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细菌正带来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噬菌体是一种可以“吃掉”细菌的病毒，成为了应对耐药菌的新武器。现在，噬菌体治疗正在全球复苏，在中国最新的相关政策中，它被视为先进的医疗手段，可与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并列。

作者：刘晓诺

封图：本报资料室

“朱院长，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要捐肾。”2017年夏末，朱同玉接到患者沙老的一通电话。

朱同玉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移植科的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有人叫他“朱大胆”，因为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手术。

但接了沙老的电话后，他心里“咯噔一下”。这颗肾捐不了，他也治不好。沙老的泌尿系统感染了对抗生素耐药的超级细菌，最好的抗生素也无法治愈他。

朱同玉见过不少这样的超级细菌感染者。有人严重泌尿感染，每天需要小便几十次；有人浑身遍布十几个脓包，每个脓包里有几百毫升脓液；有人腹壁上长出两个反复溃烂的巨大肉芽肿、手术切除三次都复发……

世界卫生组织曾多次警告，超级细菌正带来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一份国际报告显示，到2050年全球被超级细菌夺去生命的人数可能上升至1000万人，将超过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数，在中国这一数字或超过100万人。

朱同玉想到国内还没有医院使用的噬菌体疗法。噬菌体是一种可以“吃掉”细菌的病毒，它只裂解细菌，不感染人体细胞，几乎无害。听到有新办法，沙老说“自己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朱同玉为沙老启动了中国第一个噬菌体临床研究。经过8个月的治疗，沙老体内的超级细菌被彻底清除。

2018年至今，朱同玉团队已用噬菌体救治了400多名像沙老这样走投无路的患者。

朱同玉团队还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聚焦人体治疗的噬菌体研究所，把噬菌体治疗从一家医院扩展到了全国30多家医院，后来，他们决定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朱同玉又指导学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人用噬菌体公司——创噬纪（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创噬纪”——从这家尚处在早期的公司名字中，不难看出它的远大抱负。4年内，公司估值从2000万元涨到超2.6亿元。他们正与20多家医院合作开展噬菌体治疗，也在准备去做中国第一款噬菌体药物。除了严肃医疗场景，他们还计划探索噬菌体治疗青春痘、冰箱杀菌、宠物治疗等多项应用。

噬菌体治疗正在全球复苏。在中国最新的相关政策中，噬菌体治疗被视为先进的医疗手段，可与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并列。

“我们的短期目标是让耐药菌感染的病人能够有药可治，长期目标是让人类对抗细菌有一种全新的手段。”朱同玉说，“现在，中国在噬菌体最前沿的领域与美国、欧洲并跑。我想，五年以后我们就是领跑——这是我们的目标。”

图右：因为细菌的覆盖，培养板呈黄色。每个格子里有一种噬菌体，出现透亮的空斑，就说明它把细菌“吃”掉了

为一个患者建一个研究所

沙老是朱同玉的老患者。2004年，朱同玉在中山医院为他做了膀胱癌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术后4年，沙老出现了顽固性尿路感染。10年里，沙老在多家顶尖医院已遍访名医，都未能得治。

他的膀胱容积本身因手术后变得很小，感染后雪上加霜，每天需要小便几十次，尿液中都是脓液，经常因尿急尿痛大汗淋漓。疼痛不分日夜，抗生素吊水一停就会感染复发。

沙老感染的是多重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就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发布最急需新型抗菌药物研发的12种“超级细菌”清单，沙老感染的“超级肺克”排在榜三。然而，开发一款抗生素新药至少要数年时间、数十亿美元，远不及细菌变异的速度。

朱同玉虽是外科医生，但细菌感染在他的工作中一直如影随形。他做过上千台肾移植手术，往往手术很成功，然而，感染成了肾移植患者术后第一年的第一大死因。

2016年1月，朱同玉调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院长），在这里遇到很多肝病、艾滋病、结核病合并重症感染的患者。朱同玉惊讶地发现，医院每月要用两万多支最好的抗生素，这说明常用的抗生素已“前线失守”。

在沙老找来前不久，朱同玉才了解到噬菌体疗法。2017年4月，朱同玉遇到台湾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病毒学专家陈立光，他用噬菌体治好了耐药菌。几天以后，朱同玉在一场学术会议上遇到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郭晓奎，他研究了一辈子噬菌体，但一直苦于无处应用。

2017年8月，上海噬菌体与耐药研究所（下称“上海噬菌体所”）在上海公卫中心成立，朱同玉任所长，郭晓奎和陈立光任副所长。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开展中国第一个噬菌体治疗的临床试验，把沙老治好。

然而，当时国内没有医院开展噬菌体治疗，做先行者必须慎之又慎。当时上海公卫中心的党委书记是中国传染病顶尖专家卢洪洲，他先用最好的抗生素给沙老进行两轮治疗，都复发了。确定遇到“抗感染的天花板”后，伦理委员会又经过三轮讨论，终于同意他们开展中国第一个噬菌体治疗临床试验。

2018年1月，沙老作为首个患者入组，治疗持续了近8个月。国内外都没有治疗先例可参考，朱同玉的团队天天做病例讨论。他们在陈立光和郭晓奎的噬菌体库里，找到了可用的噬菌体，并选择进行噬菌体膀胱灌注治疗。

上海公卫中心泌尿外科主任包娟和感染科团队是沙老的临床负责人。包娟说，由于泌尿道的特殊结构，噬菌体灌进去之后，还没来得及在体内复制增殖、裂解细菌，就会被排泄出来。该怎么灌、灌几次、间隔多久灌一次、要让患者憋尿多久，都只能摸索着进行。

三轮膀胱灌注每轮都有效果，但仍会复发。团队发现，原来是患者上尿路的两侧肾盂都有感染。医患共同下定决心，采取了有创的第四轮治疗：先给双侧肾盂造篓，排出积液后，通过造瘘管进行噬菌体灌注，噬菌体随尿液排到膀胱，这样就覆盖了整个感染的泌尿系统。

