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 氨基观察，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氨基观察

被寄予厚望的多抗（三抗及以上）药物，正在经历一轮重新评估。

在百利天恒最新招股书中，公司此前布局的三款实体瘤四抗产品被移除，仅保留一款针对自免疾病的四抗产品。

多抗曾是百利天恒投入最大的研发方向之一。此次管线调整，表面上看是公司上市前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但在IPO这个最需要展示成果的阶段，主动减少“全球首个”的四抗项目，更可能意味着产品的开发潜力并未达到预期。

无独有偶，在此之前，安进、赛诺菲、罗氏等MNC也放弃过多抗项目，预期疗效不明，安全性风险高是主要原因。

随着越来越多的多抗药物进入临床，早期的概念价值正在被消耗殆尽，接下来，将进入热闹与清算并存的阶段。

多抗依旧是潜力十足的下一代治疗方向，但新药研发从来不是炫技，只有真正能够满足临床需求的产品，才能在这一轮淘汰中活下来。

先行者的撤退

“在多特异性药物的引领下，制药行业将迎来第四次革命性浪潮”。

2020年，美国Raymond J. Deshaies教授在《Nature》杂志发表的论文中给出预测。

没人愿意错过机会。百利天恒无疑是这一领域布局最早、最激进的企业之一。

早在2020年，百利天恒便启动GNC038临床试验，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四特异性抗体，并依托GNC平台陆续开发GNC035、GNC039等多款四抗产品。2022年，公司董事长朱义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已着手五抗研发。

果然，没有最多，只有更多。

由于疾病本质上是复杂的，且源于多种因素和介质，因此从理论上看，多抗是有其科学逻辑的。正如双抗本质是通过协同作用，克服单靶点耐药、提高了肿瘤杀伤的特异性。

多抗的目的，则是在单个分子载体上同时完成肿瘤细胞识别锚定、T细胞招募、共刺激信号激活、免疫检查点阻断多重功能，理论上实现多条免疫通路协同，达成“1+1+1＞3”的治疗效果，以此弥补双抗在肿瘤治疗中T细胞活化不足、肿瘤识别特异性有限等短板。

以4 1BB靶点为例，传统4 1BB单抗因靶点全身广泛表达，始终难以平衡疗效与毒性；而多抗可以借助肿瘤抗原的锚定作用，将4 1BB的激活效应限定在肿瘤局部组织，以此降低全身性毒副反应，这也是多抗设计十分重要的理论支撑。

当然，多抗的火热同样离不开IO 2.0时代的行业叙事加持。随着PD-(L)1/VEGF加速迭代单抗趋势得到确认，包括道尔生物、嘉和生物、岸迈生物、泽璟制药等在内的药企纷纷入局，希望在IO 2.0疗法上进一步升级迭代，前瞻布局多抗，甚至卷到了六靶点探索。

多抗领域也诞生了不少BD交易，然而，就在市场期待该领域更进一步时，先行者百利天恒却开始了大规模撤退。

8月6日，百利天恒第四次递表港交所，而在最新的招股书中，公司已经将三款四抗产品从管线中移除。分别为靶向CD3/4-1BB/PD-L1/ROR1的GNC-035；靶向CD3/4-1BB/PD-L1/EGFRvIII的GNC-039；以及未公开靶点的GNC-077（CD3为基础）。肿瘤多抗管线被彻底放弃，仅保留一款自免疾病的靶向CD3/CD19/PD-L1/4-1BB的GNC-038。

事实上，百利天恒此前便已开始降低四抗项目的资源投入。2023年，公司曾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减少四抗后续II/III期临床开发投入，转而增加ADC等方向投入。

尽管公司当时表示，现有四抗产品临床表现良好，减少投入不会影响研发推进。但如今来看，公司可能就有了撤退的打算。

现实的困境

无论是双抗还是三抗甚至四抗，都必须证明在现有治疗标准上，提供进一步改善的证据，要么更安全、要么更有效，或者使用更方便，这是创新的最基本要求。

然而，身处IPO的关键窗口期，百利天恒却主动缩减多款自带“全球首个”标签的四抗项目，降低自己的想象空间，侧面反映出多抗的临床表现，没有预期中美好。

这意味着，相比于纸面之上充满想象空间的理论设计，多抗研发所要面对的现实困境则更为棘手。

确实如此。多抗首先面临的是疗效不确定性。

无论是GNC-035、还是GNC-039，都选择了CD3/4-1BB共刺激信号，意在增强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再结合PD-L1进一步解除了免疫抑制，理论上能达到最大的协同效应。

但在实体瘤领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ROR1/EGFRvIII单靶点的亲和力有限，CD3/4-1BB/PD-L1的杀伤效果或许发挥不出来。

更复杂的是，多抗需要同时平衡多个抗体臂的亲和力。不同靶点之间的结合强度、空间结构以及药代动力学特征，都需要精确匹配。而随着分子量增加，药物组织穿透能力也可能下降。最终，多靶点设计可能没有带来预期协同，反而增加了开发难度。

另一大挑战是安全性。

CD3/4-1BB的共刺激效应，叠加PD-L1的免疫抑制解除，使得免疫系统过度激活，会引发细胞因子风暴、自身免疫反应等副作用。

这样的副作用已经在类似产品中体现，赛诺菲的SAR442257是一款靶向CD3/CD38/CD28的三抗，在一项针对血液瘤的I期临床试验中，70.2%（n=33）的患者出现了TEAE，其中CRS最常见，发生率超过55%。最终该药因安全性问题终止开发。

百利天恒的GNC-039靶向脑胶质瘤特异性靶点EGFRvIII，但在脑部及全身复杂的微环境中，CD3与4-1BB带来的免疫毒性极易触及患者耐受极限，这也可能是调整管线的原因之一。

疗效与毒性之间狭窄的治疗窗口，意味着大量多抗候选分子距离真正成药仍存在巨大鸿沟。

当然，百利天恒的转向不是多抗药物的首次调整，多家MNCs早已对多抗的成药性展开了重新评估。

除了前文提及的SAR442257，2023年安进停止了针对CD3/CDH3/MSLN靶点的AMG305的药物开发；2025年，罗氏宣布停止针对实体瘤的三抗产品SAIL66的研发，将管线退回中外制药，对外给出的理由为研发进度缓慢，背后同样暗含临床获益不及预期的现实，不久后中外制药也宣布终止该产品的开发。

从MNC的接连撤退，到国内头部企业的管线瘦身，多抗药物的淘汰期已经提前到来。

不是数量叠加

事实上，业内对此应该早有预期。双抗领域曾出现过诸多临床翻车案例，三抗、四抗的开发难度更会呈指数级上升，很难简单依靠靶点堆砌实现“大力出奇迹”。毕竟，新药开发不是玩乐高，靶点数量增加，并不代表临床获益同步提升。

回归成药本质，有几重现实问题是企业必须直面的。从靶点选择角度来看，百利天恒本次管线调整释放出明确信号：被裁撤的全部是肿瘤方向多抗，唯一留存的GNC-038将重心放在自免赛道，核心锚定CD19靶点。相较于异质性极强的实体瘤，或许更容易找到安全有效的治疗窗口。

