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要闻
政治局会议重磅定调扩内需
据新华社周二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会议列出了接下来的多项重点工作，扩大内需排在靠前位置。会议提到，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人社部将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情况。去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针对今年的培训工作有哪些重点举措，人社部在发布会上作出回应。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今年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布局光
宏观要闻
政治局会议重磅定调扩内需
据新华社周二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会议列出了接下来的多项重点工作，扩大内需排在靠前位置。会议提到，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人社部将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情况。去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针对今年的培训工作有哪些重点举措，人社部在发布会上作出回应。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今年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布局光
2026年4月28日，江苏扬州，游客在瘦西湖风景区游览。图片来源：CFP
记者 王珍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围绕这一目标，《意见》从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及推动服务业数智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
在4月28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达到100万亿元，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年里，服务业还有约20万亿元的增长空间。《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总体来看，这一目标既体现了量的合理增长，也突出了质的有效提升。
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今年以来，关于服务业的政策部署主要围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一核心展开。
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于产业链各环节，是制造业高端化和产业价值链攀升的重要依托。据工银国际研究，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30%，低于主要制造型国家，尤其在高端专业化供给能力方面仍有待加强。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界面新闻表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持续进步，但在工业设计、法律、咨询和广告等专业服务领域短板明显。根据各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工业设计、法律咨询、广告等专业服务增加值合计占GDP比重仅为7.7%，明显低于美国（12.5%）、德国（12.1%）和日本（9.0%）。
生活性服务业则直接面向居民终端消费，承担稳就业、稳收入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功能。据粤开证券研究，当前我国生活性服务整体供给水平显著偏低，家政、养老等领域的短板尤为突出。以养老为例，根据民政部数据计算，2023年，我国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注册登记养老床位数为24张，低于美国（29张）和日本（28张），且现有床位使用率仅约50%，反映出服务质量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配。
“总体看，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的空间都值得深入挖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二者的本质区别，有助于找到政策精准刺激的关键抓手。”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在一篇研报中写道。
沈竹林表示，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目标是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下一步，要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这6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则将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等4大领域9个细分行业，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针对当前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卡点堵点、难点痛点，《意见》明确了“四化”发展路径，即提高服务业的数智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
