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 预见能源，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预见能源
预见能源最新获悉，2026年5月14日晚，光伏龙头公司东方日升(300118.SZ)对外披露了其最新的高管任命结果，邱新先生正式出任公司总裁。
2025年亏掉28亿，组件毛利率跌成负数，两名副总裁接连离职，38亿募投项目两度延期——履新总裁的邱新，面对的不只是东方日升自己的情况，而是整个光伏行业在两年来的一场集体困境。当老牌光伏龙头把希望寄托在一位“尚德系”出身的营销老手身上时，这个问题值得一问：邱新到底能否为东方日升实现快速止血以及造血，恢复这家龙头企业的元气？
制造业的逻辑永远是卖得出货才有资格谈技术，但现在的东方日升恰恰卡在最尴尬的位置——技术有储备，却卖不动；卖得动的，又不赚钱。
2025年全年亏损28.27亿元，今年一季度再亏3.61亿元。更刺眼的是另一组数据：去年太阳能组件板块毛利率为-7.41%。这意味着一家以组件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每卖出一块组件都在倒贴钱。尽管2025年末组件产品库存同比减少了34.74%，但销售规模也在同步萎缩——全年仅实现9.83GW组件销售，同比下降超过四成。以销定产的策略确实在降库存，但代价是出货量的腰斩。
而邱新恰恰是带着“卖货销冠”标签回来的。
51岁的邱新，在光伏圈摸爬滚打超过二十年，履历是绝对的华丽。起点是无锡尚德的营销部门——尚德在2013年破产重整之前，曾是全球光伏组件出货量的绝对霸主。后来他先后担任海润光伏的董事、总裁，2018年第一次进入东方日升，担任营销中心副总裁。2021年通威大举进军组件市场时，他被挖去做组件全球营销总经理，一干就是四年，主导了通威组件从零到全球前十的过程。
今年5月14日，公司董事会正式官宣邱新回归出任总裁。这不是一场临时救火，更像是一场按计划推进的管理换血——此前担任总裁的伍学纲和担任副总裁的王翼飞任期届满卸任，雪山行不再担任副总裁但仍留任公司。邱新在正式任命前就已到岗开始磨合。
但邱新上一次在东方日升做的是副总裁，只管营销。如今他统管全局，要面对的不只是把产品卖给谁的问题，而是这家公司还有没有利润可做的问题。
邱新面前有两张牌可以打，但每一张都藏着暗雷。
第一张牌是异质结。HJT是东方日升过去五年最重要的技术赌注，伏曦系列产品累计出货量已突破12GW，钙钛矿/晶硅异质结叠层电池转换效率达到了30.99%，50μm超薄P型HJT电池已经实现小批量多批次交付。今年4月，公司刚拿下了华能1.2GW异质结组件大单。同时它还入围了中国电建31GW年度组件集采，拿下了HJT专项标段。
预见能源认为这些订单说明了，至少东方日升的技术底子仍然在。
但问题的症结在另一个方向——生产。2022年披露的38亿元募投项目，已经连续两度延期。2024年8月第一次推迟，今年3月再次推迟至2026年12月31日。公告的解释是“对异质结制造工艺迭代和建设成本提出新预期”，预见能源分析，基于目前状况，其实现在不是扩产的好时候，投下去可能亏得更快。截至2024年6月末，5GW异质结电池片和10GW组件项目的投资进度只有60.58%。比技术突破遇阻更难解决的问题，是企业对自身投入力度的信心不足。
第二张牌是储能。2025年公司储能业务实现营收17.43亿元，毛利率19.57%。国内工商业储能出货量同比增长307.2%，全球业务同比增长86.6%，公司全年累计储能交付项目超过800个，覆盖欧美、亚太、非洲等多个区域。在目前亏损的背景下，储能是还站在正收益一端的板块。
但17.43亿元的营收，在公司125.84亿元的总盘子中占比不到14%。储能短期内撑不起一家百亿营收体量的制造企业。指望储能填补组件业务近三十亿的亏损缺口，显然不现实。
但其实，这两张牌算不上大小王，而是同样难走的两条路。放手押注HJT产能扩张，可能带来更大的财务压力；过度依赖储能，又会把主战场拱手让人。
预见能源认为，当前的行业环境对邱新并不友善。这不是东方日升一家的问题。
2026年一季度，98家A股光伏上市公司中有59家营收同比下滑，38家出现亏损。天合光能2025年亏损70.31亿元，隆基绿能和晶科能源在组件环节同样挣扎。通威股份一季度亏损24.44亿元，但环比减亏幅度超过四成，说明行业整体亏损收窄的趋势已现。组件价格在2026年一季度也出现了小幅回升。
