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家车企集体涨价,中国汽车业告别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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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年价格“血拼”到集体涨价的戏剧性转折,留给行业一个巨大的悬念:这究竟是市场洗牌后理性回归的起点,还是一场因成本重压而被迫中断的“中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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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濮振宇
封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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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一场覆盖传统车企与新势力车企的涨价潮,在沉默中达成默契。截至5月中旬,比亚迪、特斯拉、小米、蔚来、小鹏、极氪、星途等15家汽车品牌发布调价公告或收紧终端优惠。


越来越多消费者发现,曾经“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新车价格,正悄然上移。与此同时,更隐蔽的“涨价”也在发生:免费充电权益缩水、金融贴息力度降低……


从三年价格“血拼”到集体涨价的戏剧性转折,留给行业一个巨大的悬念:这究竟是市场洗牌后理性回归的起点,还是一场因成本重压而被迫中断的“中场休息”?




特斯拉“突袭”引爆价格战


时间回到2022年底,新能源汽车正酝酿一场涨价。彼时,新能源汽车国补正式退出。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将全球锂资源价格推至历史高位。上游成本的飙升让各家车企意识到,2023年以后的造车成本,即将发生结构性飙升。“彼时,恰逢中国走出疫情阴霾,居民消费和供应链投资都在报复性反弹。数据显示,当时部分车企的零售涨价已经通过渠道端抵达了消费侧。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崛起后的第一次大面积涨价潮。”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告诉经济观察报。


如果按照这个剧本,2023年本应是车企们集体涨价、修复利润的一年。但2023年初,特斯拉骤然打出降价牌。凭借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与领先的技术成本优势,特斯拉的突袭扭转了国内汽车市场即将到来的涨价潮。除比亚迪依托全产业链垂直整合优势勉强稳住阵脚外,其余车企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拖入被动应战的境地。“当时想的比较天真,以为大家会一起涨价保利润。结果特斯拉一降价,所有客户都在问‘别人都降了你们为什么不降’,你不跟,市场份额第二天就掉。”一位新造车品牌的销售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回忆。


自此,国内车企陷入持续三年且不断升级的价格战。一方面,行业销量持续走高,中国于2023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另一方面,多数车企单车利润率连年下滑,全行业深陷“以价换量”的囚徒困境。


陈佳表示,重压之下的企业,价格决策往往会严重扭曲。此前,一些车企依赖“供应链金融打白条”的方式向上游中小供应商极限施压,经销商端则催生了“零公里二手车”这类乱象。表面看这些乱象是典型的上下游不正当竞争,深层次则是车企价格决策机制存在结构性系统性扭曲造成的必然因果。




“想涨”还是“不得不涨”?

“这轮涨价潮不是车企‘想涨’,而是‘不得不涨’。上游成本正在以刚性方式击穿行业底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智库专家卢克林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


今年以来,作为动力电池的核心原料,碳酸锂价格从每吨7.5万元飙升至近20万元,涨幅超过125%。车规级存储芯片的价格在三个月内暴涨180%,DDR5现货涨幅更是突破300%。


更深层的原因是,AI大模型对算力的无限渴求,正在系统性挤压车规芯片的产能。瑞银的测算显示:2026年车规存储芯片的供应满足率可能不足50%。“这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结构性挤占。”卢克林说。


除此之外,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从全额免征退坡至减半征收。政策红利的消退,相当于在成本端又加了一层压力。


成本飙升的同时,行业利润却在持续承压。乘联分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率仅3.2%,其中1月至2月更是跌至2.9%,远低于制造业6%的平均水平。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长期惨烈的价格战导致行业利润持续探底,多数车企增收不增利,上游成本刚性压力仍存,持续低价内卷会削弱研发投入,涨价是修复盈利、守住生存底线的无奈之举。”


一位车企内部人士向经济观察报算了一笔账:如果维持原价,按照目前的成本涨幅,该公司每卖出一辆20万级的主力新能源车型,亏损额将超过8000元。“我们不是不想扛,是真的扛不住了。”他说。


在车企被成本与利润两头夹击之际,政策端落下了关键的一锤。2026年2月11日,《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正式发布并施行,明确禁止低于成本的倾销行为。国家及地方层面反内卷、规范无序竞争的政策加速落地。


付一夫认为,政策约束有效遏制了盲目价格战,为行业止跌企稳创造了政策环境。反内卷政策“加速了价格战的降温”,在引导车企理性定价、摒弃恶性降价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重压力倒逼之下,“涨价”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近期,超15家主流新能源车企近期接连发布调价公告(含直接涨价、收紧优惠),主流车型/选装包调整幅度集中在2000至10000元,少数高端/性能版涨幅超1万元。




涨价之后谁受益?


涨价像多米诺骨牌般倒下之后,整个汽车市场的利益格局正在被重新洗牌。有人受益,有人承压,有人站在十字路口。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乘用车累计零售422.6万辆,同比下降17.4%,成为近十年来(除2020年疫情特殊时期外)最差的开局表现。


卢克林预测,涨价可能进一步抑制刚需释放。“短期内,新车价格上涨可能会对销量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余丰慧也这样认为。


但前景并非完全黯淡。卢克林援引麦肯锡的调研数据指出,消费者对“技术迭代带来的价值升级”的净积极影响高达20.7%,远超价格战带来的负面感受。中长期看,价格稳定将修复消费信心。当消费者不再需要天天盯着价格波动来决定购买时机时,决策逻辑会重新回到产品力和技术本身。


经济学家余丰慧从竞争维度给出了更乐观的判断:“价格战的结束将有助于稳定车企的利润率,并可能促使行业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产品质量和服务的竞争。这恰恰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质量竞争的必经之路。”付一夫的判断更为均衡:“涨价有助于改善整车厂的盈利状况,尤其是对资金链紧张的车企,但效果取决于市场接受度和销量平衡。”


但不同车企的处境不能一概而论。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头部车企(如比亚迪、特斯拉)通过“精准转嫁”策略,仅上调智驾选装包价格、收紧金融权益,保住了走量车型的市场竞争力。中小车企缺乏供应链话语权,难以将成本完全传导至终端,部分企业甚至面临退出智能化竞争的风险。


与新车市场的忐忑相比,二手车市场对这轮涨价潮的态度几乎是欢呼。过去三年,新车频繁降价导致二手车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价格倒挂”。经销商“卖一辆亏一辆”,整个行业陷入亏损泥潭。“新车涨价会提升二手车保值率,刺激二手车交易活跃度。”付一夫说。卢克林援引的行业数据佐证了这一趋势:一季度二手车批售指数已连续三月维持在80点之上,价格底部正在改善。这意味着,随着新车价格企稳回升,二手车市场终于等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定价锚点。


但新能源二手车的处境,远比燃油车复杂。“新能源二手车仍面临技术迭代过快、电池衰减评估难的独特挑战,残值分化将加剧。行业没有建立统一的电池检测和认证标准之前,新能源二手车的定价难题不会轻易消失。”卢克林说。


在陈佳看来,经过三年价格战的洗礼,中国消费者已经被训练出了极强的“降价预期”。他们习惯了“等等党永远胜利”的剧本。突然转向“涨价预期”,需要极强的市场共识和配套信号。




行业进入新阶段?


