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拉格齐口中说出“末日之战（doomsday war）”这个词语，不但带了一些悲壮的色彩，更含着一语成谶的隐忧。

作者：王义伟

封图：东方IC

北京时间2026年9月28日8时40分，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报93.192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98.317美元/桶。两大市场油价上涨，但涨幅不是很大，都还在100美元/桶以内。

距离11月3日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37天。

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伊没有谈拢。

9月22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在会晤时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如果美国满足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态，美方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还表示，美伊将继续谈判。

9月27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已做好了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我重申，我们会直面任何新的侵略绝不后退，即使这是末日之战。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择（We are fully prepared for the time for the war to be resumed, and I repeat, we stand firm in the face of any new aggression, even if it comes to a doomsday war. At the same time, we stand ready for diplomacy. It is up to President Trump to choose）。”

在笔者看来，从阿拉格齐口中说出“末日之战（doomsday war）”这个词语，不但带了一些悲壮的色彩，更含着一语成谶的隐忧。

首先，美伊谈判条件差别太大，伊朗一方始终没有回旋余地。

此次纽约会晤，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等。‌‌这些条件和之前伊朗提出的，几乎一模一样。与伊朗的谈判要价一直没变相比，美国的谈判策略则在持续调整，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或强硬，或趋缓。

伊朗的谈判要价之所以没有变化，应该和其国内政局有关，主和派（文官集团）主张继续谈判，主战派（伊斯兰革命卫队）不愿意降低条件，双方相持不下。

其次，留给伊朗的时间不多了。

距离11月3日的美国中期选举仅有37天，留给双方的时间都不多了。相对而言，伊朗的急迫感应该更大一些。

特朗普政府当然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解决伊朗问题，这样可以把油价（物价）打下来，有利于选票。但是，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不能解决伊朗问题，那么很明显地，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政府就没有什么顾忌了，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事实上，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发出预告，美军将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

展望后续事态发展，笔者认为：

第一，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打压，不足以迫使伊朗现政权屈服；

第二，即便美伊再一次重开谈判，只要伊朗方面的要价不变，双方就不会谈拢，而伊朗方面降低要价的可能性极低；

第三，在美军的保护下，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会稳步增加，但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第四，中期选举之后，美军恢复轰炸伊朗的几率很高，且有可能对伊朗核设施（镐山基地）进行轰炸。这其中的变量是，特朗普可能会边打边谈，持续增加轰炸力度；也可能会一次性大幅度提高轰炸力度，力求毕其功于一役。果真如此的话，那就真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口中的“末日之战（doomsday war）”了。

 

从服务上市科技企业到服务5人AI创作团队，从大额授信到社区里的基本账户，北京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正在用同一种逻辑——看懂客户需求，匹配对的服务。

作者：柏炎

封图：北京银行

一部《谁是最强大脑？》的短片，带来了不少讨论。

片子的主角KK，是AI影像创作团队“最最科技”的创始人。他1个人带着5个人的小团队，用AI工具完成了过去几十人才能做的事——从创意构思到项目交付，从分镜设计到后期渲染，过去分散在策划、设计、制作多个环节的工作量，现在由一个人指挥着AI“团队”完成。

片子里有一句话点题：“AI能给我一百种方案，但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好的，得靠人。会驾驭AI，才是真的最强大脑。”

KK们确实是最强大脑。他们的作品连续拿下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百花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多个热门品牌主动找上门。

但最强大脑也有“断电”的时刻。

一旦把镜头从内容创作转向企业运营，问题就来了——开户、结算、税务、工资代发，这些看起来琐碎却必要的事，恰恰是AI帮不上忙的。

“我们公司人不多，一开始也不知道选哪家银行更合适。”KK说。

这个问题，在北京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找到了答案——他们主动走进OPC社区，做起了这些超级个体的“后勤部长”。

作为模数OPC社区的主要合作银行，该分行是第一支走进社区的金融服务团队。他们发现，像KK这样的“超级个体”（One Person Company，简称OPC），和传统银行服务的中小企业客户完全不同——团队小、轻资产、项目制、收入波动大，金融需求的节奏和服务模式也不一样。

