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巨头集体涨价新故事加速演绎

今年春天,人民币走出了一轮让出口占比较高的企业“心惊肉跳”的强势升值行情。年初至今,在岸、离岸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均超2.5%,本月初更是一举升破6.80关键关口,创下38个月以来的新高,且机构普遍判断年内仍有4%至5%的升值空间。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5年A股企业海外营收规模达12.1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但对于手握大量外币资产的出海企业而言,“升值之痛”直接冲击利润表。今年一季度,多家企业的归母净利润增速因汇兑损失而遭受重创,其中比亚迪从去年同期的约19亿元汇兑收益转为本期约21亿元汇兑损失,仅此一项就造成约40亿元的利润拖累;三一重工受累于约8亿元汇兑损失,营收同比大增14%,但归母净利润仅勉强微增;徐工机械更上演了财务费用由去年同期的-1.07亿元骤升至6.91亿元的一幕。

一方面是人民币升值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以徐工、三一、柳工为首的工程机械三巨头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集体宣布挖掘机涨价。此前,一直被视为“价格战重灾区”的光伏行业也在日本市场联袂提价。这些信号表明,中国企业在历经多年技术与产业链积累后,从国内到海外的生存法则都在从“以价换量”逐步转向“以质定价”。

工程机械三巨头的此次涨价并非恐慌性的应激反应。5月初,三一重机抢先发布《敬告客户书》,宣布自5月15日起全系挖掘机提价5%;5月8日,徐工挖机跟进,宣布自6月1日起对不同机型提价3%至5%;同日,柳工也宣布自5月20日起全系挖掘机上调5%。几大龙头联手调价,彻底打消了市场对“谁敢先涨价谁先掉队”的担忧。而这些龙头企业涨价的底气,来自于利润被汇率压扁但主业经营毫无问题的结构性韧性。

与成本竞争中靠降价压缩对手利润的打法不同,三巨头这次涨价的驱动力来自于两个方向的同步发力:一个方向来自上游——钢材、铜、铝、橡胶及液压件价格持续上行,零部件供应商利润空间已被压缩至临界点,提价在成本传导上是刚需;另一个方向来自下游——4月份挖掘机行业总销量同比增长近三成,需求端旺销为涨价提供了坚实的传导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工程机械出口正在从过去简单的“卖货”模式升级为高附加值的产业输出。2020年至2025年间,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从不足210亿美元飙升至逾60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约25%。三巨头在非洲矿业、拉美基建等新兴市场的渗透,并非依赖低价竞争,而是靠矿山机械解决方案和电动产品体系赢得了真正的定价权。在大型矿山领域,徐工、三一的产品已与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等全球矿业巨头深化合作,矿山机械具有高度定制化和高客户黏性的特征,一旦切入全球供应链就具有极强的锁定效应。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头部企业具备了“涨价转移汇率压力”的定价能力。

而涨价的故事也并非工程机械独有。在出海版图上,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的突围也在同步上演。

比亚迪是今年汇兑承压最坚实的“压力测试”案例之一。尽管一季度账面利润受到汇兑损失的显著拖累,但公司在海外市场避开了低价陷阱,正在将技术实力转化为提价能力。

2025年,比亚迪全年海外出口首次突破百万辆,同比增长145%。更值得关注的是毛利率的差异化格局:境外业务毛利率接近20%,明显高于境内业务的16%左右。从对外放电功能在澳大利亚露营家庭中成为刚需到热泵系统在北欧零下30℃环境中被验证,其技术能力切中海外消费者的痛点,由此构建出自主品牌出海的溢价空间——海外车型平均售价为国内的1.5倍,无疑是比亚迪以技术代差为基础的系统性定价优势在海外市场的真实兑现。

光伏行业同样在成本端承压和汇兑压力之下,开启了海外提价窗口。2026年4月,晶科能源、隆基绿能、天合光能和中国产阿特斯太阳能等头部中国光伏面板企业,针对4月以后出货日本的产品联袂涨价,最高涨幅达三成。集体涨价的背后,首当其冲的是银价半年暴涨约3倍,硅上涨四成、铝上涨一成、铜也上涨三成,导致光伏面板生产成本整体飙涨约60%。日本市场的涨价,证明光伏的定价逻辑也在从被动接受转变到主动重塑。

值得指出的是,涨价当前还无法成为所有出海企业都能复制的“标准答案”。海外营收规模超12万亿元的庞大版图里,行业性质和定价权高度分化。只有具备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强客户黏性的企业,才有能力在汇兑冲击窗口内提价并被客户接受。但对定价权薄弱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来说,涨价甚至来不及传到海外渠道,订单就已转移至东南亚等地区。

因此,尽管巨头的涨价是个良好的开端,但展望更长远的未来,真正决定出海企业盈利中枢能否持续抬升的支点,既非一两个季度的涨价行为,也不是短期汇兑扰动带来的财务波动,而是一轮更深入、更高级的进化——从“跨境卖货”到“全球扎根”的系统性转型,本地化生产是这一转型中最具决定性的环节。