三年价格战的硝烟尚未彻底消散,但汽车行业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节点。余丰慧判断:“从成本和利润角度来看,中国汽车市场正经历着从快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价格战‘熄火’反映出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注重产品价值和品牌效应的新阶段。”


过去,车企比拼的是谁先造出电动车、谁的续航更长、谁的供应链成本更低、谁的价格更狠。电动化从“0到1”的突破,是所有玩家的起跑线。现在,车企的胜负手已从“电动化有无”转向“智能化体验是否颠覆”。


卢克林认为,当电动化成为基础门槛,真正区分高下的,是谁能让用户觉得“这车的智能座舱和智驾系统值这个价”。现在,行业需要重新建立一套基于技术含量、品牌价值、用户体验的定价逻辑。


这并非易事。“涨价只是‘止血绷带’,真正的改善必须来自供应链重构、国产替代和技术降本。没有真技术、没有现金流、没有规模的品牌将批量出局,这本身就是市场成熟的标志。三年价格战已经淘汰了一批资金链脆弱的玩家,而新一轮成本冲击和涨价后的市场重构,将筛选出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幸存者。”卢克林说。


柏文喜表示,当前汽车产业链呈现“上游吃肉、下游喝汤”的畸形格局,2026年第一季度上游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长达116.7%,未来,向上游延伸布局或成为车企改善盈利的关键路径。


这意味着,涨价之后的车企,面临的是一场更艰难的“内功”比拼:谁能更快地实现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谁能通过技术优化降低电池和芯片的单车用量、谁能与上游供应商建立更稳定、更公平的利润分配机制。


“如果中国车企能把价格提升全面转化为生产力的提质增效,用户满意度的大幅改进,那么这场微观价格博弈的前景就是光明的,哪怕道路是曲折的。”陈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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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旭创“摇人”:年轻人排队去造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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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数高科技工厂质检岗动辄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不同,中际旭创的质检岗学历门槛放宽至高中毕业。在旭创的蓝领工种里,会显微镜等技能,远比学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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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玉娟
封图:本报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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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苏州,AI算力的热潮同时在资本市场和现实世界激荡。


一边,中际旭创(300308.SZ)股价突破千元,两年涨近十倍,总市值站上1.11万亿元,成为A股光模块“市值一哥”。


另一边,产线扩增,招工不断。5月9日,在位于苏州市吴中区胜浦路168号的旭创光电产业园外,百余名年轻人排成数列。他们攥着身份证,脚边放着背包、行李箱,有人甚至用麻袋装着被褥直接赶来,想要进入生产光模块的流水线。


这些年轻人不一定了解光模块在AI时代的含金量:一个光模块仅打火机大小,速率从400G升级到800G,再到1.6T,直接决定整个AI算力集群的运转效率。但“订单稳定、月薪八千以上、高中毕业即可、缴纳五险一金、包吃住”等招工标语,对这些年轻人而言已经足够诱人。


“普工、QC(质检)都要,今天你们就算全被录了,都不够。”一名招工中介站在队伍前,扯着嗓子喊。


一天招百来人,“算少的!”苏州智赢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玉豪说,应聘者多时,厂门口能站四五百人。如今,像旭创这样规模的半导体大厂,每年年后都会迎来用工高峰期,有时甚至有上千人排队。


“缺口一直在。”张玉豪在苏州从事中介服务六年多,见证着这座城市产业周期几度起伏:前几年做屏幕、手机配件的代工厂是用工大户,现在旭创这样的半导体大厂用工量大、出价更高,正在吸纳更多蓝领工人。


为了解2026年用工缺口及招工情况,经济观察报致电旭创官方,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全招了都不够


伴随AI算力需求暴涨,中际旭创的800G、1.6T高速光模块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放量期。“公司还在增产。”旭创的一位研发工程师称,AI算力需求暴涨带动公司产能扩增,今年厂区扩建,产线则需要更多人力。中际旭创曾在机构电话会议上表态,每个季度都会有新的产能释放出来。


前述招工中介透露,去年一季度,旭创在苏州、铜陵等地的生产基地,新招的蓝领工人超3000人。


前述研发工程师解释,作为生产端,旭创没法预测明天来自下游的订单有多少,芯片厂商的出货计划调整,甚至当前AI应用落地的速度,都影响到整个供应链的节奏,这是旭创一直在招人的原因之一。


张玉豪说,旭创的工资水平在苏州处于第一梯队,不过,“一天面试100人,最终上到产线并能持续干下去的可能只有20人。”为了应对订单波动,旭创这类大厂十分依赖中介机构补齐用工缺口。工厂想灵活应对客户的急单,工人们奔着高薪、门槛低而来。


和富士康等消费电子行业的工厂相比,半导体行业的淡旺季周期不太明显。据张玉豪观察,旺季一般是春节后,年前离职人多,过完年就要补人;用工高峰期,工资与公积金会给得更高,每年3月底工价会转低,需求量变小后,人就不好进厂;5月份又会是缺口期,六七月份暑假工增多,蓝领工人找工作会比较难。


在旭创光电产业园两公里外的霞盛路老园区门口,一位刚进厂工作一个月的年轻人边嗑瓜子边说:“工地上要不到钱,听中介讲这边稳定,就过来当作业工了。”另一位年轻人刚入职旭创不到一周,他从网上看到旭创“月薪8000以上、五险一金、包吃住”,果断从上一家电子厂离职,买了火车票就赶来旭创面试。


之前没干过光模块相关的工作?招工中介试图一句话打消年轻人的担心:没经验也行,只要面试能过。




会看显微镜,比学历重要

前述招工中介额头上沁着汗,一边收集面试者的身份证,一边声音沙哑地喊:伸出胳膊,不能有纹身;最低要求是高中毕业证;QC一定要懂A、B、C、D英文字母;如果没有经验,面试就实话实说。“来都来了,主打一个真诚。”


与多数高科技工厂质检岗动辄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不同,中际旭创的质检岗学历门槛放宽至高中毕业。


经张玉豪所在中介机构进入旭创工作的年轻人,高中、大专毕业的还是少数,多数是大学毕业且工作了一两年的人,“经过中介走过场的培训后,厂里真正要的是能干活、能看显微镜的人。”


