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08年的节目，从宦官童贯的崛起，来重新理解一个古今皆有的难题：为什么那些“特别好用”的人，最后常常也会变得特别危险？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8年，大宋大观二年，大辽乾统八年。
前年，天上出现了彗星，按照当时的理解，这是老天爷不满意了，给皇帝脸色看了。那宋徽宗怎么办？只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啊。比如上朝的时候也不敢坐到正殿里了，吃饭的时候减两个菜了，派人去把元祐党人碑给砸了，再把年号从崇宁改成大观了，等等。
那这么改正错误有效果吗？必须得有。这一年，先是大年初一，徽宗隆重地举行仪式，受“八宝”。说白了，就是皇帝给自己新刻了一套玉玺，不是一个，是八个。于是乎，又是大赦天下，又是给文武百官升职，这是当重大祥瑞办了。
还是这一年，有地方官报上来说：不得了了，我们这儿黄河居然变清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圣人出，黄河清”，黄河水变清，那不就是说当今皇上是顶级圣人吗？是一个重大祥瑞。
但是，玉玺，那是您自个儿刻的；黄河变清，这事在徽宗朝发生的频率格外高，地方官有没有虚报，也不好说。把这两条当成绩，说实话，有点勉强。但是这一年，大宋朝还真是有一件邦邦硬的成绩，军队在西北又打胜仗了。中原王朝从唐朝就丢掉的积石军，就是今天青海贵德一带，被收回来了。
这一仗其实赢得不容易。我们对宋朝军队的印象，往往是装备一流，而战斗力拉垮。但你看这一仗，战场是在青藏高原的边缘，从今天甘肃岷县往西，一直打到青海贵德，海拔大概是两千到三千米，后勤难度可想而知。大宋军队翻山越岭、跟熟悉当地地形的吐蕃人打，居然还能打赢，是不是还可以？
捷报传到开封，宋徽宗大喜过望。因为从政治上讲，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边境战争啊，而是又收回来一块汉唐故土，太给宋徽宗长脸了。来啊，赏！
赏谁啊？受赏最多的，是这一仗的最高负责人，宦官童贯。没听错，就是那个和奸臣宰相蔡京并称“六贼”之一的，宦官童贯。是不是有点意外？
这一年，童贯已经被破格封为节度使了。北宋开国一百多年来，从来没一个宦官在生前拿到过节度使的头衔。现在徽宗一高兴，为童贯把规矩给破了。
但是这还没完。5月初，因为打下了洮州，再给童贯加官；到了5月底，因为收复积石军，再给童贯加官。到最后，徽宗居然大笔一挥，要给童贯加一个“开府仪同三司”。这就有点过分了。啥叫“开府仪同三司”？简单说，就是虽然你不是宰相，给你一个宰相的待遇，当时人也称之为“使相”。
到了这一步，连宰相蔡京都看不下去了，出来拦了一回：不带这么干的，使相这种称号，怎么能给宦官呢？这道圣旨恕我不能接啊。
这就有意思了。别忘了，蔡京和童贯，这两个人本来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当年，蔡京之所以能当上宰相，就是因为走童贯的路子，给宋徽宗送字画。所以，当时有人管蔡京叫“公相”，童贯叫“媪相”。“媪”就是老太太的意思，童贯是宦官嘛，不男不女，所以叫媪相。在大家看来，你俩就是一对儿啊。
连蔡京都觉得给童贯封使相不行，你就想这事儿有多过分吧？但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童贯后面还要活18年，直到靖康年间才被宋钦宗砍了头。这18年间：先是三年之后，他居然代表国家出使辽朝；再后来，他不仅当上了“开府仪同三司”，而且居然被封为广阳郡王，成了宋代唯一一个被正式册封王爵的宦官，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非常罕见。所谓“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当然，最后也是这位童贯，参与主导了一系列的战略失误和战场挫败。北宋最后的灭亡，童贯可是重要责任人。
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年——1108年，宋徽宗开始破格封赏童贯。是他亲手打开了一个瓶子，放出了一个魔鬼，然后再也收不回去了。