但行业仍处于“亏损收窄、尚未出清”的阶段，华能1.2GW大单也好，中国电建框架入围也罢，这些中标本质上解决的是“有没有饭吃”的问题，而不是“吃得好不好”的问题。在组件价格依然低于综合成本线的情况下，大规模集采不等于大规模盈利。
东方日升并非对这一切毫无准备。去年公司通过销售1.06GW光伏电站回笼了大量资金。一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转正到1329.77万元，相比去年同期-1.06亿元的失血状态有了明显改善。
但这些财务操作终究是止血手段，不是造血。
邱新上一次在东方日升任职时，分管的是营销，但那是2020年前后光伏行业尚未陷入价格战的黄金期。四年后在通威历练完回来的邱新，面临的游戏规则已经完全不同：产能过剩成为行业常态，价格战打到每一家头部企业都在流血求生。
在预见能源看来，一个多年深耕营销端的老将能走多远，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他能做的，是在行业仍未止跌的窗口期里，让一家曾经以技术见长的公司，重新学会在财务底线不被击穿的前提下卖货。但在组件毛利率-7.41%的今天，这本身就是一场悖论。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
（本文作者为 预见能源，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预见能源
预见能源最新发现，华电新能密集投资成立了超过20家新能源公司，覆盖西藏、四川、福建、山西、内蒙古等十余个省区市，持股比例普遍在90%以上，注册资本最高达2亿元。
与此同时，2025年，“五大六小”发电集团新成立的新能源公司数量从上一年的约1590家锐减至850家，国家电投、华能等头部企业的收缩幅度尤为明显。
同一时期，一边是同行集体踩刹车，一边是这家刚上市不久的央企持续加码。这种反差背后，是华电新能一套完全不同的打法。
华电新能新设的20余家公司并非抢占资源式的跑马圈地。
预见能源简单罗列了下，理塘华电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对应的是西南高海拔区域的光伏开发任务；华电朔开（朔州市经济开发区）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95%，指向山西朔州集中连片基地化项目；华电（重庆涪陵）新能源有限公司、华电（思南）新能源有限公司则分别卡位重庆和贵州的区域布局。
华电新能这轮布局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地区分布广但目标明确，不追求遍地开花，而是卡住几个关键区域——西南的水风光互补、西北的沙戈荒大基地、东部沿海的分布式与海上风电。
除了地理位置上的分析，华电新能新成立这些公司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是每个法人主体背后都绑定了一个具体规划项目、一套明确的时间表和经过测算的收益率模型。
据悉，华电新能对新公司普遍保持绝对控股，其中半数实现100%全资持有。这种高持股比例的安排，意味着华电新能对这些项目的开发节奏、技术路线和并网时间有完全的控制力。
预见能源认为，行业在从“圈地”转向“精耕细作”的过程中，子公司数量多少本身不再说明问题，关键看这些公司承载的项目能级和实际推进效率。
再看华电新能的财报表现，2025年，华电新能控股发电项目装机容量达到9737.91万千瓦，新增装机2876.19万千瓦，新取得核准/备案容量5255.23万千瓦，在建项目规模2466.74万千瓦。单从规模增长看，表现亮眼。
但利润表给出了不同的信号。公司归母净利润72.63亿元，同比下降17.76%。这背后是投产装机规模扩大带来固定资产折旧及运营成本增加，市场化交易及结构性因素导致综合平均电价同比下降，加上消纳不足及四季度气候原因发电量不及预期，一连串因素共同压低了利润。
不过，华电新能也在试图改善利润情况。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不低于6.5%的投资红线，公司同样在遵守。这意味着每一块新上的装机容量，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测算。