数智化是以数字智能技术重塑服务形态，提高服务效率，推动数据、算法、场景创新协同，促进传统服务业向智慧服务业转型。
标准化是通过标准引领质量提升、带动供给升级，使服务过程更透明可靠，让服务消费更安心省心。
融合化旨在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延伸服务边界、创造产业价值，培育更多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
国际化则是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塑造服务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通过解决服务业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弱项、瓶颈制约，这也正是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的空间所在、潜力所在。我们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沈竹林说。
罗志恒表示，从政策角度来看，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完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与质量评价机制等；二是着力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为服务消费创造有利的收入条件、时间条件与消费场景，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增速、优化休息休假制度、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等；三是增强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内在动力，比如优化服务业相关统计口径和税收分配机制，提高服务业发展的“可识别性”与“可考核性”，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强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2026年4月28日，江苏扬州，游客在瘦西湖风景区游览。图片来源：CFP
记者 王珍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围绕这一目标，《意见》从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及推动服务业数智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
在4月28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达到100万亿元，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年里，服务业还有约20万亿元的增长空间。《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总体来看，这一目标既体现了量的合理增长，也突出了质的有效提升。
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今年以来，关于服务业的政策部署主要围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一核心展开。
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于产业链各环节，是制造业高端化和产业价值链攀升的重要依托。据工银国际研究，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30%，低于主要制造型国家，尤其在高端专业化供给能力方面仍有待加强。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界面新闻表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持续进步，但在工业设计、法律、咨询和广告等专业服务领域短板明显。根据各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工业设计、法律咨询、广告等专业服务增加值合计占GDP比重仅为7.7%，明显低于美国（12.5%）、德国（12.1%）和日本（9.0%）。
生活性服务业则直接面向居民终端消费，承担稳就业、稳收入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功能。据粤开证券研究，当前我国生活性服务整体供给水平显著偏低，家政、养老等领域的短板尤为突出。以养老为例，根据民政部数据计算，2023年，我国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注册登记养老床位数为24张，低于美国（29张）和日本（28张），且现有床位使用率仅约50%，反映出服务质量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配。
“总体看，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的空间都值得深入挖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二者的本质区别，有助于找到政策精准刺激的关键抓手。”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在一篇研报中写道。
