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受访医生透露，近期医院针对《解释（二）》发布了内部提醒，有医院针对重点科室医生做了谈话。现在，他们尽量避免参加不必要的学术会议，尽量规避和医药代表接触。一众医药代表和经销商也陷入了焦虑。

作者：张铃

封图：图虫创意

在持续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之后，医药人等来了一个更“狠”的信号：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

《解释（二）》并非单独针对医疗领域，但医疗行业却成为对此最恐慌的行业之一——从5月1日起，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医院工作人员只要受贿，3万元就入刑。

多位受访医生透露，近期医院针对《解释（二）》发布了内部提醒，有医院针对重点科室医生做了谈话。现在，他们尽量避免参加不必要的学术会议，尽量规避和医药代表接触。

一众医药代表和经销商也陷入了焦虑。不知道业务如何继续开展的他们，涌入讨论新规的直播间，在一个个讨论讲课费还能不能给的帖子里留下脚印。

近一周，有十多家医药领域的央国企、年营收超100亿元的头部上市公司来找至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岑岩做直播、讲合规课。

李岑岩对经济观察报分析，《解释（二）》对医药行业的影响主要有三：

第一，食品药品、医疗等被明确列为重点高危领域，与其他非重点高危领域相比，医药领域发生的行贿、受贿入罪门槛将下调50%，且极易被认定为情节严重，量刑上移；

第二，民营医院院长、采购负责人、市场总监等，即便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刑罚强度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贿基本对标（从6万元起刑下调至3万元起刑）；

第三，医药代表、第三方学术推广公司、关系人、中间人等，若在医生与企业间牵线搭桥，易落入介绍贿赂、利用影响力受贿等罪名。

医生：涉及带金销售的事，免谈

“《解释（二）》发布后，我们医院就约谈了重点科室、‘高危’医生，提醒大家重视起来，收敛一点。”4月24日，北京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王様告诉经济观察报。

被约谈的主要是介入、外科等大量使用高值耗材的科室，纪检先找科主任谈，再由科主任在科里传达。

近五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对心脏支架、骨科植入物等高值耗材开展了集采。据王様了解，集采后，医生从耗材牟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但并未消失。他举例说，以前10万元左右一根的密网支架，集采后降到6万元左右，依然是高值耗材。至于一些价格压到几百元的一代支架，虽然医院层面会有一定的集采产品使用要求，但很多病人会自费勾选创新产品。

其实，近三年，王様所在医院已经内部整顿了好几轮。从2025年开始，科室几乎每月晨会都会反复强调相关要求，哪些不能碰、哪些不能拿，都讲得很细。医院还专门印发了一份《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对医生行为边界做了明确规定，包括不接受商业提成、不违规接受捐赠、不牟利转介患者、不收受企业回扣、不虚假讲课等。

最近，王様还会与医药代表接触，但已经有所避讳：“有些常驻医院的代表和我们处得不错，送杯咖啡、简单聊聊天是可以的，但涉及带金销售的事，免谈。”

在贵州一家三甲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何艋也感受到了新政的威力。4月中旬，她所在的医院在内部OA系统中转发通知，要求员工学习《解释（二）》。

何艋感觉到，在近期政策背景下，同事们参与学术活动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除了与多中心研究、科室疾病领域重要进展相关的这类会议，其他很多可去可不去的会议都不去了。

2026年4月以来，贵州省第三人民医院、贵州省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医院发布“违规参加学术活动举报方式”，对医务人员参加学术活动进行严管。在何艋的理解中，医院不允许去的、去了也学不到东西的、涉及宴请的会议都可能违规。

变化并不是突然到来的。近一年多，贵州省医疗领域反腐一直呈高压态势，贵州省卫健委原党组书记杨慧、贵州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梁贵友、原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王小林等多人被查，并牵出多家涉事药企。

何艋所在医院也有多位管理层和科主任被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医院内部一直在反复强调反腐。在紧张的反腐氛围下，前几天，何艋到相邻城市参加一场罕见病会议时，为了避免医院复杂的审核和报销流程，她自费购买了高铁票。

此前，国家工作人员受贿3万元以上就会入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6万元以上入刑。《解释（二）》第八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参照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意味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起刑标准从6万元降至3万元。

李岑岩介绍，一般而言，公立医院的院级领导、职能科室负责人、具有行政职权的科主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公立医院普通医生、民营医院从业者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

多位医生告诉经济观察报，此次新规的主要影响在于，这是有关部门将进一步严查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标志，对医生有很大的震慑意义。

医院收紧涉企审批事项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经济观察报，他近两周走访了云南、四川、贵州、重庆等省市，了解到其中两个省市卫健委已在《解释（二）》出台后和各医院纪委沟通，要求各地汇总案例库，用具体案例和判定依据来对应《解释（二）》中的每个条文，给各医院学习。他还了解到，多家医院近期在召开内部会议，要求在“五一”后暂缓进行部分药企项目。

元码基因董事长田埂感受到了医院内部收紧带来的压力。他发现，这两周以来，一些医院对待与企业相关的审批事项变得更严格，药企原有的部分正常流程周期因此被推迟。

最近，元码基因正在为一款创新产品申报注册证，这会牵涉多个医院的多个部门，以及负责伦理、质控、样本和数据的多位医生。《解释（二）》出台后，有的医院在审核数据时比以前严格了很多，以避免医生被企业贿赂而降低审核标准。

在医药行业工作多年，田埂已经习惯了面对各类政策带给行业的短期波动。“我并不担心严格审核，因为产品数据都是真实的。但是，报证对时间要求很高，如果医院在结尾阶段突然增加审核步骤，势必增加审核时间，打破了我们的报证节奏，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田埂说。

田埂介绍，和业内多数企业不同，元码基因选择的是绕过医生、直接和医院合作发展的模式。“因此，新规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合规风险，我反而非常乐于看到监管促使行业回归产品与服务竞争。”