比如，电站在西北沙戈荒地区是否配套了足够的外送通道，在西南水风光基地能否通过多能互补实现协同降本，在东部沿海地区能否获得绿电溢价。
此轮，华电新能在内蒙古腾格里清洁能源基地的项目规划共1600万千瓦，其中风电400万千瓦、光伏800万千瓦，配套400万千瓦常规电源。在大基地项目中绑定常规电源，目的是锁定特高压外送通道的消纳能力。
华电新能赌的不是装机冲动的延续，而是通道资源的提前卡位。
不过，华电新能面临的困难也不少。截至2025年底，公司累计储备核准/备案项目规模约1.3亿千瓦。但这批储备要转化为真实的发电量、电费和利润，还需要考量。这有赖于特高压通道匹配、消纳能力建设和区域电价风险管理三者的同步跟进。
从整体看，华电新能在绿氢方面的布局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风电和光伏。
据预见能源了解，内蒙古达茂旗20万千瓦风光电制氢项目、青海德令哈100万千瓦光储氢项目已投产运行，和林格尔数据中心绿色能源供给示范项目也于2025年投产。辽宁营口风电制氢项目计划投资37亿元，年产氢1.75万吨、绿色合成氨10万吨。
对企业的经济账来说，从卖绿电到卖绿氢，毛利率的提升空间明显。但是，从行业发展来讲，风光电制氢的经济性拐点还没有实质性地到来。制氢成本取决于电价和电解槽效率，而电价又受制于电力市场和消纳条件。所以，当前绿氢的生产成本仍然明显高于灰氢，大规模商业化需要政策补贴或碳价的支撑。
算电协同是当下最热门的，也是华电新能下注的另一个方向。在十五五期间，华电新能提出要加快布局零碳园区、虚拟电厂、绿电直连、算电协同等项目。作为例证，和林格尔数据中心绿色能源供给示范项目便是这一方向的初步尝试。数据中心的高耗电负荷，与新能源发电结合可以实现就地消纳，减少电网输送成本。但这类项目的复制推广受到数据中心选址、电网接入条件和绿电价格的多重限制。
在最后，预见能源想试着分析一下为什么华电新能会选择逆势扩张？尤其是在五大六小集体收缩的背景下，华电新能为何敢于反其道而行之？
答案并非单一，而是“补短板”与“找新路”的双重驱动。
首先，华电新能在新能源赛道上的“迟到”是客观事实。
相比国家电投早早完成清洁化转型、国家能源集团凭借庞大火电和煤炭资产托底，华电集团的传统优势在于水电和火电。华电新能作为集团的新能源整合平台，长期存在装机规模偏小、风光资产分散的问题。
2023年上市后，华电新能才真正获得资本市场的融资通道，叠加华电集团将旗下新能源资产分批注入，客观上形成了“上市即赶路”的局面。
当同行进入存量优化阶段，华电新能仍处于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小规模走向规模化的爬坡期。因此，这20多家新公司的密集成立，实质是补历史欠账。
其次，行业盈利逻辑变了，华电新能必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过去，新能源公司靠补贴和保价收购就能获得稳定回报。如今，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推进，新能源电价波动加剧，单纯的发电销售已经难以维持高利润。华电新能的利润下滑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装机增长未能带来利润同步增长。
面对这一困境，华电新能主动向产业链后端延伸——绿氢、算电协同、源网荷储一体化，本质上都是在重构收入结构，从“卖电”转向“卖绿证、卖氢、卖算力服务”。这类新业务虽然商业化拐点尚未到来，但提前卡位可以抢占稀缺的通道资源和应用场景。
第三，华电新能的逆势扩张，也离不开华电集团的托底和央企的融资优势。
相比于民营企业受制于现金流，华电新能作为央企上市平台，可以获得低成本融资和集团内部的资产注入支持。这意味着，即便短期利润承压，华电新能仍有能力完成大规模投资，而不必像部分同行那样因负债率或投资回报率考核而主动收缩。
综上，华电新能的反向操作并非简单的激进扩张，而是一场“补课+转型”的组合拳。补的是规模短板，转型的是从单一发电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角色跃迁。
