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茶园面积达到287万公顷、产量240多万吨，种植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已是全球最大的产茶国和茶叶消费市场。作为世界茶叶的原产地，中国也曾长期主导国际茶叶贸易。或许会有人好奇，印度到底是怎样兴起，成为中国茶叶的强劲对手的？这段往事，还得从一百多年前的一场跨国盗窃案说起。

罗伯特·福钧，伦敦皇家园艺协会植物学家。来源/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1600年创设之初，主要业务是前往亚洲南洋群岛贩运香料，“靠胡椒哺育起来”。但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先后把中国的茶叶转运回欧洲，引起巨大轰动之时，公司也把注意力转向这一贸易。1664年，公司董事会购得少量茶叶献赠英皇。此后虽然每年都向英国运回茶叶，但这一时期的公司主要依靠与中国到南洋之间的商人进行转手贸易，并不直接从中国采购茶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1684—1685年，中国闽、粤、江、浙四海关相继开关。1689年，公司首次有明确记录从闽海关厦门口直接采购茶叶并运回英国，成为英国直接输入中国茶叶的重要节点。

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公司开始以广州为据点从事华茶贸易。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不断增长，中国茶叶在公司生意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704年，公司派“康特号”（Kent）到广州，采购生丝、茶叶等货物。从这一年开始，茶叶在公司对华贸易的比重逐渐上升，并逐渐取代生丝成为公司对华贸易最重要的商品。1760至1764年，公司年均从中国进口茶叶的金额为80.6万两白银。1830至1833年，则达年均561.7万两。在1783至1833年的二分之一世纪里，公司从中国运出的茶叶金额，占公司所购货物总金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0%上下，公司也成为中国茶输往欧洲的重要经营者。

茶叶带来的丰厚利润令英国人万分觊觎，为了将这一“摇钱树”握在手中，英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逐渐认识到阿萨姆本地茶树的商业价值，并利用当地茶树试制茶叶。1839年，首批运抵伦敦拍卖的阿萨姆茶已受到市场欢迎。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试种从中国引进的茶树。当地部分地区的气候适宜茶树生长，公司在此开辟了500英亩以上土地作为试验种植园，采用科学的方法生产和管理以提高种植效率，他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喜马拉雅山茶的外观和口感皆是上品，美中不足的是，它的“香气不足”，伦敦的品茶师们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喜马拉雅山茶的茶种和加工工艺与中国茶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寻找中国最好的茶种与茶叶加工工艺就成为公司的重要目标，只是在当时清朝政府对外国人的动向极为警惕的背景下，想将中国最好的茶种与茶叶加工技术带离中国极难办到，而鸦片战争后的通商条件，为公司推进这一计划提供了便利。

说起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仍未改变英国茶叶供应依赖中国的局面。英国人希望在印度扩大茶叶生产，把茶园和利润一同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时的东印度公司虽已于1834年结束对华贸易经营，却仍统治着印度大片地区，继续推动当地茶业发展。1848年，公司决定派遣一位既了解东方又熟悉植物的专业人士前往中国，搜集优良茶种、学习制茶技术并招募茶工。这一任务就被交予了曾受伦敦园艺会委派来华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

和那个时代很多一鸣惊人的冒险家类似，福钧出身寒微，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的植物学知识完全是拜社会实践和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为了跨越阶层过上体面的生活，福钧曾经前往广袤又陌生的东方去追寻个人前途，鉴于他曾经前往中国的个人履历以及熟悉东方植物的专业功底，福钧成为英国派往中国实施茶叶盗窃计划的第一人选。

英国茶叶公司的广告。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任务刚开始，福钧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他虽然来过中国，英国人也觉得他挺“中国通”的，但实际上他对这次要深入的内陆茶区仍不熟悉，沿途的道路、语言和当地人情，都需要有人引路。于是福钧在中国花钱雇用了两位随从，一个是负责搬运沉重玻璃箱并兼职理发师的“苦力”，另一个是“王”，安徽松萝山人，家中世代种茶采茶，充当翻译及向导，福钧自己则伪作中国人，跟随“王”的引导前往名茶产区搜集资料。

虽然路上也遇到一些波折，但整体计划的推进堪称顺利。福钧成功混入长江畔一个绿茶加工厂内参观。在这里，福钧亲眼观摩了绿茶制作炒青、揉捻、干燥等工序。通过实地考察，他进一步确认，绿茶与红茶能够用同一种茶树的鲜叶制成，区别主要在加工方法。随后“王”带着福钧来到自己的老家松萝山，这里是著名的绿茶产区，在王家人的殷切招待下，福钧收集到的优质茶种很快填满了他的箱子。在陆续前往另外三处著名的绿茶产区收集茶种后，福钧赶在1849年春节前来到了上海，住在颠地洋行为他提供的厂房内，这里足够开阔和保密，福钧可以放心地将自己的茶种和茶苗移植到这里，精心照料。

但计划到此还远未称得上成功，福钧还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将植株运往印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从上海出发，经海路运达香港，从香港运往加尔各答，再经一路颠簸运至喜马拉雅山的种植园，漫长的旅途随时可能让这些植物枯死。为保险起见，福钧将自己在中国收集的高达13000株幼苗和10000颗茶种分为几份，每份单独打包，分别托运于4艘货轮，这样即便有哪艘货轮不幸遇难，其它种子和幼苗也能按照原定计划运往目的地。

喝茶的两位女士和官员。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然而当公司种植园主管在喜马拉雅种植园接收到这批货的时候，13000棵树苗仅存1000株还活着，侥幸活下来的树苗也长满了真菌和霉菌，即便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来挽救这些幼苗，这批茶树幼苗最终存活下来的依然所剩无几，茶种也无一例外地烂掉了，最终这场耗时一整年的盗窃计划可谓损失惨重。

身在上海的福钧自然没有那么快得知茶苗与种子大量死亡的噩耗，此时他正在全身心投入另一个计划——他打算前往武夷山搜集当地茶种，考察供应英国市场的武夷茶是如何制成的。这一次福钧选择扮作中国人模样，对外依旧谎称自己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人，只不过这次另外雇用了一个名为胡兴的随从作为向导。

喝茶的三口之家。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在武夷山茶园，福钧向当地采茶工详细询问了采茶的每一道工序，在留宿的寺庙内，福钧受到了当地和尚们热情的招待，他们向福钧提供了烟、饭以及最重要的——茶。在这里，福钧学到了一个一直被英国人忽略的东西——到底应该如何饮茶？

寺庙里的和尚们为福钧演示了饮茶的四道工序：烧水、准备茶杯、加入干燥的茶叶、饮用。流程虽然简单，但内里却大有文章。水要烧多久才算最佳？茶杯应该如何加热？泡一杯最完美的茶得用多少茶叶？茶水又该饮用多少？福钧都用笔记本一一记录。此外，福钧还整理记录了茶叶的小型加工、晾晒程序和红茶与绿茶之间的区域性差异等资料。当然，福钧也不会忘了收集最重要的茶树种子和幼苗，为运往印度作准备。

英国现存最早的茶样。来源/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中心

回到上海，福钧收到了公司来信，信中告知了他上一批采集的茶种和幼苗损失惨重的噩耗。短暂的沮丧过后，福钧重新将热情投入到改进植株运输方法上。这一次，福钧利用能够保持湿度的玻璃沃德箱，将茶种播入箱内的土壤，让它们在途中萌发，同时装运幼小的茶苗采用这种全新方式运输的茶种及幼苗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仍然保持了发育，在最终抵达印度种植园时，这些茶种与幼苗已经长成了一株株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小茶树。在离开上海前往印度之前，福钧特意又雇用了8名熟练的种茶和制茶师傅，就这样，福钧带着他的设备、资料笔记以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制茶工具”，连同他招募的中国制茶师傅一同前往了印度。

