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 华夏能源网，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华夏能源网

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以及规范有关行业活动的公告》（2026年第20号公告，以下简称“20号公告”），废止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相关规定。

20号公告明确，今后不再开展“梯次利用”企业公告管理，此前已公告的100家“梯次利用”企业将全部移出合规名单，其中涉及比亚迪（SZ：002594）、华友钴业（SH：603799）、蜂巢能源、国轩高科（SZ：002074）等锂电头部玩家。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场景很多，其中储能是最大的应用场景之一。2012年，国务院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提出“鼓励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此后历经了10年漫长发展期，直到2022年政策开始收紧。如今，一纸公文将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彻底废止。

那么，为何在发展了14年后，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会被叫停？叫停了梯次电池后，大量的退役电池又将何去何从？

“梯次利用”14年发展史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退役时，通常还保有70%至80%的剩余容量。于是业界提出方案：将退役电池经过检测、筛选、重组之后，转移到对能量密度和功率要求相对较低的场合继续使用，这就是“梯次利用”。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领域很多，如低速电动车、储能、通信基站等。从单体电芯容量上来看，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有着天然的通用性，后来的无论是288Ah电芯还是314Ah电芯，都沿用了动力电池的尺寸和标准。因此，储能是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最主要的场景。

2012年，国务院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该文件明确，“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建立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和回收管理体系，明确各相关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引导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加强对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鼓励发展专业化的电池回收利用企业。”

该文件发布后，正值储能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很快就在储能行业快速推广开来。

2019年8月，比克电池与南网综合能源共建并投运了一个园区“梯次利用”储能电站项目。该项目也是国内首个电池整包“梯次利用”的落地储能项目，计划运营期限为15年。该项目的部分储能系统使用了从新能源汽车上退役的三元电池，该电池来自于比克电池的汽车客户。

2020年，全球最大的电网侧储能电站——江苏昆山208MWh储能电站项目建成投运，这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动力电池规模化“梯次利用”储能电站。

2022年6月，国家能源局发布《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2年版）（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中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得选用三元锂电池、钠硫电池，不宜选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选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时，应进行一致性筛选并结合溯源数据进行安全评估。”

该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政策开始收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在储能领域的应用进入规范阶段。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进行规范后仅仅4年，“梯次利用”便在政策层面走到了尽头。

“20号公告”的发布，意味着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在大型储能电站领域的应用彻底终结。未来，“梯次利用”4个字恐怕要从大规模的储能电站中“抹”去了。

储能抛弃“梯次利用”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被储能行业淘汰的核心根源，在于自身产品属性的问题。

首先是储能电站对电芯质量要求，尤其是一致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新能源汽车服役过程中，每辆车的行驶路况、充电习惯、充放电倍率、服役年限天差地别，即便是同一批次出厂装车的电芯，退役之后内部老化程度、内阻、自放电率差异也巨大。一旦成组投入储能系统运行，老化严重的电芯会出现压降失衡、过热加速衰减，轻则整簇电池容量快速跳水，严重时极易诱发热失控起火。

如今，电网侧、大型工商业储能电站安全验收标准持续升级，业主方、EPC承包商均不愿承担梯次电池带来的安全合规风险。因此，大量大型储能项目直接把梯次电池排除在招标清单之外，而狭小的低端市场，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梯次电池产能运转。

其次是锂电池价格快速下降，梯次电池原本的价格优势被抹平。

2020年到2022年，碳酸锂价格高位运行，退役梯次电芯的采购成本比全新电芯至少低三成，具备一定性价比优势。

但近几年，随着碳酸锂价格下跌，叠加电池技术的成熟度增加，规模化效应持续摊薄制造成本，电芯价格连年走低。现在，梯次电池扣除拆解、检测、分选、PACK重组、溯源核验的成本之后，落地单价和全新储能电芯的价差微乎其微，原本赖以生存的低价优势不复存在。

最后，从全生命周期经济性测算，梯次电池综合性价比并不占优。

现在业主对储能项目收益的测算，更倾向于建立在储能电站的全生命周期基础上。全生命周期考察的是锂电池的日历寿命和循环次数，而退役梯次电芯的日历寿命短，剩余有效循环次数大多仅有全新储能电池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梯次电芯看似前期投入成本更低，但实际上，后期更换电池、运维检修、故障处理的隐性成本非常高。全新电芯前期投入偏高，但可以保障电站十年稳定运营。综合摊薄到每一次充放电的单位成本，全新电芯的优势明显。