显然,无论是工程机械还是新能源企业,如果想抵御汇率冲击并提升竞争壁垒,最好的答案并非仅仅是涨价以及汇率套期保值,而是在目标市场建产能、铸体系,将利润弹性锁定在高效的“在地产销”闭环中。以徐工为例,其在巴西工厂的本地化率已达50%,在欧洲、美洲、非洲等重点市场均形成了“本地化制造、金融服务、后市场体系三位一体”的属地化运营模式,全球经销商超300家、服务网点超2000个。“坚持全球化就是本地化。”徐工董事长杨东升曾表示。

随着巨头们在本地化运营上快步前行,中国企业的出海故事也将加速演绎到新版本。(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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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基建推动技术工种需求激增,黄仁勋喊话电工和水管工:“属于你们的时代到了”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图片来源:Patrick T. Fallon / AFP via Getty Images

在AI时代,行业领袖们认为,未来最紧缺、也最有可能带来高收入的职业,或许并不是那些直接开发AI模型的岗位,而是目前严重短缺、为AI庞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的体力技术工种。

这正是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所秉持的观点。上周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2026届毕业典礼演讲中,黄仁勋描绘了一个远远超出软件与工程专业范围的AI时代就业市场。

黄仁勋表示:“AI让美国重新获得了大规模建设的机会。电工、水管工、钢铁工人、技术人员、建筑工人——属于你们的时代到了。AI不仅正在创造一个新的计算产业,更是在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

事实上,AI热潮背后的实体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极其庞大。今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总额可能达到约7,000亿美元,主要用于建设训练、部署和维护AI模型所需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基础设施。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还指出,如果企业能够持续满足市场需求,到本十年末,全球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可能带来近7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白领岗位,尤其是那些最容易受到AI影响的职位,正变得愈发岌岌可危。但AI基础设施需求则让黄仁勋等人认为,传统蓝领职业或许才是新一代毕业生更明智的选择。

有数据显示,黄仁勋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人力资源公司任仕达(Randstad)今年3月对数百万份招聘信息进行分析后发现,过去三年,技术工种岗位需求激增27%。其中,建筑工人需求增长30%,焊工增长25%,电工增长18%。与此同时,房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联行(JLL)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企业难以招聘到足够多的年轻工人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并填补数百万即将退休的老一代技术工人留下的空缺。

劳动力瓶颈

在AI领域,业内人士经常谈论硬件和算力如何限制技术进一步扩张,但如今,缺乏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所需的一线实操工人,正迅速成为另一个关键瓶颈。

而且,这不只是AI行业面临的问题。

福特(Ford)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去年9月在接受Axios采访时,谈到美国缺乏愿意从事技术工种的人才,而这些工种原本能够支撑美国数据中心建设以及制造业回流目标。他表示:“我认为大家的意愿是存在的,但没有足够的人来支撑这些雄心。”不过,雇主所面临的难题,或许反而会让劳动者受益。黄仁勋此前曾表示,未来技术工种从业者即便在职业生涯早期,很快也能获得六位数年薪。

在上周末的演讲中,黄仁勋鼓励毕业生主动迎接这一时代机遇。

黄仁勋表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也是美国实现再工业化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了支撑AI发展,美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芯片工厂、计算机工厂、数据中心以及先进制造设施。”

虽然数据中心和相关AI基础设施建设提振了对建筑业以及其他技术工种的需求,但行业并非全是利好信号。首先,外界对于“招聘热潮”和“薪资上涨”的期待,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波动较大的AI行业未来发展。而参与数据中心建设的技术工人,也无法保证在项目结束后仍能拥有长期稳定的工作。此外,尽管需求旺盛,但由于开发商在分区法规、审批许可以及电力供应等问题上面临进度延误,数据中心建设去年却出现了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放缓。

抛开数据中心领域的投资不谈,建筑业及相关技术工种近来的整体情况并不理想。行业组织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Associated Builders and Contractors)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非住宅建筑支出整体基本持平。该协会还表示,目前这一数字甚至可能已经开始小幅下滑,部分原因包括关税上升、原材料成本增加,以及特朗普政府打击移民政策后建筑劳动力进一步萎缩。

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阿尼尔班·巴苏上周表示:“除了数据中心建设持续繁荣之外,目前几乎看不到其他明显的增长动力。”

黄仁勋描绘的是一个技术工种岗位充足、薪资优厚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者,或是因为对四年制大学教育感到失望,或是出于希望自己的职业“不被AI取代”的渴望,都开始将这些技术岗位视为一种现实选择。但就像办公室白领的前景一样,技术工种劳动者的未来,或许也与他们所参与建设的这项技术深度绑定,而这种关联暗藏隐忧。(财富中文网)

作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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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大修:申诉权独立化是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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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有权却不敢正常行使,行使就可能承受不利后果的困境,有望在新法实施后得到破解。新条文明确,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不得被视为不悔改。这一规定真正让申诉权利得到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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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碧
封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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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这部关乎罪犯矫正的法律,在出台32年后迎来大修,内容涉及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程序,保障罪犯申诉权,放宽律师与罪犯的会见、亲情会见与通讯限制,确立罪犯劳动最低工资制度等。新修订的监狱法于2026年4月30日通过,自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增条文中,被法律界公认为人权保障里程碑的,无疑是申诉权的独立化。监狱法新增第四十三条规定:“监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将罪犯依法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作为认定罪犯不服从管教、没有悔改表现的依据。”


实际上,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权不受侵犯早已“有法可依”。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也明确,罪犯对生效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转递,不得扣压。