福钧带回的中国茶种、制茶工具和茶工，为喜马拉雅山麓的茶园增添了助力。在印度茶业的扩张中，阿萨姆本地茶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阿萨姆逐渐成为印度茶叶生产的重心。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英国资本不断进入，殖民当局提供土地，大批劳工被招进种植园，加工机械和海运条件也不断改进。印度和锡兰的茶叶由此大批进入英国市场，逐渐挤占中国茶的份额，成为大英帝国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商品。

面对新的竞争，中国茶叶出口在十九世纪后期逐渐失去原有优势，而中国茶业此后的发展，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参考文献：

【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兰日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华茶出口贸易发展的阶段与特点》，《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第223-228页

潘毅、秦元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贸易》，《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27期，第193-195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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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陆远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胡瓜 彦文

很多人记住水镜先生司马徽，只因为一句“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这句话流传甚广，却不是正史原文。《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的是司马徽对刘备说：“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追问是谁，他答：“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至于“卧龙”“凤雏”“水镜”三个称号，同一条材料又说“皆庞德公语也”。也就是说，庞德公作出了品题，司马徽把诸葛亮、庞统推荐给了刘备，后世叙事才把几层故事揉在一起。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围绕刘备集团展开故事，诸葛亮和庞统先后走到舞台中央。站在他们身旁的几名年轻士人，则只留下匆匆几笔：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他们有的与诸葛亮共同游学，有的是知交，有的与他同在庞德公、司马徽周围活动。这是汉末襄阳一带由师友交往、姻亲乡里和品评活动交织而成的士人网络。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表病逝，维持多年的荆州秩序迅速瓦解。原先坐在一起谈论天下的人，也从此被推向不同的政权与人生。

汉末士人游学，多因避乱迁徙而起。初平元年（190），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此后十余年，中原经历董卓之乱、关东诸侯混战和曹操、袁绍的长期争夺，荆州却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后汉书·刘表传》说，来自关西、兖州、豫州的学士“盖有千数”，刘表对他们“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又设立学校，征求儒术之士，组织綦母闿、宋忠等人编定《五经章句》。这里的“千数”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千名后来留名史册的名士，却足以说明南下荆州的求学者与避乱者数量可观。

熹平石经残石。来源/故宫博物院

王粲的《荆州文学记》留下了另一组数字。刘表任命五业从事宋忠主持学校，五年之间，携带书籍和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的年长学者有三百余人，学习内容包括六经和礼制，也延伸到音律、历法和刑法。历史学家唐长孺因此把汉末荆州视作南移的学术中心，甚至说其学校的规模和制度，可以看作“洛阳太学的南迁”。

刘表本人是名士出身，也的确重视学校和经术；可在天下争夺中，他采取的主要策略是“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三国志·刘表传》还说，刘备来投后，刘表虽然“厚待之”，却“不能用”。安顿士人、发展学术，与敢不敢把人才投入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是两回事。

这种微妙的环境，恰好给年轻士人留出了一段观察和等待的时间。

诸葛亮原籍琅琊阳都，早年随从父诸葛玄辗转来到荆州，后来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徐庶和石韬来自颍川，孟建来自汝南，崔州平来自博陵；庞统则是襄阳本地人，又是庞德公的从子。北来的流寓者、本地大族子弟以及知名长者，在襄阳周边形成了层层相接的交游圈。

其中最受尊重的两名长者，是庞德公和司马徽。《三国志·庞统传》裴注所引《襄阳记》说，诸葛亮每到庞德公家，都在床前行礼，庞德公也不制止；司马徽比庞德公小十岁，以兄长之礼敬事他。庞德公品题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司马徽则以善于识人著称。《三国志》记司马徽称庞统为“南州士之冠冕”，紧接着便是“由是渐显”。至少在庞统的经历中，名士评价确实扩大了他的声望。

成都武侯祠。来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不过，史料没有说司马徽开办了一所学校，把诸葛亮、庞统等人一齐收为学生。把这些人统称为“司马徽门下”很方便，也很容易写成一间想象中的汉末课堂。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处在彼此重叠的师友网络中；其中一部分人确曾共同游学，另一部分人的联系则来自品评、亲族和交往。

陈寿写诸葛亮早年生活时，先点出了两个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当时多数人不赞成，只有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与他友善，认为这种自许并非虚言。

这条记载很短，却分量很重。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乐毅率燕军攻齐，都是战国时代兼具政治与军事声望的人物。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多少显得口气不小。崔州平和徐庶愿意相信他，说明二人与诸葛亮的交情不止于一起读书，也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

崔州平的背景并不普通。裴松之援引《崔氏谱》说，他是东汉太尉崔烈之子、崔均之弟，出自博陵崔氏。可除此之外，正史几乎没有留下他的仕履和结局。《三国演义》把他写成淡泊名利的高士，这一小说形象不能作为历史上的崔州平“归隐不仕”的依据。在可靠材料的范围内，只能说他与诸葛亮友善，了解并认可诸葛亮，此后的去向无从确证。

徐庶留下的材料多一些。裴注所引《魏略》说，徐庶原名徐福，“本单家子”，年轻时好任侠击剑，还曾替人报仇。脱身之后，他丢下刀戟，转而求学。因为诸生轻视他的旧日经历，徐庶便早起洒扫，低身求教，终于做到“义理精熟”。他先与同郡石韬相亲，初平年间中州兵乱，两人一同南下荆州，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后来正是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并坚持说此人只能屈尊登门延请，不能召来。

汉讲学画像砖。来源/重庆博物馆

另一条《魏略》材料，把共同游学的人写得更清楚：建安初年，诸葛亮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人“俱游学”。石广元、孟公威即石韬、孟建。三人读书“务于精熟”，诸葛亮则“独观其大略”。材料只显示读书方法有所不同：徐庶等人务求精熟，诸葛亮侧重把握大略，不能据此判定四人才学高下。

诸葛亮还曾对三人说，你们将来做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三人反问诸葛亮能做到什么，他只是笑而不答。后来孟建思念家乡，准备北归，诸葛亮劝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几句话把这个小圈子的日常保存了下来：一起读书，谈论仕途，也讨论应该留在荆州还是返回中原。

庞统与这几人的关系要另说。《三国志》没有把他列入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共同游学的名单。庞统是襄阳人，早年“朴钝”，没有多少人了解他；二十岁左右去见司马徽，两人从白天谈到夜里，司马徽称他将成为“南州士之冠冕”。他又与诸葛亮同受庞德公品题。后来庞统一度担任周瑜的功曹，周瑜死后才逐渐进入刘备集团。庞统虽属于荆襄士人网络，但没有可靠材料证明他与诸葛亮等人曾共同读书。

天星观楚简。来源/湖北考古博物馆

于是，所谓诸葛亮的“荆州学友”，至少包含三层关系：崔州平、徐庶是陈寿明载的知交；徐庶、石韬、孟建是《魏略》明载的共同游学者；庞统则通过庞德公、司马徽和后来刘备集团的经历，与诸葛亮所在的网络相接。把这些关系分清，人物反而更鲜活。

建安十三年（208），刘表病死。曹操大军进入荆州，继位不久的刘琮举州投降。刘备从樊城南撤，在长坂一带被曹军追破。襄阳周边本可供士人游学问学、栖身观望的空间，骤然不复存在。