为此，北京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专门成立了OPC专属服务团队，总分联动商讨创新服务方案，组建专项服务小组划片包干，主动上门对接需求。从基本账户开立到日常结算，从税务办理到工资代发，一整套服务就在社区里完成。

“北京银行工作人员都特别热情，也很专业，这些琐碎的事都帮着一一理顺了。心里，踏实不少。”KK说。

把这些琐事理顺了，心就定了，剩下的就是踏踏实实把作品做好——这也是KK和他的团队能连续拿奖的底气之一。

KK不是个例。在北京经开区，像这样的“超级个体”还有很多。

截至目前，经开区已汇聚500余家优质OPC，建成8家OPC社区，全域算力规模将在“十五五”期间突破10万P。每年投放上亿元算力券、模型券和数据券，率先发布OPC人才认定标准，配套社保接续和保险兜底机制——一套覆盖创业关键环节的产业配套正在成型。

而北京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就是正在这套产业配套里深耕的金融机构。

事实上，服务OPC不是这家分行的临时起意，而是其科技金融能力向新业态的自然延伸。数据显示，该分行科技金融贷款已突破300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长率超过30%。服务的客户既有初创企业，也有行业成熟企业，比如该分行已为机器人领域上市企业云迹科技提供外汇衍生置换业务，授信规模5000万元；为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提供科技研发贷，授信规模同样为5000万元。

从服务上市科技企业到服务5人AI创作团队，从大额授信到社区里的基本账户，北京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正在用同一种逻辑——看懂客户需求，匹配对的服务。

片子的结尾，KK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是算得最快的那个，也不是记得最多的那个——会驾驭AI，才是真的最强大脑。”

而北京银行的实践，给出了另一个维度的答案：在这个AI驱动的时代，“最强大脑”也需要有人托举，托在具体的服务里——开户、结算、税务、贷款，这些看似不那么“聪明”的事，恰恰是让最强大脑能全速运转的底座。

会驾驭AI的人，是最强大脑；而能服务好这些最强大脑的金融机构，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袁海霞看来，中央加杠杆仍有空间，但其效果取决于能否降低整个政府部门的债务成本，以及资金的使用能否改善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她尤其强调清欠的紧迫性：债务置换可以缓解地方偿债压力，清偿企业欠款则能直接修复企业现金流。

作者：杜涛

封图：经济观察报

“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用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9月19日，在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提出，应抓住当前物价水平较低、宏观政策仍有空间的窗口期，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在这场讨论中，多位经济学家谈到，中央应在化解地方债务中承担更多责任。林毅夫建议借鉴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经验，区分地方债务形成的原因，由中央承担其中为配套中央政策形成的债务；姚洋主张中央多发债，并提醒关注地方偿债对短期经济活动的影响。余永定则强调，财政应追求可持续性，而非单纯追求财政平衡。

中央多借债，能为地方减轻多少负担？债务从地方转到中央，如何避免只是改变风险的承担主体？这些讨论也触及化债的下一步：在降低利息、延长偿债期限之后，如何让地方恢复发展能力，让企业拿回被拖欠的账款，让财政资金形成有效投资。

围绕这些问题，经济观察报专访了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袁海霞在宏观经济、地方债务与城投行业、信用风险和评级行业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研究与咨询经验。她曾出席2023年7月6日举行的总理经济座谈会。

在她看来，中央加杠杆仍有空间，但其效果取决于能否降低整个政府部门的债务成本，以及资金的使用能否改善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她尤其强调清欠的紧迫性：债务置换可以缓解地方偿债压力，清偿企业欠款则能直接修复企业现金流。

|对话|

经济观察报：在地方化债进入深水区时，中央如果把更多债务上移，会不会只是把风险从地方账本挪到中央账本？可持续性靠什么支撑？

袁海霞：中央加杠杆并不等于简单的“风险搬家”，关键在于债务上移之后，能不能真正降低整个政府部门的融资成本和偿债压力。从目前化债实践看，以债务置换为主的化债方式，确实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效。

财政部此前测算，地方债务置换后平均利息成本降低2.5个百分点以上，预计5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亿元以上。如果中央以更低的融资成本、更长的期限替换地方高成本、短期限的隐性债务，本质上不是简单把风险从一侧账本挪到另一侧账本，而是通过中央信用优势降低整个政府部门的债务成本，同时提升债务透明度。

