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就业工作指明方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加大各类政策对就业的支持力度，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在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徐立新看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挑战的核心政策框架。
他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指出，“友好”二字的背后，反映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根本性困境：当技术替代从蓝领蔓延至白领，传统“增长带动就业”的逻辑正在失效，政府必须在变革中重新定位自身职能——走向普惠均衡的福利型社会，完善分配体系与民生兜底保障，将是各国实现社会公平、化解就业危机的必由之路。
“AI技术大幅提升了信息处理、数据整合等工作的效率，以往大量依赖人力完成的基础性工作，如今能够以极低成本实现替代。”徐立新说，全球性失业风险持续攀升，各国治理都面临严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并非中国的单一政策选择，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他指出，AI技术将大幅提升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量将持续扩张。但若缺乏政府有效干预，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量收益将集中流向资本持有者，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失衡。因此，政府必须依托公平完善的税收体系与分配机制加以调节，同时，搭建系统化再培训体系，特别是针对性地布局那些不能被技术替代的服务类技能培训，为劳动者转型就业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徐立新还警示了一项伴随就业岗位稀缺而衍生的风险——强制加班。
他指出，随着AI替代传统岗位，就业机会整体趋于稀缺，雇主的议价能力显著提升。若缺乏有效约束，企业极易通过强制加班、压缩人力成本等方式转嫁经营压力。过度加班不仅损害劳动者权益，还会进一步挤压新增就业空间，加剧结构性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他主张构建资本方、劳动者与政府三方协同共治的格局，核心在于优化收入分配体系。“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须保障普通民众在公共决策与利益分配中的合理话语权，而问题的核心最终落脚于社会财富分配。”徐立新说。
他进一步指出，这就需要构建合理的社会契约，由政府与社会共同制定财富分配规则。例如，通过合理缩短法定工时、优化劳动制度，既能平衡劳动强度，又能扩容就业岗位，推动社会公平发展。
以下是本次采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受访嘉宾确认
界面新闻：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关键词是“友好型”。如何理解“友好”？为何现在提出这个概念？
徐立新：当下，人类社会正处在深度变革的关键阶段，人工智能（AI）的普及成为时代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对全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AI技术大幅提升了信息处理、数据整合、资料梳理等工作的效率，以往大量依赖人力完成的基础性工作，如今能够以极低成本实现替代。人类在传统劳动场景中的短板被持续放大，全球性失业风险持续攀升，各国治理都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AI冲击下潜在的大规模就业结构调整与失业问题，各国政府都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职能，思考如何通过政策调控、资源扶持、技能转型帮扶等举措，缓冲就业市场的波动，为劳动力转型与社会稳定提供支撑。
因此，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而非我国单一的政策导向。此外，在中国，保障民生和就业是政府治理的核心要务之一，结合当前国内偏严峻的就业现状，推行就业友好型发展策略已是必然趋势与客观选择。
界面新闻：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企业招高级技工却难如登天。从这个角度看，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否先要让教育体系变得“友好”？
徐立新：教育体系的适应性革新已是必然趋势。无论是适配市场发展需求，还是契合宏观政策导向，教育体系朝着就业友好方向优化，都具备充分的现实必要性。
以我国高等教育为例，国内高校以公立办学为主，办学发展与政策导向深度绑定，在经费拨付、办学规划等方面均与政府治理目标紧密衔接。因此，当政策着重强调就业友好导向时，会直接推动高校优化专业布局、调整课程体系、革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正向引导作用。
与此同时，高校同样直面市场化竞争。高等教育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若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与培养模式脱离市场实际需求，高校将难以适应行业变化，逐步丧失发展竞争力。基于这一现实，高校本身也具备主动贴合就业需求、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内生动力。
