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现代的叙事中，金融似乎天然属于现代城市、现代产业和现代信用体系。但或许你不相信，在九十多年前的江西深山里，一个在路边田地里耕作的老农，也能就借款、买公债这些问题与你侃侃而谈。

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为何也能知道这么多现代金融知识？这还得从1932年2月1日，江西瑞金叶坪村的一间老屋说起——

江西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来源/江西省博物馆

1931年冬，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之后，赣南与闽西之间的白色据点被逐一拔除，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拥有二十余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统一指挥各地红军、统一步调的需求，由此迅速提上日程。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宣告成立。

新政权初生，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然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却面对着许多困难。外部是敌人层层包围的军事压力，内部经济建设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赣南以农业为主，生产力低下，而这里山多田少，可耕土地本就不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屠杀又使青壮年锐减，劳动力严重短缺；耕牛、农具、食盐等物资也极度匮乏。可以说，新政权的经济建设，起手便是一个“天崩开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面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而是想办法一一解决：农业条件不好，就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开办农业试验场，培育良种，举办培训班传授农业知识；物资不足，就开办被服厂、炼铁厂；耕牛不足，就发动组织耕牛合作社；人力不足，就鼓励组织耕田队。但在过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早已意识到，这些举措还远远不够。

币制混乱、金融行业缺乏监管、外资银行独大，是近代中国自清末起便附身的三重金融痼疾。近代以来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世界金本位兴起与中国长期行用银本位的矛盾持续冲击传统货币体系，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有效的货币发行与金融监管制度，这些制度性困境延续到了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系列改革，仍未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货币与金融体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货币、收据等。来源/纪录片《红色摇篮》

20世纪20年代初的江西，市面流通的银元就有十几种，纸币更是五花八门：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的兑换券之外，还有钱庄、商号、公团自印的钱票与花票。民间商业机构发行的纸币信用不一，且一家倒闭，往往牵连一片；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同样难逃滥发贬值的命运。币值朝夕不保，百姓终年辛劳所得，一夜之间便可能化为废纸。

除了混乱的币制，还有一只趴在百姓身上吸血千百年的附骨之蛆——高利贷。农民在青黄不接或遇婚丧疾病时不得不举债，常以田契、房屋作抵押，利息奇高，利上滚利。一旦无力偿还，便田产被夺、家破人亡。当时江西地区存在的高利贷，有“大加三”“对本利”“月子利”等等种类，放贷的庄头想尽办法，将劳动人民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吃干抹净。

这些顽疾不除，新政权的经济建设将始终如同沙上筑塔。要斩断这双藏在暗处的手，光靠组织生产远远不够，还必须把货币发行权与信用主导权握在自己手里。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着手这一尝试。1927年至1932年间，全国先后有8个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累计发行货币96种。到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时，分散在各地的金融战线迫切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统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际，中央即作出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以江西工农银行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政印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如果有幸走进这家银行的旧址，你一定会怀疑这是否真的能被称为一家“银行”：办公厅是一间只有两厅三房的民居，占地仅200平方米，是摩根大通旧楼办公面积的1/175，新楼办公面积的1/1250；金库更是局促地安在民居的柴房里，不过区区10平方米。可正是这家被后人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的机构，即将在敌人的封锁与旧金融的废墟之上，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撑起第一副金融骨架。

建立一家银行，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工作人员。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来说，要找出一个会打仗、会搞工农运动的人，十分容易；可要找出一个会搞金融，懂怎么开银行的人，实在是难如登天。任务不等人，在会议上，这个任务被交给了正在负责后勤工作的毛泽民。

1921年，毛泽民受兄长毛泽东教育启发来到长沙，负责起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务工作，需要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之后来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仍旧承担着学校的庶务工作。1922年，毛泽民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除了组织工人骨干等工作外，毛泽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承担了工人组织的“后勤”工作，为工人消费合作社筹集资金、寻找货源，避免工人受到奸商剥削。1925年，毛泽民来到上海，负责建立党的刊物的发行系统，先后参与筹办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和几个印刷厂，之后还担任了《民国日报》的经理。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商业大都市中，毛泽民没有任何名校的经济专业就读经验，却依旧出色地完成了书店、印刷厂和报社的经营任务，刊物的印量、销量都十分可观。

毛泽民。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931年，毛泽民从上海来到瑞金。组织最开始分配给他的工作是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长，还是他最擅长的后勤工作。但很快，随着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毛泽民的职务变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毛泽民虽然组织过工人运动、经营过书店和印刷厂，却从未经手过银行业务。好在他的同事们，个个都是银行业务的“好手”。会计科长曹菊如和总务处长莫钧涛，虽然一个只有小学学历，一个12岁辍学，却都有“外企”工作经历——一个曾在南洋当店员，一个曾替英资银行送过信件。剩下的业务科长赖永烈是个红军战士，会计钱希均则毕业于上海平民女校。

实际上，即便团队平均学历勉强过小学，但说他们经验丰富，并非虚言。曹菊如原先便是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长，赖永烈更是永定县农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那些没有在高等学府中学习的知识，早已在革命的金融实践中记进脑海。因此，毛泽民和众人很快便确定了国家银行的工作内容：第一，要按照市场需求发行适量的纸币；第二，吸收群众的存款；第三，发放贷款，助力根据地经济发展；第四，领导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

