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凯恩斯在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是“当整个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能做什么”，那么霍尔和伍德福德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经历理性预期革命之后重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稳定宏观经济，首先要理解组成宏观经济的那些人。

作者：陈永伟

封图：图虫创意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一个颇能概括过去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演变的组合。霍尔研究家庭为什么消费、企业为什么雇人，伍德福德则研究企业为什么不能随时调整价格、中央银行怎样通过利率和预期影响经济。两人的工作最终汇入同一条河流：要理解整个经济为什么繁荣、衰退，以及政府怎样稳定它，必须先理解家庭和企业在面对未来时怎样作出选择。

这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场转变。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擅长描述消费、投资、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总量关系，却往往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些关系为什么成立。当石油危机、滞胀和卢卡斯批判接踵而来时，这种做法遭到严重挑战。如果家庭和企业知道政府会怎样行动，他们就会提前改变自己的消费、储蓄、定价和工资要求；过去数据中观察到的关系，也就未必能在新的政策下继续成立。稳定政策要重新站稳脚跟，宏观经济学必须从“总量关系”向下走到个人选择，再从个人选择重新搭建整个宏观体系。

霍尔和伍德福德分别完成了这项工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霍尔：从消费到失业

罗伯特·霍尔194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这座城市后来成为硅谷的中心，也几乎成为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地理圆心。他本科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导下攻读博士，196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MIT和伯克利任教，1978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

霍尔很少把自己称为某一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他在个人主页上的介绍甚至只有一句很朴素的话：“我是一个应用经济学家”，兴趣包括就业、通胀、技术、竞争以及经济政策。这句话颇能概括他的研究风格。他没有建立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宏大体系，而是在消费、劳动市场、企业定价、生产率、税制和经济周期等许多关键问题上不断提出新的研究方法。

他甚至给现代宏观经济学著名的“淡水—咸水”之争留下了名字。霍尔自己回忆，在1976年的一篇论文中，他率先使用“淡水派”和“咸水派”来区分美国内陆五大湖附近与东西海岸的不同宏观经济学传统。后来这两个略带玩笑意味的词，竟成了新古典宏观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之争的常用标签。更有意思的是，今年的诺奖把这个曾经给两派“取名字”的经济学家，与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伍德福德放在了一起。

霍尔最经典的工作发表于1978年，题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理论与证据》（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弗里德曼此前已经提出永久收入假说：人不会因为这个月突然多赚1000元就马上把1000元全部花掉，真正决定消费的是对长期收入的判断。霍尔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消费者是理性的，而且能够利用现有信息预测未来，那么消费变化应该具有怎样的统计性质？

答案看起来有些惊人。假设一个家庭已经把今天能够知道的所有信息都纳入了终身收入预期，那么今天能够预测出来的消息，理论上早就应该反映在今天的消费里。因此，明天的消费只有在明天出现新的、今天无法预测的信息时才需要调整。如果没有新消息，消费者没有理由突然改变消费。于是，在特定假设条件下，消费就近似一个随机游走（random walk）过程，它的变化应该难以用现有信息预测。

这个结果十分出乎意料，因而招来了很多人的怀疑。根据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记载，霍尔第一次报告这篇论文时，一位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对他说，他写这篇论文时“一定是嗑药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结论，却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研究消费的方式。此后研究者不能再满足于简单地写一个“收入增加多少，消费就增加多少”的经验方程，而需要从消费者跨期最优化出发，推导消费行为。后来宏观模型里随处可见的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正是这一研究传统的基本工具。霍尔的1978年论文由此成为卢卡斯批判以后建立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标志性工作之一。

后来的研究当然发现，真实世界中的消费并没有完全遵循随机游走的规律。家庭可能受到流动性约束，存在预防性储蓄，也可能有习惯形成、有限理性等问题。但这并没有削弱霍尔方法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此后的消费理论往往首先问：为什么现实偏离霍尔的理论基准？这种“先从最优化推出基准，再解释偏离”的研究方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套路。

霍尔后来又把类似方法推进到劳动市场。这一点对于理解今年诺奖所说的“宏观稳定”尤其重要。

经济周期有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事实：经济衰退时，就业和职位空缺可以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但工资往往没有相应幅度的下降。如果劳动市场像简单供求模型那样运行，失业增加应该推动工资迅速下降，企业重新愿意雇人，失业也不应该持续那么久。

戴蒙德-莫腾森-皮萨里德斯（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搜索匹配理论解释了劳动者与企业需要花时间寻找彼此，但标准模型一度仍难以产生现实中那么大的失业波动。霍尔的研究重点之一，正是解释工资为什么不会轻易把这种冲击吸收掉。

2008年，他与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提出了一种新的工资谈判机制。企业和劳动者一旦已经找到彼此，再重新寻找另一个对象的成本通常很高，因此谈判过程中真正重要的威胁未必是“谈不成我立即离开”，而更多是拖延谈判本身的成本。这样一来，外部失业率变化对谈判工资的影响就会比标准模型小得多。工资相对稳定，企业利润和招聘意愿便会对经济冲击更加敏感，较小的生产率变化也可能造成较大的职位空缺和就业变化。