诸葛亮跟随刘备南走，随后出使孙权，促成孙刘联合。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江南数郡，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负责督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赋税。昔日“独观其大略”的读书人，从此进入行政、外交和战争的核心。

徐庶也随刘备南撤。《三国志》记载，曹军追破刘备后，“获庶母”。徐庶向刘备指着自己的心说，本来想凭这“方寸之地”与将军共图王霸，如今母亲被俘，心已乱了，留下也无益，于是告别刘备，前往曹操一方。史书没有“程昱模仿母亲笔迹写信”的情节，那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加工。徐庶北去与母亲被俘直接相关，却是他在崩溃局面中作出的决定，简单写成“曹操强迫徐庶投降”也不准确。

石韬同样北去。《魏略》只说荆州归附曹操后，徐福与石韬“俱来北”，没有交代石韬是主动投奔、随局势迁移，还是另有原因。到曹丕黄初年间，石韬历任郡守、典农校尉；徐庶则做到右中郎将、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监察系统的重要官职，不能说徐庶在魏国全无位置，但与诸葛亮对他的了解相比，这样的仕途显然没有充分展现其声名所对应的才具。

三国吴孙粼将军错金银铜弩机。来源/鄂州博物馆

孟建北归的念头出现得更早。他究竟何时离开荆州、怎样进入曹魏，现存材料没有完整交代；确定的是，他后来接替温恢担任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这是这个朋友圈中常被忽略的一段履历。若只说孟建在曹魏当了普通地方官，反而低估了他。至于他在凉州具体有哪些政绩，史书没有展开，只留下“有治名”三个字。

庞统走向刘备的过程则颇为曲折。周瑜死后，他在刘备治下担任耒阳令，因治理不佳被免官。鲁肃写信说，庞统不是只能治理百里小县的人，应当让他担任治中、别驾，才能施展才干；诸葛亮也向刘备推荐。刘备与庞统交谈后大为器重，让他担任治中从事，后来又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刘备入蜀时，诸葛亮留镇荆州，庞统随军西进。建安十九年（214），庞统进攻雒县，中流矢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至于崔州平，史书没有给出足够线索。他没有被明确写入曹魏、蜀汉或孙吴的官僚名单，也没有可靠记载证明他终身隐居。对他的“命运”，最诚实的写法只有四个字：史籍失载。

武库画像砖。来源/四川博物院

这几条道路很难概括成三种潇洒的“人生选择”。诸葛亮和庞统确实主动投入了刘备的事业；徐庶的转向夹着母亲被俘的剧痛；石韬北上的具体原因不明；孟建早有归乡之意，后来在曹魏做到高位；崔州平则连是否出仕都无法确认。乱世中的个人道路，既有判断，也有战败、家属安危和政权吞并造成的推挤。

太和年间，诸葛亮出兵陇右，听说徐庶和石韬在魏国的官职，感叹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意思是，难道魏国人才特别多，以至于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更充分的任用吗？

这句话常被读成诸葛亮对故友仕途的惋惜。它至少说明，几十年后，诸葛亮仍记得徐庶和石韬的才具，也认为他们应当承担更重要的职任。话里还有一层不易觉察的距离：说话的人已是蜀汉丞相，被谈论的故友却在敌国任职。早年共同游学的关系没有消失，现实中的政治道路已经彻底分开。

后世之所以只熟悉“卧龙凤雏”，首先与史料多少有关。诸葛亮、庞统有独立传记，参与的又是三国格局形成中的大事；徐庶的记载附在诸葛亮传中，石韬和孟建主要依靠裴松之引书才保留下几段文字，崔州平甚至只有家世与交游的零星说明。材料本来就不均衡，后来的故事自然更容易围绕有完整生平的人展开。

曹真碑。来源/故宫博物院

文学叙事又放大了这种差别。《三国演义》以刘备集团为重要主线，三顾茅庐、赤壁鏖兵、取益州和诸葛亮北伐，都需要卧龙凤雏登场。石广元、孟公威、崔州平即使出现，也多半承担“高士朋友圈”的背景功能。读者看到的是谁推动了情节，很少追问那些没有加入刘备集团的人后来怎样生活。

可史书中的孟建提醒我们，离开主线的人同样可能有成就；徐庶和石韬也在魏国任有官职。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并未参加一场事先知道结局的考试。建安初年，曹操尚未统一北方，刘备屡败寄居，孙氏立足江东，刘表占据荆州而观望天下。后来被称作“正确”的道路，在当时都充满风险。

从襄阳的书桌望出去，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破碎的汉末；走出襄阳以后，他们面对的却是不同的君主、家族处境和战争结果。诸葛亮由隆中走向成都，庞统倒在雒县城下，徐庶与石韬去了北方，孟建最终镇守凉州，崔州平的后半生消失在文献之外。

三国青铜马。来源/襄阳博物馆

“卧龙凤雏”是品评史上的名句，也是幸存下来的英雄叙事。名句之外，那些官至刺史、校尉、中丞却仍显得模糊的人，让我们看见汉末士人的另一面：同学朋友一场，人生却在命运的驱使下，分到了曹刘孙三家不同的阵营，共同写就“三国演义”的精彩历史。

参考文献：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重点参见卷六《刘表传》、卷十五《刘司马梁张温贾传》、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卷三十七《庞统法正传》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参见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

（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又名《襄阳记》），本文所用相关材料主要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文

（三国魏）王粲：《荆州文学记》，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一

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襄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1—12页

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闲敲棋子落灯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王旭

“在看”的永远18岁~

近日，“深圳校服真香”冲上热搜。受到关注的，不只是蓝白相间的校服样式，还有它背后的日常：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统一款式，家长却可以在线上线下自行购买。与此同时，深圳发布《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对彩蓝、藏青、白色等颜色作出具体规定，并对白色校服提出防透视要求。

深圳校服款式。来源/央视财经

从“去哪儿买”，到“什么颜色”，再到“穿起来舒不舒服”，今天的人们讨论校服时，已经有了越来越具体的问题。可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多年，会发现那时的中国学生，甚至还没有一套固定的“校服答案”。

如果让今天的孩子们想象“一百年前的校服”，他大概很难想象出一个准确答案，因为那时候，校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时间再往前拨，从晚清的新式学堂和早期留学生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出现，一些学校开始给学生统一提供衣服、帽子、鞋履。这种由学校统一安排学生服饰的做法，被视为中国学生统一着装较早的形态。不过这个时候的学生服装没有固定的模式，有的学校仍是传统服装，有的已经带上了西式制服的影子。

第一批留美幼童合影。来源/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数字库

20世纪第一个10年，教育制度发生变化，学生该穿什么，开始进入全国性的制度设计。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制服规程令》，对男女学生制服作出具体规定：

第一条，男学生制服形式与通用操服同。寒季服用颜色为黑色或蓝色，暑季服用颜色为白色或灰色。制帽形式与通用操帽同寒季用黑色，暑季用白色或草帽，且制帽靴鞋一校中不得用两色。男学生的通用操服即由洋呢样布制成的西式操服。

第二条，女学生以常服为制服。寒季服用颜色为黑色或蓝色，暑季服用颜色为白色或蓝色，且制服一校中不得用两色。自中等学校以上着黑裙，女学校可特制襟章颁给学生佩于襟前以为徽识。

