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壮举，我们常想起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却很少细细品读一段同样惊心动魄、却充满争议的远行——甘英出使大秦。

永元九年（97），东汉西域都护班超，派出一支使团向着传说中“极西之地” 的大秦（罗马帝国）进发。领队的甘英，一路穿越沙漠高原，走过万里险途，把东汉使团的足迹延伸至波斯湾。可就在即将渡海而去的时刻，他却选择停下脚步，转身东归。

这一停，停出了千年争议：有人叹其功败垂成，有人责其畏难不前。甘英到底是怯于前行，还是审时度势？一段未完成的出使，为何能千古流传？

班超决定派遣甘英西使“大秦”，绝非心血来潮，而是东汉在西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后，顺理成章的一步大棋。

从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仅率三十六名吏士勇闯西域开始，东汉一步步清除匈奴势力，重建西域都护府。到永元三年（91），班超正式坐镇龟兹它乾城，成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塔里木盆地诸国重新归附中原，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全线畅通，商旅往来、使节络绎不绝，东汉在西域的统治彻底稳固下来。

当时的欧亚大陆两端，东汉与罗马帝国（时称“大秦”）遥遥并立，都是疆域广阔、文明鼎盛的强大帝国。两国虽从未有过官方直接往来，却早已通过丝绸之路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丝绸一路西运，经过中亚、安息（帕提亚）转手，最终抵达罗马，成为贵族贵妇争相追捧的顶级奢侈品；而罗马的珍奇物产、风土传闻，也经由中间商层层转述，传入中原。

《后汉书・西域传》里说大秦“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虽掺杂想象，却足以反映东汉对这一遥远西方强国的强烈好奇。在丝路畅通、西域稳固的大局下，继续向西开拓、与大秦建立直接联系，自然成了东汉朝廷的重要目标。而挡在中间的，正是靠转手贸易大发其财的安息帝国。

安息地处汉与大秦之间，扼守丝路咽喉，长期通过中转贸易攫取厚利，既不愿汉使直达大秦，也阻挠大秦使者东行。《后汉书》直言大秦 “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一语道破其中利害。甘英此行，正是要冲破这层地缘与商业的阻隔，将中原的视野推向更远的西方。

班超遣甘英西使，核心使命清晰而务实：一是实地探知大秦虚实，建立直接外交联系；二是摸清丝路西段的真实路况，打破安息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

后人绘制的班超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作为班超麾下得力属吏，甘英并非泛泛之辈。他长期随班超经营西域，熟知丝路风土与跋涉之险，具备出使远国的胆识与阅历。此次西行，他肩负着王朝的期待与探路的重任，自西域都护府出发，沿丝路南道向西，踏上了前人未至的远途。

甘英使团的西行之路，横贯中亚、深入西亚，堪称一次艰苦卓绝的远行。使团自龟兹它乾城启程，经疏勒、莎车，西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过蒲犁、无雷，抵达大月氏，再向西进入安息境内，遍历木鹿、和椟、阿蛮、斯宾等地，最终抵达安息西界的条支，直面一片浩渺无际的水域——西海，即今波斯湾（另一说为地中海）。这一行程长达数万里，梯山栈谷、涉沙冒暑，尽是历任汉使未曾涉足之域。

帕米尔高原上的牧民。来源/央视网

就在甘英欲渡海前往大秦之际，安息西界的船人向他道出了一番骇人听闻的海路状况：

“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后来有学者认为，“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 的描述，原型可能与希腊神话中以歌声迷惑航海者的塞壬女妖有关，经安息人口耳相传，逐渐演变为了足以阻吓汉使的恐怖说辞。

来源/AI制图

安息船人对海路情况使用如此恐怖的表述，可能是想维护本国对丝路贸易的垄断地位。一旦汉使成功渡海、与大秦建立直接联系，安息的中转优势将不复存在，巨额贸易利润随之流失。因此，他们刻意夸大航行时长、补给难度与海上凶险，将一次可行的海路航行，渲染成九死一生的绝境之旅。彼时的甘英，身处异域绝域，信息闭塞，既无精确的地理认知，也无充足的航海补给，更无法验证船人所言的真伪。