但在现实中,罪犯行使这一权利却常遭遇隐形限制。根据司法部颁布的《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工作规定》,“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是罪犯每月获得35分基础分的前提之一。罪犯若提出申诉,可能被认定为“不认罪悔罪”,进而影响考核计分。而考核分数不仅与罪犯的活动范围、会见通信、生活待遇、文体活动等直接挂钩,更是监狱提请减刑、假释时,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交的重要依据。


这种明明有权却不敢正常行使,行使就可能承受不利后果的困境,有望在新法实施后得到破解。新条文明确,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不得被视为不悔改。这一规定真正让申诉权利得到捍卫。


此次修法,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犯罪记录封存”。有数据显示,刑释人员释放后两年内的再犯高峰期与失业状态高度相关,这说明就业支持对降低再犯率有重要意义。然而,对刑释人员而言,就业何其艰难。轻微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尚且因犯罪记录带来的附随后果面临严峻的就业壁垒,重罪的刑满释放人员所承受的职业排斥和社会接纳困境则更加突出。


愿意接纳前科人员的工作岗位极为有限,开不出“无犯罪记录证明”,就意味着丧失绝大部分就业机会。2025年,河南知名企业胖东来曾宣布预留20个就业名额给有犯罪前科的刑释人员,引发社会热议。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表示:“刑释人员已是平等公民”“不用觉得低人一等”。这无疑是一次珍贵的尝试,但这样的机会对庞大的刑释人员群体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


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监狱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罪犯的犯罪记录及相关案件信息予以封存;除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外,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但遗憾的是,最终版本将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调整为仅适用于未成年犯。对成年罪犯犯罪记录封存政策的收缩,可能出于社会风险防控等方面的谨慎考量,但从根源上不利于降低再犯率。


从监狱法的制度安排,到今年年初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引发的争议来看,前科与违法记录封存的法治探索之路既阻且长,但仍是值得法学界笃定坚守的方向。


回到监狱法修订本身,最核心还是要回答“监狱到底是干什么的”。传统认知中,监狱是给罪犯施加惩罚和痛苦的,但现代监狱则强化了矫治与改造功能,因而监狱法也成为了矫正和防治之法。期待这部法律的修订施行,能够更好地实现改造人、教人向善、帮助罪犯回归社会的目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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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没有犯错,资本为何在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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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定价的,正是这种结构性的不安。腾讯的问题不是今天赚多少钱,而是用户的时间正在向一个微信从未真正防守过的方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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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蔚冈
封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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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个月,腾讯的股价一直让人看不懂。


从2026年初639港元的高点,到4月底跌至472港元附近,跌幅超过25%。这期间,腾讯并没有发生什么显而易见的坏消息:游戏收入稳健,广告业务复苏,微信的月活用户依然稳居10亿以上。财报一份比一份亮眼,股价却一路向下。分析师给出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说的都对,却又没说到根子上。


直到我看到一位朋友发来的手机截图后,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截图是iPhone的电池使用记录,当天两款App的数据并排放在一起:微信,屏幕活跃2小时1分钟,耗电50%;Claude,屏幕活跃2小时11分钟,耗电26%,使用时长几乎相当。朋友附了一句话:“我现在用Claude的时间比微信还多了。”


这张截图当然说明不了什么宏观问题,但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在一个具体用户的一天里,一款AI应用正在与微信分庭抗礼。不是抖音,不是微博,不是任何一个过去15年曾经挑战过微信的产品,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应用。


资本市场定价的,正是这种结构性的不安。腾讯的问题不是今天赚多少钱,而是用户的时间正在向一个微信从未真正防守过的方向流动。要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基础的命题出发:在信息过剩的时代,真正稀缺的资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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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作为稀缺资源


1971年,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一篇常被引用却常被误读的论文中写道:信息的丰富必然导致注意力的匮乏。他的逻辑简洁有力: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越丰富,注意力越稀缺。这个洞见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就已提出,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才真正找到它全部的历史重量。


1997年,迈克尔·戈德哈伯(Michael Goldhabe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在信息时代,注意力本身就是货币。谁能捕获用户的注意力,谁就能将其变现——无论是通过广告、订阅,还是数据。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本质上都是注意力的货币化。


这一框架为理解微信的竞争史提供了第一把钥匙。过去15年,微信面对的每一次竞争,表面上是产品功能的角力,实质上都是注意力份额的重新分配:运营商失去的是用户在短信上花费的时间与金钱;微博失去的是用户在公开广场消磨的闲散时光;抖音争夺的是用户在等待、通勤、睡前那些碎片化的感官时间。


但注意力并非同质的。赫伯特·西蒙本人是认知科学家,他深知人类的认知资源存在层级——浅层的感知注意力与深层的思考性注意力,在质量上截然不同。这个区分在AI时代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后面会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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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信杀手到国民操作系统


要理解微信的竞争史,必须先理解它当年的横空出世有多么凌厉。


2011年微信上线时,中国移动通信市场正处于运营商的黄金时代。短信是日常沟通的主干道,彩信是社交媒体的雏形,飞信是中国移动试图构建封闭生态的失败尝试。微信用一个极简的即时通讯工具,颠覆了这套秩序。它依托QQ的用户基础快速起量,用“摇一摇”“附近的人”“朋友圈”三板斧,将一个通讯工具改造成了社交平台。