田埂说，之所以拒绝通过补贴医生实现销售，就是为了更合规更长远的发展。前几年，这一度让元码基因发展得不如一些同行快，因为给医生补得越多，短期内市场占有率就越高。他认为，补贴医生的模式存在先天缺陷：“这种灰色收入，会让部分医生不公平地推荐治疗方法，企业也因此不把精力放在研发足够好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而是用‘你补贴一块，我补贴两块’这样的低质手段竞争。”

至少追诉5年

主办过多届医疗器械经销商大会的医代医路社负责人老龚告诉经济观察报，《解释（二）》发布后，医代医路社粉丝群里的经销商讨论很多，他们最困惑两个问题，一是会不会倒查，二是执法边界在哪。

老龚举了一些让一线业务人员较困扰的常见场景：

场景一：经销商常运用社会资源帮助科室主任解决子女入学一类的问题，或帮助医院对接专家资源、提供学术支持。如果量刑时定价，这类人情往来定多少钱？

场景二：医院常请国际专家前来指导手术新术式，医院报销流程复杂，医生偶尔会示意经销商支付专家差旅费。这算行贿吗？

场景三：逢年过节送购物卡，每次一两千元，金额不大，但若按多年累计，几乎所有经销商都会触及3万元标准，他们都会涉案吗？

老龚注意到，在这些担忧下，已有少数经销商暂停业务，甚至有历史账目比较复杂的公司选择注销。在他看来，短期内行业可能进入观望期，很多人会先看两三个月再决定怎么做。

与医疗器械和耗材的经销商不同，部分传统流通商感受的压力较小。

李敬是河南一家医药流通公司的老板，从厂家拿货，再销售给诊所、药店及其他医药公司。从业二十多年，经历过两票制、集采等改革，他早将此类周期性监管收紧视为常态。他回忆，过往医药流通行业出问题的案例多与税务违规相关，如虚开增值税发票，涉及医院的一般由卫健委内部处理，如让医生把钱交到廉政账户。

近两周，他也注意到有医院在收紧与企业的互动方式，但他不太担心。他的公司主要经营单价一两元的集采产品，赚8到10个点的搬运费，“没有空间去给回扣”。

李岑岩理解医药从业者的恐慌。近几年，她常给药企讲合规课，她注意到，每有新规，行业都会先“急刹车”，暂停发放讲课费甚至给代表放假，停下来找专家问路，想明白了再继续。

对于从业者担心的“倒查”问题，李岑岩介绍，“倒查”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按《刑法》规定，根据可能判处的刑期，追诉期从5年到20年不等。按新规3万元起刑，对应刑期三年以下，追诉期为5年。

在《解释（二）》第十二条中，有关部门也已对真伪不明、价值不明财物的鉴定与价格认定作出了具体规定。李岑岩分析，这意味着，以节日礼品、学术交流纪念品名义赠送名表、金条、珠宝、奢侈品；通过积分兑换、旅游奖励形式，实质上给医生高价值礼品；以学术考察、境外培训为名，安排高消费旅游、购物都将成为高危行为。

对于从业者担心的小额物品累计问题，李岑岩介绍，司法定罪不会简单机械累加，而且会综合判断这些物品是否与处方挂钩、是否是一系列利益输送的一部分。如果是单纯人情往来，没有后续的商业交易，司法很难单独据此定罪。

这几年讲课时，李岑岩总会劝告医药代表们，针对大专家的所谓“保姆式服务”，其实就是隐形利益输送。在具体判例中，这些服务可以通过药代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按照市场规律换算成相应金额。

“很多事情（如请专家）本可以通过合规的项目合作方式开展，提前设计好路径。但过去行业嫌麻烦、不愿增加成本，现在法律一收紧，自然就慌了。”李岑岩说。

曾有企业问李岑岩：“你能不能设计一套话术，让我的代表既能给医生送钱，又没法律风险？”

“神仙也设计不出来。”李岑岩回答。

花样行贿

赵垒曾在外资和内资械企任职多年，最高至销售部门副总级别。他也了解到，《解释（二）》发布后，压力主要在作为企业和医院间“白手套”的代理商身上。前两天，他和一位代理商碰面，对方说：“如果只是5月1日后严查，影响不大，就怕倒查。”

赵垒经历过医药行业的野蛮时代。2018年以前，行贿常给现金。他曾陪一位院长开会，期间，他手往衣服兜一指，说，“院长，上厕所去”。在厕所，他把装着几千元现金的红包给了院长。

随着医疗反腐力度加强，行业有了许多“对策”。赵垒举例说，这两年，许多医院不允许医生收讲课费，企业就以劳务费形式给钱。劳务费上限为500—800元/小时，远低于过去3000—5000元/小时的专家讲课费。为了把总费用做上去且看起来合规，有的企业就把会议时间拉长，给专家一个主持人、主席、评审员或培训师的角色，拍照留痕并分别标出时间段证明专家在场，但实际专家并不一定全程在场。

再比如，通过给非直系亲属转账的形式行贿医生。而当涉及几百万元以上的大额回扣时，代理商往往会在海外设立皮包公司或账户规避监管，把回扣转给专家在海外留学的孩子，以投资、服务费等名义公对公走账。

王様也了解到，近几年医疗领域反腐力度加大后，有的药企从现金行贿，进入到用股权或者权益金变相行贿的阶段，通过各种操作手段避免让风险穿透。

“如果谁能想出更巧妙的、在合规外衣下给钱的办法，谁就能赢得更多医生的支持，这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因为对“不公平竞争”的厌倦，2025年底，赵垒离开了医药销售行业。

现在，赵垒的新工作仍需和医生接触，《解释（二）》发布后，他们的碰面照常进行。赵垒说，这些医生与他熟识，知道他不会乱来，所以比较放心。有医生告诉他，如果是“野路子企业”的代表来访，他会避免见面。

