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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3年，大宋崇宁二年，大辽乾统三年。

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宋徽宗上台之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失去了耐心：中间道路不走了，他猛打方向盘，重新回到了宋神宗的变法路线上来。结果就是：韩忠彦和曾布下台，宋徽宗任用了一个新宰相。谁呀？他就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奸臣之一——蔡京。

宋徽宗为什么失去耐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量火烧眉毛的问题，朝臣们提不出解决方案。比如，缺钱。曾布就说嘛，当时国家财政进的少、出的多，国家仓库都是空的。但是你看大臣们天天在讨论啥。举个例子：这个阶段有一个言官，叫任伯雨，半年时间上了108道奏疏，差不多三天写两篇，真是作文小能手。但那上面都写啥了呢？那可重要了，写的全是关乎天下兴亡、社稷安危的大事，小事是一点儿都不写。你懂的，这就是明摆着只说空话，不理实务啊。我要是宋徽宗，整天看这样的空谈大道理的小作文，我也焦躁。

那把宰相换成蔡京的好处是什么？这蔡京是真能干、真解决问题啊。就说理财能力：蔡京上台后马上调整了食盐专卖的办法，立刻新增三百万缗收入，徽宗一看就来神儿了，哟，居然有这么多钱？但这还只是个“见面礼”，后来的事实证明，蔡京搞钱的本领确实很大。所以，甭管徽宗在内心里多不待见蔡京，也不得不频繁启用蔡京，这才有了后来蔡京四起四落的故事。

但是任用蔡京，当时大家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儿。

就说两点。第一是蔡京做事没有什么底线。他还没当宰相之前，就有人说这样的话：天下是好是坏，就看皇帝用不用蔡京。为什么？因为蔡京喜欢结交宦官。如果蔡京当了宰相，你放心，宦官就会得势。这是个连锁反应。那天下还能不乱吗？

后来果然啊：为什么徽宗这次会启用蔡京？徽宗和蔡京又不熟，就是因为有宦官——像童贯这样的人——还有一些皇帝身边的道士、皇宫里面的女眷，都被蔡京用各种方式搞定，天天在徽宗耳朵边上说他的好话。这种走歪门邪道的人，一旦上位，政坛风气肯定好不了啊。

还有一点，蔡京的行事风格也让人看不惯。我说个情境你感受一下：据说有一次上朝，太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偏偏就是蔡京，直接仰着头在那儿盯着太阳看，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特异功能。旁观的人就感慨说，这样的人日后必定大贵，但是，他如果得志，就是国家之大贼。你看，这就是他给当时人留下的印象：蔡京确实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儿，但是像直接能拿肉眼看太阳这样的本事，就让人感到有点儿邪门儿，有点儿狠辣。当时有句顺口溜，叫“大蔡小蔡，还他命债”，就是说——蔡京，还有他的同胞弟弟蔡卞，跟他们活在一个时代，真是倒霉啊，上辈子欠他们俩一条命啊，这辈子是来还他们债的啊。你听听，这都是啥口碑。

你可能觉得，这不意外啊，他是蔡京嘛，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奸臣之一嘛。但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在所有中国朝代里，大家最想穿越回去的就是宋朝。因为宋朝不光政治宽松，而且老百姓福利好——有养老院、有公立医院、有公共墓地、有弃婴收养制度、有冬天给流浪汉的收容站。

这是真的吗？真的。但是请注意哦，这套福利体系不是北宋一直都有的。它的大规模建设和全国性推广，就发生在蔡京当宰相期间。奇怪吧？中国古代社会福利的最高峰，居然出自公认的昏君宋徽宗和公认的奸臣蔡京之手。我就问你：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所以，有历史学者提出了一个词儿，叫“蔡京悖论”，说的就是这个反差感。

那怎么解释这件事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他俩收买人心、粉饰太平，等等，但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当然不能停留在这么表层的解释上。我们要追问的是：蔡京为什么要搞福利？他搞成了吗？而最重要的是——他搞的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什么是好的政治”，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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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蔡京到底搞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福利体系。