平台技术与产业化能力，同样决定着多抗项目的生死。

为了进一步提升治疗窗口并拓展适应症边界，新一代平台设计开始不断涌现。其中通过前体激活机制提升肿瘤选择性的隐蔽性策略TCE（PRO-TCE），是重要方向。

简单来说，PRO-TCE的核心思路是在CD3结合域和/或TAA结合域上，连接一段可被肿瘤相关蛋白酶特异性切割的“掩蔽肽”。这段掩蔽肽通过空间位阻或弱亲和力结合遮挡关键结合位点，从而降低TCE与CD3或TAA靶点的亲和力，避免全身范围内的T细胞非特异性激活，降低CRS风险。

而这样的设计也并没有削弱杀伤效果。当TCE进入肿瘤微环境后，局部高表达的肿瘤相关蛋白酶会切割掩蔽肽与TCE之间的linker，掩蔽结构被移除，释放出具有完整活性的TCE。此时TCE即可同时结合肿瘤细胞的TAA靶点和T细胞的CD3分子，形成免疫突触并触发T细胞介导的肿瘤杀伤。

百利天恒也没有放弃多抗，其近期公布了一项专利授权，将GNC平台再次升级到五抗，已验证的靶点组合如EGFR/CD3/HER3/PD-L1/4-1BB，理论上该平台最多可升级到六抗。根据专利内容，五抗的靶点亲和力有所提高，在体外试验中展现出了抗肿瘤效果。

只不过，靶点的累积并不等于疗效的叠加，真正进入人体后，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是否会引发更严重的副作用，还是未知数。

今年2月，罗氏的创新药研发团队发表了一篇《The making of multispecific immunoglobulins- a clinical perspective》，文章中也提到，功能创新与药物特性之间的平衡最重要。过于复杂的结构不仅使生产和监管审批变得复杂，也带来了不必要的风险。根据需求选择的靶点和设计，让“format follows function”，是药物研发遵守的规律。

产业化层面，由于分子所整合的功能靶点与结构模块越多，分子工程改造与CMC生产制造的难度往往越高。多抗开发普遍面临重链 轻链错配、异构体杂质、蛋白聚集、表达水平偏低、规模化放大困难等产业化痛点。

当然，工艺障碍更多是落地层面的挑战，不少实体瘤多抗项目尚未推进到规模化生产阶段，就已经因临床疗效与安全性问题终止开发。

归根结底，多抗药物依旧是潜力十足的下一代治疗方向，但行业需要摒弃概念画饼，一切价值最终要回归成药本身。多抗赛道已经告别纯粹的概念炒作阶段，FIC的光环、复杂花哨的靶点组合不再是核心竞争力。

因为，无论分子设计多么精巧，评判药物的标尺始终不会改变。

未来赛道竞争的核心，不在于抗体功能臂数量的多少，而在于通过严谨的靶点筛选、精巧的分子结构优化、成熟的平台技术迭代，真正在疗效、安全性与产业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满足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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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 下海fallsea，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108亿美元。

这是TikTok Shop 2026年上半年在印尼市场的GMV。就在一年前，印尼还是TikTok Shop全球第一大市场——2025年全年GMV 148.75亿美元，超越美国，东南亚六国合计贡献了平台全球GMV的70%以上。印尼一国占TikTok全球GMV约24%，超1.5亿用户覆盖了该国近一半人口。

但现在，这个核心市场遭遇了监管风暴。

7月下旬，印尼反垄断机构KPPU宣布对TikTok Shop在印尼业务正式展开反垄断调查。调查直指四条线：纵向一体化、垄断、市场支配、掠夺性定价。举报方是印尼电商物流企业协会APLE——被TikTok Shop的“内容+电商+物流+支付”一条龙模式挤到墙边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字节跳动花了8.4亿美元收购Tokopedia 75%股权才拿下的东南亚桥头堡，正在遭遇自进入印尼市场以来最严峻的监管挑战。而TikTok Shop的困境，不止是TikTok的事——它折射的是中国平台出海面临的合规新课题。

01

要理解这次调查的分量，先要看KPPU的调查范围有多宽。

据印尼《罗盘报》报道，KPPU将深入调查三个层面的涉嫌违法行为：TikTok与平台卖家的关系、TikTok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关系，以及涉嫌为其他经营者制造市场进入障碍或竞争障碍的行为。对应的是印尼1999年第5号反垄断法的相关条款——涉及纵向一体化、垄断、市场支配、掠夺性定价等规定。

多个条款同时亮剑，这在KPPU的案件中并不常见。

纵向一体化是核心。TikTok Shop的模式是“内容+电商+物流+支付”一条龙——用户在短视频里看到商品，在平台内下单，由平台合作的物流配送，用平台支持的支付完成交易。对消费者来说体验流畅，但对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这意味着TikTok Shop把原本属于他们的生意吃掉了。

举报方APLE的身份耐人寻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竞争对手举报——APLE代表的是印尼电商物流企业协会，会员覆盖大量为Shopee、Lazada等平台提供配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商。他们的诉求很直接：TikTok Shop自建物流体系，在平台内优先推荐自家物流服务，挤压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生存空间。

APLE今年4月15日提交举报材料后，KPPU花了约三个月完成“澄清程序”——即初步核实举报材料是否满足立案条件。7月下旬，KPPU认定举报“已经满足案件处理机制中关于材料完整性和事实清晰度的要求”，正式提升至调查阶段。这意味着KPPU认为举报不是空穴来风，至少在程序层面站得住脚。

更微妙的是时间节点。2025年6月，KPPU有条件放行TikTok收购Tokopedia的交易，附条件包括：不得偏袒自家服务、保证物流和支付渠道开放、监管期至2027年6月。如今调查发生在监管期内，相当于TikTok Shop还没过完“试用期”就被告了。

某东南亚电商行业分析师称：“KPPU选择在并购监管期内启动调查，说明他们可能掌握了TikTok Shop未遵守并购条件的证据。即便最终无法定罪，调查本身就足以向TikTok Shop施压，迫使其在物流和支付开放上做出让步。”

02

TikTok Shop在印尼的扩张，是一部快速增长与监管博弈交替上演的历史。

2023年之前，TikTok在东南亚的电商业务以内容种草为主，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引导用户跳转至外部平台完成交易。2023年10月，印尼贸易部突然发布禁令，禁止社交媒体平台从事电商交易活动——这一刀精准砍在TikTok的“社交+电商”模式上。TikTok Shop印尼业务被迫暂停。

但字节跳动没有退场。三个月后，2023年12月，TikTok以8.4亿美元收购印尼本土电商平台Tokopedia 75%股权，将电商业务注入Tokopedia实体运营，绕开了社交媒体禁令。2025年6月，KPPU有条件放行这笔收购，TikTok Shop正式以Tokopedia的身份重返印尼市场。