沈竹林表示，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目标是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下一步，要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这6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则将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等4大领域9个细分行业，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针对当前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卡点堵点、难点痛点，《意见》明确了“四化”发展路径，即提高服务业的数智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
数智化是以数字智能技术重塑服务形态，提高服务效率，推动数据、算法、场景创新协同，促进传统服务业向智慧服务业转型。
标准化是通过标准引领质量提升、带动供给升级，使服务过程更透明可靠，让服务消费更安心省心。
融合化旨在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延伸服务边界、创造产业价值，培育更多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
国际化则是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塑造服务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通过解决服务业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弱项、瓶颈制约，这也正是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的空间所在、潜力所在。我们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沈竹林说。
罗志恒表示，从政策角度来看，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完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与质量评价机制等；二是着力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为服务消费创造有利的收入条件、时间条件与消费场景，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增速、优化休息休假制度、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等；三是增强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内在动力，比如优化服务业相关统计口径和税收分配机制，提高服务业发展的“可识别性”与“可考核性”，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强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4月的最后一周，梁文锋做了一件简单而精准的事。
天眼查信息显示，4月27日，DeepSeek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1500万元，增资幅度50%。梁文锋的直接持股从1%跃升至34%，宁波程恩（合伙企业）持股则从99%降至66%，这位低调的创始人由此可支配公司约84%的股份。看似一次内部股权结构的微调，微妙之处在于时机，因其恰好发生在一场引爆中国AI产业链的旗舰发布之后。
三天前，DeepSeek-V4带着1.6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登场，再次改写了游戏规则。而梁文锋在这个时间点强化控制权，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孤勇者”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属于梁文锋的时代则刚刚开始。
中国大模型的“DeepSeek时刻”
4月24日，DeepSeek-V4预览版正式上线并同步开源。
这是梁文锋迄今交给世界的最硬核的答案。V4包含两个版本：V4-Pro总参数达1.6万亿（激活490亿）、V4-Flash总参数2840亿（激活130亿），双版本均原生支持百万token超长上下文。在性能维度上，24项基准测试的评估显示，V4-Pro在其中3项中超越了所有参与比较的大语言模型；V4在MMMU多模态基准测试中较前代提升了21.4分，复杂场景理解能力显著增强。
更深远的变化藏在效率里。
相比上一代V3.2，V4的单token推理算力需求下降了73%，KV缓存被压缩到原来的十分之一。DeepSeek自己在论文中也坦率承认——V4-Pro-Max的表现“小幅超越当前的领先开源模型，并高于GPT-5.2和Gemini-3.0-Pro，但仍然落后于GPT-5.4和Gemini-3.1-Pro，差距大概在三到六个月”。这句话传递了两个关键信息：中国大模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第一梯队，而与此同时，这次发布并未改变中美顶级大模型之间的基本格局——追赶仍在继续。
正是这种谦逊里的“实诚”，让整个行业的价值在这场效应中重新分配。在V4开源模型的冲击下，市场给出了极其“教科书式”的反馈。
最显著的效应之一，是当日大模型板块的两极分化。智谱收盘跌9%，盘中最大跌幅超12%；MiniMax收跌9.44%，盘中一度跳水超12%。“Token第一股”迅策收盘也跌近16%，成为当日港股科技板块跌幅最大的标的之一。与此同时，国产芯片板块全线爆发：华虹半导体港股盘中涨约17%，收涨15%；中芯国际收涨超10%。
摩根大通将“大模型回调”与“恒生指数当日上涨0.2%”的事实并列在一张结论表中，认为这并非系统性风险，而是一场产业链内部价值重分配在资本市场的集中定价，并称DeepSeek-V4的发布是“行业利好，而非零和冲击”。
为何如此乐观？在摩根大通的分析框架里，V4事实上强化了中国LLM行业的三个关键支柱——算力供应释放、定价纪律和结构性成本曲线压缩。DeepSeek一直在其分析师“4-5月事件日历中最大的单一负面竞争催化剂”中占据重要位置，随着V4落地并被消化，这一不确定性正式出清了。
招商证券指出，1M token上下文的V4全系标配“开源SOTA兑现，但并未全面超越海内外旗舰竞品”，意味着竞争加剧但未到格局重塑的地步。瑞银报告也仍然看好智谱在编码领域的持续领先地位和MiniMax在V4未着重强调的多模态领域的差异化定位。