这场对运营商的降维打击,用时不到三年。


随后微信面临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是同类即时通讯产品。陌陌2011年上线,主打陌生人社交,一度在用户增长上颇为凶猛。米聊是小米的同期产品,雷军当年亲自站台,被视为微信最危险的早期对手。但无论是陌陌还是米聊,都没能突破微信已经形成的网络效应壁垒。


网络效应是一种极为残酷的竞争机制。经济学家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和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在1999年的《信息规则》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机制的运作逻辑:当产品的价值随用户数量增长而非线性增长时,先发者形成的用户基础本身就构成进入壁垒。


更关键的是,通讯类产品面临的是“双边锁定”:你不仅需要说服用户换平台,还需要同时说服他们所有的联系人。这种协调成本,在实践中几乎等同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米聊最终于2019年停止服务;陌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始终未能威胁微信的核心地位。


第二波挑战来自内容平台。微博的崛起曾让外界一度以为社交媒体的主战场在公开广场,而不是私信空间。微信朋友圈2012年上线,相当程度上是对微博的一次策略性回应——用“半封闭”的好友圈子,对抗微博的公开广播逻辑。结果证明这个判断极为正确。朋友圈的亲密感和信息质量,比微博的信息洪流更适合中国主流用户的社交习惯。微博此后逐渐转型为明星、媒体的公域平台,与微信形成差异化共存,而非正面厮杀。


第三波挑战来自短视频。抖音2016年上线,快手稍早。这是微信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时间分流危机。短视频不争通讯,不争社交关系链,它直接争夺的是用户在手机屏幕前发呆的每一分钟。抖音的算法推荐机制极为精准,它实际上是注意力经济逻辑的极致工程化:用强化学习算法持续优化“每分钟注意力捕获率”,让用户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刷上一小时。


平台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的双边市场理论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应用:微信和抖音实际上争夺的是同一批用户的两面——作为内容消费者的用户,以及作为通讯节点的用户。抖音只挑战了前者,没有也无法挑战后者。这解释了为什么微信在短视频时代虽有失守,却并未动摇根基。


微信的应对是视频号。2020年上线,发展迟缓,但在张小龙持续的战略押注下,视频号的日活和时长数据逐年提升。到2024年,视频号已经是中国短视频领域不可忽视的第三极。微信这一次的反应不能说是失败,但也绝算不上大获全胜。抖音的时长优势至今未被完全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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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出现之前,微信输过吗?


坦率地说,在AI之前,微信从未在根本意义上输过任何一场竞争。


它对运营商是全胜。对早期即时通讯对手是全胜。对微博是战略性不败(两者分流,但微信的核心社交功能无可撼动)。对短视频是局部失守,用户花在抖音上的时间确实被侵蚀,但微信依赖的不是娱乐时长,而是不可替代的通讯基础设施地位。


这才是微信真正的护城河:它不是一个你喜欢用的App,它是一个你不得不用的App。


工作群在微信里,收款码是微信支付,父母联系用微信,学校通知用微信。订外卖、挂号、查公积金,都可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早已不是一个通讯工具,它是中国数字生活的底层操作系统。


这里有一个值得辨析的理论概念:转换成本。经济学家区分两种转换成本——一种是功能性的,即换一个产品需要重新学习和适应的成本;另一种是关系性的,即换一个平台意味着与现有社会网络断联的成本。微信的护城河以第二种为主。用户用微信,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微信最好,而是因为社会关系网络已经在实践中在那里,离开的代价不是失去一个工具,而是失去一套社会连接。


大卫·伊万斯(David Evans)和理查德·施马伦塞(Richard Schmalensee)在研究平台竞争时曾指出,这种关系性锁定一旦形成,几乎只有两种方式可以突破:要么整个社会网络集体迁移(极难),要么出现一种根本不需要迁移旧关系的新需求场景(可能)。


AI,恰好提供了第二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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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第一个真正改变时间结构的挑战者


回到赫伯特·西蒙对注意力的层级划分。过去,微信的所有竞争对手争夺的都是用户的浅层注意力——娱乐时间、碎片化浏览时间、社交闲聊时间。这些时间可以被抖音分走,可以被游戏占据,但微信的“刚需通讯时间”始终牢不可破。


AI助手的出现,第一次触动了一种不同性质的时间:深层注意力时间。


当用户打开DeepSeek、Claude或GPT,他们在做什么?写文章、查资料、分析数据、处理法律文件、学习新知识、做投资研究。这些场景的共同特征是,用户处于主动的认知投入状态,而不是被动的感官消费状态。这是赫伯特·西蒙意义上的“思考性注意力”,其稀缺程度和价值密度,远高于刷朋友圈的碎片时间。


从电池截图来看,一个用户在一天之内花了2小时11分钟与Claude交互,超过了他在微信上的活跃时长。这不是娱乐替代,这是工作流替代。工作流却是微信从未真正争夺过的领地。


腾讯当然意识到了这个威胁。混元大模型已经上线,微信内部也在探索AI功能的集成路径。但这里有一个根本性张力:微信的产品哲学是“用完即走”。张小龙在多个场合强调,好的产品不应该让用户沉迷,应该尽快完成任务后离开。这与AI助手希望成为用户深度工作伴侣的产品逻辑,存在内在冲突。