资本测算收益模型后，投资商自然更倾向于选择稳定性更强、质保体系完善的全新储能专用电池，“梯次利用”的经济账彻底算不过来了。

梯次“关门”，回收“开窗”

“梯次利用”退场后，海量的退役电池将何去何从？

实际上，“梯次利用”的初衷是挖掘动力电池的“剩余”价值，而动力电池最核心的资产是锂、镍、钴、锰、铜等高价值金属材料。当容量利用价值失去经济性，拆解回收金属原材料成为最高效的循环利用路径。

华夏能源网注意到，此前在所有关于废旧电池的文件中，“梯次利用”和“回收利用”都是相提并论的。随着“梯次利用”的落幕，“回收利用”将成为唯一的利用途径。“20号公告”在关上锂电池“梯次利用”这扇门的同时，为“回收利用”打开了天窗。

在政策层面，国家对废旧电池回收利用也已做出明确规定。

今年4月1日，工信部等六部门出台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文件指出，“动力电池企业应当对其生产或者进口在境内销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承担回收责任”，“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对其装车并在境内销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承担回收责任”。

此外，文件还明确，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本企业回收的废旧动力电池，“交由依法设立的从事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的企业进行综合利用；具备综合利用条件的，也可以自行综合利用。”

该文件的出台，不仅标志着动力电池回收行业迈入合规监管元年，也宣告行业即将从散乱粗放式发展回归正规产业化模式，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被推到了回收链条的最前端。

此前，电池回收面临着诸多困境，比如规模小、“黑作坊”抢占市场、利润低、技术不成熟等。但是，随着新规出台后大量规模企业的进入，锂电池回收行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规模体量将完全超过“梯次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头部电池企业已经看到行业机会，率先行动起来抢食行业红利。

华夏能源网注意到，早在2023年1月，宁德时代（SZ：300750）就发布公告称，旗下广东邦普拟在佛山斥资238亿元建设50万吨级的废旧电池材料回收项目。3年半后，这一巨型投资已经有了回报。

今年7月24日晚，宁德时代（SZ：300750）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电池材料及回收、矿产资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88.11亿元，同比增长67.23%，是三大主营业务（另两个是动力电池业务和储能系统业务）中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也是三大业务中唯一实现毛利率提升的板块——毛利率达27.04%，同比提升5.8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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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 预见能源，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预见能源

2026年8月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两天后，刘吉臻院士发表署名解读文章。

规划文件是白纸黑字，但怎么理解、怎么落地，需要一个能讲清楚“为什么”和“怎么办”的人。刘吉臻院士就是那个人。

他站上过国家顶层设计的讲台，做过规划文件起草的幕后，也扎过一线电厂的技术攻关。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把自己嵌进了中国电力变革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为什么是他来讲这一课

中国不缺能源领域的院士。但像刘吉臻这样，既牵头过国家中长期能源科技规划、又在电力行业一线干过半个世纪的人，屈指可数。

刘吉臻院士，是华北电力大学的老校长。1973年，他进入河北电力学院（现华北电力大学）求学并留校任教。2001年至2016年，他担任华北电力大学校长长达十五年。卸任后，他继续担任新能源电力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这也意味着，他看“十五五”规划的视角，天然带着行业最高学府对技术路线和人才储备的长期判断。

他先后牵头了《能源领域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21-2035年）》《海上风电支撑我国能源转型发展战略研究》《推动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等顶层战略研究。这些不是挂在墙上的文件，而是直接决定未来十几年中国能源投资方向和技术路线的纲领。谁牵头，谁就在定义行业的天花板。

2001年，他带着团队钻进天津盘山电厂，把办公室设在生产一线，一扎就是两年。2004年，国内首套火电厂厂级监控信息系统问世，直接把海外同类设备价格从2000万打到700万。2011年搞出1000MW超超临界机组控制系统，2013年搞出世界首台600MW超临界循环流化床机组控制系统。这些东西每一个电力人都懂——那是把核心技术从外国人手里抢回来的硬仗。

在中国电力行业，有些声音听听就行，有些声音必须反复听。刘吉臻院士的解读，属于后者。

18.4亿千瓦之后，问题来了

刘吉臻院士在解读中列了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我国风光装机合计18.4亿千瓦，占比已接近50%。这是历史性时刻——风光装机首次超过火电。

但2025年新能源利用率94.6%，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别小看这1.7个百分点。在全国风光装机逼近20亿千瓦的基数上，每下降一个点，就意味着数以亿计的电被浪费了。

《规划》提出到2030年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十五五”期间年均新增并网装机仍在2亿千瓦以上。这相当于每年再装一个德国的全部发电装机。

