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9日，一个看似普通的秋日，却因一场意外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这一刻到10月11日黎明武昌全城被起义军控制，前后不到四十个小时。

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共同筹备起义。来源/电视剧《走向共和》

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来源/广东省档案馆

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是共进会的政治筹备处，革命党人孙武正埋头赶制炸弹，屋内散落着黑铅、铁片和硫磺粉末，他计划在起义时用这些大号炸弹直接炸掉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16岁少年刘同叼着香烟上楼围观，烟灰不慎掉落，点燃了桌案上的炸药粉末，轰然爆炸声中，孙武双手和脸部被严重烧伤。

沙俄巡捕听到声响后迅速赶来，在房间里搜出了大量令人震惊的物品：旗帜、文告和一本记载着数千名字和地址的反清名册等。这些物品被沙俄驻汉口总领事转交给清朝地方当局。瑞澂当天即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在武汉三镇展开搜捕。执行搜捕的，是由第八镇新军、巡防营和巡警混合编成的军警队伍（以下简称“军警”），分别由统制张彪、统领陈得龙和巡警道王履康指挥。清军同时禁绝江面交通，“街上行人亦严加搜查，而第十五、第十六两协以及工程营附近各要路口亦为右路巡防营与警察队布满警戒”。

宝善里爆炸场面演绎。来源/电视剧《辛亥革命》

这一炸，把起义从一个“可计划的事件”变成了“必须立刻决定的事件”。名册被清廷掌握之后，所有在册的人都不再有等待的余地。

消息传到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时，蒋翊武手中正握着黄兴要求推迟起义的来信。黄兴认为各省联络尚未打通，起义时间要推迟到下个月，与其他十一个省同时举事。

刘复基的判断却截然相反。计划不如变化，此时名册在清军手中，全城搜捕已经开始，每多等一小时就多一批人被捕。他对蒋翊武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失败利钝，非常计也。”蒋翊武派人将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党代表请来开会，代表们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他“怕死”。邓玉麟也对蒋翊武说：“你是我们推举的总指挥，请你下命令吧！”蒋翊武终于以临时总司令名义签署了当晚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的命令，要求各标营以白布缠左膀为标识，并规定“予于十二时前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谘议局”。

武昌小朝街85号。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院

蒋翊武还对传送命令的人说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上午主张缓进是谨慎，下午主张急进是时机紧迫，不得不动手，命令到达，期在必行。”言外之意，这一命令是在最坏情况已经发生的前提下做出的。起义从那一刻起不再是一次有充分准备的进攻，而成了一场抢在搜捕前面动手的突围。

然而，负责联络的邓玉麟赶到工程第八营和南湖炮队等处传达命令时，因清兵防守严密无法出城，起义的命令未能完全送达各标营。

当晚10时左右，军警突袭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刘复基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好，捡起一枚炸弹掩护其他同志转移。破门而入的军警冲到楼梯口时，刘复基扔出炸弹，不料反而炸伤自己以致被捉住。彭楚藩趁军警慌乱之际，穿过窗户、爬上隔壁屋顶，但因屋梁塌陷而全掉了下来落入敌手，只有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大辫子、活像个老学究的蒋翊武在混乱中只身脱险。运送弹药的杨洪胜去营盘时被旗兵盘查，结果炸弹炸开，虽然他一边跑一边丢炸弹，最终还是没能脱身。

辛亥革命首义同志纪念章。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院

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督署东辕门外被杀。冯天瑜在《辛亥首义史》中评价：“三烈士的慷慨就义，显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三人牺牲的消息，“非但没有使得起义中断，反倒激起革命党人百倍勇气”。

10月10日早上，瑞澂向清廷发出报捷电，称“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被捕革命党人32名，事态已经控制。清廷复电对瑞澂大加赞赏。当天，张廷辅也被捕，刘公寓所、同兴学社等革命机关相继被抄，清军开始按查获的名册大举捕人。

这封奏电里的逻辑是完整的：首脑机关被破获，名册被缴，主要人物或死或逃，剩下的人理应噤若寒蝉。然而，瑞澂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花名册上的人可远远不止被抓的32个。工程第八营的营房里，那些没有被抓走、但名字可能在名册上的人，面临着和蒋翊武、刘复基完全相同的选择。学者肖建东在分析武昌起义能够成为首义的关键因素时指出，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在新军中扎实经营，到1911年秋，武汉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这些数字意味着，革命的火种早已埋进士兵中间，而瑞澂的奏电恰恰忽略了这把火已经烧到了他自己最信任的部队里。

起义门石额。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院

根据《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记录，10月10日晚7点左右，清军工兵第八营营房二排班长、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发生正面冲突。陶启胜查夜时，发现金兆龙居然荷枪实弹，当即厉声质问：“尔谋反耶？”金兆龙回了一句：“反！反！即反矣！”两人扭打在一起，陶启胜武艺较高，将金兆龙压制。程正瀛赶来帮忙，以枪托击伤陶启胜，待陶倒地，背后开枪打中陶启胜。前队队官黄坤荣（也有记载为王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闻声赶来试图镇压，相继被程正瀛击毙。

这是武昌起义的“首义枪声”，这一枪不是任何指挥部下达的命令，它是底层士兵在被逼到生死边缘之际的自发行动。工兵八营内革命党人的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率领队伍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各标营革命士兵听到枪声后也奋起响应，齐趋楚望台。驻扎城外南湖的炮队由中和门入城后，立即在蛇山等制高点布置炮位。

楚望台军械库的守库士兵几乎没有抵抗就倒戈响应。武昌城内的第二十九标蔡济民和第三十标吴醒汉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陆军测绘学堂全部学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很快达到三千多人，经过熊秉坤劝说，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接受起义士兵推举，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影视剧中的夜战。来源/电视剧《辛亥革命》

