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数周来持续发出通胀预警，如今这一判断已然成真。

周二公布的通胀数据显示，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8.4%，环比涨幅达5.4%。燃料油价格同比上涨54.3%。毕马威（KPMG）首席经济学家黛安·斯旺克（Diane Swonk）表示，与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不同，本轮危机“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能源危机”。

“这是供应链中断，这一点至关重要——其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斯旺克告诉《财富》杂志。

她补充道，食品价格正加速上涨——4月食品杂货价格上涨0.7%——这意味着柴油（农业机械和运输船舶的关键燃料）短缺的冲击正几乎完全按照预期的时间表开始向下游传导。

“柴油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直接推高运输成本。而这些行业的利润本就微薄，”她说道，“我们此前预计伊朗战争的溢出效应将在四到六周内显现。4月的数据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斯旺克指出，电脑和电子产品价格也在上涨，但背后另有原因：人工智能建设热潮引发内存芯片短缺。她表示，随着氦气等原材料供应链进一步收紧，这一情况“只会恶化”。她称，拐点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来。与此同时，电费单月上涨2.1%，这正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体现。

“这正在加剧各州和地方层面日益高涨的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的呼声，”斯旺克补充道，“这一议题尤其将出现在11月的中期选举投票中。”

这份通胀报告发布数周后，凯文·沃什将接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届时他将肩负起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实现充分就业，并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下。斯旺克直言，她并不羡慕这个交接时刻。

“我不希望任何央行官员接手这样的烂摊子。” 她说，“眼下没有任何轻松的解决方案。”

问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纸面数据看似向好，但大多数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实际感受截然不同。若美联储试图通过加息遏制通胀，恐将冲击本就脆弱的劳动力市场；若选择降息或维持利率不变，为劳动力市场留出复苏空间，又可能引发更持久的高通胀螺旋。

“在民众生活负担能力持续恶化的当下接任美联储主席，注定会陷入无解困局。”斯旺克表示。

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显现走弱迹象。新车价格下跌0.2%，医疗保健商品价格下降0.4%。二手车价格在连续数月下跌后趋于平稳。斯旺克将部分商品价格走软归因于“需求破坏”，即当价格长期处于高位时，消费者会转向其他选择。

“这还涉及不平等问题，因为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家庭更能承受并消化这些价格冲击，但大量服务成本最终会转嫁给低收入家庭。”斯旺克表示。

Zacks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市场策略师布莱恩·穆尔贝里（Brian Mulberry）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二手车和医疗保健价格走软是消费者削减可自由支配支出“非常早期”的信号。若这一趋势在整个夏季延续，将释放“利空信号，表明利率不会像市场预期的那样下调”。

其他预测人士则稍显乐观。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伯纳德·亚罗斯（Bernard Yaros）写道，关税影响和能源成本转嫁“在核心通胀指标中显而易见，但也存在大量干扰因素”，并维持其对美联储今年全年将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测。

市场长期对伊朗战事反应平淡，在周二通胀数据公布后小幅回落。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数据公布后突破4.43%。

对斯旺克而言，结论再简单不过。

“这一数字糟糕透顶。”她表示，“对消费者而言，通胀无异于累退性税收。”（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

黄仁勋在最后一刻登上了空军一号，成为特朗普访华随行企业家代表团。而且，他和马斯克一起，成为唯二搭乘空中一号的企业家。

特朗普访华随行企业家名单一改再改，库克、马斯克、黑石、高盛……就是没有英伟达。黄仁勋上周还公开表态“如果受邀将是荣幸”，却迟迟等不到那个电话。分析人士是这么解读：把他排除在外，是向北京传递信号——算力这件事，没得谈。

这一个反转，比任何一份政策文件都更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算力市场太重要了，重要到总统出访前一刻还在重新权衡，重要到一个芯片CEO的去与留本身就是外交信号。

元首会晤结束后，路透社的一条消息震动中美政商界：美国已允许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京东等10家中国企业购买英伟达H200芯片，联想与富士康等分销商也在获准之列，每家企业最多可购买7.5万块。随即联想证实，其是获准在中国销售H200的企业之一。

