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发工资”的执念，几乎被刻进了生物钟。月初等工资，月中看余额，月底开始克制消费欲，发薪日当天手机震一下，整个人心情都为之愉悦。至于“年薪制”和“周薪制”，大家当然都听过，可真要说起日常生活里最自然、最不需要解释的节奏，还是那四个字：这个月发。

在中国，月薪制更像一种生活节拍器，其背后有着长时段的历史惯性。要问为什么按月发薪会演变成为今天默认的工资制度，那还要从两千年前说起。

现代人说工资，脑子里浮现的往往是工资条、扣税、社保、公积金，标准得像流水线。但古人没这条件，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制度规定都远没有今天完善，那时候工资的发放要复杂得多。

先秦时期，诸侯拥有被称为“食邑”的私人领地，领土内的一切资源除进贡之外都由他们自由支配，严格来说并不是后世那种标准化工资。直到战国后期官僚体系成熟，俸禄制度才得以规范。

战国平阳鼎。来源/故宫博物院

秦汉官员的收入开始制度化，级别不同收入也不同，但古代俸禄常常不是纯货币，也不总是均匀发放，谷物、布帛、田租、杂给，有什么给什么，尤其地方官员，还有“职田”“官田禄”之类做补给，很多收入要和土地收益、农业时序挂钩。而按月发薪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秦“半两”青铜钱及石钱范。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唐朝杜佑所撰写的专门梳理典章制度的史书《通典》曾引西汉贡禹故事：

臣为谏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当属“俸钱月九千二百”“俸钱月万二千”，二者分别是贡禹做谏大夫与光禄大夫时的“月薪”，这说明在西汉，已经出现了以月为单位发放俸禄的现象。

再看《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的东汉情况：

百官受奉例：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这段话更清楚地说明了东汉时期大将军以下官员每个月的薪资标准。因此在中国古代早期官员收入里，已经存在相当明确的“月度给付”因素，但汉朝俸禄制度仍主要采用“官阶-秩级-俸禄”的等级制供养体系，就如上文《后汉书》这段材料，先要确认官阶，再对应每年处在什么收入级别，是“三公奉”还是“中二千石”，最后再谈每个月发多少。本质上说汉朝月薪的“月”是一种计算和发放的手段，因为此时工资结构复杂，包括但不限于银钱谷物，还有来自上层的赏赐，按月划分难以构成固定数额。而另外，古代农业社会依赖田产收益，致使官员的部分俸禄与时节挂钩，也是把工资的月给数折算成年额来定标准的缘由之一。

汉代铜斛。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那么俸禄的发放真正由“按农业周期、年界切割”转向按月发放是在什么时候？这就带来一个很有古代特色的问题：辞职时间很关键。

据《南史·阮长之传》记载：

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计月分禄。

南朝宋代以前郡邑官有“官田禄”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它的发放须遵循一条今天看上去很奇怪的规则：如果官员在芒种节气前去官辞职，那么这一年的禄，往往就归后任者。听上去是不是很像古代版“你月底前离职，这月绩效算别人头上”？只不过现代人丢的是奖金，古人丢的可能是整年收入。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庆余年》截图

因此到元嘉末年，朝廷才“始改此科，计月分禄”。这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按月发薪的情况，但它把地方官收入的结算逻辑从年界往月界推进了，为后世月俸制的成熟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国家对官员收入的管理越来越细，也越来越符合官僚体制高频运转的需要。

以往按年定禄的方式适合农业社会的大周期，却不太适合一个日常靠文书、考课、调任、铨叙维持运转的官僚国家。如果薪资一年一结，那么官员的调动、离任与补授等就很容易在工资结算上发生纠纷，而若是按月分给，人事相关的工作都会顺手得多。

这也是中国制度史中的一个常见趋势，那些与人紧密相关的部分，最后往往都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均匀、越来越日常化。按月分俸，本质上就是国家把官员收入纳入更精细的行政节奏的结果。

当然，月薪制并没有自此被历朝历代统一沿用，后世不同时期的俸禄制度仍然非常复杂。唐代官员收入有俸钱、职田、赏赐等，层层叠叠像个“补充包”；宋代名义上制度更细，但基层官吏收入未尝宽裕；明代更是有名的薄俸时代，表面上官员有工资，实际上很多人靠那点俸银根本撑不起体面生活。

唐开元通宝。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但即便如此，按月发薪的节奏越来越稳，到了清代，北京民间甚至把按月领薪叫作“关饷”。这个词能流行，就说明“按月领钱”已经从官场扩散成为社会常识了。

月薪制到了今天能够几乎渗透进全社会，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项制度与中国社会最成熟的生活节律恰好相对。年薪制听着很高级，实际上只适合少数岗位。一个普通人年底一次性拿全年收入，听起来像发财，实际过起来却像极限生存挑战。房租、水电、柴米油盐、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不是年底才发生的，日常生活需要稳定现金流，国家管理也需要稳定支付周期。基于此情况，“月”就被选中，成为发薪最适中的时间单位。