财政可持续性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某一个时点的财政赤字率或者债务率，而是几组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融资成本、财政收入增长、利息负担、投向结构以及“债务—资产”转化效率。

中央加杠杆以后，如果能够降低利息支出，同时把财政资源投入到能够提高生产率、改善公共服务和扩大有效需求的领域，那么债务增长可以与经济增长、提升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比较好的循环；反过来，如果只是把地方低效债务转成中央低成本债务，却没有改变低效投资和地方财政约束，那么确实可能演变成“风险搬家”。

日本长期低利率为其债务可持续、财政可持续提供支撑，但公共部门债务扩张的投向集中于传统基建和过剩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其陷入过去“失去的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中央部门加杠杆，要算大账，不能不算经济账，但也不能只看经济账。开展政府债务或公共投资绩效考核、绩效评估时要分类，既要算经济账，还要考虑综合效益。

经济观察报：有研究者提出参照2000年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思路，用“中央发债/置换+分类处置”化解地方债。这套思路今天可不可以复制？和当年四大行注资、资产管理公司（AMC）承接坏账相比，难点在哪里？

袁海霞：方向有可借鉴之处，但不宜简单复制历史模式，当前主要面临两个难点。一方面，救助对象的权责边界完全不同，道德风险难以控制。2000年处置的对象是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银行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金融机构，坏账归属清晰，处置目的是修复银行体系信贷功能，受益面覆盖全国经济。

当前中央对地方债务的直接救助，则面临更强的道德风险约束。地方债务的载体主要是融资平台，其法律身份是企业，但实质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城投债务的形成往往涉及多层级、多部门交织决策，隐性债务与平台经营性债务之间存在大面积模糊地带，这意味着“中央背哪些、地方背哪些”的边界，远比当年银行坏账更复杂。

另一方面，底层资产质量存在本质差异，“接得住”不等于“化得掉”。当前城投业务仍以公益性、准公益性领域为主，资产端大量对应的是道路、管网、公园等难以产生市场化现金流的资产，变现能力极弱。

2000年AMC可以依托经济上行期和资产升值预期实现回收；当前AMC承接城投不良资产，则面临宏观环境弱修复、资产缺乏现金流和交易对手的困境，缺乏有效的退出通道和变现需求。贸然承接处置，风险只是从银行或城投的报表转移至AMC或中央层面，并未实现真正化解。

经济观察报：有观点提到，地方债衍生出的三角债和拖欠企业账款规模约在几十万亿元量级。清欠和地方化债哪个更急？中央发债置换地方债时，要不要把“政府欠企业账款”单列出来优先清偿？否则经济循环能否真正转起来？

袁海霞：从经济循环的视角看，清欠比地方化债更为紧迫，二者处在不同的时间维度：隐性债务置换解决的是“存量金融风险”，效果体现在缓释地方政府当期现金流压力、改善长期债务可持续性，但企业并未直接拿到资金；而清欠解决的是“当期经济循环梗阻”，效果直接体现为企业现金流和就业的及时修复。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是“三角债”的源头——政府欠企业、企业欠工人工资和供应商货款，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在被动收缩。因此，清欠不仅是债务问题，更是疏通经济循环的关键。

中央发债置换有必要将“政府欠企业账款”单列优先清偿。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企业愿意投资、居民愿意消费。如果企业账面上长期趴着数十万亿元收不回的政府欠款，现金流持续枯竭，即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为低息债券，企业也不会因此扩大投资。隐性债务置换的本质是“以时间换空间”，而这个空间来自未来的经济增长；如果微观主体的活力无法恢复，这一空间便无从谈起。

经济观察报：中央加杠杆的空间到底有多大？用“中央低利率国债置换地方高息隐债”能省多少利息、释放多少财政空间？什么情况下，中央加杠杆会从“稳增长”变成“透支未来政策空间”？

袁海霞：中央加杠杆还有一定空间，但不存在一个固定值。从杠杆率看，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规模及杠杆率均低于地方；对比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杠杆率处在较低水平。

