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空跳动的心脏星云，到茅岩河、羊卓雍错、同心天池、庐山西海、赛里木湖……

跨越星河与山河，天地悄悄勾勒出满世界的心形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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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皇帝昏聩、阉宦当道……这是历史上的晚唐留给世人的最直观印象。安史之乱后的大唐虽然元气大伤，但依旧会露出锋利的爪牙。大唐最后的时光中，曾有这样一位挽狂澜于既倒的名将横空出世，他前半生平定党项，谋破吐蕃，在西川与安南大败南诏换来西南大安，又几乎将黄巢之乱扑灭于萌芽之中，后半生却放纵乱军、跋扈割据，亲手点燃唐王朝灭亡的导火索，最后更崇信妖人，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

晚唐时代，地方藩镇割据，能够直接听命于朝廷的武装力量主要以神策军为主的禁军与少数忠于朝廷的地方节度使。高骈出身禁军世家，他的祖上是南北朝时期赫赫有名的渤海高氏，入唐之后，渤海高士廉家族主持编修《氏族志》，以顶级关东豪门的身份入局中枢。

高骈的祖父高崇文更是威名赫赫，曾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率军于佛堂原大胜吐蕃，战后获封渤海郡王，后又在宪宗元和初年任神策行营节度使一职并率神策军讨伐西川刘辟的叛乱，凭借战功又获封南平王，是唐朝为数不多的异姓王之一。高骈的父亲高承明也曾任神策虞侯一职。

凭借显赫族望与父祖的军功业绩，高骈本可有着光明的前景，但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年（820），励精图治的宪宗皇帝被宦官暗杀，一度颇有起色的大唐再次为阴霾所笼罩。

与累世戎伍的家世不同，高骈并非只爱舞枪弄棒，反倒“幼而朗拔，好为文，多与儒者游”。到20岁左右，高骈因父祖门荫进入神策军，最初他事节度使朱叔明为司马，当时有二雕并飞，（高）骈曰：“我且贵，当中之。”

唐狩猎出行图壁画，唐。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于是一发贯二雕焉，少年出色的射术技惊四座，获得了众人“落雕侍御”的美誉，也展现出他对权势的追求。文武双全的高骈马上得到了神策军将领的赏识，“两军中贵，翕然称重，乃縻之勇爵，累历神策都虞侯”。

所谓“两军中贵”，便是天子任命掌管神策军的亲信宦官，有唐一代，皇帝听信宦官所言，甚至以宦官监军乃至掌兵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中晚唐将军要在军事上发挥个人才能，就务必要处理好与宦官的关系才能减少掣肘。神策军世家子弟高骈被宦官器重，因而快速升迁为都虞侯这样的高等军官。

真正的勇将必须接受战争的洗礼，高骈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前后，活动于陕北的党项羌（西夏祖先）发动叛乱，高骈接受诏命率领禁军万人守卫关中西北锁钥长武城，同时防备吐蕃与党项两面之敌。前任将领在面对党项时多束手无策，而高骈出镇长武城后，“唯骈数用奇，杀获甚多”，且“出无不捷”。高骈面对骑兵颇多且骁勇异常的党项羌，能够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积极反击取得战果，说明他对西北边疆地理有着清晰的认知与知识储备，且能在坚守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使用灵活战术出击杀敌，在当时唐朝的边将中颇为难得。

唐懿宗咸通元年（860），高骈在经历西北战场的磨炼后，被任命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本州经略使。秦州处于唐代陇右的地理通衢之地，为关中西出陇右河西的门户所在，曾在安史之乱后为吐蕃侵占近百年之久，是唐朝收复河湟失地的前沿阵地。高骈主政秦州后，探知到吐蕃因王室分裂而土崩瓦解，迅速发动攻心之战，甫一上任便诱降吐蕃将领尚延心部落万余帐，收复河（甘肃临夏）、渭（甘肃定西）二州，平定风林关。恰逢当年，敦煌归义军传奇人物张议潮率蕃汉军收复凉州。高骈与张议潮颇有默契地南北对进，彻底荡涤了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沦丧的阴霾。至此，陷没吐蕃百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高骈兵不血刃连复两州，充分展现了其战略战术之外的政治军事能力。