产品哲学的冲突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现实:混元的实际表现乏善可陈。


在全球AI竞赛最激烈的2024至2025年,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乃至中国本土的深度求索(DeepSeek)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迭代,能力曲线陡峭上扬。混元始终不温不火,在国内主流评测中鲜少出现在第一梯队,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存在感。


这对于一家拥有海量用户数据、充裕资金和顶尖工程师的公司而言,是一个令市场困惑的结果。腾讯不是输在资源上,更可能输在优先级和组织文化上:一个以社交和游戏为基因的公司,在需要“all in”基础模型研发的时代,能否调动足够的战略意志,仍是一个开放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I助手的竞争不是功能竞争,而是认知信任的竞争。经济学中有“经验品”(experience good)的概念——消费之前无法判断质量,只能用后才知道好坏。


AI助手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它是高度个性化的经验品,用得越久,上下文越深,它对你的理解越精准,替换成本也越高。这种粘性一旦形成,其机制与微信当年建立的社交关系链粘性如出一辙,但绑定的不是用户的社会关系,而是认知习惯和工作记忆。


腾讯面临的处境有点像2011年的中国移动——不是产品不好,不是资源不足,而是新的竞争维度被定义了,而定义者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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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终局


回到最初的问题:时间去哪儿了?


赫伯特·西蒙的命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充分验证:注意力确实是最稀缺的资源,过去15年,微信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注意力战争。它先是从运营商手里抢走了通讯时间,然后用朋友圈守住了社交时间,再用小程序和支付锁定了服务时间。微信构建了一个几乎全天候覆盖中国用户数字生活的超级平台。


但注意力的层级结构决定了这场战争从未真正结束。


AI助手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新的时间消费范式——不是娱乐式的浅层注意力消费,而是工具式的深层注意力投入。用户在AI上花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主动完成一件事:写作、研究、分析、学习。这种时间的价值密度远高于刷朋友圈或看视频号。这种高价值时间恰恰是微信此前从未真正守护过的领地。


夏皮罗和瓦里安在《信息规则》中有一个预言式的判断:在信息经济中,锁定效应(lock-in)是持久竞争优势的核心来源,但锁定的基础可以随技术范式的变迁而位移。微信锁定的是社会关系;抖音锁定的是感官习惯;AI锁定的将是认知习惯和工作记忆。这三种锁定针对的是人类注意力系统的不同层次,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


腾讯不是没有能力应战:资金、数据、用户基础一样不缺。但它面临的挑战是产品哲学层面的:微信的伟大,在于它知道自己是什么,也知道自己不是什么。而AI助手的崛起正在重新画定“什么是数字生活的核心”,如果答案从“社交”变成了“思考与工作”,微信的产品定位就需要一次艰难的自我重构,而这种重构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股价反映的或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市场并不担心腾讯今天赚多少钱,而是担心在用户注意力的下一次层级迁移中,微信站在哪里?


这个问题,一张电池截图说不清楚。但它问得很对。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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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请观众喝碗久违的白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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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大女主受尽屈辱、逆天改命的故事,淑柔和南枝不用等待救赎,也没有力挽狂澜。我把电影比喻成一碗白粥,潮汕白粥追求米粒颗颗分明、外软里硬,‌粥水稠而不浓,如清水一般更好。一口粥水下肚,常觉“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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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月芹
封图: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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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给阿嬷(mà)的情书》票房突破1.13亿,13万人在豆瓣评出9.1的罕见高分。观影者口口相传,一步步把这部潮汕方言电影推上年度华语院线的口碑之巅。9.1分是什么概念?翻看豆瓣电影TOP250榜,超9分的华语电影仅13部,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2010年后仅《我不是药神》一部(9.0分)。


作为一个潮汕人,我几乎没有看过近几年的潮语电影,心里常预设:这类电影无非是一群人高喊“胶己人”(自己人)、宗族情绪澎湃的片子,方言叙事与地域文化深度绑定,赚的是同样语言文化的特定群体的电影票钱。


然而,在大致知道剧情的情况下,《给阿嬷的情书》还是赚足了我的眼泪。有人二刷三刷甚至七刷,自称“自来水”——区别于商业水军,自发、免费为电影奔走呼告;朋友们看完电影第一时间晒出票根,想让鲜少踏足影院的长辈们也去哭一哭。也有观众在网上找了枪版资源(影院偷拍版),发现视频背景音全是偷拍的人在哭泣。


不少看完电影的观众评价“后劲太大”,说不清具体是什么打动了自己:明明剧情用两三句话就可以概括,没有二女争一男的老套剧情,没有强制大团圆,没有苦尽甘来、主角逆袭的爽文故事。影片中甚至没有出现常规的“苦命坏人”角色——在艰苦环境下展现人性复杂多面,争取赢得观众事后的谅解。


这样的电影怎么能火呢?匪夷所思。


可以说,全体演员通过不同角色都在演绎同一个标签,即人性的善与坚韧。影片中也没有绝对的反派,每个人都很好,如果非要有,那应该是命运的无常。不过,还是有一批观众冲到邮差扮演者的抖音号,“骂”他是全剧唯一反派,“台风天送侨批——假力落(假勤快)”,怪他送信掉河里,还只捞回一张照片,导致阿嬷误会了几十年。