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看，我国是公有制国家，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推动、主导经济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产，政府具备雄厚的国有资产支撑，可以为债务偿还提供保障。

从融资利率看，当前低利率环境下，政府融资利率低于经济增速，在新阶段债务可持续理论的框架下，我国债务可持续性较强。

从内外债结构来看，我国政府负债以内债为主，国内储蓄率保持高位，外部风险敞口较低，进一步抬升了政府债务的安全边际。整体来看，中央加杠杆还有一定空间。但需注意，加杠杆空间没有一个固定值，它和经济潜在增速、政府财力、利率水平、资产存量、货币政策配合等诸多因素相关。评估时应当跳出规模“绝对值”思维，放在经济周期更迭、内外形势演化及宏观调控取向的复合框架内，因时因势、相机抉择，以此实现稳经济大盘与债务可持续之间的平衡。

中央置换释放的财政空间，需要结合实际动态考虑。根据此前财政部测算，地方债务置换后，地方平均利息成本降低2.5个百分点以上。按照这一幅度静态估算，每置换1万亿元债务，一年大约可以节约250亿元利息支出；如果置换10万亿元，对应的静态利息节约在2500亿元/年左右。考虑到中央债务融资成本相对更低，节省利息规模会更大。但要注意，这只是简单的静态测算，实际节约金额还取决于原债务利率、新债利率、置换期限以及提前偿还等因素，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动态考虑。

经济观察报：该怎样更全面地理解中央加杠杆的影响和作用？

袁海霞：中央加杠杆真正的边界，不是某一个固定的债务水平，而是债务扩张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之间能否形成可持续的正向循环。

中央加杠杆最有价值的阶段，是通过逐步承担更多逆周期调节，以及跨区域、全国性公共投资职能，释放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效益。

不少投资的短期效益不易显现，但对完善基础设施、补齐公共短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民生保障的作用，会在较长周期里逐步释放。同时，很多公共品领域外部性强、回报周期长、风险相对偏高，单纯依靠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市场天然存在供给缺口，这正是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投资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债务可以无边界扩张。如果新增债务持续投向低效项目，长期难以形成有效资产；新增债务的边际产出持续低于付息成本，利息负担不断挤占财政弹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走低，就会持续压缩未来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缓冲空间。

 

这纸协议要跨过真实产能的门，那把开门的钥匙还在审批和融资手里。

作者：王雅洁

封图：图虫创意

一项在8月底签下的阿根廷盐湖协议，正在等待动工。

8月下旬，锂业龙头赣锋锂业（002460.SZ）披露，其子公司赣锋国际与境外合作方LAR（阿根廷锂业）签署了PPGS（赣锋与LAR整合的三个阿根廷盐湖）锂盐湖项目整合的一系列确定性关键协议。三个盐湖项目并入同一平台，赣锋国际持股67%，规划分三期建设，总设计产能年产15万吨碳酸锂当量。

这纸协议要跨过真实产能的门，那把开门的钥匙还在审批和融资手里。8月31日的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赣锋锂业回应投资者称，项目建设进度取决于融资落地情况，融资完成后即可启动。

近一月来出海布局的锂企不止赣锋一家。

8月24日，盛新锂能（002240.SZ）董事会通过议案，拟在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各投建一个年产7.5万吨硫酸锂项目。扩张之外，8月16日，华联控股（000036.SZ）公告，其阿根廷Arizaro盐湖收购项目收到加拿大方面的国家安全审查通知。

让企业重新下注的是价格和规则。碳酸锂价格2025年一度跌破每吨6万元，2026年回到15万元/吨上下。与此同时，津巴布韦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禁止锂精矿出口，要求企业在其境内建设硫酸锂加工厂。

价格给了动力，规则划出了新的门槛。

一位正在推进海外锂项目的锂企负责人说：“现在，我们选海外锂项目，会先看能不能落地，再看资源好不好。”

从签约到落地，锂企出海正在换轨。

海外扩张

8月下旬，国内锂企接连在海外落子。

经济观察报记者初步梳理获悉，8月24日一天之内，两家锂业上市公司相继披露海外项目进展，赣锋锂业全资子公司赣锋国际与境外合作方LAR就阿根廷PPGS锂盐湖项目签署系列确定性关键协议；盛新锂能披露拟在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分别投建硫酸锂项目的计划。