重返后的增长是爆发式的。2024年印尼市场GMV约62亿美元，2025年飙升至148.75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40%，超越美国成为TikTok Shop全球最大单一市场。数百万带货达人构建了庞大的达人生态，美妆个护、女装、穆斯林时尚是主力品类。

但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多方利益被挤压。

对Shopee和Lazada来说，TikTok Shop的崛起直接蚕食了他们的市场份额。据招商证券研报，TikTok在东南亚电商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4.4%升至2023年的13.2%。Shopee仍然是东南亚电商龙头，但增速有所放缓。Lazada的处境更为被动，市场份额出现下滑。

东南亚电商市场的整体盘子仍在扩大。据Momentum Works数据，2025年东南亚平台电商GMV规模已达1576亿美元，同比增长22.8%。蛋糕在变大，但TikTok Shop切走的速度引人注目。一位Shopee印尼前高管坦言：“我们不怕正常的竞争，怕的是TikTok Shop用内容流量补贴电商——短视频和直播的流量几乎是免费的，而我们在Shopee上每获取一个新用户都要花钱。这不是同维度竞争。”

对本土卖家来说，TikTok Shop的内容电商模式更有利于那些擅长短视频营销的商家，传统卖家在直播带货中处于劣势。更关键的是，TikTok Shop上大量商品来自中国跨境卖家——印尼财长普尔巴亚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中国平台和商家在印尼数字生态中影响力的担忧。这番表态在印尼引发广泛关注。

对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TikTok Shop的纵向一体化模式是最直接的威胁。当平台自建物流或在平台内推荐合作物流时，大量中小物流商失去了接单机会——这正是APLE举报的源头。

印尼政府的反应也在加码。2026年以来，印尼贸易部对跨境电商的监管持续收紧。此前，印尼本土电商巨头Bukalapak于2025年1月宣布关闭实体电商业务，转向虚拟产品——一个曾经融资15亿美元的独角兽，在Shopee、Tokopedia和TikTok Shop的多面夹击下撑不住了。

03

KPPU的全称是“商业竞争监督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是印尼反垄断执法的唯一机构。它的权力边界很特殊：集调查、起诉、裁决于一身，但没有搜查扣押权——这意味着它不能像美国司法部那样突击搜查企业办公室。

从历史案件看，KPPU的执法执行力存在争议。

据KPPU自己披露的数据，目前有109份已生效的反垄断判决未被执行，未缴罚款总额达3410亿印尼盾（约合16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即便KPPU打赢了官司，也可能收不到钱。这个数字在印尼法律界引发过讨论——KPPU没有类似美国司法部的强制执行手段，被执行人只需拖着不交罚款，KPPU只能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印尼法院的执行效率本身就饱受诟病。

但KPPU并非没有“软实力”。在印尼的商业文化中，一旦企业被KPPU正式立案调查，无论最终是否定罪，声誉影响已经造成。银行可能收紧贷款，合作伙伴可能重新评估合同，政府机构在审批中也可能“额外关照”。一位在雅加达执业多年的律师表示：“KPPU的武器不是罚款，是不确定性。调查期间企业不知道最终会怎样，这种不确定性足以让TikTok Shop在关键决策上变得保守——不敢推新业务、不敢大举补贴、不敢整合Tokopedia的剩余股权。”

某熟悉印尼法律的从业者分析：“KPPU的问题是‘头重脚轻’——调查权力很大，但执行能力有限。没有搜查扣押权意味着取证依赖企业自愿配合，被执行人可以拖着不交罚款，KPPU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TikTok Shop来说，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被定罪和罚款，而是调查过程中被迫披露的经营数据，以及调查本身对品牌形象和政府关系的负面影响。”

但这不意味着TikTok Shop可以掉以轻心。KPPU的调查阶段会传唤证人、专家和被举报方，要求提供经营数据、合作协议等内部文件。这些信息一旦进入公共记录，竞争对手和监管机构都能看到——这对TikTok Shop来说是不小的信息泄露风险。

更重要的是政策信号。KPPU虽然是独立机构，但其调查方向往往与政府政策风向高度一致。在印尼财长公开表达对中国平台担忧的背景下，KPPU的调查很难说完全是独立判断。

04

TikTok Shop遭遇反垄断调查，放在印尼整体营商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看，信号值得关注。

2026年的印尼，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股汇债三杀”。雅加达综合指数年内跌幅超30%，在全球主要股指中表现靠后；印尼盾对美元贬值超8%，多次跌破18000关口，外汇储备跌至1449亿美元；外资年初至今累计净卖出超73万亿印尼盾股票，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接连将印尼债务展望下调至“负面”。

7月27日，任期还剩两年的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突然辞职。官方说法是“个人原因”，但市场普遍关注其背后原因。佩里是印尼最受信赖的技术官僚之一，2018年出任央行行长，2023年开启第二个五年任期，本应任职至2028年。他在任期间以独立性和专业主义著称，多次顶住政治压力维持紧缩货币政策。

他的离开，被市场解读为央行独立性可能受到影响的信号。

导火索被认为是普拉博沃的增长目标。佐科执政十年，印尼年均增速约5%，已经是不俗的成绩。普拉博沃上台后，把增长目标直接拉到8%，要在2029年前兑现。配套的是一系列大规模支出计划：覆盖学童和孕妇的“全国免费营养餐”、迁都努桑塔拉、红白合作社计划、镍矿全产业链下游化。

钱从哪来？印尼法定财政赤字上限是GDP的3%。普拉博沃做了两件事：2025年9月解除了佐科时期深受国际信赖的财长穆利亚妮，换上主张更积极财政的普尔巴亚；同时推动金融相关立法调整央行的职责定位。

同一时期，Gojek联合创始人、前教育部长纳迪姆·马卡里姆因Chromebook采购案被判处18年监禁。虽然案件与GoTo业务无直接关联，但信号意义明显：印尼权力核心正在重新分配利益格局。

中国商会已经感受到变化。据消息人士透露（尚未获得官方确认），印尼中国商会近期致函普拉博沃总统，表达对营商环境变化的集体担忧。函件中提到的核心问题包括：政策调整频繁、监管选择性执法、对中国企业的审查增多。

某在印尼经营多年的中资企业负责人说：“以前佐科时期，虽然也有监管，但规则相对清楚。现在的问题是规则本身在变，而且变的方向对中国资本越来越需要适应。TikTok Shop被调查不是孤立事件，是整体风向变化的一部分。”

05

TikTok Shop在印尼的困境，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结构性信号。

放眼全球，TikTok Shop正面临多面压力。在美国，虽然2026年上半年GMV达118亿美元、超越印尼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但TikTok始终面临政策不确定性。在欧盟，《数字市场法》（DMA）对大型平台的严格限制正在收紧。现在，印尼——东南亚最重要的市场——也加入了监管队列。

但与美国的政策压力和欧盟的制度性约束不同，印尼的监管带有更强的经济关切色彩。印尼财长的表态很直白——对中国平台和商家在印尼数字生态中的影响力表达担忧。这不仅是安全审查，也涉及市场竞争和利益分配。

