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里的师爷，一般是站在县太爷身边那个摇着扇子、眯着眼睛、一肚子主意的“智囊”，帮县太爷写公文、翻卷宗、查旧例。1915年，距离清朝结束已经过去三年，各地县衙也在改制。但这一年，一个叫王光焕的人却还在浙江长兴做着旧时代的“师爷”工作。王光焕是湖南人，清末曾在湖南地方官署中充任师爷。清朝灭亡后，他去浙江长兴县政府做幕僚，继续靠原来的本事谋生。

师爷王光焕并不是孤例。辛亥革命以后，遍布各州县的师爷并没有随着清朝一起突然消失。有的县继续聘用师爷；有些人留在原来的官署里，只是后来改叫秘书、科员；还有一些人离开县衙，去教书、修地方志、给军政机关做文书，甚至有人开起了银行。

河南内乡县的地方志记载，1927年县政府改组后，“师爷改称秘书，设第一科，掌管民政，后改为民政科”。原来依附于县官个人的幕友，逐渐变成县政府内部有固定职名的公务人员。

这种变化不仅是换一个称呼，更重要的是原来由师爷集中承担的工作被拆开了。民国县政府逐渐采用分科办事，过去一名钱谷师爷可能要协助县官处理多项财政事务，后来这些工作逐渐进入财政科、财政局；过去刑名师爷帮助审阅词状、整理案情、查考律例，后来则由帮审员、承审员以及新式司法机构中的书记、录事等人员分担。随着县政府分工越来越细，一个师爷帮县官包办一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越来越难以维持。

在师爷向政府文官过渡的群体中，符璋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早年长期作幕，做过地方官署幕友、军营文案和督署文案，熟悉的正是传统幕府最看重的公牍和行政事务。清末新政期间，他已从私人幕僚进入新式官署，担任统计科科长；1911年任瑞安知县，辛亥革命后又继续留任民事长。1912年辞去官职后，他到江西任九江交涉署秘书，后来又先后出任宜春、虔南、广昌等地知事。从“幕友”“文案”到“科长”“秘书”“知事”，符璋的履历完整地串联起清末民初的职位变化：原来靠地方官私人延聘的幕僚，凭借多年积累的公文、行政和地方事务经验，得以进入新的政府机构，成为有正式名称和职务的行政人员。

绍兴师爷铜浮雕。来源/绍兴师爷博物馆

与符璋经历相似的，还有一批从幕府中走出来的人物。粤军将领陈炯明的师爷金章，原籍浙江绍兴，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一直追随陈炯明为其出谋划策，后曾任第三任广州市市长；王锡彤是袁世凯最器重的师爷之一，在袁世凯罢官归田后进入其幕府，为其兴办实业，后来还代理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的总理之职；绍兴师爷娄心田，民国初年曾任东北马占山督军府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为马占山出谋划策，参与了著名的江桥抗战……这些人的去向虽各不相同，但都凭借幕府时期积累的文书、行政和谋略经验，在民国时期找到了新的差事。

因此，清亡以后留在政府里的师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去处。有人被称为秘书，有人进入各科成为科长、科员，有些人的工作被承审员、书记员等新式司法人员接替，还有少数像符璋这样的人直接进入正式官僚体系，继续担任地方行政职务。旧称虽然消失了，原来那批熟悉公文、钱粮和司法事务的人并没有离场，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换了一套新的身份，继续坐在民国政府的办公室里。

参考文献：

王文涛：《师爷称谓演变与幕僚制度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冯建荣：《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陈芃（实习）

校对 | 胡瓜 戈雨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长恨歌》（唐）白居易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毁灭了大唐王朝的极盛时代，也把远戍西域的唐军将士置于危险境地。

说起来，唐玄宗朝虽号称盛世，实际上早就埋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一方面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府兵制的崩坏，天下精兵尽皆集中于西、北沿边诸道。譬如，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超过20万，一人即握有大唐全部边防军总数的1/3以上，称得上“范阳兵马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一朝谋反，唐廷以两京（洛阳、长安）子弟仓促组成所谓“新募兵”的乌合之众迎战河朔百战之余的叛军，纵以封常清这样的名将为帅，仍旧难免连战连败。

影视剧中的唐玄宗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

对此，唐廷所能拿出的守御之策，也只有调边军回救腹心了。“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设在西域的安西、北庭两节度使也奉命以精兵内调。北庭副都护高耀、北庭兵马使王惟良、宿将（久经战阵的将领）荔非元礼等皆随军东去。安西方面，名将李嗣业、段秀实等也率步骑兵5000入关。

这是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诗人杜甫在《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里欣慰地表示：“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唐军收复长安时，正是以安西宿将李嗣业率领的边军为先锋，“所向摧北”。

所谓有得必有失，边军内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唐军平叛的被动局面，但也造成了边疆守备空虚，引来外敌觊觎。此时的吐蕃统治者，是堪与松赞干布齐名的赞普弃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面对唐朝内部的剧变，本就虎视眈眈的吐蕃趁机提出以“助讨国贼”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兵唐朝内地。被唐朝回绝后，吐蕃一不做，二不休，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陇右为突破口，发动了对唐朝的军事进攻。公元756年，吐蕃连陷威戎（今青海门源）、神威（今青海海晏西北）、定戎（今青海湟源西南）、宣威（今青海西宁北）等地。第二年，吐蕃攻占陇右节度使治所所在地西平（今青海乐都）。再下一年，重镇河源（今青海西宁）治军也落到了步步紧逼的吐蕃军队手里……这就是杜甫笔下的“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

到了广德元年（宝应二年，763）十月，吐蕃调集了包括吐谷浑、党项、羌等附属民族在内的20万大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攻势。在很短时间内，吐蕃攻克兰、河、秦、渭等陇右诸州，并马不停蹄地进入大震关（在陕西陇县西境），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长安城。长安陷入外兵之手，从李唐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吐蕃人虽无意长期盘踞长安，但陇右的大片土地就此被吐蕃纳入管辖。由于吐蕃占领了陇右诸州，原来唐朝东起大海、西抵葱岭（帕米尔高原）的统一领疆已断裂为二，河西与西域已同唐廷直辖的关内、剑南诸道切断了联系，成为远离唐廷的飞地。在吐蕃的后续攻势中，按照《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广德二年（764）凉州陷蕃，永泰二年（766，是年十一月改大历）甘州陷蕃，大历元年肃州陷蕃，大历十一年（776）瓜州陷蕃。安西、北庭因此显得更加孤立无援。

由于通过河西走廊的东、西交通完全断绝，安西、北庭方面就连封建时代极为重视的“正朔”也无法与朝廷保持一致。唐朝后期年号更换频繁，如“永泰”（765-766）、“大历”（766-779）、“建中”（780-783）等。可西域唐军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沿用“广德”年号，只因西域无法及时获悉朝廷“改元”的消息。

但唐廷并不打算就此放弃西域。当时的名臣李泌以为，安西、北庭“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双方清水会盟，规定“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也就是承认其占有陇右的既成事实。但条约里尚有特殊规定：“盟文所有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按此，安西、北庭皆有唐军驻守，自然仍归属唐朝。吐蕃赞普弃松德赞拒绝签署这一盟约，原因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早就将孤悬在外的西域看作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吐蕃政权之所以在不断对唐发动局部进攻的同时，仍保持双方使节往来不辍，是因为他意图迫使唐朝重新划分边界，不战而取西陲飞地。和议不成，吐蕃转而动武。“飞地”中最先沦陷的是沙州。沙州虽然隶属河西节度，却地兼碛（qì）西，包括蒲昌海、石城镇、播仙镇、蒲桃城等在内的广大地区（隋鄯善、且末二郡，今若羌至且末）。沙州唐军打得很顽强，“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沙州官员阎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直到粮、械皆竭，才在“苟毋徙佗（他）境”的条件下开城投降（786），“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可以说虽败犹荣。