这轮落子的底气，来自锂价回升。

2025年碳酸锂价格一度跌破每吨6万元，2026年8月回到15万元/吨上下，9月以来回落至约14万元/吨。价格回升，锂企的业绩表随之好转，天齐锂业（002466.SZ）预告上半年归母净利润28.5亿元至42.5亿元，赣锋锂业半年报显示归母净利润42.57亿元，盛新锂能同期归母净利润10.12亿元。

在与LAR共同宣布交易的公告中，赣锋锂业总裁王晓申表示，双方在阿根廷锂业领域已合作近十年、累计投资超过20亿美元，共同愿景是使产能增长到每年超过20万吨碳酸锂当量（含双方在阿根廷已布局项目的合计愿景）。

盛新锂能的选择是直接在资源国建冶炼厂。8月24日，其董事会审议通过在津巴布韦、尼日利亚投资建设硫酸锂项目的议案，两个项目各规划年产7.5万吨硫酸锂，合计总投资约4.76亿美元。公告提示，项目尚需履行境内对外投资审批备案手续及当地政府审批。

落子只是开始。

一位长期操盘中资海外锂矿项目建设的工程总承包（EPC）企业人士鲁海勤说：“一份确定性整合或者投资协议签署，仅仅走完商业谈判环节，距离实质开工，中间还隔着现实鸿沟。”

签约之后

最先亮起红灯的是华联控股。8月16日，其披露于8月14日收到加拿大外国投资审查及经济安全主管机构（FIRES）出具的《通知函》，认为公司对阿根廷阿里扎罗锂盐湖项目的投资可能影响加拿大国家安全，可能自通知发出之日起45日内启动进一步审查。这笔交易源于2025年12月，华联控股以约1.75亿美元收购Argentum Lithium S.A.（一家注册于阿根廷、持有阿里扎罗盐湖项目的公司）100%股份，交易完成后将获得Arizaro项目80%权益。截至2026年9月27日，该交易尚未交割，仍待加拿大FIRES是否启动进一步审查的决定（45日窗口于9月28日届满）及国内ODI审批，协议截止日已自动顺延至2026年10月20日。

一位长期操盘南美、非洲锂矿跨境并购的律师告诉经济观察报，华联控股收到的是FIRES出具的《通知函》，与监管机构正式下达的否决决定性质不同：《通知函》不等于叫停令，交易并未被叫停，买卖双方仍可提交抗辩材料、协商补救措施，只是交易交割（买卖双方完成股份过户与价款支付、标的正式易主的环节）增添了重大不确定性。一旦监管机构正式否决或要求强制剥离已购资产，交易则必须终止，买方还将损失已支付的保证金、尽调（尽职调查，指交易签约前对标的财务、法律、资产状况的核查）投入等前期费用。

该律师分析，这笔交易的特殊之处在于，底层资产全部位于阿根廷，但卖方是加拿大注册上市主体，因此触发了加拿大投资法项下的国家安全审查。

审批和融资，是另一类卡点。

赣锋锂业8月31日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PPGS项目已完成RIGI（大型投资激励制度）申请，预计2026年底前获批，但项目建设进度仍取决于融资落地情况。

鲁海勤把签约后的门槛分成两类：环评、RIGI这类专项投资审批和国内对外投资备案，属于常规时间问题，会拉长前期周期，但只要材料完备，大概率可以推进；真正可能卡住项目的硬约束，主要是矿权权属遗留争议、项目银团融资无法闭合、当地社区持续司法抵制。

出口配额，是资源国正在推开的新闸门。中矿资源8月25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2026年2月，津巴布韦政府为打击走私、推动本地深加工，临时暂停锂精矿出口许可审批。其关注当地政策动态并积极沟通应对，于2026年4月获得首批20万吨锂精矿出口配额，7月再获30万吨配额。截至披露日，Bikita锂精矿运输工作已恢复正常，供应可满足公司国内冶炼产能需求。