边塞风光。来源/纪录片《河西走廊》截图

然而，虚弱的晚唐对西北战场并没有过多的期待，高骈带来的意外之喜为唐朝廷带来片刻苟且的安逸。很快，高骈作为一块“可用之材”的价值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上午还在西北边疆之中纵马驰骋的勇将，下午便接到朝廷急诏奔回长安，等待他的将是万里之外的热带季风海岸——安南。

唐朝安南都护府主要管辖交州地区，唐朝朝廷在此处设都护府，也包含了众多少数民族居住的羁縻府州。安史之乱后，唐廷对边疆的控制力急剧下降，而毗邻安南的南诏国日益强大。由于安南位于红河的上游流域，与其毗邻的南诏开始虎视眈眈。咸通元年（860），安南都护李琢“贪于货贿，虐赋夷獠”，（当地）人多怨畔，暗地里接引南诏兵马进入安南，攻陷州城，交州被迫寄治在广西沿海的海门镇。此后五年之间唐廷走马换了五任安南都护，都无法解决安南问题。“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

咸通五年（864），在宰相夏侯孜的举荐下，高骈在长安灵台殿被皇帝任命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在赴任安南都护的途中，这位文武兼修的儒将写下了《赴安南却寄台司》一诗：

曾驱万马上天山，风去云回顷刻间。

今日海门南面事，莫教还似凤林关。

离开了纵横驰骋的西北边疆，高骈怅然若失，但他此刻只想让南方边疆之战能够克竟全功，而不是像在西北凤林关的功业一般戛然而止，空留遗憾。高骈渡过长江后迅速抵达广西前线，眼见此处情形极不乐观，当时屯兵在此的北方“两河锐士死瘴毒者十七”，危险的自然环境极不利于唐军平叛作战。高骈就近整合岭南五管（指广、桂、容、邕、安南五府）兵力，辅以朝廷新调的江西镇南军为核心统一调度，一改前任唐军指挥的冒进战略，稳扎稳打地向安南方向推进。而此时奉命监军的宦官李维周不仅畏惧进兵，甚至想要从背后除掉高骈，催促他迅速渡海进军交趾。

陶画彩铠甲武士俑 ，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高骈被迫率领五千人先行渡海出发，并约李维周发兵应援。然而高骈一走，李维周不发一卒以继之，想要让高骈孤军深入战死异域。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粮草便成为继续进军的关键，高骈先领兵进军安南的平原富庶之地峰州（今越南河内西北），当时峰州蛮众五万人正在收割粮食，高骈趁其不备掩杀而至，收其所获以食军，从而解决了自己精锐部队的粮草问题。

在随后半年多时间中，高骈依靠自己的五千人马转战安南各地，一方面招抚恩谕接纳安南当地心向唐朝的官员与土民，另一方面则不断击破南诏军的堡垒要塞，咸通七年（866）六月，转战安南数月之久的高骈又得到了监阵敕使宦官韦仲宰前来增援的七千生力军，从而继续进击南诏，屡破之，基本完成了对安南首府交趾城（越南河内）的合围之势。

而这些捷报却无一例外地被后方的李维周藏匿起来，让皇帝数月之间不知安南战况，甚至直接奏报高骈在峰州逗留不进。被佞臣蒙骗的皇帝直接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替代高骈，让他回京领罪。而此时的高骈已经将南诏军队的“朱弩佉苴”（南诏王国的禁卫军）等兵马团团围困在交趾，高骈眼看“（南诏）蛮困蹙甚，城且下”，等来的却是王晏权来接替他的文牒。

交趾城下的高骈百感交集，难道又要重蹈覆辙了吗？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大南迁》

皇帝的诏命不能悖逆，高骈只得以军事授韦仲宰，自己与麾下百余人奉命北归还。就在即将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与高骈并肩作战的宦官韦仲宰作为监阵敕使，早已对李维周等人有所怀疑，便早早遣小使王惠赞与高骈小校曾衮入帝都告交趾之捷。两位使者在海中恰好望见旌旗东来，得知是新经略使王晏权与监军李维周的船队，他们料想李维周一定会扣留大军的表奏，便藏匿在北部湾沿岸的小岛之中，待王李两人过后即驰诣京师，救了高骈。