沙州沦陷，安西与北庭陷于完全孤立。但两地还是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建中二年（781），北庭和安西仍然泣血相守，李元忠和郭昕因其忠义分别被唐朝册封为北庭大都护和安西大都护及四镇节度使。而《悟空入竺记》记载，悟空和尚（俗名车奉朝）途经北庭。当时的北庭大都护杨袭古乃虔诚的佛教信徒，此年仍在大兴佛法，奖掖译经。可见贞元五年（789），北庭仍然安谧无事。悟空和尚在焉耆（qí）还见了当地国王与镇守使，而且“延留三月”，说明唐朝在当地设立的国王管民政、镇将摄军事的统治秩序并没有被破坏。不仅如此，从库车出土的文书、于阗出土的汉文文献来看，建中至贞元初期，安西四镇比以往显得平静。

安西、北庭的唐军作为绝域孤军，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这与西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分不开。吐蕃军队从游牧地区进入西域绿洲，这里以独立城邦分散布局，而城邦周边自然地理条件不易驻居，使军队的给养方式受到限制。塔里木盆地周边散布着大大小小100多个绿洲，依靠高山融雪的灌溉，绿洲的农业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以农耕为业的中原军队开赴西域后，生活方式与习性，乃至生活环境都容易适应。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素称“城郭诸国”，守住了绿洲也就等于守住了诸国。

库木吐喇千佛洞21窟穹顶画。来源/故宫博物院

另外，西域唐军主力虽然内调，但余部不可小觑。公元692年之前，这里的部队主要是从内地征召来的府兵，隔几年换防一次。公元692年后，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西域的驻兵主要变成招募的镇兵。这些职业军人有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库木吐喇石窟的壁画上，描绘了两名身穿铠甲的武士骑马而来，一位正跃上殿堂抓捕，另一位则策马挥刀。壁画创作于8世纪左右，中原风格，画中人物穿着为唐代汉人服饰，两名武士身着唐代士兵的铠甲明光甲，戴头盔，手执长剑。壁画中除了描绘唐代士兵铠甲装备，还描绘了军马的铠甲，从头部到腿部都有防护，可见西域唐军的装备相当精良。

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库车）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锡、铅、锌等矿产资源。《汉书·西域传》载：“龟兹饶铜、铁、铅……”4世纪时，龟兹国冶铸的铜器、铁器，可以“恒充三十六国之用”。西域的唐军掌握了龟兹的金属矿藏，武器方面很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另外，为保证军粮供应，唐朝在西域实行屯田，至今留下大量的屯田遗址，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两缘各绿洲。西域屯田规模空前，保证了驻军粮草的供给。由此看来，安西驻军的后勤补给中，粮草、武器基本能自给自足，这自然有利于长期固守。

不仅如此，唐军还在西域设置了很多军事防御设施，有烽燧、关戍、城池，形成完善的防御体系，绝不是外敌可以轻易攻取的。烽燧沿交通线设立，并和馆驿结合，发挥预警及维护交通通畅的作用；关戍、守捉和烽燧组成防御前线；城池沿袭中原军事城池的建筑，集中驻扎军队，成片分布，互为依托，形成多重严密的防御体系，不是外敌能够轻易攻取的。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79窟主室坛基正壁供养人。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安西、北庭与唐廷的直接联系虽为夺取陇右、河西后的吐蕃隔断，但并非完全孤立无援。占据大漠南北的回纥（鹘）与唐廷大体保持了友好关系。不但安西、北庭的奏事官们得以“取回鹘路”入朝，回鹘的军事力量也在事实上成为西域唐军的重要盟友。不过，这条“回鹘路”并不是轻易可以利用的。回鹘除了“肆行抄夺”“诛求无厌”外，由于当时的回鹘人笃信摩尼教，还对其他宗教采取排斥态度。比如，前面提到的悟空和尚就因为可汗“不信佛法，所赍（jī）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更重要的是，回鹘的军力远没有达到凌驾吐蕃之上的程度，在西域的争夺中最后败下阵来，这也注定了安西、北庭守军的悲剧命运。

顺便提一句，吐蕃军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法令严明，每次作战都要下马列阵，前队战死则后队跟进，如此往复，绝不后退。而且，唐代的《通典》也明确记载，吐蕃“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事实上，当时的吐蕃锁子甲的工艺水平在整个亚洲都非常有名，阿拉伯人的文献也记载吐蕃的铠甲（吐蕃盾）如此精良，竟坚不可穿。公元729年左右，突厥别部突骑施进攻阿拉伯帝国（大食）控制下的中亚河中地区，当突骑施可汗苏禄出现在阵地上时，阿拉伯军队中的两位神箭手对其进行了狙击。结果，二箭都射中苏禄的面部，却不能取其性命，拯救了苏禄的正是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吐蕃锁子甲。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吐蕃军队，还在西域争夺中得到了一个盟友——葛逻禄。这是一个异姓突厥强部，原本依附于突厥汗国。这一属性决定了突厥汗国覆灭后，葛逻禄与回纥（同样曾臣服突厥汗国）处于争夺突厥遗产而“一山不容二虎”的状态。此部本来一直助唐抗击吐蕃，但与回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厌其夺掠”，而“吐蕃厚赂”，干脆叛变投靠吐蕃去了。

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来源/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从贞元五年（789）冬天开始，吐蕃向唐朝西域发动大规模进攻。至次年四月左右，在葛逻禄的帮助下，吐蕃军队终于攻陷北庭。庭州这座天山北麓名城重镇，在贞观十四年（640）归唐，二十二年（648）由羁縻庭州升为庭州，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戊申（702）创立北庭都护府，之后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并独为一节度，作为唐朝治理碛西东部地区的军政中枢，存在近一个半世纪之久。贞元七年秋，回鹘“悉发其丁壮五六万人”，联合北庭的唐军余部，反攻北庭。结果又被吐蕃、葛逻禄联军击败，“死者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纥（回鹘）之浮图川，回纥震恐，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此战之后，回鹘势力转衰。而葛逻禄则代之而兴，接管了天山北麓东部地区。

影视剧中的裴行俭形象。裴行俭曾赴西域主持安西都护府军政事务。来源/电视剧《风起西州》

北庭沦陷以后，唐朝的西域残余领地仅余西州、安西两大主要城堡及其卫星据点。西州陷落的时间晚于北庭。《旧唐书·吐蕃传》则记“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说明唐朝已无确切情报。能够肯定的是，安西所坚持的时间又长于西州，因为大都护府驻节龟兹，唐兵尚众，另有于阗、疏勒、焉耆三镇守军环拱周围，加之城郭诸国效命，又有回鹘为奥援，所以虽在地理上距唐最远，距蕃最近，却足以使强邻未敢轻动。

据《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记，回鹘曾应请驰援，重创吐蕃军队：“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可惜好景不长，西域大战的结局仍是以吐蕃、葛逻禄的胜利、回鹘的失败而告终。

《九姓回鹘可汗碑》。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至元和十一年（816），吐蕃与葛逻禄的联军已大败回鹘。事后吐蕃大相尚绮心儿曾对唐使刘元鼎说：“回鹘，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本国有丧而还。”失去回鹘支援的安西终于陷落。其时间在公元801年左右，这一时间出于后世推测，推测的来源则是诗人记载的历史悲剧。元稹在《缚戎人》记述了一位“小年随父戍安西”却沦为蕃俘的唐朝戍卒，此人后来只身奔唐，反为唐朝边将作为蕃俘押送流放。这位历史的见证人明确提到，安西这座为唐军固守的碛西最后城堡陷于吐蕃的一次初冬夜袭：

“烟尘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

电影中的曹光宗(他伪装成僧人，肩负穿越戈壁远赴中原、为沙州向大唐求援的重任）。来源/电影《敦煌英雄》

安西的陷落标志着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在坚持了超过半个世纪后，以一种悲壮的方式退出了西域。而对吐蕃来说，在完成夺取西域的夙愿后，它也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后来的藏文史书《贤者喜宴》对此形容：故（吐蕃势力）东达昴宿星升起之地京师万祥门；南抵轸宿星升起的边地恒河河畔建立石碑之地。

*本文摘编自《敦煌英雄：镇守绝域二百年》——

END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王旭 

南宋祥兴二年（1279）二月，宋元海军在崖山（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最终决战，史称“崖山海战”。此战前后历时23天，双方投入兵力（包括参战的外围后勤保障人员）多达50余万，双方动用的战船一共2000多艘。经过二十几天的鏖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上千艘战船沉没。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凿沉，可以说极为惨烈。