问题是，监管能改变底层供给结构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一位东南亚电商资深从业者表示：“印尼本地平台相当比例的货还是中国造。Shopee、Lazada、Tokopedia上的商品，供应链跟TikTok Shop高度重合。你可以限制TikTok Shop的物流模式，但限制不了中国商品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印尼。监管改不了供给侧的底层结构，只是在分配链条上重新调整。”

这番判断点出了中国出海的核心矛盾：商品出海已经不可逆，但平台出海遭遇合规天花板。中国制造的供应链优势让东南亚消费者离不开中国商品，但中国平台试图在“商品”之上叠加“渠道+物流+支付”的纵向一体化模式时，就会触碰监管红线。

对TikTok Shop来说，更现实的挑战可能不是反垄断调查的结果，而是调查带来的战略拖延。KPPU的调查阶段通常持续数月甚至更久，如果进入审理阶段还要更长。在这段时间里，TikTok Shop在印尼的扩张策略将不得不更加审慎——在自建物流、补贴力度、服务偏向等方面都需要权衡合规风险。

而在它踩刹车的同时，Shopee和Lazada不会停下来。两大巨头在调整费率的同时也在巩固护城河。TikTok Shop的窗口期，正在被监管一点一点地压缩。

出海2.0时代的核心命题，正在从“流量扩张”转向“合规共生”。字节跳动用收购Tokopedia绕开了社交媒体禁令，但绕不开反垄断法的审视。在印尼如此，在美国如此，在未来的每一个市场都如此。

中国平台的全球化，终归要学着适应一个更加注重合规的世界。

从更高维度看，TikTok Shop在印尼的遭遇，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的一个缩影。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化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工具出海到商品出海，再到平台出海——试图在“商品”之上叠加“渠道+内容+物流+支付”的全栈能力。这是野心最大的一步，也是面临合规挑战最多的一步。

每一代出海企业都在为下一代积累经验。TikTok Shop在印尼的这道坎，也许不是最后一道。

108亿美元的核心市场还在，但监管风暴已经来临。TikTok Shop能否应对这场挑战，不取决于KPPU的判决结果，而取决于字节跳动是否愿意为了长期留在印尼而做出调整——开放物流、开放支付、让渡部分控制权。对中国出海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集体课题：当“效率优先”遇上“监管主权”，学会合规比学会扩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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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 极点商业，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极点商业，作者 | 予溪，编辑 | 杨铭

7月中旬，一则消息开始在AI圈流传：面壁智能上半年累计融资超50亿元，估值突破200亿元，一跃成为端侧智能领域“公开估值最大的独角兽”。

几天后的WAIC 2026现场，面壁智能成为展馆里最受瞩目的公司之一。MiniCPM系列开源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3800万次的数据，连同端侧模型上车、具身智能模型开源、与三星达成合作等一连串发布，让这家成立仅四年的清华系公司，站上了端侧AI话题的中心。

热度飙升同时，争议并未退去。一个200亿估值、半年融资超50亿的AI独角兽，至今未公布任何营收、利润数据。在巨头悉数入场的端侧AI赛道，面壁智能的先发优势能维持多久？所谓的“密度定律”，能支撑起产业级落地吗？还是仅仅作为资本叙事的理论支撑？

谁给了200亿的定价？

在端侧AI领域，面壁智能是一家最受关注又颇具争议的公司。它既是这个赛道里跑得最快的先行者，也是估值争议的样本。

这家公司诞生于2022年8月，脱胎于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核心团队包括联合创始人、CEO李大海（前知乎CTO）和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刘知远（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公司主打端侧大模型，核心产品为MiniCPM“小钢炮”系列，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3800万次，公司估值也突破200亿，成为端侧智能领域公开估值最大的独角兽。

但关于200亿估值的所有报道，信息源头高度集中。福布斯中国的报道写道：“据其投资方清控金信资本发布的消息”。DoNews的报道同样注明：“据清控金信资本发布”。投资界的报道则称“从知情人士处获悉”。第一财经的报道也是“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

也就是说，所有公开报道的信息源头，要么是投资方主动对外“喊”出了一个数字，要么是“神秘知情人士”，通过媒体向市场传递的一个信号。

这意味着，面壁智能的估值并非来自第三方评估机构，没有标准普尔、没有胡润、没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估值报告，也没有任何一家与公司无利益关联的机构给出过200亿的独立定价。

这或许不是偶然。在正常的融资报道中，估值信息通常由公司官方或投资方共同确认，但面壁智能的案例中，种种时间线与信源线索，让人不由得怀疑，这更可能是一轮由投资方+公司联合推动的资本叙事传播，而非经过多方独立验证的公允市场定价。

从节点上看，媒体开始报道融资消息的时间，恰好卡在WAIC 2026开幕前夕。7月15日，多家媒体同步放出“面壁智能上半年累计融资超50亿元、估值突破200亿元”的消息。两天后，面壁智能带着一系列产品发布和产业合作亮相WAIC，CEO李大海在展会上定调：2026年是端侧AI规模化落地的元年。

融资消息在前，展会发布在后，估值数字与产业成果形成呼应。在行业人士看来，这种“先放风、后造势”的节奏，正是资本PR的标准打法——在大会开幕前释放利好，能最大化媒体曝光，让估值独角兽的标签在行业聚焦时深入人心。

从融资结构看，面壁智能2026年上半年的融资节奏极为密集：2月由中国电信领投，4月由深创投和汇川产投联合领投，7月又引入国家级基金、央企、汽车制造商等。股东名单里几乎看不到阿里、腾讯、字节这类互联网巨头，资方结构更偏向“国资+产业资本”。

这种结构本身并不稀奇，但它解释了一个关键事实：200亿估值的核心买单方，是国资背景的机构和产业资本。这些资金的投资逻辑，往往掺杂了产业布局、地方招商、政策导向等非纯粹财务因素。正如当前最火热的具身智能领域，国资背景机构参与率达42%，普遍采用“资本换落地”的招商模式。这种模式下，估值的锚定物不再是纯粹的商业基本面。

而从几个政策背景看，2026年6月，证监会宣布将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适用范围扩大到人工智能领域。对于尚未形成稳定利润的大模型公司，境内上市通道正变得清晰。这对本轮进入的国资和产业资本来说，面壁智能不再只是一个需要长期等待的技术项目，而是一笔有明确退出方向的投资。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令市场很难不产生疑问：200亿估值这个数字，究竟是多方博弈形成的公允定价，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叙事？

“密度定律”与未披露的账本

面壁智能之所以能够讲出“我们更早看懂端侧”的故事，核心支点是公司首席科学家刘知远带领的团队，选择了一条“反共识”的路径：放弃加码千亿级云端基座，转向研究如何用更小的参数量实现更强的端侧智能水平。

这个路径后来被CEO李大海总结为“密度定律”（Densing Law）——智能的核心不在于模型体积的大小，而在于单位参数的信息密度与推理效率。2025年11月，这项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自然·机器智能》。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学术成果，也为面壁的端侧叙事提供了理论基石：既然小模型就能承载足够的智能，那跑在终端设备上就不再是妥协，而是更优解。