在我看来，AI驱动的社会转型固然伴随阵痛与风险，但无需过度悲观。回顾历次工业革命，社会生产效率的跨越式提升，都曾引发大规模失业的担忧，而现实发展中，社会总能孕育出新的就业承载空间与发展形态。
以服务业为例，当前该行业已吸纳大量劳动力，未来仍将成为就业扩容的核心载体。人际交互、情感关怀、个性化服务等依托人本属性的劳动内容，难以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教育、康养等行业可通过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品质，同时吸纳更多就业人口，实现就业结构的动态调整。
整体而言，技术变革会倒逼就业结构重塑，新的就业形态与行业需求会逐步涌现，而这一平稳转型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科学合理的规则制定、行业引导与政策兜底。
界面新闻：除改革教育体系外，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徐立新：我认为最关键的配套举措是健全社会福利与再分配体系。从长远趋势来看，全球范围内或普遍借鉴北欧福利社会模式的发展走向。
伴随技术迭代，未来多数生产作业与基础服务环节或将逐步由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承接。相较人力劳动，智能工具具备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优势，且AI技术的使用成本仍将持续下行。在此背景下，社会物资与服务的供给总量不仅不会缩减，反而会依托高效生产力实现稳步增长，社会整体财富规模亦将持续扩张。
若缺少政府有效的民生调节与合理干预，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量收益，大概率会集中流向资本持有者，这也是市场自发运行下的必然结果。若任由资本无序集聚，社会贫富差距将持续拉大，公平性失衡不断加剧，进而直接冲击社会秩序与民生稳定。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必须正视潜在风险：人工智能冲击下，失业率或将显著攀升，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也可能进一步激化。政府需依托公平完善的税收体系与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加以调节。同时需要警惕的是，若财政收入无法切实用于民生保障，过度扩张的公权力同样会衍生新的社会隐患。
由此可见，重构社会福利体系、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搭建系统化再培训体系，将成为未来就业政策的核心方向。北欧国家已形成成熟的劳动力转型培育模式，人才培养不再局限于高等院校，社会化职业培训机构体系完善、功能完备，这一经验具备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政府可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判，针对性布局那些不能被技术替代的服务类技能培训，为劳动者转型就业提供支撑。
另外，我国还需要警惕一项潜在社会风险：随着AI替代效应显现，传统岗位不断缩减，就业岗位整体趋于稀缺，雇主方的议价能力将显著提升。若缺乏有效约束，企业极易通过强制加班、压缩人力成本等方式转嫁经营压力。过度加班不仅会损害劳动者权益，还会进一步挤压新增就业空间，加剧结构性失业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唯有依托资本方、劳动者与政府三方协同共治，方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推动社会良性运转。收入分配体系的优化是核心关键，北欧国家在收入调节、劳动权益保障、社会福利平衡等方面的治理经验，具备重要的借鉴意义。
界面新闻：传统观念认为只要GDP增长，就业自然会被“带起来”。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现实中出现了“增长型失业”或“机器换人”导致的岗位流失，未来“技术性失业”还可能波及白领和知识工作者。我们的发展方式是否做好了应对“大规模职业转换”的准备？
徐立新：根据我的观察，目前全球尚无任何国家做好充分应对准备，我国亦不例外。AI技术迭代节奏极快，变革进程仍在持续加速推进，整体冲击来得迅猛且深远。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主动聚焦就业友好型发展议题，提前布局应对，无疑是积极且关键的治理导向。我国行政体系具备高效执行力与强大落地能力，只要政策目标明确、统筹推进有力，便能有效落实相关治理举措。
这里要提醒的是，配套政策的设计与落地需要审慎斟酌、科学研判，进一步优化完善政策制定与决策环节，包括规划具体措施、遴选智库专家等。尤其应当畅通自下而上的意见传导与诉求反馈渠道，系统摸排并精准收集各类就业群体的现实诉求与实际困境，汇聚社会各界专业力量建言献策。
畅通自下而上的意见传导与诉求反馈渠道很重要，因为问题往往发生在基层。一方面，要关注企业在人工智能冲击下面临的经营压力与技术转型难题；另一方面，要精准应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就业困境——从初入职场的青年，到遭遇失业冲击的中年从业者。其中，中年群体的就业危机尤为突出，40岁后再就业难度陡增，生存与发展压力亟待缓解。立足多元视角、凝聚全社会智慧、广纳各方建议，方能让政策设计更贴合现实、更具针对性与可行性，从而更好地适配就业市场的全新变化。
界面新闻：对于广大青年朋友，在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下，什么样的工作算是“好工作”？