2018年8月，沙老泌尿系统的超级细菌被彻底清除，顺利出院。后来，他实现了自驾游的梦想。2024年11月，沙老因肿瘤复发和其他并发症去世。

右二：包娟；右三：吴楠楠

“代表全中国耐药人向您申请治疗”

“沙老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也给国内所有做噬菌体的人带来一丝希望。”朱同玉说。沙老出院同月，上海噬菌体所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并发起首届超级细菌感染与噬菌体防治高峰论坛，此后成为中国每年参会人数最多的噬菌体大会之一。

然而，作为新疗法，医生们接受它需要一个过程。最初四年，不仅感染科专家不认可，朱同玉在中山医院的科室都不认可。他们在等更确切的临床证据。

2018年，噬菌体临床试验入组2人。2020年入组28人，其中有4名危重症新冠患者出现了继发鲍曼不动杆菌感染，顶尖感染科医生认为已无药可用，患者入组接受噬菌体治疗后，2名患者康复出院，2名患者虽然感染获得控制但因器官衰竭去世。

团队对2018—2023年的临床数据做了初步统计分析，在182例受试者中，所有细菌清除率是48.05%，临床症状改善率是78.29%。总不良事件发生率为8.79%，约为抗生素治疗的一半，常见不良事件为发热，极少数出现皮疹和呼吸急促。

噬菌体并非万应灵药。如果团队没有能裂解细菌的噬菌体，他们也束手无策。还有些患者基础疾病很严重，感染只是他们面临的危机之一，临床试验过程中曾出现过患者死亡的情况，经研究团队综合判断，这些死亡案例与噬菌体治疗不相关。

后来，团队多名成员的亲人也因病入组接受了治疗，获得良好疗效。有些久治不愈的患者听说上海公卫中心能治病，专程从全国各地来找朱同玉、卢洪洲、包娟等专家，有些患者还是瞒着自己的感染科医生偷偷过来。

随着抗生素的使用，它对细菌的有效性确实在下降。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全国三级医院流感嗜血杆菌对头孢克洛的耐药率，从 34.9%增长到了54.5%。

朱同玉还很担心，中国长期存在抗生素滥用现象，这或将加剧我国的细菌耐药威胁。据统计，2011年中国抗生素人均年使用量曾达约138克，约为美国的10倍。很多基层医院一遇到感冒发烧就给患者打点滴；有人习惯把抗生素当消炎药吃；在农业和畜牧业中抗生素也被大量使用，最终会进入环境和人体。

噬菌体给大量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许多病人为噬菌体而来，虽然培养出耐药菌，但最终未能入组治疗。

2021年4月，49名患者给朱同玉写了一封联名信：“不知教授您是否知道公卫泌尿外科这噬菌体申请入组情况这么难。在门诊时看包主任眼神，听包主任语气，也对多重耐药是非常重视的，似乎也是希望噬菌体推广呀……病人是满怀希望而来，失望而回。”

他们要“代表全中国耐药人”，向朱同玉申请噬菌体治疗。

中国首家噬菌体临床应用公司

联名信事件说明，患者有需要，而研究所的力量终究有其上限。

一方面，当时的团队最多只能承受3—5名患者同时入组，每名患者平均需要2—3轮治疗，每轮都要多次进行配型筛选、扩增制备、质控等工作。加上科研等常规任务，团队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已几乎全年无休。

另一方面，噬菌体配型和质控、环境喷雾的成本大约是800元—1200元/次，噬菌体制备和良好生产规范（GMP）厂房的成本更高。噬菌体治疗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医院不可以收费，成本要由研究者筹集承担。

吴楠楠是上海噬菌所第一个员工，他在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取得病毒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加入上海公卫中心，2017年起从建所开始全面参与各方面工作。据他介绍，在2021年之前，上海噬菌体所累计已获得近千万元的研究经费，但经费大部分还要用于科学机制研究，只有少部分用于临床。

朱同玉常对团队讲，“我们研究的成果，要么到书架上，要么到货架上”，一定要让患者用上。2021年5月，朱同玉调离上海公卫中心，出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此后，他就开始指导他的学生团队，筹备中国首家主要做噬菌体临床应用的公司。

2022年1月，创噬纪成立。公司名是吴楠楠起的，他从上海公卫中心辞职后，全职做公司CEO。加入创噬纪的很多研发人员来自上海噬菌体所，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朱同玉任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晓奎、秦金红、包娟等专家也成为创噬纪的临床或科研顾问。

创噬纪得到了文周投资、亿生资本和徐汇科创投等机构的投资，两轮累计融资3000多万元。创业之初，创噬纪的估值约为2000万元，Pre-A轮（A轮之前）融资后约为2.6亿元。

走出研究所后，噬菌体治疗的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创噬纪要在专利等问题上与成员原单位完全划分清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他们针对临床常见的7种耐药菌，从头搭建了新的噬菌体库，配型效率更高。患者要拿到个性化配方，需要等待实验室收到细菌样本，再进行配型、效价验证等工作。原本这些过程需要两三周，现在创噬纪可以在24小时之内完成。

吴楠楠说，早期上海噬菌体所的每例总治疗成本接近8万元，创噬纪成立后渐渐把成本压到了每例3万元。

在创噬纪的实验室。前排右一：朱同玉；左一：陈立光。后排右一：吴楠楠

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两步是先烈

朱同玉团队至今一直在通过临床研究的方式，开展噬菌体个性化治疗，这是卫健委主管的医疗技术路线。做药是另一条路径，意味着要做完三期临床试验，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最终给符合条件的不特定多数患者使用。