装得越多，消纳压力越大。刘吉臻院士看得很清楚——“既要大规模发展新能源，又要着力解决新能源’时空错配’问题”。

他的解法是分区分档。《规划》立足各地实际，基于新能源电量渗透率，综合资源条件、电网网架、调节能力、负荷增长等因素，创新性提出分地区分档确定新能源利用率指导目标，将全国划分为利用率不低于95%、不低于90%、不低于85%三档地区。不再搞“一刀切”的利用率红线，让不同资源条件、不同电网基础的地方各走各的路。全国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90%左右。这个思路透着务实——与其死守一个全国统一的数字，不如让每个地方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找到最优解。

除了分档管控，《规划》还构建了多场景协同开发消纳体系：在“三北”地区推进“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在西南地区发挥水电调节能力，统筹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在沿海及中东部负荷中心布局海上风电与分布式光伏。同时提出推动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等就近消纳新业态，支持建设零碳园区。

更重要的是机制层面的变化。《规划》提出建立新能源“规划—建设—并网—消纳”全周期监测预警机制，推动消纳评估由单一利用率指标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转变。这意味着消纳治理正在从被动应对变成主动谋划。

煤电不死，但要换活法

刘吉臻院士有一个很多人不爱听但必须面对的判断：煤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依旧是我国电力保供的中坚力量。

截至2025年底，我国煤电装机约12.6亿千瓦。水电、核电、抽水蓄能等长周期支撑性电源，“十五五”投产时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新型储能尚不具备大规模替代传统支撑电源的能力。谁来兜底？只能是煤电。迎峰度夏、迎峰度冬，哪一次不是煤电机组顶上去的？

但煤电的角色在变。刘吉臻院士提出的方向是：煤电要从主体性电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型。这意味着，煤电不再追求多发满发，而是要学会“看天吃饭”——风光出力足的时候就少发甚至不发，风光不够的时候就顶上。

这个转型对煤电企业来说不轻松。当前煤电机组深度调峰已成常态，长期低负荷运行偏离设计高效工况，是煤电平均煤耗波动的核心原因。刘吉臻院士的解决方案是技术升级：《规划》部署推动现役煤电机组实施宽负荷高效改造，提出将低负荷运行工况的煤耗增幅控制在25%以内。此外还提出因地制宜实施燃煤机组全负荷脱硝改造，实施一批60万千瓦等级跨代升级改造项目。

他还提出一个更具前瞻性的方向：零碳燃料掺烧和CCUS。目前我国已实现25%-35%掺氨比例运行，华能正宁150万吨级CCUS项目已投产，为全球最大煤电CCUS项目。《规划》明确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改造建设一批零碳低碳燃料掺烧和碳捕集利用及封存项目。这意味着煤电不是简单地“被替代”，而是在寻找一条低碳化的生存路径。

刘吉臻院士表示：“向新能源转型过程中，煤电丝毫不能停。”这不是保守，是现实。

非化石电源要当“双主体”

《规划》提出的目标很清晰：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常规水电装机4.1亿千瓦，核电1.1亿千瓦，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达到1.6亿千瓦。

但刘吉臻院士的解读之所以值得反复看，不在于他复述了这些数字，而在于他点出了数字背后的逻辑。

他讲非化石电源要成为“电力电量供应的双主体”。“双主体”意味着不光是装机规模要上去，实际发出来的电也要占大头。截至2025年底，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61.7%，但发电量占比只有42.3%。装机和发电之间还有将近20个百分点的差距。补齐这个差距，才是真正的“主体”地位。《规划》推动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升至65%，发电量占比提升至50%。

他算了一笔账：“十五五”期间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预计在2.5万亿千瓦时左右，满足约80%的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到“十五五”末具备基本实现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的条件。这是一个硬指标——新增的用电需求，基本上靠清洁能源来满足。

在非化石电源的多元发展上，《规划》做了详细布局：水电方面推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雅砻江中游、大渡河等重点流域建设投产；核电方面科学确定沿海核电基地布局和建设时序；光热、生物质、地热能、海洋能等各具特色的清洁能源也明确了发展路径。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落地路径。规划文件里写了目标，刘吉臻院士的解读里写了怎么走。

电力行业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能源转型没有现成样板可抄。西方国家走的是一条从煤炭到油气再到新能源的渐进路径，中国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从煤炭直接到新能源的跨越。这条路没人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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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Mission区，一位阿姨，不，一台一米三出头、体型更像个半大孩子的人形机器人，推开你家的门，走向水槽，开始擦拭台面。你多半会好奇，它是怎么“想”到先擦这里的？