多位医药代表、经销商透露，近期，合规建设相对完备的外企业务人员拜访医院往往能正常开展，相对来说，内资企业受《解释（二）》影响更大。

据涂宏钢了解，过去，部分药企往往默许甚至纵容医药代表行贿，被查后，往往会由医药代表“认下来”，厂家再通过给安家费的形式补偿。“五一”后，员工行贿，企业也需要担责，企业的集采和进医保资格也会受影响，因此企业会更有动力要求代表合规推广，因为很难承受违规代价。

李岑岩对经济观察报分析，根据《解释（二）》相关条例和最高检、纪检监察机关的解读，在构成刑事犯罪前提下，员工行贿，只要能体现出是单位意志，或者单位事后追认，或者单位受益的，都可以被认定为单位行贿，员工个人和单位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给回扣是害医生、害自己”

“过去，医疗回扣可能是灰色地带，现在没有灰色地带了。”4月22日，在一场解读医疗回扣新规的直播中，医药营销资源整合专家孙坚彤说。

三年前医疗领域反腐风暴时，孙坚彤也做过一场直播，当时有8000多人在线。到了这一次，有超过1万名医药代表观看了直播。

在评论区，医药代表们提着各种问题：“直接说说应该如何做才能合规”“国家要求医生和公司两边合规，公司却仍然会问从业人员要销售业绩，怎么破”“还能向医生发放讲课费吗”“医生下班以后参加讲课也需要和医院报备吗”“什么样的学术活动算是合规的”……

孙坚彤曾在某地级市三甲医院药学部担任二十多年的主任，他看到，过去20年，医药代表群体野蛮生长，滋生了许多不正当、不合规的逻辑和行为。他认为，现在已是AI时代、法治时代，一切野蛮行为都不再是秘密，反腐也进入了真正的常态化、精细化。他建议医生“管住自己的手和笔”，建议医药代表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给回扣是害医生、害自己”。

老龚也认同孙坚彤的说法。在办会之外，医代医路社的重要工作是培训经销商，给他们提供“非带金销售”的方法论和路径。培训时，老龚常提一个概念：我们不是经销商，是医院发展痛点解决方案商。如果还把自己理解为赚差价、搞“带金”的，只有死路一条，应该围着医院的发展痛点，去提供解决方案。

“这个政策会加速行业的大洗牌。能活下来的经销商，一定是走学术路线、技术帮扶、以患者为中心的专业选手。只会拎着包、塞红包的业务员会被淘汰。”老龚说。

李岑岩希望企业能正确解读法规，别自己吓自己，也别不当回事，抛弃侥幸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维。

《解释（二）》发布后，在一份提供给药企的讲稿中，李岑岩列举了多个典型高危场景，包括：为进入医院药品目录、耗材目录，向医院药事会成员、院领导、采购科等行贿；为取得或维持医保定点资格、提高医保支付比例、通过医保审核，向医保经办机构、卫健委、医保局人员行贿；在药品集中采购、挂网、招投标中，通过返点、暗中补贴、项目合作费等形式向评标专家、招采机构人员输送利益；通过学术推广费、市场活动费、咨询费、服务费等名义，实质上向医生或医院管理层支付与处方量、采购量挂钩的回扣等。

李岑岩看到，医药行业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投机心态和对合规成本的抗拒。很多年收入百亿元的企业，不愿意花一百万元去建立完整的合规体系。

“合规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体系，不是一张孤零零的签到表或会议照片。”李岑岩推演了一个典型场景：一家药企为推新药开学术会，请100位专家并支付讲课费用。怎么才算合规？核心在于，整个行为链条是否具有真实、必要的学术目的，终点要闭环，而且要与营销切割。如果开会轰轰烈烈，签完到、拍完照就结束，然后同一批医药代表立刻私下找医生谈处方回扣，那所有留痕都会失去说服力，很容易被认定为利益输送的伪装。

她建议药企建立高风险审批机制，大额学术会议赞助、科研合作项目、顾问合同等，必须经过法务/合规加业务双重审批并留痕；与公立医院、医保、监管部门相关人员的任何经济往来，必须有充分、真实、可证明的业务基础和文件支持；对涉及股权、分红、合伙人计划的安排，须进行专项法律审查。

“最根本的是，老板必须下决心，从顶层设计上转向真正的合规营销体系。这不是设计话术的雕虫小技，而是伤筋动骨的利益重构和流程再造。虽然阵痛剧烈，但这是中国医药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透明的唯一出路。”李岑岩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様、何艋、李敬、赵垒为化名）

 

重庆大学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少波认为，价格不仅有从上游向下游成本传导这一链条，也会面临来自下游需求的约束。如果只有输入型因素带来的价格上涨，可能是一种“坏的通胀”。

作者：宋笛

封图：东方IC

2026年3月，中国PPI同比增长0.5%。这是经历持续41个月负增长后，PPI的首次转正。

推动PPI转正的动力是多重的：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因素以及国内供需调整带来的根本推力——PPI的跌幅从去年年中就开始逐步收窄。

一些观点认为，鉴于物价面临的压力，输入性因素对价格进一步回暖是一个积极信号。

但这与人们的直觉不符：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价格进一步上涨有支撑吗？

重庆大学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少波认为，价格不仅有从上游向下游成本传导这一链条，也会面临来自下游需求的约束。如果只有输入型因素带来的价格上涨，可能是一种“坏的通胀”。因为，当下宏观物价所面临的挑战本质是需求不足的结果，而输入型的涨价只会让下游企业和消费端面临更大挑战。

龙少波说：“价格既是因也是果。”

龙少波是一位长期从事价格治理研究的学者，曾经获得中国价格领域的最高研究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关注PPI和CPI的传导以及价格治理等问题，主要研究不同因素对宏观价格的非对称影响，比如劳动力成本对CPI的影响更加直接，原油等成本输入因素更多地影响PPI等。

2012至2016年，中国曾进入一轮持续的结构性价格承压阶段：PPI增速连续54个月为负，不同的是彼时反映消费市场供需状况的CPI增速仍能维持一定区间的正增长。也就是说，存在CPI和PPI变动的价格分化现象。

这种PPI与CPI的长期剪刀差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中未曾见到过的，吸引了大量经济研究者。