值得注意的是，“密度定律”在面壁智能的叙事体系中同时指向两个方向：学术研究和资本市场沟通。在此前后的多轮融资中，这一定律被反复引述。

但在AI顶会论文层出不穷的当下，一篇Nature子刊的封面文章，是否能直接等同于可抵御行业竞争的商业护城河？一位算法工程师指出，面壁智能提出的“密度定律”，更偏向于对现有Transformer架构效率的经验总结与最优实践归纳，并未实现底层算法框架的颠覆性革新，其学术价值值得认可，但技术壁垒的不可替代性需要理性看待。

学术叙事之外，更值得审视的是商业账本。面壁智能目前的商业化主要依靠汽车、手机和企业级市场。汽车是落地相对清晰的业务，2025年端侧模型已搭载于长安马自达EZ-60、吉利银河M9等量产车型。但此前部分报道中“已交付超过30万台量产车”的表述并不准确——公司公开给出的口径是“预计到2026年底有30万辆汽车搭载”，这是年度目标，而非已完成的交付量。

手机端，面壁智能官宣MiniCPM系列将搭载于三星数款旗舰机型，但具体机型、出货节奏以及面壁智能能够从中获得多少收入，目前仍不清楚。企业级市场上，面壁智能称智能体平台PilotDeck已实现规模化商用，并发布了面向专业法律服务的CPM for Legal，但现有公开材料仍未披露具体客户数量、合同金额和收入贡献。

面壁智能至今没有公开披露过实际收入、毛利率和客户续约情况。这在未上市AI公司中并不罕见，区别在于，当一家企业估值站上200亿元量级时，市场对其商业化透明度自然会提出更高期待。公开市场最终需要看的不是模型下载量，而是收入质量和现金流。

与此同时，端侧AI这条赛道正在迅速变得拥挤。阿里持续开源不同尺寸的千问模型，字节、苹果、高通、联发科等巨头也已集中进入端侧市场。李大海本人也承认，端侧模型规模化落地的最大制约已经不只是模型本身，而是模型与芯片的结合。端侧AI的竞争重点正在从“谁的模型更小、更强”延伸到“谁能把模型、芯片和系统调到一起”。

对面壁智能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互联网与硬件巨头大多手握自有终端、芯片或是操作系统生态；而面壁智能作为第三方模型厂商，产品始终要建立在其他公司的硬件与系统底座之上。

先发优势正在被稀释，而收入数据尚未披露。对于200亿估值而言，市场还需要看到更多来自商业端的验证。

如果把视线横向拉开，同样处于一级市场头部赛道的智谱AI、月之暗面，能够更清晰看见三条截然不同的估值叙事。智谱AI依靠政企私有化部署业务，收入底盘稳定，估值底层锚定国产化替代的确定性；月之暗面凭借Kimi C 端产品与全球化API业务，估值跟随ARR增速而增长。

相比两家云侧大模型公司，面壁智能代表的端侧路线，估值很大程度上由产业协同期权价值驱动。这也解释市场的核心分歧：站在纯财务测算视角，200亿估值缺少营收数据支撑；但站在硬件产业链资本视角，这笔投资或是提前锁定端侧AI浪潮的技术供给。一套估值，两套评判标尺，争议自然难以消弭。

当AI估值跑在商业前面

如果把视线从面壁身上移开，整个AI行业正上演着一场估值与基本面的拉锯战。

进入2026年，大模型赛道的估值曲线几乎垂直拉升。月之暗面在Pre-IPO轮投前估值达500亿美元；智谱港股上市后市值一度冲破1万亿港元；DeepSeek到8月新一轮融资投前已站上5000亿元人民币；全球层面，OpenAI估值8520亿美元，Anthropic则以9650亿美元反超，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AI创企。

在部分一级市场投资人看来，AI头部大模型赛道“存在显著估值泡沫”，当前资本市场对头部大模型企业的估值预期已经“脱离实际盈利逻辑”。

而在具身智能，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及机器人领域融资总额达460亿元。前五个月完成437起融资，融资规模约489亿元，已追上2025年全年。一个更极端的现象是：27家公司卷走了所有10亿元及以上的大额融资。赛道出现“一月内估值从30亿跳升至100亿”的情况，无产品业绩支撑，仅因拿到更多融资。

机器人头部企业大多是资本堆出来的，极少有可量化的营收、出货量支撑。有媒体统计，43家具身智能独角兽的创始人，无一例外来自顶级高校实验室或科技巨头，在多数公司仍没有成熟产品、没有明确商业化模式的情况下，资本能够押注不是“机器”，而是“人”本身。

AI投资狂潮已显现“典型泡沫特征”——估值高企，纸面财富大幅超出现实现金流。

而现在，端侧AI正在成为这场泡沫的最新章节。端侧AI的概念本身并不新鲜。早在几年前，不少手机厂商就在探索端侧AI能力。但直到2026年，随着政策端释放信号，端侧AI才从技术路线变成资本风口。

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端侧AI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3219亿元跃升至2029年的1.22万亿元。IDC预测2026年端侧AI市场规模突破8000亿元。这些数字被反复引用，构成了端侧AI“万亿市场”的宏大叙事。但问题在于，这个市场规模预测，究竟是产业趋势的真实映射，还是资本叙事的自我实现？

端侧AI的落地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挑战。芯片迭代以年为单位，模型迭代以月为单位，两者的生命周期严重错配。终端设备的算力、内存带宽、散热和功耗都极为有限。更重要的是，端侧模型的商业模式尚不清晰。就面壁智能而言，作为模型供应商，在庞大硬件产业链中能切走多少蛋糕？AI 1.0时代已经演示过结局：人脸解锁、语音唤醒等技术成熟后，算法迅速沦为廉价的标准组件。

当巨头们纷纷涌入端侧市场，面壁智能“先发”的时间窗口究竟有多宽？当模型能力本身正在快速商品化，一家没有芯片、没有操作系统、没有硬件入口的模型供应商，能在产业链中长期守住议价权吗？

面壁智能接下来要证明的，是技术和先行优势能否带来持续收入，并沉淀为真正的商业壁垒。在那之前，200亿的标价，只是一份等待市场长期验证的资本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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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 斑马消费，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斑马消费，作者 | 陈晓京

单日大跌23.4%，市值蒸发28亿港元。8月10日，沪上阿姨股价暴跌，犹如一记惊雷，震懵了所有投资者。

就在前一日，6家机构投资者集体释放对公司前景看好的消息，并承诺继续对所持股票锁仓，却被二级市场理解为机构股东分批出逃的信号。

2025年，头部新茶饮企业扎堆港股上市，今年都迎来了解禁大年。各公司股价，都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市值均严重缩水。