我先请你想象一个场景：假设我是北宋末年一个城市里的穷人，老了，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可以投靠，身上还有点小毛病。那么，在蔡京当宰相的时候，我能指望国家为我做点儿什么？

听着啊——听完了，我鼻涕泡都能乐出来。

首先，我可以住进“居养院”。这是专门收养老弱病残和孤儿的机构，我在里面有吃有住，冬天有棉衣棉被，有专人照顾。

如果我生了病，会被转到“安济坊”。这是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医疗机构。请注意，它不是把所有病人塞在一起，而是按照病情的轻重分开，还要防止互相传染，还有专门的厨房负责煎药煮饭。

如果我不幸死了，又没有家属来收殓，怎么办？别担心。国家会把我安葬在“漏泽园”——漏，是遗漏的漏；泽，是恩泽的泽，你听听，“被恩泽遗漏的人”，原来没人管、没人疼，现在好了，徽宗皇帝和蔡京宰相管我、疼我：每个人会给一块八尺大的墓穴，两块方砖，砖上刻着姓名、下葬日期这些信息。如果将来有亲属来认领，也好找嘛，想得很细啊。

你看，大宋朝有了这么三个机构，穷人的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啊。蔡京宰相，是不是活菩萨啊？

那这是不是像一般的面子工程那样，在开封城搞个样板就算了？不是的。蔡京是真把它推广到了全国。朝廷规定：凡是千户以上的城镇，全部都要设立这三个机构——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现在去查史料，很多地方志上都有设立居养院和漏泽园的记载。不仅有史料证据，还有考古证据哈：上世纪80年代，河南三门峡市——北宋的时候这里是陕州——就发掘出北宋的一个漏泽园遗址，发现了849座墓葬，规模不小啊。来，给你看一张墓砖的照片。

模模糊糊可以辨认上面的字：“崇宁四年三月十八日，兵士刘善。效字号。”你看看，下葬的日期、姓名、身份，全部都有记录，如果这个刘善在世上还有亲人，是真的能找到他。地方政府是真的严格执行了朝廷的规定。

不仅全国推广，这些机构的保障标准也非常高。

在有的居养院里，有吃有喝有穿，床是那种带帏帐的床，冬天生火炉，夏天搭凉棚，老人配女佣，弃婴有奶妈。这可是宋代啊，这可是招待贫民啊，居然是这样的标准。后来连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了，下诏书批评地方官搞得太过分：我听说有些地方的居养院居然备了酒席，搞得像高档宴会厅，这不合适吧？

不合适归不合适，但事实如此啊：国家确实在大把花钱照顾穷人啊。

而且别忘了，这一切背后的操盘手是蔡京，那可是大宋朝难得的行政人才。他干事，不仅效率高，背后还会有一套制度来保障系统的运行。拿办福利的成绩来考核地方官，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而蔡京搞的考核，是一直深入到最基层的，比如，安济坊的医生，每人发一本“手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病历本，上面要记录每次治疗的情况、治好了还是没治好，然后按治愈人数排名搞考核。

不用说更多的细节了。就冲这么一套安排，有学者居然说，中国宋代的社会福利水平，比现代西方国家还要好啊。西方国家顶天了，对老百姓也就是管到“从摇篮管到坟墓”，而中国宋代呢，从摇篮还要往前，管到十月怀胎，从坟墓还要往后，管到身后的祭祀，这叫“由胎养到祭祀”。

如果你不是生活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如果你对蔡京的历史形象没有什么了解，你会不会觉得，这蔡京简直就是现代福利社会的先驱啊？日本东京大学有个汉学家小岛毅，他就说，如果后来中国一直沿着蔡京这条路线走下去，那整个东亚的历史恐怕都会不一样，中国可能早几百年就现代化了。这个说法当然是过甚其辞，但你也看得出来，蔡京的福利方案确实是令人惊讶的。