皇帝得到高骈真正的奏章之后大喜，立马下诏让高骈官复原职，并加封检校工部尚书。高骈在即将回京前于海岸上重新获得皇帝任命，重返交趾。而此时李维周等人不仅不能维持高骈打下的良好局面，甚至因为无法号令诸将而解围撤防，令（南诏）蛮遁去者太半。高骈回归之后，复督励将士攻城，唐军将士一鼓作气攻克交趾城，斩杀南诏任命的安南节度使段酋迁、安南都统范尻些等四员大将，全军共计斩首敌酋三万余级，南诏狼狈遁去，归降朝廷的安南溪洞之人数以万计，使得被南诏占据多年的安南地区重新回归唐朝管辖。此役高骈重定安南，是晚唐时代唐廷对外少见的一场大捷，也奠定了高骈晚唐第一名将的赫赫威名。

高骈收复安南后，朝廷在安南设立静海军，并以高骈为第一任节度使。作为儒将的高骈又展现出非同一般的治民水平，史载：

“骈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

高骈重新修治安南城，为久经战火的安南带来了繁荣与稳定，此后千年越南民间仍有“高王庙”对其进行祭祀尊崇，清代有越南文人曾言：

“高骈在我交南，破南诏以拯一时之生灵，筑罗城以壮万年之都邑，其功伟矣。”

不仅如此，高骈还募人开凿岭南与安南之间的漕运水道（潭蓬古运河，历史上第一条海上运河），开辟了前人未能疏通的“天威陉”，从而让“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南诏军再次兵发蜀地，在巂州（今西昌）、雅州（今雅安）之间劫掠，攻破邛崃关（今邛崃市），兵马直下成都平原，抢掠成都近郊，川中大震。而由于当年高骈一战斩杀南诏数位名将的威名，年过50的高骈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奉诏入川。

高骈刚到便敏锐地指出：“今春气向暖，数十万人蕴积城中，生死共处，污秽郁蒸，将成疠疫，不可缓也。”此时还在围攻雅州的南诏军听闻高骈到来，果然引军而去。高骈在旬月之间带领精骑五千，收邛崃关，追逐南诏溃兵直抵大渡河旁，斩杀南诏大将五十人，迫使南诏送三十名质子前往长安求和，签订盟约。   

北庭都护府残文书册，唐。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击退南诏后，高骈迅速修复邛崃关，并重新修筑成都罗城（大玄城），在南诏入蜀的重要通道上修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险，各置兵数千戍之，同时精选壮卒为平夷军作为防范南诏的中坚力量，继而又结吐蕃将领尚延心、嗢末鲁耨月等离间南诏与吐蕃的关系，使得南诏外有强敌，内壁坚城，终唐之世不敢大举入寇。此战之后，高骈声威日隆，史载唐廷“瞻如太华，倚若长城。凡有奏论，无不依允。其为托赖，岂愧神明”。

《新唐书》曾言：“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此处的桂林是指发生在桂林的庞勋起义，这场民变源于征伐南诏靡费巨大导致的民力衰竭。高骈两伐南诏虽然勉强安定边患，却也无法弥合战争给民生带来的巨大亏耗。而另一场终结唐朝的黄巢之乱，也与高骈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在平定安南（868）到奔赴西川（875）的中间时段，高骈被朝廷任命为天平军节度使（郓州、濮州与曹州，即山东菏泽与河南濮阳一带），颇有治民之才的高骈将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史载其“治郓之政，民吏歌之”。然而，就在高骈被调任西川节度使的当年，天平军节度使治下发生大旱，官吏苛政寻租百姓，导致民怨纵横。当年正月，高骈前脚刚离任天平军，后脚天平军治下的濮州王仙芝与曹州黄巢两个私盐贩子便揭竿而起，掀起了唐末黄巢大起义的序幕。前往西川的高骈可能永远不会想到，他离任天平军的这次调动，很可能扇动了唐朝灭亡的蝴蝶翅膀。