我会把《给阿嬷的情书》比喻成一碗白粥(潮汕人叫“白糜”)。和功夫茶一样,潮汕人对一碗合格的白粥也十分挑剔:不同于广府粥常把米煮到绵烂,潮汕白粥追求米粒颗颗分明、外软里硬,‌粥水稠而不浓,如清水一般更好。一口粥水下肚,常觉“舒服”。


没有浓油赤酱的刺激,没有山珍海味的奢华,这部小制作电影只想讲好一个简单的故事,却在快餐时代意外收获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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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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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尽的克制与留白


影片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聚焦于当下:潮汕阿嬷叶淑柔守着平淡日子,安享晚年。她的孙子晓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已成亿万富豪的阿公郑木生,希望借此解困。


另一条线则通过侨批与回忆,缓缓铺陈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解放战争前夜,郑木生为生计所迫“过番”下南洋,与妻子淑柔靠书信维系思念。然而,晓伟在泰国的调查却揭开了一个震惊家族的真相——阿公早已不在人世,多年来与阿嬷通信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谢南枝。


开片不久,影片就通过孙子的视角告诉观众一个事实:阿公在1960年就已经去世了,孙子也没有一丝悲伤情绪,他只想找到传说中的“二奶”分点家产。倒叙手法下,所有观众都知道阿公会早早离世,这对苦命夫妻不会等来“山海皆可平”的圆满结局,导演把推动剧情的悬念和反转放在次要的位置,让观众即便知道结局,也请听我慢慢讲上一代人的下南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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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照


在每个理应有一场悲恸哭戏或歇斯底里的呐喊、慷慨激昂上价值的节点,导演选择了点到为止,这或许也是观众觉得“后劲太大”、越回味越感知到角色隐忍的原因。


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处:


一是阿嬷通过投屏意外得知郑木生早已离世的消息,观众预期中的崩溃、痛哭或质问并未出现。年迈的淑柔只是怔了片刻,轻声说:“没想到你爸走在我前面。”随后转身走向厨房,继续清洗篮中的橄榄。镜头停留在她微微颤抖的手和低垂的侧影上,数十年的爱恨、悲痛被压缩成一句平淡的叹息和一个日常的动作。


二是郑木生终于靠蹬三轮攒够了跑船的钱,想两年内赚够钱就回家,结果客栈着火,他选择了先救南枝和房东,还因殴打纵火犯被诬告入狱。泰国监狱铁窗下,他听到南枝说纵火犯被打得几乎残废,只笑了笑说“这一顿打得值”。再看到南枝报信“家里大小平安”,珍贵的妻儿照片近在眼前,却被狱警警告不准碰,这张黝黑沧桑的脸上才滑过几滴泪水。由始至终,木生都没有怨过南枝或任何人,命运并非没有给他偷生的选择,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


三是木生出狱跑船,新买了一身西装计划回家,半夜在船上遇到贼人。电影选择在昏暗的海面上用远景呈现双方殊死搏斗的剪影。贼人拿刀捅,木生一度反制,观众无法看清动作细节……最后,木生被铁铲砸中了头,他掉下海,海面逐渐平静,天依旧昏暗,镜头移到船上挂着的没来得及穿的新西装。


船友和南枝讲述了木生的死讯,说他特别有头脑,跑船两年赚的钱比之前在马来亚8年还多……“但真的没办法”,这些情节让影片像白粥一样淡而有味,不需要戏剧化的渲染,而是将汹涌的情感潜藏于平淡的日常。


观众没法怨导演无情,因为祖辈经历过的现实,远比电影更艰苦更无常: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为近代中国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一代人为了躲战争躲兵役,抛妻弃子“过番”,坐船一两个月远赴南洋(泰国、印尼、马来亚等)讨生活,途中得病死了就被扔下海,在码头、矿场、橡胶园卖苦力,能活下来是万幸。


汪洋大海吞下一个苦命人,其实没有太多涟漪。电影也是这么表达的,就像一首流传于潮汕地区的“过番歌”《暹罗船》唱的:


“暹罗船,水迢迢,会生会死在今朝。过番若是赚无食,变作番鬼恨难消。”


直到现在,“过番”依然频频出现在潮汕人的日常中,只是更年轻一代已经逐渐淡忘了先辈曾亲历的辛酸。我的妈妈还和下南洋二代、从未见过面的堂姐保持联系,逢年过节和远在马来西亚的她交流“拜什么(贡品)”,尽管她的堂姐已经看不懂中文,说的潮汕话夹杂着马来语口音,有时需要凭语境猜意思;家人看到2岁的小侄女拎着大袋子忙前忙后,会问她是不是要去暹罗“过番”,穿上新衣裳也会打趣对方是不是刚从暹罗回来;作为95后,我小时候家里的自行车、缝纫车、布料和“罗滴糖”(音译自马来语Roti,一种花占饼干),都是暹罗亲戚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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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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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大女主故事


导演以木生的死为分割点,将影片自然地划分为两个情感维度:前半段是“与君生别离”的爱情,后半段是“天涯共明月”的知己情与道义担当。而这两部分内容都是靠一封封侨批串联起来的。


电影开场,我们的视角和晓伟一样:阿嬷淑柔守着老屋,等了一辈子木生从南洋寄回的信。信每个月都来,银钱附在信里,字迹细细密密,说的都是暹罗的天气、踩三轮的营生、对家中三个孩子的挂念。不识字的木生在老鼠乱窜的柴房里还抱着信入睡。