比股价下跌更严峻的，是新茶饮赛道由增量转入存量周期，全行业都需要为未来的持续增长，寻找新的出路。

示好引发股价暴跌

原本是一则主动释放的向市场示好的消息，未曾想，竟给沪上阿姨（02589.HK）酿成了一场股价暴跌的惨案。

8月9日晚间，沪上阿姨披露《有关股东自愿延长限售期的通知》，6家机构股东在第一次自愿延长锁仓期到8月7日届满后，因高度认可公司经营实力、成熟运营体系及核心运营团队，并持续看好新茶饮赛道长期发展潜力和企业成长空间，继续承诺从8月7日-11月7日，不会大批量减持所持公司股票。各家承诺减持上限均不超过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1/3，合计减持不超过368.42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0%。

公告中同时明确，公司控股股东、创始团队所持股份，到今年11月7日，不会以任何方式减持。

然而，二级市场似乎并未感受到机构股东们的诚意。8月10日，沪上阿姨股价一路大跌，当日收于89.85港元/股，下跌23.4%，市值一日蒸发约28.82亿港元，创下了自2025年5月8日上市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8月11日，沪上阿姨股价继续震荡下行，全天下跌2.73%，收于87.40港元/股，公司最新市值91.95亿港元。连续两个交易日，市值累计缩水超31亿港元。

从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来看，前述6家机构股东，均为沪上阿姨上市前的投资者。其中，苏州宜仲为早期投资人，于2020年-2021年，累计出资1.28亿元，参与公司A轮和A+轮融资。苏州宜仲A轮融资对应每股成本约11.96元；以当前股价测算，该笔投资账面浮盈超6倍。其余5家机构股东2023年B轮增资进场，每股成本34.26元，账面浮盈也有一倍多。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所投企业上市之后获得丰厚的回报，均有强烈的兑现收益的意愿。2025年，古茗、蜜雪集团、沪上阿姨等3家万店新茶饮企业集中上市，2026年也将成为机构股东解禁减持的高峰期。

机构股东集中抛售的压力，在各家公司的股价上都已得到体现。

蜜雪集团（02097.HK）股票在今年3月解禁后，股价持续走弱，较高点明显回撤。公司市值已从巅峰时期的2300亿港元，缩水至当前的876.2亿港元。

去年8月，古茗迎来一轮大规模解禁洪峰，公司股价也整体震荡下行。当前22.88港元/股的价格，较最高峰的31.03港元，下跌超过1/4。

沪上阿姨在资本市场最风光的时刻，停留在了上市当天，市值一度超过200亿港元，如今已然腰斩。

品牌、终端冰火两重天

如果单看财报数据，沪上阿姨的业绩表现不可谓不扎实。

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66亿元、归母净利润5.0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5.96%和52.41%。今年以来，势头依然不减。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2.40%至25.89亿元；归母净利润3.21亿元，继续大增58.32%。

和几乎所有主流新茶饮品牌一样，沪上阿姨的增长和扩张，全赖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加盟商。截至今年6月末，其全球门店共13155家，其中，直营店仅35家。所以，公司超过95%的收入均来自加盟商。

在这套模式下，终端的经营压力全都由加盟门店自行承担。只要加盟商们持续开店，品牌依靠供应链就能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各新茶饮品牌门店的经营压力，都已快速显现出来。就连此前一路高歌猛进的霸王茶姬，终端门店营业额，都已连续多个季度下滑。

加盟商动辄数十万投资开店，就是为了赚钱。如果这个目标无法实现，他们就只能选择关店止损。

这一点，在沪上阿姨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急速扩张冲击万店规模的同时，加盟商也在加速关店。招股书显示，2023年公司闭店率为3.98%，2024年飙升至10.78%。通过年报披露的数据测算，2025年闭店率进一步升高至12.11%。

与其他头部同行相比，沪上阿姨的数据更加扎眼。2025年，蜜雪集团和古茗的闭店率分别只有4.2%和4.8%。

据部分行业媒体的调研数据，当前新茶饮门店的经营压力正在逐步加大。此前，新店回本周期普遍在12至18个月，2026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茶饮门店，回本周期已经拉长至两年以上。

终端门店盈利空间被多重因素持续挤压。外卖是门店最大收入来源之一，但平台抽成、常态化促销不断压缩利润；房租、人工等固定成本逐年上涨；同城茶饮门店高度密集，同品牌、跨品牌客流分流愈发严重。

存量时代市场再定价

新茶饮终端门店高迭代、高淘汰的运营现状，所反映出的，是新茶饮赛道正在从增量时代切换到存量竞争的新周期。

窄门餐眼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茶饮门店净减少2.8万家，门店总量连续两年下滑。行业增量红利渐渐消退，市场点位逐渐饱和，消费者选择趋于稳定，单纯依靠拓店扩张拉动增长已不太现实。

今年以来，主要新茶饮品牌，均已主动下调门店增长数量，转而寻求对现有门店的精细化运营，寻找新的市场增量。

为突破存量增长瓶颈，主流茶饮品牌纷纷探索新业务。通过上线冰淇淋新品、布局瓶装即饮茶饮、推出迷你加盟店型等方式，丰富营收结构、拓宽销售渠道、降低加盟门槛，在存量市场中挖掘增长机会。

赛道发展逻辑的转变，改变了港股新茶饮板块的估值体系。

2025年新茶饮集中上市周期，市场更看重扩张速度和规模增速，为赛道增量红利给出了较高估值溢价。

进入存量精耕阶段后，估值逻辑趋于务实。单店经营效益、门店存活率、终端经营质量、新业务落地能力等，成为评判品牌长期价值的新标准。

近期新茶饮板块的估值持续回落，正是资本市场贴合行业新发展周期，对相关公司的理性再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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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 反熵，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反熵

离2027届毕业生真正走出校门还有近一年，已经有商业航天企业开始向他们发出邀请。

7月以来，有火箭企业启动2027届校园招聘，新一轮社会招聘也在继续。总体、结构、动力、控制、发动机之外，测控、生产试验、质量、供应链都在补人，卫星企业的需求则延伸到了制造、测运控和数据应用。招聘条件里反复出现“三年以上”“五年以上”和“同行业经验”，有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岗位给出的月薪已经达到3万至5万元。

今年3月，在深圳举行的一场商业航天产业大会上，一位企业高管谈到人才紧张时直言：“现在整个北京干液体火箭的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总体的和各个关键系统的技术人员都被抢疯了。”第一财经当时的报道也提到，人才储备和技术攻关已经成为企业代表重点讨论的话题。

即便是现在再看，“有经验”这三个字仍旧是这一轮招聘中最稀缺的条件。

航天行业看经验，并不完全按工龄计算。一个工程师参与过方案设计，做过试验，处理过异常，再跟着型号经历总装、转场和发射，才会慢慢形成自己的工程判断。很多经验没有捷径，只能跟着型号一点点攒下来，所以企业招核心技术人员时，会问得很具体，做过什么型号、负责过哪个专业，又实际跟到了哪一个阶段。

中国商业航天的第一批创业者，恰好赶上了一段今天已经很难复制的人才窗口。

2015年前后，国内第一批民营火箭公司陆续成立时，中国已经拥有相当完整的航天工业体系。早期商业火箭公司的创始人和核心研发人员中，相当一部分都有传统航天从业经验，商业卫星领域也大体如此。他们带进创业公司的除了技术，还有怎样组织一个型号、怎样推进试验，以及长期工程实践形成的判断。