但不得不承认的另一面是，DeepSeek的开源策略将大大挤压其它大模型公司在B端市场的议价空间，毕竟企业客户有了更多开源模型的选择权，大模型公司的“纯技术稀缺性溢价”也随之下降。而且，这些公司还面临一个共同的定价压力：DeepSeek预告下半年昇腾950出货后V4-Pro价格还会大幅下调，这会进一步压缩模型的定价空间。
“国芯+国模”：国产AI的双向奔赴
DeepSeek-V4的真正叙事，从来不仅仅在模型本身。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顶级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几乎完全依赖英伟达的GPU和CUDA生态，国产芯片扮演的角色不过是“备选项”。但这一次，行业惯例发生了根本逆转。DeepSeek-V4并未向英伟达和AMD提供早期访问权限，反而优先开放给华为昇腾，从而从设计阶段就开始了芯模协同优化，获得了数周时间进行底层适配，包括指令级、算子库和推理框架。
在深度优化后，V4在华为昇腾芯片上的推理速度较初期版本提升了整整35倍，华为CANN框架与英伟达CUDA的代码兼容性已逼近95%。而且这种“Day 0”级别的适配已从华为昇腾蔓延至更广阔的本土芯片阵容，包括寒武纪、沐曦、海光、摩尔线程（FP8）、昆仑芯、平头哥真武、天数等主流国产AI芯片都迅速实现了全量适配与推理部署。
链式反应由此放射。
数月之前，据The Information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阿里、字节和腾讯已累计订购数十万颗华为AI芯片。这不是一次试验，而是一项“协调一致的努力，旨在建立一个纯国产的AI技术栈”。2025年全年，国产AI芯片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已跃升至41%，其中华为昇腾占据近半。英伟达曾在这个市场上占据90%以上的绝对垄断地位，如今，不可动摇的格局开始松动。
中银国际指出这一链条的深层意义：“国产大模型已基本跑通全栈国产化，理论上已形成从底层硬件、基础软件、平台服务到上层应用、安全体系的完整技术链条，国产算力板块迎来质变临界点”。华泰证券研报也表示，市场容易被“降本”二字迷惑，但真正的边际变化，在于长上下文成本的断崖式下降将让复杂Agent、多文档分析、长周期任务等场景变得可用——推理调用量与存储访问频次将随之扩张。
显然，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梁文锋截至目前仍然保有不被任何人设计好的时间线。他自掏腰包投入DeepSeek的资金据传累计超过200亿元。他曾被媒体贴上所有这些标签——“不融资”、“不接受外部资本”、“不被任何人的商业化时间表绑架”。他运营着一家近乎“研究机构”而非商业公司的心态。
只是即使是这位“AI隐士”，也不得不在2026年向现实迈出了一步。近期有消息称DeepSeek正启动成立以来的首次外部股权融资，以超100亿美元的估值，计划募集不少于3亿美元资金。在V4面世之际，梁文锋在融资启动和内部增持方面同步推进，无疑是为未来的IPO铺路，从而全面激发人才留存与发展。而他在融资真正落地前抢先出手加码控制权，传递了清晰的信号：资本可以进来，但控制权不在谈判桌上。
值得注意的是，DeepSeek-V4的发布公告引用了《荀子》：“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这些话由DeepSeek自己写上，指向某种远超股价涨跌的东西，其中最关键的是”国芯+国模”的适配进程。
4月27日，中国信通院宣布，正式启动DeepSeek V4国产化适配测试，推动模型与国产软硬件深度协同、加速产业落地。本次测试依托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与AISHPerf基准体系开展，覆盖芯片、服务器、一体机、集群、开发工具链、智算平台等全栈AI软硬件产品，聚焦DeepSeek V4全系列模型的推理、微调流程，并形成立体化评测体系。
DeepSeek的股权变更可被视为其正式融入主流商业竞争的号角，梁文锋也将不再是在中国大模型发展路上那个“孤勇者”。而这条路，是用国产算力铺就的。（财富中文网）
当一家企业濒临危机的时候，CEO的通常做法，就是第一时间召集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开会，成立战时领导小组，绞尽脑汁制定应对策略。不过布鲁姆能源公司的CEO斯里达尔指出，很多企业领导往往忽略了自己手中最强大的武器——这就是他们的员工。这个道理是斯里达尔从英特尔传奇CEO安迪・格鲁夫那里学到的。正是格鲁夫的指点，才将斯里达尔的公司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
斯里达尔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2009年的时候，他的能源公司刚刚启动量产。他的公司主打一项门槛很高的技术，当时工程师们已经攻克了所有核心技术难题，但公司尚未证明扩产的可行性。彼时的斯里达尔也从未有过制造业的经验，他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
幸运的是，当时年近50的斯里达尔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智囊团可以依靠，这个智囊团的规模直到现在还在不断扩大。现年65岁的他与联邦快递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已故的塔塔集团掌门人拉坦・纳瓦尔・塔塔等都是好友。就在那个走投无路的时刻，斯里达尔拨通了格鲁夫的电话求助。斯里达尔的团队提前准备了一大堆的材料，好让格鲁夫理解他们公司面临的具体问题。但是格鲁夫一眼都没看，直接让其他人离开了办公室，只留下了斯里达尔和布鲁姆能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我的整个团队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坐在一边，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和安迪・格鲁夫坐在另一边。那场面简直像他们要对我进行排队枪毙一样。安迪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同一个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他差不多连续问了三四遍。”
