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里蒙德·杜克深谙如何把故事“推销”出去。
二战前，他曾担任《财富》杂志的首任广告总监。这位身材高大、脸庞棱角分明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纽约的公司会议室与第五大道的上流社交场合。后来，他放弃了麦迪逊大道蒸蒸日上的广告事业，加入美国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从服务企业客户，转而投身秘密行动，在月夜掩护下执行空降任务。凭借兼具从容与营销天赋的独特履历，他于1944年成为战略情报局执行二战期间最危险欺骗任务的不二人选。
这项任务的代号是“麻雀行动”，有着简单而残酷的逻辑：如果杜克能让希特勒相信盟军将率先从欧洲东南部发动进攻，那么等到真正的诺曼底登陆日到来时，这位独裁者就会把数十万军队继续部署在远离诺曼底的地方。那将是杜克一生中影响最深远、风险最高的一次“推销”，而他将以身入局，成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
以下内容改编自杰森·贝尔所著《麻雀行动：欺骗希特勒并拯救诺曼底登陆的秘密任务》。
到了“咆哮的二十年代”（编者注：指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弗洛里蒙德·杜克已经告别泥泞的橄榄球场，进入曼哈顿灯火璀璨的高楼，并加入时代公司的广告部门。在那里，他的收入超过了将军，还通过股票投资积累起百万美元身家。1929年，他出任《财富》杂志广告总监。在一个充斥着酒精和夸大其词的行业里，他却是个生活自律的异类。从未有人见过他喝醉，他深得人们的信任。
他的姓氏听起来与他身处的行业格格不入。杜索苏瓦是一个优雅的法国姓氏，却总被人念错，并不适合电梯里的简短推介和午餐会上的自我介绍。朋友们从大学时代起就一直叫他“杜克”，1929年9月，他正式更名为“杜克”。一个月后，大萧条爆发。薪水虽有所下降，但他的生活几乎未受影响。他继续在时代公司一路升迁，在这个不断壮大的出版帝国中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职务。
到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时，43岁的杜克已经生活富足，人脉广泛，而且完全没有参战的义务。但他还是自愿报名参军。陆军委任他为军官，随后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又将他招入秘密情报和特别行动部门。到1943年，他已经在华盛顿负责战略情报局的东南欧事务，策划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一带的行动，并指挥从布拉格到地拉那的间谍网络。
从纸面上看，他拥有一份堪称完美的战时案头工作：制定战略、下达命令、破解机密。但他偏偏不甘于现状。这位前《财富》广告总监渴望去一线执行任务。可他最终得到的任务，却更像是一项企业委托——只不过客户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目标受众是阿道夫·希特勒，而“媒体计划”则包括空投突击队员和伪造情报。
到1944年初，盟军的策划人员面临一道残酷的算术题。希特勒仍控制着欧洲大部分地区，轴心国共有800万现役军人。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能够投入的兵力只有约15万人。兵力上的差距，只能靠欺骗来弥补。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在战争时期，真相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她总是要有一个谎言的保镖伴其左右。”这句话后来成为“保镖行动”名称的由来。这是军事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欺骗行动。到行动后期，其中一招是让乔治·巴顿指挥一支由假坦克和虚假无线电通信构成的“仿冒军队”，部署在加来附近。但整个计划的开局则是“麻雀行动”。该行动早在第一艘登陆艇抵达诺曼底前几个月便已开始实施，旨在左右德军的兵力部署。
杜克对市场细分和定位的把握，几乎出自本能，不亚于麦迪逊大道上的任何高管。希特勒对巴尔干地区有着近乎执迷的关注。他担心，如果盟军经由欧洲东南部推进并与苏军会合，就可能使驻希腊德军陷入孤立，将原本的防线从堡垒变成陷阱。1944年春，德国在东南欧部署了82.6万名士兵，是后来诺曼底登陆日抢滩作战兵力的五倍多。
盟军的战略家们希望进一步放大这种恐惧。绝密的“保镖行动”指令要求，对东南欧的轴心国附庸施加压力，同时制造盟军可能进攻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威胁，以此把希特勒的部队牵制在远离法国的地方。在该指令框架下构思的“麻雀行动”，如同一座隐秘的冰山。水面之上，希特勒会看到他原本就最担心的景象：巴尔干地区出现动荡，盟军在当地开展试探性行动，在敌后被俘的美国突击队员则提供了“铁证”。在水面之下，隐藏着真正的目标：让希特勒相信，盟军的主攻方向会是巴尔干，而不是法国。
