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没人喜欢放假前的周一。
此刻的我身在工位，已经无心工作。相信你也和我一样。
今天的故事写给在工作里感到痛苦的人，来自在大厂打工四年的@张小满。三月末，我们和她就她的新书《大厂小民》聊了一期播客。
坦白说，她不是一个“优胜”的打工人，身上的标签，哪一个听起来都让人为她的职场前景深深担忧。
她媒体人出身，小镇做题家，典型文科生，带点理想主义，进了大厂的所谓“花钱的部门”。不会汇报、逃避沟通、讨厌竞争、没有网感，勤恳做事却不擅长展示成果。
按照汇报逻辑，一句话讲完小满的故事：“辗转 4 个月，经过 6 轮面试上岸大厂，在大厂待了 1480 天，换了 3 个岗位，经历过 7 次考核，2 次裁员，最终离开。”
是的，短短一句话里包含了惊人的数据量。
在她的讲述里，我意识到，上班是一件疼痛难免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有可能找到一点缝隙，发挥一点能动性，探索一些新的可能。
就像她说的那样，我们在巨大的系统里，不是只配做一个无能为力的“小民”。
以下是@张小满 的口述。
被裁之前我有预感。
我肯定不能傻到，临时被喊进办公室，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工作上的许多事情进展不顺利。以前容易通过的方案，现在改了七八遍都过不了。当你在职场上经常遇到阻碍时，你就知道你很危险了，这是每个打工人的自觉。
我的三年期限合同五月份到期。五一之后，我没收到续签邮件。我的同事江小渔很早就续签了，他曾提醒我赶紧去打听打听有没有后路。
那天的到来没让我感到特别意外，但真正经历时，即便做了许多准备，我仍然感到难受，很想哭。他们告诉我会赔多少钱，让我去找 hr 聊具体细节。
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可以待到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找工作。我对未来没有那么清晰的规划，在写作这件事没有什么成果，我也完全没有想，赔了这笔钱我要去干什么，打工打久了已经把我打麻了。
整个沟通过程很理性，但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物质性，我像一件东西被丢弃了。
在那一刻，我决定，将这些感受写下来。
进大厂之前，我做过五年多的记者，从广州到北京。但我的记者的职业生涯说不上多么高光，没做出震撼全国的报道，只是一个普通从业者。
在北京做记者的工作也不顺利，我当时在一家杂志“试稿”，借住在朋友家，在通州果园，每次去城里开选题会，要坐好长时间的地铁。
后来我问自己，真正想做的是记者，还是写作？答案是写作。我意识到我在哪里都能写，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一点都不相信“要吃苦，才能有收获”这样的话。
离开北京，我回到深圳。赚钱是摆在第一位的。当时我的存款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能一直做自由撰稿人。2020年，大厂的线上业务非常发达。直播兴起，短视频也搞得火热，几乎每一家大厂都在扩招，所以得到大厂的工作机会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它。
深圳这座城市也是一座超级大厂
我在大厂中台部门工作，所谓中台，是服务大厂的各个业务，为他们做一些类似传播营销的工作。这是大厂里典型文科生的工作。
后来我总结，大厂里文科生的工作基本有三种：扫地僧、猎人和农民。
扫地僧们很早得到了老板的赏识。他们写的东西，老板基本上不用改。比如说给领导的讲话稿，既要传达公司的理念，又要和当下的环境相契合，是一份很需要分寸感和平衡感的工作。
猎人很会找准时机，在老板面前把自己做的东西展现出来。他们依赖机会，有时成果颇丰，有时也可能空手而归。
而农民则会勤勤恳恳做很多事情，日复一日地投入与积累，收获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容易被看到。这三个角色是流动的。
没有人一进去就想当农民，每一个进大厂的人，肯定都想做一番事业，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小镇做题家。我面试时，面试官告诉我，你进去也要创造很多东西，这给了我很大信心，感觉他们招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一开始我想，我有这么多年的记者工作经验，是不是能参与这家公司历史的书写。这家大厂是中国互联网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创造一些厚重的东西。