上述律师介绍，阿根廷、津巴布韦等资源国的规则进入实质执行期后，交易的交割条件已被改写。

在阿根廷，RIGI审批不再是交割之后补办，不少新建矿权已把取得RIGI原则性批复设为交割先决条件。

在津巴布韦，出口配额与本地冶炼建设承诺挂钩。这套约束有较为明确的时间线：2025年6月，津巴布韦内阁决定自2027年1月1日起禁止锂精矿出口，并为行业预留18个月准备期。2026年2月底，津方暂停所有原矿和锂精矿出口，同年4月，津巴布韦矿业与矿产发展部致函矿业商会，明确恢复出口的条件，要求相关企业须书面承诺在津境内建设硫酸锂加工厂，并确保在2027年1月1日前建成投运，出口配额按企业建厂进展逐家分配，禁令生效前的锂精矿出口还须缴纳10%出口税。2026年7月，津巴布韦矿业部长公开表示，禁令不会推迟。

签约与落地之间的落差，正在成为这一轮出海绕不开的现实。

规则重塑

在华北一家大型锂矿企业的供应链负责人陈实看来，这轮锂业出海，和上一轮明显不同。上一轮集中在2021年至2022年，锂价高位、资源国招商引资、政策宽松，行业拼的是速度，谁抢先签约锁矿，谁就抢占原料优势。2026年重启的这波，最大不同是政策红利消退，锂资源国已从招商引资转向资源自留、本地增值，属地合规成了核心门槛。

上述正在推进海外锂项目的锂企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判断，并补充了心态的变化，经历锂价大幅下行、部分海外项目搁置减值之后，企业明显更谨慎，不再为资源储量冒险，保供是核心诉求，但可落地性被放到了同等位置。本轮出海，企业不再一味收购矿山股权，不少直接落地冶炼加工厂，以适配资源国本地加工政策。这也是被属地政策倒逼出来的策略调整。他说，企业做决策前，内部尽调周期拉得更长，不会急于对外公布签约消息。

这种转向，企业在公告里亦有回应。

盛新锂能8月24日在解释在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建厂时表示，要顺应海外资源国推动矿产就地加工增值的政策趋势。签约只是起点，审批、融资、属地合规，正在成为产能真正兑现的门槛。

陈实认为，资本市场习惯把企业海外签约协议直接折算为未来锂供给增量，默认协议落地即产能兑现，但一线从业者清楚，签约只是项目的第一步，真正的产能兑现要经过层层损耗，比如周期损耗，海外锂矿、盐湖项目从签约到投产，普遍存在2至3年的周期弹性；规模损耗，受属地政策、电力水资源、配额管控影响，很多项目最终投产产能会低于初期规划；经营损耗，锂价周期波动、本地用工和合规成本上涨，会让部分企业主动缩减投产规模。

上述正在推进海外锂项目的锂企负责人提醒说：“8月集中出现的签约，只能代表企业的资源布局意愿，不等同于未来真实的产能供给。这一轮出海才刚刚开启，后续项目的推进情况，仍有待持续观察。”

 

公考培训行业的价格战正从局部试探走向全面肉搏。粉笔公开承认，降价是因为“卖不动”，折射出行业在考生规模攀升、招录收缩下的集体焦虑。价格底线被击穿之后，公考培训还能拼什么？

作者：闫玉巧

封图：图虫创意

近日，粉笔连续发布两篇“小作文”，跳出公考培训机构一贯打造的“恩师育人、亏本做良心课”人设。一篇文章《谁是公考培训界的良心》直接拆解同行盈利账本，戳破对手经营亏损的悲情叙事，还放话明年大幅压低面试班定价；另一篇文章更是毫不遮掩，坦然自曝新品从课程结构、刷题体量到订金规则，全部像素级模仿超格国庆七天营，以 1380 元对标对方 2180 元的产品，上线单日便售出 1200 余份。

粉笔的这次“坦白”，表面是产品对标，实则是对行业同质化困局的公开解剖：教培课程边际成本极低，内容、师资、服务又日趋趋同，竞争很难靠差异化价值取胜，更依赖成本控制与 流量承接。这也与8月6日粉笔发布的文章《致粉笔学员的一封信》形成呼应：系统班降价“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越来越不好卖了，迫不得已”；当竞品课程售罄、黄牛加价时，“不如我们做一个同类产品，承接一些同行承接不了的需求”。这几篇文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公考行业的价格战正在从策略选择转向生存。在用户决策高度理性、信息极度透明的公考市场，价格成了最直接、最可量化的竞争标尺。