崖山。来源/纪录片《国宝档案》

可是，无论是舰船数量、规模和参战人数，南宋海军与元朝海军相比均占优势，为什么南宋军队在这场海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几百年来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要解开这个历史谜团，还得从元朝调整对宋战争的战略说起。 

元灭宋的战争，从南宋端平二年（1235）爆发，至祥兴二年（1279）二月崖山海战后宋朝彻底覆亡，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蒙古铁骑面对的不再是广袤的草原和人迹罕至的大漠，而是人口密集、城镇星罗棋布、河网纵横的江南水乡。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军民顽强抵抗，誓死不降，导致元灭宋的战争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且旷日持久。

然而，这种状态最终还是被打破了，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元朝的决策层接受了南宋降臣刘整（1213—1275，字武仲，宋末元初著名将领。金末时投奔南宋，隶属于南宋名臣赵方麾下。由于受到吕文德的陷害，被迫降元，提出“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关键战略）的建议，做出重大的战略转变。

南宋，“行在会子库”铜钞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施行长久围困；其二，编练强大的水军，以应付江南地区河网交错的地形。这两项战略的转变产生了成效，偏安一隅150多年的南宋王朝最终灭亡了。然而，元朝方面的战略调整，之于南宋王朝的灭亡而言是客观原因，从主观角度分析其失败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军事部署失当，导致都城临安防守空虚。南宋后期，宋军主力主要集结于淮河流域，长江以南的兵力比较空虚。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这一破绽被元朝决策层发现，因此元世祖忽必烈在命伯颜进攻南宋，朝臣讨论对宋的战略时指出：

“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闻我欲渡江，彼必移师拒守。”（《元史》卷一百五十四）

意思是，宋军大多集中在两淮流域，一旦得知元军准备渡江，一定会调动部队南下防守。于是命令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两万轻骑兵进攻淮安以牵制宋军，使其不能抽身回防长江防线。元军南下的进攻方略的确抓住了南宋兵力部署的问题，做到了避实击虚，并且乘虚而入。因此，当襄阳失守，元军顺江东进的时候，虽然两淮的宋军兵力仍然拥有相当的实力，但远水不解近渴，阻拦不住元军的脚步。

其次，投降派占主导地位。伯颜大军兵临防守兵力非常不足的临安城下，“太后传宣许降国”“臣妾佥名谢道清”“满朝朱紫尽降臣”（汪元量：《湖山类稿》卷一）。唯有出面谈判的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义不降敌。被拘捕的文天祥趁元军看守不注意，逃出元军大营后北上到真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当时南宋各将校和诸官员，听说文天祥到了真州，纷纷前来投奔。当时两淮的兵力足以抵御元军，复兴宋室。可惜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胆怯不敢进兵，又怀疑文天祥是元军的奸细，而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因与淮东诸将有嫌隙而无法联合。

文天祥行书上宏斋帖卷。来源/故宫博物院

如果当时有得力的领导，能够将两淮的力量整合起来，那么“不出一月，连兵大举，先去敌巢之在淮者，江南可传檄定也”（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八）。可是，临危受命的文天祥资历太浅，在军中没有号召力，他的目的最终无法实现。无力回天的文天祥感慨道：

“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高以荆州降，夏以淮西降。李死，淮东尽失，无复中原之望矣。哀哉！”（文天祥：《文信国集杜诗》）

意思是，南宋当时东南地区的主力部队都在长江以北，这是根本力量。可是，湖北制置副使高达献江陵城（又称荆州）投降了，夏贵率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投降了。虽然李庭芝守扬州誓死不降，可是后来扬州矢尽粮绝，李庭芝率部突围，转战至泰州，兵败被俘之后被元军押解回扬州杀害，淮东地区于是完全丧失。 

由于敌方的战略调整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南宋王朝气数已经尽了。临安城破之前，宋度宗的杨淑妃带着她生的小皇子益王赵昰，还有修容俞氏生的小皇子广王赵昺，辗转逃到温州和福州。右丞相陈宜中、保康军节度使张世杰、宗正少卿陆秀夫等人，于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在福州拥立益王，重建朝廷，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今福建省福州市）。随后陈宜中升任左丞相，张世杰升任枢密副使，陆秀夫升任签书枢密院事。

张世杰。来源/纪录片《国宝档案》

文天祥闻讯赶到福安，朝廷仍然任命他为右丞相。可是，这个流亡的南宋小朝廷的实权却掌握在武将张世杰的手中。文天祥评价张世杰：

“闽之再造，实赖其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赀，惟务远遁，卒以丧败。哀哉！”（《文信国集杜诗》）

意思是，虽然在福建重建朝廷完全靠他的力量，可是此人没有远大抱负，只知道拥兵自重，获取财富，并且只想着远远地逃亡。至于陈宜中，文天祥更不看好。他说：

“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杰。”（《文信国集杜诗》）

意思是，朝廷刚刚建立，陈宜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一味地听张世杰独断专行。文天祥虽然担任右丞相，却“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文信国集杜诗》），意思是，由于右丞相一职有名无实，文天祥只好以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前往南剑州（今福建省南平市）和汀州，出兵江西路，组织当地民众与元军打游击。

南宋岳家军武将甲胄，属于宋代札甲形制。来源/电视剧《精忠岳飞》

文天祥到汀州之后不久，元军进逼福安。陈宜中、张世杰手握重兵，却不战而撤出福安，护卫着皇帝赵昰登舟入海。从此南宋小王朝一行就只能在海上漂泊了。在浮海南逃到广东的路上，小皇帝赵昰病死，年仅11岁；只好再立年仅7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年号为祥兴。

在元军占领南宋大部分国土的情况下，在广东沿海漂泊的南宋小朝廷，当时有三条路可以选择：其一，逃往今越南南方的占城，陈宜中已先期到达了那里；其二，流亡海南岛，这里虽然在当时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却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其三，按照张世杰的主张，继续在广东沿海流亡。虽然这三种选择都无法避免南宋小朝廷的最后覆没，但是张世杰的选择无疑是最下策。

南宋青白釉瓷碗。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南宋祥兴元年（1278）六月，经过辗转漂泊，张世杰最后选择将广州新会县的海岛崖山作为行在。史料记载：

崖山者，在新会县南八十里巨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镇戍，世杰以为此天险，可扼以自固，始不复事转徙矣。（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 

意思是，崖山位于新会县南80里（约合35公里）的大海里，与一块巨石对立，就像两扇门（因此又称“崖门”）。每日的潮汐经此门出入。崖山上建有堡垒，张世杰认为这里是天险之地，可以坚守，因此决定不再继续迁徙，将行在建立于此。同时将广州升为祥兴府，后又升为翔龙府。

可是，当年的崖山只是一个小岛，没有与大陆相连。崖山地处珠江入海口，“海水有时分清浊二色”（林星章纂修：《新会县志》卷二），说明这里正是江水与海水的交汇处。崖山的西山南北长100多千米，东南方向面临大海，西北一带都是海港。西北的港内虽然有南北两个出入口，但是海水较浅，退潮时船无法出入，实际上只有南边一个出入口。此种地形极大地影响了军事上的机动性。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看，崖山根本不适合作为小朝廷的基地。张世杰却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沉没了700多年的南宋海船，在泉州湾后渚港被发现并发掘出来。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即便如此，小朝廷逃亡到这里还要大兴土木，“入山伐木，造军屋千间，起行宫三十间，内正殿，以杨太妃故，立名慈元殿”（《宋季三朝政要》卷六）。同时，还到处征集工匠，建造房屋，打造船只，制造兵器。自六月一直忙到十月才结束。最终建造大小船只1000多艘，其中有很多大船。这个时候，跟随皇帝行在逃亡的军民，大概有20万，他们大多生活在船上，这些人的生活补给就成了大问题。为了保证这20万人的生活所需，小朝廷从广西各郡和海南岛获取补给。以当时的航海技术，海上交通远不及陆上和内河安全，粮草补给随时可能被切断。其实，元军完全可以不用军事进攻，只要切断海上补给线，这20万人必定会不战自毙。