龙少波说，当时一个普遍的结论是：此前的刺激性政策所带来的工业领域供大于求以及国际大宗市场的价格走低，导致了PPI的持续承压。

最终，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措施，PPI在2017年回暖。

此后，PPI与CPI在多个年份都出现了异常的走势，二者同向波动的趋势相较于之前明显减弱，直至近两年同向转弱，并再次出现“PPI增速长期为负，CPI增速维持低位为正”的状况。

2020年7月，龙少波在著作中梳理回顾了1992年以来中国出现的四次价格低迷时期。

书中，他提示，“虽然经过2012—2016年的一系列宏观调控，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但其并未彻底根除，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机制仍然可能再次成为引发结构性价格低迷的一大诱因”“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国的结构性低迷似有‘复燃’之势”⋯⋯

｜对话｜

经济观察报：PPI持续41个月的负增长后，3月份首次转正，你觉得是什么在推动它回暖？

龙少波：在工业领域供需失衡逐步缩小的情况下，PPI跌幅自去年年中开始就已经持续收窄，市场预期今年上半年会转正。3月份的美以伊冲突所导致的原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增速提前转正了。

经济观察报：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原油冲击，PPI也迟早会转正？

龙少波：是的。PPI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负增长，在价格信号的牵引下，经过长期的调整，国内供需平衡性有所改善。

经济观察报：这一轮PPI收窄的本质推动力是什么？

龙少波：本质还是供需的调整，特别是供给端的产能的逐步出清。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两年多了。2025年下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连续半年负增长，上市公司资本开支连续6个季度负增长。“反内卷”政策的推动，让相关行业恶性竞争有所缓解，供需之间对比的差距缩小，这是当前PPI转正最根本的因素。

但需要观察的是需求侧的恢复。一季度的消费、投资增速都有改善，但改善幅度相对较缓。

经济观察报：这一轮PPI回暖会是一轮温和的回暖还是会很激烈？

龙少波：首先要观察美以伊冲突是否会加剧以及持续时间。但对中国而言，可能不会出现大的影响。因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内需不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即使上游成本一定幅度上涨，短期内下游价格的涨幅也是相对有限的。

此外，中国能源多元化进展较快，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还有煤炭这个能源压舱石以及较为丰富的原油储备，所以我觉得短期内的国际冲突对国内消费端价格的直接影响不会那么持久和巨大。

经济观察报：你过去几年发表了很多篇有关油价上涨对PPI和CPI影响的文章，结论是什么？

龙少波：每个国家的油价决定机制、上下游行业竞争幅度不一样，所以原油价格上涨对每个国家物价的影响幅度和结果也不一样。中国的特点是：总体来看，原油价格上涨时，更容易拉动国内生产端物价上涨；而原油价格下跌时，则对物价下降的影响幅度相对更小一些。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今年PPI大概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龙少波：缓慢上升，维持在较低的正区间，同比增长速度的中枢在1%至2%左右，大幅上升至6%至7%以上的可能性比较小。

经济观察报：目前PPI的回暖会很快反应在CPI上吗？

龙少波：理论上，价格传导有两种机制。一种是从上游往下游的成本推动传导，也就是从更上游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PPIRM、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再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另一种则是从下游往上游的需求拉动传导，从消费市场需求开始向中游、上游传导。比如，当下游消费市场繁荣和需求扩张时，会对上游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带动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从而拉动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后者更像是一个约束条件。如果需求相对旺盛、市场比较景气，从上游往下游的价格传导机制就比较顺畅。现在正处于市场预期和下游需求仍有待提振情况，上游成本往下游传导就容易产生阻滞。此外，一般而言，PPI向CPI传导一般要有3到6个月的时间差，所以PPI的回暖传导至CPI仍需要一段时间。

经济观察报：如果PPI向CPI传导不畅，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龙少波：可能会造成上游企业和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分化。2021年国际大宗商品涨价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最终受益的、资本市场表现好的，都是上游的能源或资源型企业，而下游中小企业的利润反而被压缩。

经济观察报：近期市场一直在谈“输入性涨价因素”，也有研究者提到“好的通胀”和“坏的通胀”，你怎么理解？

龙少波：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单纯的外源性输入带来了成本上升导致通胀，但下游的需求却没有明显回暖，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通胀”。

上游企业利润涨幅较大，能源资源相关的上游工业产业受益；但下游紧贴消费者的企业因为面临市场竞争激烈，没有足够的需求拉动，涨价能力和幅度有限。这叫成本冲击下的上下游非对称涨价，下游一些企业的利润实际上是可能被侵蚀的。

更关键的是，这些中小企业可能往往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一旦因为利润问题而承受压力，就业也会承压，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受到影响，从而形成负向循环的风险。

当然，即使是“不好的通胀”也可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因为在价格承压、工资上涨变缓、消费不足的负向螺旋中，突然出现一个外部性刺激，在短期内会不会让大家对价格的预期有一点改善？当然这还可以讨论。

所谓“好的通胀”，是指需求拉动型的温和通胀，CPI增速在2%左右。这是市场需求扩大和旺盛所带来的信号。此时表明市场景气程度较高，企业利润增加，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而言有一定的富余，价格信号会传导给企业，引导生产部门扩大生产和投资，从而带来就业、消费、投资的增长，并进一步引导市场主体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的积极预期，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经济观察报：在这两种价格回暖中，消费者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龙少波：内需拉动物价回升的“好的通胀”，反映的是社会需求较大幅度增长，保持价格的温和上涨。随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逐步完善，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当前的供给能力是比较强的，不需过度担心因消费需求扩张而造成长期供给能力跟不上。比如，现在我们想买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市面上各企业供应是非常充足的，只要有消费需求，企业供给端的制造和供给能力都是充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就是供需两旺：消费需求增加带来企业订单增加、盈利改善，从而带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收入增加了，可以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又带来企业订单的继续增加，从而形成“物价—工资”温和上涨的良性循环。