好了，替蔡京吹的牛就到这儿。那这套福利制度真这么好吗？它能维持下去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绝不可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钱从哪儿来啊？

现代福利国家的底气，是现代的生产力水平啊。而中国的宋朝，不仅是农耕社会，社会生产的剩余非常少，而且你懂的，宋朝本身冗兵、冗官、冗费的负担就已经很重，哪儿还有这么多的财力来照顾贫民？蔡京能凭空变出钱来吗？

摊开账本一看，就在这两年，朝廷为社会福利指定了两个经费来源。上一年，1102年，朝廷指定居养院的经费来源是“户绝财产”，说白了，就是指没有子嗣继承的民间财产。但是，这才能有多少？到了这一年，圣旨又来了，指定常平仓的钱，也作为福利的来源。

常平仓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国家的灾备基金。丰年的时候，国家购买粮食存起来，荒年的时候再低价卖出去救灾。这是老百姓最后的救命粮。蔡京挪用常平仓去搞贫民福利，这就等于一个城市把防洪基金拿去建了养老院。养老院确实建起来了，民间也确实好评如潮，但是等洪水来的时候，就只能干瞪眼等着出事儿。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而且拆的还是承重墙。

果然，再过些年，连常平仓也见底儿了，宋徽宗在宣和二年就说了：现在是贫民穷人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士兵没得吃，还有逃亡的，这么颠倒过来，怕也是不行吧？

果然，就在那一年，南方就爆发了方腊起义，这可是北宋后期规模最大的民变。说明什么？说明国家用搜刮百姓的方法搞来了钱，这钱即使用来办福利，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就是在现代国家，福利搞过了头，国家财政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在宋代？

说蔡京这套福利制度搞不下去，还有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

你想，现代福利制度的基础是什么？是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老百姓负责依法纳税，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社会福利。这是一个对等关系，也是一个博弈过程。所以，一个社会的福利到底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这取决于国家的征税能力、财政的承载能力，以及社会共识，是经过一系列博弈，最后达成的一个动态的平衡。

而在900年前，我要是有机会把这番话讲给宋徽宗和蔡京听，他们肯定听懵了：啥？社会契约？动态博弈？那是个什么鬼？老百姓有福利，有且只有一个原因啊，那就是——皇恩浩荡啊。皇帝是子民的“君父”嘛，爹对儿子好，掏心掏肺就行了，还有什么博弈的问题？

但是，用这套皇恩逻辑来搞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水平会不稳定，质量也会很差。

你想啊：对地方官员来说，办福利的唯一动机就是执行上级指示，这种单向激励，很容易就变成了忠诚竞赛：必须扩张规模、必须抬高标准、必须铺张浪费，不然我的政绩从哪儿来？至于福利是否精准、适度、可持续？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居养院越建越豪华——金漆的器物、毛皮的被褥、奶妈和女仆——这些是为穷人服务的？不，这当然是为上级检查准备的。

与此同时，福利经费去了哪儿？以当时的治理水平，那当然会有很大一部分进入执行者的口袋。

比如，漏泽园，就是埋穷人的公墓，当时的制度是按埋葬人数领经费。那好，有的人为了凑数，就把一具尸骨拆成好几份来登记。

再比如，到底什么人住进了那么豪华的居养院？不敢说完全没有穷人。但你想也想得到，这么豪华的地方，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么一块肥肉呢？宋徽宗后来就有一道诏书说到这个现象，说奇了怪了，怎么还有年轻力壮的人住进了居养院？这朝廷哪儿受得了？

这一点也不奇怪。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有人提议，建设廉租房，最好只有公共厕所，否则，廉租房如果是独门独户的套房，有厨房有厕所的，这房子的质量就太好了，难免会被有关系的人占用，真正需要的人就拿不到了。

所以你看，宋徽宗和蔡京这套社会福利系统是肯定搞不成的。那我们不妨再往前思考一步，假设这套福利制度不是出自宋徽宗和蔡京这一对昏君奸臣之手，假设是一个朝政清明，圣君在上，贤臣在下的时代，这套美好的全民福利制度有没有可能建成呢？