消费研究和劳动市场研究表面上属于两个领域，却有共同逻辑：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就业和失业，不能只写成几条历史统计关系，必须追问家庭为什么这样消费、企业为什么这样招聘、劳动者为什么接受这样的工资。宏观波动最终要从微观选择中生长出来。

这种研究也使霍尔成为少数同时活跃于宏观理论与现实周期判断的人。1978年至2013年，他长期领导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经济波动与增长研究项目，并一直担任NBER商业周期日期委员会主席。美国究竟何时进入和走出衰退，这个被媒体不断引用的“半官方”判断，长期由霍尔领导的委员会作出。2010年，他还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伍德福德：没有放弃凯恩斯

与霍尔相比，迈克尔·伍德福德的学术道路更不同寻常。他195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此后没有立即读经济学博士，而是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博士（J.D.）。随后他才转入麻省理工学院，198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他第一次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工作，2004年重新回到哥伦比亚。

伍德福德后来成为现代货币经济学最具系统性的理论家之一。他的研究真正回答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央银行为什么能够仅仅改变一个很短期的利率，就影响几万亿美元的消费、投资、就业和价格？

传统货币主义喜欢从货币数量回答这个问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央银行实际操作的核心逐渐从控制M1、M2等货币供应量指标，转向调整短期政策利率。货币经济学需要一套与现实中央银行操作方式相匹配的新理论。

伍德福德所做的，正是把这套理论建立起来。

理解伍德福德，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并没有试图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老凯恩斯主义。

卢卡斯批判认为，如果政府改变政策规则，家庭和企业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和行为，因此不能根据过去统计相关关系机械预测新政策效果。伍德福德完全接受了这一点。他的模型同样从理性、前瞻性的家庭和企业出发，让消费者进行跨期最优化，让企业根据未来利润决定价格。区别在于，他同时保留了一个现实世界中极为重要的摩擦：价格不能时时刻刻无成本地重新调整。这样，理性预期与价格黏性就进入了同一个模型。

20世纪90年代，伍德福德与胡利奥·罗滕伯格（Julio Rotemberg）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以最优化行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模型。1997年的Rotemberg—Woodford框架已经非常接近后来成为中央银行标准工具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家庭优化消费和储蓄，企业在垄断竞争下定价，但只能不时调整价格；中央银行则通过短期利率影响总需求和通胀。

这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宏观经济学的“和解”。卢卡斯是对的：不能忽视预期，也不能使用缺乏行为基础的历史关系评价新政策。但凯恩斯同样抓住了一个真实现象：价格和工资存在调整摩擦，所以需求变化短期内确实能够影响生产和就业。

现代新凯恩斯主义由此不再是旧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复活，而是在吸收理性预期革命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凯恩斯主义。

中央银行如何管理未来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了近800页的《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书名直接向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的Interest and Prices致意。这本书后来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也将其称为伍德福德最重要的作品。

这套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是把货币政策从“控制今天的利率”推进到了管理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企业是否投资一座工厂，不取决于今天的隔夜利率是多少，而取决于未来很多年的融资成本；家庭是否买房，也不会只考虑眼前的利率。因此，中央银行真正影响经济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它能否改变公众对未来政策路径的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央行的一句话有时可以在真正降息之前推动市场利率下降。只要企业和家庭相信央行未来会维持低利率，他们今天就会改变消费、投资和定价。于是，沟通本身成为货币政策。

后来广为流行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表达。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今年的说明中特别强调，Hall和Woodford的模型把家庭和企业的前瞻行为置于中心，政府和中央银行通过说明未来政策，可以改变这种预期，从而影响今天的经济活动。

伍德福德还推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转变：货币政策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解释。

在他的“无现金经济”（cashless economy）框架中，即使货币余额本身几乎不起作用，中央银行仍可以通过设定短期名义利率影响实际利率，从而改变消费和投资。关键变量由此从“货币有多少”变成了市场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差距。

这使维克塞尔一百年前提出的自然利率思想重新进入现代宏观经济学。如果市场实际利率低于使经济保持潜在产出和稳定通胀的自然利率，需求就会扩张；反之则会收缩。中央银行的任务，是根据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变化系统调整利率。

泰勒法则（Taylor rule）在实践中提供了这样一种简单规则，而伍德福德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规则为什么能够稳定经济。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后来被称为泰勒原理（Taylor principle）：通胀上升1个百分点时，中央银行应把名义利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使实际利率真正上升。否则，通胀上升反而可能降低实际利率，进一步刺激需求，经济就可能失去稳定锚。