按照这四条职能，国家银行的业务迅速运转起来。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统一根据地的货币。要想把一张纸币印出来，对于曾经开办过印刷厂的毛泽民来说，倒不算难事，只不过工艺更复杂而已；可要设计出美观大方、又有工农政权特色的货币，却不是毛泽民能够做到的。经人推荐，毛泽民看上了彼时正身陷囹圄的原汀连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黄亚光。彼时黄亚光正因“肃反”被审查，毛泽民在充分调查其履历、案卷和口供后，坚决与相关人员交涉，将黄亚光从监狱中“捞”进了自己的“初创团队”。黄亚光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完成了纸币的设计。

（左上）1932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角纸币；（右上）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五角纸币；（左下）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二角纸币；（右下）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来源/瑞金苏区历史陈列馆

完成纸币设计后，毛泽民又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出了往印钞纸中掺羊毛、燃烧会产生焦臭味的防伪方法。有了货币，经济运行便有了血液，国家银行的其他业务也在有条不紊地发展。其中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打击高利贷。国家银行的信贷业务客户，既包括农民、手工业者这样的个体，也包括工厂、合作社这些生产组织；业务种类有定期信用放款、定期抵押放款、贴现放款等。无论是以谁为对象、何种形式的贷款，国家银行都坚持“低利借贷”，这也是在国家银行建立前就一直坚持的原则。苏区政府对贷款利率有严格的限制，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长期不超过一分，且“一切利息都不得利上加利”。有了国家银行，根据地的信贷业务也有了统一的管理，可以更加集中力量服务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除了基本的存款、信贷业务外，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国家银行还开辟了公债业务。国家银行建设不久，“围剿”的阴云又笼罩上初生的红色政权。为了筹措资金，国家银行受临时中央政府所托，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原本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以为，根据地的百姓生活本就贫困，金融知识也有限，这种由银行向百姓“借钱”的债券，很可能难以推行。因此毛泽民亲自和各位同事一起，爬过一道道山沟，一户户向百姓宣传政策。出乎意料的是，群众非但没有抵触，反而热情极高。第一期原定发行30日的债券，仅20天就全部售空；第二期公债也仅半个月就完成了发行任务。原定计划筹款120万元，实际还超发了8万元。

之所以国家银行发行的公债如此畅销，是因为国家银行有坚实的信用基础。与其他滥发货币的金融机构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和金融产品，都严格遵照生产生活的要求，确保货币不贬值、债券按期承兑。在战争公债发行成功后，国家银行又发行了长期的经济建设公债，定额为国币300万元，原定“先7年付息、后5年还本”。可是这一笔公债真正的还款期限，却到了18年后。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也在转移之列。银行的工作人员被编入中央红军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其中银行工作人员只有16人，政委为毛泽民，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其余大部分为运输员。长征中的国家银行变成了“移动银行”，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参与没收征发，为军队筹款；二是保管分配物资，在每一处休整的地方，要组织货币的发行和回笼。

川陕苏区布币。这枚布币是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于1935年参加长征离家时，留给母亲的。这枚布币的币值为“叁串”，当时也被称为“红军票”，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就这样，国家银行离开了固定的办公网点，成了一座“移动”的银行。在行军时，这支队伍要扛着沉重的印钞机器和珍贵的金银储备，努力赶上大部队；一到休整地，立刻放下装备，着手调配物资。部队一路西行至遵义，获得了第一个相对较长的休整期。党中央在这时召开了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国家银行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忙碌着。遵义是一座大城市，城内商业基础很好，物资比较充足；红军战士经过长途奔波，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时间，也有消费的需求。为了充分满足战士们的个人需求，也为了重振城市内的商业，国家银行除给战士们发放少量大洋外，还紧急公开发行了一批苏区钞票。战士们可以拿着这些苏区钞票，剪头发、下馆子、购买个人所需的物资。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当时遵义城中“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是洋货铺，里面的套鞋、面巾一类生活用品皆被抢购一空；二是书店，里面的各类杂志和文具也十分畅销；最后便是饭店，各处酒店、面馆中，都可见前来“打牙祭”的红军战士。

这样繁荣的商业局面背后，依旧离不开国家银行的工作。事实上，若无信用，纸币本身的价值与废纸无异。在当时，地方军阀滥发纸币，将其作为剥削百姓的工具的例子屡见不鲜。红军只是一支千里转战而来的队伍，如何能让当地百姓相信这些纸币的价值？原因除了国家银行严格控制钞票的发行量、有打土豪获得的物资作为承兑的信用背书外，还因为国家银行许诺了及时的承兑政策。为避免红军离开后，这些苏区钞票即变成废纸，也考虑到这些“红军票”，可能成为敌人刁难群众的把柄，国家银行早早写出布告，允许群众拿着“红军票”，在全城多个兑换点，将苏区钞票兑换成实物或国民党发行的票子。这种兑换严格按照市价进行，甚至优惠于市价。比如苏区盐价本为1元1斤，此时则可以用1元兑换7斤盐；1元苏币可换1元2角现洋，也可换为2元国民党纸币。