这些侨批不是普通的家书,是银信合一的命脉。漂泊在外的潮汕人简要地报平安,把每一分用血汗换来的银钱夹在信纸里,托相识或不识的同乡带回故土。


在通讯发达的今天,90后、更年轻一代或许早已不知侨批为何物,但《给阿嬷的情书》却用一封封泛黄的信件,串联起半个世纪的离散与守望,让观众重新触摸到那个“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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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照


导演蓝鸿春说,他对淑柔和南枝的设定是“两个一样人格的守望”。在唐山(中国),淑柔照顾好三个孩子,挂念远方的丈夫,私定终身匆匆一别就开启了一生的坚守;在暹罗,南枝在木生去世后,模仿其笔迹继续写信,将自己经营所得分出一半寄往潮汕,一个人扛起了两个家。


这不是一个大女主受尽屈辱、逆天改命的故事,淑柔和南枝不用等待救赎,也没有力挽狂澜。电影通过平行剪辑,将二人置于对称的日常场景中,仿佛同一个灵魂在两个时空的投射:淑柔在潮汕天井晒咸菜、做粿,南枝在暹罗柜台记账;淑柔拜神祈福,南枝佛前上香;淑柔用潮汕话教孙子念信,南枝用中文教客栈孩子写汉字。


淑柔得知木生于1960年早逝,看着那张家庭合照只心疼南枝:“孩子还这么小,她一个人怎么养”;南枝拿着木生的讣告到银信局,看着潮汕人着急寄钱回家赎回女儿、老母亲生病众人齐凑钱的场景,最终改讣告为平安批,她一个人决定扛起养两家人的重担,即便此时她和父亲的生活也并不宽裕。就连嗜酒的南枝父亲,也会心疼铁脯,去工地打工,时常关心南枝养三个孩子不容易。这些“心疼”,都超越了男女情、亲情、同乡情,延伸成一种普世的守望。


影片最后,南枝没有成为富甲一方的“成功女强人”,木生学校是她和木生开办的中文课的学生成才后捐赠的。晚年的她坐在老宅里,听着潮剧,坐在轮椅上晒木棉花。终于想起记挂了数十年的淑柔姐后,她最关心的是对方有没有收到咸猪肉、好不好吃,“好吃我再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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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粝表达下的温情细糠


对比近5年的大热电影,喜剧和动画领跑,《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4.46亿票房遥遥领先,《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也曾鼓舞一批人激昂向上;《长津湖》《满江红》讲宏大叙事,走主旋律商业化的路;而《流浪地球2》《封神》有大制作、高视效作为加分项。更多的电影明星阵容强大,流量效应加持,荧幕上来来去去,都是熟面孔。


理论上,《给阿嬷的情书》很难火。


这部剧没有流量明星,主演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和本土网红,谢南枝扮演者李思潼还是在读学生,为电影做宣发直播时,一度因为宿舍熄灯而不得不中止。它没有精致特效,制作团队在汕头、潮州、揭阳和泰国四地取材、实景拍摄。有观众形容,制作团队拍泰国寻亲所用的设备,“像大学生拍课堂作业”,导演现场看实拍效果用的是一台iPad。就连影院排片也稍显滞后,五一期间排片占比是个位数,最低2%,靠着观众口碑,票房一步步逼近排片率近30%的《消失的人》《寒战1994》。


这部电影也让每个角色自然地表达,没有太多模式化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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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照


木生给淑柔的情书,原版语言直白粗粝。他身为穷家仔,不识字,所有的关心无非是妻儿吃饱穿暖。暹罗四季如夏,没有春天,但粗犷的木生会记得潮汕何时可能入冬,提醒淑柔天气冷、穿多点。许多心意借由代写信的先生之手转化为较文雅的表达。


等到南枝代笔时,女性似乎更懂女性,笔触更为温婉细腻:“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电影中还藏着导演的很多心思,把潮汕人的日常融入其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最后熬煮橄榄菜,贯穿全片;潮汕老屋门框上的斑驳,天井里淅淅沥沥的雨水,墙角蔓延的青苔,南洋客栈里昏黄的灯光,还有充满潮汕符号的油柑、橄榄、冬至丸、粿条汤,共同构建了一个沉浸式的乡土空间,让跨越山海的故事有了坚实的落脚点。


还有处细节,国民党抓壮丁那夜,木生喝了一碗姜薯甜汤就告别妻儿,淑柔提醒他记得带平安符——直到现在,“老爷符”“平安符”依然是潮汕人随行携带的物质寄托。在离家远行、出海、做生意等充满不确定性的重要节点,都要从神明处祈求一张符纸。这也是潮汕人连接故土与神明庇佑的心理纽带。


影片中,淑柔通过侨批得知木生的所有重大变化时,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起伏。误以为木生另成家,她把合照随手一扔,又埋头绣花,背影淹没在一场滂沱大雨中;得知木生早逝、南枝代笔十余年时,阿嬷起身要去看橄榄菜凉了没有,她撑伞走过天井,动作很慢,周围安静得只有雨声。