10日晚上10点半左右，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的炮兵第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一度受挫。11日零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瑞澂在炮火中凿开督署后墙，登上长江兵舰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水师统领陈得龙的保护下从文昌门退出武昌。凌晨，整个武昌城已在革命军掌控之中。随后，汉阳、汉口相继光复。

从10月10日晚7时程正瀛开枪到10月11日黎明武昌全城控制，前后大约12个小时。一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在没有统一指挥系统的情况下，就这样完成了一场推翻省级政权的军事行动。

辛亥年，并非只有武昌一地爆发起义。这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400余人，由黄兴直接领导，孙中山在海外筹款策应，四川保路运动及全川各地的武装起义同样早于武昌起义，但最终被公认为“辛亥首义”的，还是武昌。

影视剧中悼念黄花岗起义烈士。来源/电视剧《辛亥革命》

学者皮明庥指出，武昌起义之所以被称为“首义”，关键在于它取得了胜利并引发全国响应。广州起义和保路运动虽声势浩大，却未能推翻清廷在当地的统治，也未能唤起全国各省的响应。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制度层面的开创。10月11日下午，武昌全城控制后不到半天，革命党人即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这是西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形式，此后各省响应时几乎都仿行了这种模式。其后，由宋教仁主持起草、湖北军政府颁布了《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享有国家主人的权利，政权实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后来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

当武昌的枪声传到北京时，清华学堂里17岁的学生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座古城的震荡。10月12日，他“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逃驻汉口”。此后数日，北京各报被清政府禁止登载鄂事，消息隔绝之中，谣言与恐慌同时蔓延。吴宓记录下京城“人心惶惶，学生‘请假’离校，随其家人出京南归者，日多”的景象，也记下了市面的混乱与逃亡的人潮。他起初将武昌起义称作“鄂乱”，甚至认为“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但随着战局展开，他的判断发生了变化。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听闻革命党“实目的远大，谋划周密，有真令人惊服者”。

一个远在北京的年轻学生，从疑虑到承认，从观望到“惊服”，这种转变本身，就是武昌起义冲击力的一个侧影。

《大汉报》，辛亥革命时期知名的革命报纸。来源/辛亥革命博物院

参考文献：

皮明庥. “为何称武昌起义为辛亥武昌首义”，《世纪行》2011 年第 1 期.

袁义勤. 武昌起义后上海报纸的“号外”.

李迎超, 卫然. 从《申报》关于武昌起义的记载看《申报》的史料价值[J]. 法制与社会, 2008(06上):273-274.

肖建东. 论武昌起义成为辛亥首义的关键因素[J]. 理论月刊，2015(5):78-83.

刘传吉. 叙述的政治——民国时期武昌起义叙述之考察[D].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肖太云. 吴宓日记中的武昌起义书写[J]. 安康学院学报, 2023,35(5):31-38.

吴宓. 吴宓日记(第1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刘重来. 国学大师吴宓看辛亥革命[J]. 重庆政协报, 2015-01-1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秋晤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胡瓜 戈雨

古装剧中总会出现这样的桥段：宫廷政变，祸起萧墙，惊慌失措的皇帝大呼：“御林军何在？”

无论哪朝哪代，无论宫殿在长安、金陵或北京，处于危难之际的皇帝总会将御林军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御林军究竟是怎样的一支部队呢？

清《万国来朝图》（局部）中的军队形象。来源/故宫博物院

顾名思义，御林军应该是保卫中国古代皇家的部队，但还是要遗憾地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支叫“御林军”的部队。

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御林军”为何会如此脍炙人口？这还得追溯到西汉。

汉武帝时期，的确出现过“羽林”这一职位，初设于太初元年（前104），职能为“掌送从”，相当于皇帝出行时的警卫人员。尽管西汉史料中并未将羽林称为“军”，但后世还是传成“羽林军”，继而又误传为“御林军”，此后，“御林军”就成了民间对皇家禁军的专有称呼。

实际上，尽管历代皆有禁军，但名称各不相同，如宋朝天子之卫兵曰“禁军”，元朝称为“宿卫军”，明朝则有二十六卫亲军，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锦衣卫。

清入主中原后，大体沿用明制，只是禁军成员换成了八旗的主力精锐。禁军的选拔由宫中常备的侍卫警备机构侍卫处负责，设领侍卫内大臣，此职为正一品，是武职中品级最高者，如康熙朝的鳌拜、索额图，雍正朝的胤祥，乾隆朝的和珅都担任过此职。

和珅像。来源/恭王府博物馆

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事件表明，清代的紫禁城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戒备森严，各种事故层出不穷。到了晚清，紫禁城内的禁军似乎也没见表现出什么战斗力，反倒使京师两次落入外敌手中，第一次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第二次则是1900年庚子战争中的八国联军。

影视剧中的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来源/电视剧《走向共和》

庚子战败加强了清廷的危机感，军事改革刻不容缓，此后清廷推行“新政”，而编练新军、淘汰旧军正是清末“新政”最为主要的内容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三十日，清廷发布上谕，裁旧改新，编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习新式枪炮。

当各省陆续编练新军之际，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清廷面前——紫禁城内的皇家难道还要维持着那些两百年不变、身穿行袍行褂的亲兵吗？满洲亲贵们也清楚，皇城里那些老掉牙的八旗兵已经靠不住了，有必要狠狠砸一笔钱，组建一支装备精良，与世界接轨的禁卫军。

庚子之战的次年，清廷决定在全国推行常备军制，规模化编练新军，经过五年发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练成五个镇，加上由袁世凯编练的京旗常备军（后称北洋第一镇），合称“北洋六镇”。

