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奥尔特曼不懂历史。他的错误将惩罚整个世界。

9月23日，OpenAI首席执行官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直指这个令人沮丧的观点。他一上来就咄咄逼人地宣称，“我们”——也就是人类——“面前有一个选择”。他说，人工智能“既可以更像一场创造与发现的新文艺复兴，也可以更像一场动荡与混乱的新工业革命”。最后，他呼吁国际“合作”与“统一标准”。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一套人工智能监管制度，引领我们走向另一场文艺复兴的应许之地，而不是另一场工业革命的混乱之殇。

但他完全说反了。文艺复兴尽管在艺术上美轮美奂，却不是一个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取得有意义进步的时代。人类的物质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善，民主也没有同步推进。当托马斯·霍布斯将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野蛮而短暂”时，他说的其实也适用于文艺复兴之后的生存状况。1600年，一名英国建筑工人一天的工资能买到的食物比1475年还少。那些宏伟的艺术对搅拌灰泥的普通人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好处。

别误会，文艺复兴并非失败。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和西斯廷教堂天顶画是全人类都应当珍视的瑰宝。达·芬奇的记事本亦然——里面画满了飞行器，还有靠飞行员踩踏板驱动的蝙蝠状翅膀。但壁画不能让贫苦孩子冰冷的脚穿上鞋，飞行器的草图也没能把奥维尔·莱特送上天空。真正的进步直到——你猜对了——工业革命才发生。

奥尔特曼先生所说的“动荡与混乱”，事实上是人类物质条件开始取得最伟大、最持续改善的开端。1800年前后，每三个英国儿童中就有一个活不过5岁；如今大约是每200个中有一个。工业革命之前，只有极少数人见过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但1857年，一尊全尺寸的《大卫》复制品在伦敦新落成的南肯辛顿博物馆展出，该馆很快用煤气灯照亮展厅，让劳动人民下班后也能前来观看。人们的预期寿命翻了一倍，让我们得以见证曾祖父母与曾孙辈相见的奇迹。

为什么工业革命远比文艺复兴成功？答案归结为一个词：权力。

文艺复兴虽然迸发出原创思想和创造力，但它归根结底是一个赞助人的时代，赞助人既掌握权力，也用权力来充实自己的宫殿和礼拜场所。他们为改善广大民众的处境做了什么？并不多。但工业革命将权力转移到了大众手中，带来了民主、个人权利和创新自由。尽管那个时代的赞助人，如安德鲁·卡内基，仍然占据新闻头条，但真正推动人类前进的，是像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这样不断创新的普罗大众。

正因如此，奥尔特曼的误解才如此令人担忧。如果他的主张被采纳，将阻碍人类进步。他在联合国演讲中暗示的、而他和其他人工智能公司首席执行官近几周也在呼吁的那套监管制度，有可能让文艺复兴式的赞助人体制卷土重来。尽管他们宣称的观点似乎与此相反，但这将巩固现有企业——比如奥尔特曼先生自己的公司——的权力，并赋予官僚大军前所未有的新权力。达沃斯人不会有事，因为达沃斯人仍然掌权。但我们其他人呢？那些普通百姓，那些本可以从人工智能带来的治疗方法和创造发明中获益最多的人呢？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不需要又一个文艺复兴式的赞助故事。现代版的朝臣和王公——更不用说官僚了——不应成为决定什么能被创造、谁能看到它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又一个工业革命式的扩散故事，让普通人利用技术推动日常生活快速、彻底地改善。这是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唯一途径，过去200年就是明证。达·芬奇在王公的宫廷里画出了飞行器。但400年后，是代顿的两名自行车修理工真正把它造了出来。

萨姆·奥尔特曼需要学点历史，因为他要求的未来，首先是为像他这样的精英服务的。（财富中文网）

克里斯托弗·库普曼是丰裕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

《财富》杂志评论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反映《财富》的观点和立场。

译者：珠珠

古驰正借助中国制造业的专业能力，生产售价1,000美元的运动鞋；大众汽车则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合作开发电动汽车。图片来源：Johannes Neudecker–picture alliance/etty Images

古驰凭借意大利工艺建立起奢侈品牌声誉，但其最新款售价1,000美元的运动鞋打破了其105年来的传统，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新标签。不过，该时装品牌并未将选择中国工厂归因于长期以来与中国制造联系在一起的低成本劳动力。古驰表示，它选择的是一家以“技术专长”著称、能够达到品牌质量标准的中国制造商。