综合目前多家招聘中介发布的信息,旭创在招的蓝领岗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作业员或普工,工作比传统的组装电脑、手机等更精细,主要做光模块的点胶、贴片或焊接等基础工序,将细如发丝的光纤接入精密的光模块组件中。


另一类则是需求更大、门槛更高的质检岗位。光模块内部集成了复杂的电路和光学器件,质检岗人员需要通过显微镜观察焊点是否有毛刺、金线是否断裂。


张玉豪的门店就摆着几台显微镜,专门用来培训那些想上流水线的人。“这种工作极其费力,需要在显微镜下认真查验米粒大小的组件。”


一位从宁德时代跳槽到旭创工作的工人形容,自己像“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和以前组装外壳或主板的工作环境不同,如今他必须穿着全套无尘服,在恒温恒湿的无尘车间,工作状态高度紧绷。


在旭创的蓝领工种里,会显微镜等技能,远比学历重要。质检工需要长时间使用显微镜,每天大约三到四个小时,且必须适应12小时轮班制,上述招工中介介绍,早上8:30上班,加班到晚上8:30是常态,上午和下午分别有15分钟茶歇休息;中午吃饭时间一小时,晚饭半小时。


前述招工中介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旭创的职业体检是硬过滤器,“卡得非常严,色弱、电测听过不了的,绝对不行。”他也严肃提醒应聘者,高血压、心电图异常,甚至长期吸烟、酗酒导致的谷丙转氨酶偏高的,都有一定的可能成为进厂的阻碍。




纯人工质检最前沿器件


旭创的面试流程一般分三轮:先是人事初筛,接着是AI面试,最后是主管。其中,AI面试会提问关于加班接受度、显微镜使用经验、离职原因等问题,系统会根据回答的流畅度和关键词自动打分。“声音要大,态度要主动,不要一问一答。”前述招工中介反复提醒面试者。


不能用机器质检吗?从旭创厂里的工人到招工服务的中介,都一致给出否定回答,理由是光模块实在太精密了。


“产品小到肉眼几乎看不见,必须靠人在显微镜下逐一检验。”张玉豪说。


前述旭创的研发工程师进一步解释,目前的工艺水平下,质检环节仍严重依赖人工,即便能机器自动组装、贴片、封装,但最终确认一颗微小的光模块上没有细微的裂痕、脏污,还得靠人。


前述研发工程师亲身参与光模块生产从400G向800G/1.6T升级,他对此引以为豪。不过,每个连接最强算力芯片的光模块出厂前,都必须经过蓝领工人的手和眼纯人工质检。


这也让旭创的用工模式结构性稳定:精细却枯燥,难以被机器取代。


作为用工供给端的一环,张玉豪需要备足更多候选人:面试会刷下一部分人,分配宿舍了再走一部分人,体检不合格后少一部分,等到进车间上产线,不想干的还要跑一部分,“厂里每天都有离职的,送进去一批,过两周再看,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


在这个算力改写全球资本版图的时代,AI算力、硅光技术、CPO封装等高端技术与最枯燥的纯手工检验作业,在这个长三角的工业园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与反差。




招工主播线上“摇人”


想上流水线,门道也不少。中介在面试前一遍遍“培训”应聘者:回答离职原因时,不要说“家里有事”,要说“原厂裁员”或“产量减少”;不要说“做过很多家厂”,面试官会觉得你不稳定,就说“进过一两家”就行;要把工作时间说得久一点,不用担心背调。


这边中介压低着声音传授经验,而在面试队伍十几米外,穿着时尚且化着精致妆容的管婷婷,正举着手机支架,熟练地对屏幕说:“所有进入直播间的粉丝,把想问的打在公屏上!”


管婷婷是智赢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一名直播带岗主播,是苏州工业园区招工产业链条上的一名“流量捕手”。她通过直播间线上引流,一些想跳槽进入半导体大厂的人会来到线下,通过中介机构培训后再进厂面试。这套线上与线下闭环的招工流程已经成熟。


张玉豪的公司也在最近一年多开始做“直播带岗”。以前他和同事到处拉人面试、进厂。“现在不做线上,根本抢不到人。”


每成功送一名工人进入旭创等工厂的流水线,张玉豪这样的中介机构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一次性费用。


近几年,无论是规模仅十几个人的街道门店,还是跨省市招工的大型劳务公司,招工机构不断增多。张玉豪公司附近有大小中介机构超700家,竞争堪称白热化。“原本大家的服务返费差不多,可还是有人开出低于市场价的佣金,100元—300元不等。卷到最后,都不挣钱。”


为招揽更多工人,中介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管婷婷一边跑到旭创工厂门口,在抖音等平台实时“带岗”直播;一边更新短视频,向粉丝科普半导体厂的一些用工要求、薪资待遇等。


管婷婷介绍,中际旭创的招工投放远不止苏州一地。“旭创在相城有一个厂区,霞盛路和胜浦路各一个(厂区),还有安徽铜陵旭创,都在大量招蓝领。”


管婷婷在旭创的招工群里发布的信息简单直接:岗位多,当天安排住宿,大量要人。底薪2598元—2758元,全勤300元,绩效350元,工作津贴650元,岗位120元,加上加班工时费用,综合可达7000元—8500元。“要挣钱的都想去旭创,但想轻松的别来。”张玉豪说,随着半导体与光电产业在苏州的崛起,当地电子厂的用工需求,已经从传统电子代工行业全面转向高附加值的半导体制造业。“前几年火的是代工厂,做屏幕、手机配件的。现在半导体要好一点。”张玉豪回忆,2023年以前,用工高峰往往随电子消费产品的发布周期波动,但从AI大模型爆发开始,新的技术浪潮让芯片半导体需求火热,旭创、东辉等光电大厂的用工需求也持续走高。


金字塔尖的AI算力狂欢,必须由底座庞大且呈指数级增长的人力去托举。财报数据显示,中际旭创在职员工数从2020年的4071人持续增加到2025年的11625人,正式成为“万人大厂”。“过去都在传说富士康,现在大家都在问旭创。”一位刚入职旭创的工人常看到,从全国各地拖着行李箱来到厂区的年轻人,人来人往。他们当中有的会成为“追光的人”,有的可能在不久后离开,而旭创的招工,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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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小众宝藏门诊,等待“上山下海”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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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医生王新宇,在邮轮上暴发汉坦病毒属于罕见偶发事件,总体风险低,不过探险或远洋旅行确实需要专业的旅行医学咨询与预案。一些医院开设的旅行门诊,正在提供这样的小众宝藏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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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诺
封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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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对夫妇计划在7月进行一场北欧邮轮之旅。然而,近期有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疫情,为此他们在5月13日专程前往华山医院——不是去看病,而是咨询此次旅行的感染风险与防护措施。


他们去的是“旅行医学门诊”。该门诊主诊医师、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结合这对夫妇的健康状况与行程安排等,为他们提供了个性化的健康建议。