第三条，制服质料以本国制造品之坚固朴素者为主。

第四条，高等小学以上各项学校学生均遵照规程一律着制服。

这实际上已经很接近今天人们理解的“校服”了：有统一要求，有颜色规定，也有能够识别学生身份的标志。不过，统一归统一，不同学校在具体样式上仍各有讲究。比如，1916年，12岁的林徽因曾穿着北京培华女子中学的校服留下合影：深色上衣配过膝褶裙，领口和袖口还做了装饰。后来，这张照片成为人们认识那个时代学生服饰的一张经典影像。

林徽因穿着北京培华女子中学校服的照片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张1925年培元女校毕业生合影中，女学生穿着白色上衣、深色裙服，站在一起，衣着整齐而清爽。当时教育部门便已经对女校学生制服及颜色作出规范，并要求“以朴实整齐为尚”。可见，当时女子学校已经形成较为明确的统一着装。

培元女校毕业生合影。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校园里的衣服整体上更加丰富。男学生有立领学生装：五粒扣，几个口袋，颜色多为黑色、深色或浅灰色；女学生则流行一种更轻便的“文明新装”，短衣、裙装取代了更加繁复的旧式服饰。规定的细化也在继续：1929年，教育部颁布《学生制服规程》，学生制服的规定更加具体：女生的制服可以是长袍，也可以是短衫配裙，而且要求校内统一。1937年教育部再次公布《修正学生制服规程》，相较于1929年的规程，主要对学生制帽的式样作出了详细的描述，提倡“中学生以上女生须一律戴帽”。

这样看，一百年前的校服甚至比今天更“花”。长袍、学生装、裙装、改良旗袍、童子军服，各有各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当时并非所有学校都有条件统一着装，学校类型、地区和经济条件的差异，都可能影响学生究竟穿什么。

影视剧中的这一时期男女生校服。来源/电视剧《觉醒年代》、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

这时候的校服，首先回答的是学生身份的问题，至于穿着它能不能跑、能不能跳、能不能在操场上待上一下午，还没有成为最迫切的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服装仍然没有完全统一变成今天意义上的“校服”。一方面，家庭的实际生活条件决定了衣服首先要耐穿；另一方面，学校日常教学也没有普遍要求学生每天穿同一套服装。不过，虽然没有形成今天的统一校服，但也开始出现较稳定的校园服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校里已经能够看到比较鲜明的学生形象：白衬衫、红领巾，这是校园影像中反复出现的组合，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的儿童节活动报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少先队员们穿着整齐的白衬衣，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参加庆祝活动。”

在60年代，白衬衫、深色裤子/裙子依然常见，“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王蒙《青春万岁》）除此以外，军用服装也引领时尚潮流，水兵们贴身穿的白蓝相间的条纹T恤“海魂衫”成为学生中的时髦款式。学校虽然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但人人穿着的海魂衫几乎成为男孩子们的校服。

1965年小学生穿着。来源/《人民日报》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生服装的设计进入公共视野。1979年2月，北京展览馆东厅举办了“大中小学生服装统一式样展览”，选出拟推广的大中小学学生服装统一式样。

展览上的校服之一。来源/大中小学生服装统一式样展览

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白衬衫、红领巾装束，款式更加考究、面料更加精良，穿着也更加规范，成为大多数学校的统一着装样式。

1983年3月11日至24日，北京展览馆举办“全国学生服装设计展览”。“获奖服装中，上海的中长花呢女大学生春秋套装、辽宁的带活领结的女学生连衣裙、北京的确良带遮阳帽、背心连衣裙裤、女中学生套装、广东的女小学生尼龙背带裙等11种获一等奖。4种少先队员装，将于６月１日由北京、上海等市80万名小学生试穿。”

过去更多是“学生穿什么”，现在开始变成“学生装应该设计成什么样”，校服真正朝着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服装走去。

真正让今天的人对校服形成共同印象的，是90年代以后逐渐普及的运动式校服。

其实，运动服占据主流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衣服得跟着学生一起动。体育活动越来越多，这对校服的舒适性和活动便利性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于是，运动式校服也就越来越“合身”于这种生活。

与此同时，运动服本身也有现实优势。它价格相对较低，制作方便，面料耐穿，版型宽松，能够适应孩子迅速变化的身形。比起需要熨烫的衬衫，运动风校服耐造好打理。这些现实考虑叠加在一起，让运动式校服获得了极强的“生存优势”。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地以学校为单位或者是在一定区域内学生统一穿着学生装已实行了近二十年。”（《光明日报》2014年4月21日）经过多年推广后，运动式校服逐渐成为普及度最高的校服样式。蓝、绿、红等颜色搭配白色条纹或色块，宽大的版型，再加上校名、校徽，逐渐成为许多学校的共同视觉。于是，中国人的校园记忆里出现了一种高度相似的画面：操场上，一大片蓝白色。有人在跑步，有人在做操，有人刚下体育课，满头是汗；铃声一响，几十个穿着差不多衣服的孩子又一起涌回教学楼。

到了这一时期，校服已经不再只是“学生身份的象征”，而越来越像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用品。校服管理也开始越来越细。

2015年，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GB/T 31888-2015正式发布并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校服产品的综合性国家标准，对校服的基本安全和质量提出统一要求。

国标裁剪示意图。来源/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GB/T 31888-2015

我们今天熟悉的运动式校服，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校园。

所以，回头看中国百年校服，真正值得追问的，也许并不是“哪一个年代的校服最好看”，而是“哪一种校服，更适合那个时代的学生”。这个问题，没有一件衣服可以永远回答。早些时候，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一套统一的学生装”，后来开始关心“款式怎么样”，再往后是“穿着舒服不舒服”“质量合不合格”……2026年深圳校服的讨论，恰好又把这些问题推到了日常生活里。

现在的运动装校服。来源/电视剧《最好的我们》

说到底，校服不是给照片看的，也不是挂在衣柜里等待怀旧的。它每天跟着学生走进教室、走上操场，陪着他们长高、换季、毕业。所以，一百多年后再回头看校服史，也许最值得记住的，并不是哪一种颜色、哪一种款式曾经最流行，而是陪着学生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参考文献：

[1]佚名. 学生制服规程（十八年二月一日本部公布）[N].教育部公报,1929,1(03):79-83.

[2]佚名. 修正学生制服规程[N].民报,1937(7.5):6.

[3]王耀中. 校服意义的初步研究: 我国城市中小学生校服穿着二十年[D].中央美术学院,2006.

[4]袁仄. 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5]刘琦. 校园成长记忆——中国校服百年概貌[J].装饰,2015,(6):33-37.

[6]国家教育委员会. 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A/OL]（1993）.

[7]王春燕. 我国中小学校服设计及其发展研究[D].苏州大学,2008.