那我们就要追问了：东汉的宦官之祸、唐代的宦官之祸，都血淋淋地写在史书里，你宋徽宗没看见吗？宋朝的制度也是非常提防宦官的，但怎么到最后，还是搞出了童贯这么一个军权超级大、爵位超级高，最后还闯出了一个滔天大祸的大宦官呢？宋朝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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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贯是宦官。那我问你，你对宦官是什么印象？尖嘴猴腮？皮肤白净？嗓子尖尖的？阴柔谄媚？不学无术？
反正，你要拿这些印象来对童贯，你会发现，一条都对不上。
先说长相。童贯的身材高大魁梧，眼神锐利有神，下巴上居然还长着十几根胡子，皮肉硬得像铁。这男性荷尔蒙也是够强悍的。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个长着胡子、膀大腰圆、走路虎虎生风的人，走在街上，谁能认出来他是宦官？
不仅如此，童贯还非常有胆色。几年前，童贯第一次跟着大将王厚出征。眼看就要开战了。京城的宫里突然失火，徽宗觉得——呀！兆头不好吧？赶紧，快马加鞭给前线下了一道亲笔诏书：千万别出兵啊。童贯是宦官嘛，是从皇帝身边派到前线的，所以这封诏书就先送到了童贯手里。童贯打开看了一眼，也不传给主将王厚，直接把诏书往靴子里一塞。王厚还问呢：“上面写的什么啊？”童贯说，“嗨，皇上就是催我们赶紧打赢。”然后大军就照常发动了，也果然就打赢了。
你想想看，童贯当时的角色是什么？是监军啊，是在军队里代表皇帝看着将领的啊，他最应该坚决执行皇帝的意志。但他居然敢扣押皇帝手诏，强行把仗打了，说他个假传圣旨也不过分吧？请注意，这可不仅是个胆量问题。难就难在，童贯能判断：第一，这一仗必须打，机不可失；第二，这一仗能赢；第三，如果赢了，皇帝也不会因为我不听话而怪罪我。果然，徽宗后来听说前线打胜仗了，居然真的就没生气，反而给童贯升了官儿。什么叫胆色？有勇气，还要有智谋，还要有担当，童贯这表现，就是啊。
童贯是真能打仗。1103年他和王厚一起收复河湟四州；1108年，他拿下积石军；从1114年到1119年，童贯又主持对西夏用兵，一直打到西夏求和；1121年他还成功镇压了方腊起义。这份儿军功，即使放在武将堆里，即使放在整个宋朝历史上，也是闪闪发光的。
而且，童贯的性格应该也还不错。史书上记载的是这么六个字：“有度量，能疏财”，说白了，有点江湖义气，出手也大方。
如果不是1122年之后，他联合金朝北伐辽朝，最后葬送了中原，如果1120年，童贯就死了，他留在历史上的印象，可能还真就不错。
可问题来了：童贯有本事归有本事，但他终究是个宦官啊。让宦官带兵，这是徽宗的发明吗？不是。这是宋朝的传统。
比如，宋太宗的时候，平定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大宦官王继恩领的兵；宋真宗的时候，名将当中有一位秦翰，也是宦官。到了宋神宗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的五路伐夏的主帅之一李宪，也是宦官。而童贯，就是出自李宪的门下。
说来也是奇怪，宋代的皇帝怎么这么大胆子？敢用宦官掌握武装力量？唐朝的宦官之祸，就是这么来的。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皇帝不放心武将了，就把中央禁军——那个时候叫“神策军”的兵权交给了宦官。结果呢？结果中晚唐的时候，宦官渐渐得势，甚至掌握了皇帝的废立，甚至干脆就敢随意杀掉皇帝。唐宪宗，就是那位搞过所谓“元和中兴”，把藩镇收拾得服服帖帖的皇帝，这么一位有为之君，最后糊里糊涂死在宦官手里。几年之后，唐敬宗，喝醉了酒，突然屋子里的蜡烛就灭了，然后一帮宦官一拥而上，就把皇帝杀了。唐敬宗这个时候才18岁。
敬宗死了之后，唐文宗继位。有一次唐文宗跟手下的学士闲聊，就问：哎，你觉得，如果拿前代的皇帝打比方，我算是什么样的皇帝？学士当然得拍马屁啊，就说，那肯定得是尧舜这样的，才能比得上您啊。文宗叹了口气说，我哪儿敢比尧舜？我能比得上周赧王、汉献帝就不错了。学士大惊失色，别别别，那都是亡国之君，那怎么好跟您比？文宗说，周赧王和汉献帝不过是被诸侯欺负，我还不如他们呢，我是被自己家的家奴欺负。说完了，君臣二人是相对垂泪。
我们现在讲的宋徽宗这一段，距离那次唐朝的君臣大哭，还不到300年，他怎么就不接受教训呢？
宋朝士大夫对宦官掌兵的危害，其实认识得很清楚。刚才我们说到的李宪，算是名声比较好的宦官，宋神宗用他带兵，有士大夫就说了，“宦官带兵，打了败仗就算了，他要是打了胜仗，那闯的祸可就大了。”对啊，他要是打赢了，那宦官带兵就会越来越多，那对国家正式制度的破坏就会越来越严重啊。
但是，宋神宗听不进去。为啥听不进去？主要两个原因。