就在小朝廷忙着大兴土木、打造船只的时候，元军在陆地上，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南下围剿，另一方面肃清各种反元力量。南宋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的一天，文天祥率部队行军到广东海丰的五坡岭，正在吃午饭时，突然遭到元军的袭击。文天祥来不及应战就被元军俘获。崖山的行在失去了唯一的策应力量，失败的危险进一步逼近。 

元军统帅张弘范将文天祥押在船舱内，率元军水师向崖山进发，准备与宋军将领张世杰一决雌雄。这两个都姓张却属于不同阵营的将军，其实是远房堂兄弟，都是易州定兴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人。元军统帅张弘范，比宋军主帅张世杰大几岁。张世杰幼年丧父，曾经在张弘范家寄居，两人曾一同求学。后来张世杰南下投奔宋朝并且成为军事将领，张弘范则北上投靠元朝，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很快展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崖山海战之前，堂兄张弘范产生了劝降堂弟张世杰的念头，于是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写下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其中有这样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了之后无可奈何地笑笑，放弃了劝降的企图。 

三彩武士俑。来源/故宫博物院

对比双方的实力，一方是业已占领全国的元朝，另一方是盘踞一岛的南宋小朝廷，这是一场实力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抗争，胜负似乎没有悬念。但是，就崖山战场这一局部而言，宋方绝非必败无疑。诚如文天祥对元军的分析：

“北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疏，舟工进退失据。使敌初至，行朝乘其未集击之，蔑不胜矣。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文信国集杜诗》）

意思是，元军不习水战，在海上会晕船、呕吐，手中的弓箭都拿不稳，根本无法战斗，况且对于水上路径也不熟悉，水手驾船不知如何进退。宋朝军队如果能够在元军刚刚到达，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的时候对其展开进攻，一定可以取胜。张世杰却依山将舰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并且将舰船捆绑在一起不能动弹，结果宋军不能进攻，只能被动挨打。

宋元战争时期蒙古骑兵形象。来源/电影《侠之大者》

元军将领张弘范先期抵达崖山南出海口，李恒在广州夺取宋军300艘战船，当他听说张弘范已经到达崖山出海口后，立刻率领战舰120艘入海，准备与张弘范形成对南宋海军的南北夹击之势。张弘范军有大小船只500艘，可是其中的200艘迷路，一直没有赶到战场。从战船的数量上看，宋军仅大船就有1000多艘，其中有很多是巨舰。元军一共才有420艘战舰参战，大型舰更不如宋军。张弘范率领的元军水陆之师一共就两万多人，其中有元世祖发给他的1000多蒙古人，有丞相伯颜麾下的蒙古军2500人，其他都是投降元朝的南宋军人，其成分比较复杂，人数也远不如南宋军队，并且“北船皆闽、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摧锋直前，闽、浙水手在北舟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显而易见，就宋朝方面而论，在将要爆发的海战中消灭元朝的舰队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继续保持与海南岛的海上交通，在广东一带建立根据地，这才是唯一可行的救亡图存的军事谋划。

祥兴二年（1279）正月初二，张弘范率军由潮阳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门（今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甲子镇附近），俘虏了宋军的斥候刘青和顾凯，得知赵昺在崖山，立刻准备强攻。面对准备进攻的元军，有人建议张世杰：

“如元军以战船塞住崖门出海口，宋军将进退不得。应先据此地迎敌！胜，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西逃。”张世杰却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意思是，年年在海上漂泊，何时是个头啊！如今必须与敌人一决胜负。因此下令将崖山岛上的草市（中国古代乡村集贸市场）放火焚烧，放弃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将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

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来源/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将所有船只联结在一起，使宋朝海军完全失去战术的机动灵活性。将这种完全是陆地的战法运用于海战，就是愚蠢的战术。这种战术我们曾经在《三国演义》中见过。曹操上了庞统的当，将所有船只用铁链联结在一起，使人马在船上如履平地，结果为周瑜的火攻创造了条件。可是，《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的，张世杰居然在现实中采用如此愚蠢的战术，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认为张世杰是汲取焦山海战失败的教训。 

此战发生在南宋德祐元年（1275）三月。元军攻占了建康、镇江、常州等地。宋朝廷为了保卫都城，调兵加强临安外围的防御，命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率领各种兵马北上。张世杰分兵三路北进，意图收复常州、广德等地，却连连失利。于是亲率水师抵达金山（今江苏省镇江市北），并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自常州率兵出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两淮制置使、扬州守将李庭芝领兵出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西南），三路合击与元军决战。可是，张彦和李庭芝都没有如期到达，张世杰只好率孤军迎战元军。 

七月初一，张世杰集结战舰1万多艘，以每十船为一舫，联结以铁索，沉碇于江，横列焦山（焦山自古为江防军事要地，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东北方向的长江之中，海拔约70.7米，周长约2000米，占地约38公顷）南北江面，规定没有命令不得起碇，决心与元军决一死战。元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术，将战舰集中于瓜洲江岸；元中书右丞阿塔海、参知政事董文炳，将战舰队泊于南岸西津渡；万户张弘范领命率1000艘船进攻珠金沙（今江苏省南通市），力求控制上游水路。大战之前，阿术带领众元军将领登上南岸的石公山（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北）观察，只见宋朝水师战舰云集，旌旗蔽江，其舰船却用铁索相连，无法机动作战。阿术决定实施火攻，并且从两翼夹攻，水陆并进，这样必定能够突破宋军防御。

福船水密隔舱结构模型。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七月初二，阿术居中指挥，挑选1000名弓箭手，乘巨舰从两翼驶向宋军舰队，临近宋军舰队时，两翼元军同时射出火箭，宋船的帆篷顿时起火。与此同时，元万户怀都率步骑兵沿江岸布防，以避免宋军登岸突围。万户刘琛率军沿江南岸向东绕宋军背后以切断其退路；董文炳率水师自焦山南麓攻宋军右翼，招讨使刘国杰率水师进攻宋军的左翼。万户忽剌出率军进攻宋军的中路。张弘范从上游顺水而下，沿焦山北麓向宋军猛攻。元军小型战船机动灵活，横冲直撞，宋军殊死奋战，但因舰大连舟难以行动。双方激战半日，宋军大乱，前军多坠水中溺死，后军见势争相逃遁，溃不成军。元军乘胜追至焦山，缴获各种船只700余艘。 

然而，经过焦山海战惨败的张世杰，并没有吸取教训，依然采用与焦山海战同样的战术，甚至更加愚蠢。焦山海战前，张世杰只是以十艘船为一舫联结在一起，可是在崖山海战之前，他却将所有船都联结在一起，用石碇沉于江。区别只是将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并且涂泥，以防元军火攻。难怪有人讥讽张世杰是陆军将领不懂海战。

*本文摘编自《疑案里的宋史》——

《疑案里的宋史》

作者：傅小凡

内容已获授权

END

作者 | 傅小凡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张斌

汉朝建立之初，刘邦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选择：是继续实行秦朝的郡县制，还是恢复周朝的分封制？这个问题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曾引发激烈争论。当时，廷尉李斯力主郡县制，丞相王绾主张实行分封制，最终秦始皇选择了彻底的郡县制。

秦朝的郡县制看似先进，中央直接任命所有郡守县令，政令统一，效率极高。但仅仅十几年后，这个制度就暴露出致命弱点。当陈胜吴广起义爆发，赵高专权乱政时，各地的郡守县令纷纷倒戈。这些“职业经理人”与秦朝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利益捆绑，一旦形势不利，就立即改换门庭。

秦铜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更严重的是，郡县制下缺乏制约中央的力量。当秦二世和赵高在咸阳胡作非为时，没有任何地方势力能够制衡他们。如果当初秦始皇把儿子们分封在各地为王，赵高敢肆无忌惮地杀光秦始皇的所有子女吗？他恐怕连发动沙丘之变都不敢，因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诸侯王起兵勤王了。

当年淳于越的警告一语成谶：“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建议“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正是看到了实行纯粹郡县制的风险。可惜秦始皇听信李斯，拒绝分封。历史很快就给出了答案：没有宗室诸侯作为屏障的秦朝，在危机来临时土崩瓦解。

刘邦称帝时，天下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表面上他是皇帝，实际上他只是诸侯联盟的盟主。韩信占据齐地，拥兵三十万；彭越控制梁地，切断东西交通；英布雄踞淮南，威胁长江流域。这些人不是刘邦的部下，而是消灭项羽的合伙人。