然而，输入性物价上涨带来的是上游成本抬升并往下游逐级扩散传导，但没有对应的下游需求增长，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其能购买产品的量就减少，实际上是降低了居民消费能力，消费者利益受损。

所以，不是所有的物价转正都是好的回升，只有需求驱动、伴随居民收入和企业盈利同步改善的物价回升才是良性的，也是我们宏观调控所想要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2012年至 2016年，中国也曾经经历过一次PPI长达54个月负增长的情况，当时情况是什么样？和当下有什么不同？

龙少波：2012年到2016年，CPI的涨幅主要在1%附近波动，因为当时CPI增长有两个重要的支撑。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学者们认为当时中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出现一定短缺，劳动力市场处于紧平衡状态，工资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支撑。第二个是农产品价格，2012年前后农产品、食品价格也是处于紧平衡状态。而在CPI的八大类构成中，农产品（食品）和服务类占比较高，劳动力成本和农产品（食品）的上涨对CPI有较强的支撑作用。

但现在这两点都有所变化。一方面，当前的就业就业市场压力相较于当时是更高的。另一方面，当前农产品价格表现较弱，特别是影响食品物价的关键项猪肉价格，正处于近10年以来的历史低点，也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形成拖累。

经济观察报：当前猪肉价格确实很有挑战，现在的养猪业更产业化，效率很高，产能巨大，似乎和光伏、钢铁等工业行业呈现了类似的“内卷”情况？

龙少波：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从数据看，即使猪肉价格不断下降，当前零售端的销量似乎并没有大幅增长。一方面是老龄化因素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使大家对猪肉的需求量不像以前增长那么快了；另一方面可能也受制于其他禽肉、牛羊肉、水产品的替代影响。当然，猪肉价格变化规律是存在明显的“猪周期”的，在经历此轮下跌后，未来一定会有上涨。

经济观察报：当下的“反内卷”政策和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区别？

龙少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主要指向传统的产能过剩工业行业，而“反内卷”则主要针对的是打价格战的新能源、光伏、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此外，上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这一轮“反内卷”对供给侧的调整更直接，力度也更明显。这一轮市场化特征相对更加突出。

经济观察报：目前内需不足的问题依然是政策关注的重点，什么导致了这种需求不足，是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吗？你之前的研究显示，房价和消费没有太强的关联性。

龙少波：那项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房价上涨对消费有没有直接刺激作用，结论是没有显著相关性。一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速和GDP增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变化趋势比较一致，而和房价波动的相关性较弱。但当时并没有研究房价下降会不会拖累消费，因为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价才出现持续的、较大幅度的下跌。

从财富效应的角度看，房价下降是有可能拖累消费的，当然包括社会保障是否完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消费。但从过去数据来看，此轮消费变化最核心的影响因素还是收入以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从当前居民超额储蓄增长、居民部门长短期贷款少增的情况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边际消费倾向还有待提升。比如，几年前人们还会讨论“月光族”的现象，部分年轻人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有钱就先花了，明天可以再赚。但这两年以来，可能很少有人再坚持这个观点了，从长期考虑，进行“消费平滑”的人似乎更多了。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研究中反复提到收入问题，收入在物价传导中扮演的是不是很关键的角色？

龙少波：工资收入是物价循环和传导中重要的一环。比如美国70年代滞胀，就是在石油价格冲击下形成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当时美国工会很强大，价格的传导会很快传导至工资。2012年至2016年，CPI能够保持温和上涨，也和当时劳动者收入的上升有关。此外，当时也是中国劳动者权益保护逐渐加强的时期，比如劳动法的修订等等，这些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经济观察报：参照当时，我们现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龙少波：在现在的情况下，要通过抬高劳动力价格来影响物价，可能更有难度。因为现在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像当时那么紧平衡，企业在用工方面有更多选择，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没有那么强。

经济观察报：怎么进一步优化就业？

龙少波：在技术层面，可以通过再就业培训、改变高校课程体系和专业结构，解决一部分结构性失业问题。但从宏观上，更重要的还是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让GDP增速更接近潜在经济增速，让经济社会吸纳更多就业。这就需要货币和财政等相关政策更加发力，可能扩张的特征要更加明显。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在目前输入性涨价因素下，货币政策空间是否会受到影响？

龙少波：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盯住的主要价格目标是CPI，PPI可能会被考虑但不是最核心的因素。如刚才分析，输入性因素通过PPI向CPI的传导比例可能会比较低，因此只要PPI涨得不是特别厉害，CPI不会出现明显上涨。尽管货币政策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受到的影响不会特别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基调不会改变。

经济观察报：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价格研究的，是一个什么契机？

龙少波：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期间开始关注的。2010年后我国出现了一轮通胀并呈现出结构性特征，我对该现象比较感兴趣，在导师指导下做了一些研究。那一轮的上涨，大家普遍认为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大幅度的经济刺激，带来上游原材料大幅度增加，加之国外输入性的通胀影响，后续经过传导带来了社会总体价格的上涨。

经济观察报：“当下的投资会变成未来的供给”，当时学界对PPI转弱应该有预期。

龙少波：有预期，但转弱的速度和幅度还是超过了预期。当时，PPI增速从2011年7月最高点的7.5%降到了2012年9月的-3.6%，仅仅一年左右，而在2015年11月更是达到了-5.9%的低点，振幅达到13.4%。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前期的刺激政策放大了投资和经济波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一窝蜂地上，最后导致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过剩，带来了PPI的快速下降，而且在低位的时间超过了预期，达到54个月之久。

而在此期间，CPI则保持了平均2%左右正的增速。一方面和PPI前期上涨的传导有关。国内交通运输、工业生产成本上涨，包括国际农产品价格、农产品种子成本、农药成本、劳动力成本等也都在上涨，再经过一定时滞的传导，最后反映到消费领域CPI上。另一方面，当时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更高，消费需求相对比较旺盛，对消费价格也起到较强的支撑作用。

经济观察报：2014和2015年就开始有非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关注到价格问题，这是不是第一次中国有大量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价格？