[8]张婕,李正,郑丽虹.规训与新生——民国教育革新视域下学生形象塑造与服制变化[J].艺术设计研究,2024,(2):49-55.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宁境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胡瓜 戈雨

“在看”的永远18岁~

九百五十年前，北宋熙宁九年（1076）丙辰中秋，大醉的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上挥笔作词，写下一首《水调歌头》。他不知道的是，这首词会在此后千年被人反复吟咏，经久不衰；他更不知道，一句“明月几时有”会让后出的所有中秋词都黯然失色。

清萧晨东坡博古图扇页。来源/故宫博物院

《水调歌头》是宋代慢词词调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牌。曾有学人基于《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作出如下统计：两宋现存21055首词作所用词调共1490调，其中正名844调，异名646调，依照正名计算，平均每调填词24首。其中，仅《水调歌头》一个词调（含3个词调异名），就有词771首，高达平均数的32倍，仅次于存词847首的小令《浣溪沙》。（刘尊明、范晓燕：《宋代词调及用调的统计与分析》，《齐鲁学刊》2012年第4期）换言之，每100首存世宋词中，就有3.6首使用《水调歌头》词牌进行创作。

假如宋代有金曲榜单，《水调歌头》无疑是名列前茅的“霸榜神曲”。那么，这个“神曲”词调，起源于何时呢？

根据唐宋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水调歌头》词调来源于隋末的《水调》曲。这个说法在一些唐代笔记小说和诗作中均得到验证。

半潭秋月砚洗。来源/诸城博物馆

唐代，《水调》拥有相当高的传唱度。唐代《水调》有大曲小曲之分。大曲就是含有多段的大型歌舞曲，综合了器乐、声乐和舞蹈，是在一个整体中间连续表演的大型艺术形式。大曲一般分为三部分，即散序、中序（也叫拍序、歌头）、破（也叫舞遍），每部分包括若干乐段，但形式变化多样。根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水调》大曲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体裁上，歌第一叠至第四叠为七言，第五叠为五言，入破第一至第五为七言，第六彻又为五言。在十一叠诗歌中，五言调的第五叠“声最为怨切”，白居易还曾为此写下“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来歌咏赞叹之。

《乐府诗集》卷七九记录了一套完整的《水调》大曲辞：

歌第一

平沙落日大荒西，陇上明星高复低。

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鞞。

第二

猛将关西意气多，能骑骏马弄琱戈。

金鞍宝铰精神出，笛倚新翻水调歌。

第三

王孙别上绿珠轮，不羡名公乐此身。

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

第四

陇头一段气长秋，举目萧条总是愁。

只为征人多下泪，年年添作断肠流。

第五

双带仍分影，同心巧结香。

不应须换彩，意欲媚浓妆。

入破第一

细草河边一雁飞，黄龙关里挂戎衣。

为受明王恩宠甚，从事经年不复归。

第二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第三

昨夜遥欢出建章，今朝缀赏度昭阳。

传声莫闭黄金屋，为报先开白玉堂。

第四

日晚笳声咽戍楼，陇云漫漫水东流。

行人万里向西去，满目关山空恨愁。

第五

千年一遇圣明朝，愿对君王舞细腰。

乍可当熊任生死，谁能伴凤上云霄。

第六彻

闺烛无人影，罗屏有梦魂。

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君门。

《水调》小曲则简单得多，是单曲歌唱，以笛子伴奏或演奏。此外，唐代还有新《水调》，是商调乐歌。

宋拓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来源/故宫博物院

唐人笔记诗作中，留存了相当多的观看听赏《水调》的记录。比如，王昌龄晚年赴龙标贬所路上曾有《听流人水调子》诗：

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

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玄宗朝宫廷乐家许合子开元时受选入宫，改名永新。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避居扬州，于舟中奏水调，金吾将军韦青一听，即知是“永新歌也”。唐玄宗本人也喜欢《水调》，逃奔蜀中后曾登楼置酒，令善唱《水调》者登楼而歌，“闻之潸然出涕”。

晚唐诗人罗隐亦有《席上歌水调》：

馀声宛宛拂庭梅，通济渠边去又回。

若使炀皇魂魄在，为君应合过江来。

而所谓《水调歌头》，则是截取《水调》大曲首叠另倚新声而成。清人毛先舒在《填词名解》中这样解释：“歌头，曲之始音，如六州歌头、氐州第一之类。”不过，与唐人《水调》属商调乐曲不同，宋代《水调歌头》为中吕调。北宋苏舜钦所作的《水调歌头·沧浪亭》是目前已知比较早的《水调歌头》。

从《水调》曲的最初创作者，到《水调》大曲留存于世的曲辞，再到唐人欣赏《水调》留下的诗作记录，不难看出，《水调》自诞生之初似乎就弥漫着一种悲切凄凉、物是人非的低落情绪。然而到了宋代，《水调歌头》陡生转折，一跃成为昂扬酣畅、豪迈潇洒的慢词的代名词。有宋一代豪放词人多用此调，以婉约为主的词人如秦观、周邦彦等则较少甚至从未染指。确切原因，我们或许不得而知，但大概会不约而同地看向极负盛名的北宋文坛“顶流”苏轼，以及在他笔下名垂千古的“丙辰中秋”。

陶淡黄釉骑马吹笛男俑。来源/故宫博物院

熙宁九年（1076）丙辰中秋，乐观的e人苏轼在密州城北超然台上挥笔写下这首千古留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前，已经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烦闷”时光。

众所周知，写下这首《水调歌头》时，苏轼正深切思念着弟弟苏辙。在此前，兄弟俩的命运已经被神宗朝的朝堂纷争卷向难以预测的颠沛流离。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全面主持变法，苏轼苏辙兄弟与王安石的政见矛盾也愈发尖锐。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擅动科举之法，又在担任国子监考试官时策题讽刺王安石，弟弟苏辙身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却明确反对青苗法。次年，兄弟均在政治上受挫。苏辙因议事不合外放河南府，后改任陈州学官，先一步离开汴京。苏轼本人被御史谢景温诬奏，被迫乞补外任，熙宁四年（1071）任职杭州通判，同样离开政治中枢。在前往杭州任职的路上，苏轼先到陈州看望弟弟，兄弟两人又一道赴颍州拜谒致仕不久的老师欧阳修，随后各回任所。熙宁六年（1073）苏辙调任齐州掌书记，次年苏轼通判任满，改任密州知州，总算能离弟弟近一点。

然而，自熙宁四年（1071）颍州别后直到熙宁九年（1076）苏轼登上超然台把酒赏月时，兄弟已经整整六年没有共度中秋了。

令苏轼烦闷忧虑的除了兄弟分离的苦恼，还有密州的深苦民瘼和清寂生活。

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苏轼抵达密州，下车伊始就亲见本地严重的蝗灾。他一面组织驱蝗捕蝗，一面上书朝廷请求蠲免秋税或暂停回收青苗钱，以资救济。连年旱灾蝗灾使密州及相邻地区陷入严重饥荒，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穷苦百姓抛儿弃女，逃荒无门。苏轼身为父母官，在旱灾最严峻的熙宁八年（1075）春四月，亲自沐浴斋戒前往境内的常山礼拜祷雨，“摩抚疮痍”，又沿城捡收弃婴，拨出数百石粮米用于收养，还通过官府每月给米六斗的形式招徕民户抚育弃儿，全活者近千人。尽管苏轼已经几乎穷尽了地方长官的一切努力，但面对百姓的惨状，赤子之心的苏轼还是泣泪动容。

含嘉仓铭砖拓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密州地处偏僻，远离中枢，物产也相对匮乏。相较于苏轼的老家四川天府和任职过的杭州鱼米之乡，移守密州后的生活堪称清苦而单调，缺吃，缺玩，缺朋友。在密州期间，苏轼曾效法寒士陆龟蒙，与通判刘廷式一道从荒废的园圃中摘野生枸杞和菊花来吃。不仅堂皇食用，苏轼戏谑地挥笔写下《后杞菊赋》，表示自己“以杞为粮，以菊为糗”，不乏夸大其词地抱怨自己作为一州太守，却过着“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的寒酸日子。熙宁八年（1075）上元佳节，闲不住的苏轼怀着一腔兴致出门观灯去，面对“寂寞山城”，却难免败兴而归，不由怀念起钱塘繁华来。

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更糟的是新法实行以来力抵冗费，裁减公使钱。公使钱是宋代各级官署的“专项办公招待经费”，用于公务招待、馈赠和日常行政事务，意在便利官员差旅食宿和公务活动，通常由州郡长官自行支配。公使钱锐减，使苏轼不能随心所欲地应酬招待宾友过客。

