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麦家缓步上台，双手合在胸前，带着一丝调皮的微笑向台下打招呼：“我闻到了财源滚滚的味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喜欢的味道。”

他清瘦高挑，穿一件深咖啡色的软质休闲西装，登台前一刻才摘下常戴的法式平顶草帽。他走得很慢，右腿因为半月板磨损难以弯曲——前一阵他刚在小红书上发帖叹息，即将到来的膝盖手术，可能让他没法每天长跑了。

这是9月中旬一晚的广州保利洲际酒店大宴会厅，华灯流彩，杯盏交辉。台下盛装端坐的宾客，都是当下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刚刚在台上接过了最新一年的《财富》世界500强证书——全球商界的“终极榜单”，一份照见行业兴衰、记录巨头浮沉的座次表。

一整个白天，这些商界精英在《财富》世界500强论坛上讨论时下最紧迫的商业议题——技术突进与消费低迷的K型分化、中东战火、价格战中如何杀出一条出海的血路。晚宴开始，灯光转暖，音乐热闹起来，席间依然能听见“订单”和“成本”，直到一束聚光灯射向麦家，主屏幕亮出“人生海海”四个大字，台下瞬间安静下来。

麦家是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父”。2008年他凭《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更早写的《解密》已被译成三十余种语言，成为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小说。根据他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不下十部，多数叫好又叫座。在“谍战三部曲”之后，2019年出版的《人生海海》开启了他的“故乡三部曲”，主人公从孤独的英雄变成了被辜负的普通人，但一个主题始终贯穿：在绝境中坚守内心。

写作之外，麦家在杭州西溪湿地旁开设了一个公益文学空间——“麦家理想谷”，亲自挑选了上万册好书，免费阅读，关掉WiFi，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读书就是回家。他和团队还运营着“麦家陪你读书”公众号——每天清晨六点半，用一段15分钟的音频陪人读一本书，已经连续“打卡”3300多天，计划用20年陪读者读完1000本书。

近两年，麦家在社交媒体上人气旺盛，一段“人生海海，错了可以重来”的演讲在抖音冲到千万级播放，不少访谈切片被媒体号反复二创转发。他那些关于不急、关于等待、关于接受失败的话，成了这个焦虑时代最“不合时宜”，但也最对症的解药。

比如他说：当世界变得日日新、天天快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

他还说，即使AI把我打败了，就算它写的每一个字都比我写得好，我依然要写；因为如果不读书、不写作，我不知道该怎么活。

这种存在主义的生存姿态——在清醒认识到世界的荒诞之后，依然选择用行动为生命赋予意义——能否让今天疲于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在潮起潮落中浮沉的企业家们，得到一些慰藉和鼓舞？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向麦家发出邀约，请他来到《财富》世界500强论坛现场，让企业家们暂时搁置价格、业绩和竞争，把目光投向内心。麦家同意了，尽管临近会期腿疾愈加不适，他依然守约而来。也许，他也有话想说。

中国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让商人形象极少进入文学作品，但麦家认为，这个面目模糊的群体终于迎来了登场时刻。他说，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文人，属于技术和财富，甚至他自己的文学能够走向世界，也只是“在座各位，让中国崛起之后，（我）得到的一次红利而已。”

三十分钟的对话之后，麦家起身，站定在台中央，再一次双手交握，对着鸦雀无声的台下说：“当你内心犯难的时候、困惑的时候，不要把答案寄托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寄托到一本书上去更好。读书就是回家。”

以下是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王昉（《财富》中文版上海执行主编）：我想从一个现象开始——欧美文学中有非常强大的商人叙事传统，从《威尼斯商人》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从《门口的野蛮人》到《华尔街之狼》，商人站在舞台的中央，甚至成为解读时代精神、民族气质的切口。但在中国文学场域中，这个群体的面目是模糊的。在您的写作旅程中，有没有任何时刻想过要去写一个商人？如果有，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麦家：在我之前的写作中，确实没有写过商人，之后会不会写，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文学，诗歌、小说里面，商人的形象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当代虽然有一种商战小说，但商战小说基本上是名存实亡的，或者说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多是二三流作家在写，没有进入一线。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种现象是由历史造成的，不光是今天。

历史上商人也很少进入我们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光是文学作品，坦率地说，我们整个历史是歧视商人的：农耕文化，特别颂扬读书，耕读传家，但对经商一直是有一点小看的。以前商人的后代都不能参加状元考试，这是由历史造成的。