自乾符二年至乾符五年（875-878），高骈守卫西川力抗南诏保卫了西南一隅的安定，而曾经他治下的王仙芝与黄巢却在东方江淮之间南北纵横。唐僖宗乾符五年（878），王仙芝战败身死，朝廷认为高骈在天平有威名，而王仙芝与黄巢的叛军大多曾是天平军治下的民众，便再次让高骈出马为镇海节度使（今杭州），守护朝廷的东南财赋之地。当年八月，自命为冲天大将军的黄巢自淮河流域千里转进后经宣州达到浙江一带，与高骈这一大唐守护者对线钱塘江岸，高骈遣大将张璘、梁缵大败黄巢部众，降其骁帅毕师铎、李罕之与秦彦等人，并一路向南追击进入福建武夷山脉之中，“是时闽地诸州皆没，有诏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以拒贼”。

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像，大理国时期。来源/云南省博物馆。

黄巢在高骈猛攻之下被迫进入岭南一带。次年九月，黄巢军攻打广州，作为平叛总指挥的高骈上奏朝廷，制定了一套铁桶合围的大局：即遣自己的亲信大将张璘将兵五千于岭南北上的门户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黄巢后路，然后自己将万人自江西大庾岭前往广州击黄巢，如此前后夹击，黄巢必然逃窜，再安排王铎三万军队于梧、昭、桂、永四州守好岭南外逃的道路，如此便可以在岭南彻底歼灭黄巢军队。然而，高骈的妙招并没有获得皇帝的准许，不久之后，黄巢攻破广州，随后北上翻越五岭，朝廷未按照高骈的计策设防，黄巢军顺利沿湘水北上两湖地区，唐军死伤十余万，随后又顺流而下进入江西与徽州一带肆虐。

此时的皇帝悔之莫及，再次任命高骈为淮南节度副使兼诸道行营都统，当时高骈号称有“土客之军七万”。他“传檄征天下兵乃传檄召天下兵共讨贼，威震一时，天子倚以为重”。

广明元年（880）三月，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南下，黄巢退守信州（今江西上饶）又恰遇疫病流行，义军士卒多死，元气大伤。而官军方面，北方的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兵南下江淮，高骈统领各道兵马，对黄巢可谓势在必得，眼见黄巢起义即将在此刻彻底终结。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精明了一辈子的高骈，却干了件癫狂的蠢事。黄巢为获得喘息时间，故意用重金贿赂张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高骈认为黄巢已是待宰羔羊，竟然私心作祟害怕昭义、感化、义武等藩镇抢自己的功劳，上奏朝廷将北方所有藩镇兵马尽数遣散。当黄巢得知官军撤回北方后，便趁张璘犹豫时突然出击斩杀，摧毁了高骈的淮南军主力，随后便沿长江一路东下进逼广陵（扬州），渡过采石，进攻扬州。而此时的高骈却选择按兵不出，扬州以西所有城镇尽数为黄巢所得。

不久之后，黄巢领兵北趋河洛，皇帝遣发数十波使者促高骈讨贼，前后使者冠盖相望，却始终无法让高骈出一兵一卒西进。这年年末，黄巢领军先破洛阳，后入潼关而破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入蜀，关中再遭劫难，高骈却“出营东塘，舟二千艘，戈铠完锐，日讨金鼓以侈士志”，自顾自耀兵操练，甚至与南方的浙西节度使搞合纵连兵，丝毫没有救朝廷之意。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大南迁》

60岁的高骈已然完成了从名将到军阀的转变。曾经，少年的他，平定西北边疆吐蕃与党项，为大唐戎马厮杀；中年的他，远渡重洋翻越千山，在安南、西川、南诏经年鏖战。而此时的他却似乎厌倦了朝廷的朝令夕改与昏聩权争，他心中的热血或许尚未寒凉，但属下佞臣的一句进言却足以让他心惊：

“公勋业极矣，贼未殄，朝廷且有口语。况贼平，挟震主之威，安所税驾？不如观衅求福，为不朽资也。”