因此，伍德福德的工作把自然利率、利率规则、理性预期、价格黏性和中央银行可信度放进了一套统一框架。

为宏观稳定寻找微观基础

乍看起来，今年的组合有些出人意料。霍尔最著名的是消费理论和劳动市场，伍德福德最著名的是货币政策，两人并不是长期合作的一对经济学家。

但从宏观经济思想史看，这个组合其实非常完整。霍尔回答的是：家庭和劳动者在面对未来时怎样行动？伍德福德回答的是：企业怎样定价，中央银行又怎样通过改变未来条件影响这些行动？

前者为宏观模型建立消费和劳动市场的微观基础，后者把这些前瞻行为与名义价格摩擦、货币政策联系起来。两条路线最终共同改变了稳定政策的含义。

传统稳定政策多少有一点“拉动杠杆”的意味：失业高，就增加需求；通胀高，就减少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则告诉政策制定者，经济中的人不是等待政府操纵的被动棋子。家庭会预测未来税收和收入，企业会预测未来需求和利率，劳动者会考虑未来就业机会，所有人还会猜测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政策改变行为，而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又会提前改变行为。这就是“微观基础”的真正含义。

从20世纪70年代看，理性预期革命似乎一度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的终结。如果家庭和企业会预见政策，那么政府简单操纵总需求的能力就大大下降。宏观经济学因此经历了几十年的重建。

霍尔属于这场重建的早期参与者。他把理性预期真正带入消费理论，并不断为消费、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寻找微观基础。伍德福德属于后来完成综合的一代，他没有抛弃理性预期，却把价格黏性和货币政策重新放回严格的一般均衡体系之中。

因此，2026年的诺奖并不是简单奖励“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奖励某一种具体的降息或财政刺激政策。它奖励的是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从有目的、有预期的家庭和企业出发，重新建立关于整个经济如何波动以及政策如何稳定它的理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刚刚发布的说明中说得很清楚：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为今天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稳定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消费骤变等经济冲击。

如果说凯恩斯在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是“当整个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能做什么”，那么霍尔和伍德福德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经历理性预期革命之后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稳定宏观经济，首先要理解组成宏观经济的那些人。

 

在兴隆庄煤矿，过去一个智能采煤工作面一个班需要10至15人，现在只需5人；在济二煤矿洗选环节，重介选煤分选密度智能控制系统让洗煤生产率提升0.2%，每年为洗煤厂带来400万元效益。带来这些变化的，是云鼎科技与华为联合打造的云鼎矿山大模型。

作者：王惠

封图：图虫创意

在兴隆庄煤矿，过去一个智能采煤工作面一个班需要10至15人，现在只需5人；在济二煤矿洗选环节，重介选煤分选密度智能控制系统让洗煤生产率提升0.2%，每年为洗煤厂带来400万元效益。

带来这些变化的，是云鼎科技（000409.SZ）与华为联合打造的云鼎矿山大模型。该模型于2023年发布，是全球首个矿山行业大模型，推动矿山人工智能（AI）从零散开发走向标准化、工厂化开发。

矿山为什么需要大模型？云鼎科技工业互联网事业部副总经理崔润兴表示，尽管现代化矿井的基础条件已有改善，但井下依旧阴暗潮湿，作业劳动强度大。井下一线作业人员以70后、80后群体为主，愿意下井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不过，想要打造真正适配井下复杂工况的矿山垂类大模型，并非易事。训练该类大模型所需的核心行业数据，高度依赖真实矿山生产现场，这也构成了较高的行业壁垒。

作为国内能源行业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云鼎科技承接山东能源集团数字化转型业务，拥有完整的矿山全链条生产场景和多年沉淀的工艺数据集，具备研发矿山垂类大模型的独特优势。

立足于成熟的大模型技术，云鼎科技将工业AI能力向更多产业延伸。2026年7月，该公司推出“云鼎山海・AI原生产品体系”，业务版图由此拓展至矿山、化工、电力、新能源、油气、钢铁六大行业。

目前，云鼎科技围绕安全生产、工艺优化、设备运维、能耗管理、经营决策等方向，打造3500余类AI智能体，已在200余家大型能源企业落地，业务覆盖全国15个省（区、市）。

矿山破题

2024年，国家矿山安监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促进矿山安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6年，全国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不低于60%，智能化工作面数量占比不低于30%，智能化工作面常态化运行率不低于80%。

矿井下工况复杂多变，这是矿山AI落地的现实阻碍。矿山业务链条长，涵盖采掘、洗选、设备管控等众多环节。想要把AI真正用起来，不光要铺设各类传感器、积攒大量一线现场数据，还要吸收矿工、技术人员长年积累的实操经验，这离不开矿山产业端的深度参与配合。

此外，场景验证还要承担高昂试错成本。模型调试和测试只能安排在生产间隙或停工窗口期进行，而矿山一旦停工，单日损失可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进一步抬高矿山AI落地门槛。

2022年，山东能源集团、云鼎科技与华为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三方协同创新闭环。山东能源集团开放真实矿山作业现场，提供生产课题与试验环境；云鼎科技深耕能源行业，训练垂类大模型与细分场景模型，同步搭建行业数据集、开发上层业务应用；华为输出算力硬件、AI开发平台与通用大模型底座，夯实整套方案的底层技术根基。