王新宇告诉他们,在邮轮上暴发汉坦病毒属于罕见偶发事件,总体风险低,不过探险或远洋旅行确实需要专业的旅行医学咨询与预案。


在这间小小诊室,王新宇也要随时准备诊治来自全世界的疾病。


王新宇团队曾经成功诊治过中国第三例非洲锥虫病感染案例——这种病大部分医生只在教科书上见过,当时连药物都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连夜调拨的。而旅行门诊的医生需要从患者旅行史和症状中寻找蛛丝马迹,想办法找出感染的元凶。


旅行门诊也为境内旅行者服务。中国幅员辽阔,西部流行的疾病东部的医生可能没见过,江苏有的疾病上海可能就没有。


20世纪80年代,旅行医学在出境游的发展下应运而生,在国外,旅行门诊开展得比较广泛。最近10来年,中国也开始有医院开设该门诊,门诊量不大,更像是医院的一项小众宝藏前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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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捉虫记


一位38岁的男性常年在非洲做导游,2025年回国后反复出现无痛性血尿。他去医院做了B超,影像学提示膀胱占位性病变,高度怀疑膀胱癌。


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医生很快发现,占位处的活检结果看起来更像是有寄生虫,于是推荐他去华山医院的旅行门诊。


王新宇仔细询问了他的旅行史。这名导游曾在非洲一个淡水湖里游泳。综合检测检验等信息,他其实得的是埃及血吸虫病,很可能是在下湖时暴露的。王新宇给他开了药,他很快就痊愈了。


华山医院旅行医学门诊每周三上午出诊,两个院区每次会有10来位来访者,每年大约接诊1000余人。


这一门诊是在2017年开设的。当时医院鼓励医生开专病门诊,王新宇就提出想开设旅行门诊。他2010年被派驻到上海世博会医疗点工作了三个月,视野大幅拓宽。2013年,他获得了国际旅行医学学会的认证,此后一直想在旅行医学深耕。


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很支持。他认为,在国外,旅行医学也是感染学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华山医院开设旅行医学门诊可以完善学科拼图,有利于感染科亚学科的发展。


门诊开设第一年,患者老杨来到华山医院感染科。在简单的病史询问中,他睡着了数十次。老杨曾在中非国家加蓬务工,他不慎被昆虫叮咬,之后出现皮疹和反复发热、头痛,回国后辗转国内多家医院却得不到诊断。


老杨病情严重,住进了感染科重症病房。结合昏睡等症状,以张文宏和王新宇为核心的热带病与旅行医学团队初步推断,老杨可能是得了非洲锥虫病。很快,检验科医生在老杨的骨髓涂片找到了布氏锥虫。


不过,布氏锥虫还分两种,华山医院感染科终身教授、张文宏的老师翁心华分析,老杨是在中非的加蓬被咬,根据流行病学,可能是感染了其中的布氏冈比亚锥虫。随后,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预防控制所传回了二代基因测序检测结果,老杨确实感染了这种疾病。


在老杨之前,中国只有两例非洲锥虫病患者,第一例还不幸去世。这种病只见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全国医院都没有常备治疗药物。寄生虫预防控制所第一时间联系了WHO,经过国际疑难病例讨论后,WHO准许拨发特效药。


当夜,药物从日内瓦直飞北京,王新宇开出了药物入关所需处方;此后药物又紧急转运至上海。用药10天后,老杨逐渐恢复清醒,病情平稳,此后未有复发。


遇到老杨,王新宇心中觉得很巧。不久前,他正好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学习了锥虫病的知识,回国就派上了用场。现在他只要去旅游,就会关注当地的流行病情况。“旅行门诊的医生,第一,要爱旅游;第二,要知识面广,了解历史和地理;第三,也需要继续教育,不断学习。”王新宇说。


旅行门诊也会有一些相对常见的境外疾病,比如疟疾。


2021年6月,中国被WHO正式认定为无疟疾国家。然而在非洲等地,疟疾并未完全消除,可能会带来输入性病例风险。中国已经阻断本土疟疾传播,许多医生诊疗疟疾的能力会出现下滑。而这是旅行门诊的强项。


中国部分抗疟药也已停产,常规供应和临床可及性面临挑战,包括根治间日疟和卵形疟的重要药物伯氨喹。王新宇说,他们曾反复向有关部门申请这款必需药物,经过一系列争取,现在伯氨喹是由WHO向中国捐赠,再由国家配发给各省。


袁文芳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感染二科主任,2026年1月,她所在科室开设了旅行门诊。疟疾正是最常见的输入疾病。此类患者往往是出国工作或者去“一带一路”国家做建材等生意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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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也有旅行病


实际上,就算在国内旅行,也可能会患上旅行病。


王新宇就曾遇到一位上海老年患者,该患者连续两周高烧不退,在外院打抗生素始终无效。王新宇注意到患者病史上写了一句“会阴部阴囊有溃疡”,呈焦痂状。


王新宇询问病人得知,他最近曾去江苏,坐在草丛里钓鱼。综合症状和旅行史,他判断患者是得了恙虫病。口服药物次日,患者就退烧了。


恙虫病是由感染性恙螨幼虫叮咬传播,它们常常藏在灌丛植被中,感染后会引起头痛、发热、肌肉痛等多重症状。恙螨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有分布,但上海没有报道过本地感染。“中国地域也很大,很多病上海本地没有,但西部地区等远一点的地方,甚至周边省市可能就存在。”王新宇说。


有一次,王新宇陆续接诊了七八个病人,他们都出现腹痛、发烧、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原来是去广东团建期间他们吃了鱼生,感染了华支睾吸虫。


袁文芳说,在国内旅行比较常见的问题是蜱虫咬伤。


最近袁文芳的一名患者从石家庄去附近山区玩,在一处废弃的院落摘香椿,因为穿着短裤,被蜱虫咬伤,数日之后才发现。患者直接把蜱虫拽了下来,冲进了下水道。又过了几天,他开始发烧,不得不去医院就诊。医生为他清创、消毒,又给他开了些药,目前已无大碍。“自己拽下来是不可取的,还是应该在正规指导下取出。蜱虫会把口器扎进人的皮肤,只把虫子拽下来,口器还残留在身体里,毒素还会不断释放。”袁文芳说,“一般需要用酒精或消毒液闷着,蜱虫就会自己松口,这样口器才能完整地出来。有些更有安全意识的患者自己取出来之后,还会保留虫体,来医院鉴定下,到底是不是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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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胜于治疗