而周薪制对管理和核算提出了更高要求。工资发得越频繁，统计和考核就越细。对工时弹性大、人员流动快的行业，这种制度当然有吸引力，劳动者能更快拿到现金，但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发薪频率越高，行政成本往往也越高。员工每周小确幸，财务每周小崩溃。总的来说，月薪制更符合多数行业的支付习惯和税务申报需求。

既然中国古代早已有“月俸”，那今天的月薪制是不是古代制度一路延续而来？答案是否定的，二者形式上有相似性，但本质完全不同。

古代官员俸禄属于国家对官僚集团的供养制度，其支付对象有限，工资结构复杂，与现代劳动者以劳动换取货币报酬的工资制度并不是一回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资制度则产生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

民国时期，公务员、教师、银行职员等群体已普遍实行月薪制。但当时的月薪制度标准不一、分配混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资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计划经济建设中重新建立的。建国初期，全国工资体系相当混杂。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差异明显。随着国家推进工业化建设，工资制度必须被统一，否则全国财政难以运转。

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部分第一套人民币及样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一时期，中国工资制度的建立明显受到苏联影响。苏联作为典型计划经济国家，其工资制度强调统一工资等级、岗位分类、技术等级与国家财政统筹管理。工资不仅是劳动报酬，也是计划经济体系中的资源配置工具。

1952年前后，中国开始全国工资调整；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全国较统一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此后，工资与岗位等级、福利保障、劳动管理体系等要素结合起来，月薪制由此被正式固定为现代工资制度的主流形式。

此时中国选择月薪制，也有非常现实的制度原因：月度既足够稳定，便于国家财政核算，又不像周薪那样过于高频，增加行政成本。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稳定就业的国营单位而言，月薪制显然更适合长期管理。

若观察现代国际上的工资制度，不免又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外有的偏周薪，有的爱谈年薪呢？

首先，年薪是在讨论薪酬的考核周期，与周薪和月薪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谈管理层、专业技术岗位、高收入职位时，习惯先用年收入来衡量岗位价值，因为这类工作的效益往往要拉长到一年甚至一个任期才能看得更清楚。薪酬按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来定，但并不意味着一年只发一次工资，基本部分通常仍是按月支付。也就是说，年薪制更多是一种算法，不一定是在讲发放频率。

而周薪制在欧美国家仍有保留，这与当地的生活方式、消费节奏有关，源于早期工厂制度和蓝领劳动传统。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率先出现集中生产的工厂，工人作为劳动要素进入标准化的工作节奏。早期工人收入不高，储蓄能力有限，维持生活高度依赖手头的活钱，支付房租、购买煤炭与面包都需要频繁付账。于是在英国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周薪制逐渐普及。进入现代社会，西方人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与劳动管理方式，也更适合较高频率的薪资发放，当地家庭消费强调周期性采购，信用消费和分期支付普遍存在，工资发放频率更容易与这种生活节奏咬合在一起。

今天在一些建筑业、零工行业、餐饮服务业中，日薪周薪依然常见；在部分非洲、南亚及拉美地区，由于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劳动关系不稳定，按日或按周支付工资的情况要比我国高得多。

古代漫长的行政与社会实践，使按月发薪的周期不断与生活中各个层面结合起来，新中国1956年工资改革，月薪制被纳入现代国家工资制度，其地位才正式确立。从古至今，按月发薪能延续下来，正是因为它已经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节奏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2.（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5.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中国发展观察》2016第1期。

6.任革军：《周薪制，会“水土不服”吗?》，《劳动世界》2001年第7期。

7.郑京辉：《效率优先与公平重构：新中国社会主义工资制度构建及其内在逻辑(1949—1965)》，《人文杂志》2025年第9期。

把时间轴往回拉几十年，你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从爷爷奶奶辈哼的《哎哟妈妈》，到爸妈年轻时追的《甜蜜蜜》，再到我们这代人循环的《爱要坦荡荡》，这些洗脑神曲，原来还有一个外语歌曲的“孪生兄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交初期，没有高铁、没有短视频，歌声便成了最动人的跨洋桥梁。

歌唱家刘淑芳。来源/2002 “蓉城之春”音乐会

时光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南亚旋律的跨洋之旅，迎来了最惊艳的“焕新时刻”——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把一段印尼渔民的劳作小调，唱成了华人世界无人不晓的传世情歌，也让东南亚旋律的华语改编，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70年代中期，邓丽君在东南亚巡演期间，邓丽君便为印尼Indra Records公司录制了大量歌曲。之后1977年的一次录制中，她邂逅了印尼爪哇岛万丹地区的民间民谣《Dayung Sampan》，

“温”是不拿聪明压他人，“柔”是不用面子堵自己。两者合在一起，才能达到张载所期盼的效果：可以进于学。

参考文献：

1. 张载：《关学经典集成·张载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年7月。

2.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6月

3. 董铁柱：《张载的“温柔”》，《文史知识》2025年第6期。

4. 王培友，薛振宇：《教传统与宋代理学家“温柔敦厚”诗学审美理想的生成》，《北方论丛》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