这套机制的核心，就是三方各司其职，把技术能力、行业经验和真实场景打通，把AI真正带到生产一线。

截至目前，云鼎科技智慧矿山的AI能力，已经覆盖采煤、掘进、机电、辅运、通防、主运、提升、发运、洗选、安监十大矿山专业。

崔润兴介绍，在落地应用上，云鼎矿山大模型主要聚焦两方面：一是安全，包括危险区域入侵识别、设备故障预警告警；二是生产，通过预测类模型优化工艺、提升生产效率。

例如，安全监管层面，云鼎科技接入万余路井下摄像仪开展AI智能分析，对设备状态、人员行为、作业环境进行实时监测预警，识别准确率超98%，自动巡检效率提升3倍以上，推动矿山安全监管从“人盯人”的被动防范转向主动治理。以兴隆庄煤矿为例，主煤流运输系统落地堆煤监测、异物识别等十余类AI场景，可减少现场及巡检人员18人以上。

提质降本方面，围绕煤炭洗选全流程完成工艺优化，落地重介密控、浓缩加药、智能浮选三大场景，实现精煤产率提升0.3%以上。一座年入洗量300万吨的洗选厂，借助这套系统年创效可达300万元以上。

产业延伸

依托山东能源集团丰富的产业场景，云鼎矿山大模型先用集团内部矿井打磨产品，待方案跑通成熟之后，再对外输出给其他能源企业。

崔润兴表示，内部成熟模型向外复制并非易事。不同矿井在地质条件、设备型号、管理制度上差异巨大，即便是经过大量预训练的垂类大模型，也难以直接移植到新矿井投入生产。

对此，云鼎科技采用“一矿一策”交钥匙服务模式。对已经过项目验证的通用AI场景，模型部署后仍需结合矿井现场工况做针对性调优，保障识别与推理准确率；对尚无项目积累的全新特殊工况，则从零开展场景开发和现场适配。

不过，“一矿一策”也带来定制化开发成本偏高的问题。云鼎科技为此打造工厂式AI开发模式，将AI场景开发周期从月级压缩至周级，以平衡定制化需求与规模化推广之间的矛盾。

云鼎科技矿山场景中沉淀下来的技术能力，随后开始向更多行业延伸。2025年10月29日，云鼎科技发布云鼎伏羲化工大模型；2026年7月，该公司进一步推出“云鼎山海・AI原生产品体系”，业务覆盖矿山、化工、电力、新能源、油气、钢铁六大行业。

“云鼎山海・AI原生产品体系”核心能力包括四个方面：经过沉淀的高质量能源行业数据集、云鼎矿山和云鼎伏羲化工两大行业垂类大模型、完整的工业智能体与机器人产品矩阵，以及覆盖全能源行业的350余类成熟AI应用。

该体系的核心是让数据、模型、智能体和业务连成一个循环。崔润兴谈到，云鼎科技不只输出大模型，更是用数据训练模型，用模型支撑智能体，用智能体改造业务，再让业务产生的新数据反哺模型，持续迭代。由此形成从行业大模型到工业智能体，再到行业应用的一整套工业AI能力。整套方案大幅压缩应用开发周期，帮助客户实现AI产品开箱即用。

当前，云鼎科技已经打造出多个可复制标杆项目：一是兴隆庄煤矿AI全场景建设项目，接入摄像仪460余台，部署740多路场景，覆盖矿山十大专业；二是国家管网集团训练中心建设项目，项目金额1.53亿元，搭建数字平台AI使能大模型软硬件框架；三是皖北煤电集团训练中心建设项目，金额2612万元，建成6个子系统、55个AI场景。

“不过，即便AI在工业场景落地范围持续扩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替代人。”崔润兴介绍，井下现场工况瞬息万变，很多复杂异常状况没有固定标准，依旧需要一线人员综合判断。现阶段AI更适合替代流程明确、规则清晰的重复性作业岗位。

放眼整个能源行业，工业AI规模化落地的核心瓶颈，在于如何让AI深度嵌入真实生产流程、适配复杂多变的工业现场，形成可持续运营的业务闭环。

崔润兴表示，为补齐这一短板，该公司面向煤矿、化工、电力等行业打造数字员工，将行业知识、业务规则、生产数据与企业流程注入工业智能体，让AI进一步具备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球同时具备较高专业门槛与生活方式属性，消费者会判断品牌是否理解运动、是否拥有经得起验证的产品，也会判断品牌所代表的风格审美是否符合自己的生活与社交需求。

作者：Aegean

封图：图片资料室

当郑钦文捧起中网女单冠军奖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也在这一历史性时刻落下帷幕。恰逢中网20周年，中国球员在本土赛场登顶，不仅赋予这届赛事超越胜负的意义，也将公众对网球运动的关注推向新的高点。中网落幕，正在进行的上海劳力士大师赛随即接棒，让这个秋日的网球热潮从北京延续至上海。回望过去两年，网球在中国市场的升温，早已不能简单归因于单场赛事或是个别明星球员。