比起生病后再治疗,预防才是更好的方案。指导旅行者如何预防,也是旅行门诊提供的咨询服务。


袁文芳说,很多医生日常就具有很好的防蚊虫叮咬意识,值得参考。他们就算去公园都会穿长衣长裤,以防蚊虫叮咬。她建议,不去草地和树叶多的地方,出游时可以带好风油精。“有些人在非洲四五年,一次都没感染过疟疾,但有些人一去就不行了,差别就在于防护。”袁文芳说,晚上睡觉时感染的可能性更高,蚊帐是最简单的防护方法。出门时要注意穿长衣长裤。脏水、死水容易滋生蚊虫,也要避免接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也是较早开设旅行门诊的医院。感染与免疫科副主任代丽丽是旅行门诊的负责人。她说,在2014年左右,医院领导注意到出境旅游、留学、务工的人越来越多,萌生了做旅行门诊的想法。此后代丽丽去英国牛津大学专门学习相关内容。2016年,佑安医院与牛津大学联合开设了旅行门诊。


到佑安医院旅行门诊就诊的人,大多是想做行前咨询。旅行门诊主诊医师、感染与免疫科主任医师画伟说,每年节假日或者国外的开学季,来咨询的旅客或者留学生就会变多。有些国外的学校要求学生提供疫苗接种记录,但有些记录已查不到,就来医院查相应的抗体。


在门诊咨询中,医生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给出建议。“我们需要了解他要去哪里,住多长时间,住宾馆还是帐篷,在城市还是乡村,居住条件怎样。然后再根据当地的情况查阅有没有流行病和传染病情况,再看来访者的疫苗接种史,根据他面临的风险,提出建议。”代丽丽说。


这些建议往往包括有哪些注意事项,该接种哪些疫苗,该准备什么药。在国外的旅行门诊,获取药物、接种疫苗往往可以做到一站式服务,但在中国难以实现。


代丽丽说,最初开设旅行门诊时就发现,有些防护物资医院难以定价、不便售卖。特殊的疫苗和药物也是由海关体系管理,医院不能向来访者直接提供,比如去一些国家前必须接种黄热病疫苗,只能在海关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预约。虽然医生对传染病的理解更专业,但海关还是更具便利性。


不过,王新宇仍然期待有更多人愿意走进旅行门诊咨询。他认为,医生的咨询与驴友的经验分享不一样,医生的建议有更多科学支持。


他指出,人在旅行中更容易生病。除了当地的流行病外,还包括发烧、腹泻、过敏、高原反应、晕车、晕机、晕船、胸痛、心悸、高血压波动,甚至外伤、扭伤、骨折等。医生也会根据每个人的行程和健康状况,给出个性化的预防措施。


2026年4月底,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感染科)牵头制定的中国首部《旅行者腹泻防治中国专家共识》正式发表。旅行者腹泻是常见的旅行问题,往往只被理解为水土不服,主要由于摄入被污染的食物或饮用水,多数患者可以自行缓解,但也可能引发其他问题。


该共识建议:第一,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旅行前一次专业咨询,往往可以避免很多麻烦;第二,腹泻后不能盲目使用抗菌药物;第三,口服补液盐是最核心的一环。“旅行门诊不只是疾病治疗,我们更希望旅行者避免生病,保持健康。”王新宇说,他们还打算开发一些AI产品,更便捷地提供旅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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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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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普拉达的女王2》可能是好莱坞最后的IP神话背后的商业模式并非万能钥匙


2026年4月28日,安妮·海瑟薇现身纽约下东区Metrograph影院,出席纽约电影协会《穿普拉达的女王2》特别放映会。图片来源:Aeon/GC Images

在米兰达·普雷斯利索要外套的名场面初登银幕二十年后,好莱坞终于得到了它想要的答案:千禧一代依然愿意为此买单。

《穿普拉达的女王2》北美首周末票房斩获7700万美元,全球首映票房高达2.34亿美元,位列2026年北美首映票房榜第三。这一亮眼成绩不仅刷新了梅丽尔·斯特里普个人演艺生涯的首映票房纪录,也创下自2015年《完美音调2》上映以来,传统喜剧题材电影的最佳首映表现。影片首周末首映票房,甚至高出漫威的《雷霆特工队》近300万美元。按照目前的走势,该片有望在本月末就超越前作3.26亿美元的院线总票房。

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这都是现代好莱坞核心商业策略的又一次胜利:挖掘经典国民IP,静待伴着作品长大的一代人步入“有钱有闲”的中年,再集结原版原班人马回归开拍续作。尽管《普拉达2》完美地展现了被业内称作“IP价值最大化”的模式,但当下或许也是这一模式的巅峰时刻。

抛开首映周末票房数据不谈,一幅更令人忧心的图景已然浮现:好莱坞看似乘着怀旧风潮顺势而上,实则还在挖掘已被压榨15年的经典IP仅存的剩余价值。《普拉达2》大获成功有几个关键条件:原作深入人心、原班人马悉数回归、核心受众步入消费力鼎盛的年纪,影片主题恰好契合当下这代观众的心境。而如今,这些条件已经可遇不可求。

与此同时,多重结构性压力正倒逼制片公司愈发依赖IP翻拍,从规模高达1100亿美元的派拉蒙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合并案,到AI生成内容的蓬勃兴起,都让这套打造爆款的模式愈发难以复刻。《普拉达2》的成功,恰恰以一种耀眼的方式,揭示了前路何其狭窄。

电影被IP裹挟的背后

若想读懂这部电影为何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不妨先回望这场行业浪潮的缘起。

“IP价值最大化”时代通常被认为始于2008年。当年,漫威影业推出了《钢铁侠》,证明单个漫画角色足以撑起横跨数十年、多部影片、多平台布局的商业版图。到2010年代中期,整个好莱坞都吃透了这套逻辑,原创影片日渐成为高风险投资的代名词,而经典IP则成了避风港。

如今,行业的倾斜态势愈演愈烈。2025年,全球票房前十的影片中,有九部为续集、翻拍或系列IP新作;而2024年,没有一部原创电影跻身北美本土票房前十。

2026年的院线片单更是这套行业逻辑的缩影。除了《普拉达2》,2026年档期还有《星球大战》、漫威宇宙、DC宇宙、《玩具总动员》、《超级马力欧兄弟》、《饥饿游戏》、《惊声尖叫》、《惊声尖笑》、《小黄人》、《沙丘》、《勇敢者游戏》、《真人快打 2》、《潜伏》、真人版《海洋奇缘》,以及《蜘蛛侠:崭新的一天》——这已经是2002年以来的第九部真人版蜘蛛侠电影了。

今年早些时候,这一战略迎来了资本层面的巅峰。43岁的戴维·埃里森执掌的派拉蒙天空之舞,在竞标中以1100亿美元的出价拿下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击败了出价830亿美元的Netflix。交易备案文件中披露,派拉蒙预计合并后每年可实现逾60亿美元的成本协同效益。埃里森承诺,合并后的新公司每年至少推出30部院线电影,并继续保留45天的院线专属窗口期。尽管他表示这60亿美元的缩减主要来自“非人力成本”,但好莱坞也已为大裁员做好准备。