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它没有想。此刻，几公里外的一间控制室里，一个人正戴着设备，一举一动地遥控着它的每一次伸手、每一次转身。

这是旧金山初创公司Tau Robotics在7月底刚刚推出的服务：人形机器人上门保洁，30美元一小时，邀请制。

CEO Alex Koch对着ABC7的镜头说：“目前的AI技术，还没法完全自主操控人形机器人。”于是每一台走进用户家门的机器人，背后都连着一位真人操作员，AI只负责视觉识别和路径微调这类打下手的工作。

这句坦白本身不算意外，“人在幕后”早就是人形机器人行业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如果把这30美元拆开算一笔账，会发现它泄露的信息，远比“这家公司很诚实”要多，它其实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卡在哪儿、又会往哪儿走的答案。

一笔算不平的账

先看机器人本身要多少钱。Tau用的是Unitree G1，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量产人形机器人之一。

Unitree G1基础版官网下单约1.35万美元，但这个版本不开放二次开发，公司做不了商业化改造。真正能被拿来做产品的EDU版本，视配置不同，价格从2万多美元一路跳到7万美元以上，多花的钱主要买的是灵巧手、更大关节扭矩这些让机器人能干精细活的部件。

它的续航也不宽裕，满电大约2小时，遇上抓取类的精细动作甚至只能撑1到1.25小时，这意味着一天的清洁工作，得靠不停换电池或者多台机器轮换才能撑下来。

粗粗算一笔账：就按一台主流配置的EDU版（3万美元左右）来算，三年折旧、每年250个工作日、每天有效工作6小时，光是硬件成本就接近每小时7美元，维护、保险、场地转运还都没算进去。

再看人力成本。对照美国招聘市场上“机器人遥操作员”和相近技术岗位的公开薪资信息，时薪普遍落在20多到30美元这个区间，中位数大致在25到28美元附近。也就是说，光是屏幕后面那个人的工资，加上机器人本身的折旧，已经基本和Tau对外收的30美元打平了。

这笔账，怎么算都算不平。当一项服务的定价覆盖不了它的边际成本，这个价格就已经不是市场价格了，而是一种投资行为。

Tau表面上是在卖清洁服务，实际上是在用清洁服务的名义，补贴另一件更值钱的东西：操作员每小时产生的操控数据。

人类怎么判断先擦哪里，遇到一摊意外的污渍会做什么动作，抹布用多大力度、什么角度接触台面，这些真实家庭场景里的人类操控数据，恰恰是训练全自主系统最稀缺的原材料。

用今天的亏损换明天的自主化，是整个行业心照不宣的打法。

这个逻辑在中国被推到了更极致的地方。过去一年，中国冒出了一个新职业，叫“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戴上VR设备或外骨骼，反复做叠衣服、抓水杯这类重复动作，时薪普遍只有15到37元人民币。说白了，就是把人的身体，暂时接进机器人训练数据的流水线里。

问题来了：如果整个行业都在心甘情愿地亏钱，它到底在等一个什么样的转折点？

这背后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并不是30美元的定价，而是操作员与机器人的配比。

1:1，才是真正的成本线

打开今天几乎任何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的运营后台，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管是做家庭清洁、仓储分拣还是户外配送，背后的操作模式几乎逃不出同一个结构，一个人守着一块屏幕，实时或半实时地照看一台机器。

Tau是这样。就连号称“美国首次全自主家庭清洁”的另一家旧金山公司Gatsby，据公开报道，也是同样的路数：常规环节机器人自己来，一旦遇到复杂或异常情况，照样是远程真人接管。换句话说，Tau和Gatsby用的可能是同一套底层现实，区别只在于谁愿意把“背后有人”这件事说得更清楚。

这个配比，目前基本锁死在1:1附近。而1:1恰恰是成本压不下去的根源：不管硬件降到多便宜，只要还是一个人管一台机器，总成本的下限永远是“操作员工资+硬件折旧”，很难真正比直接雇一个人打扫更划算。

所以那些看似不合理的低价，本质上都在为跨越这道1:1的坎铺路。公司真正想买的，不是眼下这一单清洁生意，而是让AI慢慢接管足够多的标准动作，把配比从1:1推向1:N，一个操作员能同时看管好几台机器人，只在AI真的搞不定的时候才出手。

这才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当下最核心的技术分水岭：不是机器人聪不聪明，而是它能少麻烦人到什么地步。