无论斯里达尔怎么解释，格鲁夫还是在重复那个问题。几番拉锯之后，格鲁夫说出了一句让斯里达尔铭记终生的话。
“他问到第三遍的时候，我索性不回答了。然后他开口说道：‘道理很简单，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能力也非常出众，这个问题你自己一定能解决。你不需要我来这里翻这些厚厚的材料来帮你找出问题在哪。’”
“他还说：‘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从来没有走到车间一线，问问你的员工到底发生了什么。’”
格鲁夫告诉他，找到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问搭建起这些业务的普通员工。他们最清楚公司的哪些流程跑得通，哪些地方迟早会出问题。在之后执掌公司的17 年里，斯里达尔始终将这个道理奉为圭臬。17年后的布鲁姆能源也成了一家市值650亿美元的能源巨头。
“他当时对我说：‘他们每天都在为你干活，哪里出了问题，他们比谁都清楚。所以你应该到车间去，跟你的员工交流，听他说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道理，我至死不忘。”
从NASA高级顾问，到650亿美元能源帝国的掌舵人
斯里达尔在能源行业叱咤风云已经二十多年了，不过他最早其实是混学术界的。早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亲眼目睹了70年代石油禁运的影响。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了石油减产，并禁止向美国及其盟友出口石油，这其中就包括他的祖国印度。这件事让他下定决心学习工程学，他立志要让世界摆脱对某个单一能源出口国的依赖。
斯里达尔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国家理工学院蒂鲁吉拉伯利分校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后，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深造，先后取得了核工程硕士学位和机械工程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亚利桑那大学担任航空航天与机械工程学教授，培养了不少理工人才。
在1990年到1999年期间，斯里达尔还同时担任该校空间技术实验室（STL）主任。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NASA的不少官员。后来，他成为NASA局长的高级顾问，协助NASA研发能够将火星大气中的气体转化为氧气的技术，以用于星际飞船的推进和生命维持系统。在他的带领下，亚利桑那大学的空间技术实验室成功拿下了多个竞争性合同，负责为NASA的火星探测和飞行实验进行研发工作。
2001 年，斯里达尔将目光从火星转向了地球，他参与创办了Ion America公司。这是一家专门研究新能源技术的公司，目的是为全人类提供低成本的清洁能源。一年后，该公司搬迁到了硅谷的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并于2006年正式更名为布鲁姆能源公司。
如今20年过去，布鲁姆能源已在全球部署了超过1200座发电设施，低碳电力装机容量累计突破1.5吉瓦，大致相当于同时为100多万户美国家庭供电。
斯里依然认为，正是格鲁夫当年教给他的那个道理，才让公司有了今天的成就。一路走来，尽管公司遭遇了无数经营难题（比如曾长期难以实现盈利），但它最终还是迎来了转机。公司近期发布的2025年财报显示，该公司去年的营收达到了20.2亿美元，较2024年的14.7亿美元增长37.3%，业绩表现十分强劲。
他说：“我们本可能在千疮百孔中走向灭亡，有很多次情况都岌岌可危。但是我的同事们和我的董事会都可以作证：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家公司的未来。因为我知道，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成功。”（财富中文网）
译者：朴成奎
据《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称，苹果的两任CEO史蒂夫·乔布斯和蒂姆·库克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乔布斯是一个创意天才，苹果的当家产品，比如Mac、iPhone、iPod等，都是在乔布斯时代研发的。但是乔布斯是一个性格急躁的暴君，他会故意把人往极限上逼，甚至开会的时候会故意挑起冲突，只为试探这样是不是能碰撞出更好的结果。
而即将卸任的库克则与乔布斯形成了鲜明对比。库克沉稳内敛、行事严谨，他是工程师出身，还拥有杜克大学的商学学位。在加入苹果前，库克曾在乔布斯的宿敌IBM公司任职长达12年，可两人却相处得极为融洽。
《乔布斯传》中写道，乔布斯生前曾这样评价过库克：“他和我有着一致的愿景，我们能在战略层面进行高效的沟通，很多事我都可以放心交给他，然后放手不管，除非他主动来找我沟通。”
乔布斯对库克唯一的不满在于，“严格来说，库克算不上一个真正懂产品的人”。
尽管如此，库克仍然是苹果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CEO之一。
库克的领导战略
在库克任期内，苹果公司的市值从他刚接手时的3500亿美元左右，一路飙升至如今的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第三高的公司。这一成就，大程度上归功于库克的经营策略。
库克善于供应链管理，他通过加快产品出货，清理滞销库存，为苹果节省了巨额成本。此外，他力主在Mac产品线上弃用英特尔芯片，改用苹果自研的M1处理器，这样既提升了产品运行速度，延长了电池续航，又进一步压缩了成本。
直到现在为止，苹果销量最高的几款产品——比如iPhone、Mac和iPad，还都是乔布斯时代诞生的产品。不过库克也并非全无创新。在库克时代，苹果开始进军可穿戴设备领域，先后在2014年、2016年推出了Apple Watch和AirPods。到2025年，苹果的可穿戴业务营收已达350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的8.5%左右。
