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年间，京兆人任迪简在考取进士后的第一份官职，是担任天德军使的判官。天德军的驻地位于黄河北岸的西受降城，这里土地贫瘠，冬季漫长，生活困苦，时任天德军使李景略节约己用，和将士们共甘苦，“将卒安之”，但为整肃军纪，达到“军声雄冠北关”的效果，军令不免严苛。一次军中设宴，身为判官的任迪简也在宾客之列，上酒的小兵误把醋当成酒倒给了任迪简，任迪简知道李景略生性严厉，若他直白地把这个错误指出来，倒错酒的小兵就会性命不保。所以任迪简没有吭声，将错就错把醋喝了下去，遮掩了小兵的过错，保全了他的性命，但他自己却因“强饮”醋“吐血而归”， 军中将士都很感动。此事被传为美谈，时人称任迪简为“呷醋节帅”。

天德军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北境。来源/天地图

这个故事在《旧唐书》和《唐国史补》中均有记载，因为上错了酒就要被杀头，判官替人遮掩喝醋喝到吐血，这种事听起来令人骇然，但在唐朝军镇的军士身上，这种生活却是一种常态。

安史之乱后，朝廷将西北边将内调平叛，边防体系由此空虚，吐蕃趁机蚕食河西、陇右之地，甚至一度攻陷长安（广德元年，763年）；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恃功而骄，索求无度，以致边备废弛。德宗时期，吐蕃成为最直接的边患，唐蕃关系在贞元三年（787）因平凉劫盟事件而彻底破裂，吐蕃大相尚结赞以会盟为名，在平凉伏击唐军，主盟使浑瑊仅以身免，唐军死伤惨重。

贞元八年（792），陆贽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正式出任宰相，在外患日亟的背景下，陆贽深入剖析了边防体系的内在弊病，于贞元九年（793）五月上呈了《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其中就提到了当时军镇军士的处境：

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穷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继以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丰约相形，隔绝斯甚。

陆贽像。来源/中华珍宝馆

相比于按年月轮转的关东戍卒，在边疆长期镇守的军镇士兵能够拿到的衣服和粮食是非常少的，仅仅够本人使用，还要照例分给妻子和儿女，所以常常受冻挨饿。

陆贽所描述的，并非纸面上的套话，生活上的困苦在这些士兵身上很常见，并且已经到了威胁基本生存的程度。边疆的士兵本身得到的供给就少，如果碰上在粮饷供给上严苛的将领和监军，那便是雪上加霜。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镇守潼关时期，“严少恩，军行未尝恤士饥寒”，监军李大宜在军中也是不问军务，只管“与将士樗蒱饮酒，弹箜篌、琵琶为乐”，而士兵们连米都吃不上。皇帝命令宦官袁思艺劳军，士兵们都说衣服已经磨得全是破洞，皇帝当即拿出了宫中剩余的御用衣料，缝制十万件衣袍赏赐给这支部队，但哥舒翰将这些衣服存放在府库中，等到战败的时候都没有发放出去。

哥舒翰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除了物资的匮乏，军令严苛也是影响士兵生存的重要因素，李景略和任迪简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军镇的将领一般在驻地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一些残暴的将领并不在乎手下士兵的死活，对其动辄打骂，就比如哥舒翰，军中有士兵因为饥饿摘食民间的桑葚，竟被他“痛笞辱之”。

吃不饱、穿不暖，在完成戍边任务的同时还受到将领的压迫和打骂，严酷的军法和困苦的生活让这些本就困窘的士兵更加艰难。所以，任迪简对兵士的帮助能够让军中闻者皆感泣，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状况，并不是安史之乱之后突然出现的。早在开元盛世，这一问题便已显露端倪。当时的唐朝虽处盛世，但也面临较大的国防压力。东北的契丹、奚等势力时有反复，吐蕃在西北也持续构成威胁。为维持防线，大量士兵需长年远戍，生活极为艰苦。唐玄宗在《恤缘边兵士诏》中就提到：

“其缘边兵士等，或远辞乡壤，久事戎旃，饥寒而衣食不充，疾病而医药不拯，边烽忽警，将何以堪？”

唐朝前期军镇重心在边疆，兵制以府兵制为主，依赖均田制下的自耕农，但高宗、武则天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农民无力承担自备武器粮饷的兵役，导致府兵大量逃亡。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正式下诏，令各军镇在“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期充任边军，并给予田地屋宅，这便是“长征健儿”（又称“官健”）。这标志着职业化的募兵制在边防军镇中全面取代了府兵轮戍制度。从此，“长征健儿”成了唐代中后期边防军镇的核心与主体兵力。他们终身服役，军器衣粮均由朝廷供给，并由将领长期统御。

影视剧中军镇的士兵们。来源/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

安史之乱后，军镇制度又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扩展。为了抵御叛军，唐朝把原本主要设在边疆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体系推广到内地，这些增设的军镇，其主力同样是这些被称为“官健”的职业募兵。方镇林立的格局由此形成，军镇不再仅仅是边防据点，而成为中晚唐地方军事与行政的基本单元。为了应对回纥南下，唐朝在河套地区经营西受降城与天德军，使其成为拱卫丰州、控扼河套西部的核心据点。