毕竟，传统的中国读书人都能背诵《礼记》上的那段话嘛：什么是大同社会？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说的，不就是全民福利制度吗？

这么美好的理想，怎么才能建成呢？

2

在大宋朝，有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全民福利制度吗？很难很难，几乎不可能。这跟蔡京的个人品德没关系，换包青天来干这件事，一样干不成。为啥？因为核心基础条件不具备啊。

这个话题非常大，咱们这里就说几个原因，你感受一下。

首先，在传统社会，识别出来一个值得用公共资源帮助的穷人就非常困难。

这话听着像抬杠，但你仔细想想，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中，什么是“穷人”？就是钱少的人啊。好，现在我们穿越到宋代，切换到农耕经济和熟人社会的条件下，一个人钱少就穷吗？不一定啊。

一户农民，手头确实没有几个现钱，但是他地窖里还有不少粮食，你能说他穷吗？在农耕经济下，主要是实物产出、实物交换。钱，也就是货币，还没有那么重要。我小时候就见过当时农村人的状态：一家人当中，壮劳力下地种粮食，一年忙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而姑娘媳妇搞搞庭院经济，养几只鸡，下了蛋去卖，反而是家里现金的主要来源。但是当时的农村人都知道，家里经济的压舱石，还是种粮食的壮劳力。姑娘媳妇挣的那点儿现金，只是零花钱，没那么重要。用那点货币，衡量不出来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还有一点：农耕经济往往也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不能只看他名下的私人财产，还要看他所在的社会网络。如果一个人真要急用钱，他的宗族、邻里、乡亲会出手拉他一把。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中还有这样的情况：家里拿不起学费，是全村人给凑的。

所以你看《礼记》里面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鳏是年老无妻，寡是年老无夫，孤是少年丧父，独是老年丧子，废疾者是没有劳动能力，这说的，都不是指一个人没有钱，而是指他的社会支持网络崩塌了，那好，这时候外界来帮你，天经地义。这才是《礼记》里讲的大同理想。这里面可并不包括单纯没有钱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一个人没有钱就会被认定是穷人呢？因为现代社会的两个特点啊：人的主要收入不来自于土地，而是工资，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陌生人社会。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几乎全部反映在工资单和存款账户上。一个人一旦失业或者破产，马上就是绝境。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你觉得是南方的奴隶更悲惨？还是北方的工人更悲惨？来，我给你念一段当时一名南方思想家的说法：“自由社会中，失业工人被抛弃，无人问津，只能饿死；而在奴隶制社会，奴隶永远不会失业，因为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会像保护自己的投资一样保护他们。”当然，这些观点是胡搅蛮缠，就问作者自己是愿意当自由的工人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就好了。但是，这些话里，也确实有一部分事实——

在工业时代，在陌生人社会，一个人既孤立又脆弱。他穷不穷，很容易认定：看他有没有工作，再看看他的存款账户就行了。

这个看似简单的认定系统，有一个巨大的前提：现代社会把人从熟人网络里拔出来了。你就是你自己，你的经济状况就是你个人的经济状况，跟你的宗族、你的邻居没有关系。而这个前提在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

所以，蔡京说要照顾穷人，听起来很好。但你到了一个村子里，指着一排农户问：谁是穷人？谁来认定？怎么认定？用什么标准？没有人答得上来。举个例子，我是大宋朝某个县里的小康人家，在衙门里也有点关系，现在有个远方的亲戚投奔我来了，本来这个负担是我的，我是他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啊，但现在不是有了居养院吗？那我跟衙门里的朋友塞点小钱，再打个招呼：我认识一个穷人啊，一点收入也没有啊，让他住居养院呗？你看，一点毛病也没有吧？既符合朝廷的政策，也省了我一笔钱，我亲戚还能有吃有喝。多好？但是，这个亲戚真的是该享受这个社会福利吗？