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记者经验毫无用处。
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投放。对接了很多自媒体的商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像放了一场烟花，很虚幻。
我曾经问我的同事江小渔，我们花的钱有什么意义？江小渔跟我说，我们花的钱养活了很多自媒体公司，我们创造了就业。从这个世俗的意义上讲，好像道理是这样。
第一次绩效考核，我就被打了很差的绩效。
我有种很强烈的挫败感，就像考试没及格一样。做媒体时，我不至于很优秀，但也不会搞得很差。
但文科生的困境在于，工作的成果特别仰赖老板的认可，写一篇文章老板非常喜欢，你的职场就会顺利一点。一旦考核标准变得很主观，那么老板的意志就变得很重要。
刚进去半年，我干了很多事，一件接着一件，但我也说不清楚我整体干了什么，没有很好的项目，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给老板看。
刚进大厂，我很不适应。我之前在做媒体，没被太多人管过。媒体是一个不太职业化的地方，不用坐班，编辑和记者的关系更像朋友。它工作的维度比较单一，对接你的，只有你的编辑，你和其他人也没什么利益纠纷。所以媒体人没经过特别严格的职业训练。
但大厂是个讲究组织管理的地方。进大厂之后，我要去模仿别人如何在一个高效运转的系统里当一个合格的螺丝钉。
爬上高楼的漂亮虫子
刚进大厂，我被分配的第一件事，是写一篇项目上线的新闻稿，更准确来说，是创造一条新闻，核心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呈现项目的价值。
一篇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稿，在不同人之间流转，在每一个环节都叠加新的信息。直到第五天，才终于定了稿，推向全网。
在媒体，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公共利益的讨论，在大厂里是不存在的，大厂的首要目标，是盈利。你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要服务于这家公司的利益。我们讨论的更多是，如何让我们的产品被更多人知道和使用。
所以，这份工作有时不免让人产生怀疑。我在做记者时，做的很多事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解决的问题、推动的东西，可以带来显而易见的改变。但在大厂，我会经常被卷到一些事物里，看起来很繁荣，但我在心里不太相信这些事情。
我写营销方案时，压根不相信它真的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但是我要写，要改很多遍。我们拿的工资相对媒体还挺高的，那个诱惑力很大。
我在其中总是矛盾感交织。
大厂是一个危机感非常强的地方，每半年考核一次，如果你的项目在半年之内，没有做出一定的结果，你就可能被淘汰。
被打了差绩效这件事，我也没觉得不公平，我是小组里唯一的新人，当时又面临组织架构调整，我非常自然地把这件事合理化了。我不能说，因为我这一次搞砸了，就赶紧提桶跑路，立刻出门入职另一家大厂也不太现实，你还是要被试用、被考核。
大厂考核制度就像一个调节器，来调节员工的晋升、薪资，要保证有人有希望，要不然那大家不是都在吃大锅饭吗？
这一套考核制度其实是参考了类似谷歌微软等公司的体系，被很多非常成功的世界级公司验证过。在早期人员比较少时，很高效、很有用。但在人员规模变得庞大之后，执行过程中就会显现出一些荒谬。
我在的大厂采用 OKR 考核管理制度。每一个考核周期，都要制定和回顾 OKR。我们需要先在系统内完成“目标“与“关键结果“填写，在考核之前再填写“完成情况“。
不过填写完成情况时，往往都是用结果推导过程。就像树上的果子已经挂在那儿了，再去回溯果子是怎么长出来。
被打了差绩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钱。大厂的调薪根据绩效来。得到差绩效，就意味着我整个 2021 年没有升职机会，也没有调薪机会。
虽然我损失了金钱，但在那一年，整个小组的其他人跟我不产生竞争关系，他们也不用在乎我在干什么，大家都对我挺友好的，很多时候愿意来帮我做一些事情。
我在大厂待了四年，经历过七次考核。
否定对我来说没什么打击，我从小在小山村里长大，一路都被否定上来的。我总被我的领导说，你没有产品能力，没有很长远做项目的能力，没有管理别人的能力。