中国噬菌体个性化治疗已是世界领先水平；不过，全球更常见的路线，还是做药。2026年1月中旬，美国公司Armata的静脉输注型噬菌体管线AP-SA02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阶段。

近期，创噬纪正在进行Pre-A+轮融资，计划融资2000万—3000万元，主要用于推动一款噬菌体药物管线的开发，计划在两年之内拿到首个新药临床试验批件（IND）。

“抗生素的市场有多大，噬菌体的市场就有多大。”创噬纪的首席运营官朱飚说，“噬菌体和抗生素不是头对头的竞品，而是要手拉手联合增效。”

他解释：第一，噬菌体是“精准狙击”；第二，它可能会引起耐药菌本身的变化，可能使它对抗生素重新敏感。联合用药可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和开支、降低抗生素的不良反应，也会延缓人类面临耐药菌侵犯的情况。

毕诚是文周投资的投资人，也是创噬纪的董事。他很早就建议过创噬纪应该做药。根据投资人的经验，生物科技公司一般都要走上药品注册之路，新药临床试验申报（IND）是重要的里程碑。他坦言当时的顾虑，“如果公司一味研发、没有里程碑式的进展，下一轮融资会很难。”

回头看，毕诚感到朱同玉的战略眼光非常敏锐，他不仅在培育一家公司，更是在培育一个行业。

朱同玉最初做噬菌体临床研究时，几乎没有任何指南和标准。近几年，各项关于噬菌体的治疗专家建议、质量标准专家共识、质量要求团体标准、临床应用管理专家共识陆续形成，朱同玉团队正是中坚力量。

从2024年到2026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同玉，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针对噬菌体的研究与应用提交提案。2025年6月，噬菌体被纳入国家药监局的“先进治疗药品”（尚在征求意见）；10月，国务院发布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下称“818号令”），其中也包括噬菌体新技术。创噬纪也代表产业界参与了相关配套指引的起草。

“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两步是先烈。”朱同玉说，“我们的钱也不多，国家指南也还没出，又在资本寒冬，那时候去做IND，资金链可能就断了。要有诗和远方，也要吃饱肚子。”

朱同玉给创噬纪确定了下一步方向：一是要往做新药的方向去努力；二是要继续通过医疗技术的方式，和医院开展合作。

2026年3月底，经济观察报在上海见到创噬纪团队时，他们正在与合作医院整理已有的临床数据，以备接下来按照818号令进行相关申报。

根据818号令，新技术在完成备案临床研究、证明安全有效之后，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医院可以转化收费。这意味着，医院和生物科技公司有了一条“回血”的途径。

除了严肃医疗之外，噬菌体还有很多应用场景。“我们在抗生素无药可救的患者身上进行试验，是先从最难的部分做起。”朱同玉举例说，家用冰箱里的细菌其实非常多，可以用噬菌体冰箱喷雾解决；青春痘的成因之一是痤疮丙酸杆菌感染，可以用噬菌体做面膜或者雪花膏，这都是创噬纪正在开发的产品。

朱同玉说，噬菌体也是改变人体微生态环境的一个手段，与益生菌和粪菌移植类似，但细菌直接口服有一定风险，如果未来升级到口服噬菌体和噬菌体移植，则对人体几乎无害。此外，细菌导致的食物腐坏、宠物腹泻或农作物减产等，都有噬菌体的应用前景。

走进全国30多家医院

实际上，噬菌体并不是一种新事物，它的历史甚至比抗生素疗法更悠久。

1917年，法裔加拿大科学家德赫雷尔发现、命名并开创了噬菌体疗法。此后，噬菌体在多个国家都曾被用来治疗痢疾等疾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德国军队也曾使用噬菌体治疗感染。

1958年，中国微生物学宗师余㵑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成功开展了中国首例个性化噬菌体治疗。同期，大连、兰州、成都等生物制品所也生产并应用过痢疾噬菌体药品。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抗生素这一抗菌利器实现量产，噬菌体渐渐被人遗忘了。只有在格鲁吉亚、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至今仍有噬菌体药物售卖。

在国际上，噬菌体治疗复苏的时间约在2017年，当时美国的“金字塔案例”轰动全球：美国人帕特森在埃及感染了鲍曼不动杆菌，抗生素治疗无效，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他第一次批准了噬菌体治疗，治疗最终成功。此后，噬菌体行业渐成热门，美国一个军用噬菌体库转型成立民用公司，多家噬菌体公司纷纷上市。

在国内，朱同玉拿出“布道者的热情”推广噬菌体。现在，全国共有30多家医院已在开展噬菌体治疗，其中20多家与创噬纪合作。

根据创噬纪与国内主要噬菌体治疗团队的统计，截至2025年10月，在中国几个主要临床试验中心里，噬菌体治疗案例共562例，其中上海358例。现在，深圳、杭州、南京、长春、济南、郑州、重庆、成都、长春等地也有医院在进行噬菌体治疗。

国内接受过噬菌体治疗的最小患者仅有9个月大，她叫小雨。由于基础疾病，她一出生就住进了新生儿病房，必须使用呼吸机，此后她感染了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家长3个月来带她在多个城市求医，未能治愈。

在一名外地医生的推荐下，小雨一家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25年初，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闫钢风团队联合创噬纪，通过雾化把噬菌体制剂输送至小雨的肺部，72小时内顽固的菌群就被瓦解，未引发不良反应。1个多月后小雨顺利出院。

闫钢风团队至今为大约20个儿童患者开展了噬菌体治疗。闫钢风介绍，儿童和新生儿的抗感染选择很有限。在成人中常用的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常规药可能影响软骨发育；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等药物有肾毒性和神经毒性，还可能导致永久性耳聋。2025年，有针对鲍曼不动杆菌等多个耐药菌的抗生素新药上市，成人已在使用，但它们几乎都没有儿童适应证。