H200是H100的升级版，算力比H100提升约45%。中国AI企业被拒之门外整整三年之后，突然获准购买比此前合规产品高出一大档的芯片。

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它说明算力管制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它是筹码，是谈判桌上可以放下也可以收回的东西。中国AI企业活在这种随时可能逆转的不确定性里，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理解当前中国AI算力产业处境的第一把钥匙。

谁在卖铲子？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数以万计的人涌向西部，挥舞铁铲，在河床里筛沙。这场淘金热真正赚到钱的，不是那些满手泥巴的淘金者，而是向他们出售铁铲、牛仔裤、食品和帐篷的商人。利维·斯特劳斯靠卖工装裤起家，成了传世品牌。

这个故事今天在AI算力竞赛中再度上演。大模型训练是这个时代的淘金热，英伟达是最大的铲子供应商。它的H100芯片以每卡3万美元以上的售价供不应求，数据中心业务2024财年营收超过470亿美元，毛利率约74%。这是真实的竞争力，英伟达用二十余年打磨出来的CUDA软件生态，锁定了全球90%的AI开发者，无法被一道禁令复制，也无法被一笔政策采购替代。

中国这边也有铲子供应商：华为昇腾和寒武纪。它们的故事，看上去很像英伟达：双向管制造就的算力短缺，让它们的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居高不下。华为910B八卡服务器卖到170万元以上，而性能接近的英伟达H20同等配置已经跌到100万元。性能更弱，价格更贵，但仍然不愁卖。

但稍有不同的是，英伟达的铲子是在全球竞争的熔炉里锻造出来的，华为和寒武纪的铲子，是在竞争对手被挡在门外之后，趁机占领了市场。

让我们看一组数字。

英伟达H100是当今全球大模型训练的主流芯片，FP16算力989 TFLOPS，台积电4nm工艺。这款芯片支撑着OpenAI、Google的主力训练集群，也是中国AI企业最渴望却无法合规获取的产品。

为了绕开管制，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推出了H20，这是一款经过大幅削减的降规版本。H20的FP16算力只有296 TFLOPS，约为H100的15%。华为昇腾910B的FP16算力约320 TFLOPS，接近英伟达2020年的A100。也就是说，中国AI企业在H20和910B之间做选择的时候，竞争对手正在用性能高出7到15倍的产品进行训练。

这个代差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但代差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价格事实：每当美国收紧出口管制，华为芯片的价格就应声上涨：管制升级→竞品断供→华为涨价，这条传导链精准而稳定，说明华为的定价权不仅仅是来自产品的卓越，也来自竞争的缺席。

经济学有个词叫“管制租金”，市场主体不依靠效率提升，而是依靠人为制造的供给稀缺来获取超额利润。从地租理论的李嘉图，到公共选择学派的塔洛克，经济学家花了两百年时间研究这个现象的各种变体，但结论从未改变：租金截留的是财富，不会创造能力。

华为昇腾的涨价是租金，寒武纪的爆发还是租金，囤积芯片的互联网大厂赚到的差价也是租金。中国AI企业为管制不确定性付出的等待成本，是整个产业承担的社会代价。

租金不是竞争力

寒武纪的故事可以当作一面镜子，照出管制红利的本质。

这家公司2025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230%，从上一年同期的2567万元飙升至11亿元，一个季度几乎赶上了2024年全年的收入，股价从2022年历史低点到2025年初历史高点涨了约15倍。任何一家公司拿出这份成绩单，资本市场都会欢声雷动。

但有一个细节被欢呼声淹没：寒武纪在售的主力云端训练芯片，仍然是2022年发布的思元370系列，三年没有实质性迭代。

就在寒武纪召开业绩说明会的同一天，华为在全联接大会上公布了昇腾芯片未来三年的详细路标：新一代产品的性能指标、具体到季度的上市时间。当天有记者追问寒武纪新品时间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三年没有迭代主力产品，营收暴增42倍。这不是竞争力，这是租金。