一是，他们实在是离不开宦官。满朝文武官员，都有可能结成网络，营私舞弊，直到犯上作乱。而用宦官的风险就要小很多。
这个原因，我在公元1013年那期节目里分析过。简单说就是，宦官没有独立的社会网络。你想啊，即使同样是皇宫里的奴才——宫女——她们在家有父母兄弟姐妹，将来年纪大了，放出宫去，也会有丈夫孩子，她还是会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网络里。但宦官不行，因为挨了那一刀，他们入不了宗祠，也没有子女，士大夫也看不起他们，他这一辈子就只能跟皇帝绑在一起。皇帝一句话，他可以富贵到极点；皇帝一句话，他也可以瞬间被扔到深渊。中间没有任何缓冲。所以，宦官只能是皇权的附庸，皇帝用起来相对放心。
我说个场景你就懂了：一个武将如果立了很大的军功，皇帝其实就不怎么动得了他了。为啥？因为他长出了自己的社会网络。他会有死心塌地的部下，他还有普遍的社会声望。即使退休了，在门生故吏那里还是会保留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一个宦官呢？甭管多能干，甭管在外面立了多大的功劳，皇帝二指宽的一张条子就能把他调回来，在宫里打回原形，让你去干嘛就干嘛。皇帝家奴嘛，别人管不着。
如果你是皇帝，请问你愿意用哪种人？
宋朝皇帝用宦官带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朝的制度建设搞得不错，把宦官管得比较好。
唐朝的宦官为什么能左右天子？根子不在于他们个人的品格有多坏，而是他们居然结成了一张网。对啊，我们刚才说了，宦官之所以要挨那一刀，本质上是为了让他们断绝跟正常社会的所有联系。这是宦官制度的逻辑起点。可是到了唐代，这个起点就被偷偷地拆掉了。
比如，唐代的宦官普遍开始收养子。而且这个“收养子”，不是一个老宦官认个干儿子给自己养老送终那么简单——它本质上是宦官内部的师徒制。进了宫的小宦官，都要拜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宦官当养父，否则就没靠山。那他要做的呢？就是对养父终身效忠，甚至要改成养父的姓。
比如大名鼎鼎的高力士，他本来不姓高，是大宦官高延福把他收为养子，他才姓了高。晚唐还有一些宦官家族，大到难以置信。比如杨复恭，在宦官里面有六百个养子，里面当到节度使的就有五个。而他们杨家几代宦官，靠着收养子代代相承，到杨复恭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
你品品，他们挨这一刀比不挨刀的还强呢，不挨刀的，还可能生不出儿子，而这些宦官靠收养子，那是想有多少儿子就有多少儿子，想要多大的家族就有多大的家族。
还不止于此。唐代的大宦官，居然还普遍娶妻。而且娶的还不是平民，是可以娶官宦人家的姑娘。比如高力士，娶的是一个小官家的姑娘，结果这个小官很快就被提拔了。高力士丈母娘去世的时候，满朝送葬的队伍，从长安城的家里一直络绎不绝排到了墓地。
还是那个问题啊，让宦官挨那一刀的目的，可不仅是不让皇帝戴绿帽子，更重要的是，断绝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而唐朝的宦官能收养子，他们就有了在宦官系统内部的纵向网络；他们还能娶妻，那就还能通过姻亲网络，把关系延伸到外朝的士大夫那里。到此为止，唐代宦官挨那一刀的意义就所剩无几了。唐朝的宦官之祸之所以严重，根子就在这里。
那宋代怎么办？宋代的祖宗家法盯住的，就是这一条：可以用宦官，但是坚决不让宦官形成自己的网络。
宋太祖的时候，就下了一道严令：宦官只有30岁以上，才允许收养一个儿子。宦官也是人，老了也希望有人送终，这个朝廷可以体谅，所以，当你到了30岁以上，开始考虑这事儿了，可以，收养儿子，但是只允许有一个。过了几年，宋太祖又加了两条规定，宦官收养孩子，条件不仅要30岁以上，而且是自己没有养父在世的，才能收养子。而且，必须把这个养子的名字上报朝廷登记。上面这几条，违反了就杀头。
请注意这条规定的精妙之处——它不是禁止宦官收养子，而是让宦官无法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
除此之外，还出了很多制约宦官的措施：比如不准结交大臣，不准和宗室结亲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不能让宦官形成社会网络。所以，唐朝的宦官是一个集团，而宋朝的宦官则是一堆零件：单独使用，事毕回收，不许结党，不许串联。那宦官就成了皇帝手里的纯粹的工具人：“我是大宋一块砖，哪里有用哪里搬。”
这就是宋朝一百多年来，虽然用宦官领兵，却从来没有出过唐朝那样的阉宦之祸的原因。这应该也是宋徽宗大胆起用童贯，甚至敢破格封赏他的原因。