古驰告诉路透社，公司其他产品仍将在意大利生产。但与过去“中国制造”标签的含义不同，古驰此次转向中国，标志着中国制造业正加速进军欧洲最负盛名的产业，如高端消费品和汽车等。

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季恺文对《财富》杂志表示：“我认为，从象征意义上说，中国时代已至。中国不再只是生产廉价商品的地方。”

这种转变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第二次中国冲击”，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首席经济学家托尔斯滕·斯洛克就是其中之一。21世纪初第一波“中国冲击”期间，中国制造的廉价服装、家具和电子产品大量涌入西方市场。如今，中国正在出口电动汽车和工业机械，与欧洲老牌制造商展开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工厂也积累了技术专长，可以为古驰等奢侈品牌生产高端产品。古驰过去三年的销售额已减半，其母公司开云集团（Kering）曾降价应对需求疲软。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管理学教授俞昊对《财富》杂志表示，中国正沿着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走过的道路发展，从生产T恤和仿名牌商品，转向家用电器、更高端的汽车和其他产品，而且转型规模“前所未有”。

俞昊表示，中国的许多技术专长来自欧洲。例如，大众汽车（Volkswagen）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中国造车，“实际上培养了一整代符合西方标准的供应商”。

俞昊表示：“中国供应商一旦具备足够能力，就会想向外拓展，打造自有品牌，以获取更高利润率。”

随着中国制造商从供应商变成竞争对手，欧洲企业陷入尴尬境地。不过，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仍低于欧洲和东亚。日本贸易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为629美元，中国台湾地区为1,341美元，韩国为2,075美元。

德国工业巨头正在节节败退

欧洲国家中，德国对这种转变的感受最为明显。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自2019年以来，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结构开始与德国相似：主要是工业机械和汽车。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经济学家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分析显示，德国与中国出口结构的重合度上升幅度超过任何其他欧盟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从德国购买的商品也在减少。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华出口下降9.7%，自中国进口增长8.8%，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了三分之一。仅德国对华汽车出口，去年就下降了三分之一。

大众汽车就是中国制造能力挑战德国的典型案例。中国市场曾贡献大众汽车一半甚至更多的利润，但如今，这家汽车制造商第二季度在华交付量下降了36.6%。同行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宝马（BMW）和保时捷（Porsche）也出现类似下滑。大众还宣布，将把车型阵容最多削减一半，并裁员10万人，这将是公司90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

中资车企也在欧洲攻城略地。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Europe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数据显示，今年5月，中资车企在欧洲的销量首次超过日本品牌。欧盟试图通过关税保护本土车企：除了10%的汽车标准关税外，还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电池加征最高35.3%的额外关税。

俞昊表示，向电动汽车转型，也抹去了德国最大的优势：内燃机时代积累的声望。

俞昊表示：“如今，电动汽车已把性能竞争的重点转向电池和软件，而中国在这些领域实力强劲。”

优势只剩高端市场

俞昊住在瑞士，因此每当思考欧洲汽车制造商的未来时，他就会想到手表。

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廉价而精准的石英表几乎摧毁了瑞士钟表业。俞昊表示，欧米茄（Omega）等幸存品牌退守高端市场，把机械表当作奢侈品销售。但为了生存下来，整个行业不得不收缩。瑞士钟表业从业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峰值约9万人，到80年代中期降至3万人。

他表示，随着中国在这些传统优势领域展开竞争，欧洲未来也可能出现同样的分化。其护城河“如今只存在于最高端市场”。

这让大众汽车等面向大众市场的车企找不到轻松的出路。

俞昊表示：“如果你身处大众市场，比如大众汽车，一年要卖900万辆车，就不可能只退守高端市场。像法拉利（Ferrari）那样小的销量规模，根本无法支撑整个企业生存。”

于是，欧洲企业开始转向那些曾经向它们学习的中国制造商。古驰的Drip运动鞋就符合这一模式：意大利品牌搭配中国技术。大众汽车也已开始行动。2023年，大众斥资7.06亿美元收购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Xpeng）近5%的股份，并同意合作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汽车。（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AI行业正加速逼近行业整体现金流转负的拐点，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也将放缓数据中心相关资本支出。哥伦比亚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教授斯泰恩·范纽韦伯制作的图表显示“融资环境正在迅速收紧”，他在最近一篇论文中写道，“按当前形势估算，2026年，以下五家公司（甲骨文、微软、亚马逊、Meta和Alphabet）的资本支出将首次超过其合计经营现金流。”