远的先不说，明清之后，最著名的是沈万三，南京的城墙一半就是他建的。他是当时中国绝对的首富，但结果并不好——太有钱了，朱元璋反而害怕他，最后把他杀了。到了晚清，我记得有一位叫伍秉鉴，曾经是世界第一的首富，但下场也并不好，《南京条约》的赔款他出了很大一部分，赔得倾家荡产。再往下数，还有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的故事因为纪实性的作品很多，大家很了解。

总的来说，由于我们对商人缺乏敬意，导致那些商人结果都不太好。而因为整个社会对他们缺乏公平、公正的对待，文学也会产生这样的角度，就是忽视他们，或者不敢去碰他们。这是我们的历史。但是当今确实已经变掉了。

我们谁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后，自由经济的兴起、民营经济的勃发，使我们国家迅速在世界上屹立，中华民族崛起。今天我们的社会，商业经济奠定了非常大的一块基石。我觉得还有一个概念——企业家和商人不是一个词：企业家创造出产品，而不仅仅创造财富；商人可能只创造财富。在座很多都是企业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一半的翅膀是你们插上的。

王昉：今天，企业家已经走到中国社会的前台了。未来您会不会考虑在“谍战三部曲”、“故乡三部曲”之后，写一个“商业三部曲”？

麦家：我怕写不好，如果给我机会，我会写的。

我经常说，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聪明的人都在军营里面；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到90年代，最聪明的人都到国外去了——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我们觉得”西方的月亮比中国月亮圆”。但是时代转眼就变化了，今天”归国”是一个潮流。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最聪明的人都在企业界、都在新技术、都在商业界，不在我们文学界。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价值观。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不再是属于文人的时代，是属于科技的时代，属于财富的时代。

王昉：您笔下有几位经典人物，身上都有一些“痴气”，比如说容金珍对密码的痴，上校对尊严的痴。您说：当世界变得日日新、天天快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听上去也有点痴气。但是今天的企业家都在努力做新的人、快的人、不断适应变化的人。您觉得，我们身上还要保留一点“痴气”吗？

麦家：这个价值依然不可小看。我们经常说，最大的聪明是肯下笨功夫。前英特尔CEO安迪·格鲁夫就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这个时代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偏执和痴迷其实是一回事。

我觉得在竞争激烈的时候，万金油不是法宝——你样样都通，样样都不精，不见得能成大事；那种一根筋的、愿意认死理的、认准一条路肯下笨功夫的人，才能干大事。这种人一定意义上来说，身上就是有一种痴气，他痴迷进去了，执着进去了。

虽然时代确实要求我们新、要求我们快，但我们真的不要被时代带乱了脚步，我们要有自己的频率、自己的节奏。我个人觉得，能够有一样东西让你痴迷进去，那是你的福气，因为这是成功最近的一条路。

王昉：您觉得马斯克身上有这样的痴气吗？

麦家：当然有。也有人说他是疯子，他就是痴迷于第一性原理。他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得像儿童一样的幼稚，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德。人不能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聪明其实是干不了大事的。

王昉：今天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最大变数、让我们不断加快速度的，是技术的进步和AI。所以我想跟您聊聊AI时代的写作。

您讲过，AI永远不知道人类未来的眼泪在哪里。您也坦言，90%的写作者大概是写不过AI的，但写作的意义在于剩下的5%。今天在座的很多企业家都在权衡：到底要把多少决策权让渡给AI。比尔·盖茨最近呼吁，我们应当设立一个“人类保护区”，把某些事仅仅保留给人类来做。您怎么看？写作是其中一件吗？

麦家：这是当下最受关心的话题。不光是比尔·盖茨——有一个华裔数学家陶哲轩，联名了25位菲尔兹奖得主一起呼吁：AI对数学的干预已经乱了分寸，呼吁政府出台管理。“AI教父”杰弗里·辛顿也曾联名世界四千多名科学家发出呼吁，希望AI走慢一点。

这种呼吁、这种担忧，来自于AI本身的魔性。我们经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何止是“百年”——我觉得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大的变局。可以说，不是一年一年在变，是一天一天在变。这些AI的模型，经常过一个礼拜就把前面的某个模型毙掉了，或者推翻了。这种变化确实让人慌了手脚。我们真的没做好准备，怎么来拥抱AI。