那问题又来了：如果宋徽宗完全控制得住童贯，那为什么童贯后来又闯出那么大的祸，成为北宋灭亡的责任人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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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宋徽宗和童贯之间的关系，我们得把视野放大一点，看到整个中国宦官制度的演化。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东汉、唐朝、明代都有很严重的宦官问题。宋代的这个问题虽然不严重，但因为今天我们讲到了童贯，所以也把他算进来——那么请问，这四个朝代的阉宦之祸，是一回事吗？
其实大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个演化过程。
先看东汉。东汉后期的皇帝普遍是小娃娃登基，那当然掌权的就是太后，以及太后父兄，外戚一手遮天。皇帝长大之后想夺回权力，唯一能用的人就是身边的宦官。可夺权成功之后呢？宦官们就成了新的权臣。但是请注意，东汉的宦官对于皇帝，也就是仅止于控制、操弄和裹挟。还没有发展到唐朝那种肆意废立皇帝的程度。所以，东汉宦官之祸的本质，是皇帝想借宦官这把刀杀人，但是刀法不熟练，结果被划了一道口子。
唐代的情况，我们前面讲过了。皇帝也是想借宦官这把刀控制军队，刀是舞得虎虎生风，但是这把刀自己成了精，拥有了自我意志，从皇帝的角度看，这就是养虎为患，挥刀自残。所以，唐代是宋以前中国宦官之祸的最高峰。
到了宋代，皇帝认真总结教训，找到了约束宦官的关键方法，不让他们结成网络。这一招非常奏效：宋代的宦官干的活儿可多了，在内藏库管钱，在皇城司当皇帝的耳目，还有一个职务叫“走马承受”，也经常用宦官，到处监督官员，还有，就是像童贯这样的，还能当监军或者干脆当军队的主帅。但是，甭管宦官干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脱出皇权的掌控。宋代的皇帝算是第一次真正把宦官这把刀驯服了。
那到了明代呢？为什么明代的宦官之祸又变得严重了？还出现了刘瑾、魏忠贤这样的臭名昭著的大太监？其实，明朝恰恰不是问题的回潮，而是从宋朝开始的这个趋势的延伸。明朝的宦官甭管多么凶恶，他们没有一个能对皇权产生威胁。比如像刘瑾，专权五年之久，但只要有人到皇帝那儿告他一状，明武宗当时都喝醉了酒，糊里糊涂说，哦，这么说，刘瑾对不住我啊，那抓了吧，就抓了，后来说剐了吧，就剐了。魏忠贤也是，号称“九千岁”，权倾天下，又怎么样呢？崇祯皇帝继位之后，一道诏书就把他拿下了。这么大的宦官，在皇权面前，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所以，明朝的宦官之祸，本质上不是宦官的失控，而是皇权失控的结果。皇帝拿着这把越来越好用的刀，闭着眼睛胡砍，才造成的悲剧。
你看，从东汉到明朝，我们可以粗略地拉出一根线条：虽然宦官的危害程度和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总的趋势没有变，那就是：皇权对宦官控制得越来越好，对于皇权本身来说，宦官越来越没有威胁。
明白了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再回头来看宋徽宗的童贯。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俩就处在中国宦官发展史的那个关键节点上：皇帝已经驯化了宦官，可以放手使用了。
那为什么童贯后来能闯那么大的祸呢？简单说就是：因为太好用，所以就用顺手了。事情是怎么发展到那一步的？我们一层层地来看。
首先一个问题：皇帝放着那么多知书达理的士大夫不用，为什么非要用个宦官去统兵呢？首先当然因为是身边的自己人，既熟悉又放心。但更重要的是，用宦官方便啊。如果用个士大夫文官去统兵，当他的想法和皇帝不一样的时候，宋朝士大夫是真敢跟皇帝硬扛的。而用童贯，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童贯是宦官，宦官是家奴啊，那就可以指哪儿打哪儿，如臂使指。
在这个方面，想得比较透彻的是宋仁宗。有一次，有人对仁宗说，您呐，应该把权力都收到自己的手里，别让大臣作威作福的。仁宗就问啊，那怎么收权呢？那位说了，那还不简单？凡事您自己定夺不就完了？仁宗说了一段特别有水平的话，他说，“你这个道理虽然不错。可是天下大事，恰恰不应该凡事先由我来定。如果我定的全都对，那当然好；可万一不对呢？就改不了了。我是皇帝嘛。所以，办事呢，不如先让大伙儿商量，让宰相去执行。执行之后如果天下人觉得不行，台谏能指出问题，我再出手去改，这样改起来就容易了。”