《北京陷落 联军在皇宫内击退敌军之图》。来源/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

新军既成，原先旧军的禁军也就下课了，紫禁城的守卫任务由新建陆军第一镇和第六镇轮流执行。但新建陆军依旧不能满足清朝统治者要求，在六镇练成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兵部会同御前大臣上奏，请求变通武备章程，同时奏请调取京外各旗及各省已编成军内的精锐优秀者，拟另行建立扈卫军。

这说明清廷已有人意识到，必须建立一支新式皇族武装来专门守卫宫廷，促成这支新军诞生的关键人物是爱新觉罗·载涛。

载涛为醇贤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七子，是光绪皇帝的异母弟。早年载涛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专修骑兵作战科目，一生都对马有着特殊情感。光绪十六年（1890），载涛受封二等镇国将军，不久晋升辅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2），袭贝勒。北洋六镇练成时，还不到弱冠之年的载涛意气风发，认为皇族也要奋发图强，编练一支禁卫军十分必要。

影视剧中的新军形象。来源/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

不过，皇族禁卫军终光绪一朝都没能建立，其中也涉及皇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慈禧大权在握，光绪帝身陷囹圄，作为皇帝弟弟的载沣、载涛若在此时大张旗鼓提出建立皇族武装，难免犯了太后的忌讳。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死去，两岁的溥仪被扶上帝位，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

载沣这才着手建立酝酿已久的皇族武装。距载沣监国还不到两个月时间，他就迫不及待发布上谕：

“著派贝勒载涛、毓朗、陆军部（1906年兵部改为陆军部）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准其酌量由各旗营兵丁内拨取精壮，尽数认真训练。”

禁卫军的编练工作水到渠成地交到载涛手中，但要编练禁卫军，首先得有一个统筹的机构，几经挑选，在东安门外的西堂子胡同选址，“禁卫军训练处”正式挂牌成立。

不久后，载涛等又在西直门内新街口嘎嘎胡同购置民房一区，于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初七日迁入。不过嘎嘎胡同这么个萌萌哒的土语名字显然与如此严肃的练兵事业格格不入，所以在训练处迁入后的第三天，朝廷张贴告示：嘎嘎胡同改名为禁卫军街。

宣统元年（1909）三月二十八日，载涛被正式任命为禁卫军训练大臣。禁卫军训练处是编练这支新军的总汇机构，最高负责人为训练大臣，共设3人，受命于监国摄政王总理全军一切事务。下设军谘官6人，执事员10人，还有书记员、绘图员、印刷员、司书生、印刷手等数十人，全处共68人。训练处下设军械、军法、军需、军医四科，各司其职。

晚清新军皆效仿列强部队而编练，各地新军编练情况不同，所借鉴的国家也各异，总体以日本和德国的影响最大。而作为皇家武装的禁卫军，从军制、军服、装备以及编练方式，都以德意志帝国的陆军部队为学习对象。这恐怕很大原因是受载沣个人的影响，早在庚子年义和团闹得正凶时，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载沣代表清廷赴德道歉谢罪，在那里他受德皇胞弟亨利亲王之邀，参观了德国军队，留下深刻印象。

1901年，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途中，仪仗行经上海南京路。来源/英国国家图书馆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亨利来华，载沣也以亲王身份接待，在与亨利的交谈中，谈及了创建皇族私人武装的问题，载沣也由此萌生效仿德国掌握军权之意。只是当时慈禧尚在，此事也不便声张。如今身为摄政王的他终于得偿夙愿，在其主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禁卫军处处都有效法德军之痕迹了。

禁卫军在编制上与新建陆军大体相同，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营制则拟定按陆军一镇的步、马、炮、工程、辎重、军乐各标营队来编练第一、第二两协。由于人数有限，禁卫军暂不设镇统，由协司令处设统领官一员统领全协。又设参军官一员参佐营务。标本署设统带官一员统辖全标。各兵营均设管带一员管理全营。

都知道新建陆军的选拔过程颇为严格，而禁卫军对于部队官长和兵丁的选拔更为严苛。官长不拘泥于满汉之风，但得是各军队中兵学优长、操法娴熟者。例如炮队的官长优先精选陆军中的留学生内定管带，然后派遣他们到订购火炮之国去考察造炮及操作技术。交通营则选择新军中工科成绩最优者，派遣他们到邻近各国研究考察交通学术。再如步、马、工各标营长，则从各地讲武堂中精选人才，而这些被选拔的人员还要经过严格训练和考试后才能正式编制入队。

影视剧中的新建陆军形象（图中左一、右一）。来源/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

至于兵丁选练，也列了明确的标准：一、年岁限十七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二、身高限制四尺八寸（约1米6）以上；三、身无残疾及暗疾者；四、五官端正者；五、身家清白，素无过犯者；六、素无嗜好者。兵丁一旦入选，其所在之旗营需造具这名士兵旗作三代清册咨送禁卫军训练处。从这个标准来看，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过关。当然，一旦入选，军饷也相当可观，甚至优于新建陆军，那些穿着号衣的旧军对禁卫军的优厚待遇更是眼红嘴酸。

按照编练之初的计划，禁卫军拟定分四期编练，每期时间为六个月。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从宣统元年（1909）正月开始，到宣统三年（1911）正月两年时间可完成编练，不过实际情况是直到宣统三年七月禁卫军才完成编练。

不难看出，清末禁卫军对士兵的选拔标准已和清代传统的只能从上三旗选拔兵丁护卫宫廷的制度完全不同，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不仅兵丁未必要求旗丁出身，部队官长也不分满汉。这是否能说明禁卫军是一支具有现代理念，近似于国家军队的部队呢？