更重要的是，这些异姓王的封国都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韩信平定齐国七十余城，彭越在梁地起兵，从未臣服他人。在垓下之战前，他们甚至敢公然要挟刘邦，不给封地就不出兵。

张良派信使去彭城施行计谋，拖住项羽，为刘邦还定三秦争取战略时间情节演绎。来源/1998年央视历史剧《汉刘邦》

刘邦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此时与异姓王翻脸，无异于自寻死路。于是，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策略。汉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正式分封诸侯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睢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英布为淮南王，都六；张敖（张耳之子，此时张耳已死）为赵王，都襄国；臧荼依旧为燕王，都蓟；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

这个分封看似恢复了战国格局，实则是无奈之举。刘邦心里很清楚，这些异姓王迟早会成为心腹大患。但眼下需要的是稳定，是让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各安其位。至于未来如何处理，那是以后的事。

稳定局面后，刘邦着手解决异姓王问题。他采取的策略是各个击破，逐步削除。

第一个倒霉的是燕王臧荼。前202年秋，臧荼起兵反叛，刘邦亲征，很快平定。臧荼被杀后，刘邦封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

接下来是楚王韩信。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采用陈平之计，假装巡游云梦泽，趁韩信来朝见时将其擒获。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刘邦还是废除了韩信的王位，改封他为淮阴侯，削去兵权。

汉代玉璧。来源/定陶博物馆

梁王彭越的下场更惨。前196年，彭越被告谋反，随后被废为庶人，流放蜀地。吕后在途中截住彭越，劝刘邦斩草除根。结果彭越被剁成肉酱，分赐诸侯，以儆效尤。

英布看到韩信、彭越的下场，知道自己也难逃一劫，索性起兵造反。刘邦再次亲征，虽然平定了叛乱，但自己也在战争中身受重伤，最终因此去世。

到刘邦去世时，开国功臣中的异姓王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吴芮之所以能幸存，一是因为地处偏远，国力微弱；二是因为他为人谨慎，从不招摇。 

在削除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大封刘姓子弟为王。这是吸取秦朝教训的结果。高帝末年，刘邦与群臣歃血为盟，立下著名的“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个盟约确立了一个原则：只有刘姓才能封王，非刘姓即使有功也只能封侯。 

西汉，金籥青铜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刘邦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齐王刘肥。刘肥是刘邦的长子，虽是私生子，却得到了最大的封国，坐拥七十余城，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富庶的。 

为什么刘邦要把最好的地方给这个儿子？《史记》中解释得很清楚：“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刘邦的婚生儿子年幼，必须倚重唯一成年的儿子来镇守除了秦地以外最重要的地方：“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

齐国是汉朝分封的第一个同姓国，也是最重要的同姓王国。此时刘邦名为皇帝，实质是秦王，而唯一成年的儿子是齐王，父子俩控制当时最强大的两个王国，用意显而易见，可以有效震慑那些三心二意的异姓王国。 

西汉，“齐铁官印”封泥。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初的分封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格局：“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 

这些诸侯国有一个共同特点：“皆外接于胡、越。”北方的燕、代国面对匈奴，南方的长沙国面对南越。让刘姓诸侯王镇守边疆，既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让他们承担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中央直辖的地区呢？“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 这十五郡主要集中在关中、巴蜀和中原的核心地带，虽然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基础雄厚。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十五郡中，“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实际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地盘更少。

这些诸侯国的规模相当可观。“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大的诸侯国拥有五六个郡，几十座城池，设置了完整的官僚体系，修建了豪华的宫殿，排场几乎赶上天子。 

这种“僭于天子”的现象，在后世看来是隐患，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刘邦需要这些诸侯王有足够的实力来镇守地方，抵御外敌。如果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得太死，他们就无法发挥屏藩作用。诸侯国有自己的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百官，有自己的军队，可以征收赋税。除了名义上要服从皇帝，基本上就是一个国中之国。 

西汉，南越国木简。来源/南越王博物院

刘邦的制度设计，既不是纯粹的分封制，也不是纯粹的郡县制，而是两者的结合——郡国并行制。在诸侯王国内，王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任命官吏，征收赋税，组建军队。但同时，中央也保留了相当的控制权： 

第一，诸侯王的丞相由中央任命，称为“相”，负责监督王国政务。这就像在诸侯王身边安插了一个“监军”。 

第二，诸侯王不能擅自发动战争，军事行动需要中央批准。 

第三，诸侯王要定期朝见皇帝，不能长期不露面。 

第四，中央保留了随时调整王国疆域的权力。 

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刘邦的政治智慧。他知道，任何制度都有利弊，关键是如何平衡。纯粹的郡县制效率高，但缺乏稳定性；纯粹的分封制稳定，但容易失控。郡国并行制试图兼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

刘邦的制度选择，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态度。他不像秦始皇那样，迷信某种理论上完美的制度。他知道，制度必须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适应制度。 

西汉，鎏金铜弩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面对异姓王，他先承认现实，稳定局面，然后逐步解决，用同姓王取代他们。这比一开始就翻脸要明智得多。面对宗室分封，他吸取秦朝教训，大封刘姓子弟，但又保留中央的控制权。这比完全分封或完全不封都要稳妥。 

在刘邦看来，不分封同姓王，政权可能像秦朝那样一两代就结束；分封了，虽然将来可能有内乱，但那是子孙要面对的问题。他能做的，就是保证汉室在自己这一代稳固。至于孙子辈、曾孙辈会不会打起来，会不会削藩，那不是他能控制的。

这种态度看似消极，实则务实。刘邦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

《秦亡汉兴》

作者：侯杨方

内容已获授权

END

作者 | 侯杨方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火炬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生动地将天安门以符号化方式长驻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屹立在中轴线和长安街交汇点上的天安门，不仅是首都北京的中心，也是共和国的象征，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从此，每年金秋十月，天安门广场都会成为举国欢庆的中心，也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打卡游览。

那么，天安门广场上这些承载着历史与记忆的建筑，都是怎么建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来参观时哪些绝对不能错过？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人民英雄纪念碑选址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毛泽东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天安门城楼前的外金水桥。外金水桥中间5座石桥分别与天安门城楼下5个门洞正对。正中那座桥古代为皇帝专用，称“御路桥”。在其左右两侧的石桥稍窄，称“王公桥”，王公桥外侧的两座石桥又窄一些，称“品级桥”。

纪念碑的建筑造型如何达到周总理指示“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碑目的，如何才能体现人民英雄的崇高精神？当时有一种见解认为贯穿天安门的北京中轴线最好不要被遮断，经过研究，大家认为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中轴线已经不是过去帝王的“御道”，纪念碑建在广场中心更显出其重要性。在造型上经过多方案比较，大家一致认为以高而挺拔的形象来表达人民的崇高事业和伟大的功勋更为得体。

在纪念碑的风格和主题思想上，经过一番探讨，大家认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石碑的发展渊源很久，这种带有碑文题字，讲求书法艺术的建筑类型，具有不同于西方纪念性建筑的鲜明民族特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将毛泽东的题字和为政协撰写的碑文作为碑的主题。碑身以最主要、最醒目的地位，镶刻毛主席的镏金题字和周总理的手书碑文，从根本上体现了设计的主题，继承和发扬了民族风格。

夜幕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1958年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赋予天安门广场地区新的时代内涵，而1959年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共商国是、国家举行国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办重大活动的场所。开国大典前夕，只是对天安门进行较为简单的修整。当时天安门广场处在3面红墙包围之中，面积狭小，视野局促，参加庆典活动的游行队伍规模浩大，不能直接进入隆重的庆典现场，于是对天安门及广场的改造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

1950年，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进行一系列扩建，将原来的长安街拓宽为林荫大道，铺筑3.6万平方米的路面。天安门城楼东侧标语改写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后来，为推广简化字，标语又被重新书写一遍。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9月30日，国徽被庄严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天安门城楼的维护工作极为重视，多次对其进行修缮。天安门的加固重修，使其具备向公众开放的条件。最终在1988年1月1日，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人民开放。