10月11日，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通报2026中网赛事各项数据，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京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万人，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月底，中国网球人口达到2518.84万人，较2021年增长28.03%。与此同时，内容平台上的消费信号也在迅速放大。小红书相关趋势资料显示，2025年平台网球兴趣人群月活超过5700万，“网球裙”相关搜索量超过1亿。

这些数字分别指向参与、兴趣、搜索和讨论，却共同呈现出一个变化：网球正在从专业赛场延伸至穿搭、观赛、社交和城市休闲。过去，品牌主要争夺真正打网球的人；现在，竞争范围已经扩大到更广泛的“泛网球人群”——他们可能尚未成为高频球手，却愿意为网球装备、观赛体验、社群活动和生活方式消费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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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热度持续升温并加速融入都市人群的日常生活

品牌竞争维度随之发生变化。Wilson依托球拍和专业装备建立场上权威，Nike通过运动员、性能产品与全球体育文化影响年轻消费者，Ralph Lauren更擅长经营美式经典与观赛着装。FILA选择以中网为核心支点，把场上场下的网球产品、赛事体验、大众参赛、青少年培养和意式生活方式放进同一套网球战略中，陪伴消费者从产生兴趣到真正参与的完整过程。

在2026年中网20周年节点，FILA的投入再次升级，几乎覆盖赛事内外：推出FILA x CHINA OPEN联名系列，为球童和裁判等赛事人员提供专业鞋服支持，还在赛事期间发布“稳定科技平台”及该平台下首款旗舰NETTO TITAN泰格鞋；场下则以南意小镇生活为灵感打造Have a FILA Day主题空间、网球市集和“网球阿普瑞风”的穿搭风格，承接泛兴趣人群。此外，品牌网球代言人布云朝克特身着FILA战袍参赛，在对阵德约科维奇时率先拿下首盘，展现了竞技实力，并成为今年中网赛季的话题热点。场下，品牌代言人王安宇、品牌大使孙千，以及刘宪华、吴尊家庭、田亮家庭等艺人相继亮相FILA中网市集，通过观赛穿搭、趣味互动和现场体验，将品牌的网球风格带入更轻松的生活场景。他们的参与既为消费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穿搭灵感，也让网球话题触达体育圈之外的时尚与娱乐人群。中网由此成为观察FILA“360度网球战略”的窗口，也让品牌的网球传统有了更具当代感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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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A品牌代言人王安宇、品牌大使孙千、全能音乐人刘宪华演绎FILA「网球阿普瑞风」观赛风格

FILA进入这一轮网球热，并不是从零开始追逐风口。

网球是FILA最早开拓的运动产品线，早在1973年，FILA便推出White Line网球系列，以鲜明的色彩与设计语言打破当时网球服饰以纯白为主的传统，将意式审美带入专业赛场。此后，从比约·博格等传奇球员身上的经典条纹Polo，到将网球所代表的“优雅叛逆”格调延伸至赛场之外，网球一直是FILA品牌历史中辨识度较高的一项运动基因。

今天中国网球消费的扩容，让这段历史获得了新的商业表达空间。它不再只是可供讲述的品牌遗产，而开始转化为消费者理解FILA网球专业性、审美风格和产品可信度的现实起点。

对于运动品牌而言，历史积淀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制造怀旧情绪。网球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消费者会同时判断品牌是否理解运动、是否拥有经得起验证的产品，也会判断品牌所代表的审美是否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FILA的网球传统，恰好为这两种判断提供了共同的文化来源。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FILA BB1 Polo，随网球传奇比约·博格征战赛场，成为一代经典

但历史资产并不会自动变成增长。品牌还需要把历史中的设计语言和冠军记忆，转化为今天消费者能够穿、能够用、能够参与的产品与场景。中网因此成为FILA激活这项资产的关键平台：它既能验证场上专业性，也能集中呈现场下的风格表达。

因此，FILA自去年在新的ONE FILA战略下重磅加码网球，既是利用长期优势资产，也是对中国消费结构变化的回应。过去积累的网球基因提供专业与文化背书，中网则把这项品牌资产推向真实赛场和大众消费场景，为后续的产品、社群与零售转化打开空间。

从场上到场下，FILA如何放大中网的长期价值

2026年，中网迎来20周年，FILA与赛事的合作也进入第八年，并已续签未来六年的战略合作。自2025年升级为中网独家官方运动鞋服赞助商后，双方的合作也进一步从赛事赞助走向更完整的网球生态共建。对于FILA而言，中网的价值已不只在于赛事期间的品牌曝光，更在于它连接了职业赛场、大众参与和网球消费，且覆盖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各年龄段消费群。中网由此从一项赞助资源，转变为FILA网球战略的集中落点。