答案是否定的。建军之初，上谕就明确表明这支部队专归摄政王统帅调遣。先后被任命为训练大臣的铁良、载涛、载扶、毓朗都是宗室中的最近支。步队第一协统领良弼亦为满洲宗室亲贵。无论其军服、武备如何精良，章程条例看起来如何近现代化，仍改变不了这支部队作为皇权掌控下宗室私兵的性质。

宣统三年（1911）七月，禁卫军基本编练成军。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传来的起义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辛亥革命影视截图。来源/电影《辛亥革命》

起义爆发后，清廷即下旨令陆军部编组一、二、三军，陆军第4镇及混成第3协、11协编为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陆军第5镇编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1镇编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第一军、第二军在荫昌和冯国璋率领下开赴武汉镇压起义，载涛则受命督率第三军驻守近畿，专司巡护、弹压京师地方。禁卫军训练处的办公地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三军的司令部。

武昌战事急如星火，载沣这时只苦于调兵乏力。八月二十三日，清廷授袁世凯湖广总督，九月十九日下令召回荫昌，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节制前线各军。袁世凯此次东山再起，虽可以掌控北洋六镇，但驻扎于京师的禁卫军始终是袁世凯要架空皇室的心腹大患，必须先解决禁卫军问题。于是拥兵自重的袁世凯各种威逼利诱，并向清室提出：“当此干戈扰攘之际，皇族必须亲自出征，以为各军表率。”

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第一军、第二军都在武汉与革命党鏖战，皇族自然就是以禁卫军为底子的第三军了，他要求载涛必须率领第三军出征，否则人心不服。

后世很多人认为，袁世凯这一要求将载涛吓破了胆，赶紧辞职，实际上事情没那么简单。袁世凯这一招非常狠毒，相当于将了载涛一军。摆在载涛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是硬刚，真的率领禁卫军出征。如果是这样，袁世凯控制的陆军恐怕会作壁上观，将禁卫军送到最凶险的前线，让革命党来消灭这一政治对手。第二就是认输放权，我实在不行，你行你上吧。在袁世凯的逼迫下，他怂了，选择了退出，自请解职。

袁世凯着军装。来源/维基百科

袁世凯就这样轻而易举夺取了陆军第1镇兵权，但禁卫军的问题还没解决，他继续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清廷不得不先将原训练大臣铁良改派去筹办海军事务，又将毓朗贝勒的训练大臣开去，改派他任。十月十五日下旨派与袁世凯私交甚好的徐世昌专司训练大臣。十一月二日，当冯国璋自汉阳返京之时，接到命令，任命其为禁卫军总统官，也就在同一天，禁卫军步队第一协统领官良弼被授予军谘府使，被夺去禁卫军的军权。

这样一来，原本一直掌握在满洲皇族手中的禁卫军也落到了袁世凯等人的掌握中。

《京师公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帝退位号外。来源/故宫博物院

1912年2月12日，随着清帝宣统一纸退位诏书颁布，清王朝轰然倒塌，这支守护紫禁城的禁卫军又将何去何从？民国成立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例第八条：“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也就是说禁卫军仍然归冯国璋指挥。另一方面，清帝退位后，外面世界虽已是民国，但紫禁城内仍然住着爱新觉罗家，而担任紫禁城护卫的，仍然是原禁卫军。载涛后来回忆说，民国初年紫禁城中神武门、北上门之守卫，仍由禁卫军担任。而冯国璋在1913年对清室的奏章中言“本军守卫皇城、紫禁城”，可见禁卫军守卫的范围并非只有神武门与北上门。

溥仪出宫后军警分组查封宫殿。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

1914年，冯国璋就任江苏都督，禁卫军也改编为陆军第16师，师长由原禁卫军协统王廷桢担任。皇室的禁卫军最终成了冯国璋的卫队。后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第16师也一直跟随，听其调遣，可以说是完成了从皇族御林军到总统亲卫队的转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冯国璋病逝。禁卫军改编陆军第16师之后，紫禁城的守卫工作由该师步兵2团负责，也就是说直到冯国璋病逝后，原有的部分禁卫军依然在守护着紫禁城内的小朝廷，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帝溥仪遭驱逐出宫，第16师对紫禁城的守卫任务才随之告终。次年，紫禁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故宫。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胡瓜 戈雨

我们常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现代的叙事中，金融似乎天然属于现代城市、现代产业和现代信用体系。但或许你不相信，在九十多年前的江西深山里，一个在路边田地里耕作的老农，也能就借款、买公债这些问题与你侃侃而谈。

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为何也能知道这么多现代金融知识？这还得从1932年2月1日，江西瑞金叶坪村的一间老屋说起——

江西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来源/江西省博物馆

1931年冬，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之后，赣南与闽西之间的白色据点被逐一拔除，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拥有二十余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统一指挥各地红军、统一步调的需求，由此迅速提上日程。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宣告成立。

新政权初生，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然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却面对着许多困难。外部是敌人层层包围的军事压力，内部经济建设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赣南以农业为主，生产力低下，而这里山多田少，可耕土地本就不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屠杀又使青壮年锐减，劳动力严重短缺；耕牛、农具、食盐等物资也极度匮乏。可以说，新政权的经济建设，起手便是一个“天崩开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面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而是想办法一一解决：农业条件不好，就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开办农业试验场，培育良种，举办培训班传授农业知识；物资不足，就开办被服厂、炼铁厂；耕牛不足，就发动组织耕牛合作社；人力不足，就鼓励组织耕田队。但在过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早已意识到，这些举措还远远不够。

币制混乱、金融行业缺乏监管、外资银行独大，是近代中国自清末起便附身的三重金融痼疾。近代以来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世界金本位兴起与中国长期行用银本位的矛盾持续冲击传统货币体系，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有效的货币发行与金融监管制度，这些制度性困境延续到了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系列改革，仍未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货币与金融体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货币、收据等。来源/纪录片《红色摇篮》