这段话真是说出了宋朝祖宗家法的精髓。国家建设了那么多正式制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皇权上面加一道刹车。想干一件大事，宰相要按照流程去审议；想任命一个主帅，监察御史都盯着呢。这套刹车系统让决策变慢、让皇帝感觉不痛快，但它的价值在于，能过滤掉皇帝个人的轻率冲动。
可是，咱们现在这位徽宗皇帝不想要刹车，就是想痛痛快快地飙车。所以他要用童贯。
那用上童贯的后果呢？第一个后果就是，诚如徽宗所愿，刹车彻底没了。不仅刹车没了，连反馈系统都没了。
比如，后来徽宗联合金朝北伐辽国，这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个关键决策。前线大将种师道明确反对。种师道是谁？《水浒传》里，鲁智深说的“老种经略相公”就是他。你要是看过我们1083年讲“种家将”那一期节目就知道，种家几代人都是大宋名将。这样的主将如果反对一项军事决策，不管怎样，皇帝都应该听听对吧？
但是童贯跟种师道说，嗨，这个事儿啊，皇上都定了。就是要借你的威名一用，让全军将士有个主心骨而已。你啊，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如果战略上出了错，这也不怪你啊，最后不会让你背锅的。你看，这是皇帝写给我的条子，能不能不要再反对了？
你听童贯说的这几句话，其实也入情入理，是他这个宦官该说的话——我是皇帝的家奴啊，我就是要贯彻皇帝的意志啊。没毛病。但是结果呢？他不仅帮忙拆掉了大宋朝的刹车片，还顺便把宋徽宗的耳朵给捂上了，领兵大将的话，咱们不听不听就不听。结果就是徽宗“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往绝路上狂奔而去。
这是用童贯的一个后果。还有一个后果——童贯领兵，本身就是对军队战斗力的损害。
你想，一个名将应该什么样？中国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名将，都有一个特点：能和部下同甘共苦。什么吴起给士兵吸脓疮、李广和士兵同吃同住、岳飞给士兵调药，等等，史不绝书。为啥要这么干？因为军人不是一堆棋子，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啊。将领跟士卒之间，必须得有感情、有羁绊、有同生共死的默契，关键时刻军队才听他的。
而宦官领兵则不然了。他的根儿不在军队里。更要命的是，军队也知道他的根儿不在军队里。这有什么后果？
我给你举个例子：十几年后，1125年的太原保卫战。那一年童贯刚刚封了王，当时是宣抚使，整个北方军务都归他管。眼瞅着金兵要围城，童贯拔腿就要走。当地守将说，你怎么能走呢？你一走，军心动摇，山西就要丢，山西一丢，河北就保不住了。
童贯说：哎，你这话说得好没道理。我是宣抚使，又不是来守土有责的人。我要是留下，要你们这些有守土之责的帅臣干嘛用？
你还别说，如果从制度上来讲，宣抚使是朝廷的临时钦差，方面大帅，代表天子来统筹军务的，确实没有守城的职责。童贯这话没毛病。但当时的情况谁都清楚，童贯一走，相当于主帅临阵抛下军队，军心就崩了。但是没办法，童贯的根儿不在军队，他内心里当然认为自己有理由走——“我得去守着皇上”啊。
紧接着还有一幕，就更明显了。童贯回到开封，劝徽宗跑，等他护着徽宗上船的时候，留下来的卫士扒着浮桥在那儿哭。在童贯看来：哎，你们怎么能哭呢？这不是干扰太上皇走人的决心吗？我要控场。童贯说，来啊，给我开弓放箭。瞬间就射倒了上百个卫兵。
这两个场景，你感受一下：童贯残忍吗？残忍。但是在他的理解中，也许这就是忠心啊。我生是皇上的人，死是皇上的死人。这一幕过去不久，他确实也就让宋钦宗给杀了。
回头去看，这样的人——重要的不仅是他的能力、他的道德，而是他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身份——一个只代表皇帝意志的家奴，居然成了大宋朝战场上的主要指挥官，这本身就是宋军战斗力的灾难之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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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聊童贯，目的不是为了批评他。他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是“六贼”之一了，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缺我们上去再多加一根钉子。