龙少波：学者们一直以来就比较关注。之前也有过几轮研究人员关注的高峰，对应的都是价格波动较为剧烈的时期。2012年以来，大家更加关注价格的上下游传导机制，并重视CPI和PPI剪刀差等问题。

经济观察报：2015年前后，经济学界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最终政策落地的选择和这些建议的方向一致吗？

龙少波：当时也有很多讨论，但从结果看，主要选择了在供给侧发力，采用行政方式并结合市场手段完成了一轮产能的出清，其效果确实也较为显著，2017年PPI就开始回暖了。

经济观察报：2012年以来，中国物价走势有什么特征？

龙少波：2012年之前，中国CPI和PPI的变动方向总体上是保持一致的，虽然二者的变化可能有时滞、波动幅度有差异，但方向基本是一致的。而2012年之后，PPI对CPI的传导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灵敏了。

总体上看，PPI和CPI这种上下游传导机制还是相对通畅比较好，至少要同向波动。粗略来看，理论上CPI在1.5%到3%之间来回波动，而PPI可以略高2个百分点的同向波动会较好。这种情况下，价格传导机制比较畅通，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同步变动会比较均衡；各类企业利润涨了之后，居民就业和工资也有相应的增长，并带来消费潜力的释放，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龙少波：一方面，是输入性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对外资源依赖度相对较高，PPI必然会极大地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例如，2012年PPI持续走弱就和国际大宗价格下行有关，当然后来回暖也部分受益于国际大宗价格的回升。另一方面政策的影响也值得关注。比如，前期刺激性政策形成的产能带来了2012年以来的PPI负增长；而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产能出清等因素又使得PPI增速回升并转正，这些对PPI的影响都更加直接。

此外，很多因素对PPI和CPI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等对两者的影响幅度是不同的。这种因素的积累也是PPI和CPI两大宏观价格走势异变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我们在供给端有很强的能力，不管是培育产能还是推动产能出清的能力都很强，但还在摸索如何扩大需求。

龙少波：我们在供给端的政策影响力确实非常强，直接高效，这会对PPI带来更直接的影响。然而，政策似乎在对需求侧的启动时是相对较难的，特别是如何有效地让物价温和回升、扩大需求方面，还需要加强探索。

事实上，从全世界范围看，短期内创造和扩大有效需求都是一个普遍难题。需求一般讲“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出口的变量是外需，有很多变数。投资主要包括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两方面：政府投资要结合财政能力来看；企业投资当然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去推动，但企业借不借钱投资不仅仅看资金成本，核心还是会考量产品卖不卖得出去，这基于企业对未来市场的预期。

所以，从最终需求来看，还是要看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而家庭部门是否愿意消费主要取决于其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当然也会受到社会保障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两年，我们推出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失能老人补贴”等一系列创新的政策，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尝试和探索，也才有了目前需求市场的边际回暖。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应对需求不足，目前的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龙少波：政策建议这两年研究者提得比较多了，比如发放消费券、服务提质、创新供给、加强社会保障、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等，有些也已经落地了。我比较赞成的一个观点是，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各项政策尽量一次性给足，较大力度地集中释放效应，有利于微观行为主体更好地形成良好预期。

经济观察报：价格是市场的信号。你觉得目前价格研究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龙少波：重视程度还可以加强。有学者认为，某种程度上，微观经济学也可以叫价格学说，而宏观经济学可以叫收入学说。而在经济学里面，供需平衡的交叉点决定价格和产量。不管是宏观模型还是微观模型当中，个人认为价格都是很重要的变量，供需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

从供需角度看，价格既是因又是果。核心层面，价格首先是果，反映供需关系，由供需决定价格；同时，它也是因，价格会引导资源配置，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改变居民的消费决策和企业的投资决策。它应该成为经济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之一，特别是考虑到当下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这一轮价格有待提振，但依然有很多人并没有感受到“低价”的好处，从体感上还是觉得东西“贵”？

龙少波：一方面，衡量居民日常消费支出的总体价格指数CPI当前毕竟没有负增长，只是增长比较缓慢，所以大家感觉物价并没有下降；而且柴米油盐等日常必需品价格刚性比较强，没有太大波动——这些恰恰是普通人日常消费的主要产品，所以就会有“贵”的感觉。而对于部分社会重点关注的产品，比如最近的油价如果持续上升，大家的感受就会非常强烈。另一方面，价格问题也会影响收入增速，“贵不贵”是一个和收入相对的概念。

 

博世在北京车展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以安全为底线，以本土创新为引擎，以全球协同为优势，不追短期热度，不搞激进路线，用长期主义穿越行业周期。

封图：企业供图

复盘2026北京车展可以直观的感受到，AI成为贯穿全场的技术主线，跨域融合、系统重构成为主旋律，汽车行业已进入安全落地、成本可控、全球合规的深度竞争期。全球零部件巨头博世在本届车展上以“AI驱动智能出行”为主题，展示其面向智能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智能座舱、车辆运动智控、能源管理和动力驱动等领域的软硬件创新成果与跨域系统解决方案。

2025年博世智能出行集团在华销售额达1223亿元，同比增长4.9%，近七成业务来自中国本土车企。面对行业内卷、技术迭代、出海壁垒三重压力，博世一边坚守安全底线，一边加速本土创新，在L3量产、线控落地等关键领域稳步推进，一边在中国车企走向海外时提供全球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博世集团董事会成员、智能出行集团主席马库斯·海恩，与博世智能出行集团中国区董事会总裁王伟良，在车展媒体交流中多次强调，中国是全球汽车创新最活跃的市场，也是博世最重要的战略阵地。未来行业不会停留在单点技术比拼，而是走向系统能力、成本控制、全球适配的综合竞争。

博世的选择，是不追风口、不搞短平快，而是以成熟技术、冗余安全、平台化量产和全球化网络，在中国市场推动智能化与电动化在内的技术升级，在这一轮出海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中国汽车产业走完从大国到强国的关键一程。