如果这一战略能够顺利推进，华电新能将有可能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利润的反转；反之，若新业务迟迟无法商业化、电价持续承压，则可能面临规模越大、负担越重的困境。
预见能源将持续关注并报道华电新能的动向。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
（本文作者为 象先志，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象先志
百度又调整了AI组织。
最新变化是，设置百度模型委员会BMC。此前新成立不久的基础模型研发部BMU、应用模型研发部AMU，将向BMC 汇报；相关部门同时仍向百度CEO 李彦宏汇报。
按照公开信息，BMC 的成员由年轻、对大模型有深刻理解的研究员构成，将统筹百度大模型基础模型和应用模型的研发工作。
BMC在BMU和AMU之上加了一个统筹协调层，标志着自去年成立模型研发新部门之后，这套组织架构正式成型。
这次调整的真正含义是：李彦宏正在百度内部画出一块AI自留地。
这块地更年轻，更贴近大模型研发一线，也拥有一条更短的决策链路。它要绕开的，正是百度过去很多年里反复暴露出来的老问题：机会如雨点撒来，但百度都一闪而过。
百度从来都是一家先知先觉的公司。
在中国互联网公司里，百度是最早系统性押注AI的公司之一。无论是智能音箱、自动驾驶，还是后来的大模型，百度都不是等别人跑出结果后才仓促跟进。很多时候，李彦宏对技术趋势的判断甚至是偏早的。
但这也正是百度最尴尬的地方。
如果一家公司一直没有看见趋势，它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一家公司总是很早看见趋势，却总是在结果出来时显得落后，问题就复杂得多。
百度过去几年被反复概括为“起大早，赶晚集”，这句话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击中了百度AI叙事里的核心矛盾：方向感并不差，交付结果却总是不够硬。
李彦宏很早强调AI，很早讲智能体，也一直试图把AI竞争从单纯的模型能力，拉向应用和生产力。但问题在于，百度交出来的产品和模型，很多时候没有撑住他的判断。
最典型的例子，是过去两年关于开源和闭源的争议。
李彦宏曾经因为开源模型没有机会、闭源模型才有前途的判断，被外界反复讨论。但如果把视角从国内舆论场拉到全球大模型商业化，这个判断并非完全站不住。
OpenAI、Anthropic、Google等公司所代表的主流商业模型路径，本质上都在证明这点。闭源模型可以形成壁垒、价格体系和商业收入。
今天再看，国内大模型公司的开源和商业化策略也并不是简单地一路开源到底，阿里调整开源策略，豆包准备实行付费计划。
如果文心大模型在能力、体验和行业口碑上都明显领先，李彦宏关于闭源的论断会显得顺理成章。但当外界感知到的是文心没有足够强的统治力时，一个本来可能成立的商业判断，就反过来变成了嘲弄的物料。
这说明李彦宏的问题未必是完全看错了方向，而是他可能高估了百度自身的模型能力。
高估从哪里来？很大程度上来自组织内部的信息输入。
一个CEO对公司核心能力的判断，不可能只靠自己坐在办公室里试产品。他依赖汇报，依赖内部评估，依赖层层传递上来的研发进度、模型指标、产品反馈和竞争判断。
如果这些信息被组织惯性过滤和包装过、乐观化过，最终到达他面前的就不是真实世界里的百度。
这就是理解BMC的背景，也是理解BMU和AMU的背景。
BMC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汇报关系和“年轻研究员”。
这几个字比“委员会”本身更重要。因为它说明百度并不只是想用一个更高层的管理人员做协调，而是在试图让真正理解大模型的一线技术人员，进入更靠近决策中心的位置。
这背后至少有三层含义。
第一，百度希望减少传统管理链条对技术判断的过滤。
大模型研发不是一个适合层层转述的领域。模型路线、训练数据、算力分配、后训练策略、应用反馈，每一个环节都变化很快，也都非常依赖一线判断。如果决策层听到的主要是经过多层加工的总结，很容易错过真正关键的技术细节。
让年轻、懂模型的研究员进入BMC，意味着百度希望把一线研发判断抬到更高位置。它并非单纯的年轻化姿态，而是试图改变信息抵达李彦宏的方式。
第二，这接近AI创业公司的组织气质。
过去几年，全球最强的一批AI公司，很多并不是传统大公司的典型组织形态。它们的核心技术判断，经常来自非常靠近模型训练和产品迭代的一线团队。研究、工程、产品、商业化之间的距离很短，方向错了可以快速改，能力不足也很难被长期掩盖。