我想问的是：今天还有“童贯”吗？有啊。你看看我们周围，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没有一个特别能办事的司机？一个CEO身边，有没有一个不在组织架构图上，但说话比副总还管用的助理？一个一把手，在底下部门里有没有几个所谓的“自己人”？从某种角度说，他们都是童贯。
童贯的本质不是宦官，而是一种关系。简单说就是，他和领导者的私人纽带大于他在组织里的正式身份。
那这种关系该不该彻底消失呢？我的答案是，不该，也不能。
说它不该，是因为任何组织都必须要有能力对抗僵化。如果一切都是正式制度，一切都要走规定的流程，那这个组织迅速就会官僚化，会丧失活力的。所以，很多重要的变革，就是需要领导者找几个自己信任的人，组成临时小组来完成。效率高嘛。这是正式制度的必要补充。就拿宋徽宗来说，他作为皇帝，驾驭那么大的帝国，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信息渠道，如果没有可以绕过文官系统的下指令的通道，帝国一样会失控。
说它不能，是因为所有组织毕竟是由人构成的，别看表面上一切都是规矩，底下暗流涌动着的，其实很多都是晦暗不明、黏黏糊糊的复杂人性。
这种现象，现代管理学一百年前就用一个有名的实验研究过了。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去研究一个工厂，这就是著名的“霍桑实验”。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把14个工人放到一个房间里，说现在开始啊，咱们计件工资，干得多就挣得多。
正常理解，工人应该玩命干对吧？但结果并不是。激励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为啥？原来，工人们形成了一个默契——大家就干这么多，任何人也别冒尖，任何人也别偷懒，大家都差不多得了。
你看，设计制度的人想的是：工人都是为挣钱来的，那挣钱的诱惑越大，工人肯定使的劲儿就越大。这就把人想简单了啊。在真实的人际环境里，一个销售冠军承受的人际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个冒头的人是不受欢迎的，说白了，这些基于人性的非正式制度才是一个组织的海面下的冰山——庞大，但是很难被看见。即使看见了，你也不可能把它彻底消除。
你看，从远古到我们现在说的宋朝，又从宋朝到现在，只要人类社会还有科层制的组织，童贯现象，或者说非正式制度的用人现象就一直会有。不论是权力从上往下绕开流程，还是人群从下往上生成秩序，它们都不写在组织架构图和规章制度里，却真实地影响组织运行。
那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该做的是什么？是维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平衡。宋徽宗的悲剧，不是用了童贯，而是让童贯彻底凌驾在了正式制度之上。一个好用的工具一旦越过了那个平衡点，蜜糖就会变成毒药。
那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今天我们讲的童贯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标出来三个危险的信号。
第一个信号，叫“爽”。
这是早期信号。当我发现，直接指挥“自己人”办事，一句话交代下去，不用走流程，不用开会讨论，不用听一堆反对意见，真是太方便了，太高效了，太爽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因为我已经有上瘾的症状。
宋徽宗用童贯，就是从这种“爽”开始的。把身边的宦官派到战场上，刚开始是监军，看着职业军人打仗，赢了；那试试干脆就用宦官当主帅打仗？又赢了。那把宦官童贯换到别的战场上试试？又赢了。那还用什么士大夫和职业军人？直接就用童贯，甚至是只用童贯就完了。这种因为爽而产生的依赖，是病情的第一阶段。
紧接着，还会有第二个信号，叫“解恨”。
派非正式制度下的自己人去办事，那如果遇到正式制度的掣肘，或者所谓“专业人员”的反对的时候，这些人自然会上去压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童贯就压制了种师道的反对意见。那么请问领导者，你这个时候心里会怎么想？解恨？庆祝胜利？我的人赢了？那“祝贺”你，病情又进展了。