晚唐乱世，他的安南战功都险些为小人颠倒黑白，他又怎能不为求自保而犹豫呢？于是，当年追求功业的名将高骈逐渐贪图享乐，也变得患得患失，大将张璘的死与主力尽丧让他不敢用自己的班底去拼一个勤王的虚名，反倒希望用现在手中的权柄保住荣华富贵，这可能是一个王朝末世文臣武将腐化的心路历程。后来的高骈即使被加侍中，封了渤海郡王（是他祖父尽忠王室所获得的殊荣），也再也无法把他从割据一方的军阀迷梦中拉出来。在他心中，相较于那个恩威祸福难测且危如累卵的朝廷，手中的权柄才是垂垂暮年里最为安全的保障。

光启三年（887），高骈手下大将毕师铎起兵诛高骈嬖将吕用之，围攻扬州，吕用之守城失败而逃走，高骈一族尽数被杀，一代名将阖族死于内讧，终结了战果累累却贰臣叛逆的争议一生。

参考文献：

1.（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 （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5.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诗与山河，处处相逢。还记得吗？在语文课本里第一次读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候，诗仙李白的寥寥几笔，让庐山瀑布在多少人的年少想象中许久奔涌。待真正身临其境的那一刻，才知道千百年前，诗人们曾见过何等震撼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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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九年（1076）十月，一艘小船从汴河的港口离岸南下，一位略显沧桑的老人坐在船上回望薄雾中逐渐远去的汴京城，九年间的荣辱与浮沉，似乎也随着水波一同远去。短短九年间，新法推行又碰壁，王安石拜相又遭贬，新旧党争愈演愈烈，长子王雱病故，上了年纪的王安石锐气再不比从前，最初的理想在现实的磋磨下渐渐失色，所以这艘小船沿着河流飘飘荡荡，最终停靠在江宁。他在城外选择了一处叫白塘的地方，请人开渠泄水，培土造屋，因主宅距江宁城东门七里，距钟山主峰也是七里，所谓半途之上，故将居室命名为半山园（关于半山园，还存在其他说法），后来他上书请求将这里改建为寺庙，神宗赐额“报宁寺”，也就是如今南京的半山寺遗址。

王安石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在江宁十年，王安石好像已经适应了闲云野鹤的生活，然而新帝登基后，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得知消息的王安石郁然病逝，葬于半山园，终年六十六岁。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的这场变法，最终也没有完成“理财整军、富国强兵”的目标，反而演变为贯穿北宋晚期的激烈党争。

北宋立国百年后，“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积重难返，财政收入虽逐年增加，但支出增长更快。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仅一年有余便草草收场。到熙宁初年，财政赤字已如悬河之堤，随时可能决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神宗起用了以“矫世变俗”为志的王安石。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局部），宋。来源/故宫博物院

王安石对财政问题的判断，与传统士大夫不同，传统观念认为，“国用不足”就应该“节流”，减少开支，轻徭薄赋。在一次围绕“国用不足”问题的廷辩中，王安石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宋史》记载了此次廷辩中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交锋：

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简而言之，王安石认为，通过巧妙的理财手段（如官府在金融和商业环节介入，将利润从富商手中收回），完全可以在不增加农民税负的前提下实现财政丰裕，从而打破“天地所生财货止有此数”的困境。但司马光认为，天地所产的财物是定量的，不在官府，就在民间，所谓“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从百姓口袋里掏钱罢了。

这场廷辩，实际上划出了两条面对财政问题截然不同的解决路径，王安石走的是“国家经营、扩大财源”之路，通过国家介入经济活动来创造新的财政收入；司马光则坚持“节用爱民、藏富于民”的传统立场，认为政府规模应当压缩，而不是通过更多政策扩张财政。这两种理念的对立，构成了此后所有争论的基本框架。

《宋史》中采用的材料更加偏向司马光，原本的廷辩内容或许并不仅如此，但在这场廷辩的第二年（熙宁二年，即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在所有新政中，青苗法是最核心、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条。熙宁二年（1069）九月，三司条例司正式颁布青苗法，其设计思路在今天看来，颇有些“政策性金融”的味道：在每年二、五月青黄不接之时，由各州县常平仓向农民出借粮食或现金，待夏秋两熟后随两税归还，分期取息。之所以叫“青苗”，是因为出借时田里的庄稼刚刚吐苗。