国外巨头基本没有做模型的声量，能力限制和主动选择都是因素。唯一做出成绩的谷歌，也依靠DeepMind作为相对独立的研发设施。
百度作为一家成熟大公司，很难完全复制创业的结构。但BMC至少是在向这个方向靠近：让模型研发不再完全沉在既有组织层级里，而是形成一条更短、更直接的路线。
第三，这是对百度过去内部信息链条的一种修正。
如果百度过去的问题是“起大早，赶晚集”，那它要反思的就不能只是战略层，而必须反思执行层、反馈层和判断层。李彦宏需要知道真实的模型能力到底在哪里，真实的产品体验到底如何，真实的竞争差距到底有多大。这些信息越经过层层汇报，越容易失真。
BMC的设置，本质上是在缩短这个距离。
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个更微妙的信号：百度传统AI 技术体系长期与王海峰相关，但BMU、AMU以及现在的BMC，都是直接面向李彦宏的大模型线。它至少说明，李彦宏希望把大模型研发从百度既有技术管理体系里单独拎出来，形成一条更短、更直接的决策链条。
BMU和AMU本来就不应该是割裂的。
BMU做通用基础模型，AMU做更贴近应用的专精模型和能力。表面上看，一个偏底座，一个偏场景；但在大模型时代，两者天然互相依赖。
一个编程类应用能不能做好，不只取决于应用层怎么设计，也取决于基础模型在代码能力上的起点。这个起点又会反过来影响训练数据权重、评测体系和模型路线。
如果基础模型团队只追求通用指标，应用模型团队只在后端补能力，两者之间就会出现断裂。BMC的价值正在于此：它试图把基础模型研发、应用模型研发和业务落地放进同一套统筹机制里。
所以，BMC、BMU和AMU更像是一种内部创业机制。
李彦宏在百度内部画出一块AI自留地，因为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原有组织体系很难自然长出他想要的大模型结果。既然这套现有体系靠不住了，那就试试以内部创业的形式搞某种程的“单干”。
在Create 2026上，李彦宏对外抛出了另一个概念：DAA，Daily Active Agents，日活智能体数。
李彦宏想表达的是，AI时代不能只看有多少人烧了多少token，更要看有多少智能体在替人完成任务。移动互联网时代，DAU是一个核心指标；但到了智能体时代，Agent就是参与主体。
这个方向有启发。
如果AI的价值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替人执行任务，那么衡量标准确实应该从“人访问了多少次”，转向“机器完成了多少工作”。在这个意义上，DAA是百度试图为智能体时代提出一套新计分方式。
但 DAA也有问题。
agent本质上仍然是被赋予一定智能的程序。只要愿意拆分、部署和运行，agent的数量可以被迅速做大。一个agent 是否真的创造了价值，不能只看它是不是“活跃”。
相反，低质量agent甚至可能制造噪音。
社交媒体上的AI评论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它们表面上增加了互动，实际上却未必提供新的信息、经验和判断。用户之所以看评论，是为了获得自己单独思考时无法得到的补充。
如果评论只是大模型可以随手生成的套话，它增加的是注意力负担。我要看AI回复，那我直接问AI不就行了。而且大概率用来跑agent 的不是最顶尖的模型，我自己问，想问opus 4.7就问，想问gpt5.5 也行。
李彦宏说token 代表成本，不代表产出，这话有一部分道理。token消耗本身确实不能说明任务是否完成。但反过来说，token 是付费资源，是实实在在的成本。
企业和用户愿意持续为token买单，已经说明它在某些环节创造了价值。钱仍然是最有效的衡量尺度之一，付费就是最强的产出认可度。
DAA 可以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百度争夺AI应用时代话语权的一次尝试。
它和BMC放在一起看，才更有意思。
Create 2026上，百度对外说的是：AI竞争不应该只看模型榜单、参数、token和聊天机器人的DAU，而要看智能体是否真正完成任务。
这是百度想重新定义外部比赛规则。