20世纪20年代初的江西，市面流通的银元就有十几种，纸币更是五花八门：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的兑换券之外，还有钱庄、商号、公团自印的钱票与花票。民间商业机构发行的纸币信用不一，且一家倒闭，往往牵连一片；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同样难逃滥发贬值的命运。币值朝夕不保，百姓终年辛劳所得，一夜之间便可能化为废纸。

除了混乱的币制，还有一只趴在百姓身上吸血千百年的附骨之蛆——高利贷。农民在青黄不接或遇婚丧疾病时不得不举债，常以田契、房屋作抵押，利息奇高，利上滚利。一旦无力偿还，便田产被夺、家破人亡。当时江西地区存在的高利贷，有“大加三”“对本利”“月子利”等等种类，放贷的庄头想尽办法，将劳动人民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吃干抹净。

这些顽疾不除，新政权的经济建设将始终如同沙上筑塔。要斩断这双藏在暗处的手，光靠组织生产远远不够，还必须把货币发行权与信用主导权握在自己手里。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着手这一尝试。1927年至1932年间，全国先后有8个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累计发行货币96种。到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时，分散在各地的金融战线迫切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统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际，中央即作出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以江西工农银行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政印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如果有幸走进这家银行的旧址，你一定会怀疑这是否真的能被称为一家“银行”：办公厅是一间只有两厅三房的民居，占地仅200平方米，是摩根大通旧楼办公面积的1/175，新楼办公面积的1/1250；金库更是局促地安在民居的柴房里，不过区区10平方米。可正是这家被后人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的机构，即将在敌人的封锁与旧金融的废墟之上，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撑起第一副金融骨架。

建立一家银行，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工作人员。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来说，要找出一个会打仗、会搞工农运动的人，十分容易；可要找出一个会搞金融，懂怎么开银行的人，实在是难如登天。任务不等人，在会议上，这个任务被交给了正在负责后勤工作的毛泽民。

1921年，毛泽民受兄长毛泽东教育启发来到长沙，负责起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务工作，需要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之后来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仍旧承担着学校的庶务工作。1922年，毛泽民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除了组织工人骨干等工作外，毛泽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承担了工人组织的“后勤”工作，为工人消费合作社筹集资金、寻找货源，避免工人受到奸商剥削。1925年，毛泽民来到上海，负责建立党的刊物的发行系统，先后参与筹办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和几个印刷厂，之后还担任了《民国日报》的经理。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商业大都市中，毛泽民没有任何名校的经济专业就读经验，却依旧出色地完成了书店、印刷厂和报社的经营任务，刊物的印量、销量都十分可观。

毛泽民。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931年，毛泽民从上海来到瑞金。组织最开始分配给他的工作是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长，还是他最擅长的后勤工作。但很快，随着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毛泽民的职务变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毛泽民虽然组织过工人运动、经营过书店和印刷厂，却从未经手过银行业务。好在他的同事们，个个都是银行业务的“好手”。会计科长曹菊如和总务处长莫钧涛，虽然一个只有小学学历，一个12岁辍学，却都有“外企”工作经历——一个曾在南洋当店员，一个曾替英资银行送过信件。剩下的业务科长赖永烈是个红军战士，会计钱希均则毕业于上海平民女校。

实际上，即便团队平均学历勉强过小学，但说他们经验丰富，并非虚言。曹菊如原先便是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长，赖永烈更是永定县农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那些没有在高等学府中学习的知识，早已在革命的金融实践中记进脑海。因此，毛泽民和众人很快便确定了国家银行的工作内容：第一，要按照市场需求发行适量的纸币；第二，吸收群众的存款；第三，发放贷款，助力根据地经济发展；第四，领导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

按照这四条职能，国家银行的业务迅速运转起来。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统一根据地的货币。要想把一张纸币印出来，对于曾经开办过印刷厂的毛泽民来说，倒不算难事，只不过工艺更复杂而已；可要设计出美观大方、又有工农政权特色的货币，却不是毛泽民能够做到的。经人推荐，毛泽民看上了彼时正身陷囹圄的原汀连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黄亚光。彼时黄亚光正因“肃反”被审查，毛泽民在充分调查其履历、案卷和口供后，坚决与相关人员交涉，将黄亚光从监狱中“捞”进了自己的“初创团队”。黄亚光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完成了纸币的设计。

（左上）1932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角纸币；（右上）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五角纸币；（左下）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二角纸币；（右下）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来源/瑞金苏区历史陈列馆

完成纸币设计后，毛泽民又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出了往印钞纸中掺羊毛、燃烧会产生焦臭味的防伪方法。有了货币，经济运行便有了血液，国家银行的其他业务也在有条不紊地发展。其中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打击高利贷。国家银行的信贷业务客户，既包括农民、手工业者这样的个体，也包括工厂、合作社这些生产组织；业务种类有定期信用放款、定期抵押放款、贴现放款等。无论是以谁为对象、何种形式的贷款，国家银行都坚持“低利借贷”，这也是在国家银行建立前就一直坚持的原则。苏区政府对贷款利率有严格的限制，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长期不超过一分，且“一切利息都不得利上加利”。有了国家银行，根据地的信贷业务也有了统一的管理，可以更加集中力量服务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除了基本的存款、信贷业务外，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国家银行还开辟了公债业务。国家银行建设不久，“围剿”的阴云又笼罩上初生的红色政权。为了筹措资金，国家银行受临时中央政府所托，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原本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以为，根据地的百姓生活本就贫困，金融知识也有限，这种由银行向百姓“借钱”的债券，很可能难以推行。因此毛泽民亲自和各位同事一起，爬过一道道山沟，一户户向百姓宣传政策。出乎意料的是，群众非但没有抵触，反而热情极高。第一期原定发行30日的债券，仅20天就全部售空；第二期公债也仅半个月就完成了发行任务。原定计划筹款120万元，实际还超发了8万元。