徐立新：硅谷知名风险投资人、科技领域未来趋势预判的代表性学者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曾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当下社会尚无法清晰界定未来的职业形态，优质岗位的标准与内涵仍处于未知状态。
确实，当前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转型阶段。“好工作”的内涵可能更多在于个体自主掌控职业发展路径，摆脱对单一雇主的过度依附。可以预见，小微企业经营、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模式将会持续普及。
与之相对应的是，未来劳动力市场中，具备强大学习能力、环境适应力与风险承受能力的青年群体将更具竞争优势。传统朝九晚五的固定雇佣模式或将逐步弱化，即便选择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等发展方式，工作时间与发展模式也会更加弹性多元。
界面新闻：您前面提到“强制加班”这个问题。确实，中国很多行业普遍存在“996”甚至“007”现象，这显然不是友好型就业。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严厉整治“996”“007”可能加重企业负担。但是，不处理好这种矛盾，又会使得“友好”成为空洞的口号。 如何在“保就业”的同时，做好“反内卷”？
徐立新：在当下全新的发展环境中，头部企业与优质就业平台普遍以延长工时、强制加班等方式提高用工要求，而劳动者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究其根源，核心在于就业岗位持续缩减、整体经济承压，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发生扭转。
放在转型过渡期来看，能够适配人工智能时代、顺利存续经营的企业，其议价能力正在显著抬升。当然并非所有经营主体都具备这种优势，不少企业同样受AI冲击陷入经营困境，甚至面临淘汰出局。因此，议价权提升只是部分经营主体的特征，但这一趋势已然客观存在。
那么，劳动者是否应当妥协，以接受高强度加班为代价保住岗位？从个体视角而言，当下求职难度提高，普通劳动者做出保守选择、优先维系就业，具备一定的理性考量。但从社会整体层面来看，这种模式存在明显弊端，亟需政府与企业共同介入调节。
过度加班本质上违背社会公平原则，企业面临经营压力，劳动者与失业群体同样承受生存压力。依靠压榨员工工时压缩成本，会进一步挤压就业容量、加剧失业问题，对社会发展毫无益处。因此，放任行业内卷、漠视劳动者权益的做法并不可取。
事实上，我国《劳动法》已对劳动时长、加班报酬、劳动者拒绝不合理加班的权利作出明确规定，关键症结在于制度落地与执法监管。目前劳动执法多由地方政府负责，部分地区出于保障税源、稳定地方经济的考量，对大型企业的违规用工行为采取宽松态度，导致法律法规执行弱化、监管出现偏差。
针对这一问题，可参考过往金融体系改革思路，适度剥离地方政府的属地化干预，将劳动监察与执法权限适度上收，减少地方利益对执法的干扰，保障劳动法规统一、公正落地。
界面新闻：如何优化分配体系、建设福利社会？
徐立新：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须保障普通民众在公共决策与利益分配中的合理话语权，而问题的核心最终落脚于社会财富分配。依托技术进步与生产升级，全社会总产出与物质供给早已实现稳步增长，足以支撑全民基本生活、普惠教育等公共需求，当下矛盾的本质并非生产不足，而是分配失衡。
这就需要构建合理的社会契约，由政府与社会共同制定财富分配规则。例如，通过合理缩短法定工时、优化劳动制度，既能平衡劳动强度，又能扩容就业岗位，推动社会公平发展。这类调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推进节奏快慢之别。
回望国内发展历程便能清晰感知制度进步：数十年前，国内普遍单休，部分行业甚至无固定休息日；如今双休制度全面普及，已是民生保障的重大跨越。美国也探索出弹性工时模式，以双周总工时为基准，灵活调配单日工作时长与休息天数，兼顾企业运转与劳动者休息权益，为劳动制度优化提供了多元参考。
现阶段，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生产力水平已完全能够满足全民基础生活与公共服务需求，分配机制的优化完善是必然趋势。
当然，收入再分配与社会调节需要把握平衡尺度。政府的适度调控不可或缺，但仍需依法保护合法财产权。倘若财产权缺乏稳定保障，企业的创新动力将受到严重抑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往往需要长期投入与长远规划，若企业与企业家丧失稳定预期，便会缩减研发投入、弱化创新意愿，最终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与社会发展。
因此，未来治理需要兼顾双重目标：一方面充分保护企业、民众的合法财产权益，维系市场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强化政府的合理再分配职能。这也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北欧国家便是典型范例，其最高档个税税率可达50%以上，通过高税收支撑高福利体系，实现二次分配调节。依托完善的福利配套，北欧实现了高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公共服务普惠免费；社会保障待遇充分，失业群体可维持稳定生活，大幅降低技术变革与岗位替代带来的生存焦虑。
长远来看，在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传统岗位的时代背景下，走向普惠均衡的福利型社会，完善分配体系与民生兜底保障，将是各国实现社会公平、化解就业危机的必由之路。