导演解释,他的外婆在经历丈夫离世后,曾独自一人坐在家门口绣了很久的花。因此,他也希望淑柔一直默默地做具体的事,以此熬过一个个需要痛哭发泄的漫长时光。


在追求3分钟一个笑点、5分钟一个反转的速食叙事时代,《给阿嬷的情书》选择了文火慢炖。即便是看惯了2倍速解说的年轻一代,也不由地希望这个故事不要太快停下来。


有观众评论,希望不要把《给阿嬷的情书》上升到过于宏大的高度,“它就是人性的善与坚韧。这个时代听了太多英雄与壮烈,请让老百姓可以深沉地喘一口气”。一部电影只讲好一个简单的故事——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如何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着“情义”二字,就足够了。


白粥无非米与水,电影的骨架也无非人与情。像一碗白粥的《给阿嬷的情书》,不具备国民级电影的所有特质,但它值得豆瓣9.1分以及更好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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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之后,中国移动盯上了Token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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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董事长陈忠岳提出,要将Token打造成连接算力、模型、应用与用户的通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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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玉娟
封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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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9日闭幕的2026年移动云大会上,中国移动围绕Token(词元)的计价、调度与应用,密集发布了一系列产品,涵盖移动模型服务平台MoMA、智能体框架MobileClaw、算网大脑4.0等。


这家拥有10亿用户、年营收过万亿的电信运营商为Token带来一种新的定义。中国移动董事长陈忠岳提出,要将Token打造成连接算力、模型、应用与用户的通用货币。


在陈忠岳看来,“Token是AI时代通信行业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并将算力服务与智能服务已与通信服务并列,共同构成中国移动的三大主业。他曾在今年3月的业绩说明会上强调,中国移动即将进入Token用量与流量双高速增长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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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成为数字通货后


过去,不论个人用户还是企业级客户向运营商购买的都是带宽和流量,如今,随着AI应用爆发,各类客户都更急需能直接被调用且更低成本的Token。


尽管运营商在生成式AI浪潮涌起后,扮演的角色也是基础设施中的一部分,但提及算力供给,往往落于GPU、数据服务器等厂商之后。


移动云总经理孙少陵用“网络连接算力,算力生产Token,Token提供动能”这条价值链,直接点明了中国移动入局Token生意的底层逻辑。


为表明底层算力的调度能力,中国移动在展区集中展示了其资源储备:首先是算网大脑4.0,移动云基于这套系统已接入全球最大的SRv6骨干网,覆盖全国300多座城市,每秒钟可同时为2000个AI任务分配算力,日调度Token量达百万亿级别;依托开放式超节点架构,中国移动让通信耗时缩短一半以上,Token硬件成本降低超40%;另外,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中国移动还在建设吉瓦级高性能数据中心,通过“算力规划、电力配套、储能调峰、电网兜底”四位一体合作模式,来利用西部绿电进一步压低Token的边际成本。


除了让覆盖全国的骨干网和电力配套发挥作用,中国移动还发布了算力新动能行动计划,抛出了万亿级Token服务体验包,中国移动试图在提供底层计算资源的基础上,把算力转化为标准化的Token,用户在Token的流通环节里可以按需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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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Token有流通闭环


虽然中国移动盯上了Token生意,但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软件所基础软件研究部主任许智鑫并不认为它想做“卖铲人”。在展区出现的超节点计算节点由中科曙光制造,中国移动不仅是联合研发方,也是重要采购方。


“运营商做云是必然的,(本质)还是资源型供给。”许智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中国移动仍是通信运营商,只是从销售流量变成了销售Token。


为了撑起这门生意,中国移动还向下聚合模型,向上连接终端,形成了一个Token的流通闭环。


在移动云大会上首发的MoMA,除了接入中国移动自研的“九天”大模型,还同时接入了DeepSeek、千问、豆包、 GLM等300款主流模型。MoMA通过Token集约化运营模式,根据用户需求动态匹配模型,实现单位Token成本压降30%以上,资源占用率降低50%以上。


为了将Token推向应用端,移动云推出的MobileClaw框架,成为央企首个自研的桌面级AI办公智能体,内置超150个行业的技能包,可一键接入IM工具来指挥云端智能体完成代码运行、文件处理、邮件收发等任务。


在展区,产品经理还向记者展示了全球首个通过电话与云电脑上的MobileClaw通话并下达指令的功能,用户拨通号码即可指挥和操作云端智能体。


不只是面向手机、笔电,针对AI眼镜、AI录音卡片等智能穿戴,以及AI玩具等硬件设备,中国移动还推出了AI-eSIM产品,让上述各类终端不再需要本地算力,只需要连接移动网络,就能实时调度云端模型的Token。


正如孙少陵所说,智能体使用Token、Token拉动算力、算力激发流量,中国移动借助Token这一变量,在激活算力资源的同时,将Token调用集成在通信套餐中,从而促动自身传统的流量业务。


2025年年报数据显示,中国移动通信服务与算力和智能服务的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约为8:2,但后者的需求增速高达279%。这进一步拉动移动的云算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3.9%,云盘月活跃客户增至2.1亿户,云视频客户已超8670万户。


表露从“流量经营”转向“Token经营”的想法后,中国移动深知盯上Token生意的大厂众多。在市场竞争层面,它与阿里云、火山引擎、华为云等8家合作伙伴成立“Token应用生态联盟”。不同于这些云厂商在大模型API市场上打响激烈的价格战,中国移动拉通“朋友圈”,开始在Token的标准化与分发上寻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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