从天安门广场西南角拍摄的天安门广场，可见位于中轴线上的正阳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自南向北依次排列。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从建成效果看，纪念碑巍然适中，与天安门遥遥相对，中间留出了宽广的集会场地，从广场北部南望纪念碑，“前庭”开阔。纪念碑的设立赋予了天安门广场地区新的时代内涵。这一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建。此次扩建拆除了纪念碑南侧的中华门，标志着天安门广场的封闭式格局不复存在。广场中央安装56座造型优美的“九球莲花灯”，西侧建造的人民大会堂和东侧建造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定了天安门广场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基调。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规划上保留并发展了原有的南北中轴线，并打通、展宽、延伸了东西长安街，当时的长安街路面，拓宽为35—80米的大道，形成一条新的东西轴线，使北京的两条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这次大规模改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规划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自建成之日起，正阳门便是内城九门中建制最高、建筑最壮丽的城门。其屹立于天安门广场南端，是明清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也被老百姓俗称“前门”。

1958年10月14日，周恩来审查了专家组送交的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设计的3套方案，最后决定采用气势雄伟、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的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壮丽典雅，富有民族特色，与四周层次分明的建筑一起，构成一幅天安门广场庄严绚丽的崭新图画。10月28日，距离十周年国庆庆典只有10个月时，万人大礼堂正式动工。

大会堂设计方案最终通过后，接下来所面临的便是尽快建设的问题。人民大会堂建筑总面积相当于24个足球场大小，是“十大建筑”的重中之重。为完成这一宏伟建筑，施工组调集来自全国各地的7000多名能工巧匠。参加施工的平均每天1.4万人，最高时达3.5万人，每天参加义务劳动的更不计其数。所有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来自23个省区市，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格质量，人民大会堂工程所用的材料在中国建筑工程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从1958年10月26日打地基，到1959年8月竣工，大会堂建设仅用了280天左右，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人民大会堂是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兴建的首都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宏伟的一座，初建时被称万人礼堂。1959年9月9日，毛泽东来到建筑工地视察，将之命名为“人民大会堂”。9月24日，所有工程均告竣工，正式交付使用。就此，人民大会堂开始肩负时代重任，成为全国人民共商国是、国家举行国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壮观巍峨，外部为浅黄色花岗岩墙面，上有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石基座，周围有134根圆形廊柱。整个建筑平面呈“山”字形，两翼略低，中部稍高。人民大会堂东门为正门，面对天安门广场。在5樘金黄色铜门上方悬挂着巨大国徽。门前有开阔的广场，是举行欢迎国宾仪式、检阅三军仪仗队的地方。万人大礼堂位于大会堂中央，可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在大会堂的北区，大会堂还设有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名字命名的厅室。位于大会堂三层的金色大厅，庄严气派、典雅大方，是很多重大国事活动和发布会举办的场所。

天安门广场俯瞰图。位于传统中轴线核心位置的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精神上都被赋予新的内涵。这里不仅是国家政治、外交活动和大型庆典活动的举办地，也是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打卡胜地和世界了解中国当代发展的重要门户。 摄影 /马文晓 

1959年9月19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与人民大会堂分列左右，遥相呼应。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正式开放，从此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最高殿堂。2003年2月，中央决定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成中国国家博物馆，以更好展示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引领文博事业发展。2007年3月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12月18日结构封顶，2011年3月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改扩建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保持了老馆的建筑风格，充分体现了新馆对老馆、对公众记忆的尊重。中国国家博物馆建筑高度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建筑面积增加到近20万平方米、拥有48个标准展厅，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

建设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分列左右，遥相呼应。

天安门广场经过这次改建，焕然一新。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构成一组完整的政治性、纪念性建筑群体，一个规模雄伟、气势磅礴的“人民广场”呈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作为广场两翼的东西长安街经改造后，这条平坦浩荡的大道向东西延展，成为横贯全城的一条新轴线，使旧日雄踞全城的紫禁城，在城市的总体格局中退居次要地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经多方选址比较，最终确定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原中华门位置，以突出毛主席纪念堂的重大政治意义。

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实施方案一经审定，立即投入建设。全国各地把最珍贵的建筑材料运到北京。纪念堂奠基时，基石周围砌进了珠穆朗玛峰顶上的石头，浇灌了台湾海峡的水。在全国人民支援下，纪念堂仅用半年多时间便宣告建成。纪念堂主体建筑为柱廊型正方体，长宽各105.5米，高33.6米，南北正面镶嵌着镌刻“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色大字的汉白玉匾额，44根方形花岗岩石柱环抱外廊，雄伟挺拔，庄严肃穆，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纪念堂的高度也很有讲究。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避免纪念堂正面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又会压倒纪念碑。经过视线分析，最后确定纪念堂的高度为33.6米。建成后的毛主席纪念堂，正好位于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它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高度相当、色彩接近、风格协调、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统一的建筑群。

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场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经多方选址比较，最终确定纪念堂建在首都北京的中轴线上，以突出毛主席纪念堂的重大政治意义。

1977年8月30日，安放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对外开放。至此，天安门广场的空间格局趋于完整，形成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东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至人民大会堂，“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完美布局。天安门广场作为北京城市中心的地位更加凸显，成为中国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心脏”。

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过程中，政府还修缮了正阳门城楼，铺装广场和道路18万平方米。同时，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路向南直通至前门东西大街，广场区域向南一直延伸到正阳门城楼下。为此，拆掉了广场左右两侧邻近东、西交民巷的一些建筑。经过此次改造，天安门前形成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总面积达44万平方米的广阔空间，整个广场可容纳100万人集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

中国公路“零公里”点标志，位于正阳门和毛主席纪念堂、国旗杆一线的中轴线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位于传统中轴线核心位置的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在文化精神上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里不仅是国家政治、外交活动和大型庆典活动的举办地，也是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打卡胜地和世界了解中国当代发展的重要门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翩翩起舞的北京雨燕，更是当代中国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的体现。

参考资料：

贾英廷《六百年间天安门》

吴良镛《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和设计》

王谦《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与文化表征》

秦红岭《城脊:北京中轴线建筑文化研究》

孙希磊、张守连、肖建杰《北京红色地标》

高俊良《天安门前话华表》

朱祖希《北京城—营国之最》

郭豹《前门史话》

谭烈飞《天安门广场史话》

陈雪柠《北京城内九门现存唯一城楼年内启动修缮》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6月下，原标题为《共和国的“心脏”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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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黄金生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戈雨

三国时代，群雄如星辰灿烂。在曹魏，有那么一个人，曹操称赞他是“禹，吾无间然矣”，荀彧称他为“国士”，曹丕为他的死痛哭流涕，陈寿在《三国志》中给他的评语是“常为天下最”。这位曹魏治下政绩第一的地方官，名叫杜畿。

尴尬的是，在多数人三国历史的启蒙读物《三国演义》中，这个人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在诸多影视剧中，他也没什么表现。这是为什么呢？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

杜畿（163-224），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今西安市），祖上是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杜畿的祖上虽地位显赫，但他早年境遇凄惨。杜畿幼年丧母，父亲再娶；还未成年，父亲又离世。继母掌管家事，对没有血缘的杜畿颇为苛待。然而杜畿却没有阴郁偏激，也没有对继母心怀怨恨。他依然恭敬地侍奉继母，其孝顺闻名于世。东汉以孝治天下，“孝”是察举制下重要的入仕标准。杜畿的选择，既表明其仁义，也表明其清醒。

名门之后加孝子光环，杜畿在二十岁就出任京兆尹麾下的功曹，后来还代理郑县的县令。到任后，杜畿发现前任工作不力，积压了许多未判决的案件。面对这摊子烂账，杜畿快刀斩乱麻，亲自到狱审理，根据罪行轻重，该判的判，该放的放，一口气清空了积压多年的案件。《三国演义》中庞统在耒阳一日决百日案是小说，杜畿这里才是史实。当然，短时间清算这么多项目，很难一点不出错。史书也说“虽未悉当”，判决未必完全公正。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魄力和效率，已经让郡中上下“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了。

再往后，杜畿又被任命为汉中府丞。但此时伴随黄巾起义、宦官杀何进、董卓进京、诸侯起兵等一系列事件，汉家天下大乱。杜畿为了避祸，弃了官职，带着继母去荆州待了好几年。在荆州期间，继母去世。