之所以国家银行发行的公债如此畅销，是因为国家银行有坚实的信用基础。与其他滥发货币的金融机构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和金融产品，都严格遵照生产生活的要求，确保货币不贬值、债券按期承兑。在战争公债发行成功后，国家银行又发行了长期的经济建设公债，定额为国币300万元，原定“先7年付息、后5年还本”。可是这一笔公债真正的还款期限，却到了18年后。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也在转移之列。银行的工作人员被编入中央红军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其中银行工作人员只有16人，政委为毛泽民，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其余大部分为运输员。长征中的国家银行变成了“移动银行”，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参与没收征发，为军队筹款；二是保管分配物资，在每一处休整的地方，要组织货币的发行和回笼。

川陕苏区布币。这枚布币是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于1935年参加长征离家时，留给母亲的。这枚布币的币值为“叁串”，当时也被称为“红军票”，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就这样，国家银行离开了固定的办公网点，成了一座“移动”的银行。在行军时，这支队伍要扛着沉重的印钞机器和珍贵的金银储备，努力赶上大部队；一到休整地，立刻放下装备，着手调配物资。部队一路西行至遵义，获得了第一个相对较长的休整期。党中央在这时召开了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国家银行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忙碌着。遵义是一座大城市，城内商业基础很好，物资比较充足；红军战士经过长途奔波，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时间，也有消费的需求。为了充分满足战士们的个人需求，也为了重振城市内的商业，国家银行除给战士们发放少量大洋外，还紧急公开发行了一批苏区钞票。战士们可以拿着这些苏区钞票，剪头发、下馆子、购买个人所需的物资。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当时遵义城中“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是洋货铺，里面的套鞋、面巾一类生活用品皆被抢购一空；二是书店，里面的各类杂志和文具也十分畅销；最后便是饭店，各处酒店、面馆中，都可见前来“打牙祭”的红军战士。

这样繁荣的商业局面背后，依旧离不开国家银行的工作。事实上，若无信用，纸币本身的价值与废纸无异。在当时，地方军阀滥发纸币，将其作为剥削百姓的工具的例子屡见不鲜。红军只是一支千里转战而来的队伍，如何能让当地百姓相信这些纸币的价值？原因除了国家银行严格控制钞票的发行量、有打土豪获得的物资作为承兑的信用背书外，还因为国家银行许诺了及时的承兑政策。为避免红军离开后，这些苏区钞票即变成废纸，也考虑到这些“红军票”，可能成为敌人刁难群众的把柄，国家银行早早写出布告，允许群众拿着“红军票”，在全城多个兑换点，将苏区钞票兑换成实物或国民党发行的票子。这种兑换严格按照市价进行，甚至优惠于市价。比如苏区盐价本为1元1斤，此时则可以用1元兑换7斤盐；1元苏币可换1元2角现洋，也可换为2元国民党纸币。

“工”字银圆，为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井红军造币厂铸造的银币。来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通过这样的方法，国家银行既解决了“打土豪”所获得的物资如何高效、公平地分配给百姓的问题，又使红军士兵获得了个性化的补给，更是一次切实的共产党政策宣传。此前敌人对红军队伍的种种泼污，都在一担担发放给百姓的食盐和香烟、一块块及时兑换的大洋面前化为乌有。在红军决定离开遵义时，虽然国家银行连夜办理兑换，避免百姓来不及兑换而蒙受损失，但还是有许多群众选择留下了这些即将成为废纸的“红军票”。中国共产党也从未辜负群众的这份信任。无论是在根据地发行的公债，还是这些在长征路上发行的钞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发布相关文件，承诺按照一定比例承兑。

在漫长的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就这样，行军时扁担一挑，用肩膀扛着全军的经济命脉出发；驻扎时立即开展办公，协调物资配给，想办法改善官兵生活。一路走来，这支队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他们用生命一路保护的黄金银元等物资，至陕北时分毫未损。

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抗日战争时期，又改名陕甘宁边区银行，继续发挥着自己在金融战线上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底，西北农民银行与其他根据地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了新中国的国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九十多年过去，瑞金叶坪村那间两厅三房的老屋早已不再办理业务，柴房里的金库也空了许久。可当年从这里出发的那副扁担，一路挑到陕北，挑进陕甘宁边区银行，最终汇入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今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正是从这家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名校精英的银行开始。它虽没有什么光鲜外表，却有着比这些更珍贵的东西。那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姓的一诺千金，不随岁月变迁而褪色；也是群众最质朴的信任和支持，不随环境的艰险而动摇。

贵州遵义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的工作人员宿舍

参考文献：

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资料室. 中国共产党 英烈小传 第1集[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11.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 赣南人民革命史[M]. 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8.01.

中国金融博物馆编著. 博物馆里说革命金融[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08.

钱保生主编；《江西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西省金融志[M]. 合肥：黄山书社, 1999.07.