“工”字银圆，为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井红军造币厂铸造的银币。来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通过这样的方法，国家银行既解决了“打土豪”所获得的物资如何高效、公平地分配给百姓的问题，又使红军士兵获得了个性化的补给，更是一次切实的共产党政策宣传。此前敌人对红军队伍的种种泼污，都在一担担发放给百姓的食盐和香烟、一块块及时兑换的大洋面前化为乌有。在红军决定离开遵义时，虽然国家银行连夜办理兑换，避免百姓来不及兑换而蒙受损失，但还是有许多群众选择留下了这些即将成为废纸的“红军票”。中国共产党也从未辜负群众的这份信任。无论是在根据地发行的公债，还是这些在长征路上发行的钞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发布相关文件，承诺按照一定比例承兑。

在漫长的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就这样，行军时扁担一挑，用肩膀扛着全军的经济命脉出发；驻扎时立即开展办公，协调物资配给，想办法改善官兵生活。一路走来，这支队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他们用生命一路保护的黄金银元等物资，至陕北时分毫未损。

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抗日战争时期，又改名陕甘宁边区银行，继续发挥着自己在金融战线上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底，西北农民银行与其他根据地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了新中国的国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九十多年过去，瑞金叶坪村那间两厅三房的老屋早已不再办理业务，柴房里的金库也空了许久。可当年从这里出发的那副扁担，一路挑到陕北，挑进陕甘宁边区银行，最终汇入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今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正是从这家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名校精英的银行开始。它虽没有什么光鲜外表，却有着比这些更珍贵的东西。那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姓的一诺千金，不随岁月变迁而褪色；也是群众最质朴的信任和支持，不随环境的艰险而动摇。

贵州遵义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的工作人员宿舍

参考文献：

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资料室. 中国共产党 英烈小传 第1集[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11.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 赣南人民革命史[M]. 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8.01.

中国金融博物馆编著. 博物馆里说革命金融[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08.

钱保生主编；《江西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西省金融志[M]. 合肥：黄山书社, 1999.07.

陈锋主编；刘居照，杨晖副主编；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编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08.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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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潇湘水冷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戈雨

孔氏家族南北分宗的源头，正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破汴京，北宋覆灭，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宗室、士族纷纷南迁避难，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口南移浪潮。

宋“靖康元年李纲制”锏。来源/福建博物院

对于孔洙的大义之举，忽必烈大加赏识，称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于是命令免去孔洙的衍圣公爵号，任命他为国子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并且赠给保护林庙的玺书，由官府给予丰厚的俸禄。从此，衍圣公由北宗世代承袭，结束了南北并立的分裂局面。然而也有学者质疑“孔洙让爵”一事的真实性：元朝官方文献中不见孔洙让 爵的记载，连忽必烈对孔洙的赞语，都是在明宣德初年杨士奇所作《鲁林怀思图诗后序》中才最早出现。并进一步指出，孔氏北宗之所以成功袭爵，是因为元廷认为其乃“孔夫子之嫡孙”、功臣之 后，有德有文有功，与“孔洙让爵”并无关系。

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孔氏正统归属北宗都是确凿无疑的。后世的明清两代，朝廷始终秉持“尊北不废南，重爵不削祀”的平衡策略。孔氏南北两宗虽偶有摩擦，但在朝廷规制与宗族家规的约束下，彻底结束了当初的激烈争端。明正德元年（1506），朝廷授予南宗出身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享受衍圣公次子待遇，实质上恢复了南宗的爵位。直到民国时期改翰林院五经博士为南宗奉祀官，共计十五世。

很多人为孔氏南宗失去大宗身份和衍圣公爵位而惋惜。但回望数百年沧桑，我们不难发现，让爵恰恰是对南宗最大的成全。脱离爵位带来的皇权束缚之后，南宗反而保留了下了简约庄重的家祭传统，并形成了秉持崇文兴教、经世致用的家风。他们兴办学校教化乡里，把儒家义理融入江南市井烟火，推动儒学走向民间，实现了儒家文化鲜活的落地传承。而承袭衍圣公爵位的北宗，则一边肩负起守护阙里祖庭的重任，修葺孔庙、孔林，整理家族谱牒档案；一边主持国家层面的祀孔大典，维系着庙堂之上儒学礼制的完整传承，成为朝廷尊儒崇道的文化象征。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

刘小成，吴锡标：《孔氏南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赵文坦：《孔氏南宗“让爵”考》，《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李凯霖（实习）

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陕西咸阳的原野上坐落着一座座巍峨的封土，千百年风吹雨打，静静矗立。后世百姓望着这些土堆，凭着世代口耳相传，错把它们认作周文王、周武王的周王陵，也有不少被归为汉家古冢。

这流传千年的误会，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学者阎文儒提笔撰文，才逐渐展露真相。这些咸阳原上的古老坟墓，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帝王陵墓。

上召窑秦陵发现的琉璃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由此，咸阳原的地下谜题正式拉开帷幕。但是，在无法挖掘主墓室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黄土之下，究竟安眠着哪一位秦国的故人。