随后，情报泄露了。1943年12月，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一名参与同盟军秘密接触的匈牙利军官，正将双方秘密联络的内容，事无巨细地透露给德国人。按照常规程序，一旦动向被对手洞悉，任务就应立即取消。但战略情报局的做法，更像是企业扭转危机的操作。他们没有试图堵住漏洞，而是决定将计就计。
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情报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和杜克开始加快推进“麻雀行动”。他们怀疑，希特勒只掌握了部分情况。魔术师最擅长的套路，莫过于让观众自以为看破玄机，实际上却另有门道。希特勒自以为揭穿并粉碎了一场入侵欧洲东南部的阴谋，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美国人设下的圈套。
要打造“麻雀行动”的“品牌”，首先得选对一张合适的面孔。战略情报局此前已经挑中了两名顶尖突击队员：无线电和爆破专家阿尔弗雷德·苏亚雷斯少校，以及精通多种语言、从事宣传和劳工组织工作的盖伊·纳恩上尉。他们还需要一名领导者，既能从容与总理交谈，也能同游击队员打交道；既能走进布达佩斯的宫殿，也能出入贝尔格莱德的盖世太保牢房，并针对不同对象，把同一个故事“推销”得天衣无缝。
杜勒斯找到了战略情报局创始人威廉·多诺万将军。多诺万深知，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弗洛里蒙德·杜克。杜克身材高大，面庞坚毅，两鬓微霜，堪称美国版的英国贵族。他能游刃有余地同海军上将、将军与贵族打交道，同时又是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高手，曾经成功说服美国企业在《财富》杂志上购买广告版面。而在此次行动中，希特勒将成为他的目标客户。
“麻雀行动”的整体设计，同样贯穿着这种商业营销的逻辑。德国情报部门清楚，文件可以伪造，无线电通信也可以人为制造。但在敌后被捕的突击队员，却释放出不同信号。由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一名上尉组成的空降小队，人员军衔配置高得不同寻常，这会让所谓东南欧入侵计划显得极其可信，甚至到了“投入过剩”的地步。这就像一个高端品牌会在声势浩大的新品发布上投入超出实际需要的资源。关键在于，要让这次空降行动以恰到好处的方式失败。
而这场失败，将发生在审讯室里。
到1944年4月，杜克已经身在布达佩斯，与纳粹驻匈牙利安全部门负责人格哈德·克拉格斯面对面交锋。克拉格斯举止文雅，身穿剪裁考究的英式西装；由于战前曾从事航运工作，他说话带有美国口音，看上去就像是杜克在曼哈顿某家俱乐部里的董事会成员。两人交锋时，前《财富》广告总监杜克用上了自己过去面对持怀疑态度的客户时常用的技巧：给出足够多的信息，让对方信服；再暗示还有更多情报唾手可得；然后让听者自己把线索串联起来，得出他希望对方得出的结论。
杜克证实，他的任务得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国务院的授权，但没有提及战略情报局，也没有提及匈牙利摄政王米克洛什·霍尔蒂。他表现得像了解很多内幕的局内人，却不愿意全盘透露。他会不时提及亚得里亚海、南斯拉夫，以及东南欧“即将展开的行动”，随后便点到为止。对克拉格斯来说，杜克、苏亚雷斯和纳恩分别提供的说法相互印证，而且三人在被隔离数周后，细节依然高度一致，因此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刻意布下的假情报。对杜克而言，这不过是严格遵守口径纪律而已。
贝尔写道：“来自麦迪逊大道的公关高管弗洛里蒙德·杜克，刚刚完成了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广告宣传行动之一。”在诺曼底抢滩登陆的士兵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而那些在会议室和牢房里骗过希特勒的间谍，则为他们创造了获胜的机会。
本文改编自杰森·贝尔所著的《麻雀行动》（Operation Sparrow）。© 2026 杰森·贝尔，经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Collins）旗下汉诺威广场出版社（Hanover Square Press）授权使用。
·杜克将麦迪逊大道的“市场细分”与“品牌定位”完美移植到了二战战场，通过精准捕捉“客户”（希特勒）内心深处的恐惧与偏执，定制出对方最想看到的“假象”。这表明顶级的营销与战略沟通，不在于强行灌输信息，而在于顺应人性认知并精准引导预期。
·面对情报泄露这一致命失误，战略情报局没有选择按常规撤退，而是巧妙利用敌人的自聪明心理，将漏网之鱼转化为投喂假情报的完美渠道。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中，顺势借力、辨别优势与机遇所在，往往能化危机为转机。
·懂财务、做过公关、穿梭于上流社会与商业谈判的《财富》广告总监，在秘密情报战中展现出了传统军人难以替代的洞察力与说服力。在跨界融通日益频繁的今天，复合型人才深厚的商业素养与人际洞察，往往能在复杂局势中打破边界、开拓新市场。
财富中文网对原文有删减和调整（财富中文网）
编辑：魏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