2018年前后，有媒体调查北京民营火箭产业时就注意到，一些企业选择在亦庄办公，一个很现实的考虑是离传统航天科研机构近，更容易找到成熟技术人员。那时国内商业火箭公司还没有今天这么多，从原有体系走出来的一批骨干，已经足够搭起最初几支创业团队。

这种起步方式依赖一段特殊的行业条件：传统航天体系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人才，而需要组建核心团队的商业公司还不算多。随着企业、型号和任务同时增加，原来的人才来源很快显得紧张。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5年底，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已经超过600家，覆盖火箭、卫星、地面设施和应用服务等产业链环节，同比增长20%以上。同一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50次，入轨商业卫星311颗。

公司越来越多，型号和发射任务也越来越密集，但成熟工程师无法随着企业扩张一起“扩产”。

传统航天体系也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取用的人才池。核心技术人员往往承担着国家型号任务，人员流动还涉及脱密期、岗位连续性以及相应的管理程序。对于已经拥有稳定事业平台和家庭安排的成熟工程师来说，薪酬也不是决定去留的唯一条件。过去靠吸收一批传统航天骨干就能迅速搭起技术班底的方式，越来越难大规模复制。

与此同时，人才竞争已经从传统体系与民营企业之间，延伸到商业航天公司内部。

蓝箭航天是一个很典型的样本。作为国内成立较早的民营火箭公司，它经历过固体火箭、液氧甲烷发动机、朱雀二号以及此后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多轮发动机试验、整箭研制和飞行任务，也让这类早期企业开始在自己的商业型号中培养工程师。

十年前，成熟航天人才主要从传统体系走向刚成立的民营企业。今天，已经有一批工程师的主要型号履历是在商业航天公司完成的。中国商业航天也由此拥有了一批真正拥有商业型号经验的成熟工程师，只是他们的数量还赶不上企业和型号扩张的速度。

锐仕方达基于236家企业调研发布的《2025商业航天薪酬指南》显示，液体火箭首席工程师年薪中位数达到82万元。更高的薪酬可以改变人才流向，让一家企业暂时补上几个关键岗位，却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成熟工程师总量，更无法替年轻工程师补上那些尚未经历的试验和型号任务。

商业航天现在缺少的，已经不只是人，更是把新人变成熟手的机会和机制。

一个年轻工程师能不能成长起来，关键不在于熬够多少年，而在于是否跟完了完整的工程闭环。方案怎样变成图纸、图纸怎样进入生产、试验暴露了什么问题、设计又怎样修改，最后能不能跟着火箭走到发射场。只有经历过这些环节，他才可能在下一次遇到问题时作出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射频率也是人才培养速度。型号任务能够连续推进，年轻人才有机会经历更多试验和飞行，少数专家掌握的经验也能逐渐沉淀为数据、标准和流程。项目反复中断、团队频繁变动，即使不断招人，也很难形成稳定的工程队伍。

招聘清单还在向生产一线拉长。

从近期多份招聘启事看，商业航天的人才缺口已经不只是研发部门，工艺、装配、试验、质量、生产管理和供应链岗位也被密集列入招聘清单。今年3月，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吴志刚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提到，当前较为突出的缺口已经包括掌握核心工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当火箭开始追求更高的发射频率、卫星走向批量制造，设计部门交出图纸只是开始。工艺能不能稳定，批次质量怎么控制，供应商能不能跟上节点，出现异常后能不能迅速找到原因，都需要一支能够把设计稳定转化为产品的制造队伍。

这一部分人才的来源可以更宽。总体、动力和控制等核心研发岗位高度依赖航天型号经验，工艺、质量、精密制造和供应链岗位则可以从航空、汽车、能源装备等高端制造行业吸收人才，再通过航天质量体系和真实任务完成训练。商业航天未来的人才供给，不能只盯着几所航天院校，也要为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生产管理人员建立不同的培养通道。

当成熟工程师越来越难找，一些企业已经把人才培养的起点继续前移。

去年暑期，北航宇航学院学生曾进入星河动力开展为期三周的生产实习；今年1月，天兵科技与北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把人才共育与技术攻关、产学研融合作为合作重点。类似合作正在商业航天领域增多，企业不再只在毕业季接收简历，也开始更早地让学生接触真实项目和工程现场。

不过，把学生提前带进企业，只解决了入口问题。高校能够培养掌握专业知识的毕业生，却无法直接交付经历过完整型号周期的成熟工程师。后面的路仍然要由企业接上：有没有连续的型号任务，有没有成熟工程师愿意带新人，试验和飞行中得到的经验能不能留在组织里，都会影响一名新人需要多久才能真正承担关键岗位。

中国航天工业几十年积累的人才和工程经验，曾经是早期商业航天可以直接借用的一笔家底。十年过去，这笔家底支撑起了第一批公司和型号，但它不可能无限供应。

商业航天走到今天，需要建立的不只有自己的火箭、发动机、生产线和发射工位，还包括一套能够持续培养人的工程体系。接下来几年，企业之间比的不会只是还能从哪里挖到人，也要看谁能让一批新人真正经历设计、生产、试验和发射的完整周期。

火箭可以按年度排产，成熟工程师却不能从招聘名单里批量交付。火箭公司当然要造火箭，但它们还得在一次次真实任务中，把自己需要的人一批一批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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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 宣布脱离 Meta 恢复独立运营

8 月 11 日消息，Manus 在官网发布声明，宣布脱离 Meta 并恢复独立公司形式运营，继续为全球数百万用户提供服务。在此过程中，部分用户的账户将受到影响。

为遵守特定司法辖区的监管要求，部分用户在 2025 年 12 月 29 日当前或之后产生的数据，将于北京时间 2026 年 8 月 23 日 08:00 起至 8 月 24 日期间被删除。受影响用户将会在 Manus App 和电子邮件收件箱中看到通知。如果用户是使用 Apple 账户或 Facebook 账户注册 Manus，则需要留意应用内通知。

在此期间，未受影响的用户可以照常使用 Manus，无需采取任何行动。

Manus 成为独立公司后，官方会将数据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用户恢复数据后，官方还将提供回归奖励。（来源：凤凰网科技）

谷歌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产品：Gemini 应用月活跃用户达 10 亿

8 月 12 日消息，谷歌 CEO 桑达尔 · 皮查伊（Sundar Pichai）宣布，Gemini 应用月活跃用户达到 10 亿，是谷歌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产品，也是该公司第 14 款跨越十亿用户大关的产品。

今年 6 月，谷歌宣布 Gemini 应用月活跃用户数超过 9 亿，为该公司当时所拥有的 13 款超 10 亿用户产品提供支持，其中包括 5 款用户量超过 30 亿的产品（谷歌搜索、Gmail 邮箱、Android 系统、Chrome 浏览器、YouTube）。（来源：界面）