安全为先：L3不搞跃进，博世用冗余架构守住量产底线

高阶自动驾驶走到了关键路口。国内L3前装量产许可已经发放，政策大门打开，但市场并未迎来爆发式落地。原因很现实：安全责任不清、系统冗余不足、成本居高不下。在行业热议“快与慢”“爆发与渐进”时，博世给出的判断冷静而明确：L3必须小步快跑，安全是不可退让的前提。

王伟良在交流中直言：“当前L3级自动驾驶的发展必须始终以安全为主导，安全是第一位的。”他同时表示，法规没有直接跳到L4，是因为人机共驾、人机共享，是一个必要的过渡过程。我们认为，只有经过L3这一阶段，才能真正形成人与机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的过程。

博世的L3系统已经较为成熟，其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软件上采用两套不同架构的系统，避免同时失效；二是感知层做全方位冗余，利用博世整套系统之间互相的方式，从而大幅提升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同时也能显著降低成本。

“例如当某个传感器失效，或者摄像头检测到驾驶员在接管提醒发出10秒后仍未恢复驾驶状态时，系统会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海恩举例说。而这种极端场景验证，正是量产L3必须跨过的门槛。在不少企业追求快速落地的时候，博世坚持车规级验证、全链路安全、渐进式落地，这种审慎，恰恰是高阶自动驾驶走向民用的关键。

这套设计可以在时速120公里以内，实现高速与城市快速路的自主变道与导航变道，让驾驶员在规定场景内真正解放双手双眼。目前，该系统已获得无锡高快速路测试牌照，进入真实道路验证阶段。

安全与成本的矛盾，是L3普及最大的拦路虎。冗余意味着更高投入，而车企对成本极为敏感。博世的解决思路不是简单堆料，而是软件复用与系统协同。王伟良说：“我们把L2++成熟软件作为一路冗余，把面向L4的下一代软件作为另一路冗余，既保证安全，又拉长平台生命周期，提升投入产出比。”

硬件方面，除激光雷达外，几乎所有核心传感器均为自研，因此能够更深入地将传感器能力与软件融合，在提升效率和安全性的同时进一步压缩成本。在线控底盘上，制动与驱动可以互为冗余，在系统层面平衡安全与成本。

“通常理解中，制动是让车辆停止，驱动是让车辆前进，但在我们的技术方案中，驱动系统在特定场景下也可以承担部分制动功能。”王伟良说，由此可见，技术本身可以在安全与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关键在于系统级的协同与架构设计。

与此同时，线控底盘新国标将于2026年7月实施，全线控底盘合法化，为L3扫清执行层障碍。博世同步推进液压线控制动BWA+ESP®和全干式EMB，两条路线均在2026年国内量产，并收获多家车企订单。线控转向也将在年内配套多款车型上市。

从感知、决策到执行，博世构建了完整的安全闭环，让L3从演示技术，一步步走向可量产、可交付、可信赖的商品。这种以安全为底线、以系统能力为核心，行事稳健的风格，或许正是这家百年零部件巨头的成功秘诀。

线控技术与本土创新双向提速

不管是软件定义汽车，还是AI定义汽车，智能化都离不开线控底盘。底盘也从被动执行，变成主动安全、智能操控的核心。中国市场正在成为线控技术的主战场，博世选择双线并行、本土量产、平台复用，用最务实的方式推动技术普及。

马库斯·海恩明确表示，液压与全干式两套线控制动都是成熟方案，主机厂可以按成本和架构自由选择。BWA+ESP®方案依托成熟部件，可靠、低成本、易集成；EMB为四轮独立机电执行，响应更快、冗余更强，适合高端与高阶自动驾驶场景。两条腿走路，既照顾当下规模，也布局未来趋势，避免在技术路线上赌单一方向。

对用户而言，线控技术最直观的价值是安全与便利。“紧急情况下，驾驶员容易猛打方向导致失控，线控转向可以修正过度操作，配合制动系统保持车身稳定。”海恩说。而在泊车、窄路掉头时，可变传动比让操作更轻松。

博世的线控转向采用全链路冗余，单点失效不影响功能，配合车辆运动智控系统VMM，形成多重安全保障。其中自动紧急避让AES功能，已在自主品牌车型量产，即便在冬季低附路面也能稳定避障。

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博世把中国变成了全球创新中心。马库斯·海恩直言，中国创新速度快，自然会成为面向全球的创新源头，中国团队在技术方向上拥有更大话语权。博世在中国建立大规模研发团队，重点解决AI大模型车端部署问题。大模型在云端能力强，但车上必须轻量化、实时化，这种边缘压缩与优化能力，正是博世的优势。

博世还积极与中国产学研各界加强合作，在AI、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方面，与清华大学共建清华大学-博世机器学习联合研究中心。4月23日，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又与清华大学签约，加入清华大学牵头发起的CNEST多边合作计划，共同研究低碳前沿技术。

为了快速上量，博世坚持平台化策略，把成熟模块和生产线复用在新产品上，降低投资、加快爬坡。例如，出于成本、安全和工程便利性的综合考量，驱动高功耗附件往往采用独立的低压电源。而相比12伏，48伏供电能力更强、效率更高，能稳定支撑大算力计算平台、智能座舱和线控底盘，同时为自动驾驶关键系统提供冗余供电。

本届车展，博世与奇瑞宣布合作开发48伏整车系统，推动新一代48V整车架构在中国率先实现量产，该技术计划率先应用于奇瑞旗下高端品牌星途的旗舰车型。按照行业判断，2030年前后，48伏将成为智能电动车的主流配置。

从线控制动、线控转向，到48伏架构，博世没有追求花哨概念，而是把每一项技术落到量产、成本、安全上。这种务实路线，让其在激烈竞争中保持稳定份额。对中国供应链来说，博世的深度本土化，也带动了产业链能力提升，让线控底盘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全球输出。