深圳是上海之后的第二中心。2020年，深圳先进院的马迎飞团队与深圳市人民医院合作，开展了深圳首例噬菌体治疗。2021年，卢洪洲赴任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重新组建了噬菌体治疗团队。

卢洪洲说，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希望通过818号令规则转化噬菌体技术，通过合规收费，支撑研究的发展，“朱同玉和吴楠楠他们探索出很好的转化路径，我们现在也在尝试。我的理想状态是让噬菌体像抗感染药物一样，在药店里就可以购买”。

年轻人在做产业时，朱同玉又继续去做科学研究。2024年底，朱同玉依托中山医院建立了复旦大学噬菌体研究所。2025年，他先后获得了国家卫健委前沿生物技术重点专项和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的资助。

朱同玉的目标是把天然的噬菌体升级成人工再造的噬菌体，“未来遇到一种病菌，我们就给它造个噬菌体，叫病人能够用上”。

（文中涉及的中国患者，均为化名）

 

纵使汽车在AI时代有了全新的定义，但无法否认的一点是，汽车仍然是载人工具，AI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更好地给人服务，而不是相反。

作者：高飞昌

封图：图虫创意

技术的进步和消费市场的变化，持续为汽车增添着新的定义。在4月24日开幕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是“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有说“AI定义汽车”的，有称汽车是“智能机器人”的，也有称汽车是“AI智能体”的。总之，现在的汽车，与AI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关联。

就在两三年前，行业中流行的说法还是“软件定义汽车”，而现在，AI成了定义的主角。事实上，近些年行业对汽车的定义，一直在变。比如，因为新能源汽车带着大电池，一些人就称之为“分布式移动能源”，这是从能源角度给汽车下了一个定义；再如，随着网约车业态的发展，汽车还一度被定义为家庭和办公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这是将汽车视为一个移动出行载体而下的定义，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么提了。

新能源车在十年前还是“新物种”，但很快，“新能源是上半场，智能化是下半场”的说法不胫而走。伴随着人机交互座舱和辅助驾驶功能大量上车，“软件定义汽车”成了大多数企业的口头禅。当比软件规则更强大的AI算法兴起之后，“AI定义汽车”就出现了。

那么，汽车究竟该怎么定义？从产品体验来看，功能更多、体验更全面的产品往往更受欢迎。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汽车产业通过新技术的变革，可以催生出更丰富的业态，扩大产业的边界，并服务于更多的人。

但如果把时间调回十多年前，汽车几乎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那就是交通工具。这样的前后变化引发一个思考：当汽车被新定义加身，其最初的定义还是否奏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着行业未来的走向。

无AI，不汽车

从本届北京车展看，几乎每一家整车企业都在极力强调AI的重要性，不论是车里的AI助手，还是基于AI大模型的辅助驾驶，AI充斥着汽车的每一个角落。

过去喜欢讲“颠覆性技术”的，主要是以“蔚小理（蔚来、小鹏、理想）”为代表的中国新造车企业，它们本身就是靠着新思维、新模式加入造车行列的。但现在，不管是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安、长城等传统大厂，还是以BBA（奔驰、宝马、奥迪）为代表的外资品牌，无一不在讲AI。外资品牌讲AI的道理不难理解，近几年，为了缩小与中国品牌在智能化技术方面的差距，外资品牌普遍与中国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大量使用新技术，这其中就包括AI。

从品牌营销的角度说，当下提AI，约等同于表明自家产品“技术先进”。有的品牌说，自己的汽车可以“自主学习”“自动进化”；有的品牌干脆说，自己的汽车就是“AI原生汽车”。类似的措辞，在各大汽车品牌的宣传中都能找到。

AI不仅限于营销话术层面。一些车企的展台上展出了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和汽车放在一起。这些企业普遍认为，汽车就是如同机器人一样的具身智能体，它们的硬件和“大脑”存在很多共通的地方，只是形态不同而已。汽车企业大量涉足具身智能领域，也是本届北京车展上的一大看点。

除了整车厂，展馆里为数众多的汽车产业链公司，也在大力展示AI和具身智能相关技术。以前做芯片的、做座舱的、做辅助驾驶的公司，现在都开始讲同一个故事——AI。

这还不是全部。根据很多车企的说法，被AI改变的不光是肉眼可见的汽车产品，而是从研发、选材、生产、制造、测试乃至销售服务的全流程，AI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产线上的质检环节、测试场的仿真实验，都用上了AI技术。

汽车的全生命周期，都在被AI改写，这是“AI定义汽车”的整体涵义。

从汽车产品看，AI改变了汽车上的软件，也改变了硬件。像制动、转向等与汽车驾驶有关的硬件，已告别机械操作，转由电信号和算法来控制。据此，很多人相信，汽车的底层逻辑已发生了重大变化，AI时代的汽车和过去的汽车，有了代差式的鸿沟。

汽车，该如何定义

尽管AI给汽车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汽车究竟该怎么被定义，是不是就变成了大号的数字生命体，仍值得探讨。

在传统观点中，汽车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交通工具，能够将驾乘者或货物从A点运送到B点，这是最关键的。传统时代人们对于汽车的分类也比较简单，大体是基于交通工具属性上的功能延展，比如轿车、越野车、皮卡等。

进入新能源、智能化时代后，汽车的分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动力类型十分多元，可分为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电混动车、增程混动车、纯电动车、氢能源车等。叠加原本的功能划分，汽车的类别变得空前复杂化。智能化应用方面，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等已变得不可或缺。甚至，冰箱、彩电、沙发这些配置，也变成了汽车的标配。

也因此，近些年车企更倾向于通过“使用场景”来划分汽车品类，而不单单是从轿车、SUV、MPV、硬派越野等维度来区分。可以看到，在燃油车时代属于小众品类的MPV、旅行车、猎装车等，在新能源智能化时代同样能够收获大量用户，这表明消费者对汽车的价值取向有了改变。