库克VS乔布斯
尽管两人的性格天差地别，但库克1998年初次见到乔布斯时，便被乔布斯的个人魅力深深折服。据《乔布斯传》记载，两人仅仅对谈五分钟后，库克便决心抛开顾虑，辞去康柏公司的稳定工作，加入当时尚处于困境中的苹果。
“我的直觉告诉我，加入苹果，为一个创意天才工作，这种机会可能一生只有一次。”库克曾对艾萨克森这样说道。
而库克的到来，也恰好填补了乔布斯在管理上的短板。艾萨克森在书中提到，此前苹果的运营主管因不堪压力离职，乔布斯本人已经亲自上阵负责公司的运营事务将近一年。
出任运营负责人后，库克很快便展现出了过人的能力。他将苹果的核心供应商从100家精简至24家，并通过谈判为公司争取到更优厚的合作条件。同时还关停了部分仓库，解决了积压库存带来的成本损耗问题。
与乔布斯的锋芒外露、情绪多变不同，库克始终以行事沉稳著称。他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健身，6点前便抵达办公室。他还喜欢在周日开会，好为新一周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2004年，乔布斯确诊了胰腺癌，此后多次因病休假。出于对库克的绝对信任，他放心地将苹果交给库克打理。2011年10月，56岁的乔布斯逝世，而在此之前的一场董事会上，他便已提议由库克接任CEO。
正是乔布斯最后的笃定选择与信任，最终让苹果在库克的领导下跻身为史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财富中文网）
译者：朴成奎
在持续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之后，医药人等来了一个更“狠”的信号：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
《解释（二）》并非单独针对医疗领域，但医疗行业却成为对此最恐慌的行业之一——从5月1日起，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医院工作人员只要受贿，3万元就入刑。
多位受访医生透露，近期医院针对《解释（二）》发布了内部提醒，有医院针对重点科室医生做了谈话。现在，他们尽量避免参加不必要的学术会议，尽量规避和医药代表接触。
一众医药代表和经销商也陷入了焦虑。不知道业务如何继续开展的他们，涌入讨论新规的直播间，在一个个讨论讲课费还能不能给的帖子里留下脚印。
近一周，有十多家医药领域的央国企、年营收超100亿元的头部上市公司来找至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岑岩做直播、讲合规课。
李岑岩对经济观察报分析，《解释（二）》对医药行业的影响主要有三：
第一，食品药品、医疗等被明确列为重点高危领域，与其他非重点高危领域相比，医药领域发生的行贿、受贿入罪门槛将下调50%，且极易被认定为情节严重，量刑上移；
第二，民营医院院长、采购负责人、市场总监等，即便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刑罚强度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贿基本对标（从6万元起刑下调至3万元起刑）；
第三，医药代表、第三方学术推广公司、关系人、中间人等，若在医生与企业间牵线搭桥，易落入介绍贿赂、利用影响力受贿等罪名。
医生：涉及带金销售的事，免谈
“《解释（二）》发布后，我们医院就约谈了重点科室、‘高危’医生，提醒大家重视起来，收敛一点。”4月24日，北京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王様告诉经济观察报。
被约谈的主要是介入、外科等大量使用高值耗材的科室，纪检先找科主任谈，再由科主任在科里传达。
近五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对心脏支架、骨科植入物等高值耗材开展了集采。据王様了解，集采后，医生从耗材牟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但并未消失。他举例说，以前10万元左右一根的密网支架，集采后降到6万元左右，依然是高值耗材。至于一些价格压到几百元的一代支架，虽然医院层面会有一定的集采产品使用要求，但很多病人会自费勾选创新产品。
其实，近三年，王様所在医院已经内部整顿了好几轮。从2025年开始，科室几乎每月晨会都会反复强调相关要求，哪些不能碰、哪些不能拿，都讲得很细。医院还专门印发了一份《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对医生行为边界做了明确规定，包括不接受商业提成、不违规接受捐赠、不牟利转介患者、不收受企业回扣、不虚假讲课等。
最近，王様还会与医药代表接触，但已经有所避讳：“有些常驻医院的代表和我们处得不错，送杯咖啡、简单聊聊天是可以的，但涉及带金销售的事，免谈。”
在贵州一家三甲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何艋也感受到了新政的威力。4月中旬，她所在的医院在内部OA系统中转发通知，要求员工学习《解释（二）》。
何艋感觉到，在近期政策背景下，同事们参与学术活动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除了与多中心研究、科室疾病领域重要进展相关的这类会议，其他很多可去可不去的会议都不去了。
2026年4月以来，贵州省第三人民医院、贵州省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医院发布“违规参加学术活动举报方式”，对医务人员参加学术活动进行严管。在何艋的理解中，医院不允许去的、去了也学不到东西的、涉及宴请的会议都可能违规。
变化并不是突然到来的。近一年多，贵州省医疗领域反腐一直呈高压态势，贵州省卫健委原党组书记杨慧、贵州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梁贵友、原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王小林等多人被查，并牵出多家涉事药企。
