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奥尔特曼不懂历史。他的错误将惩罚整个世界。

9月23日，OpenAI首席执行官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直指这个令人沮丧的观点。他一上来就咄咄逼人地宣称，“我们”——也就是人类——“面前有一个选择”。他说，人工智能“既可以更像一场创造与发现的新文艺复兴，也可以更像一场动荡与混乱的新工业革命”。最后，他呼吁国际“合作”与“统一标准”。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一套人工智能监管制度，引领我们走向另一场文艺复兴的应许之地，而不是另一场工业革命的混乱之殇。

但他完全说反了。文艺复兴尽管在艺术上美轮美奂，却不是一个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取得有意义进步的时代。人类的物质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善，民主也没有同步推进。当托马斯·霍布斯将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野蛮而短暂”时，他说的其实也适用于文艺复兴之后的生存状况。1600年，一名英国建筑工人一天的工资能买到的食物比1475年还少。那些宏伟的艺术对搅拌灰泥的普通人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好处。

别误会，文艺复兴并非失败。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和西斯廷教堂天顶画是全人类都应当珍视的瑰宝。达·芬奇的记事本亦然——里面画满了飞行器，还有靠飞行员踩踏板驱动的蝙蝠状翅膀。但壁画不能让贫苦孩子冰冷的脚穿上鞋，飞行器的草图也没能把奥维尔·莱特送上天空。真正的进步直到——你猜对了——工业革命才发生。

奥尔特曼先生所说的“动荡与混乱”，事实上是人类物质条件开始取得最伟大、最持续改善的开端。1800年前后，每三个英国儿童中就有一个活不过5岁；如今大约是每200个中有一个。工业革命之前，只有极少数人见过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但1857年，一尊全尺寸的《大卫》复制品在伦敦新落成的南肯辛顿博物馆展出，该馆很快用煤气灯照亮展厅，让劳动人民下班后也能前来观看。人们的预期寿命翻了一倍，让我们得以见证曾祖父母与曾孙辈相见的奇迹。

为什么工业革命远比文艺复兴成功？答案归结为一个词：权力。

文艺复兴虽然迸发出原创思想和创造力，但它归根结底是一个赞助人的时代，赞助人既掌握权力，也用权力来充实自己的宫殿和礼拜场所。他们为改善广大民众的处境做了什么？并不多。但工业革命将权力转移到了大众手中，带来了民主、个人权利和创新自由。尽管那个时代的赞助人，如安德鲁·卡内基，仍然占据新闻头条，但真正推动人类前进的，是像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这样不断创新的普罗大众。

正因如此，奥尔特曼的误解才如此令人担忧。如果他的主张被采纳，将阻碍人类进步。他在联合国演讲中暗示的、而他和其他人工智能公司首席执行官近几周也在呼吁的那套监管制度，有可能让文艺复兴式的赞助人体制卷土重来。尽管他们宣称的观点似乎与此相反，但这将巩固现有企业——比如奥尔特曼先生自己的公司——的权力，并赋予官僚大军前所未有的新权力。达沃斯人不会有事，因为达沃斯人仍然掌权。但我们其他人呢？那些普通百姓，那些本可以从人工智能带来的治疗方法和创造发明中获益最多的人呢？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不需要又一个文艺复兴式的赞助故事。现代版的朝臣和王公——更不用说官僚了——不应成为决定什么能被创造、谁能看到它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又一个工业革命式的扩散故事，让普通人利用技术推动日常生活快速、彻底地改善。这是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唯一途径，过去200年就是明证。达·芬奇在王公的宫廷里画出了飞行器。但400年后，是代顿的两名自行车修理工真正把它造了出来。

萨姆·奥尔特曼需要学点历史，因为他要求的未来，首先是为像他这样的精英服务的。（财富中文网）

克里斯托弗·库普曼是丰裕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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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珠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