AI上车，是汽车智能化发展到现阶段的具体体现。但当各家企业都用上了AI，谁的AI更好，就成了一个新问题。

不同的AI，其算法、算力、数据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同，这一点在辅助驾驶领域有着很直观的差异。但目前看来，究竟谁的辅助驾驶方案更佳，行业还没有一套好的评判标准。以辅助驾驶的感知为例，纯视觉型和融合型等不同的技术流派之间就存在不同的观点，面向物理世界的通用型AI和只匹配辅助驾驶规则的AI，两者之间也千差万别。

纵使汽车在AI时代有了全新的定义，但无法否认的一点是，汽车仍然是载人工具，AI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更好地给人服务，而不是相反。

“为用户造车”，这是很多企业的造车理念。但在实践中，不同的企业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到底如何定义汽车，这实质上与汽车企业开发产品的优先级有关：如果将汽车视作为人服务、需要确保人的核心利益的产品，那么就需要遵循制造业的规律，在产品安全、质量方面严格把控，并将这些作为底线；反之，如果将汽车视为可快速替换的电子产品，就可能会为了追求效率而减少必要的开发验证环节，这不仅带来产品安全隐患，还会影响产业链的稳定性。

一家汽车企业对创新技术和行业底线的态度和认知，将决定着其在中长期竞争中的身位。AI汽车对于安全和质量的追求，应该是变得更高了而不是更低了。新能源汽车普遍有大马力，那么如何“控制马力”，才见真功夫；智能汽车普遍有大屏幕、辅助驾驶，那么如何“适可而止”而非“功能堆砌”，同样是学问。近两年汽车行业频发的安全事故，已经为“速成式造车”敲醒了警钟。

行业还需要思考的是，多元的动力形式、智能化的应用，本应让汽车变得更加个性，但市场上呈现出来的正好相反，汽车的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在AI时代，什么样的品牌才算是高端品牌？什么样的产品才能有更好的溢价？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能够作答。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一些中国新能源汽车高端品牌，分流了外资豪华品牌的核心市场份额，但中国品牌并没能因此获得更高的溢价。在中国市场，新汽车该如何构建起清晰的品牌价值体系，还需要时间沉淀。

在AI时代，汽车产业的效率得到了提升，汽车产品也变得更智能，这是AI对汽车产业正向推动的一面，但汽车是否会因AI而变得更可靠、更让人信赖？功能越加越多的AI汽车，在复杂极端情况下的可靠性，才是检验其水准的最终标准。

从新能源汽车兴起至今十多年间，行业曾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去定义汽车，但这些定义只是附加值，汽车的交通工具属性并没有改变，为人服务的逻辑也没有变。若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附加值也将不复存在。

 

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车险也很薄弱，现在没有车险上不了路；机器人要真正走进市场，保险能不能跟上是同一个问题。汽车能大规模上路，和车险走向强制化是同一个过程；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商业化推进，也是同一个路径。

作者：郑晨烨

封图：图虫创意

2026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保财险”）完成了一笔5976元的理赔。

出险的是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该台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倾覆，主体摄像头及零部件损坏。承保方人保财险依照机器人主机厂出具的维修报价清单完成定损，按保险合同约定完成赔付。经济观察报记者从人保财险方面获悉，这是全国首例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理赔案件。

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作为一个险种，早在2025年就已经有保险公司推出，相关产品备案陆续落地、承保动作陆续启动，但走到理赔这一步的，这是第一单。

出险机器人来自擎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天租”）。作为一家机器人租赁平台，其业务是把具身智能机器人租赁给商场、舞台、展会、文旅等商业场景的客户，自身并不持有机器人资产，通过合伙人体系在全国各地运营。在一年多时间里，该平台上已有超过千台机器人完成投保，总保额超过2亿元，主要承保方即为人保财险。

“每一台进入平台的机器人都必须采购保险，没有例外。”擎天租CEO李一言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车险也很薄弱，现在没有车险上不了路，机器人也将是一样的路径，保险对机器人租赁这门生意来说是前置条件。

5976元的赔单是怎么核出来的

机器人出险之后，要走的第一步是定损。

在传统的设备保险里，定损有现成的路径，保险公司有自己的定损员，行业里有第三方公估机构，零部件和维修服务有公允的市场报价。比如，汽车出了事故，4S店和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之间有一整套成熟的对接流程；工厂设备坏了，也有行业专家和公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依据。

但对机器人保险而言，上述这种成熟的配套体系目前都还没有。原因也很简单：具身智能机器人进入商业场景的时间不长，产品本身也还在持续迭代中。

市面上没有专门针对机器人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的维修网络，一台机器人的摄像头坏了、关节松了、某个模组烧了，对应地要花多少钱维修，外部人员说不清楚，只有机器人的主机厂自己清楚。

人保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在回复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市场上缺乏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维修网络。对此，承保方的做法是，和机器人主机厂签订合作协议，由主机厂出具维修报价清单，保险公司按清单上的内容完成损失核定。

全国首例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理赔案件5976元的赔单就是这么核出来的——出险机器人发生碰撞、倾覆之后，主体摄像头及零部件损坏，主机厂按自己的定价体系出具了一份维修报价清单，保险公司对照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核定了金额，完成赔付。

据人保财险方面介绍，在这张首例赔单之后，同一险种下又陆续有几笔赔付落地，其中金额最少的一笔为400多元，目前首批赔付累计金额已超过一万元。

当然，整套流程，还是需要从被保险人报案开始。被保险人报案时，需要提供保单号、机器人序列号、出险的时间和地点、事故的大致经过。报案之后，保险公司的理赔专员会在较短时间内联系报案方，告知需要准备的材料和后续的注意事项。

随后则是现场或远程查勘，拍摄受损部位、记录事故现场、固定证据。定损环节由保险公司和主机厂指定的售后点共同完成，按照主机厂给出的维修方案核定金额。最后，单证齐全之后，保险公司在约定的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