马远踏歌图轴，宋。来源/故宫博物院

以理想的情况来看，青苗法一石三鸟：解决农民口粮和种子短缺问题；抑制高利贷盘剥；为国家创造稳定的利息收入。韩琦在《论青苗》中引用的官方牒文提到发放青苗钱的具体规定：

“给青苗钱，须十户以上为一保，三等以下人为甲头。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

青苗放贷也允许部分商户参与，前提是“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低支借”。这是宋代政经史上一项颇具现代情调的逐级分档、微额信贷计划的雏形。对宋神宗初立、国库空虚的宋朝而言，如果青苗法落实顺利，从朝廷角度看是“给农民办小额贷款”的初次尝试。

但新法并不只有青苗法一条，如果说青苗法主要针对农村金融领域，那么市易法和均输法则是王安石对国家商业调控能力的一次大胆实验。市易法的核心构想，是在开封设立市易务（后改为都提举市易司），以政府机构参与市场交易，“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防止大商人操纵市场。均输法则以朝廷拨款为本，由发运使根据京师实际需要灵活调配各地物资，实现“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敛不及民而用度足”。这两项法令的设计初衷，是针对当时大商人“兼并蓄藏、乘时射利”的乱象。政府被当作稳定和平衡市场的角色，而非取代民间商业。

除了经济方面的新法，王安石在军事方面推行的新法是保甲法。北宋禁军虽多，战斗力却低得惊人。在王安石看来，与其养百万既不能打又啃掉国库七成收入的冗兵，不如重建基层民兵。熙宁三年（1070），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标志保甲法开始。《宋史》记载：

“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

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农忙时保丁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保甲法的本意是好的，民兵农忙耕种，农隙练武，提升基层防卫能力。

宋朝士兵操练的演绎影像。来源/纪录片《宗师系列·大宋词人传》截图

所以，在青苗、市易、保甲组成的变法国策里，王安石的统筹、协调规划看起来周全严密。然而当这场运动从上到下一层层传导执行时，这套设计良好的制度体系就剧烈变形了。

青苗法在设计初衷中有不得“抑配”（强行摊派）的要求。可是纸面上的约束根本约束不了地方。为了完成省里规定的“今年每县贷出多少贷多少人头”的指标，地方官员搞小动作、打擦边球已成常态。韩琦在《论青苗》一文中便记录了青苗法推行中的实际情况，他说所谓“情愿请领”在实际操作里早已面目全非。当中因为“上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地方的提举部门等官吏深知一旦强制要求上户当保头会极其不配合；于是他们制定规则时就已经想好了架空意愿的措施：“官吏防保内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官吏根本不与百姓商量，直接按户口等级分派贷款，富者不要也得要，贫者无力偿还便由富户代为承担。

地方官员们在数字和指标的重压下，对敢不借钱的农户直接给颜色看。一旦有人公开表示拒绝申领贷款，“即具结罪状”，然后通过官方驿传系统紧急上报。上级官府将据此选派专员，前往该地进行宣讲和劝谕，以确认民众的真实意愿并推广政策。“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入马递申，以凭选官晓谕。如却愿请，本县干系人别作行遣，事理稍重，真事申奏”。推而言之，哪个村子不愿借钱率高了，上级就派人“晓谕”，软硬兼施逼迫他们签约；即使之前签过“拒贷”文的农户一旦顶不住压力改了口，主事的京官还要回头追究最初上报拒绝的官员的责任。

宋朝背景影视作品中的官府场景。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宋朝为了缓解这种强制摊派的局面，于熙宁三年（1070）正月下诏强调：