BMC则是百度对内做的动作。如果未来竞争真的要看智能体能否持续交付，那么基础模型、应用模型、训练路线和业务落地就不能彼此割裂，并且要用另起炉灶的方式保障资源、效率和信息传递。
这是李彦宏在重组内部参赛队伍。
但百度这里缺了一环，原生AI应用场景。
百度App、搜索、百度网盘、百度文库，都有用户、有数据、有场景。问题在于，这些产品大多形成于上一代互联网周期。它们的功能、用户心智和商业模式早已成型，AI可以改造它们，但这种改造更多是在既有功能上的增强。
秒哒、DuMate、伐谋、一镜，构成了百度在Create 2026上展示的智能体矩阵。它们让百度的AI应用叙事变得完整：有通用智能体，有代码智能体，有决策智能体，也有数字人智能体。但它们还需要证明自己是稳定、高频、能充分激发付费能力的真实应用。
组织可以重建，应用场景不能靠组织架构自然长出来。
这是BMC的边界，也是百度接下来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
（本文作者为 达摩财经，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达摩财经
东方嘉富人寿再度进行人事调整。
5月13日，东方嘉富人寿发布公告称，自2026年4月28日起，何欣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由童超接替董事长一职，目前任职资格待监管审核。
早在2024年1月，何欣便被选举为公司董事长，但其任职资格直到去年11月才获批，等候审批时间近两年，而正式履职仅半年左右便遭更替。
对此，东方嘉富人寿表示是根据股东方的工作安排。从履历来看，两人均来自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方”）。
公开信息显示，何欣出生于1982年，擅长财务审计工作，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澳大利亚会计师公会会员资质。曾长期在普华永道系统任职，历任审计员、高级审计员、经理、高级经理等职务。2017年加入浙江东方，2022年10月进入中韩人寿（东方嘉富人寿前身），担任董事。现任浙江东方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新上任的童超出生于1984年，是一名具备财务、合规、法律经验的“多边形”选手。除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外，还拥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和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曾就职于阿里巴巴集团法务合规部、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合规部，并曾在多家中资及外资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现任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此番董事长的更迭，不仅是浙江东方内部轮岗调整的结果，也是对东方嘉富人寿新一届班子的针对性布局。
就在今年3月，东方嘉富人寿总经理刘大勇的任职资格获监管核准。同样为“80后”的刘大勇是保险行业“老将”，曾就职于阳光保险、弘康人寿保险、合众人寿保险等公司，工作内容涉及战略创新、市场企划等领域，更擅长公司整体的经营和战略规划。
从各自擅长的领域来看，“童刘配”的新班子显然是从业务发展和风险合规管控两手抓。这对于长期亏损、资本补充压力攀升的东方嘉富人寿而言，针对性较强。
东方嘉富人寿前身为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贸”）与韩国韩华生命保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韩华生命”）共同于2012年11月30日注册成立的中韩合资寿险公司，成立之初，双方各自持有50%股权。
浙江国贸实控人为浙江省国资委，属于国有独资公司；韩华生命隶属于韩国韩华集团，是韩国头部寿险公司。
依托对等股权结构，中韩人寿自成立起便形成了中方股东委派董事长，韩方股东委派总经理的治理格局，由夏晓曙、丘暾完分别担任首任董事长、总经理。