竞争会逼着企业不断往前跑。租金只需要维持现状。两件事的结果，在三五年内可能面目相似；在十年之后，差距会是天壤之别。英伟达每18到24个月就推出新一代产品，性能提升30%到50%。

开放才是秘密

先说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这场博弈本身就是不对等的。美国以安全为由，通过光刻机禁运掐断中国芯片制造的基础能力；同时又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购买英伟达的终端产品。一边封锁制造工具，一边输出制造成果——这种双重标准，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接受，也有充分的权利基于对等原则和产业自主的长期考量，构建自己的核心技术版图。

但正因为外部约束是真实的、不公平的，国内的政策判断就更需要清醒。承认受到打压是一回事，把管制租金误读为竞争力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后者是用委屈掩盖问题。外部环境越恶劣，越不能用“敌人在打我”来替代“我有没有真正变强”这个更根本的问题。

有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所有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无一例外是在开放环境里打出来的，不是在保护罩下养出来的。

义乌的小商品制造今天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市场，但它不是政策扶植出来的。是欧美买家带来的订单压力，是严苛的质量标准、准时交货、快速响应，一点一点把义乌商人逼成了全球供应链里无可替代的节点。创新药是同理，百济神州、康方生物能在海外市场立足，是因为它们通过了FDA、EMA的检验，不是因为国内竞争对手被挡在门外。比亚迪今天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靠的是在国内市场与特斯拉、大众的真刀真枪竞争中打出来的成本控制能力，不是在没有竞争的池塘里养出来的温室花朵。

DeepSeek是最新的、也是最有力的例子。2025年初，这家用远低于美国顶级实验室的算力成本，训练出了在多项测试中与GPT-4比肩的大语言模型，全球震动。这个成就是怎么来的？恰恰是因为算力受限。正是因为拿不到H100，DeepSeek的工程师被迫在算法上死磕，开发出了混合专家架构的高效训练方法，用有限的算力撬动了不成比例的模型能力。约束变成了创新的母体。

DeepSeek的突破，和华为昇腾在算力禁运后市场份额上升，是两件完全不同性质的事。前者是能力的涌现，后者是空间的填补。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是当前很多“算力战争”讨论里最大的认知陷阱。

承认开放产生竞争力，还需要面对一个更挑战常识的推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用数据实证了一个“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与其在这个领域的完全自主可控，两者难以兼得。竞争力越强的产业，脆弱性越高：日本、韩国半导体举世无双，半导体也是它们对外依赖最深的领域；法国空客称霸全球，航空零部件进口集中度同样高居前列。这不是个案，是结构性规律。

这个规律用来理解当前的算力困局，会有别样的答案：深度分工是竞争力的来源，完全自主可控的代价不只是短期的经济损失，而是竞争力本身的退化。

美国理解这个悖论，所以它的解法不是消灭依赖，而是把依赖对象从市场转移给政治盟友。今天获准购买H200的10家中国企业，正是这个逻辑的产物：管制松绑，不是因为技术自立了，而是因为谈判桌上达成了新的交换条件。

谁在埋单

管制红利有受益者，就一定有埋单人。

埋单的是产业链中下游那些正在认真做AI创业的企业。它们需要算力，但算力因为管制而价格高企；它们需要现金流，但向大平台交付服务之后，账期往往长达180天以上；它们需要融资，但一级市场的情绪随时可能转冷。三件事同时压下来，靠管制红利赚得盆满钵满的铲子供应商和囤积者不会感受到，但每一家认真做产品的AI初创公司都感受得到。算力贵、账期长、融资难，这三重压力同时作用于同一类企业，不是偶然，是制度性成本叠加的结果。管制红利最终是一种财富转移：从有真实创新需求的企业，流向了占据垄断地位的供应商和囤积者。这个过程不产生新的社会价值，只是把财富从效率更高的使用者，转移给了效率更低的占有者。