这道题放在家庭场景里，格外难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Ken Goldberg在机器人领域扎根了40年，面对ABC7的镜头毫不客气：“我真的觉得现在谈这个太早了。让机器人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对今天的机器人来说仍然是个挑战。打扫、擦台面、清洁橱柜下面，这些真的非常非常难。”他还顺手戳破了行业心照不宣的表演套路：那些流传甚广的demo视频，外人根本没法判断“有没有被加速播放、幕后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操控、场景是不是被精心布置过”。

这不是一句悲观的吐槽，产业数据本身就在印证这道题的难度。Interact Analysis今年5月发布的《Humanoid Robots – 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产出的人形机器人中，只有大约10%真正被部署到了实际运营场景，剩下的绝大多数都还停留在科研、数据采集或展示演示阶段。也就是说，即便是那些“已经在工作”的机器人，也远没到能被完全信任、脱离人工紧盯的程度。

而家庭，恰好是所有落地场景里最乱的一个。厨房台面高矮不一，地板材质各异，杂物随手一放就是一个新姿势，光线一天一个样，每一个变量都在拷问模型的泛化能力。相比之下，工厂产线、仓库货架、高速公路车道，都还算是相对固定、可以预测的世界。

1对N的爬坡赛

好消息是，“1对N”这条曲线不是一个空想出来的理论，相邻的几个自动化行业已经实实在在走过一遍，可以直接拿来当参照系。

跑得最远的是自动驾驶。2026年2月，Waymo第一次向美国国会披露了一组具体数字：约70名远程协助坐席，撑起了一支3000辆车的车队，折算下来大约是1个人对应43辆车。中国的小马智行（Pony.ai）在2025年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透露，自己的远程操作人车比已经做到了1:20，年内目标是1:30。这些数字在几年前的自动驾驶行业，同样是从1:1起步的，靠系统自主决策能力一年一年往上磨，才被拉开到今天这个量级。

配送机器人跑得更快，据行业报道，Starship Technologies早年的运营模式是一个操作员远程看管二十来台机器人；到2026年，官方数据显示其机器人已经做到“超过99%自主”，不少机器人能连续完成好几单配送、全程不需要人工介入。远程人员的角色，已经从“随时可能要接管”退化成了“待命备份”。要知道，这家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完成超过900万次自主配送，这条曲线不是纸面上的PPT，是真金白银跑出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同属人形机器人赛道内部，其实已经出现了分化。据公开报道，做仓储的Mentee Robotics在部署自家的人形机器人时，走的是“一个操作员同时监控多台机器人、只在报错或不确定时才介入”的路子。如果属实，说明在相对整齐的仓库环境里，“一人对多机”已经不是纸上谈兵。

但同样搞遥操作的1X NEO，那款定价2万美元、上市不久就收获了大批预订的家用机器人，一旦放进真实的家庭场景，目前公开的模式依然是密集的人工介入，1X自己管这叫“Expert Mode”：操作员实时协助完成大部分任务，AI只是在旁边慢慢偷师。

同一套硬件哲学，放进仓库和放进客厅，人力配比能差出好几倍。这恰恰说明，卡住“1对N”的从来不是某种笼统的“机器人智不智能”，而是具体场景到底有多乱。仓库货架的位置和尺寸相对固定，家里的厨房台面、宠物、玩具、地毯却天天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家庭清洁会成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版图里，配比表现最差、看起来技术含量“最低”的一块：不是这些公司不想做自主，而是它们刚好选中了这条曲线上最陡的一段。

技术曲线决定这场追赶能跑多快，但不是唯一的变量。“1对N”这条曲线爬升的速度，从来不完全掌握在工程师手里，供应链和地缘政治随时可能在曲线上凿出一段断层。

一场关于“过渡期”的赛跑

回过头看Tau这30美元一小时的生意，它本身不是故事的重点。真正值得记住的是，它精准暴露了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此刻所在的坐标：行业已经普遍承认自己的自主能力还不够用，正在用人力上的亏损，换取跨越“1对1”配比所需要的数据；而不同场景跨过这道坎的难度天差地别。公路和仓库已经率先突围，家庭还卡在起跑线附近。

这场赛跑真正的胜负手，从来不是谁的机器人卖得更便宜、谁的营销词更响亮，而是谁能最快把家庭这种极度混乱的环境，也变成一个AI能独立应对的“结构化”问题。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今天这些贴钱运营、靠人力硬撑场面的清洁服务，才会从一门披着科技外衣的“人力外包生意”，真正变成一门自动化生意。

而在那之前，每台走进你家的机器人清洁工，背后都有一个时区里的真人，在帮它看、帮它想、帮它记住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硅谷Tech_news，编辑 | 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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