记者 王珍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就业工作指明方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加大各类政策对就业的支持力度，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在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徐立新看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挑战的核心政策框架。
他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指出，“友好”二字的背后，反映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根本性困境：当技术替代从蓝领蔓延至白领，传统“增长带动就业”的逻辑正在失效，政府必须在变革中重新定位自身职能——走向普惠均衡的福利型社会，完善分配体系与民生兜底保障，将是各国实现社会公平、化解就业危机的必由之路。
“AI技术大幅提升了信息处理、数据整合等工作的效率，以往大量依赖人力完成的基础性工作，如今能够以极低成本实现替代。”徐立新说，全球性失业风险持续攀升，各国治理都面临严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并非中国的单一政策选择，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他指出，AI技术将大幅提升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量将持续扩张。但若缺乏政府有效干预，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量收益将集中流向资本持有者，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失衡。因此，政府必须依托公平完善的税收体系与分配机制加以调节，同时，搭建系统化再培训体系，特别是针对性地布局那些不能被技术替代的服务类技能培训，为劳动者转型就业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徐立新还警示了一项伴随就业岗位稀缺而衍生的风险——强制加班。
他指出，随着AI替代传统岗位，就业机会整体趋于稀缺，雇主的议价能力显著提升。若缺乏有效约束，企业极易通过强制加班、压缩人力成本等方式转嫁经营压力。过度加班不仅损害劳动者权益，还会进一步挤压新增就业空间，加剧结构性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他主张构建资本方、劳动者与政府三方协同共治的格局，核心在于优化收入分配体系。“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须保障普通民众在公共决策与利益分配中的合理话语权，而问题的核心最终落脚于社会财富分配。”徐立新说。
他进一步指出，这就需要构建合理的社会契约，由政府与社会共同制定财富分配规则。例如，通过合理缩短法定工时、优化劳动制度，既能平衡劳动强度，又能扩容就业岗位，推动社会公平发展。
以下是本次采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受访嘉宾确认
界面新闻：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关键词是“友好型”。如何理解“友好”？为何现在提出这个概念？
徐立新：当下，人类社会正处在深度变革的关键阶段，人工智能（AI）的普及成为时代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对全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AI技术大幅提升了信息处理、数据整合、资料梳理等工作的效率，以往大量依赖人力完成的基础性工作，如今能够以极低成本实现替代。人类在传统劳动场景中的短板被持续放大，全球性失业风险持续攀升，各国治理都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AI冲击下潜在的大规模就业结构调整与失业问题，各国政府都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职能，思考如何通过政策调控、资源扶持、技能转型帮扶等举措，缓冲就业市场的波动，为劳动力转型与社会稳定提供支撑。
因此，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而非我国单一的政策导向。此外，在中国，保障民生和就业是政府治理的核心要务之一，结合当前国内偏严峻的就业现状，推行就业友好型发展策略已是必然趋势与客观选择。
界面新闻：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企业招高级技工却难如登天。从这个角度看，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否先要让教育体系变得“友好”？
徐立新：教育体系的适应性革新已是必然趋势。无论是适配市场发展需求，还是契合宏观政策导向，教育体系朝着就业友好方向优化，都具备充分的现实必要性。
以我国高等教育为例，国内高校以公立办学为主，办学发展与政策导向深度绑定，在经费拨付、办学规划等方面均与政府治理目标紧密衔接。因此，当政策着重强调就业友好导向时，会直接推动高校优化专业布局、调整课程体系、革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正向引导作用。
与此同时，高校同样直面市场化竞争。高等教育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若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与培养模式脱离市场实际需求，高校将难以适应行业变化，逐步丧失发展竞争力。基于这一现实，高校本身也具备主动贴合就业需求、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内生动力。