由于两家股东企业属性、经营理念、战略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加之对等股权无法让任何一方拥有单独决策的权利，中韩人寿陷入了长期的“内部拉锯”。
多家媒体曾报道，中韩两大股东在治理策略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中韩人寿时任董事长夏晓曙曾公开表示，韩华生命希望用10到12年的时间实现盈利，而浙江国贸则将底线控制在8年。
销售策略方面，浙江国贸主张快速布局电销、网销等新渠道，韩华生命则认为早期要先银保、团险等传统渠道，专心培育团队建设，后期再逐步扩大新渠道。
从最终落地结果来看，这些分歧都以韩方妥协收尾。2014年中韩人寿便开始筹备搭建多渠道网销模式，且在成立第八年的2020年实现了816.36万的净利润。
经营理念的分歧并没有因为其中一方的妥协而消失。
2017年，浙江国贸成功将所持有的50%股权转让给旗下子公司浙江东方。此后两年，中韩人寿开启了频繁的人事动荡。
尤其是一贯由韩方股东掌控的总经理职位，在2018年-2019年，由浙江东方、韩华生命轮流指派人员接任，先后进行了四次更迭（含临时负责人），最终由中方推荐的职业经理人桂文超正式担任。
不过这场人事动荡，在2022年中韩人寿股权结构重构后才真正平息。
2022年7月，经原浙江银保监局批复，中韩人寿注册资本从15亿元增加至30.012亿元，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增资。
此次增资韩华生命并未参与，全部新增股份由浙江东方及新引入的5家浙江省国资股东出资认购。
增资完成后，浙江东方以33.33%的持股比例跃升为第一大股东，韩华生命持股比例被稀释至24.99%。中韩人寿正式从中外合资险企转为国资控股险企。
次月，时任总经理桂文超便辞任，浙江东方派出张希凡接替总经理职位，直至去年8月，张希凡辞任后由刘大勇接棒。
浙江东方拿到控制权后，逐渐加深了对中韩人寿“国资化”治理，于2025年1月将中韩人寿正式更名为东方嘉富人寿。
大股东意见不合与管理层的频繁变动，进一步拖累了东方嘉富人寿的经营表现。公司成立14年来，有11年处于亏损状态，资本长期被消耗。
受寿险行业前期刚性投入大，利润释放周期长的特殊性，险企普遍存在“七亏八平”的行业规律。
东方嘉富人寿恰好卡在成立第八年，即2020年实现了816.36万元的盈利，但这份盈利动能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再度转亏。
在资本市场波动、早期销售的产品进入理赔期等因素的影响下，东方嘉富人寿2021年-2023年净利润分别亏损1.17亿元、2.98亿元、3.27亿元，亏损幅度逐年递增。
直到近两年业绩才得到改善，在2024年、2025年分别实现了1020.59万元、6008.07万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03.12%、488.69%。
不过，支撑盈利增长的核心主要来自于投资收益和成本的管控。同期，东方嘉富人寿的投资收益率分别为5.23%和4.48%，相较于2023年的0.03%有了很大提升；2025年，业务管理费更是直接同比减少了67.58%。
今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又重新回到了亏损状态，录得2620.65万元亏损，投资收益同比下滑77.65%至886.75万元。
与此同时，东方嘉富人寿的偿付能力压力也日渐凸显。2025年末，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11.00%。虽高于监管要求，但和2024年的213.56%相比几乎降了一半，为2017年以来最差水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为缓解压力，公司去年一季度通过发行14亿元的资本补充债券，将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拉升至334%，但在2025年末便已回落至222%，资本消耗速度显然较快。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