这还只是穷人身份的认定，除此之外，如果要运行一套社会福利系统，至少需要这么几个条件：你得有一支职业化的基层行政队伍吧？这才有足够的人手去入户核查、持续跟踪，而不是让官员和衙役说了算；得有一套独立运作的审计与监察机制吧？这才能让经费的每一笔流向都有据可查；得有相对透明的信息环境吧？让受助者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谁可以申请，什么情况下可以举报不公，等等。这些条件，哪一条宋代具备了？行政的、技术的、法律的、信息的、道德的——所有这些底层基础设施，在那个时代根本就还没长出来。

不仅有这些技术性问题，还有一个观念问题。

比如韩非子就说嘛，什么叫穷人？不是乱花钱的人就是懒汉。按他的意思，你去救济穷人，那就等于从勤快人手里把钱拿走，奖励给懒汉。商鞅就更狠，一个人要是因为懒而变穷，直接抓起来当奴隶。在法家的世界观里，穷不仅不值得同情，穷本身就是一种罪。这种观念，我们今天觉得匪夷所思，但你要是生活在传统社会：一个村子里，最穷的人，可不见得是可怜人，也可能是懒汉二流子啊，怎么能同情这种人呢？这也是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

你别以为只有中国的法家这么想，19世纪，英国人办社会福利事业，也有一条原则：“劣等处置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济贫院里的生活条件必须低于社会最低收入的独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你不号称是穷人吗？想要救济？哦，明白了，不就是想不劳而获吗？好啊，首先，社会上没有救济，想要救济就必须住进济贫院。进来之后，吃得最差，比外面最穷的工人还要差，过得最苦，要强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承受各种纪律和家庭分居，这就完了？不，还要羞辱你，统一穿丑陋的“济贫院制服”。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做，这样外面的人才不敢来蹭福利。这套制度在英国，一直执行到二战之后。

所以，“帮助穷人是国家的义务”——这个今天听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人类其实是花了好几百年才慢慢建立起来的。而在蔡京的时代，不仅这个共识不存在，连相反的观念都很有市场：穷就是活该，穷就是懒，国家凭什么拿好人的钱去养懒人？

蔡京搞的福利措施，之所以是一个奇葩，还有一个原因——传统社会的政府都倾向于多要权力，而少揽责任。

你可能也听过一个说法，说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不下县”：皇权影响力所及，主要在县以上，而乡村怎么办呢？主要是宗族自治。听起来多美好？中国古典社会好像是一个乡村自治社会。但是秦晖老师有一本书，叫《共同的底线》，里面就当头棒喝：哪里是什么“皇权不下县”？准确说是“国责不下县”。皇帝的权力，尤其是收税的权力，那是一竿子到底的。古诗里怎么说来着？“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你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税也跑不掉。但反过来呢？公共服务——修桥、修路、救灾、济贫、办教育——在县以下几乎全靠民间自己解决，皇权是能不管就不管的。

这也不只是中国，西方也一样。比如西方人经常说的现代福利制度的开端，是1536年和1601年的英国的两部《济贫法》，明确了国家有救济穷人的责任。听起来很伟大？英国国王大发慈悲？不是。你去看这两部法律的背景啊：那是因为国王要和罗马教皇掰手腕，要把基督教的财产一口吞掉。但当时基督教的修道院承担了很多公共服务职能，比如办医院、办孤儿院、办救济所、办学校等等，你国王不能只要财产不要责任啊。这是没办法，才不得不把救济穷人的责任给揽了过来。所以你看，在英国，福利制度只是权力扩张的副产品。

中国古代确实有一些国家搞社会福利的记载，但是请注意，那都不是国家的正式制度。比如，南朝的梁武帝就搞过“孤独园”，就是个照顾孤儿的福利机构；唐代武则天的时候，也搞过照顾病人的“悲田院”。但是请注意，这两个人干这事，都是因为有佛教背景，梁武帝本人就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们这么做的性质都是君主私人做的佛教意义上的施舍，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制度。比如，只在首都一个地方搞，根本就做不到全民覆盖。到唐玄宗的时候，那个著名的宰相宋璟就说了，这个事儿不该干，超出了国家能力了。这种国家搞的小恩小惠，不是善政啊。