2018年，对咸阳原地区“恭陵”的一次考古勘探工程，为解开这道谜题贡献了新的思路。这处此前被猜测是北周静帝宇文阐（北周末代小皇帝）的恭陵，极有可能是秦始皇嫡祖母华阳太后（华阳夫人）的陵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

2018年，为配合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按照文物保护流程，对施工范围开展全域文物勘探。其中就包括于1963年建立的“恭陵”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勘探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发现，“恭陵”的文物遗存和墓葬形制并不符合民间猜测的北周-隋时期特点，反而有着十分典型的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园特征，主体是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

2022年，考古人员对陵园北部展开发掘，又完成全域补充勘探。这座坐落于上召窑村土地上的大墓，正式拥有了它考古学上的名字 ——上召窑秦陵，这是咸阳原上发现的第四座秦代高等级陵园。

陵园的最中心，是整座陵园的灵魂——一座有四条墓道的覆斗封土亚字形大墓。

咸阳上召窑秦陵考古出土的玉鸟。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要知道，在先秦时代，这样的规制，只有秦王、王后、太后才有资格享用。普通的诸侯贵族，最多只能拥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碳‑14测年把墓葬的时间框定在公元前389到公元前208年之间，范围一收窄，墓主人的候选名单，一下子就短了许多。

在进行基础考察工作的同时，对墓主人身份的探寻也一并展开。

根据现有文字史料记载与研究成果，可考葬于咸阳原的秦王与王后包括：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和华阳太后（华阳夫人），惠文后与武王后葬地则无明确记载，也可能安葬于咸阳原中。这五位王与王后，都成为学者们重点怀疑的对象。

通过分组对比排除法，考古学家排除了墓主为惠文王、惠文后与武王后的可能性，那么，华阳太后（华阳夫人）成为最有可能的墓主人选。

上召窑秦陵出土的玉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在出土 258 件（组）器物中，有一件铜鼎，上面刻着两个字：宋氏。

这两个字勾起了考古学者们的无穷遐想。宋国在公元前 286 年被齐、魏、楚三国联手攻灭，宋国的青铜礼器四散流落，流入列国宫廷。华阳太后本就是楚国芈姓贵族，楚、宋地域相近，或许，当时不少宋国旧器物就此流入楚国。后来她远嫁秦国，这件刻着宋国旧族名号的铜鼎，便跟着她进入咸阳王宫。待到她辞世，铜鼎又作为礼器，埋进这座宏大陵园。

这条线索，似乎在悄悄佐证，这里就是华阳太后的长眠之地。

说起华阳太后，史书留给她的笔墨并不算多。她没有宣太后那般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连一篇专属传记都不曾拥有，但这个来自楚国的女子，确确实实地改变了秦国的国运。

华阳夫人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大秦赋》

百年来，秦楚之间不断通婚，楚国芈姓王族曾在秦国朝堂掀起巨大风浪。宣太后主政之时，楚系外戚势力盛极一时。秦昭襄王晚年时，宣太后离世，旧日楚系勋贵逐渐退场，但秦国王宫依旧需要来自楚国的贵族，维系两国微妙的邦交平衡。尚为少女的华阳太后，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远赴咸阳，嫁入秦宫，被封为华阳夫人的她受尽宠爱，却没有生下任何子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秦国后宫，没有子嗣就意味着，所依靠的丈夫一旦撒手人寰，她所有的财富地位便会烟消云散。

华阳夫人的困境，落在一位野心勃勃的商人眼中，竟成了改变命运的绝佳契机。

他就是吕不韦。

上召窑秦陵出土的铜器。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吕不韦是阳翟人，行商列国，家累千金。他在赵国的都城邯郸遇见了秦国质子异人（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因生母夏姬不受宠，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秦赵交兵之后，他在邯郸的处境十分艰难。吕不韦却认为异人“奇货可居”，身上有巨大的政治潜力。所以，他不惜对异人“重金投资”。

另一方面，为了能让异人重返政治中心，吕不韦瞄准了秦宫中的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需要一个可以牢牢攥在手中的子嗣，巩固自己日后的地位；流落赵国、举目无援的嬴异人，则迫切需要秦宫内部强有力的靠山，帮他摆脱质子的困境，争夺储位。二者各有所求，恰好可以互为助力。

吕不韦要做的，就是为二人牵桥搭线，促成这场政治交易。他下定决心远赴咸阳，先用钱财收买华阳夫人的姐姐，借她之口向华阳夫人进言，“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是她的现实困境，劝她趁恩宠尚在，在诸多公子之中择选一位贤孝者收为嫡子。将来养子继承王位，自己便可长保太后之尊。至于选择谁，吕不韦当然早早准备好了人选——远在赵国、生母卑微孤立无援的异人，最合适不过，他称异人愿奉华阳夫人为母，自当百倍孝顺。