FILA网球代言人 布云朝克特

顶级赛事负责集中制造关注，但长期价值取决于两件事：一是能否让更多普通消费者真正走上球场并持续参与；二是能否把赛事形成的审美与文化影响带到场下，进入更高频的消费和生活场景。

FILA ACE CLUB中网会员团体赛提供了一种承接方式。赛事从2026年7月启动，覆盖全国12座城市，共计108支队伍、1200名业余球员报名参赛，各城市冠军队伍最终会师国家网球中心，冠亚军争夺战在布拉德球场展开对决。对普通网球爱好者而言，这意味着职业赛事的顶级场地不再只是远距离观看的舞台，自己也有机会能真正站在顶级赛事的球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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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A KIDS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

FILA KIDS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则把这套体系进一步延伸至儿童和家庭。2026赛季，赛事覆盖全国27座城市，吸引超过5000名青少年参与，形成从俱乐部赛到总决赛的四级晋级体系。10月5日至7日，总决赛同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通过中网官方球童服务、职业级电子司线辅助判罚及钻石球场颁奖，让小球员近距离体验职业赛事。结合全年特训及国际赛事机会，钻石杯将比赛、训练与成长相衔接，也让FILA与家庭的联系从一次观赛延伸至孩子的日常运动与持续成长。

由此，大众赛事、青少年培养与赛事服务共同构成“场上”路径：让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都能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方式进入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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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球中心布拉德球场FILA ACE CLUB中网会员杯团战赛决赛现场

在场下，FILA通过首个网球嘉年华“Have A FILA Day”主题空间，把赛事热度转化为更具感知度的消费者体验。

这一创意概念取意于意大利南部海岸POSITANO小镇，地中海的阳光、柠檬和红土网球场是当地生活的重要元素。FILA在中网复刻这一体验，打造了CASA FILA网球生活之家和“POSITANO小镇”，让消费者能够接触产品、参与互动、停留社交并观看比赛。与此同时，FILA以FILA TENNIS网球系列中的经典单品，搭配FILA MILANO高级运动时装系列或FILA HERITAGE格调系列，一半运动一半时髦，塑造了2026中网赛季的“网球阿普瑞风”，尝试为中国网球建立更鲜明的观赛着装表达。专业赛事由此不再只有竞技一面，也成为意式审美进入大众生活的入口。

场上路径提高参与深度，场下路径扩大兴趣半径。两条路径都围绕中网展开，却分别承担用户培养和生活方式传播的功能，使一项集中发生的赛事能够向全年社群、产品消费和品牌关系延伸。

从营销竞争到系统竞争，FILA要争的是定义权

赛事赞助、运动员签约、社群活动和网球服饰，能够帮助品牌迅速建立网球心智。但当更多消费者真正拿起球拍，竞争就会从“能否被看见”转向“产品是否好用”。营销决定品牌进入消费者视野的速度，产品则决定品牌能够在大众球场上走多远。对网球这样一项专业门槛较高的运动而言，声量可以缩短入场时间，却无法替代对真实运动需求的长期回应。

网球运动包含频繁启动、制动和横向移动，消费者对球鞋的支撑、稳定、防滑、缓震和耐磨性能，都有不同于日常运动鞋的要求。服装也需要在运动功能、场上规范和审美表达之间保持平衡。

FILA与北京体育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的企学研合作项目在这个中国网球赛季期间也开启了落地生根的新阶段。9月23日，“北京体育大学—斐乐体育网球运动科学与创新研发中心”与“FILA—北京服装学院网球运动装备设计与研发中心”分别揭牌成立，构建覆盖运动科学、鞋服设计与装备性能的研究体系。北体大在运动人体科学、智能体育工程、运动训练等顶尖学科优势，通过专业数据采集、运动表现测试与生物力学分析，为产品研发提供依据；北服网球研发中心则从服装设计、材料创新与时尚美学切入，探索更符合亚洲人体型与审美趋势的专业网球服饰。

在揭牌仪式上，两大中心的多支科研团队还展示了各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北体团队已完成FILA NETTO POINT及ACE儿童网球鞋的专业力学测试与综合评价，并同步推进职业款及成人款球鞋专项测试；网球装备项目则通过多轮球拍实战测评与风洞测试，将测试结果应用于FILA Falcon网球拍的研发；而北服的研究团队正在与FILA共同推进成人及青少年专业级网球服系列研发，围绕版型结构、功能表现与设计创新持续探索。这些成果让FILA去年启动的“科技+美学”合作，开始真正落到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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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A分别与北体、北服成立研发中心，深化网球“科技+美学”合作

此次FILA在中网期间发布的网球鞋稳定科技平台和首款旗舰FILA Netto Titan泰格鞋，是科研进入产品端的具体结果。平台由北京体育大学与安踏集团科学创新实验室联合参与研发，以多维敏捷中底、参数化鞋面和外底控滑系统三大模块，回应专业网球运动对稳定与敏捷的双重需求；其中参数化鞋面还引入同济大学航天力学研究成果。泰格鞋作为行业首个将钛科技应用于在售专业网球鞋的产品，应对运动员快速变向和急停制动的真实问题，为他们构建全方位进阶的专业竞技防护体系。它的意义不只在于推出一双新品，更在于FILA开始以可持续迭代的平台研发替代单点产品创新。