最简单的，AI尤其是语言大模型，成了众人逃避“牛马生活”的一个避风港：我们闲暇的时候跟它聊天，工作的人喊它给我们写文案，甚至作家也在用它来写作。现在很多政策都没有明朗，没有出台，而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慌张在所难免。

但我相信人类会管好它的，就像我们管理核武器一样。从理性上来说，人类不应该发明核武器，它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当它出来以后，一旦对人类有危害，我们就要限制它、管理它、驯服它，像驯服一只野兽一样驯服它。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和人类应尽的责任，而且我相信我们人类也有这个能力去驯服它。

王昉：我读到过，您曾经一天之内用好几个大模型去尝试写作，得到的结论是：它也许可以写得比我好，但我不会用它。至今您还不用AI吗？

麦家：其实不用也得用，因为你要适应这个时代。就算不用，我也会去了解它、去学习它。但说实在话，我觉得到现在为止，AI还是写不过我的。

如果说我要跟它做比赛——比如它要写一部《解密》一样的小说，我可能写不过它，因为《解密》我已经写出来了，它可以博采众长，会写得比我快得多。《人生海海》我写了5年，《解密》我磨蹭了11年，它可能11分钟就把一部产品写出来了，这种速度肯定让人望其项背、不敢高攀。对于我已经写好的作品，它要重写，或者写一部相似的作品，我想它的水平肯定在我之上。但我要写的下一部作品，我想它肯定写不过我，因为它不知道我要写什么。

另外一个，我现在跟它交流发现，它写的东西太完美，它只追求语言的华丽、辞藻的华丽、结构的精巧。而人的写作往往带着一种缺陷，AI不带缺陷——这是我将来战胜它的一个把柄。

人的东西肯定会有遗憾。最伟大的小说《百年孤独》，后面四万字我觉得都是白写的，画蛇添足，但不影响它成为最伟大的作品。AI不会写一部画蛇添足的伟大的小说，AI写出来的小说绝对是优秀的、完美的，但完美不是人，恰恰有缺陷才是人。

这也是我相信它超不过我们人类写作、至少是文学写作的一个原因：文学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它是带着人体温、带着人的自私、带着人的贪婪，以及带着人的缺陷的一个作品。只有在作品中看到人的缺点，我们人才能接受它；如果你看到作品里面的人、人物关系或者故事是完美的，我们人会排斥它。

王昉：我进一步解读您的说法——人的不完美，在我们在跟AI共处甚至博弈的年代，会成为让我们生存下来的优点？

麦家：对。多年以后，我们今天被人批判、被人嗤之以鼻的一些缺点，比如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贪婪，可能是我们和AI斗争时的一个武器，也是我们和AI区别开来的一个标签。

当然，我觉得面对AI的未来，我们做任何猜想其实都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也不想多言。因为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未来会走向哪里，谁也不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陶哲轩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呼吁对它管理，是因为它太可怕了，我们产生了恐惧——连他们都恐惧，更何况我们凡夫俗子呢？

王昉：中国企业都在谈出海，而您是中国文学出海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解密》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是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作品。今天中国企业出海的时候，遭遇的最大挑战往往不是关税，也不是品牌，而是文化上的壁垒。对于跨越文化的隔阂，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麦家：等我们强大了，文化的壁垒自然慢慢地就会倒塌。他们来迎合我们，他们渴望了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就是他们的时尚，这个时候文化的壁垒自然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不强大，你要去打破这个文化壁垒，那就是无中生有，那就是空谈。如果我们想打破这个世界对我们至今还有的庞大的所谓文化壁垒，那就要靠在座的各位，包括科学家、军事家，一天一天地强大起来，不要停止，更不要倒退，继续往前走、往前冲。就像水，水越来越大，自然就把那堵墙推翻了，这点我深信不疑。

王昉：这个回答让我有点意外。您是在说，您作品的成功，跟中国的国力增强是有关系的?