《财富》记者杰夫·科尔文在其题为《好莱坞的死亡螺旋》的封面报道中直言,这笔并购是对洛杉矶影视制作中心地位的又一记致命重击。他援引前时代华纳首席执行官杰夫·比克斯的观点:“如今,科技行业寡头才真正掌控着传媒行业、决定行业未来走向。这并非预言,而是当下的真实写照。统计数据显示,洛杉矶的实景拍摄工作日已从2022年的36792天,锐减至2025年的19694天。2022至2024年间,已有约4.1万名影视从业者离开洛杉矶。

这一切,又和《普拉达2》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关系重大。

IP价值最大化模式不只是创作层面的选择,更是当今影视行业的底层运转逻辑。行业整合后,市场被少数债务压顶的巨头把持,制作体系高度分散,宁愿深挖现有经典IP,也不愿冒险开发原创的全新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普拉达2》正是这套行业模式完美落地的成果。问题在于:这套针对2015年的环境打造的商业模式,还能否在2030年的行业格局里,持续缔造票房爆款。

难再复刻的成功密码

在票房研究专家看来,《普拉达2》的成功绝非偶然。经典IP续集的名头之外,更是多重特殊条件叠加的结果。

康姆斯科公司高级媒体分析师保罗·德加拉贝迪安表示:“这部续作能集齐第一部的主创演员、导演,甚至编剧,才是最核心的。如果只是套用经典IP,观众一眼就能分辨出内容是否原汁原味。”

业内的反面案例比比皆是。2016年全女性阵容的《超能敢死队》重启版口碑票房双失利;2021年的《超能敢死队:超能来世》严格遵循原作世界观与故事基底创作,才勉强挽回口碑。迪士尼也曾两度重启《电子世界争霸战》IP,却始终没能参透原版影片触动观众的情感内核。

德加拉贝迪安直言:“IP续作的成功概率本就不高。能像《普拉达2》这般大获成功,实属难得。因为这种事没有捷径可走,绝非简单套上经典IP的名头,就能坐收票房红利。所有创作环节、核心要素缺一不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粉丝文化课程教师、资深营销专家布雷特·施耐德认为,除了怀旧,该片还踩中了大众对“过度优化的数字文化”的逆反心理。“许多年轻观众对那个节奏更松弛、更真实、不受算法规训束缚的年代充满了向往,哪怕他们从未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大众心理,让这部续作写实的质感与质朴的故事显得格外真实动人,相比之下,一些制作精良的续作反倒显得空洞乏味。

《穿普拉达的女王》还拥有一项后来者无法复刻的深层结构性优势:有线电视时代的文化渗透。

纵观整个2010年代,原作常驻各大有线频道循环播放,几乎成了美国民众生活的“背景音”,也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德加拉贝迪安对《财富》表示:“对千禧一代而言,这份情怀更多来自亲朋好友之间的日常交流,闲聊时可能不经意间就会提起这部影片,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流媒体算法自然无法复刻这种日积月累形成的文化内涵。一部影视作品,要么在流媒体时代让大众注意力走向碎片化之前,就积累了这种文化影响力,要么将永远与之绝缘。

受众人口天花板

分析《普拉达2》的观众构成,会发现难以复刻其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该片首映周末的购票观众中,女性占比高达76%,是近年首映中观众性别比例最失衡的影片之一。从代际分布来看,受众几乎全是千禧一代及更年长群体:25岁以下女性观众仅占12%,25岁以下男性观众更是低至2%。

而观影最活跃的Z世代大多没有观看这部电影。数据显示,87%的Z世代受访者在过去一年至少走进影院观影一次,康姆斯科与影院行业机构Cinema United的联合研究也表明,Z世代的观影人次同比上涨5%至6%。行业分析师达里娅·埃尔绍娃对好莱坞这种沉溺怀旧IP的行业风气发出了警告。她对《新闻周刊》表示:“一味加码迎合千禧一代的怀旧情怀,不仅完全误判了Z世代的观影需求,更是选错了发展方向。当下真正能拉动票房、吸引观众主动结伴走进影院的,只有那些立意新颖、具备话题热度的原创大片。”

施耐德则给出了更细致的解读:并非Z世代无法共情倍受千禧一代追捧的经典IP,而是两代人欣赏该作品的角度截然不同。他表示:“Z世代或许没有与该作品相伴成长的青春回忆,但依旧会被影片的审美风格、人物内核与世界观所吸引,因为这些内容与他们当下的自我认同与情绪心境十分契合。”《普拉达2》的情感内核,是一个一代人随着年岁渐长、理想逐渐幻灭的故事。这群人曾满怀某种职业理想,最终却眼睁睁看着其崩塌消散。而尚未经历过职场幻灭的Z世代,自然很难产生共鸣。他们可以欣赏影片外在的风格质感,却没有足够的动力走进影院,为这份情感买单。

这正是导致IP价值最大化结构性问题的根源所在。这套模式服务的观影人群正逐步渡过观影高峰期,而接替他们的新生代观众,成长路径、审美参照体系全然不同,对片方翻新售卖的经典文化IP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心态。

此外,可供开发的优质IP存量本身也是有限的。康姆斯科向《财富》杂志提供了一份对1990年至2000年间发行、北美票房至少达到7500万美元的电影的分析报告,这十年也正是千禧一代影迷的成型期。这批影片共计约130部,未经通胀调整的全球总票房接近280亿美元,正是好莱坞如今全力挖掘的经典IP资源库,其中相当比例已被反复开发,比如《侏罗纪公园》、《玩具总动员》、《狮子王》、《阿拉丁》、《黑客帝国》、《终结者 2》、《勇敢者游戏》等数十部作品,在过去十年间均推出过重启版、翻拍改编版或续集。

而那些沉寂的经典——《小鬼当家》、《窈窕奶爸》、《阿甘正传》、《人鬼情未了》、《风月俏佳人》、《西雅图夜未眠》,则各有其沉寂的原因。施耐德提出的筛选逻辑极具参考价值,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某部影片在1994年时是否大卖,而在于其情感内核与价值逻辑,能否与当下的观众产生共鸣。按此标准,具备续拍、翻拍价值的影片数量少之又少。

荒诞又精妙的时代反讽

《普拉达2》的独到之处在于,该影片本身恰恰是对前作所承载的人生理想与价值期许的批判,不仅描摹了当下传媒行业的风气,甚至成了好莱坞自身命运的隐喻。

在续集中,安迪·萨克斯(安妮·海瑟薇饰)惨遭裁员,记者事业戛然而止,昔日好友们则纷纷陷入事业瓶颈。米兰达・普利斯特利(梅丽尔·斯特里普饰)也早已褪去往日锋芒,出行改坐经济舱,还得自己挂外套。《时尚芭莎》评论称,这部续集是对一整代人梦想落空的深刻映照,迫使观众直面当年原作所宣扬的奋斗文化。

这种来自现实反差的讽刺感正是其魅力所在。好莱坞向千禧一代兜售了一部讲述“梦想破灭”的电影,他们又为这部电影贡献了创纪录的票房。正如施耐德所言:“千禧一代往往会借着自身人生阅历与情感共鸣,重温《穿普拉达的女王》这类经典作品。因此续集一经推出,便自带强大的吸引力,就像时隔多年,突然得知儿时最爱的乐队要举办重组巡演一般。”

这份吸引力正是如今好莱坞想要大规模变现的资产。但情怀不是可再生资源。Z世代根本没有对应的成长记忆,自然不会为一部自己三岁时首映的影片续集买单。

后IP时代路在何方?