陈锋主编；刘居照，杨晖副主编；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编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08.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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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潇湘水冷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戈雨

孔氏家族南北分宗的源头，正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破汴京，北宋覆灭，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宗室、士族纷纷南迁避难，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口南移浪潮。

宋“靖康元年李纲制”锏。来源/福建博物院

对于孔洙的大义之举，忽必烈大加赏识，称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于是命令免去孔洙的衍圣公爵号，任命他为国子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并且赠给保护林庙的玺书，由官府给予丰厚的俸禄。从此，衍圣公由北宗世代承袭，结束了南北并立的分裂局面。然而也有学者质疑“孔洙让爵”一事的真实性：元朝官方文献中不见孔洙让 爵的记载，连忽必烈对孔洙的赞语，都是在明宣德初年杨士奇所作《鲁林怀思图诗后序》中才最早出现。并进一步指出，孔氏北宗之所以成功袭爵，是因为元廷认为其乃“孔夫子之嫡孙”、功臣之 后，有德有文有功，与“孔洙让爵”并无关系。

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孔氏正统归属北宗都是确凿无疑的。后世的明清两代，朝廷始终秉持“尊北不废南，重爵不削祀”的平衡策略。孔氏南北两宗虽偶有摩擦，但在朝廷规制与宗族家规的约束下，彻底结束了当初的激烈争端。明正德元年（1506），朝廷授予南宗出身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享受衍圣公次子待遇，实质上恢复了南宗的爵位。直到民国时期改翰林院五经博士为南宗奉祀官，共计十五世。

很多人为孔氏南宗失去大宗身份和衍圣公爵位而惋惜。但回望数百年沧桑，我们不难发现，让爵恰恰是对南宗最大的成全。脱离爵位带来的皇权束缚之后，南宗反而保留了下了简约庄重的家祭传统，并形成了秉持崇文兴教、经世致用的家风。他们兴办学校教化乡里，把儒家义理融入江南市井烟火，推动儒学走向民间，实现了儒家文化鲜活的落地传承。而承袭衍圣公爵位的北宗，则一边肩负起守护阙里祖庭的重任，修葺孔庙、孔林，整理家族谱牒档案；一边主持国家层面的祀孔大典，维系着庙堂之上儒学礼制的完整传承，成为朝廷尊儒崇道的文化象征。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

刘小成，吴锡标：《孔氏南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赵文坦：《孔氏南宗“让爵”考》，《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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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李凯霖（实习）

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陕西咸阳的原野上坐落着一座座巍峨的封土，千百年风吹雨打，静静矗立。后世百姓望着这些土堆，凭着世代口耳相传，错把它们认作周文王、周武王的周王陵，也有不少被归为汉家古冢。

这流传千年的误会，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学者阎文儒提笔撰文，才逐渐展露真相。这些咸阳原上的古老坟墓，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帝王陵墓。

上召窑秦陵发现的琉璃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由此，咸阳原的地下谜题正式拉开帷幕。但是，在无法挖掘主墓室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黄土之下，究竟安眠着哪一位秦国的故人。

2018年，对咸阳原地区“恭陵”的一次考古勘探工程，为解开这道谜题贡献了新的思路。这处此前被猜测是北周静帝宇文阐（北周末代小皇帝）的恭陵，极有可能是秦始皇嫡祖母华阳太后（华阳夫人）的陵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

2018年，为配合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按照文物保护流程，对施工范围开展全域文物勘探。其中就包括于1963年建立的“恭陵”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勘探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发现，“恭陵”的文物遗存和墓葬形制并不符合民间猜测的北周-隋时期特点，反而有着十分典型的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园特征，主体是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

2022年，考古人员对陵园北部展开发掘，又完成全域补充勘探。这座坐落于上召窑村土地上的大墓，正式拥有了它考古学上的名字 ——上召窑秦陵，这是咸阳原上发现的第四座秦代高等级陵园。

陵园的最中心，是整座陵园的灵魂——一座有四条墓道的覆斗封土亚字形大墓。

咸阳上召窑秦陵考古出土的玉鸟。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要知道，在先秦时代，这样的规制，只有秦王、王后、太后才有资格享用。普通的诸侯贵族，最多只能拥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碳‑14测年把墓葬的时间框定在公元前389到公元前208年之间，范围一收窄，墓主人的候选名单，一下子就短了许多。

在进行基础考察工作的同时，对墓主人身份的探寻也一并展开。

根据现有文字史料记载与研究成果，可考葬于咸阳原的秦王与王后包括：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和华阳太后（华阳夫人），惠文后与武王后葬地则无明确记载，也可能安葬于咸阳原中。这五位王与王后，都成为学者们重点怀疑的对象。

通过分组对比排除法，考古学家排除了墓主为惠文王、惠文后与武王后的可能性，那么，华阳太后（华阳夫人）成为最有可能的墓主人选。

上召窑秦陵出土的玉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在出土 258 件（组）器物中，有一件铜鼎，上面刻着两个字：宋氏。

这两个字勾起了考古学者们的无穷遐想。宋国在公元前 286 年被齐、魏、楚三国联手攻灭，宋国的青铜礼器四散流落，流入列国宫廷。华阳太后本就是楚国芈姓贵族，楚、宋地域相近，或许，当时不少宋国旧器物就此流入楚国。后来她远嫁秦国，这件刻着宋国旧族名号的铜鼎，便跟着她进入咸阳王宫。待到她辞世，铜鼎又作为礼器，埋进这座宏大陵园。

这条线索，似乎在悄悄佐证，这里就是华阳太后的长眠之地。

说起华阳太后，史书留给她的笔墨并不算多。她没有宣太后那般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连一篇专属传记都不曾拥有，但这个来自楚国的女子，确确实实地改变了秦国的国运。

华阳夫人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大秦赋》

百年来，秦楚之间不断通婚，楚国芈姓王族曾在秦国朝堂掀起巨大风浪。宣太后主政之时，楚系外戚势力盛极一时。秦昭襄王晚年时，宣太后离世，旧日楚系勋贵逐渐退场，但秦国王宫依旧需要来自楚国的贵族，维系两国微妙的邦交平衡。尚为少女的华阳太后，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远赴咸阳，嫁入秦宫，被封为华阳夫人的她受尽宠爱，却没有生下任何子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秦国后宫，没有子嗣就意味着，所依靠的丈夫一旦撒手人寰，她所有的财富地位便会烟消云散。