麦家：太有关系了。正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他们想了解我们——从哪里去了解我们？文学是最好的了解通道。政治不可能是他们了解我们的方式，新闻也不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文艺。文艺是没有偏见的、中性的、柔性的，更多是民间的，这种民间性就是一种人民性，我觉得是润物细无声。

比如我们以前都没有去过美国，甚至也没有去过俄罗斯、苏联，但是我们看了他们大量的文学作品，就对欧洲、对莱茵河、对伏尔加河、对纽约、对自由女神像了如指掌，这些成了我们向往世界的“把柄”。今天中国崛起之后，西方人、全世界人的目光盯着我们，肯定要通过文学、艺术，包括企业家出去跟他们交往。这种民间交往是最有价值的交往，也是最能够静水深流的交往。

因此，我觉得我今天能够走向世界，是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的崛起之后得到的一次红利，仅此而已。

王昉：谢谢您的谦逊。我本来是想把这个问题往人性上带一带，比如《解密》当中的人物，那种对内求的渴望，对信仰的坚守。

麦家：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中国崛起了，中国那么多作家，为什么我赢了这个红利，而他没有得？

像我写的小说，尤其是《解密》，写的是破译家的生命或者命运状态，而破译家、数学家或者科学家是世界共通的话题。如果我写一个陕北农民，写一个黄土高坡，写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文化壁垒还在那儿，他要了解就有一定的难度。

王昉：您写过很多破译密码的故事，密码到目前为止还是人和人之间互相设的一个迷局，但是现在人类共同面对一个异质的生命体，那就是硅基。硅基现在已经在破解人类的密码：大模型在破解我们的语言，物理AI在破解我们周遭的环境。人类终极的密码、我们最终的护城河是什么？

麦家：在AI面前，传统物理意义上的密码可能全部会被它破掉，这是势在必然的事情。但人类有一些人性的密码，它是永远破不掉的，包括缺陷在内，包括人还有一种美德——奉献性、崇高性。

在无望当中，人是向死而生的：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但从来不会因为这个终点就永远趴着不动了。我们都是西西弗斯的信徒，明明知道石头推到山顶会滚下来，我依然会去推。这个可不是机器，这是人性。这个人性，我觉得机器永远掌握不了，因为它太复杂了。

AI对标准的东西、规范的东西很容易掌握，一学百通；但我们人恰恰不是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经常说，人是“长”出来的，不是被教育出来的。

王昉：您笔下的人物，不管是英雄还是常人，都为了心中的某一种执着，在燃烧中活着。我们今天生活在承平年代，高蹈的理想退场了，我们经常听到的词是疲惫、焦虑、迷茫、低欲望。您怎么看这样的时代气息？

麦家：很正常。这是一个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必然的产物。我们小时候真的不迷茫——我们那个年代，社会资源非常匮乏，但我们从来没迷茫过，是因为你没有选择权。你要离开乡村、你要改变自己，要么通过高考，要么通过当兵，就是这样，很少的几条路才能走出乡村。但今天这个社会发达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来了。当机会多了，人就面临着选择，在选择面前，人就是会患得患失，人就会迷茫。

我去北欧，在丹麦，发现他们有一个“犯罪文学节”，监狱里面会举办盛大的犯罪文学节活动。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节日？他们说，我们丹麦人特别喜欢看犯罪小说，因为有极昼现象，工作的时间又很少，大量时间要看小说，看犯罪小说和侦探小说。

我想说，一个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低欲望。只有当你还有没有达到的东西，欲望才会滋生出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时候，欲望就会慢慢下降，我觉得这是社会发达的一种标签、标志。

今天我们有“五不青年”，就是因为我们太发达了。还有我们经常说东三省人口越来越少，担心哪个地方变成空城——这都是社会发达、繁荣之后要出现的一种现象。鸟也要迁徙，人也会迁徙，哪个地方更适合人类居住，哪个地方生存成本最低，人慢慢就聚集在那些地方。这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我们不应该为此担忧，我们应该庆幸已经走到了这里。

王昉：最后一个问题。企业家是有使命的，他们没有办法持续焦虑；年轻人也需要找到用力活着的借口和事情去做。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比较挑战、需求不振、总的来说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企业家朋友们怎么能够走出迷茫？

麦家：我首先觉得，不需要迷茫。我想大家都是聪明人，见得多，想得多，也看得远。潮起潮落，你不可能老是在波峰嘛。进入波谷的时候，就少动——我们经常说这个时候要少投资，静观其变。进入一个萧条的时候，你就少出手，不要迷茫；等待，时间会给你答案的。

王昉：明天太阳升起，各位将回到各自的战场。就像《人生海海》中说的那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是勇气。

麦家：如果真要对我感兴趣，不要听我说话，去看我的书。有机会到杭州的话，可以去看看“麦家理想谷”，它的口号是“读书就是回家”。我经常跟人说，当你内心犯难的时候、困惑的时候，不要把答案寄托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寄托到一本书上去更好。（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