唐前期的军镇将领，守边备塞、镇抚边境是其本职，但随着边防压力增大和节度使的设立，节度使的职权迅速膨胀，中唐以降，藩镇节度使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民政、刑法、人事等方面的职权，使其成为集军政财刑大权于一身的地方权力中枢。这意味着，一个军镇之内，将领不仅在战时拥有指挥权，在平时也掌握着粮饷的分配、部属的任免和刑罚的执行。士兵的衣食来自官府，而官府在军镇中的代表就是将领本人；士兵的升降赏罚取决于将领的判断，而将领的判断不受军镇之外任何日常机制的有效约束。天德军这样的边镇，和内地藩镇一样，将领对士兵拥有近乎绝对的支配权，军法就是这种支配权的执行工具。

军队内部管理和作战指挥等活动，带有较大的特殊性和灵活性，常法无法规定得具体而确定，只能授权领军将领依照法律基本精神进行管理，而普通士兵、课户、下级官吏和其他各色人等一旦进入军中，就成为社会的特殊成员，成为将领行政管理的对象，因此形成这种现象：律治将，军令治兵。所以在军中，军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将领的个人意志的延伸，士兵的温饱、生死几乎取决于将领的一念之间。

另外在安史之乱后，唐朝普遍在藩镇内设置监军使，一般由宦官担任，对于兵士来说，不过是又多了一层压迫。

在这样的压迫下，士兵的逃亡和哗变在军镇中是非常常见的。常衮在《禁诸道将校逃亡制》中写道：“如闻诸节度及团练使下官健，多有逃入诸军，去其所从，犯我明禁。”但朝廷的明令禁止也阻挡不住士兵们逃亡的脚步。出土的敦煌文书中也有关于访捉逃兵的文书，大谷3379号文书记载着逃兵的姓名：“瀚海军健儿刘德才、安西逃兵任顺儿、焉耆逃兵梁日新。”这里清晰地列出了他们的身份和所属军镇，三人分属瀚海军、安西都护府和焉耆镇。

逃亡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唐律疏议·捕亡律》规定：“从军征讨而亡者，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临对寇贼而亡者，斩。”逃亡十五天就是绞刑，临阵脱逃直接斩首。然而逃亡的士兵宁可面对绞刑和斩首，也不愿继续留在军镇中。

唐三彩架鹰骑马俑，唐。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如果没有办法逃，在无法忍耐的时候，士兵们就会诉诸暴力。天宝九载（750），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愤怒之下“殴其判官”，兵马使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建中二年（781），振武节度使彭令芳苛虐士兵，监军刘惠光贪婪，“乙卯，军士共杀之”。贞元八年（792），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性刻薄，裁损军士衣食”，鼓角将杨清潭率众作乱，“夜焚掠城中”。贞元十五年（799），宣武节度使陆长源“性刻急”，克扣军士应得的布匹，军士作乱，“杀长源、叔度，脔食之，立尽”。（以上几则记载，均出于《资治通鉴》）

建中四年（783）的泾原兵变也是因为朝廷慰军的赏赐太薄、饭菜粗劣：

时诏京兆尹王翃犒军士，唯糲食菜啖而已。军士覆而不顾，皆愤怒扬言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旧唐书》）

中唐以后，随着藩镇体制的固化，地方上的“骄兵”也逐渐显现。“兵骄则逐其帅，帅强则叛其主”。唐末，河朔三镇之一魏博镇的牙军，因为长期占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且父子相承、亲党联结，所得的供给和赏赐非常丰厚，“不胜骄宠”，先后拥立、废杀多位节度使，如果节度使的赏赐不如他们的意，就会举族被杀。

任迪简将错就错喝下那盅醋的时候，大概没想过这件事会被写进《旧唐书·良吏传》，他只是不忍小兵因为一盅醋就丢掉性命，在李景略去世后，士兵们竟拥戴任迪简为主帅，监军反对，将任迪简拘禁在别室，“军众连呼而至，发户扃取之”——士兵们一路呼喊着赶来，砸开门锁，把他从拘禁中救了出来。

影视剧中战斗中的士兵们。来源/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

史书上关于唐代军镇的记载，多的是节度使的任免、方镇的兼并、朝廷与藩镇的博弈。但士兵们的真实生活，恰恰被掩盖在唐朝的军镇制度之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名字，他们的温饱系于将领，生死悬于军法。粮饷常被分夺，寒暑不得休息，将领和监军时时压迫，于是逃亡与哗变，就成了求生的出口，逃亡则绞斩相随，反抗又往往被史书简化为“军乱”二字。所以任迪简的事才会被记入史书，一盅醋改变不了军镇制度下万千士兵的处境，但它至少让后人看到，在严苛军法与微薄供给的夹缝中，仍有人愿意为一个小兵担风险、存体恤。

参考文献：

（五代）刘昫：《旧唐书》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

（唐）李肇：《唐国史补》

（唐）陆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唐陆宣公翰苑集》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北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

敦煌文书，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高昌县访捉逃兵刘德才、任顺儿、梁日新案卷

张少瑜：《浅论唐代前期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刑事法律》，中国法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