FILA所建立起的品牌壁垒，不是某一项容易被模仿的营销动作，而是把高校基础研究与实验室研发转化为产品、把产品放回中网及会员赛事等真实赛场验证，再通过社群和零售触达消费者的循环能力。专业科技、意式审美与本地运营只有彼此咬合，才可能形成难以被快速复制的系统。

这套系统还延伸至品牌的ESG实践中——例如，FILA在青岛落成国内首座品牌可持续网球场，以20,600颗回收废弃网球重构场地，将可持续理念进一步嵌入网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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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A NETTO TITAN 斐乐泰格鞋

从White Line到“网球阿普风”，从中网职业赛场到FILA ACE CLUB大众赛事，从FILA KIDS钻石杯的青少年培养到整个家庭的参与，再到高校研发中心与稳定科技平台，FILA正在把网球历史、产品创新和中国市场运营整合为一项长期能力。

就中网而言，FILA争夺的早已不只是赛事期间的注意力，而是参与塑造中国消费者与网球之间更长久的关系：从被一场比赛吸引，到拿起球拍走上球场，再到把网球融入穿着、社交和日常生活。当品牌既能回应场上的专业需求，也能定义场下的审美表达，“运动致美”的品牌使命便不再是一句抽象主张，更成为具体可感的生活方式。品牌能够占据一场赛事的时间有限，能够参与塑造一种生活方式，才意味着真正建立了自己的主场。

FILA想要留下的，不只是一场中网的记忆，更是中国消费者关于网球生活的另一种想象。

出台细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修改土地出让文件、规划条件和出让合同模板，协调各部门的执行程序。对地方政府和房企来说，都需要一个适应和磨合过程。

作者：田国宝

封图：图虫创意

9月30日，广州市住建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东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意见，从预售、现售、主办银行、融资支持、土地供应和政策协同六个方面，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

10月1日凌晨，武汉市住房与城市更新局、武汉市自然资源与城乡建设局和武汉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三部门印发实施意见，涉及预售、现售、土地供应、竣工备案、融资协调、政务服务、房地产市场监管等七个方面。

此前，北京和上海已经分别于9月24日和9月28日出台实施意见。

一些尚未出台综合性细则的城市，已将新规写入土地出让文件。泉州9月30日挂牌的一宗住宅用地，要求同时实施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汕头、嘉峪关、济源等地的部分地块也明确要求现房销售。

一位二线城市自然资源部门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出台细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修改土地出让文件、规划条件和出让合同模板，协调各部门的执行程序。对地方政府和房企来说，都需要一个适应和磨合过程。

细则逐渐落地

已出台细则的四城均要求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售；按新规预售的，须主体结构封顶，购房资金纳入监管。北京、上海、广州细则各分为六个方面，武汉另列分批竣工备案和政务服务，细化存量项目过渡安排。

在新旧规界限方面，北京、上海和广州基本一致。以2026年8月28日为界，截至当日已取得全部或部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可按规定沿用原预售条件和资金监管政策；已拿地但未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原则上适用新规；经区政府确认能按期交付并报市级部门备案，可在2027年底前按原预售条件申请，但须加强资金监管。

对于2026年8月28日及之前已公告出让、此后取得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上海明确，2027年底前可沿用原预售条件、资金监管执行新政策；广州原则上执行新预售政策，经区政府确认能够按期建成交付、报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后，方可在2027年底前按原条件申请预售。

武汉允许8月28日及之前已取得规划许可证、此后变更的项目沿用原预售政策；符合条件的智能建造、装配式建筑项目也有过渡安排；部分存量盘活后重签土地合同的历史遗留项目，经风险评估和备案，可延至2028年底前按原预售条件申请预售。

现售备案前，北京、上海、武汉要求完成房屋不动产首次登记；广州要求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水电气等配套具备交付条件、独立设置的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通过竣工验收，鼓励完成首次登记后再申请。

四城均允许现售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后签订定金合同。但定金收取标准不同，北京要求不超过总房价的1%，上海要求不超过3%，广州要求不得高于5%，武汉要求原则上不超过5%。

此外，广州、武汉要求定金全额监管、监管期间不得使用，达到规定的竣工验收备案和交付条件后解除监管；北京、上海也要求定金存入主办银行监管账户。

在房企融资方面，北京、上海和广州明确，8月28日后新签订的开发贷款合同实行主办银行制。由单家银行提供开发贷的，由该行担任主办银行；银团贷款由牵头银行担任。开发贷、自有资金、现售收入等纳入主办银行资金账户，预售款和现售定金进入监管账户。