华阳夫人的困境，落在一位野心勃勃的商人眼中，竟成了改变命运的绝佳契机。

他就是吕不韦。

上召窑秦陵出土的铜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吕不韦是阳翟人，行商列国，家累千金。他在赵国的都城邯郸遇见了秦国质子异人（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因生母夏姬不受宠，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秦赵交兵之后，他在邯郸的处境十分艰难。吕不韦却认为异人“奇货可居”，身上有巨大的政治潜力。所以，他不惜对异人“重金投资”。

另一方面，为了能让异人重返政治中心，吕不韦瞄准了秦宫中的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需要一个可以牢牢攥在手中的子嗣，巩固自己日后的地位；流落赵国、举目无援的嬴异人，则迫切需要秦宫内部强有力的靠山，帮他摆脱质子的困境，争夺储位。二者各有所求，恰好可以互为助力。

吕不韦要做的，就是为二人牵桥搭线，促成这场政治交易。他下定决心远赴咸阳，先用钱财收买华阳夫人的姐姐，借她之口向华阳夫人进言，“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是她的现实困境，劝她趁恩宠尚在，在诸多公子之中择选一位贤孝者收为嫡子。将来养子继承王位，自己便可长保太后之尊。至于选择谁，吕不韦当然早早准备好了人选——远在赵国、生母卑微孤立无援的异人，最合适不过，他称异人愿奉华阳夫人为母，自当百倍孝顺。

华阳夫人深以为然，审时度势，主动向安国君进言，夸赞异人的贤德，哭说自己的不幸，表示：“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一番恳切诉说打动了安国君。安国君不仅应允，还刻下玉符作为信物，正式确立子楚的嫡嗣身份。异人就此改名子楚，命运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命不保朝夕的质子，成为拥有继承权的秦国嫡孙。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离世，安国君继位，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册立为王后。可命运捉弄，孝文王登基仅仅三天，便猝然去世。子楚继位，便是秦庄襄王。

庄襄王感念华阳太后的拥立大恩，尊她为华阳太后；同时，也尊自己的亲生母亲夏姬为夏太后。秦国朝堂，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 “二后并尊”。

据《战国策》记载，华阳成为太后之后，“诸侯皆致秦邑”，各国纷纷向她馈赠城邑，似乎可以印证她在列国之间拥有颇高声望。

庄襄王去世后，少年嬴政登上王位。此时华阳太后依旧身居高位，作为秦宫楚系外戚的核心人物，在秦王政早年的朝堂格局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分量。有学者推测，嬴政成年后的婚配大事，大概率便是由华阳太后主持，为他选取楚国王室出身的王后，延续秦楚联姻传统，继续维系楚系势力在秦国的影响力。

以华阳太后为代表的楚系集团，也很有可能在嬴政的朝堂之上，起到抗衡吕不韦与赵姬集团势力的作用。嫪毐叛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前238），此时华阳太后尚在世。平叛主力昌平君、昌文君均带有楚系背景。和华阳太后关系匪浅。有人据此推测，华阳太后或许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战国错金杜虎符。来源/陕西省文物局

一朝两太后，一位是有拥立之功的嫡养母华阳太后，身后连着盘根错节的楚系外戚；一位是君王血缘上的生母夏太后。按照秦国旧制，秦王陵园只会预留一处王后墓穴，可现在一朝两位太后，谁该归入王陵？

《史记》上，华阳太后去世之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而夏太后“独别葬杜东”，遥遥相望儿子和丈夫的陵寝。但如果华阳太后与孝文王葬于一处，为何又会拥有一座属于自己、完整独立的亚字形大墓陵园？

对此，考古研究者赵汗青提出了一种猜想：合葬，是同园而葬；会葬，则是夫妻各有独立陵园，只是相隔不远，互为呼应。

就像秦始皇的母亲帝太后赵姬，死后“与庄襄王会葬芷阳”。芷阳所在的洪庆原上，如今也正有两座带着覆斗封土的大墓遥遥相望，一大一小，各有自己的陵园。倘若将来证实那就是庄襄王与赵姬，就能印证秦国发生过一次重大陵寝制度变革：秦王与王后，不再共用一座陵园，而是分建陵寝，比邻而居。

这套“王、后分置独立陵园”的新制度，或许正源于秦国历史上这段特殊的二后并尊时期。

一王二后，得以各安归所，互不侵扰。而华阳太后的地位，也担得起为她重设一座单独的陵寝。

咸阳原号称“周秦汉唐地下博物馆”，黄土之下，层层叠叠分布着战国秦陵、西汉帝陵、北朝隋唐墓葬。“先考古，后建设”的模式，让很多即将被工程覆盖的古代遗存，得以被记录、保护。无数重要考古发现，都来自基建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

一座流传半个多世纪、被误称作“恭陵”的封土，在现代化机场的建设进程中褪去后世附会的外衣，露出战国晚期秦王室陵园的本来面目，可谓是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的一次意外相交。

司家庄秦陵陵园平面图

当然，目前为止，上召窑秦陵墓主为华阳太后的判断，只是基于陵园形制、空间关系、出土遗物、碳‑14测年与文献记载综合得出的推测。主墓室至今没有发掘，尚未出现可以直接锁定墓主人的印章与长篇铭文，“华阳太后墓”的盖棺定论，还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去敲定。如果上召窑秦陵最终确认为华阳太后之墓，将有效补充文字文献缺失的部分，为研究战国后期秦国历史，解开咸阳原秦陵身份难题提供更多的材料与思路。

参考资料：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7期

赵汗青：《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试析》，《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7期

赵茁轶，周思言：《咸阳原发现战国晚期秦王级别陵墓 墓主或为华阳太后》，《陕西日报》2026年9月19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召窑秦陵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资料》，2026年9月18日

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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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钱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