既没有苏轼钟爱的美食酒筵，也缺乏往来交游的朋友，再加上蝗旱遍地的民生惨状，这对一个极具共情力的e人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折磨。于是，苏轼在给好友刘攽和李常写的诗中，详细铺排了密州的烦闷：

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一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烦闷中的苏轼重新以老庄哲学接济生活，表露出庄子的乐天安命和齐物思想，开始走向超然旷达的性格。熙宁八年（1075），苏轼修葺官舍以北城墙北段的废弃城台。修成后城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成为苏轼与同僚一道登临观胜、“览其山川而乐之”的胜地。在济南任职的弟弟苏辙听说后，以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为城台取名“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纪念。随后，苏轼兴奋地写下《超然台记》作为应和，表明游于物外，“无所往而不乐”的心境。

青玉御笔反苏轼超然台记册。来源/故宫博物院

熙宁九年（1076）中秋，月光如水。苏轼登上超然台饮酒赏月，欢饮达旦。他酒量其实并不好，曾在《东坡志林》中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也”，而“蕉叶”不过是古人眼里最小的酒杯。万古不易的明月清光之下，饮少辄醉的苏轼想起天上的月宫，想起暌违已久的兄弟，想起汴京的政治风暴和密州的待哺生民，想起广袤的宇宙八荒和漫长的时间洪流下微渺人间的悲欢离合。

他欣然挥笔，将丙辰中秋永远留存。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同年十一月，苏轼离开密州赴河中府任，途中改知徐州。已回京改任著作佐郎的苏辙闻讯来迎，次年，熙宁十年（1077）二月，兄弟两个终于结束了六年多的分离。随后，苏辙径直送苏轼来到徐州任上，并在徐州与哥哥形影相随地盘桓了一百多天，直到这年中秋佳节。客中相聚，兄弟两人抚今追昔，自有说不完的话。然而宦海沉浮，相聚终究短暂，苏辙中秋之后就须赴南都任判官。中秋之夜，苏轼为弟弟摆酒设宴送别，苏辙思及去年苏轼作《水调歌头》感怀自己，也写下一首《水调歌头》应之：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宋郭熙窠石平远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

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超然旷达如苏轼也不禁涌起无常之悲，写下“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送弟弟乘舟东去。

东坡之后，历代骚客学人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吝称美。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张炎《词源》评价此词“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清人王闿运《湘绮楼词选》评“人有”三句，以为“大开大合之笔，他人所不能”，郑文焯赞叹此词“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密州时期思想从苦闷到超越的诗意总结，其主题发端于现实人生困境，而归于一种抽象高远的哲学思辨。《水调歌头》亦为中秋词建立了审美典范。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与伤春一样是词中相伴并行的主题。《水调歌头》一出，词风阔大明朗，一扫悲秋之词低沉凄伤的格调，表现出豪放乐观、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后出中秋词大都以苏轼词为典范，主要围绕秋与月来构思。天上月宫的有关传说，地上月夜的游赏活动，是中秋词必写的两类意象，怀人念远则成为中秋词的情感主线。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源/电视剧《苍兰决》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的沉浮起落好比月圆月缺，难求事事圆满，然而在苏东坡的笔下，一家一人的失意与思念升华为所有悲欢离合的普遍观照。人间的忧患都轻如鸿毛，只要人常在、心意常通，纵使关山迢递相隔万里，照样能共赏一轮明月。

一片中秋夜，从此写成了挂在国人心头千年共仰的月光。

参考文献：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2019年。

（宋）苏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

（宋）苏轼著，（清）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

王水照：《苏轼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66年。

柏互玖：《唐俗乐大曲的结构及其形成》，《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4期，第48-57页。

刘尊明、范晓燕：《宋代词调及用调的统计与分析》，《齐鲁学刊》2012年第4期，第124-131页。

王兆鹏：《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第20-29页。

王兆鹏：《浅论》，《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第97-99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夏伯阳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王旭 张斌

“在看”的永远18岁~e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的风云，但很多人认识梁山好汉，并不是从《水浒传》原著开始的。

而是从电视机开始的。

98版《水浒传》播出时，片尾响起《好汉歌》，电视机前的人往往还没有起身。那一声“大河向东流”，把梁山、酒碗、兄弟、风雨和江湖，全都唱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好汉歌》由赵季平作曲、易茗作词，刘欢演唱，音乐中吸收了山东民歌的素材。它没有把《水浒传》唱成书斋里的古典名著，而是唱成了街巷、饭馆和普通人都能听懂的江湖。

但刘欢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关系，并不只是唱过一首《好汉歌》。

从《三国演义》里的“兄弟情义”，到《胡雪岩》里的商海沉浮；从《水浒传》的民间江湖，到《雍正王朝》的帝王政治，再到《甄嬛传》的宫廷深处，刘欢的声音曾经反复进入中国电视剧对于历史的想象。

他唱的不是同一种历史，也不是同一种人物。

有时，他替英雄人物发声；有时，他替帝王时代留下回声；有时，他干脆参与整部电视剧的音乐创作，把历史剧里的权力、欲望、孤独和命运，重新变成现代人能够听懂的声音。

唱一声兄弟情义

刘欢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缘分，可以从94版《三国演义》说起。

严格来说，《这一拜》不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曲，而是剧中的重要插曲，出现在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情节中。歌曲由王健作词、谷建芬作曲，刘欢演唱。

它写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天下大势，而是三个普通人在乱世中的结交。

《三国演义》讲的是英雄争夺天下，但《这一拜》把镜头拉近了。刘欢的声音没有急着唱出宏大的历史，而是先唱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这正是94版《三国演义》给当时观众留下的重要印象：历史当然属于那些决定天下走向的人，但历史也由许多具体的关系构成。刘备、关羽、张飞之所以被人记住，不只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战争，更因为他们在乱世里建立了难以割舍的兄弟关系。

刘欢的演唱，让这首歌没有停留在古典故事里。它听起来像是三国人物的歌，也像是普通人对友情和承诺的理解。

那时的历史剧，仍然带着一种较为传统的英雄叙事：人物有明确的立场，故事有清晰的兴亡，音乐则负责把人物的情感推向更高处。

刘欢的声音，很适合这样的历史。

厚重，却不苍老；激昂，却不浮夸。

唱尽胡雪岩的情怨

到了1996年的电视剧《胡雪岩》，刘欢已经不只是演唱者。

他为该剧创作并演唱片尾曲《情怨》，同时参与了相关音乐创作。与《这一拜》相比，《情怨》不再写结义，也不再直接写英雄，而是写一个人在名利、情感和命运之间的摇摆。

胡雪岩是晚清商人，也是一个处在时代转折中的人物。他的故事既有个人奋斗，也有商业竞争；既有财富和权力，也有盛衰无常。

《情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使用单纯的流行歌曲方式来表现这个人物。歌曲中融入了京剧、昆曲等传统戏曲元素，刘欢的演唱也带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古典韵味。

这说明刘欢开始主动处理“现代流行音乐如何表现历史人物”这个问题。

他没有简单模仿古装剧音乐，也没有把历史人物唱成现代流行歌手眼中的浪漫对象，而是试图让声音本身带着旧时代的气息。

《情怨》中的“怨”，并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也包含着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一个人可以很有能力，可以拥有财富，却未必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刘欢在这里唱出的，已经不是年轻人的热血，而是成年人对人生无常的体会。