此外，对于竣工备案后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及公积金贷款的适用范围，北京细则限定在8月28日后取得预售证的项目；上海、广州为8月28日起取证的项目。

武汉稍有不同，2026年8月28日（含）前签订的开发贷款合同，主办银行与房企可协商新增融资、展期或调整还款方式；房地产项目公司以土地使用权抵押申请开发贷的，应以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具体办法另定。

对于土地出让金支付时限，四个城市的规定也不同。北京允许合同签订后两年内缴清；上海、广州原则上要求一年内缴清，履行程序后可再延长一年。武汉允许在建设周期内分期缴纳，半年内至少缴纳50%，余款原则上一年内缴清，履行决策程序后，最长可延至两年。

此外，广州还支持分期分栋审批、土地预登记后先办部分手续；武汉允许适用原预售政策的项目，经银行评估以保函置换监管资金，上限为确保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额度的30%，置换后监管资金不得低于该额度的70%。

土拍规则更新

实施意见发布后，上海尚无新挂牌的住宅用地；9月30日，北京昌平区北七家歇甲庄村地块发布预申请公告，并于同日转为正式公告，起始价29.36亿元，定于11月3日交易；武汉在9月22日挂牌3宗宅地定于10月16日拍卖。

其实，在细则发布前，部分地块的出让条件已开始调整。

广州9月1日挂牌的黄埔区KXCGS-I4-8地块，最初要求土地尾款在12月15日缴清。9月17日的补充公告将缴款安排调整为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缴纳50%的首期土地出让金，余款一年内缴清。

这一调整延长了缴款期限，但补充公告仍要求按规定缴纳利息，与9月30日广州细则提出的分期缴款不计利息有所区别。具体执行条件仍需以该宗地的出让文件及后续调整为准。

除了上述四个城市外，部分还没有出台细则的城市，已经在土地出让挂牌公告中加入新政规则。

9月30日，泉州一共挂出4幅住宅用地，计划于10月20日拍卖。其中丰2026-13-1号地块的挂牌公告明确，该地块被纳入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基础性制度试点，须实施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

丰2026-13-1号地块公告还要求，项目开发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20%；房屋交付前，投资人不得违规抽调项目销售、融资资金，不得抽逃出资或提前分红；项目资本金、开发贷款和销售回款归集至主办银行账户；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不动产首次登记后，才能申请现售备案。

同批次另外3宗涉宅地块未列出上述三项试点制度。4宗涉宅地块均不设住宅最高销售限价，由竞得企业根据市场自主定价，上市销售时须执行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丰2026-13-1号地块曾于9月9日公告出让，次日因地块内可能存在权属争议终止拍卖。重新推出后，土地面积减少6479平方米，容积率上限从2.8降至2.5。

虽然丰2026-13-1号地块纳入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基础性制度试点，但仍要求竞得人30日内缴纳50%的成交价款，余款两个月内缴清；另外3宗地块中，两宗的余款缴纳期限为12个月，一宗为3个月。

9月29日至30日，汕头挂牌3宗住宅用地，计划于11月2日至4日交易，均要求现房销售，其中两宗允许分期缴纳土地款。嘉峪关、济源部分地块也明确现售要求；杭州、东莞、芜湖、台山等地9月推出的部分地块，分别设置了须现售或可选择现售的条款。

上述二线城市自然资源部门人士说，制定细则需要兼顾新政要求和土地出让收入，在不违背新政原则的前提下，为房企留出现金流空间。落实到具体地块，总价较低的，可能要求一次性缴清，或在三个月、半年内分期缴清；总价较高的，缴款期限通常会适当延长。地方也会考虑降低单宗地块总价，减轻企业拿地负担。

市场反应

9月3日，华润置地经174轮竞价，以82.993亿元、溢价率17.37%竞得北京顺义区后沙峪温榆河地块；9月30日，广州海珠区琶洲南地块经41轮竞价，由保利以38.2亿元、溢价率26.5%竞得。

上述国有房企人士说，多数房企出于现金流管理需要，减少拿地支出预算。在这种情况下，房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

上述二线城市自然资源部门人士称，其所在城市正在制定新政细则，其中正在研究的是分期开发销售、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可行性。即房企缴纳第二期土地款时，第一期项目已完成竣工备案，使回收资金能够投入后续开发。

他也承认，这一安排要成立，土地付款期限、分期建设计划和验收条件就需要相互匹配，在现实中想要达到预期效果并不容易。此外，项目预售款、定金、按揭款等资金，在全额全程监管的背景下，能否用于支付工程款、材料款等费用，以减少房企额外支出？一个项目是否可以按楼栋单独竣工备案、解除资金监管，以加速回收资金？这些问题也需要各地细则给出答案。

按照武汉细则，最小开发单元须在规划阶段合理划定，交付时相应配套必须齐全。首期若承担较多道路、地下空间或公共设施建设任务，前期投入仍可能较大。房企需要在拿地测算时确定各期建设内容，不能仅按住宅楼栋的面积比例分摊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