华阳夫人深以为然，审时度势，主动向安国君进言，夸赞异人的贤德，哭说自己的不幸，表示：“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一番恳切诉说打动了安国君。安国君不仅应允，还刻下玉符作为信物，正式确立子楚的嫡嗣身份。异人就此改名子楚，命运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命不保朝夕的质子，成为拥有继承权的秦国嫡孙。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离世，安国君继位，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册立为王后。可命运捉弄，孝文王登基仅仅三天，便猝然去世。子楚继位，便是秦庄襄王。

庄襄王感念华阳太后的拥立大恩，尊她为华阳太后；同时，也尊自己的亲生母亲夏姬为夏太后。秦国朝堂，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 “二后并尊”。

据《战国策》记载，华阳成为太后之后，“诸侯皆致秦邑”，各国纷纷向她馈赠城邑，似乎可以印证她在列国之间拥有颇高声望。

庄襄王去世后，少年嬴政登上王位。此时华阳太后依旧身居高位，作为秦宫楚系外戚的核心人物，在秦王政早年的朝堂格局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分量。有学者推测，嬴政成年后的婚配大事，大概率便是由华阳太后主持，为他选取楚国王室出身的王后，延续秦楚联姻传统，继续维系楚系势力在秦国的影响力。

以华阳太后为代表的楚系集团，也很有可能在嬴政的朝堂之上，起到抗衡吕不韦与赵姬集团势力的作用。嫪毐叛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前238），此时华阳太后尚在世。平叛主力昌平君、昌文君均带有楚系背景。和华阳太后关系匪浅。有人据此推测，华阳太后或许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战国错金杜虎符。来源/陕西省文物局

一朝两太后，一位是有拥立之功的嫡养母华阳太后，身后连着盘根错节的楚系外戚；一位是君王血缘上的生母夏太后。按照秦国旧制，秦王陵园只会预留一处王后墓穴，可现在一朝两位太后，谁该归入王陵？

《史记》上，华阳太后去世之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而夏太后“独别葬杜东”，遥遥相望儿子和丈夫的陵寝。但如果华阳太后与孝文王葬于一处，为何又会拥有一座属于自己、完整独立的亚字形大墓陵园？

对此，考古研究者赵汗青提出了一种猜想：合葬，是同园而葬；会葬，则是夫妻各有独立陵园，只是相隔不远，互为呼应。

就像秦始皇的母亲帝太后赵姬，死后“与庄襄王会葬芷阳”。芷阳所在的洪庆原上，如今也正有两座带着覆斗封土的大墓遥遥相望，一大一小，各有自己的陵园。倘若将来证实那就是庄襄王与赵姬，就能印证秦国发生过一次重大陵寝制度变革：秦王与王后，不再共用一座陵园，而是分建陵寝，比邻而居。

这套“王、后分置独立陵园”的新制度，或许正源于秦国历史上这段特殊的二后并尊时期。

一王二后，得以各安归所，互不侵扰。而华阳太后的地位，也担得起为她重设一座单独的陵寝。

咸阳原号称“周秦汉唐地下博物馆”，黄土之下，层层叠叠分布着战国秦陵、西汉帝陵、北朝隋唐墓葬。“先考古，后建设”的模式，让很多即将被工程覆盖的古代遗存，得以被记录、保护。无数重要考古发现，都来自基建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

一座流传半个多世纪、被误称作“恭陵”的封土，在现代化机场的建设进程中褪去后世附会的外衣，露出战国晚期秦王室陵园的本来面目，可谓是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的一次意外相交。

司家庄秦陵陵园平面图

当然，目前为止，上召窑秦陵墓主为华阳太后的判断，只是基于陵园形制、空间关系、出土遗物、碳‑14测年与文献记载综合得出的推测。主墓室至今没有发掘，尚未出现可以直接锁定墓主人的印章与长篇铭文，“华阳太后墓”的盖棺定论，还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去敲定。如果上召窑秦陵最终确认为华阳太后之墓，将有效补充文字文献缺失的部分，为研究战国后期秦国历史，解开咸阳原秦陵身份难题提供更多的材料与思路。

参考资料：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7期

赵汗青：《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试析》，《考古与文物》，2026年第7期

赵茁轶，周思言：《咸阳原发现战国晚期秦王级别陵墓 墓主或为华阳太后》，《陕西日报》2026年9月19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召窑秦陵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资料》，2026年9月18日

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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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钱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火炬 

影视剧里的师爷，一般是站在县太爷身边那个摇着扇子、眯着眼睛、一肚子主意的“智囊”，帮县太爷写公文、翻卷宗、查旧例。1915年，距离清朝结束已经过去三年，各地县衙也在改制。但这一年，一个叫王光焕的人却还在浙江长兴做着旧时代的“师爷”工作。王光焕是湖南人，清末曾在湖南地方官署中充任师爷。清朝灭亡后，他去浙江长兴县政府做幕僚，继续靠原来的本事谋生。

师爷王光焕并不是孤例。辛亥革命以后，遍布各州县的师爷并没有随着清朝一起突然消失。有的县继续聘用师爷；有些人留在原来的官署里，只是后来改叫秘书、科员；还有一些人离开县衙，去教书、修地方志、给军政机关做文书，甚至有人开起了银行。