H200解禁的消息让部分问题有了缓解的可能，7.5万块H200进入中国市场，是真实的算力补充。但对寒武纪和华为昇腾来说，这条消息的含义截然不同。消息一出，寒武纪、海光信息等国产芯片股的股价随即出现明显回调。资本市场的反应比任何分析报告都更直接：管制红利的来源一旦松动，租金就开始消散。

这个时机格外耐人寻味。就在几天前，寒武纪刚刚公布2026年一季报：营收28.85亿元，同比增长159%，股价一度冲到1966元，距离2000元大关只差一步。数字依然亮眼，但市场已经嗅到了换挡的气息：去年上半年动辄超4000%的爆发式增长不会再有了。市场正在从“稀缺驱动”转向“竞争驱动”。

这个转变，正是管制红利逻辑的终点。稀缺制造了租金，竞争会把租金逐步收回。真正的问题是：在稀缺保护的这几年里，寒武纪和华为昇腾有没有把租金转化为真实的技术能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竞争来临是磨刀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竞争来临是清算日。

我们愿意相信是前者。中国产业史上从不缺乏这样的先例：被逼到墙角的企业，往往能爆发出在温室里不可能有的韧性。义乌商人在最挑剔的全球买家面前练出了供应链能力，比亚迪在特斯拉的正面压制下打磨出了成本控制的极致。股价的承压，如果能转化为技术升级的动力，那才是管制保护这几年真正留下的遗产。

H200进场，竞争来了。这未必是坏事，竞争对真正有能力的企业来说从来不是坏事。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本周二，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尔特曼在他与埃隆·马斯克的官司中出庭作证，为自己的商业操守进行辩护，并反驳了此前针对其领导能力的负面证词。眼下，OpenAI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

全球首富马斯克正试图通过这起民事诉讼，将奥尔特曼逐赶出OpenAI管理层。他指控奥尔特曼背弃了双方共同创立OpenAI时的初衷。OpenAI最初是一家主要由马斯克出资创立的非营利机构，如今却已发展成为一家估值高达8,520亿美元的商业化企业。

此案在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的庭审已持续两周多。到目前为止，这两位科技巨头都没能展现出特别令人同情的一面。但相比之下，奥尔特曼面临的风险更高。

即便马斯克最终败诉，这场庭审仍会让外界进一步审视奥尔特曼在公司关键时期的领导能力。目前，OpenAI正面临与马斯克旗下AI公司以及另一竞争对手Anthropic的激烈竞争。Anthropic由七名前OpenAI高管创立。这三家公司目前都在推进IPO计划，IPO规模预计都将跻身历史前列。

在马斯克律师连珠炮般的质询下，奥尔特曼表示，他并不认同庭审中那些将自己描绘成不诚实之人的证词。

奥尔特曼说道：“我认为自己是一名诚实可靠的商人。”

陪审团此前已经听取了多位奥尔特曼昔日盟友和对手对其人品的评价。最终裁决仍有待揭晓，但此案带来的影响，可能波及甚广。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技术政策研究所主任莎拉·克雷普斯表示：“目前来看，这场诉讼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而在公众对AI的观感颇为负面、且似乎还在持续恶化的当下，我认为这对整个AI行业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针对奥尔特曼的证词，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热梗素材

这起诉讼指控奥尔特曼及其核心副手格雷格·布罗克曼欺骗了马斯克，违背了OpenAI创立之初“以公益方式守护革命性技术”的使命。诉讼称，两人背着马斯克悄然将OpenAI转向商业化盈利模式。马斯克则要求法院判令赔偿一笔数额未定的资金，用于资助OpenAI慈善部门的公益项目。

作为SpaceX、特斯拉（Tesla）等多家公司的掌门人，马斯克在旧金山湾区的陪审员中知名度很高；相比之下，尽管不少人知道ChatGPT，但在庭审开始之前，真正了解奥尔特曼的人并不多。