茫茫大海确实让人心生恐惧。在信息不明、补给有限、风险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甘英做出了“闻之乃止” 的抉择，率团折返东归。这一止步，在近代一些史家眼中，成为 “中西直接交通未成” 的千古憾事。康有为、范文澜等学者曾批评甘英 “缺乏冒险精神”“畏难而返”，将东汉与罗马帝国未能直接往来的遗憾，归咎于他的退缩。然而，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苛责古人，难免有失公允。

甘英的止步，绝非怯懦避险，而是基于使命与现实的清醒判断。他所率领的使团，历经万里跋涉已疲惫不堪，渡海所需的三年粮草、航海技术、本地向导均无从筹措；即便强行出海，面对陌生的海域与蓄意误导的船人，极有可能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非但无法完成使命，更会白白损耗人力物力。作为肩负探路重任的使者，保全使团、带回一手信息，远比孤注一掷的冒险更具价值。

今天的波斯湾。来源/央视网

甘英决定折返后，率领使团沿原路东归。他们从条支出发，再次经过安息和中亚，穿越葱岭，回到西域，然后经河西走廊返回东汉都城洛阳。在返回途中，甘英一行虽然没有再遇到像条支那样的绝境，但仍然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艰辛。相比西行时的目标明确，东归的旅程更多是为了安全返回。

甘英出使大秦，虽未抵达目的地，却绝非徒劳无功。此次西行，为东汉带回了前所未有的西域以西的地理、政治、商贸信息，极大拓展了中原王朝的世界认知。他亲身遍历中亚、西亚诸国，翔实记录了沿途风土、道里远近、城邦分布，这些见闻经整理后，成为《后汉书・西域传》中西域以西部分的核心史料，弥补了此前中原对西亚、地中海世界认知的空白。

更重要的是，甘英的行程为后世探明安息在丝路贸易中的角色及海路难度提供了重要线索。他的归来，让东汉朝廷清晰认识到：直达大秦的海路险阻重重，而安息的商业阻挠与地缘控制，才是中西直接交通的核心障碍。这一认知，让东汉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远途冒险，转而依托现有丝路格局，稳步推进与中亚、西亚的稳定交流，反而让中外贸易更趋理性务实。

甘英的止步，被一些史家视为憾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未竟之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虽然未能到达大秦，但带回的信息为东汉与罗马帝国之间的间接交流提供了基础。东汉可以通过安息等国继续与罗马保持联系，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

甘英“临西海而返” 的抉择，也可从东方 “知止不殆” 的思想中得到一种理解。《道德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所谓“知止”，并非不思进取，而是认清边界、权衡利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达成最优结果，避免因盲目冒进招致毁灭。在人类探索未知的历程中，一往无前的勇气固然可贵，审时度势的清醒更为难得。甘英没有被 “直达大秦” 的执念裹挟，而是以使团安危、使命实效为核心，做出了最符合实际的决策，并非勇气的缺失。

从丝路交通的宏观视角来看，甘英之行勾勒出古代东西方交流的真实边界。在航海技术落后、信息传递迟缓、地缘博弈复杂的古代，汉与罗马终究未能实现官方直接往来，这是时代条件的局限，而非个人的过失。甘英的止步，恰恰标记出公元1世纪末人类陆上探索的极限，也真实反映出丝路中段中间商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关键作用。

帕米尔高原。来源/央视网

千载之下，再看甘英出使大秦，不必惋惜于“未竟” 的遗憾，更应看见其背后的理性与智慧。他以万里跋涉拓宽了中原的视野，为古代中外交流史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页。这场未抵达终点的远行，成为中国古代丝路探索史上，兼具勇气与理性的不朽印记。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莫任南：《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及其贡献》，《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3.杨共乐：《甘英出使大秦线路及其意义新探》，《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

4.张绪山：《甘英西使大秦获闻希腊神话传说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5.颜世明、刘兰芬：《甘英出使大秦：研究述评与再审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6.郭子龙：《“前四史”中“大秦与犁鞬”的生成与演变》，《历史研究》，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