三国·魏，神兽纹铜镜。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等到建安初期，曹操迎汉献帝于许城，长安一带勉强恢复安宁。三十多岁的杜畿这才带着继母的灵柩北归。路上遇到强盗抢劫，同行的众人都吓得四散奔逃，只有杜畿不走。强盗朝他射箭，杜畿不慌不忙，对强盗喊着说：“你们无非想要得钱财，但我身上没有财物，只有母亲的灵柩，射我有什么用呀？”强盗看他说得坦坦荡荡，就放他走了。杜畿临危不惧，遇事又不慌乱，逻辑清晰，面对气势汹汹的强盗也能几句话把局面稳住，这或许是他在乱世中得以保全的一个原因。

回故乡后，时任京兆尹的河东人张时是杜畿的朋友，任命他再次做了功曹。等于十多年原地踏步。就这样张时还不满意，嫌弃杜畿为人过于散漫不拘小节，工作不用心，在功曹这个岗位上不称职。杜畿也没和这位朋友争。既然不受待见，杜畿就去了曹操集团大本营许都，拜见侍中耿纪，两人聊了一整夜。尚书令荀彧就住在耿纪隔壁，夜里听到杜畿的言谈，颇为惊异。第二天早上，荀彧就派人去对耿纪说：“你身边有这样的国士，却不推荐给朝廷，怎么对得起侍中这个职位？”随后，荀彧见到杜畿，对这位同龄人一见如故，将他推荐给曹操。当时曹操的职位是司空，便任命杜畿为司空司直。后来又改任护羌校尉、持节领西平太守，成为曹操麾下的中级官员。

三国·蜀，持簸箕陶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两年后袁绍死，曹操开始进取河北。建安十年（205），曹操攻占邺城，河北大部肃清。此时原先已经投降的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的外甥）举兵反叛。河东太守王邑是一位贤臣，曹操强行征召他入朝，当地士民颇为不满。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上请求让王邑回来，暗地里与高干勾结。

河东位于黄河拐弯处，北连并州，西接关中，南临洛阳，东近河北，是关键的战略要地。曹操对荀彧说：“请您为我推荐萧何、寇恂这样的人才来镇守河东。”荀彧再次推荐了杜畿，说他“勇足以当大难，智能应变”。于是曹操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

但这个河东太守只是空衔。卫固等派几千兵马封锁了陕津渡口，杜畿被挡在黄河南岸。曹操派夏侯惇带兵讨伐，但军队一时还没到。有人劝杜畿等大军到了再一起过河，杜畿却说：“河东有三万户人口，并不是都想作乱。如果军队逼迫太急，他们就算想从善也没人领导，害怕之下，必然听命卫固等人。这些人势力得到加强，必然和我们拼命作战。若是讨伐不能得胜，四面的郡县再响应，那么天下变乱就没法平息了。就算讨伐打赢了，也是害了一郡的百姓。现在卫固等人表面上还遵从朝廷的命令，借口是请回旧太守，应该不会杀害新太守。所以我要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卫固为人想得多，却难以决断（跟袁绍一样），他多半会假装接受我的领导，企图暗中搞鬼。只要我在郡里待上一个月，就可以用计策来牵制他。”于是杜畿绕道从西边的郖津渡过黄河，进入河东。

三国·吴，青瓷熊灯。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面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新太守，地头蛇们起了分歧。范先打算杀掉杜畿来立威。他对卫固说：“既然要做老虎，却又怕吃人肉，那还怎么做老虎？今天不杀这家伙，以后必然是后患！”他在门前砍杀了主簿以下的三十多个官吏，想震慑杜畿，观察他的反应。而杜畿“举动自若”，面不改色。卫固年轻时和杜畿有点交情，见状说：“杀了他没什么好处，白白背个恶名。况且他入了河东郡，就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于是卫固、范先暂时尊奉杜畿为太守。

杜畿清楚自己的处境：名义上是太守，实际上是个被架空的光杆傀儡，周围都是卫固、范先的势力。这种情况下，按说应该先夺权，但杜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对卫固和范先说：“你们卫、范两家，是河东的望族，我是要仰仗的。不过，官职名分上我是你们的上司之望也，总之咱们成败与共，大事应该一起商量。”这番话给足了卫固和范先面子。杜畿随后任命卫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又把郡中的武装力量三千余人全部交给范先统领。卫固、范先很高兴，觉得面子里子都有了。他们表面上尊重杜畿，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在“人畜无害”的幌子下，杜畿开始真正的布局。卫固为了作乱，想大规模征发士兵，杜畿对他说：“要干大事，不能惊扰人心。大规模征兵会让百姓恐慌，不如慢慢用钱财招募。”卫固听从了。武装头目贪图钱财，口头应募的员额很多，实际派来的兵却很少。杜畿又劝说卫固：“顾家是人之常情，不如让将领和官吏们分批回家休息，万一有急事再召集起来也不难。”卫固担心引发众人反感，又听从了。

三国 · 魏，青铜弩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样一来，杜畿用看似合理的借口，瓦解了卫固、范先的势力。队伍分散到各县，卫固、范先就无法完全掌握、监督。杜畿趁机暗中联络那些亲附朝廷的人，形成他在各县的潜在后援；而与卫固沆瀣一气的人，也分散在家，难以汇聚。河东郡的局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逆转。

不久，高干等反曹势力开始大举起事。东边“白骑攻东垣，高干入濩泽”，北边“上党诸县杀长吏”，南边“弘农执郡守”，河东周围一片狼烟。卫固也秘密征调兵马准备响应。这时候杜畿先下手为强，带数十骑出城，开辟了自己的据点。河东各地的吏民纷纷举城响应。数十日之间，杜畿聚集了四千多兵力。卫固这才知道上当，赶紧与高干、张晟等联合攻打杜畿。由于杜畿有备在先，叛军攻之不下；转去掠夺各县，也一无所获。等曹操大军到达，高干、张晟败走，卫固等人兵败被杀，党羽则全部赦免，让他们恢复旧业。次年，高干败亡。

杜畿面对河东地方反曹势力的不利状态，巧妙抓住敌军“维持表面忠诚”的心态，卑而骄之，亲而离之，在对方眼皮子底下弄出自己的基本力量，最终守住河东，为曹操巩固中原、剿灭高干立下了很大功劳，也证明荀彧的推荐很有眼光。

东汉，“熹平石经”残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建安十年（205）杜畿单车平定河东后，开始了对河东的长期治理。

杜畿治理河东的方针是“崇宽惠，与民无为”。当时战乱频繁，天下郡县大多残破，而河东是损耗最少、恢复最快的一个郡。战乱时道德滑坡、治安混乱，杜畿慎用严刑峻法，从教化入手。老百姓有纷争辞讼，杜畿不急着判决，而是先给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回去好好想想。如果想了后觉得还是心有不甘，再来衙门评理。这样，乡里的父老自己就会责备打官司的人：“有这么好的父母官，怎么能不听他教化！”诉讼从而渐渐减少。杜畿还在各县开展道德风尚建设，推荐孝子、贞妇、顺孙，免除他们的徭役，时常慰问勉励，通过树立典型，逐渐重塑被乱世破坏的道德。

他又鼓励百姓养牛养马，养鸡、猪、狗，这些都有对应的章程。在他的大力推广下，河东“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社会安定了，老百姓经济上富裕了，杜畿又说“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他在冬天农闲时练兵讲武，又开设学宫，太守亲自拿着经书教授学生。河东后来出了很多儒者，源头就在杜畿。

曹魏，白玉杯。来源/洛阳博物馆

杜畿治理河东几年后，西凉军阀韩遂、马超起兵反曹。河东正与关西联军的控制区域相连，附近的弘农、冯翊等郡县纷纷响应，而河东的士民毫无二心，坚定站在曹操一边。曹操西征，被马超挡在潼关不能过，于是迂回河东，走蒲阪渡河，此时全军的粮食都仰仗背后的河东供应。几万大军人吃马嚼，等叛乱平定后，河东还有二十余万斛余粮。曹操征汉中时，从河东调了五千人运粮。这种苦差事是最容易引发民众不满的。但河东郡的运粮队自己互相勉励说：“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结果没有一个人逃跑。