在当前这种行业格局之下,仍有一抹希望之光。如今千禧一代已然为人父母,他们的孩子,也就是阿尔法世代(指201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最大的已有约15岁,正跟着家人走进影院观影。2024、2025 两年,PG级(编者注:建议家长陪同观看级)影片票房均超过了PG-13级(编者注:特别提醒家长,13岁以下不建议观看级)影片,这一格局反转,部分是受千禧父母带孩子观看《我的世界大电影》与《疯狂动物城 2》这类电影影响。德加拉贝迪安表示:“对院线而言,最大利好在于大批阿尔法世代青少年走进了电影院,并收获了极佳的观影体验。这会让影院观影的习惯形成代际传承从而延续。”

这种传承至关重要,也为好莱坞未来的商业模式指明了方向。院线电影的增量受众,主力已是带低龄儿童的家庭群体。适合这部分受众的作品,大多以动画为核心载体,多为系列续作,且IP源头往往来自电子游戏、主题乐园、玩具产品线等领域。而《普拉达2》所代表的中等预算成人喜剧,或许只是个案爆款,并不意味着这类影片将迎来整体复兴。

从这个角度看,《普拉达2》并不是好莱坞找到了万能钥匙,只是证明了当许多千载难逢的利好条件同时出现时,旧有创作逻辑依旧能够带来丰厚回报。德加拉贝迪安坦言:“只有破解这类受众的喜好密码,才能在观众对超级英雄题材电影出现审美疲劳时填补其留下的市场空缺。但这种事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做到。”

未来十年,美国电影行业将呈现出企业数量缩减、行业负债高企的格局,各大公司只能不断挖掘早已深耕多年的经典IP。观众群体也在分化,一边是体量日渐萎缩、情怀至上的千禧一代,另一边是尚未形成影院观影偏好的新生代。《普拉达2》恰好契合好莱坞当下的发展处境。更棘手的问题在于:好莱坞该为下一个时代创作怎样的作品。

正如德加拉贝迪安反复强调的那样,好作品做不了假。可眼下的难题是,能拿得出手的真材实料也越来越稀缺了。

编者语:

·警惕“IP价值最大化”的存量陷阱:尽管《穿普拉达的女王2》票房亮眼,但更像是一次不可复刻的“绝唱”,揭露了内容行业陷入挖掘有限存量、回避原创风险的结构性困境,提醒经营者情怀资产并非取之不尽,单纯依赖翻拍会让行业前路愈发狭窄。

·代际共鸣是不可平移的:试图用上一代人的“神作”去套路下一代人,很有可能会遭遇“文化排异”。内容产业在深挖老IP的同时,必须布局能够进入年轻人社交语境的新叙事。

·在AI时代,“人的回归”反而成了溢价更高的资产。具有不可替代性、能引发观众共鸣的人文细节,将成为内容产业最后的护城河。

财富中文网对原文有删减和调整(财富中文网)

译者:梁宇

编辑:魏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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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CEO:未来智能体设备将随处可见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Cristiano Amon)认为,高通(Qualcomm)助力打造的以智能手机为中心的世界即将终结。图片来源:Fortune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不会透漏即将推出的产品,但会告诉你谁在打造这些产品。

“有些秘密产品形态我无法透露,”高通首席执行官在接受《财富》杂志主编尚艾俪(Alyson Shontell)的《行业巨头与颠覆者》播客采访时表示,“但我认为,我们正与几乎所有相关企业展开合作。”

这里的“几乎所有相关企业”,指的是那些竞相研发智能手机替代设备的人工智能公司。在位于圣地亚哥的高通总部接受采访时,阿蒙提到了OpenAI和Meta,其余合作方则拒绝透露。这种设备不再是手持设备,而是“可穿戴设备”:眼镜、首饰、胸针、吊坠。其核心理念是,数字生活的中心将不再是手机,而是自主智能体。

本次访谈录制于4月下旬。此前天风国际证券(TF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分析师郭明錤(Ming-Chi Kuo)发布研报称,高通与联发科(MediaTek)正联合为OpenAI的智能手机定制芯片,由立讯精密(Luxshare)负责生产。郭明錤预计该产品将于2028年量产,年出货量达3亿至4亿台。若目标达成,OpenAI的硬件规模将比肩iPhone。尽管两家公司均未证实此消息,但高通股价在报告发布后一度飙升13%。

该初始报告存在一个问题:智能手机与阿蒙此前关于非手机硬件的表述并不一致。而郭明錤5月5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该手机芯片或将由联发科独家研发,量产时间也将提前至2027年初。

无论高通在这款特定设备中的角色如何变化,阿蒙的战略布局早已超越单一芯片:高通将为人工智能进军消费硬件领域提供底层芯片支持,这一点毋庸置疑。

“你的专属生态系统”

阿蒙认为,高通助力打造的以智能手机为中心的世界即将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他所描述的“你的专属生态系统”:眼镜上的摄像头能捕捉你看到的一切,耳机能精准捕捉你听到的声音,再由一个智能体串联所有设备,实现跨终端协同运行。

“如果人工智能能理解我们所说、所听、所见的内容——眼镜离你的眼睛、耳朵和嘴巴非常近,”他说道,“所有这些信息都将成为智能体为你处理事务时至关重要的背景信息。”

“数字孪生”这一概念听起来可能有些反乌托邦,但阿蒙描述的应用场景大多是低门槛的日常事务:比如,当你查看餐厅账单时,智能体就会自动付款;当你查看某件商品时,智能体会查询价格;当会议通知弹出时,智能体会致电诊所帮你重新预约。

阿蒙表示,今年是“智能体元年”,因为所有人都在尝试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一定的自主权,使其融入我们的生活。今年,相关设备会上市。但到2027年、2028年,阿蒙断言,这些设备将随处可见,“一切会变得极其自然”。