历史剧也因此从“谁是英雄”，逐渐转向“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把江湖唱给所有人

两年后，《水浒传》播出，《好汉歌》成为刘欢历史题材歌曲中最响亮的一次表达。

如果说《三国演义》更重视英雄与秩序，《水浒传》则把目光放到了民间。

《好汉歌》的音乐动机取自山东郓城民歌《呀儿哟》和单县民歌《王大娘补缸》，本身就带着乡土气息。赵季平没有把梁山写成高高在上的英雄世界，而是让音乐从地方民歌、方言节奏和民间乐器中生长出来。

刘欢的声音，则进一步放大了其中的粗粝感。

他没有把“好汉”唱成温文尔雅的文学形象，而是唱出了一种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性格：讲义气、重承诺、敢于反抗，也有一点不管不顾的冲动。

《好汉歌》流行的年代，正是电视剧主题曲最能进入公共生活的时期。它从电视里出来，进入饭馆、车站、学校和家庭聚会。很多人未必完整看过《水浒传》，却知道怎样跟着唱下去。

这首歌之所以有这么强的传播力，是因为它把复杂的历史故事转换成了简单而有力的情绪。

梁山好汉的命运当然不是一片光明，他们最终走向了悲剧。但在歌曲响起的那几分钟里，观众记住的往往是他们聚在一起时的豪情。

这也是历史剧音乐的一个重要功能：它不一定替观众解释历史，却可以先让观众感受到历史。

唱出帝王的另一面

《水浒传》之后，刘欢又唱到了《雍正王朝》。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该剧片头曲，由梁国华作词、徐沛东作曲、刘欢演唱。与《好汉歌》不同，这首歌不再强调民间的豪气，而是把视线转向帝王、权力和国家治理。

这时的刘欢，已经不再只是替某一个历史人物抒发情绪。

他唱的是一个王朝如何维持，是权力如何运行，也是一个帝王怎样面对天下。

《雍正王朝》热播于1999年。那一时期，历史题材电视剧重新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观众看帝王戏，并不只是为了看宫廷斗争，也在借古人的处境思考现实中的秩序、责任和选择。

《得民心者得天下》听起来仍然大气，但它和《少年壮志不言愁》那种青年式的激昂不同。这里面的“大”，更多是一种历史压力。

帝王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的人。他要面对权力，也要承担权力带来的后果。刘欢的声音让这首歌有了庄重感，却没有把帝王唱成神话中的人物，而是唱出了一种沉重：天下很大，江山很重，一个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必须承受相应的孤独和责任。

从《好汉歌》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刘欢完成了一次重要转换。

他既能唱民间人物的冲动，也能唱帝王时代的秩序；既能唱山野江湖，也能唱宫廷政治。

走进甄嬛的深宫

2012年，《甄嬛传》播出，刘欢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次，他不只是演唱片尾曲《凤凰于飞》，还参与了整部电视剧的音乐制作。央视资料显示，《凤凰于飞》由刘欢演唱。

《甄嬛传》和《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并不一样。

它依然写宫廷和权力，但叙事中心从国家、战争和帝王，转向了后宫中的女性命运。历史不再主要通过战场和朝堂展开，而是通过沉默、等待、猜疑和情感变化展开。

《凤凰于飞》因此也没有采用《好汉歌》或《得民心者得天下》那种外放的声音。它更接近一种深宫中的独白：华丽背后有孤独，爱情背后有代价，人物表面的平静之下，是无法轻易摆脱的命运。

刘欢在这里承担的角色也更加复杂。

早年的他，是用声音替人物说话；到了《甄嬛传》，他已经开始搭建整部剧的音乐世界。音乐不只是给剧情增加气氛，而是参与塑造人物，暗示关系，推动情绪。

这说明历史题材电视剧已经发生变化。

它不再满足于讲述“谁当皇帝”“谁打败谁”，而是开始追问：身处权力结构中的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选择，又如何失去自己。

刘欢的音乐，也从外部的历史叙事进入了人物内心。

刘欢为什么总能唱进历史剧

刘欢与历史热门电视剧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唱过几首主题曲”。

他参与过不同类型的历史叙事：

《三国演义》写乱世中的结义与英雄；

《胡雪岩》写晚清社会中的财富、欲望与命运；

《水浒传》写民间反抗与江湖情义；

《雍正王朝》写帝王政治与天下秩序；

《甄嬛传》则写深宫中的情感、权力与女性命运。

这些电视剧的时代背景不同，人物类型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但刘欢的声音总能找到它们共同的重量。

他不是简单地把古装戏唱得“大气”，也不是把历史人物套进现代流行歌曲的格式里。他更擅长做一件事：找到历史人物与现代观众之间的情绪通道。

英雄可以通过义气被理解，帝王可以通过责任被理解，商人可以通过欲望和无奈被理解，后宫人物则可以通过孤独和选择被理解。

刘欢的声音，正好能够把这些复杂的历史情绪托起来。

它既有民间的粗粝，也有知识分子的克制；既能够面对宏大的历史，也能够进入一个人的内心。

所以，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少不了刘欢。

历史已经远去，电视剧也会反复重播。

而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我们听见的，往往不只是某个古代故事。

我们听见的是刘欢，如何用一副现代人的嗓子，把中国历史重新唱给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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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到，提到中秋肯定离不开月饼，如今的月饼市场可谓争奇斗艳：既有五仁月饼这类传统老牌稳占一席，也有近年来颇受青睐的奶黄月饼；据说在上海街头，臭豆腐月饼还成了新晋“网红”。现代人餐桌上的月饼固然花样百出，古代月饼同样不遑多让，颇具特色。接下来，就来看看古代人餐桌上的月饼都长什么样？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逐玉》

月饼作为中秋节的特色食物，在中华美食史上经历了一个从默默无闻到走入千家万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仅逐渐演变为与如今月饼相近的形态，也从一种普通食物升华为无数人寄托乡愁与相思的象征。

尽管在早期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真正意义上月饼的记载，从出土文物来看，唐代可能已经出现了月饼的雏形。20世纪70年代，新疆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了一件奇物——一枚历经千年风霜却仍保存完好的“饼”。可别小看这枚饼，即便运用现代所有保鲜手段，也未必能让一枚饼保存上千年。正是得益于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我们才能亲眼见证一千多年前唐代人餐桌上的饮食。由于这枚饼的独特样式，它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宝相花纹月饼”。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宝相花并不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花，而是古人以莲花、牡丹、菊花、石榴等多种花卉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组合创造出来的理想化装饰图案。代表着富贵吉祥、庄严美好。尽管这枚饼在形制上与现在的月饼仍有差别，在馅料上却已十分接近。

宝相花纹月饼。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唐宝相花纹镜。来源/故宫博物院

到了宋元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月饼正式见于文献记载，并走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据周密《武林旧事》所载“烝作从食”来看，月饼在宋代已成为一种与烧饼、馒头同样日常而普遍的食物。

大学馒头，羊肉馒头，细馅，糖馅，豆沙馅，蜜辣馅，生馅，饭馅，酸馅……菜饼，秤锤，蒸饼，睡蒸饼，千层鸡头，篮儿，鹅弹，月饼……（《武林旧事》）

但这一时期，月饼还没有和中秋节绑定在一起，而是作为寻常饮食被记载。

直到明清时期，月饼才正式成为中秋节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月饼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搭配的馅料也越来越多样化。《红楼梦》贾府的中秋宴会中，贾母吃的月饼就格外引人关注。贾母吃的这款月饼单从名字上来看就不简单——内造瓜仁油松穰月饼。这月饼一方面特殊在以松穰、瓜仁入馅，口感丰富；另一方面，“内造”二字还意味着月饼是从宫中而来，“身份”特殊：