咱们再反过头来看蔡京做的事——他恰好是反着来的：主动替朝廷揽下了一个巨大的公共福利责任——全国性的、常设的、有编制有考核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违反了当时政权的本能啊。

事有反常必为妖。蔡京为什么这么做？当然是为了粉饰太平，是为了满足宋徽宗要当一代圣王的虚荣心，可以说，他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标，做了一件看起来正确，但实际上不仅做不成，而且害国害民的事儿。

但是，我们《文明之旅》节目不能停留在这个结论上。蔡京本来就是奸臣，不多我们骂他这几句。我们还要看看，蔡京为了一个坏目标，给了一个错答案，但是，他有没有提出一个好问题？

3

都说宋徽宗和蔡京搞全民福利，其实是个面子工程。是的。但你想，如果只是搞面子工程，那会有一万种更便宜、更省事的方式——修个宫殿，搞个祥瑞，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哪一样不比搞全国性的福利体系省事？而蔡京偏偏选了一种最费钱、最费力、最容易被人攻击的方式。这是为什么？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是得回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去。如果你看过我们《文明之旅》前面的节目，你就会知道：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到蔡京上台，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里，大宋的政坛是个什么样子？热闹，但是也单调。

说它热闹，是因为反复折腾嘛。你算算这都多少轮了？神宗变法用新党，高太后上台用旧党，哲宗亲政用新党，向太后垂帘又开始用旧党，现在徽宗亲政了，中间路线不走了，又开始用新党。

那为什么说它单调呢？因为这是同一个剧本，过几年，换一波主角再演一遍啊。更要命的是，双方演员越演越不走心。早期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好歹还在争具体的政策——青苗法到底好不好啊？免役法要不要改啊？可是到了哲宗朝以后，政治争议就变成了符号之争。新党这边，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四个字：先帝之法。你反对新法？你就是反对先帝！你反对先帝？那你就是叛逆！旧党这边呢？最有力的武器也是四个字：君子小人。你是新党的？那你就是小人！你是小人？那我跟你拼了！你听，他们争的就是几个符号：你是“元祐”的还是“绍述”的？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你拥护“先帝”还是反对“先帝”？就这么几个词儿，翻来覆去地撕，撕了三十年。

南宋的学者吕中后来就说嘛，宋神宗在的时候，大家虽然争论，好在都出自公心，而到了元祐年间，甭管新党旧党，甭管争东争西，都是出于私利了。

你感觉出来没有？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政治气氛：既紧张又沉闷、既动荡又僵化。所有人都被锁死在两套越来越空洞的话语系统里面，不是东就是西，不是黑就是白。

这是什么？这是国家目标的匮乏。

是的。不仅国家经济可以陷入匮乏的状态，国家目标也可能陷入匮乏。上上下下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新党，要么旧党，那么大家的奔头是什么？

宋神宗的国家目标集中在“富强”两个字上。这是传统的法家的主张，但是你要让儒家说，儒家就会觉得不够。孔子不就说吗？国家目标至少有三个，“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也就在国富兵强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民信”。甚至宁可没有国富兵强，也要有民信，“民无信不立”嘛。那什么叫民信？这个意涵就复杂了，既包括老百姓的道德水平，又包括对统治者的政治信任，还包括整个社会的共识程度。你看，这就立体多了。