做中国车企的合规与落地伙伴

当前，行业内卷持续加剧，这是汽车工业的一次洗礼，但对车企而言，却异常残酷。王伟良判断：“2026年开始，整合将成为关键主题，过程可能延续三到五年。”出海不仅是增长空间，更是生存必需。中国车企走向海外，最大障碍是合规、认证与本地化适配，博世的全球网络恰好补齐这块短板。

王伟良直言：“越来越多整车厂提出：不出海，就出局。在这一轮出海进程中，博世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博世的支持务实且落地：第一，协助应对各国法规，例如巴西燃料含酒精，排放要求特殊，博世正联合多家车企专项适配；第二，提供本地研发与生产资源，缩短车企进入海外市场周期；第三，在关税、供应链、售后体系提供咨询，降低试错成本。

马库斯·海恩表示：“针对高阶辅助驾驶，我们能提供已在主要国家本地化部署的研发资源。项目从中国拓展至欧洲，会组建中欧联合项目组。”跨国协同早已是博世的企业DNA，内部人员频繁交流，保障方案符合全球不同市场要求。目前博世L2++级辅助驾驶已在全球拿下20多个项目，具备跨市场合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行业竞争，博世始终保持开放中立。王伟良评价：“华为是伟大的中国公司，但路径不同。华为与车企深度绑定，呈现‘有界’特征；博世是‘无界’赋能，服务所有车企。”这种中立定位，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中更受信任。

博世的长期主义，也在影响产业链心态。博世不追求超额利润，只寻求合理可持续的回报，主张产业链协同，避免碎片化。在价格战激烈、利润被挤压的阶段，这种理念越来越被车企认可。博世把中国研发的技术反向输出全球，电桥、辅助驾驶、座舱方案已伴随中国车企进入多个国家，形成“中国创新、全球应用”的正向循环。

对中国汽车业而言，出海不是简单把车卖到国外，而是体系能力、合规能力、品牌能力的全面输出。博世所提供的，不只是零部件，更是一套经过百年验证的全球市场落地体系。在这条漫长而关键的道路上，博世与中国车企的合作，早已超越买卖关系，成为共同开拓全球市场的伙伴。

2026年的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告别浮躁，走向成熟。电动化渗透率见顶，智能化进入深水区，全球化进入攻坚期，产业链从扩张转向整合。在这样的周期里，概念不再值钱，能落地、能量产、能过合规、能赚合理利润的系统能力，才是核心资产。

博世在北京车展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以安全为底线，以本土创新为引擎，以全球协同为优势，不追短期热度，不搞激进路线，用长期主义穿越行业周期。对中国车企来说，博世既是技术供应商，也是观察全球汽车产业的窗口；对行业而言，博世的选择，指明了一条更稳、更可持续、更符合产业规律的路径。

博世用技术、制造与全球网络证明，真正能支撑产业走远的，永远是可靠、安全、协同与长期价值。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经营哲学，更是中国汽车迈向强国的必经之路。

 

伊朗的强硬，更有可能是大幅度增强了特朗普再一次动武的决心。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美伊谈判的消息很多，关于美军调动的消息很少，这并不正常。事实上，美军的调兵遣将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作者：王义伟

封图：东方IC

2026年4月27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第59天，4月8日停火后第20天。

20天的时间里，这场战争最明显的变数是，伊朗的立场和态度越来越强硬了，主要体现在三点：

首先，拒谈核问题。

4月2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访问巴基斯坦。次日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阿拉格齐并未获得授权处理任何与核谈判相关的事宜。

有专家学者据此分析，阿齐兹的表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美国代表团巴基斯坦之行的直接原因。因为双方的第一次谈判，核问题是最主要的谈判内容，也是美国最大的诉求。现在伊朗拒绝谈及核问题，美国已经没有必要谈了。

其次，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制度化。

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4月25日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赛义迪说，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一个综合方案。这个方案有3个主要内容：第一，被认定为敌对国家的船只不得通过海峡（主要是指以色列船只）；第二，收费项目包括安全费、环境保护费、航运管理费、许可发放费等，且优先以里亚尔支付；第三，给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应该是美国）必须先与伊朗就赔偿方式达成协议，伊方才会向其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该方案有两种方式通过并颁布实施，一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一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并颁布。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访问巴基斯坦之后去了阿曼，应该就是去商量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事宜的。伊朗想拉着阿曼一起收费。

最后，制定军事反击清单，暗示威胁切断海底光缆。

根据央视4月23日的报道，伊朗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美方及其盟友可能军事行动的反击清单。该清单根据不同情形设定了多种反击方案，比如：若发电厂遭打击，将打击以色列及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的发电厂；若油气设施遭袭，将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盟友关键油气设施实施反击；若军政要员遭暗杀，将打击相关国家的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中心；若领土遭侵犯，将对相关国家航空母舰及攻击直升机发起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联合攻击；如对伊朗海上封锁持续或升级，将封锁曼德海峡，并在必要时通过大规模布雷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在此之前，4月22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内至少7条国际海底光缆处于极高风险状态，可能会被切断。‌相关专家表示，如果这些光缆被切断，将对全球数据传输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伊朗为什么变得如此强硬？

笔者分析主要原因是以下两点：其一，试探、认清了特朗普的“真面目”。4月8日和4月22日是特朗普划定的两个时间期限，每一次特朗普都是严词恫吓，伊朗顶住了，换来了特朗普的两次退缩。伊朗方面由此确信，特朗普是“纸老虎”；其二，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伊朗自认可以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通过威胁彻底封锁海峡、毁灭周边国家油气设施、切断海底光缆等方式挟持住美国，挟持住特朗普。

问题是，这样的强硬，会换来特朗普政府的再一次退缩吗？

笔者的研判是，伊朗的强硬，更有可能是大幅度增强了特朗普再一次动武的决心。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美伊谈判的消息很多，关于美军调动的消息很少，这并不正常。事实上，美军的调兵遣将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按时间推算，“布什”号航母应该已经到达伊朗附近，美军三艘航母聚齐了。

波斯湾的现状是，地面海面风平浪静，天空已是战云密布。

那么，特朗普会再一次发动针对伊朗的攻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