那这个病还会进展吗？会。还有一个晚期的信号，就是对自己人开始“欣赏”。
对非正式制度下的自己人用到最后，会有一个幻觉：这个人真能干啊，我起用他，大家都说好啊，这证明我有识人之明啊。到这一步，这病基本就是晚期了。大家都说他好，并不证明他深孚众望，只能证明大家已经敢怒不敢言。
童贯就是这样：宋徽宗看到的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奴才，听到的是身边所有人对他的赞扬。不仅是皇宫里啊，即使是外朝的士大夫也是这样。童贯即使打了败仗，还对徽宗说，赢了赢了，那百官们怎么表现？一边上书祝贺天子，一边底下骂，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说。
所以，宋徽宗才会对童贯有无限的欣赏之情。要不然，一个宦官，何必封什么“开府仪同三司”，何必封什么“郡王”？用朝廷的正式名器封赏一个家奴，除了真心欣赏，我是想不出别的解释了。病情到了这一步，就不好治了。
给你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事吧。有一次，我们办线下活动，来了一个公司的大领导，还带着一个秘书和一个业务部门的主管。当时我在门口迎宾，看见那位领导，我就上去客气，“感谢您百忙之中还抽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话音刚落，那位秘书就说，“对呀，我们领导可忙了，像你们这种级别的活动，我们一般都是不参加的。”旁边那位业务部门的主管接话了，对，我们刘秘书最爱惜我们领导了，就怕领导累着了。我再转头去看那位领导，发现他是一脸的欣慰——下属真是懂我，爱护我啊。我心里感慨：晚期啊，真是晚期啊。
悲剧不在于他的下属。他们在权力的压制下，这么表现可以理解。悲剧降临在那位领导本人身上：他已经没有办法看到环境的真实反馈了，只能坐着这辆“爽”字号快车直奔终点。
我们今天讲童贯。讲到此刻，童贯已经不是什么宦官了。童贯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当一个领导者发现，身边有一个人特别好用，能绕开流程，绕开反对意见，绕开正式制度，把自己的意志迅速变成行动，这个人就很容易被用成一件工具。
关于工具，有一句话说得好：“手持利刃，杀心自起。”这正是趁手工具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那怎么避免？也许稍微调整一下就好：“手持利刃，用完放下。”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的公元1108年，宦官童贯的故事。我们到下一年，公元1109年再见。
【致敬】
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位2000多年前的古人，西周时期的邵公。
面对要封住民众嘴，不让大家议论朝政的周厉王，邵公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句话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一段呢，我读给你听听——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你看，召公在这里给厉王拆解的，是一个理想的“听政”系统。既有最正式的公卿献诗、史官献书、少师谏言这是一套朝廷里的发言机制。也有盲人乐师献曲、献赋、献诵，这些是半正式宫廷岗位。再下沉，街头巷尾的闲话，身边人私下的提醒，家里人的指正，老人家的把关……这十几种渠道，正式的、半正式的、完全非正式的，才凑成了一个完备的信息收集系统。
而且妙就妙在最后一句——“而后王斟酌焉”。所有这些信息渠道，都只是输入。最终的决断，还在领导者手里。
邵公这段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深刻的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沟通”的论述，至今还能启发我们。
致敬邵公，致敬懂得平衡正式与非正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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