到了现代社会，关于国家目标的讨论就越来越多。比如现在联合国就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就包括三个核心维度：既有老百姓能不能活得好，这可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还有两个维度，就是老百姓的受教育年限和健康长寿的水平。还有一个《世界幸福报告》，提出的国家目标就更多了，还包括对一个人的社会支持程度、自由选择权、慷慨程度等等。你看，现代文明，不仅是指标的数值越来越高，指标体系本身也是越来越丰富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宋徽宗刚上台时候的大宋，太可怜了：连当年神宗皇帝的“富国强兵”的目标都丢了，只剩下一个目标了——皇上，您说说，到底是我们对，还是他们对？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有一个词儿，叫“国是”，是非的是，就是这个阶段火起来的，指的就是“国家的正确方向”，后来才演变成指国家大政方针的。徽宗的朝堂上，大家都在聊“国是”，好像治国就是举着个枪尖，大家只关心枪尖是不是指着那个唯一正确的方向？其他问题一概不值得讨论。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国家目标的匮乏”。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徽宗和蔡京搞的全民福利，虽然目的错、手段错、千错万错，但是，三十多年了，大宋政坛居然因此而多了一个新的目标：我们能不能为救济贫民做点事？这个目标，上可以接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下可以变成可操作的行政指标。建了多少居养院？治好了多少病人？埋了多少无主尸骨？“穷人过得好不好”这件事，第一次从道德口号变成了可以考核、可以问责的行政目标，甚至变成了可以纠偏的、可以扩展的政治目标。动机未必高尚，手段也未必正当，但一个议题一旦被国家正式承认为目标，它确实会大大拓宽后来的政治想象的空间。

你可能会说，一个新的政治目标，或者一个新的“话语维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万维钢老师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问题：很多时代的人之所以可怜，不是因为穷困，而是因为他的认知范围内只有那么几个变量，怎么玩都是无解。比如西晋的士族怎么折腾都只能在门第、权力和审美之间打转；很多国家贫民区的穷人只会在物质生存和精神诱惑之间取舍。他有一句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一个工程师只看到工资、绩效和闲暇时间这几个变量，他就只能要么996要么躺平；如果一个大学生只看到私企的不稳定性和公务员的稳定性，他就只能做考试的机器；如果一个相亲的人只考虑收入、学历、长相、家庭和彩礼这几个变量，那无论对方怎么样，他其实都是不会满意的。”而且你也知道，用这几个标准是肯定选不出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的。这就是目标匮乏的害处。

不仅个体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选项一旦有限，思维必然窄化。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他说，衡量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要看他有多少钱，要看他实际上能做什么、能成为什么？可能性的空间比现实拥有的东西更重要。同样，衡量一个社会发展得好不好，不能只看它生产了多少东西，不能只看GDP数字，更要看：这个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多少种有意义的选择——他能做什么？他能成为什么？

还记得我们节目以前讲过那个原理吗？战术的目标，是为了“赢”，而战略的目标是为了“有更多选择”。是同样的道理。

今天我们讨论了公元1103年，大宋崇宁二年，奸臣蔡京提出来的全民福利方案。蔡京是一个坏人、奸臣，这没有什么可翻案的。但是，一个坏人为一个坏目标提出来的一个坏方案，也可以提出一个好问题：新旧党争三十多年了，当老的话题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的时候，大宋朝的政治有没有可能提出更多的目标选项？

文明就是这样的：不仅一代代的往圣先贤在为它添砖加瓦，每一个走过路过的人，甚至是很邪恶的人，也会用自己的失败、自己的错误、自己的尸体，像珊瑚虫一样，把文明的底座垒得越来越高。

提出好答案，是文明的进步。提出好问题，也是文明的进步。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103年的故事。我们下一年，1104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礼记》，致敬那个两千多年前就被中国人写下的理想社会的模样。

你肯定听过这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今天，请给我一分钟时间，咱们一起，把段文字完完整整地念一遍——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多有力量的一段话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说的不就是全民福利吗？

《礼记》里的大同理想，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实现的方案，它只是一个问题，一个好问题——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

两千多年过去了，人类还在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像这期节目里讲的蔡京和宋徽宗；有人给出了残酷的答案，像英国丑陋的“济贫院制服”；也有人给出了更好的答案，像现代国家的种种福利制度。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完美的答案。

这就是伟大理想的力量：它不在于能不能马上实现，而在于能不能一直提醒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方向，值得我们去努力。

致敬《礼记》，致敬那个两千多年前就被提出的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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