自庭审开始以来，有关奥尔特曼在OpenAI动荡任期内的种种证词，已经成了互联网笑料的主要素材。其中一份引发无数热梗的证据，是奥尔特曼与OpenAI高管米拉·穆拉蒂在2023年的一段短信对话。当时，奥尔特曼短暂被罢免首席执行官职务，他发消息询问事态是“向好还是向坏”？穆拉蒂回复道：“山姆，情况非常糟糕。”

陪审团已经听取了多名证人的证词，其中包括OpenAI前董事会成员海伦·托纳和塔莎·麦考利。两人谈到了2023年罢免奥尔特曼的决定。后来，在奥尔特曼官复原职后，她们也相继被逐出董事会。

在上周播放的视频证词中，托纳表示，罢免奥尔特曼的决定，最初源于OpenAI联合创始人、备受敬重的AI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主动联系董事会，表达了他的一些担忧。

托纳表示：“我们当时用的一个说法是，‘这是一种行为模式’，因此罢免他并非出于某个单一的原因。这种行为模式关乎他的诚实与坦率问题，以及他对董事会监督的抗拒态度。”

苏茨克维曾在那场未能成功的“罢免奥尔特曼行动”中扮演关键角色，但事后表示他对参与那场风波感到后悔。在周一的证词中，苏茨克维证实，他曾在2023年向OpenAI董事会提交过一份备忘录，称奥尔特曼故意挑拨高管内斗，并长期存在“持续撒谎”的行为模式，导致公司内部信任缺失、工作效率下降。

他还表示，后来自己改变了立场，并签署了一封支持奥尔特曼复职的公开信，试图避免公司因此垮掉。

奥尔特曼称，马斯克一直试图掌控OpenAI

这场庭审对马斯克而言同样存在风险。马斯克旗下火箭制造公司SpaceX计划于今年夏天启动IPO，这或将让他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

苏茨克维在庭审中表示，他早期非常钦佩马斯克的企业家精神，但当两人作为联合创始人开始共事后，马斯克一再要求获得OpenAI控股权的做法，“让我觉得咄咄逼人”。

OpenAI则认为，马斯克的指控不过是缺乏依据的“酸葡萄心理”作祟，意在打压OpenAI的快速发展，同时为他自己的AI公司xAI铺路。如今，xAI已隶属于SpaceX。

在OpenAI成立初期，奥尔特曼与马斯克都曾争夺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奥尔特曼在周二的证词中表示，他当时对马斯克试图进一步掌控OpenAI一事感到担忧。当时，OpenAI正致力于安全地研发一种能力超越人类的AI，即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AGI）。

奥尔特曼表示：“我们创立OpenAI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认为AGI不应该被任何一个人掌控，无论这个人的初衷多么美好。”

奥尔特曼描述了一个“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当时，我的一位联合创始人问马斯克先生：‘如果你掌控了OpenAI，那等你去世之后会发生什么？’”

奥尔特曼称，马斯克当时回答说，也许“OpenAI的控制权应该传给我的孩子”。奥尔特曼表示，这番话令他感到无法接受。

奥尔特曼还表示，马斯克向来“非常善变”，而且坚信只有他自己能做出正确决定。即便其他人无法理解，马斯克也坚信自己的判断“最终会被证明是对的”。 奥尔特曼称，OpenAI当年还面临另一项压力——马斯克曾多次试图推动由特斯拉收购OpenAI。但他认为，这一提议并不符合OpenAI的使命。

奥尔特曼在庭审中表示，OpenAI最终“通过大量艰苦努力，建立起了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公益组织”，并借此反驳马斯克关于他背离OpenAI非营利初衷的主张。

奥尔特曼补充道：“我想，马斯克先生确实曾两次试图毁掉OpenAI。”不过，随后马斯克的律师打断并提出异议，法官随后将这句话从庭审记录中删除。

在证词接近尾声时，奥尔特曼表示，在马斯克早期参与OpenAI事务期间，他对马斯克的评价极高，但后来随着马斯克撤回承诺和资金支持，“我感觉他抛弃了我们”。

他表示：“这件事让我非常痛苦。”奥尔特曼称赞马斯克是OpenAI的“关键贡献者”，并认为，马斯克之所以离开OpenAI，是出于嫉妒，当时他正筹备推出一家竞争性AI初创公司。（财富中文网）