河南内乡县的地方志记载，1927年县政府改组后，“师爷改称秘书，设第一科，掌管民政，后改为民政科”。原来依附于县官个人的幕友，逐渐变成县政府内部有固定职名的公务人员。

这种变化不仅是换一个称呼，更重要的是原来由师爷集中承担的工作被拆开了。民国县政府逐渐采用分科办事，过去一名钱谷师爷可能要协助县官处理多项财政事务，后来这些工作逐渐进入财政科、财政局；过去刑名师爷帮助审阅词状、整理案情、查考律例，后来则由帮审员、承审员以及新式司法机构中的书记、录事等人员分担。随着县政府分工越来越细，一个师爷帮县官包办一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越来越难以维持。

在师爷向政府文官过渡的群体中，符璋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早年长期作幕，做过地方官署幕友、军营文案和督署文案，熟悉的正是传统幕府最看重的公牍和行政事务。清末新政期间，他已从私人幕僚进入新式官署，担任统计科科长；1911年任瑞安知县，辛亥革命后又继续留任民事长。1912年辞去官职后，他到江西任九江交涉署秘书，后来又先后出任宜春、虔南、广昌等地知事。从“幕友”“文案”到“科长”“秘书”“知事”，符璋的履历完整地串联起清末民初的职位变化：原来靠地方官私人延聘的幕僚，凭借多年积累的公文、行政和地方事务经验，得以进入新的政府机构，成为有正式名称和职务的行政人员。

绍兴师爷铜浮雕。来源/绍兴师爷博物馆

与符璋经历相似的，还有一批从幕府中走出来的人物。粤军将领陈炯明的师爷金章，原籍浙江绍兴，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一直追随陈炯明为其出谋划策，后曾任第三任广州市市长；王锡彤是袁世凯最器重的师爷之一，在袁世凯罢官归田后进入其幕府，为其兴办实业，后来还代理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的总理之职；绍兴师爷娄心田，民国初年曾任东北马占山督军府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为马占山出谋划策，参与了著名的江桥抗战……这些人的去向虽各不相同，但都凭借幕府时期积累的文书、行政和谋略经验，在民国时期找到了新的差事。

因此，清亡以后留在政府里的师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去处。有人被称为秘书，有人进入各科成为科长、科员，有些人的工作被承审员、书记员等新式司法人员接替，还有少数像符璋这样的人直接进入正式官僚体系，继续担任地方行政职务。旧称虽然消失了，原来那批熟悉公文、钱粮和司法事务的人并没有离场，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换了一套新的身份，继续坐在民国政府的办公室里。

参考文献：

王文涛：《师爷称谓演变与幕僚制度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冯建荣：《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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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陈芃（实习）

校对 | 胡瓜 戈雨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长恨歌》（唐）白居易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毁灭了大唐王朝的极盛时代，也把远戍西域的唐军将士置于危险境地。

说起来，唐玄宗朝虽号称盛世，实际上早就埋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一方面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府兵制的崩坏，天下精兵尽皆集中于西、北沿边诸道。譬如，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超过20万，一人即握有大唐全部边防军总数的1/3以上，称得上“范阳兵马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一朝谋反，唐廷以两京（洛阳、长安）子弟仓促组成所谓“新募兵”的乌合之众迎战河朔百战之余的叛军，纵以封常清这样的名将为帅，仍旧难免连战连败。

影视剧中的唐玄宗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

对此，唐廷所能拿出的守御之策，也只有调边军回救腹心了。“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设在西域的安西、北庭两节度使也奉命以精兵内调。北庭副都护高耀、北庭兵马使王惟良、宿将（久经战阵的将领）荔非元礼等皆随军东去。安西方面，名将李嗣业、段秀实等也率步骑兵5000入关。

这是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诗人杜甫在《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里欣慰地表示：“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唐军收复长安时，正是以安西宿将李嗣业率领的边军为先锋，“所向摧北”。

所谓有得必有失，边军内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唐军平叛的被动局面，但也造成了边疆守备空虚，引来外敌觊觎。此时的吐蕃统治者，是堪与松赞干布齐名的赞普弃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面对唐朝内部的剧变，本就虎视眈眈的吐蕃趁机提出以“助讨国贼”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兵唐朝内地。被唐朝回绝后，吐蕃一不做，二不休，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陇右为突破口，发动了对唐朝的军事进攻。公元756年，吐蕃连陷威戎（今青海门源）、神威（今青海海晏西北）、定戎（今青海湟源西南）、宣威（今青海西宁北）等地。第二年，吐蕃攻占陇右节度使治所所在地西平（今青海乐都）。再下一年，重镇河源（今青海西宁）治军也落到了步步紧逼的吐蕃军队手里……这就是杜甫笔下的“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