“全面肉搏”

早在2020年底，华图在线便以980系统提分班试水线上低价，980元系统班曾被视作行业分水岭。而粉笔此次的坦白，表明公考培训行业正在逐渐越过心理门槛：不再掩饰价格调整的被动性，甚至主动将“卖不动”作为前提写入官方传播。

这种转变背后，是考生持续攀升、招录比例收窄带来的真实压力。据教育部数据，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国考报名确认人数从2023年的194.8万人增至2024年的261.3万人，2025年进一步升至298.2万人，三年间增长超百万人。

与此同时，录用计划数却在收缩：国考在连续七年扩招后，2026年首次转为缩招，计划招录3.81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1600人。

省考缩招幅度更大，23个联考省份整体缩招15.3%，广东降幅高达32.38%，这对考生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在考生报考人数逐年递增、录用计划数掉头向下的情况下，国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也从2023年的约70:1升至2026年的98:1，招录端的供需失衡推高了公考机构的获客成本，也加剧了转化焦虑。

公考行业早期虽有价格试探，但极少出现如此密集的“模仿—降价—再模仿”循环。粉笔自曝的“7+1”“粉刷刷”等产品，即是对竞品成功模型的速成模仿。据其8月6日公开信自述，模仿的初衷是“蹭一点热度”，顺便“让同行的课显得不值钱”。

拼上岸率

在承认经营失误的同时，粉笔宣布内部考核从“以营收利润为中心”转向“以进面率、上岸率为中心”。这一转向并非理想主义，而是价格战挤压毛利后的被动选择。2026年上半年，粉笔营收12.48亿元、同比下滑16.3%，收入成本因培训服务成本和人员优化遣散费增至7.26亿元，由上年同期净利2.27亿元转为净亏1.84亿元。收入端受招录收缩和价格战影响，成本端又因铺产品、铺人力上升，两头挤压下，继续依赖规模扩张已难以为继。把考核重心转向进面率、上岸率，本质上是试图从“卖更多课”转向“让更多人过”，用结果而非营收构建壁垒。

公考培训行业至今没有权威、透明的上岸率统计标准。公务员考试整体竞争激烈，平均竞争比已达98:1，面试环节很多按照3:1或5：1的比例进面，从报名到最终录用，成功上岸的考生占比极低，2026年国考录取率仅为1.35%。但不少培训机构却宣称“通过率高达85%”“保过班不过全退”，用夸大宣传吸引考生报名。2026年6月，北京市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公考机构不得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不得对考试通过率、录用结果作保证性承诺。粉笔若真要把上岸率作为核心KPI，就必须把教研投入、真题研发、个性化诊断和效果验证同步做实，否则只是把“降价让利”的信任透支换成“结果承诺”的信任透支。

价格战也在改写行业价格底线。粉笔1380元对标超格2180元的国庆营，单日售出1200余份，说明中高端用户愿为确定性效果付费，但前提是性价比清晰。这倒逼头部机构重估产品矩阵。粉笔公开“讲义成本约一百数十元”“AI班为控制成本减少资料配置”等隐性成本，打破行业信息不对称，定价逻辑有望趋于透明。价格底线摊开后，竞争将从“谁更便宜”转向“谁在低价下能交付、在高价下不可替代”。

价格战之后，拼什么

粉笔的激进策略冲击的不只是超格，而是整个行业。价格底线被摊开后，公考培训很难再回到靠信息不对称维持高毛利的状态。中公、华图面对的已不会是跟进降价，而是低价之后拿什么证明效果。进面率、上岸率是否能提高，能否做成可追溯、可验证的硬指标。

像素级模仿能盈利，不代表标准化产品力有绝对优势。粉笔公开信自述，1380元对标课单班利润约3万—5万元，首日售出1200多人。课程外形易复制，产品交付能力、成本控制和可验证的效果才难复制。价格战改写的是价格底线，最终逼出的应是价值底线，谁能守住交付、证明效果，谁才有资格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本文作者系经观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