“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

但现实并没有改变多少。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一现实，并算了一笔账：

“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

更严重的是，一旦贫户无力偿还，胥吏便向担保的富户催逼，富户既自保困难，又要替别人买单，怨声载道。所谓的“低息贷款”，在执行中变成了一场从上到下的系统性剥夺。

熙宁七年（1074），天大旱，赤地千里。年轻的监安上门郑侠将所见流民饥寒交迫的惨状绘成《流民图》，冒死呈给宋神宗。据史书记载，神宗“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这也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市易法和均输法在草创时的使命是消除物流的浪费，平抑物价，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然而当政府资金实际介入商业买卖时，这两套法令的执行场景却很快变成政府亲自下场做生意，变成朝廷买卖瓜果、菜蔬、鱼肉、茶盐等寻常家用商品，甚至是纸笔，店铺在京城遍地开花，“皆官自卖”。这令从前的旧党大臣与基层工商，包括各层市民普遍怨声载道。苏东坡供职开封府时早早看到弊端，认为“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 一切私有摊贩须向官仓取货经销，排挤小商人生存空间；有时收购价仅是市价最低点，令很多行饷赔本买卖。市民日常花销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无数商铺倒闭破产，市民怨气冲天。所谓“通有无、平物价”的宏观协调系统最后自我瓦解。

孝子砖，宋。来源/故宫博物院

而保甲法最终执行的局面比青苗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方官员用教阅与考核当作控制基层、钳制平民的手段。农民被迫农闲时军训，自带装备，费钱费力，官兵借口训练失误多鞭笞农民，轻则打板子，重则借机勒索。保甲之下，农民怨声载道，皆言“恨不死尔”，为了逃避保甲，农民想出了各种法子，“有逐养子出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更有甚者，以自残的方式来逃避兵役，“有毒其目，断其指，炙烙其肌肤，以自至于残废而求免者”。熙宁四年（1071），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而和保甲法配套施行的保马法，也面临着相似的状况，农户代养官马，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马匹大量死亡，农户被迫举债赔偿，“故人人以有马为祸”。

宋朝百姓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兵民合一”的安全感，反倒被保甲捆得死去活来。保甲法虽然可以为基层治安和兵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执行中的扰民害民却也是实实在在的。

变法的本意是振兴国家，挽回一个积弊百年的皇朝。可当实行两年后，朝堂上的人心与争论却越来越不沾边。

熙宁四年（1071）以后，新党的核心成员基本占据了朝廷要津，但凡对新法提过异议的大臣或贬谪外地，或赋闲在家。吕诲、范镇、苏轼苏辙兄弟、司马光等重臣，前前后后，尽遭排挤。同列朝堂的昔日同僚们私下里争执激烈，从最初争论具体政策优劣，渐变为对人格的彼此指控。不同意见的争论越演越烈。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新党方面，王安石大量提拔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等人。这些人有干劲、有才华，但其中不少人心术不正。吕惠卿后来不仅排挤王安石，还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迫不及待地夺取权力，甚至试图构陷王安石。王安石再度拜相后，朝中支持早已不在，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心灰意冷，最终彻底离开朝廷，再也没有回来。

旧党人中，蓄积在朝堂内外十多年的不平与怨气，在等待机会。那个机会，在元丰八年（1085）突然到来。

这一年三月，时年三十八岁的神宗驾崩，九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本人一直厌恶新法，旧党蛰伏多年的守旧派终于等到了翻身的良机。高太后催唤所有因旧怨和新法退居各地的旧臣速回汴京供职，并拜早已退居洛阳的司马光为相。可是司马光却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如果要颠覆先帝神宗朝的新法，岂不犯了“三年不改父之道”的礼制忌讳？为此，司马光提出了“以母改子”，主导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即由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手断掉其子的前朝“过失之政”。由母改子，完全可行。

影视剧中太后垂帘听政。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截图

司马光以高太后之令，几乎在一两年之间（高太后垂帘初期）将熙宁以降新法的主要部分系统罢废，青苗法废，市易法停，免役法也同时废掉，大量新党成员遭贬，熙宁以来一手建立的新法体系几乎被连根拔除。就这样，在司马光“新党不论好坏全数罢废”的作风下，许多对社会有益、对财政有合理改良的法令也被一刀抹杀。

哲宗亲政后，又开始清算元祐旧党，新党重新上台。此后每一次皇帝更迭，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清洗。直到靖康之变，金兵南下，北宋灭亡，这场党争才算真正画上句号。然而，此时的大宋江山，早已在连年不休的内斗中消耗殆尽。

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宋。来源/上海博物馆

参考文献：

1.（北宋）苏轼：《东坡先生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