到了广德元年（宝应二年，763）十月，吐蕃调集了包括吐谷浑、党项、羌等附属民族在内的20万大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攻势。在很短时间内，吐蕃攻克兰、河、秦、渭等陇右诸州，并马不停蹄地进入大震关（在陕西陇县西境），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长安城。长安陷入外兵之手，从李唐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吐蕃人虽无意长期盘踞长安，但陇右的大片土地就此被吐蕃纳入管辖。由于吐蕃占领了陇右诸州，原来唐朝东起大海、西抵葱岭（帕米尔高原）的统一领疆已断裂为二，河西与西域已同唐廷直辖的关内、剑南诸道切断了联系，成为远离唐廷的飞地。在吐蕃的后续攻势中，按照《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广德二年（764）凉州陷蕃，永泰二年（766，是年十一月改大历）甘州陷蕃，大历元年肃州陷蕃，大历十一年（776）瓜州陷蕃。安西、北庭因此显得更加孤立无援。

由于通过河西走廊的东、西交通完全断绝，安西、北庭方面就连封建时代极为重视的“正朔”也无法与朝廷保持一致。唐朝后期年号更换频繁，如“永泰”（765-766）、“大历”（766-779）、“建中”（780-783）等。可西域唐军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沿用“广德”年号，只因西域无法及时获悉朝廷“改元”的消息。

但唐廷并不打算就此放弃西域。当时的名臣李泌以为，安西、北庭“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双方清水会盟，规定“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也就是承认其占有陇右的既成事实。但条约里尚有特殊规定：“盟文所有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按此，安西、北庭皆有唐军驻守，自然仍归属唐朝。吐蕃赞普弃松德赞拒绝签署这一盟约，原因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早就将孤悬在外的西域看作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吐蕃政权之所以在不断对唐发动局部进攻的同时，仍保持双方使节往来不辍，是因为他意图迫使唐朝重新划分边界，不战而取西陲飞地。和议不成，吐蕃转而动武。“飞地”中最先沦陷的是沙州。沙州虽然隶属河西节度，却地兼碛（qì）西，包括蒲昌海、石城镇、播仙镇、蒲桃城等在内的广大地区（隋鄯善、且末二郡，今若羌至且末）。沙州唐军打得很顽强，“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沙州官员阎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直到粮、械皆竭，才在“苟毋徙佗（他）境”的条件下开城投降（786），“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可以说虽败犹荣。

沙州沦陷，安西与北庭陷于完全孤立。但两地还是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建中二年（781），北庭和安西仍然泣血相守，李元忠和郭昕因其忠义分别被唐朝册封为北庭大都护和安西大都护及四镇节度使。而《悟空入竺记》记载，悟空和尚（俗名车奉朝）途经北庭。当时的北庭大都护杨袭古乃虔诚的佛教信徒，此年仍在大兴佛法，奖掖译经。可见贞元五年（789），北庭仍然安谧无事。悟空和尚在焉耆（qí）还见了当地国王与镇守使，而且“延留三月”，说明唐朝在当地设立的国王管民政、镇将摄军事的统治秩序并没有被破坏。不仅如此，从库车出土的文书、于阗出土的汉文文献来看，建中至贞元初期，安西四镇比以往显得平静。

安西、北庭的唐军作为绝域孤军，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这与西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分不开。吐蕃军队从游牧地区进入西域绿洲，这里以独立城邦分散布局，而城邦周边自然地理条件不易驻居，使军队的给养方式受到限制。塔里木盆地周边散布着大大小小100多个绿洲，依靠高山融雪的灌溉，绿洲的农业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以农耕为业的中原军队开赴西域后，生活方式与习性，乃至生活环境都容易适应。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素称“城郭诸国”，守住了绿洲也就等于守住了诸国。

库木吐喇千佛洞21窟穹顶画。来源/故宫博物院

另外，西域唐军主力虽然内调，但余部不可小觑。公元692年之前，这里的部队主要是从内地征召来的府兵，隔几年换防一次。公元692年后，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西域的驻兵主要变成招募的镇兵。这些职业军人有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库木吐喇石窟的壁画上，描绘了两名身穿铠甲的武士骑马而来，一位正跃上殿堂抓捕，另一位则策马挥刀。壁画创作于8世纪左右，中原风格，画中人物穿着为唐代汉人服饰，两名武士身着唐代士兵的铠甲明光甲，戴头盔，手执长剑。壁画中除了描绘唐代士兵铠甲装备，还描绘了军马的铠甲，从头部到腿部都有防护，可见西域唐军的装备相当精良。

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库车）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锡、铅、锌等矿产资源。《汉书·西域传》载：“龟兹饶铜、铁、铅……”4世纪时，龟兹国冶铸的铜器、铁器，可以“恒充三十六国之用”。西域的唐军掌握了龟兹的金属矿藏，武器方面很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另外，为保证军粮供应，唐朝在西域实行屯田，至今留下大量的屯田遗址，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两缘各绿洲。西域屯田规模空前，保证了驻军粮草的供给。由此看来，安西驻军的后勤补给中，粮草、武器基本能自给自足，这自然有利于长期固守。