贾母道：“这还不大好，须得拣那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说着，便将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松穰月饼，又命斟一大杯热酒，送给谱笛之人。（《红楼梦》）

电视剧版《红楼梦》中出现的月饼。来源/电视剧《红楼梦》

到了明清时期，月饼已不单是为了吃而制作——吃月饼有讲究，送月饼更有讲究。送月饼不仅要讲究味道，还要考虑月饼的装饰、形状和馅料是否足够特别。形制越特殊的月饼，拿出去送人就越有排场，越能显出主人家的诚意。哪怕是万历皇帝，在中秋节这一天也不能忘记送月饼。万历八年（1580）的中秋节，在万历礼单上夺得月饼头筹的正是首辅张居正——月饼送给谁、又送多少个，都有着礼仪亲疏上的讲究。而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张居正去世后，能在中秋节获得御赐月饼五圆的，就变成了申时行。暗藏在中秋节月饼之下的，其实正是明朝朝局的暗流涌动。

赐三辅臣上尊珍馔，又赐元辅张居正膳九品，秋露白酒五瓶……十五日丁丑，以中秋令节，赐四辅臣上尊珍馔，又赐元辅申时行行膳九品，秋露白酒五瓶。（《万历起居注》）

清朝的月饼商业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和现代人不满月饼的过度包装一样，民国时期还有人专门吐槽清朝的月饼已经失去了赏味的价值，成了攀比风气之下的牺牲品：

清月饼模具。来源/故宫博物院

讲完了月饼的发展史，我们再来看看各地月饼消费习惯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市民们最青睐哪家的月饼呢？

明清北京城十分繁华，小吃餐馆琳琅遍地，若是能赢得北京人一致认可的月饼店，那一定是口感和卖相都极佳的。翻阅清人笔记，致美斋可谓被文人骚客提及最多的老字号月饼店，富察敦崇在书中将致美斋的月饼称为整个北京城的第一号。致美斋的月饼不仅味道好，还恰到好处地绘制有蟾蜍月宫。有人说，只要吃过了致美斋的月饼，其他地方的月饼都变得不足为道了：

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至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燕京岁时记》）

致美斋是个什么地方？这是清代文人官员常去小酌会客的著名酒楼。就连大名鼎鼎的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对致美斋亦有记载：“贾大少爷看那帖子，是一副黑伯果请在致美斋吃午饭，一副是溥四爷请在他叫的相公顺泉家吃夜饭。”可见，吃饭讲究的北京人在吃月饼这件事上也是颇为讲究的。

唐仙女玉兔菱花纹镜。来源/故宫博物院

不过对于勤劳且烹饪天赋极高的东北百姓来说，中秋节的月饼还是亲手制作的更加符合自己的口味和心意。毕竟，家的味道总归是不差的：

土人过节，上元、汤圆、端阳、角黍、中秋、月饼，家自为之。（《黑龙江外记》）

到了江南一带，水乡风景养人，江南人吃月饼讲究的是一种雅趣和风味。杭州人在宴会雅集上食用月饼，游船赏湖，踏歌苏堤，自是别有一番风趣：

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是夕，人家有赏月之燕，或携榼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曰。（《西湖游览志》）

清兔儿爷。来源/故宫博物院

同属江南地区的苏州人，在吃月饼这件事情上也是不遑多让，现在的鲜花月饼、豆沙月饼，早在古时候的苏州就已经进入了寻常市民的餐桌。苏州人吃月饼，有着吃不完的新鲜花样：

中秋节物，以月饼为先。市尘卖饼之家，名茶食店，大小形制不一，以糖和粉经为之。其内有豆沙、玫瑰、蔗霜、百果各种，人家争相置买，餽贻亲戚。（《吴郡岁华纪丽》）

到了成都地区，各种馅料的月饼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樱桃、火腿、玫瑰、菊桃……古代成都人在吃月饼这件事上，恐怕比今人更胜一筹。

月饼价目不一。中秋时名目繁多。包心种类亦多。洗沙心、冰橘心、玫瑰心、枣泥心、干菜心、白糖心、椒盐心、桂圆肉心、瓜肉心、菊桃心、樱桃心、火腿心。（《成都通览》）

清中秋佳瑞图卷。来源/故宫博物院

而让清代的“老吃家”袁枚念念不忘的，则是用山东的面粉做成的月饼。山东地区产出的小麦优质，做成的月饼风味也更是独特，不会太甜，也不会太腻，反而是松软味美，让人回味无穷：

用山东飞面，作酥为皮，中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为细末，微加冰糖和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甚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随园食单》）

而对古人来说，月饼的最佳拍档，不是坚果，也非茶水，而是现代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西瓜。其实也不难理解，月饼吃多了难免会腻，而西瓜就在此时派上用场了。在《红楼梦》中，中秋宴上必不可少的第一属月饼，第二就当属西瓜了。一边品月饼，一边吃西瓜，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看月会。

补燕都士庶，中秋餽遗月饼、西瓜之属，名看月会。（《钦定日下旧闻考》）

其实，古代人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不少讲究。首先，古人历来有节日祭祀的习惯，而在中秋这一天，月亮便成了祭祀对象。中秋祭祀要在院中进行，与其说是祭祀月亮，不如说是借着祭祀月亮的名义，与亲朋好友一同抬头，看看许久不曾仔细端详过的月亮。

中秋各备瓜果、月饼，中宵设香案于院中祀月。此事乡僻行之者甚少。先期亦以月饼等物互相遗送。（《怀仁县志》）

吃过西瓜，品过月饼，看完月亮，怎么着也该来个饭后消食了。当然，风雅的古人可不这么说，他们给这种习俗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走月亮”，乘兴而出，乘兴而归，中秋佳节成了交友出游的好日子。按照袁景澜的记录，在中秋这一天，吴郡的妇女们都会盛装打扮，一起外出赏月游玩。或者是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天喝茶谈趣事；或是几人结伴出行，在尼姑庵里看斗香，欢声笑语彻夜不断。所以，如果想要穿越回古代体验一次古人的夜生活，除了春节和元宵，中秋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中秋，夕妇女盛妆出游，携搕胜地，联袂踏歌。里门夜开，比邻同巷，互相往来，有终年不相过问，而此夕款门赏月，陈设月饼菱芡。延坐烹茶，欢然笑语。或有随喜尼庵，看焚香斗，香烟氤氲，杂以人影，街衢似水，凉沐金波，虽静巷幽坊，亦行踪不绝。逮鸡声唱晓，犹婆娑忘寐，谓之走月亮。（《吴郡岁华纪丽》）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古代的“顶流月饼”到底长什么样？或许答案并非某一种固定模样：它可能是一枚压印莲花纹的唐代宝相花饼，也可能是清代绘着月宫蟾兔的致美斋大月饼；可能是宫中御赐的瓜仁油松月饼，也可能是苏州人家争相购买的玫瑰、豆沙月饼。形制有大小，馅料有南北，但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承载着中秋的团圆之意，也藏着古人对于“家”的深厚情感。

天涯共此时。来源/电视剧《七夜雪》

参考文献：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

（清）顾禄，《清嘉录》   

（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 

（民国）许瑞棠，《珠官脞录》

（清）西清，《黑龙江外记》 

（宋）周密，《武林旧事》 

《万历起居注》 

（清）傅崇矩，《成都通览》

（清）袁枚，《随园食单》

（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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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木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王旭 张斌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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