在我看来，AI驱动的社会转型固然伴随阵痛与风险，但无需过度悲观。回顾历次工业革命，社会生产效率的跨越式提升，都曾引发大规模失业的担忧，而现实发展中，社会总能孕育出新的就业承载空间与发展形态。
以服务业为例，当前该行业已吸纳大量劳动力，未来仍将成为就业扩容的核心载体。人际交互、情感关怀、个性化服务等依托人本属性的劳动内容，难以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教育、康养等行业可通过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品质，同时吸纳更多就业人口，实现就业结构的动态调整。
整体而言，技术变革会倒逼就业结构重塑，新的就业形态与行业需求会逐步涌现，而这一平稳转型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科学合理的规则制定、行业引导与政策兜底。
界面新闻：除改革教育体系外，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徐立新：我认为最关键的配套举措是健全社会福利与再分配体系。从长远趋势来看，全球范围内或普遍借鉴北欧福利社会模式的发展走向。
伴随技术迭代，未来多数生产作业与基础服务环节或将逐步由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承接。相较人力劳动，智能工具具备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优势，且AI技术的使用成本仍将持续下行。在此背景下，社会物资与服务的供给总量不仅不会缩减，反而会依托高效生产力实现稳步增长，社会整体财富规模亦将持续扩张。
若缺少政府有效的民生调节与合理干预，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量收益，大概率会集中流向资本持有者，这也是市场自发运行下的必然结果。若任由资本无序集聚，社会贫富差距将持续拉大，公平性失衡不断加剧，进而直接冲击社会秩序与民生稳定。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必须正视潜在风险：人工智能冲击下，失业率或将显著攀升，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也可能进一步激化。政府需依托公平完善的税收体系与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加以调节。同时需要警惕的是，若财政收入无法切实用于民生保障，过度扩张的公权力同样会衍生新的社会隐患。
由此可见，重构社会福利体系、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搭建系统化再培训体系，将成为未来就业政策的核心方向。北欧国家已形成成熟的劳动力转型培育模式，人才培养不再局限于高等院校，社会化职业培训机构体系完善、功能完备，这一经验具备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政府可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判，针对性布局那些不能被技术替代的服务类技能培训，为劳动者转型就业提供支撑。
另外，我国还需要警惕一项潜在社会风险：随着AI替代效应显现，传统岗位不断缩减，就业岗位整体趋于稀缺，雇主方的议价能力将显著提升。若缺乏有效约束，企业极易通过强制加班、压缩人力成本等方式转嫁经营压力。过度加班不仅会损害劳动者权益，还会进一步挤压新增就业空间，加剧结构性失业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唯有依托资本方、劳动者与政府三方协同共治，方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推动社会良性运转。收入分配体系的优化是核心关键，北欧国家在收入调节、劳动权益保障、社会福利平衡等方面的治理经验，具备重要的借鉴意义。
界面新闻：传统观念认为只要GDP增长，就业自然会被“带起来”。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现实中出现了“增长型失业”或“机器换人”导致的岗位流失，未来“技术性失业”还可能波及白领和知识工作者。我们的发展方式是否做好了应对“大规模职业转换”的准备？
徐立新：根据我的观察，目前全球尚无任何国家做好充分应对准备，我国亦不例外。AI技术迭代节奏极快，变革进程仍在持续加速推进，整体冲击来得迅猛且深远。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主动聚焦就业友好型发展议题，提前布局应对，无疑是积极且关键的治理导向。我国行政体系具备高效执行力与强大落地能力，只要政策目标明确、统筹推进有力，便能有效落实相关治理举措。
这里要提醒的是，配套政策的设计与落地需要审慎斟酌、科学研判，进一步优化完善政策制定与决策环节，包括规划具体措施、遴选智库专家等。尤其应当畅通自下而上的意见传导与诉求反馈渠道，系统摸排并精准收集各类就业群体的现实诉求与实际困境，汇聚社会各界专业力量建言献策。
畅通自下而上的意见传导与诉求反馈渠道很重要，因为问题往往发生在基层。一方面，要关注企业在人工智能冲击下面临的经营压力与技术转型难题；另一方面，要精准应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就业困境——从初入职场的青年，到遭遇失业冲击的中年从业者。其中，中年群体的就业危机尤为突出，40岁后再就业难度陡增，生存与发展压力亟待缓解。立足多元视角、凝聚全社会智慧、广纳各方建议，方能让政策设计更贴合现实、更具针对性与可行性，从而更好地适配就业市场的全新变化。
界面新闻：对于广大青年朋友，在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下，什么样的工作算是“好工作”？