从阿里离职五个月后，林俊旸官宣创办 AI 公司语用科技 Pragmatik Labs

8 月 12 日消息，林俊旸（yáng）今日宣布，他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 Pragmatik Labs（语用科技），简称 p7k。新公司的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Agent）。

公开资料显示，出生于 1993 年的林俊旸，曾是阿里最年轻的 P10 级技术专家，与智谱 AI 创始人唐杰、月之暗面（Kimi）创始人杨植麟、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雨并称为「基模四杰」。今年 3 月，林俊旸宣布从阿里巴巴离职。

林俊旸还透露，高榕创投和红杉中国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

据外媒今年 6 月报道，Pragmatik Labs 此轮融资规模达数亿美元，高榕创投和红杉中国各投资约 1 亿美元，腾讯投资约 2,000 万美元），公司投后估值约 20 亿美元。（来源：网易）

封禁 3 年后迎来转折，美国政府设备重新允许使用 TikTok

8 月 12 日，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已解除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限制，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在重组后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 2023 年发布的一项指令。该指令因担心 TikTok 存在安全风险，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这一短视频服务。

今年 1 月，TikTok 美国业务完成重组，并成立新实体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引入甲骨文、银湖资本等投资者，字节跳动保留少数股权。新实体负责 TikTok 美国业务的数据保护、算法安全、内容审核及软件保障。（来源：搜狐网）

港交所行政总裁：香港今年 IPO 集资额已达 410 亿美元，超去年全年

据港媒报道，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翊庭 8 月 11 日表示，截至 8 月初，香港今年 IPO 集资额已达 410 亿美元，超越去年全年的 395 亿美元，预计今年将再创纪录。（来源：界面）

AI 算力供应商 CoreWeave 上调全年营收展望为 124 亿至 132 亿美元

AI 算力供应商 CoreWeave 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公布二季度营收增长逾一倍至 25.8 亿美元；每股净亏损 1.14 美元，亏损幅度小于预期。分析师此前预计营收为 25.6 亿美元，每股亏损 1.41 美元。CoreWeave 将全年营收展望上调至 124 亿至 132 亿美元，此前预计为 120 亿至 130 亿美元。（来源：财联社）

超 653 公里 / 小时，JCB Hydromax 创下氢动力车陆地速度新纪录

8 月 12 日消息，在以 368.347 英里 / 小时（592.797 公里 / 小时）的速度创造纪录数天后，JCB Hydromax 又在美国邦纳维尔盐滩创造了一项新的国际汽联（FIA）世界陆地速度纪录。

今天凌晨，这款氢动力车型首次出场便跑出了 400.623 英里 / 小时（644.740 公里 / 小时）的平均速度。随后，赛车掉头驶向相反方向，最终跑出了惊人的 412.135 英里 / 小时（663.267 公里 / 小时）平均速度。

两次成绩取平均后，JCB Hydromax 最终以 406.320 英里 / 小时（653.909 公里 / 小时）的平均速度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一成绩远远超过此前 185.5 英里 / 小时（298.5 公里 / 小时）的氢动力车辆陆地速度纪录，同时也打破了 350.092 英里 / 小时（563.418 公里 / 小时）的世界柴油动力陆地速度纪录。后者由 JCB Dieselmax 于 2006 年 8 月创造。

这辆赛车全长 32 英尺（9.75 米），搭载两台 JCB「基于量产产品打造」的氢燃料挖掘机发动机。两台发动机合计可输出 1,600 马力（1,193 千瓦、1,622 PS）。JCB 表示，这些发动机「与目前英国生产线下线的 JCB 工程机械和设备所使用的发动机相同」。

这正是 JCB 打造 Hydromax 的核心目的。JCB 董事长 Anthony Bamford 解释道：「20 年前，我们驾驶 JCB Dieselmax 来到邦纳维尔盐滩，展示了英国工程技术利用柴油动力能够做到什么。今天，我们再次做到了——这一次使用的是氢动力发动机。」（来源：新浪财经）

微软 Xbox Elite Series 3 原型手柄谍照泄露，内置微型屏幕

8 月 12 日消息，Reddit 上一名用户近日晒出了一组看起来非常真实的微软 Xbox 原型手柄照片，而它几乎可以确定就是传闻中的 Xbox Elite Series 3。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名用户声称自己是在 OfferUp 上花 200 美元买到这款手柄的。

今年 5 月，巴西监管机构泄露的图片显示，Xbox Elite Series 3 将在手柄底部边缘加入两个全新的滚轮，还将增加一种新的无线连接模式，可以直接连接 Xbox Cloud Gaming 服务器，同时加入一个新的「配对按钮」，用于在云游戏服务器和游戏主机之间切换。

那么，这个配对按钮究竟会放在哪里？如今我们可能有了答案：它可能位于 Xbox Elite Series 3 内置屏幕的旁边，而这块屏幕此前从未被曝光。

这块屏幕的外观与 5 月份泄露的设计图几乎完全一致，后者展示了模式切换界面，左侧同样出现了一个配对按钮。

The Verge 微软领域记者 Tom Warren 表示，他的消息人士认为，这款手柄仍有望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推出。（来源：（IT 之家）

头部 AI 大厂员工自述工作强度不降反升，90 小时工作制已成行业常态

据多家知名科技公司现任及前任员工透露，在研发和推进 AI 项目期间，高强度的加班、周末连轴转以及严苛的交付期限已成为行业常态。

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头部 AI 企业，遇到重大研发攻坚或产品迭代周期（即所谓的「冲刺期」），部分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甚至会突破 90 个小时。一名去年离开 OpenAI 的技术人员透露，此前他每周的工作时间普遍达到 70 小时以上，离职转投另一家 AI 初创公司后，日常工时才降至 50 至 60 小时，但在产品临近发布时依然需要加班加点，甚至周末也得随时回公司排查故障或接手紧急任务。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空前的工作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前白热化的 AI 行业竞赛。各大厂商为了在模型性能、算力基础设施以及产品落地等多个赛道上占据先机，不得不强行压缩研发周期，这无形中将巨大的交付压力转嫁到了前端的技术研究人员和工程团队身上。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大厂同样普遍。在 Meta，不少员工遭遇了被称为「被征召」的突然调岗，在缺乏足够选择权的情况下被直接打包划拨至 AI 研发团队，负责构建针对软件工程等领域的自动化 AI 系统以及评估模型性能的基础设施。多名员工表示，这种研发工作几乎看不到尽头，伴随而来的是深沉的随时待命感与严重的精神消耗。

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现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跟踪研究显示，虽然 AI 工具确实能加快单个任务的处理速度，但它非但没有为员工省下休息时间，反而让大家的工作节奏变快、处理的任务量暴增，同时还需要花费额外精力去复核 AI 生成的内容。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学者对此总结道，当 AI 带来效率提升时，企业管理层通常不会选择给员工放假，而是会迅速派生出新的任务需求、更高的绩效预期和更繁重的监督工作。不仅工作总量没有减少，技术迭代带来的新工作反而层出不穷。（来源：cnbe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