从经济观察报记者获得的保险条款看，目前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本身可以分为两部分——本体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其中，本体损失险承保的是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自身受到的损失。保险责任覆盖的范围包括机器人在作业、停放、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意外碰撞、倾覆和坠落，也包括使用者操作失误或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还包括超负荷、短路等电气故障导致的设备损失。

除此之外，本体损失险还把网络安全事故纳入了保障范围，包括恶意软件或恶意攻击、黑客行为、拒绝服务攻击、非法使用或访问等导致的机器人系统故障或数据损毁。这一条在传统的设备险里是不存在的，是机器人作为联网智能设备才需要覆盖的新风险。

第三者责任险针对的则是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意外造成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情况，按合同约定的保额和免赔条款进行赔付。保额目前有几档可以选择，常见的是10万元、30万元、50万元三档。

根据上述人保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的介绍，和传统财产险、设备险相比，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保险产品有两处明显不同。

其一是保障范围。传统财产险、设备险一般只保障设备本身的损失，覆盖的是单一维度的风险，机器人保险则是同时把设备本体损失和第三者责任这两项责任放在了一个产品里。这是因为，机器人和传统固定设备不一样，它会移动、会在人群中活动、会主动和环境发生交互，出险的形态不只是自己坏了，也可能撞到人、撞到物，单一保障范围覆盖不了这种复合风险。

其二是使用地址。传统的财产险和设备险，投保时都要明确设备的存放和使用地点，但机器人保险不约定具体的使用地址，只要在境内（不含港、澳、台）使用均可投保。

不约定使用地址这一条看起来不起眼，但对机器人租赁业态来说则非常关键。因为一台租出去的机器人，今天可能在上海的商场做导览，明天可能在杭州的舞台上演出，下周可能又被送到厦门的展会做迎宾，如果保险合同里锁死了使用地址，机器人每换一个场地就要走一遍批单流程，租赁这门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

不约定地址，等于把机器人从“固定资产”这个保险框架里拆了出来，按照“流动资产”重新设计了保障方式。

这也直接决定了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最先从哪个环节起量——租赁平台已经先于其他投保主体把规模跑了起来。

“把多方扯皮的局面收敛到一张保单里”

机器人保险目前的投保主体，以机器人主机厂和机器人租赁平台为主。

主机厂是指生产、销售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整机厂商，智元、宇树、优必选都属于这一类。机器人租赁平台拿到机器人之后，自己不做一线运营，而是通过合伙人体系把机器人配到全国各地——合伙人是加盟在平台下的一线运营方，负责接单、对接商场和舞台、具体执行机器人的演出和展示。

在租赁模式下，由租赁平台统一投保是目前的主流做法。比如，租赁平台按年度整批为自己管理的机器人采购保险，投保、续保、出险理赔的所有动作都由平台统一处理，合伙人和终端客户不用自己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这种模式对保险公司和租赁平台都省事——保险公司面对一个统一的企业客户，管理成本更低；租赁平台则可以把保险成本打包进合伙人的服务包，相当于给整个商业链条加了一层兜底。

擎天租是目前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投保规模最大的平台之一。李一言告诉记者，擎天租平台上已经有超过千台机器人完成投保，总保额超过2亿元；投保动作按年度统一进行，所有加盟的合伙人在缴纳服务包费用时，保险成本已经包含在内。

“公司的内部要求是每一台机器人都必须采购保险，这是机器人租赁平台进入商业场景之前就应该定好的规则。”李一言说，这条规则的背景是机器人在线下场景里已经出过不少事故。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机器人本质上是一台几十公斤重、关节可以高速运动的金属设备。

在机器人行业里，工业机械臂已经有几十年的使用历史，围绕机械臂的安全规范非常严格——工厂里机械臂的工作范围内是不允许有人员进入的，或者用安全围栏、光栅、急停系统把人和设备硬性隔离开。另外，近些年协作机械臂这个品类之所以能被单独拎出来，核心突破就在于把力控、碰撞检测、功率限制这些安全能力做进了设备本体，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可以和机器站在同一条产线上。

相比之下，具身智能机器人（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走进商场、舞台、展会，面对的场景比机械臂更复杂——周围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有小朋友，有拍照的游客，会有各种突发状况。

或者说，具身智能机器人自身的安全设计还在演进，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通常又不可控。事故在这个阶段出现，几乎是必然的。

李一言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讲述了两起他亲历的事故：一起发生在商场的展示活动上——机器人所在的区域是瓷砖地面，机器人在移动过程中脚下打滑，失控之后一路往前冲，冲进了商场里的一家店铺，把店铺门口的玻璃撞碎了，现场有人被划破了胳膊；另一起发生在舞台演出现场——操作人员操作失误，机器人一脚踢在了LED大屏上，把屏幕踢碎了。

两起事故都不是机器人的性能问题。第一起是场地环境的问题，瓷砖地面摩擦力不够；第二起是人员操作的问题，操作员的指令出了偏差。但问题是，事故发生了，得有人负责。

“当时大家是一个比较扯皮的状态。”李一言说。场地方，比如商场，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因为活动是别人办的，场地只是租出去；活动主办方也觉得委屈，因为机器人是别人的，操作员也是别人派的，自己只是组织方；负责具体执行的一线合伙人，也觉得冤枉，因为自己只是按照流程在做展示，并没有失职；主机厂更觉得自己和事故无关——自家生产的设备又没有任何性能问题。

这两起事故，最后都是由活动主办方、机器人租赁服务商、机器人主机厂以双方或三方共同分摊的方式收尾。

这种处理方式在没有保险介入的阶段是常态，没有任何一方能完全甩开责任，也没有任何一方愿意独自承担，最后的结果就是各让一步、协商解决。

机器人租赁平台强制投保之后，这些原本在几方之间扯皮的损失，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承接口——出险之后，机器人租赁平台代表投保方向保险公司报案，损失由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处理，“原本三方扯皮的局面收敛到了一张保单里”。