何艋所在医院也有多位管理层和科主任被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医院内部一直在反复强调反腐。在紧张的反腐氛围下，前几天，何艋到相邻城市参加一场罕见病会议时，为了避免医院复杂的审核和报销流程，她自费购买了高铁票。
此前，国家工作人员受贿3万元以上就会入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6万元以上入刑。《解释（二）》第八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参照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意味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起刑标准从6万元降至3万元。
李岑岩介绍，一般而言，公立医院的院级领导、职能科室负责人、具有行政职权的科主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公立医院普通医生、民营医院从业者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
多位医生告诉经济观察报，此次新规的主要影响在于，这是有关部门将进一步严查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标志，对医生有很大的震慑意义。
医院收紧涉企审批事项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经济观察报，他近两周走访了云南、四川、贵州、重庆等省市，了解到其中两个省市卫健委已在《解释（二）》出台后和各医院纪委沟通，要求各地汇总案例库，用具体案例和判定依据来对应《解释（二）》中的每个条文，给各医院学习。他还了解到，多家医院近期在召开内部会议，要求在“五一”后暂缓进行部分药企项目。
元码基因董事长田埂感受到了医院内部收紧带来的压力。他发现，这两周以来，一些医院对待与企业相关的审批事项变得更严格，药企原有的部分正常流程周期因此被推迟。
最近，元码基因正在为一款创新产品申报注册证，这会牵涉多个医院的多个部门，以及负责伦理、质控、样本和数据的多位医生。《解释（二）》出台后，有的医院在审核数据时比以前严格了很多，以避免医生被企业贿赂而降低审核标准。
在医药行业工作多年，田埂已经习惯了面对各类政策带给行业的短期波动。“我并不担心严格审核，因为产品数据都是真实的。但是，报证对时间要求很高，如果医院在结尾阶段突然增加审核步骤，势必增加审核时间，打破了我们的报证节奏，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田埂说。
田埂介绍，和业内多数企业不同，元码基因选择的是绕过医生、直接和医院合作发展的模式。“因此，新规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合规风险，我反而非常乐于看到监管促使行业回归产品与服务竞争。”
田埂说，之所以拒绝通过补贴医生实现销售，就是为了更合规更长远的发展。前几年，这一度让元码基因发展得不如一些同行快，因为给医生补得越多，短期内市场占有率就越高。他认为，补贴医生的模式存在先天缺陷：“这种灰色收入，会让部分医生不公平地推荐治疗方法，企业也因此不把精力放在研发足够好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而是用‘你补贴一块，我补贴两块’这样的低质手段竞争。”
至少追诉5年
主办过多届医疗器械经销商大会的医代医路社负责人老龚告诉经济观察报，《解释（二）》发布后，医代医路社粉丝群里的经销商讨论很多，他们最困惑两个问题，一是会不会倒查，二是执法边界在哪。
老龚举了一些让一线业务人员较困扰的常见场景：
场景一：经销商常运用社会资源帮助科室主任解决子女入学一类的问题，或帮助医院对接专家资源、提供学术支持。如果量刑时定价，这类人情往来定多少钱？
场景二：医院常请国际专家前来指导手术新术式，医院报销流程复杂，医生偶尔会示意经销商支付专家差旅费。这算行贿吗？
场景三：逢年过节送购物卡，每次一两千元，金额不大，但若按多年累计，几乎所有经销商都会触及3万元标准，他们都会涉案吗？
老龚注意到，在这些担忧下，已有少数经销商暂停业务，甚至有历史账目比较复杂的公司选择注销。在他看来，短期内行业可能进入观望期，很多人会先看两三个月再决定怎么做。
与医疗器械和耗材的经销商不同，部分传统流通商感受的压力较小。
李敬是河南一家医药流通公司的老板，从厂家拿货，再销售给诊所、药店及其他医药公司。从业二十多年，经历过两票制、集采等改革，他早将此类周期性监管收紧视为常态。他回忆，过往医药流通行业出问题的案例多与税务违规相关，如虚开增值税发票，涉及医院的一般由卫健委内部处理，如让医生把钱交到廉政账户。
近两周，他也注意到有医院在收紧与企业的互动方式，但他不太担心。他的公司主要经营单价一两元的集采产品，赚8到10个点的搬运费，“没有空间去给回扣”。
李岑岩理解医药从业者的恐慌。近几年，她常给药企讲合规课，她注意到，每有新规，行业都会先“急刹车”，暂停发放讲课费甚至给代表放假，停下来找专家问路，想明白了再继续。
对于从业者担心的“倒查”问题，李岑岩介绍，“倒查”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按《刑法》规定，根据可能判处的刑期，追诉期从5年到20年不等。按新规3万元起刑，对应刑期三年以下，追诉期为5年。
在《解释（二）》第十二条中，有关部门也已对真伪不明、价值不明财物的鉴定与价格认定作出了具体规定。李岑岩分析，这意味着，以节日礼品、学术交流纪念品名义赠送名表、金条、珠宝、奢侈品；通过积分兑换、旅游奖励形式，实质上给医生高价值礼品；以学术考察、境外培训为名，安排高消费旅游、购物都将成为高危行为。
对于从业者担心的小额物品累计问题，李岑岩介绍，司法定罪不会简单机械累加，而且会综合判断这些物品是否与处方挂钩、是否是一系列利益输送的一部分。如果是单纯人情往来，没有后续的商业交易，司法很难单独据此定罪。
这几年讲课时，李岑岩总会劝告医药代表们，针对大专家的所谓“保姆式服务”，其实就是隐形利益输送。在具体判例中，这些服务可以通过药代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按照市场规律换算成相应金额。
“很多事情（如请专家）本可以通过合规的项目合作方式开展，提前设计好路径。但过去行业嫌麻烦、不愿增加成本，现在法律一收紧，自然就慌了。”李岑岩说。
曾有企业问李岑岩：“你能不能设计一套话术，让我的代表既能给医生送钱，又没法律风险？”