不仅如此，唐军还在西域设置了很多军事防御设施，有烽燧、关戍、城池，形成完善的防御体系，绝不是外敌可以轻易攻取的。烽燧沿交通线设立，并和馆驿结合，发挥预警及维护交通通畅的作用；关戍、守捉和烽燧组成防御前线；城池沿袭中原军事城池的建筑，集中驻扎军队，成片分布，互为依托，形成多重严密的防御体系，不是外敌能够轻易攻取的。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79窟主室坛基正壁供养人。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安西、北庭与唐廷的直接联系虽为夺取陇右、河西后的吐蕃隔断，但并非完全孤立无援。占据大漠南北的回纥（鹘）与唐廷大体保持了友好关系。不但安西、北庭的奏事官们得以“取回鹘路”入朝，回鹘的军事力量也在事实上成为西域唐军的重要盟友。不过，这条“回鹘路”并不是轻易可以利用的。回鹘除了“肆行抄夺”“诛求无厌”外，由于当时的回鹘人笃信摩尼教，还对其他宗教采取排斥态度。比如，前面提到的悟空和尚就因为可汗“不信佛法，所赍（jī）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更重要的是，回鹘的军力远没有达到凌驾吐蕃之上的程度，在西域的争夺中最后败下阵来，这也注定了安西、北庭守军的悲剧命运。

顺便提一句，吐蕃军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法令严明，每次作战都要下马列阵，前队战死则后队跟进，如此往复，绝不后退。而且，唐代的《通典》也明确记载，吐蕃“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事实上，当时的吐蕃锁子甲的工艺水平在整个亚洲都非常有名，阿拉伯人的文献也记载吐蕃的铠甲（吐蕃盾）如此精良，竟坚不可穿。公元729年左右，突厥别部突骑施进攻阿拉伯帝国（大食）控制下的中亚河中地区，当突骑施可汗苏禄出现在阵地上时，阿拉伯军队中的两位神箭手对其进行了狙击。结果，二箭都射中苏禄的面部，却不能取其性命，拯救了苏禄的正是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吐蕃锁子甲。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吐蕃军队，还在西域争夺中得到了一个盟友——葛逻禄。这是一个异姓突厥强部，原本依附于突厥汗国。这一属性决定了突厥汗国覆灭后，葛逻禄与回纥（同样曾臣服突厥汗国）处于争夺突厥遗产而“一山不容二虎”的状态。此部本来一直助唐抗击吐蕃，但与回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厌其夺掠”，而“吐蕃厚赂”，干脆叛变投靠吐蕃去了。

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来源/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从贞元五年（789）冬天开始，吐蕃向唐朝西域发动大规模进攻。至次年四月左右，在葛逻禄的帮助下，吐蕃军队终于攻陷北庭。庭州这座天山北麓名城重镇，在贞观十四年（640）归唐，二十二年（648）由羁縻庭州升为庭州，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戊申（702）创立北庭都护府，之后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并独为一节度，作为唐朝治理碛西东部地区的军政中枢，存在近一个半世纪之久。贞元七年秋，回鹘“悉发其丁壮五六万人”，联合北庭的唐军余部，反攻北庭。结果又被吐蕃、葛逻禄联军击败，“死者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纥（回鹘）之浮图川，回纥震恐，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此战之后，回鹘势力转衰。而葛逻禄则代之而兴，接管了天山北麓东部地区。

影视剧中的裴行俭形象。裴行俭曾赴西域主持安西都护府军政事务。来源/电视剧《风起西州》

北庭沦陷以后，唐朝的西域残余领地仅余西州、安西两大主要城堡及其卫星据点。西州陷落的时间晚于北庭。《旧唐书·吐蕃传》则记“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说明唐朝已无确切情报。能够肯定的是，安西所坚持的时间又长于西州，因为大都护府驻节龟兹，唐兵尚众，另有于阗、疏勒、焉耆三镇守军环拱周围，加之城郭诸国效命，又有回鹘为奥援，所以虽在地理上距唐最远，距蕃最近，却足以使强邻未敢轻动。

据《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记，回鹘曾应请驰援，重创吐蕃军队：“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可惜好景不长，西域大战的结局仍是以吐蕃、葛逻禄的胜利、回鹘的失败而告终。

《九姓回鹘可汗碑》。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至元和十一年（816），吐蕃与葛逻禄的联军已大败回鹘。事后吐蕃大相尚绮心儿曾对唐使刘元鼎说：“回鹘，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本国有丧而还。”失去回鹘支援的安西终于陷落。其时间在公元801年左右，这一时间出于后世推测，推测的来源则是诗人记载的历史悲剧。元稹在《缚戎人》记述了一位“小年随父戍安西”却沦为蕃俘的唐朝戍卒，此人后来只身奔唐，反为唐朝边将作为蕃俘押送流放。这位历史的见证人明确提到，安西这座为唐军固守的碛西最后城堡陷于吐蕃的一次初冬夜袭：

“烟尘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

电影中的曹光宗(他伪装成僧人，肩负穿越戈壁远赴中原、为沙州向大唐求援的重任）。来源/电影《敦煌英雄》

安西的陷落标志着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在坚持了超过半个世纪后，以一种悲壮的方式退出了西域。而对吐蕃来说，在完成夺取西域的夙愿后，它也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后来的藏文史书《贤者喜宴》对此形容：故（吐蕃势力）东达昴宿星升起之地京师万祥门；南抵轸宿星升起的边地恒河河畔建立石碑之地。

*本文摘编自《敦煌英雄：镇守绝域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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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