他写道：“企业自身的现金造血能力依然强劲，但已不足以支撑预计的投资增速，除非更多依赖外部融资，或通过融资结构将资产和债务从运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移出。”

有其他分析师预测，2027年AI相关资本支出将开始减速。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权五成本周对客户表示：“我们预计，市场很快就会开始考虑2027年成为AI资本支出峰值年份的可能性，时间节点大概率在三季度每股收益（3Q EPS）数据发布和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现在多数投资者都认为，AI相关资本支出很可能会在2028年明显放缓。”

万神殿宏观经济咨询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塞缪尔·图姆斯和奥利弗·艾伦认为，现在的支出速度根本无法持续。他们在最近一封邮件中写道：“AI相关投资可能仍会保持强劲增长，但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资本支出增速预计将在2027年放缓，与此同时，供应瓶颈和不断攀升的借贷成本带来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分析师预测，五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2027年名义资本支出的增速将较2026年显著放缓，”二人写道，“即便如此，这一预期中的放缓仍值得关注。供应瓶颈正日益成为困扰科技行业的突出问题，受先进芯片和电力设备供应紧缺、电网容量存在缺口、建筑人力和建材持续吃紧影响，压力日益凸显。”

他们表示，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推高借贷成本，将抑制已加杠杆企业的扩张计划。但“只要融资渠道依然畅通，且大型科技公司仍预期AI能带来超高回报，建设进程就不太可能被打断。”（财富中文网）

译者：梁宇

审校：夏林

2026年以来，美的集团已经完成上百亿元的股票回购注销操作。在A股，这几乎是一个“异类”级别的动作——绝大多数公司的回购，股份最终都会通过股权激励重新流入市场，而注销式回购意味着这些股份被永久性收回，在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推高每股收益和净资产。同时，大洋彼岸的美联储仍在搅动全球资本流向，“美元潮汐”的阴影并未退去。而看似无关的这两者，却有一条暗线相连。

“美元潮汐”长期存在，这背后的核心或许不在于美元本身多强，而在于当美元退潮时，除了美国市场之外，全球资本没有另外一个足够大、足够深、足够值得信任的池子可以选择。如果究其根本，一个资本市场能否成为全球资本的“蓄水池”，不取决于它的GDP体量或上市公司数量，而取决于这个市场的公司愿不愿意把赚到的钱还给股东。美的的100亿元注销式回购，正是这条暗线在微观层面的一次显影。

美的并非孤例——2026年A股新增回购预案中，注销式回购占比首次超过五成，而在2024年新“国九条”明确鼓励回购注销之前，这个比例长期不足20%。A股的股东回报生态正在改善，但距离美股仍有结构性差距——这不仅是投资逻辑的差距，更是全球资本流向的差距。

“美元潮汐”是一个体系现象

全球美元流动性的周期性涨跌，被部分学界和业界人士称作“美元潮汐”，即美联储加息时全球美元回流美国、新兴市场失血，美联储降息时美元又涌向全球推高资产——一收一放之间，反复冲击全球市场。这一循环反映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但其并非仅仅是货币现象，而是美国市场深度、制度信任和资本回报意愿有机结合的体系现象。

市场深度，是指一个市场承接大额交易而不显著影响价格的能力，其不仅看体量，更看流动性质量、做市商能力和制度基础设施。美国国债市场日均交易量超过7万亿美元，这种深度使得全球资本可以在不显著影响价格的情况下大规模进出。美国股市同样如此——2026年1月，美股日均成交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关口；截至2026年7月的12个月，海外投资者净买入美股及基金份额达9420亿美元，创1985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美股与美债共同构成了全球资本无法绕开的深度池。

同样重要的是制度信任，而这种信任非一朝一夕可建立。美国证券市场经历了近百年的制度演进——从1933年《证券法》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从2002年《萨班斯法案》到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每一次危机都推动制度进一步补漏。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财务审计的独立性、退市制度的严格执行、集体诉讼的威慑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全球资本的底层保障。