同时，保险的介入对机器人行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反向推动。过去，机器人厂商卖设备更接近一锤子买卖——客户把机器人买走之后，使用的过程中如果出了问题，基本都是自行处理，或者和厂商点对点对接，维修服务没有形成行业化的规范体系，零部件也没有对外的统一定价，需要修的时候，厂商报多少就是多少。

但在保险规模化介入之后，情况就变了。保险公司要定损，就必须有一个可以对接的厂商售后渠道；要核定金额，就必须有一份可以参照的维修报价清单。这些要求反过来推动机器人厂商搭建一套标准化的售后体系，包括指定维修点、维修价格清单、零部件定价体系等等。

这是机器人行业过去几年一直没有系统建设起来的环节，保险的介入反过来让它运转了起来。

同时被推动的还有数据的积累。每一次保险定损，都要记录事故过程、损坏部位、维修方案等信息，这些信息过去是散落在各个使用现场的：一台机器人在商场磕了一下，服务商自己处理掉了，没有留下任何数据痕迹；另一台机器人在舞台上出了状况，活动方私下和服务商协商结了账，也没有进入任何数据系统。

但现在，因为理赔流程的存在，这些事故信息被系统性地记录下来，并汇集到租赁平台和主机厂手里。

李一言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急停键”的例子：机器人脖子上的急停键，本来是为安全设计的，按照机器人厂商最初的设计思路，急停键放在脖子位置，红色醒目，万一出了状况，使用者可以第一时间按下。这套设计在实验室里没问题，但到了真实场景就变成了意外痛点——比如，有的人在拍照时无意间碰到，机器人啪一下就瘫倒了；有的小朋友看到红色按钮，出于好奇按下去，机器人又瘫倒了。

这类情况反复出现，一开始没有人专门去统计，但在擎天租的客服体系里，这类反馈慢慢多了起来。平台把这些反馈汇总给相关主机厂之后，主机厂就在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上对急停键的位置做了调整，新的位置更加隐蔽，没那么容易被无意触发。

“这种问题在实验室里永远找不到答案。”李一言说，“只有大量真实场景的使用，才会把它暴露出来。”

保险流程让这类场景反馈从零散变成了规范。事故不再是“出了就出了”，每一起都要留下材料，每一起都要成为数据。这些数据一头流向主机厂，用来迭代产品；一头流向保险公司，用来调整承保和理赔的经验。

保险对机器人产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李一言看来，具身智能保险是机器人租赁这门生意能不能成立的前置条件。过去机器人进商场、进舞台、进展会，场地方和活动方最大的顾虑不是价格，是万一出事没人赔。机器人租一天几千块，但一旦出了事故，赔偿金额可能是租金的几十倍、上百倍。没有保险的时候，这些场景的进入门槛是模糊的，要进可以，但风险自担。

但在保险跑通之后，租赁平台可以向合伙人和客户做出明确的承诺——机器人出险由保险兜底，合伙人不用自己承担，客户也不用担心万一出事牵扯到自己——这样，合伙人才敢接单，客户才敢下单。

李一言强调，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车险也很薄弱，现在没有车险上不了路；机器人要真正走进市场，保险能不能跟上是同一个问题。汽车能大规模上路，和车险走向强制化是同一个过程；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商业化推进，也是同一个路径。

让人欣慰的是，眼下，机器人保险在政策端和产品端都在同步“向前走”。

2026年2月23日，科技部、金融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在“加快科技保险产品服务创新”一节中明确提出，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重点科技和产业发展领域，鼓励开发科技保险专属产品，探索建立专项风险准备金制度。

地方层面的动作更直接一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厦门、深圳龙岗等地相继出台了针对机器人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补贴力度从50%到80%不等，补贴上限则从单笔20万元到单户每年200万元不等。

但即便有政策鼓励，承保方仍然把这项业务定义为“起步阶段”。

上述人保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虽然机器人保险业务整体运行平稳，但产品推行初期仍需要更多承保和理赔数据产生，才能支持产品定价体系不断优化。保费的定价目前主要依据机器人的购置价值、应用场景、风险状况等基础因素，结合行业风险水平确定。

这张5976元的首例赔单，和超千台机器人的保单，只是这套机制积累数据的开始，机器人保险要走的路还很长。

 

本轮广东电力现货价格暴涨，实质上反映的是电力市场正在从“低价预期主导”走向“风险定价主导”。

作者：潘俊田

封图：图虫创意

大地量子创始人王驰在广东代理一些场站的电力交易，这个月以来，他的策略是让电量更多地走现货交易出清。王驰说，火电机组是广东电力现货价格上涨中最受益的电源。因为火电可以灵活地改变自己的出力曲线，多发电进现货市场就能“躺赚”。

广东电力现货价格在3—4月份长期稳居高位。3月31日全省发电侧加权价格曲线（燃气机组）部分节点突破900元/MWh（兆瓦时），4月14日19时突破1000元/MWh，即每度电超过1元。广州、深圳、东莞等用电节点长期高于800元/MWh。均价上，4月14日全省发电侧日前加权平均电价约0.678元/kWh，去年同期约0.308元/kWh（千瓦时），同比上涨超过120%。

广东现货电价首次站上1元后，不同主体面临不同选择：用电侧因为主要由中长期协议供电而尚未受到太大影响，但主要参与市场交易的售电公司则面临较大挑战。

王驰判断，因为电力中长期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差异主要来源于预期差，如果大家都预测夏天电价走高，中长期价格和现货价格的价差会缩小。