他看好眼镜作为主流产品形态,但同时认为,市场竞争将异常激烈,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不是所有人都穿同款衣服,也不是所有人都戴同款眼镜。”他说道。

他指出字节跳动是这一概念的早期验证者。去年12月,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在中兴(ZTE)制造的努比亚M153手机上推出了豆包移动助手,这款手机搭载的AI智能体可直接操作软件、切换应用、预订机票并完成支付。首批约3万台手机迅速售罄,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更是直言该设备“极不安全、不负责任”。美团、微信和阿里巴巴在数日内采取措施,限制豆包访问其应用程序,但字节跳动并未止步,目前正计划于2026年第二季度推出第二代设备。

“当时这件事并未引起外界关注,但我们在上次财报电话会议上提到了这一点,”阿蒙表示,“行业的控制点正在发生变化。这不再关乎操作系统和应用商店,而是取决于你选择哪个智能体。”

对大多数人而言,将控制权交给机器人的想法,往好了说是异想天开,往坏了说是令人毛骨悚然。但阿蒙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我们会像适应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一样适应这种新形态。

“和所有新技术一样,它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也存在一些弊端,”他说道,“但总体而言,智能手机实现了人与人的连接,让人们能够获取信息。我认为,人工智能同样能为人类赋能。”(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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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CEO:企业AI竞赛押错了赛道

SAP首席执行官柯睿安。图片来源:courtesy of SAP

企业人工智能竞赛正迅速演变为一场接口之争。

每周都有新公告发布:更智能的助手、功能更强大的智能体,或是旨在实现企业全流程工作自动化的全新协调层。技术进步毋庸置疑,但业内多数布局并未围绕企业实际运营模式进行优化。

这一差异的重要性远超大多数人的认知,因为企业运营依靠的从来不是提示词,而是执行。

一家全球制造商在供应链中断期间决定如何重新调配库存,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答案。它必须同时评估供应商备选方案、库存余量、客户承诺以及财务权衡。首席财务官在市场波动期间预测流动性风险时,所需的背景信息,是普通聊天机器人交互无法提供的。这些相互关联的运营决策,受到依赖关系、业务偏好、审批流程、财务后果和各种权衡的影响,而这些权衡会在企业实时产生连锁反应。

过去一年,在我与高管们的无数次对话中,话题不可避免地会从人工智能能力转向运营现实。模型确实在飞速迭代,但更棘手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是否真正理解它所运行的商业环境?

如今,太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仍默认一个前提:只要模型更强大,商业成果自然会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企业逐渐意识到,脱离运营背景的智能——也就是脱离了治理和保护组织的流程、数据、规则与政策的智能——虽能输出结果,却难以带来实质性进展。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会加剧碎片化并带来风险。

智能体生成的建议听起来可能很有说服力,却可能忽略了系统其他环节的关键依赖关系。AI智能体可能高效地自动化了某一条工作流,却打乱了另一个工作流的规划假设。企业从不缺人工智能生成的各类输出结果,真正缺的是能够理解运营影响的人工智能系统。

这正是当前企业人工智能领域的真正挑战,而破解这一难题,仅靠协调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背景信息。

数十年来,企业软件一直默默充当着全球经济的运营支柱。财务系统、供应链、采购网络、人力规划平台、生产运营以及客户履约流程,无不依托相互关联的系统运行。这些系统不仅记录信息,更承载着企业的运营逻辑,包含着多年积累的流程知识与数据、治理结构、授权机制、政策规则以及塑造企业每一项决策的经济关系。它们是企业的核心。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业务背景信息变得极具价值。若缺乏这一背景,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终究只是有理有据的猜测,而非基于现实的判断。

当人工智能直接嵌入运营流程时,它才能基于企业的全局情况进行推理。这改变了软件在组织中的定位。企业系统开始直接参与执行本身。

人工智能能提前识别风险,跨职能部门协调响应,实时推荐行动方案,并在既定边界内自动化执行常规任务。它不再是独立运行的智能体,而是与企业的经济和运营架构深度连接的智能系统。

至关重要的是,企业自主化并不意味着将人类排除在决策之外。它意味着减少摩擦、消除碎片化、降低行政负担,从而支撑组织实现规模化、高效化与协同一致的运营。人类依然负责定义优先级、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而人工智能则负责围绕决策完成运营协同与落地执行。

试想供应商中断导致关键制造部件受影响的情形。当今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只能总结问题,或基于已学模式预测潜在延误。但立足运营实景的人工智能,不止停留在趋势洞察,更能实现全链路协同执行。它能识别受冲击的生产计划、评估全球库存状况、分析替代采购方案、估算财务风险、标记客户交付风险,并同时为采购、物流、财务及客户运营推荐行动方案。

这不仅仅是工作流自动化,而是人类与系统交互的全新方式。

这也是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将提升而非削弱企业系统战略重要性的原因。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向业务执行层渗透,最具价值的信息系统将是以运营和交易实景为根基、内嵌智能能力的系统。价值重心将向具备企业级语义理解能力的系统迁移,即能够理解权限、政策、依赖关系、流程、财务后果及组织问责制。

这一转变也改变了领导者思考转型的方式。

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第一阶段主要侧重于试验。企业测试智能助手,部署试点项目,并实现单点任务自动化。很少有项目真正带来生产力提升,而真正从根本上改变组织运营方式的更是寥寥无几。

下一阶段的领头羊将采取截然不同的人工智能应用策略。它们会将智能直接嵌入那些决策会产生真实经济后果的运营系统;它们会认识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不仅依赖治理,更离不开背景信息、数据质量、流程完整性和对交易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它们会明白:企业人工智能的成功应用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变革,更是一场变革管理挑战。只有当AI智能体、业务流程和人类协同工作时,才能释放真正的商业价值。

未来属于那些能实现这种平衡的企业:由人类定义优先级并承担责任,而智能系统则精准协调与执行。这种分工模式有助于企业提升运营韧性、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从而更从容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财富中文网)

柯睿安(Christian Klein)现任SAP SE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会主席,全面负责公司战略方向、日常管理与业绩表现。

柯睿安于2018年加入SAP执行董事会,担任智能企业集团负责人,统筹核心应用程序的全球研发与交付,同时负责公司全球业务运营的跨董事会事务。

柯睿安于1999年以实习生身份入职SAP,开启职业生涯。他历任多个职位,包括SAP SuccessFactors首席财务官、SAP首席控制官,并于2016年被任命为SAP首席运营官,任职至2021年。2019年10月11日,他与詹妮弗·摩根(Jennifer Morgan)共同被任命为SAP SE联席首席执行官。2020年4月20日,他出任SAP SE唯一首席执行官。

Fortune.com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财富》杂志的观点和立场。

译者:中慧言-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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