“神仙也设计不出来。”李岑岩回答。
花样行贿
赵垒曾在外资和内资械企任职多年，最高至销售部门副总级别。他也了解到，《解释（二）》发布后，压力主要在作为企业和医院间“白手套”的代理商身上。前两天，他和一位代理商碰面，对方说：“如果只是5月1日后严查，影响不大，就怕倒查。”
赵垒经历过医药行业的野蛮时代。2018年以前，行贿常给现金。他曾陪一位院长开会，期间，他手往衣服兜一指，说，“院长，上厕所去”。在厕所，他把装着几千元现金的红包给了院长。
随着医疗反腐力度加强，行业有了许多“对策”。赵垒举例说，这两年，许多医院不允许医生收讲课费，企业就以劳务费形式给钱。劳务费上限为500—800元/小时，远低于过去3000—5000元/小时的专家讲课费。为了把总费用做上去且看起来合规，有的企业就把会议时间拉长，给专家一个主持人、主席、评审员或培训师的角色，拍照留痕并分别标出时间段证明专家在场，但实际专家并不一定全程在场。
再比如，通过给非直系亲属转账的形式行贿医生。而当涉及几百万元以上的大额回扣时，代理商往往会在海外设立皮包公司或账户规避监管，把回扣转给专家在海外留学的孩子，以投资、服务费等名义公对公走账。
王様也了解到，近几年医疗领域反腐力度加大后，有的药企从现金行贿，进入到用股权或者权益金变相行贿的阶段，通过各种操作手段避免让风险穿透。
“如果谁能想出更巧妙的、在合规外衣下给钱的办法，谁就能赢得更多医生的支持，这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因为对“不公平竞争”的厌倦，2025年底，赵垒离开了医药销售行业。
现在，赵垒的新工作仍需和医生接触，《解释（二）》发布后，他们的碰面照常进行。赵垒说，这些医生与他熟识，知道他不会乱来，所以比较放心。有医生告诉他，如果是“野路子企业”的代表来访，他会避免见面。
多位医药代表、经销商透露，近期，合规建设相对完备的外企业务人员拜访医院往往能正常开展，相对来说，内资企业受《解释（二）》影响更大。
据涂宏钢了解，过去，部分药企往往默许甚至纵容医药代表行贿，被查后，往往会由医药代表“认下来”，厂家再通过给安家费的形式补偿。“五一”后，员工行贿，企业也需要担责，企业的集采和进医保资格也会受影响，因此企业会更有动力要求代表合规推广，因为很难承受违规代价。
李岑岩对经济观察报分析，根据《解释（二）》相关条例和最高检、纪检监察机关的解读，在构成刑事犯罪前提下，员工行贿，只要能体现出是单位意志，或者单位事后追认，或者单位受益的，都可以被认定为单位行贿，员工个人和单位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给回扣是害医生、害自己”
“过去，医疗回扣可能是灰色地带，现在没有灰色地带了。”4月22日，在一场解读医疗回扣新规的直播中，医药营销资源整合专家孙坚彤说。
三年前医疗领域反腐风暴时，孙坚彤也做过一场直播，当时有8000多人在线。到了这一次，有超过1万名医药代表观看了直播。
在评论区，医药代表们提着各种问题：“直接说说应该如何做才能合规”“国家要求医生和公司两边合规，公司却仍然会问从业人员要销售业绩，怎么破”“还能向医生发放讲课费吗”“医生下班以后参加讲课也需要和医院报备吗”“什么样的学术活动算是合规的”……
孙坚彤曾在某地级市三甲医院药学部担任二十多年的主任，他看到，过去20年，医药代表群体野蛮生长，滋生了许多不正当、不合规的逻辑和行为。他认为，现在已是AI时代、法治时代，一切野蛮行为都不再是秘密，反腐也进入了真正的常态化、精细化。他建议医生“管住自己的手和笔”，建议医药代表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给回扣是害医生、害自己”。
老龚也认同孙坚彤的说法。在办会之外，医代医路社的重要工作是培训经销商，给他们提供“非带金销售”的方法论和路径。培训时，老龚常提一个概念：我们不是经销商，是医院发展痛点解决方案商。如果还把自己理解为赚差价、搞“带金”的，只有死路一条，应该围着医院的发展痛点，去提供解决方案。
“这个政策会加速行业的大洗牌。能活下来的经销商，一定是走学术路线、技术帮扶、以患者为中心的专业选手。只会拎着包、塞红包的业务员会被淘汰。”老龚说。
李岑岩希望企业能正确解读法规，别自己吓自己，也别不当回事，抛弃侥幸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维。
《解释（二）》发布后，在一份提供给药企的讲稿中，李岑岩列举了多个典型高危场景，包括：为进入医院药品目录、耗材目录，向医院药事会成员、院领导、采购科等行贿；为取得或维持医保定点资格、提高医保支付比例、通过医保审核，向医保经办机构、卫健委、医保局人员行贿；在药品集中采购、挂网、招投标中，通过返点、暗中补贴、项目合作费等形式向评标专家、招采机构人员输送利益；通过学术推广费、市场活动费、咨询费、服务费等名义，实质上向医生或医院管理层支付与处方量、采购量挂钩的回扣等。
李岑岩看到，医药行业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投机心态和对合规成本的抗拒。很多年收入百亿元的企业，不愿意花一百万元去建立完整的合规体系。
“合规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体系，不是一张孤零零的签到表或会议照片。”李岑岩推演了一个典型场景：一家药企为推新药开学术会，请100位专家并支付讲课费用。怎么才算合规？核心在于，整个行为链条是否具有真实、必要的学术目的，终点要闭环，而且要与营销切割。如果开会轰轰烈烈，签完到、拍完照就结束，然后同一批医药代表立刻私下找医生谈处方回扣，那所有留痕都会失去说服力，很容易被认定为利益输送的伪装。
她建议药企建立高风险审批机制，大额学术会议赞助、科研合作项目、顾问合同等，必须经过法务/合规加业务双重审批并留痕；与公立医院、医保、监管部门相关人员的任何经济往来，必须有充分、真实、可证明的业务基础和文件支持；对涉及股权、分红、合伙人计划的安排，须进行专项法律审查。
“最根本的是，老板必须下决心，从顶层设计上转向真正的合规营销体系。这不是设计话术的雕虫小技，而是伤筋动骨的利益重构和流程再造。虽然阵痛剧烈，但这是中国医药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透明的唯一出路。”李岑岩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様、何艋、李敬、赵垒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