远景能源电力市场和资产管理总经理陈帝澎认为，广东省的电力现货价格上涨有其特殊性，但随着现货市场建设推进，电价不再只遵循原有的“稳中有降”的线性逻辑，而会越来越真实地反映供需紧张程度、燃料成本和系统灵活性稀缺程度。

为何走高？

陈帝澎分析，本轮广东电力现货价格走高，本质上是短期供需偏紧与一次能源成本抬升共同作用的结果。

据他介绍，短期供需上，广东近期负荷增长较快，主要是气温偏高带动空调制冷负荷明显上升以及工业生产在年后出现恢复。供应端上，广东多地出现春季检修、局部输电受限、来水偏弱等事件，整体供应减少。

今年4月初，广东大部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2—4℃，其中清远、肇庆、云浮、佛山等部分地区偏高4—6℃。深圳3月份月平均气温已经达到21℃，已经入夏，比常年平均偏早约1个月。4月14日，广东全省入夏。

陈帝澎说，广东电源结构里气电占比较高，当供需偏紧时，需要高成本机组进行发电，燃气发电成为边际定价电源，天然气价格直接影响广东电力现货价格。

美以伊冲突以来，国际天然气价格尤其是LNG价格出现迅速上涨。欧洲TTF价格长期处于40欧元/MWh以上。

陈帝澎表示，广东电力现货价格飙涨，不一定代表未来全国电力现货价格均会出现飙涨。他认为，广东的“特殊性”在于，广东本身是负荷大省，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气电比例高、受西电东送和区域资源配置影响更强，价格对燃料、天气和供需变化会更敏感。

但他也表示，如果后续出现全国性持续高温、来水不足、风光欠发、一次能源价格再度上行，那么全国范围内出现阶段性电价抬升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提醒，气和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国际气价上行不只是影响气电省份，未来也可能通过煤炭价格传导到更广泛地区。

市场博弈

一家在广东年签约量数亿度电的售电公司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这个行情下，很多售电公司都在亏。但他们会“尊重市场价格波动，在自己可控范围内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此类极端价格变化”。

另一家广东售电公司则表示，正在考虑如何将电力现货价格上涨传导给用户。根据广东电力交易中心规定，今年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签订的电力零售合同中，至少有8%的电量的电价联动现货价格、2%的电量的电价联动月度价格。最多90%的电量的价格可以选择一口价。

4月16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广东电力市场零售交易风险提示》，提出近期个别售电公司以现货价格持续走高，转为保底售电用户的结算价格可以更低为由，要求用户配合完成相关操作。广东电力交易中心表示，保底售电公司没有年度中长期合约，保底售电用户的结算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强相关，电力用户转为保底售电用户后的结算价格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苏州生利新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卓云开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当前电力现货市场的供需关系，主要受未通过中长期交易覆盖的电量，以及中长期电量与实际发用电负荷之间的缺口影响。如果售电公司持有的月度中长期电量高于其代理用户的实际用电量，超额部分可在现货市场出清；若其持有的中长期电量不足，则需要在现货市场购入相应电量，以弥补缺口。

因此，当现货价格走高时，中长期电量覆盖比例较低的售电公司，需要以高于中长期价格的现货电价购电，而发电企业则可以通过在现货市场以高于中长期的价格出售电力，并因此获利。

2026年4月，广东电力市场月度中长期交易综合价约0.372元/kWh，远低于4月份现货均价。

陈帝澎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很多售电公司在和用户签零售合同时，并不知道未来真实的批发购电成本。某种意义上，它签一个固定价或弱联动的零售合同，本质上就是在做空未来电价。如果此后批发成本平稳，售电公司可以赚钱；但一旦批发价格剧烈上升，而它又缺乏有效套保手段，就会非常被动。

何时回落？

根据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数据，广东电力现货价格正在回落。4月20日—23日，全省发电侧日前加权平均电价分别为 589.02元/MWh、525.99元/MWh、635.86元/MWh和549.47元/MWh。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均保持大于800元/MWh。

陈帝澎介绍，随着春季检修高峰逐渐退出，机组可用容量会逐步恢复；后续西南地区来水有望改善，可发水电有望增加，西电东送能力会逐步增强；跨省跨区支援电量增多，也可以缓解本地供需紧张。此外，跨省跨区调电是电力市场的重要补充，西电东送之外，随着区域现货和跨经营区交易机制逐步完善，外部资源可以更快地参与补充。

今年一季度，南方电网西电东送累计完成电量达415亿kWh，较计划多47亿kWh。

在送出端，今年年初南方电网全网水电蓄能处于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叠加四大流域（红水河、乌江、澜沧江、金沙江）来水总体好于去年，一季度全网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22.6%。

在接收端，今年一季度南方五省区用电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一季度全网系统发受电量37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其中广东、海南电力需求增长势头迅猛，同比分别增长7.8%、10.9%。

如果全国同时偏紧，比如夏季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或者来水普遍偏弱、风光普遍欠发，那么外部电力也会变贵，输电通道或会成为稀缺资源。跨区调电可以缓解局部紧张，但不能代替本地电源结构优化和系统灵活性建设。

陈帝澎预测，广东现货价格短期内会回落，但中长期看高波动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电力现货市场不是“低价市场”而是风险暴露最直接的市场，当供需宽松时，现货价格可能较低，但一旦碰上高温、缺水、燃料涨价、系统灵活性不足等事件时，现货会迅速反映紧张程度和成本压力。发电企业、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未来都要重新建立对于电价波动的认知。

陈帝澎说：“本轮广东电力现货价格暴涨，实质上反映的是电力市场正在从‘低价预期主导’走向‘风险定价主导’”。

陈帝澎说，如果政策长期只强调压低电价、压缩售电公司利润，却不允许市场主体合理反映风险和损失，那么最终很难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市场生态。真正成熟的市场，不是只允许赚钱、不允许亏钱，而是要让价格信号、风险承担和风控工具相互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