本文记者O’Brien从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供稿。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随着2026届毕业生在这个毕业季陆续走上典礼舞台，AI或许已成为现场最难回避的话题。AI有望带来巨大的创新机遇，但与此同时，它也让许多年轻人开始焦虑：自己的职业前景是否会受到AI的冲击？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中，四年的大学苦读是否依然值得？即便是《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CEO们，也仍在摸索如何让AI发挥出实质性作用。

当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首席执行官埃德·巴斯蒂安着手准备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演讲稿时，他也曾尝试借助AI走捷径以节省时间，但最终发现生成的内容乏善可陈。

巴斯蒂安周一向埃默里大学的毕业生们表示：“在准备这篇演讲稿时，出于好奇，我曾试着让AI帮我生成一版演讲稿，它的生成速度之快、过程之简便，令我大为震惊。”

“但我也注意到，它缺乏灵魂与温度。那并非我本人的心声，也无法表达我对于能向成千上万名毕业生分享人生感悟的感激之情。你们想倾听的是我本人的心声，而不是某个‘算法版’的我。”

因此，这位68岁的首席执行官最终彻底放弃了那篇由AI生成的内容平淡乏味的演讲稿。

他说道：“所以别担心。我已经把那篇稿子扔掉了，拿起纸笔亲自来写。”这番话也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埃德·巴斯蒂安给Z世代的建议：守住真实的自己，不要总想着走捷径

在企业越来越多借助AI提升生产效率的时代，一些高管甚至开始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例如，Klarna和Zoom的首席执行官都曾尝试使用AI虚拟形象和智能体，让它们代替自己参加会议或传达信息。

然而在巴斯蒂安看来，AI的最佳用途是辅助工作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取代员工。他告诉毕业生，真实与品格，依然是科技最难复制、也最值得守护的品质。

他对毕业生们说道：“你们最重要的资产，就是自己的声誉。那是你们的个人品牌，是你们的立身之本。而唯一可能毁掉它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一观点所反映出来的理念，正是支撑巴斯蒂安在美国企业界一路成长的处世哲学。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普华会计事务所（Price Waterhouse，现为普华永道（PwC））的审计师岗位，随后曾在百事公司（PepsiCo）任职。1998年，他加入达美航空，担任财务副总裁；到2005年升任首席财务官。十年后，他晋升为首席执行官，并带领达美航空蜕变为航空业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市值超过450亿美元。

但巴斯蒂安也表示，随着职位的晋升，他逐渐意识到，真正持久的成功绝非走捷径可得。

他表示：“顺境之中难见品格。唯有在时局艰难、决策不易时，才能彰显出人格品质。很多时候，做正确的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明智的投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面临许多重大决策。我必须承认，有时候，走捷径或者按下那个‘快捷键’确实很有诱惑力。但那样做，永远无法带来真正持久的成果，也无法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达美航空CEO：人际交往能力优于技术能力

在巴斯蒂安看来，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身边的人始终是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

今年早些时候，他在接受《财富》杂志主编尚艾俪采访时表示：“我最想给大家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帮助你走到今天的人。”

在《Titans and Disruptors of Industry》播客节目中，巴斯蒂安表示，人们在谈论领导力时，往往会强调自信、自驱力、活力和远见，但如果缺乏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些特质的作用终究有限。

他表示：“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那就是谦逊。你要愿意多倾听、少说话，一定要对他们的付出心存感激，并能与身边的人共情相处。”

在对毕业生的演讲中，巴斯蒂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好奇心、谦逊、感恩和修养，与专业能力同样重要。但他也坦言，要真正做到平衡并不容易。

他对毕业生说道：“我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远比成功教给我的更多。真正的学习正是源于失败，自信也由此而生。所以，不要害怕放手一搏，要相信自己、为自己下注。”（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