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之初，刘邦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选择：是继续实行秦朝的郡县制，还是恢复周朝的分封制？这个问题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曾引发激烈争论。当时，廷尉李斯力主郡县制，丞相王绾主张实行分封制，最终秦始皇选择了彻底的郡县制。
秦朝的郡县制看似先进，中央直接任命所有郡守县令，政令统一，效率极高。但仅仅十几年后，这个制度就暴露出致命弱点。当陈胜吴广起义爆发，赵高专权乱政时，各地的郡守县令纷纷倒戈。这些“职业经理人”与秦朝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利益捆绑，一旦形势不利，就立即改换门庭。
秦铜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更严重的是，郡县制下缺乏制约中央的力量。当秦二世和赵高在咸阳胡作非为时，没有任何地方势力能够制衡他们。如果当初秦始皇把儿子们分封在各地为王，赵高敢肆无忌惮地杀光秦始皇的所有子女吗？他恐怕连发动沙丘之变都不敢，因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诸侯王起兵勤王了。
当年淳于越的警告一语成谶：“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建议“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正是看到了实行纯粹郡县制的风险。可惜秦始皇听信李斯，拒绝分封。历史很快就给出了答案：没有宗室诸侯作为屏障的秦朝，在危机来临时土崩瓦解。
刘邦称帝时，天下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表面上他是皇帝，实际上他只是诸侯联盟的盟主。韩信占据齐地，拥兵三十万；彭越控制梁地，切断东西交通；英布雄踞淮南，威胁长江流域。这些人不是刘邦的部下，而是消灭项羽的合伙人。
更重要的是，这些异姓王的封国都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韩信平定齐国七十余城，彭越在梁地起兵，从未臣服他人。在垓下之战前，他们甚至敢公然要挟刘邦，不给封地就不出兵。
张良派信使去彭城施行计谋，拖住项羽，为刘邦还定三秦争取战略时间情节演绎。来源/1998年央视历史剧《汉刘邦》
刘邦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此时与异姓王翻脸，无异于自寻死路。于是，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策略。汉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正式分封诸侯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睢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英布为淮南王，都六；张敖（张耳之子，此时张耳已死）为赵王，都襄国；臧荼依旧为燕王，都蓟；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
这个分封看似恢复了战国格局，实则是无奈之举。刘邦心里很清楚，这些异姓王迟早会成为心腹大患。但眼下需要的是稳定，是让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各安其位。至于未来如何处理，那是以后的事。
稳定局面后，刘邦着手解决异姓王问题。他采取的策略是各个击破，逐步削除。
第一个倒霉的是燕王臧荼。前202年秋，臧荼起兵反叛，刘邦亲征，很快平定。臧荼被杀后，刘邦封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
接下来是楚王韩信。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采用陈平之计，假装巡游云梦泽，趁韩信来朝见时将其擒获。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刘邦还是废除了韩信的王位，改封他为淮阴侯，削去兵权。
汉代玉璧。来源/定陶博物馆
梁王彭越的下场更惨。前196年，彭越被告谋反，随后被废为庶人，流放蜀地。吕后在途中截住彭越，劝刘邦斩草除根。结果彭越被剁成肉酱，分赐诸侯，以儆效尤。
英布看到韩信、彭越的下场，知道自己也难逃一劫，索性起兵造反。刘邦再次亲征，虽然平定了叛乱，但自己也在战争中身受重伤，最终因此去世。
到刘邦去世时，开国功臣中的异姓王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吴芮之所以能幸存，一是因为地处偏远，国力微弱；二是因为他为人谨慎，从不招摇。
在削除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大封刘姓子弟为王。这是吸取秦朝教训的结果。高帝末年，刘邦与群臣歃血为盟，立下著名的“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个盟约确立了一个原则：只有刘姓才能封王，非刘姓即使有功也只能封侯。
西汉，金籥青铜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刘邦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齐王刘肥。刘肥是刘邦的长子，虽是私生子，却得到了最大的封国，坐拥七十余城，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富庶的。
为什么刘邦要把最好的地方给这个儿子？《史记》中解释得很清楚：“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刘邦的婚生儿子年幼，必须倚重唯一成年的儿子来镇守除了秦地以外最重要的地方：“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
齐国是汉朝分封的第一个同姓国，也是最重要的同姓王国。此时刘邦名为皇帝，实质是秦王，而唯一成年的儿子是齐王，父子俩控制当时最强大的两个王国，用意显而易见，可以有效震慑那些三心二意的异姓王国。
西汉，“齐铁官印”封泥。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初的分封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格局：“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
这些诸侯国有一个共同特点：“皆外接于胡、越。”北方的燕、代国面对匈奴，南方的长沙国面对南越。让刘姓诸侯王镇守边疆，既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让他们承担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中央直辖的地区呢？“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 这十五郡主要集中在关中、巴蜀和中原的核心地带，虽然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基础雄厚。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十五郡中，“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实际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地盘更少。
这些诸侯国的规模相当可观。“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大的诸侯国拥有五六个郡，几十座城池，设置了完整的官僚体系，修建了豪华的宫殿，排场几乎赶上天子。
这种“僭于天子”的现象，在后世看来是隐患，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刘邦需要这些诸侯王有足够的实力来镇守地方，抵御外敌。如果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得太死，他们就无法发挥屏藩作用。诸侯国有自己的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百官，有自己的军队，可以征收赋税。除了名义上要服从皇帝，基本上就是一个国中之国。
西汉，南越国木简。来源/南越王博物院
刘邦的制度设计，既不是纯粹的分封制，也不是纯粹的郡县制，而是两者的结合——郡国并行制。在诸侯王国内，王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任命官吏，征收赋税，组建军队。但同时，中央也保留了相当的控制权：
第一，诸侯王的丞相由中央任命，称为“相”，负责监督王国政务。这就像在诸侯王身边安插了一个“监军”。
第二，诸侯王不能擅自发动战争，军事行动需要中央批准。
第三，诸侯王要定期朝见皇帝，不能长期不露面。
第四，中央保留了随时调整王国疆域的权力。
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刘邦的政治智慧。他知道，任何制度都有利弊，关键是如何平衡。纯粹的郡县制效率高，但缺乏稳定性；纯粹的分封制稳定，但容易失控。郡国并行制试图兼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
刘邦的制度选择，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态度。他不像秦始皇那样，迷信某种理论上完美的制度。他知道，制度必须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适应制度。
西汉，鎏金铜弩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面对异姓王，他先承认现实，稳定局面，然后逐步解决，用同姓王取代他们。这比一开始就翻脸要明智得多。面对宗室分封，他吸取秦朝教训，大封刘姓子弟，但又保留中央的控制权。这比完全分封或完全不封都要稳妥。
在刘邦看来，不分封同姓王，政权可能像秦朝那样一两代就结束；分封了，虽然将来可能有内乱，但那是子孙要面对的问题。他能做的，就是保证汉室在自己这一代稳固。至于孙子辈、曾孙辈会不会打起来，会不会削藩，那不是他能控制的。
这种态度看似消极，实则务实。刘邦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
《秦亡汉兴》
作者：侯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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