徐立新：硅谷知名风险投资人、科技领域未来趋势预判的代表性学者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曾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当下社会尚无法清晰界定未来的职业形态，优质岗位的标准与内涵仍处于未知状态。
确实，当前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转型阶段。“好工作”的内涵可能更多在于个体自主掌控职业发展路径，摆脱对单一雇主的过度依附。可以预见，小微企业经营、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模式将会持续普及。
与之相对应的是，未来劳动力市场中，具备强大学习能力、环境适应力与风险承受能力的青年群体将更具竞争优势。传统朝九晚五的固定雇佣模式或将逐步弱化，即便选择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等发展方式，工作时间与发展模式也会更加弹性多元。
界面新闻：您前面提到“强制加班”这个问题。确实，中国很多行业普遍存在“996”甚至“007”现象，这显然不是友好型就业。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严厉整治“996”“007”可能加重企业负担。但是，不处理好这种矛盾，又会使得“友好”成为空洞的口号。 如何在“保就业”的同时，做好“反内卷”？
徐立新：在当下全新的发展环境中，头部企业与优质就业平台普遍以延长工时、强制加班等方式提高用工要求，而劳动者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究其根源，核心在于就业岗位持续缩减、整体经济承压，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发生扭转。
放在转型过渡期来看，能够适配人工智能时代、顺利存续经营的企业，其议价能力正在显著抬升。当然并非所有经营主体都具备这种优势，不少企业同样受AI冲击陷入经营困境，甚至面临淘汰出局。因此，议价权提升只是部分经营主体的特征，但这一趋势已然客观存在。
那么，劳动者是否应当妥协，以接受高强度加班为代价保住岗位？从个体视角而言，当下求职难度提高，普通劳动者做出保守选择、优先维系就业，具备一定的理性考量。但从社会整体层面来看，这种模式存在明显弊端，亟需政府与企业共同介入调节。
过度加班本质上违背社会公平原则，企业面临经营压力，劳动者与失业群体同样承受生存压力。依靠压榨员工工时压缩成本，会进一步挤压就业容量、加剧失业问题，对社会发展毫无益处。因此，放任行业内卷、漠视劳动者权益的做法并不可取。
事实上，我国《劳动法》已对劳动时长、加班报酬、劳动者拒绝不合理加班的权利作出明确规定，关键症结在于制度落地与执法监管。目前劳动执法多由地方政府负责，部分地区出于保障税源、稳定地方经济的考量，对大型企业的违规用工行为采取宽松态度，导致法律法规执行弱化、监管出现偏差。
针对这一问题，可参考过往金融体系改革思路，适度剥离地方政府的属地化干预，将劳动监察与执法权限适度上收，减少地方利益对执法的干扰，保障劳动法规统一、公正落地。
界面新闻：如何优化分配体系、建设福利社会？
徐立新：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须保障普通民众在公共决策与利益分配中的合理话语权，而问题的核心最终落脚于社会财富分配。依托技术进步与生产升级，全社会总产出与物质供给早已实现稳步增长，足以支撑全民基本生活、普惠教育等公共需求，当下矛盾的本质并非生产不足，而是分配失衡。
这就需要构建合理的社会契约，由政府与社会共同制定财富分配规则。例如，通过合理缩短法定工时、优化劳动制度，既能平衡劳动强度，又能扩容就业岗位，推动社会公平发展。这类调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推进节奏快慢之别。
回望国内发展历程便能清晰感知制度进步：数十年前，国内普遍单休，部分行业甚至无固定休息日；如今双休制度全面普及，已是民生保障的重大跨越。美国也探索出弹性工时模式，以双周总工时为基准，灵活调配单日工作时长与休息天数，兼顾企业运转与劳动者休息权益，为劳动制度优化提供了多元参考。
现阶段，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生产力水平已完全能够满足全民基础生活与公共服务需求，分配机制的优化完善是必然趋势。
当然，收入再分配与社会调节需要把握平衡尺度。政府的适度调控不可或缺，但仍需依法保护合法财产权。倘若财产权缺乏稳定保障，企业的创新动力将受到严重抑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往往需要长期投入与长远规划，若企业与企业家丧失稳定预期，便会缩减研发投入、弱化创新意愿，最终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与社会发展。
因此，未来治理需要兼顾双重目标：一方面充分保护企业、民众的合法财产权益，维系市场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强化政府的合理再分配职能。这也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北欧国家便是典型范例，其最高档个税税率可达50%以上，通过高税收支撑高福利体系，实现二次分配调节。依托完善的福利配套，北欧实现了高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公共服务普惠免费；社会保障待遇充分，失业群体可维持稳定生活，大幅降低技术变革与岗位替代带来的生存焦虑。
长远来看，在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传统岗位的时代背景下，走向普惠均衡的福利型社会，完善分配体系与民生兜底保障，将是各国实现社会公平、化解就业危机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