年，中国汽车经历了迅猛的子品牌扩张期。在燃油车时代，为了突破价格天花板，长城、吉利、奇瑞分别推出了魏牌、领克、星途等高端子品牌；在新能源浪潮中，各车企又孵化出一批新品牌，吉利旗下有几何、极氪、银河，上汽旗下有智己、飞凡，长安旗下则有深蓝、启源、阿维塔，广汽旗下有埃安、昊铂，一批新品牌密集涌现。

各自主车企热衷于推出新品牌的逻辑是：市场在高速增长，多一个品牌就多一个触点，多一款车型就多一分覆盖。行业利润率尚可支撑这种“撒网式”扩张。

但当下的市场环境，已宣告多品牌扩张模式正在瓦解。2026年一季度，汽车行业利润率已降至3.2%。新能源车渗透率超过60%，销量增速明显放缓，市场从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厮杀。与此同时，智能电动汽车的研发成本却在持续攀升。一款全新纯电平台的开发费用在10亿至30亿美元之间，而AI、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前沿技术的投入更是以每年数百亿元的规模累积。

车企面临一个残酷的算术题：研发投入在增加，单车利润在收窄，而每个品牌都需要独立的研发分摊、独立的渠道建设和独立的营销预算。作为增长时代进攻工具的多品牌模式，在存量时代变成了包袱。

车企为了“降本增效”，“刀口向内”整合资源成为一条捷径。

政策层面也在为这一趋势提供制度推力。2026年9月，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汽车企业依法兼并重组和跨区域整合力度，深入推进汽车生产企业集团化管理改革，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动落后低效产能有序退出”。这是“产能预警调控”首次被写入行业五年规划，标志着政策导向已从鼓励扩张转向推动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