曹操对杜畿的表彰极为隆重。如今传世的曹操令文有八九十条，涉及杜畿的便占三条。前面说的平定马超、韩遂之乱后，曹操下令：“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这句话出自《论语》， “无间然”意思是“没什么可挑剔的”。这是孔子对大禹的最高评价，用来形容地方官，可见曹操对杜畿确实非常满意。

平虏将军刘勋是曹操的亲信，骄横傲慢。他曾向杜畿索求大枣，杜畿加以婉拒。后来刘勋被人揭发横行不法，被处以死刑。曹操看到了杜畿给刘勋的书信，叹息说：“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这句话也出自论语，意思是“不巴结灶神”，引申为不阿谀奉承权势。曹操随即向各州郡传令，称赞杜畿：“昔仲尼之于颜子，每言不能不叹，既情爱发中，又宜率马以骥。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曹操把自己比作孔子，把杜畿比作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希望天下州郡的官员都向这位标杆学习。

曹操率军南下。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被汉献帝奉为魏公，建立魏国，正式启动了曹魏代汉的工程。曹操任命杜畿担任魏国尚书。之后曹操发令说：“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曹操把杜畿比作西汉开国名臣萧何和东汉开国名臣寇恂，告诉杜畿：“我想让你在身边担任喉舌之官，但河东是咱们的股肱之郡，足以控制天下，所以还要麻烦你继续坐镇。”

杜畿在河东治理，从建安十年（205）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前后十六个年头，史书称“常为天下最”，也就是曹魏势力下属近百个郡守中名列榜首。因此有人戏称他是“天下第一太守”。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曹丕即魏王位，赐杜畿关内侯，征召为尚书。不久曹丕称帝，杜畿封丰乐亭侯，官至尚书仆射。曹丕南下征吴时，杜畿以尚书仆射身份留守后方，总管政务。黄初五年（224），曹丕南下许昌准备再征东吴。杜畿留在洛阳，也没闲着，监造曹丕的御用楼船。结果在陶河试船时遇到大风，船翻了。杜畿溺水而死，时年六十二岁。

曹丕的反应是“为之流涕”。他下诏说：“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曹丕追赠杜畿为太仆，谥号戴侯。按照谥法，“爱民好治曰戴”，“典礼不愆曰戴”。对于杜畿这样一个“崇宽惠”治民的地方官来说，这谥号是贴切的。诏书中的“忠之至也”，算是对杜畿一生最简洁的盖棺论定。

曹真碑。来源/故宫博物院

杜畿之子杜恕，历任散骑黄门侍郎、弘农太守、赵国相、河东太守、淮北都督护军、御史中丞，出任使持节、建威将军、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等官职。因为依附大将军曹爽，在249年被免官流放，几年后死于流放地。杜恕之子、杜畿之孙杜预，则是西晋名臣，后来成为攻灭东吴、统一天下的西线总指挥。

既然杜畿是曹魏的“金牌太守”，曹操、曹丕父子两代都如此器重，那为何在《三国演义》里连一次出场都没有？原因其实不复杂。

首先一条，《三国演义》本身的立场是尊刘贬曹抑孙。刘备的蜀汉阵营为主角，曹操的曹魏政权为反角，东吴孙权及前期的袁绍、袁术等群雄仅仅只是配角。人物排面上，本身就是主角>反派>配角。例如后期诸葛亮北伐期间，蜀汉的将领每次拉清单，少则十余人，多则二三十人，而曹魏方面的出场将领却通常只有寥寥三五人。另一方面，历史上有记载的曹魏文臣武将人数是远远多于蜀汉的。曹魏在书中得到的“坑”本来就少，竞争的“萝卜”又更多，自然使得魏国文武出场的中奖率要更低了。

第二条则是杜畿与《三国演义》故事主线的游离。《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军事斗争和权谋博弈为主线的历史小说。叙事逻辑决定了书中选择配角、龙套人物的标准。这个人是否参与了重要战役（讨伐董卓、磐河之战、濮阳之战、下邳之战、官渡之战、博望坡之战、新野之战、赤壁之战、入蜀之战、潼关之战、汉中之战、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否在关键的政治博弈中扮演了角色？是否与主要人物（曹操、吕布、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司马懿等）有直接的互动？杜畿在这几个维度上都不占优势。他在汉末大乱前的孝顺、当官毫无意义，黄巾起义后他就跑去隐居了。单车定河东虽然精彩，但这时候曹操已经打赢袁绍，对付的不过是袁绍残党高干的一支同党势力，潼关之战和汉中之战时他也不过是提供后勤支持，实在没什么露脸的机会。

《三国志》。来源/纪录片《三国的世界》

更重要的第三条，则是由《三国演义》写作重点决定的。《三国演义》虽然基于史实，但又脱胎于民间的评书评话。为了精彩好看，《三国演义》重点描写的是规模宏大的战争、战役和花团锦簇的奇谋妙计。为此还把战斗过程经常用武将单挑来呈现。正史上，“内政治理”是一个政权极为重要的任务，但在《三国演义》中，内政治理被大幅度弱化了。弱化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的第一主角诸葛亮，在历史上以擅长治理内政著称，而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却被塑造成一个“多智而近妖”的角色，主要通过战场上各种匪夷所思的计谋碾压来展现其才智，对于诸葛亮一生中下了巨大心血的内政治理，往往寥寥几笔带过。诸葛亮如此，曹魏方面第一重臣荀彧同样如此。历史上荀彧是曹魏集团的正牌“萧何”，镇守后方多年，为曹操足食足兵立下大功。而《三国演义》中的荀彧表现虽多，几乎全是为曹操出各种军事上的计谋。

连诸葛亮、荀彧都难免，杜畿就更要受此制约了。杜畿的身份是地方官，太守的职责是治理郡县、劝课农桑、兴办学校、审理案件。这些工作在史书中“常为天下最”，但小说中很难转化为情节。《三国演义》中写得比较出色的地方官，往往是那些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人，比如守城的、献计的。杜畿的河东治理，在战略层面至关重要，但在叙事层面几乎是隐形的。要写一个小说情节，说“因为杜畿把河东治理得很好，粮食充足，所以曹操打赢了渭南之战”，这对罗贯中是无聊的，观众也不会喜欢看。

群英会。来源/故宫博物院

《三国演义》要精彩，需要的是冲突，是矛盾，是勇武的竞技，智谋的碰撞，越激烈，越扣人心弦，越容易引人入胜。杜畿的政治生涯中冲突并不少。范先要杀他，卫固架空他，刘勋向他索贿。但杜畿的应对方式不是正面对抗，而是斡旋化解。他不派人反杀范先，不和卫固争权，不跟刘勋硬碰硬，而是用耐心和智慧把对手慢慢瓦解。甚至面对民间诉讼，他也没演出包公、海瑞这样智除奸徒的公案戏，而是用教化调解让民间自己消停。这种“不争而胜”的智慧，在小说叙事中很难产生高潮。读者想看的是诸葛亮骂死王朗，是关羽温酒斩华雄，不是杜畿用几个月时间把卫固的兵慢慢遣散回家。

说到底，杜畿是一个“治理型”人物，而《三国演义》需要的是“事件型”人物。治理型人物的价值在于长期的、累积的、结构性的贡献。让一个郡从残破走向富足，让一群百姓从恐惧走向安定，让一条战线从动荡走向稳固。这些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至关重要，但很难被压缩成几个激动人心的章节。演义追求冲突，而百姓的安宁，恰恰藏在没有大事发生的岁月里。杜畿不曾在演义舞台登场，却在真实土地上守护了一方生民。

捉放曹。来源/故宫博物院

不过缺席《三国演义》，也未必真是遗憾。按罗贯中的风格，对于曹魏非一线人物，很容易被拉出来随意处置。例如曹操部下另一位文武双全的韩浩，曾经从绑匪手中救出夏侯惇，又曾提议屯田解决军粮问题，对曹魏集团贡献不在杜畿之下。韩浩倒是在《三国演义》出场了，戏份却很尴尬：先是在博望坡陪着夏侯惇一起被烧，后在天荡山被黄忠一刀所斩，甚至还给安上了“降将韩玄之弟”的名头。对比来看，杜畿没有机会扮演这种“送人头”的角色，未尝不是另一种幸运。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杨益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火炬 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