资本回报意愿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标普500成分股公司最近一个完整财年的股票回购总额突破1.1万亿美元，以超过1.3倍的规模超过了同期现金分红总额。回购已正式取代分红，成为美国上市公司向股东返还现金的首选方式。以苹果为例，过去10年累计回购7552亿美元，相当于其同期归母净利润的近六成被用来买回自家股票。

反观A股，则有着极强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偏好。一家公司赚了钱，第一反应是扩产，因为扩产意味着更大的营收规模、更高的行业地位、更多的政企资源，且管理层激励往往与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挂钩。市场也愿意在产业景气期给扩产高估值，但如果全行业争相扩产，供给过剩和价格战之后，紧接着就是景气下行和利润萎缩——光伏、锂电、面板，过去几年都经历过这个循环。美的百亿注销式回购之所以成为“异类”，恰恰因为它打破了这种惯性。

如何制造比美元更大的潮汐？

对于已成体系的“美元潮汐”，被动防御显然只能减少伤害。真正的解法或许是创造一个比美元更大的潮汐，从而让全球资本在美元退潮时有一个比回流美国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中国债券市场总规模已突破200万亿元，A股总市值超110万亿元，池子的体量已经够大，但关键是让全球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资产要有可信的回报。以股市为例，截至2026年8月末，美股的估值分位数已处于历史90%以上的极高水位，而A股主要指数仍处于历史前50%的低估值区间，但9月A股表现仍大幅落后于美股——便宜是安全垫，却不是上涨的理由。全球资本在美元退潮时如果选择留在人民币资产池，需要的不仅是“更便宜”，更是“更值得”。

其次，要有独立的流动性供给能力。当美元退潮时，人民币体系必须能够反向提供流动性。2026年6月，央行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作质押，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这是在为全球央行提供一个“美元之外的流动性备用方案”，意味着当某个国家面临美元流动性紧张时，不必被迫抛售人民币资产来换取美元。同日，央行授权六大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目标是建立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

从减持美债降低美元敞口，到设立离岸人民币中心提供独立定价场所，再到为境外央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构建安全网，与其说是为了“打赢美元”，不如说是为了在美元退潮时全球资本有一个“不回流美国”的选项。

在这个过程中，注销式回购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它为人民币资产池提供了“长期复利型资产”，而非短期博弈筹码。当一个市场的头部公司开始系统性地把超额现金用于缩股增厚，而非盲目扩产或维持“融资惯性”时，这个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才会发生质的改变。

美的从“异类”变成“标杆”，但长路漫漫

这套“潮汐工程”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历史上真正完成过这一跨越的，正是美元自己。回顾历史，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本质上是美国制造了一个比英镑更大、更有吸引力的流动性池。

如果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锚定地位，那么真正让“美元潮汐”成型的，是美债市场的深度、美股市场的吸引力、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出，这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全球资本无法拒绝的池子。实际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凯恩斯曾代表英国提出“国际清算同盟”方案，试图以“班科”（Bancor）作为超主权货币来制衡美元。但这个方案被美国否决。此后八十余年，美元体系不断强化，全球反复经历“美元潮汐”的冲击，而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规模足够大的替代池。

回到美的。100亿元的注销式回购，不仅在于它增厚了多少每股收益，更多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正在形成的共识：一个资本市场只有让投资者相信“把钱投进来能拿回去”，才能吸引全球资本的长期驻足。

美的也正从“异类”变成“标杆”。近期宁德时代宣布拟回购上限高达400亿元A股并全部注销，中远海控完成7.55亿元A股回购后全部注销，格力电器、五粮液等龙头相继跟进。A股正从“融资市”向“回报市”缓慢但真实地切换，而其切换的速度决定了“美元潮汐”下一次退潮时，全球资本是否会开始认真考虑一个“第二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美股回购文化有制度性支撑：美国税法中，企业发放股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股票回购通过减少流通股本提升每股收益，投资者卖出时只需缴纳资本利得税且可自主选择时机递延纳税。管理层薪酬普遍与每股收益增长绑定，回购是立竿见影的手段。更关键的是，尽管以美国国债为基准的无风险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标普500成分股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回购的占比依然显著提升，恰恰说明在美股体系中这是一种被制度激励的理性行为。

规避“美元潮汐”的答案，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人民币资产池要成为一个有分量的替代选项，必然还有十年甚至更长周期的建设之路。这条路上，需要成千上万个“美的”做出同样的选择，也需要一个真正让全球资本相信“进来能赚钱、赚了能拿回去”的制度生态。（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