我总会又吭哧吭哧地搞出一版给他。有时候，他觉得我有点冥顽不灵。我真的很像一个农民去做事情。有时候，他也会大发善心，说算了，你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时，我们的部门在大厂处于创业期，可以用较少的预算，去探索一些事情。我的同事江小渔找到我开启了一个创新项目，我们可以离公司远一点，去接触很多外部的人，青年老师，高校教授，社会上的写作者。尽管得到了一个差绩效，但我觉得至少在那个方案里，我对我未来想做的事情是感兴趣的。
我觉得只要在大厂待的时间够长，一定会被打差绩效。一个人在职场里，怎么会得到的全是好绩效呢？接受这些否定的东西，我觉得很正常，关键在于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
在工位上被遗忘的干枯的橘子
人和工作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交易，这是一种经济行为。对方给你发工资，来买断你的时间。但我觉得，我还是要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工作是人自我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它提供了一个渠道或者说平台，是我跟这个世界打交道、跟这个世界保持连接的重要方式。
在我很年轻时，面对很权威的东西，我很害怕，但随着我年纪的增长，我觉得很多时候，那种权威很容易被突破。突破之后，你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样的生存逻辑一直伴随着我。
当我理解了大厂这一套体系的运转时，我就意识到，我不太可能在其中升职加薪。这个游戏你参与不进去，或者你没有兴趣。我觉得，如果我不参与，游戏对我就无效。
我也明确意识到，可能早晚它会把我裁掉。有点像电视剧里悬挂着的截止日期，或者世界末日。
那在世界末日之前，我必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
我在那栋大楼里上班时，很少注意到外界的变化。
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里，我们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漫无目的地在那幢大楼里生活，有一部电影叫做《土拨鼠之日》，讲主人公陷入一天的循环，我感觉我们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点进到大楼，把工卡给保安看，刷卡进去，坐在工位上，从周一到周五。
人在同一个场景里很容易被驯化，尤其是你的身边人都这样做时。那时，我着急地把方案改好，回应老板的催促。很难再分裂出一个自我去对周遭进行观察。
被裁之后，我有一段时间的缓冲，像是放了一个悠长的假期。我这才有时间观察我一直习以为常的事物。
我发现这座庞大的建筑物，有很多公共区域我从来没去过，发现在恒温的大楼之外，深圳的春天非常漂亮，许多树会发芽，会开花。我也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对他们展现出工作之外的好奇心。
当和真实的人接触，而不是和App里的名字接触时候，我发现，人与人之间不是那么扁平的。在大厂里，我们不仅是工具对工具的关系，我们也是同事和同事，甚至是同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连接跟交流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很愿意这么做。
我和我的搭档江小渔合作，本质上并非上下级关系。但和上级的沟通几乎都是由江小渔完成，前两年的好绩效都是他的。后来，跟他聊天时，他分享了很多内心犹疑、省思的时刻。
有一次，我向一位在大厂工作多年的朋友请教我在职场里的困惑。他非常理性地告诉我：“要把工作当作玩德州扑克。老板是庄家，普通员工扮演上下游角色，要清楚知道自己手里有哪些牌，不要贪恋，不要让自己陷进去，打完一局就进下一局，过去就过去了。不要把自己也当一张牌，要置身事外，做游戏里的局外人。”
尽管他说得很从容，但后来我才知道，他也非常痛苦，每天也在怀疑自己。
有一次，他表现得非常理性，我就说，你这个人没有心。他非常生气，也很难受，因为他的理性状态会遭到他人的反弹。
被招进大厂的人都很聪明，当一个人被工具化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他会很敏锐地意识到。
（深圳早高峰）
大厂里充满了小镇做题家，甚至城市做题家。每个人进去都要被社会化一遍，要幻灭，要重新建立希望，没有人会在永远里面顺风顺水。
只不过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如鱼得水，有些人会把痛苦展现在面孔上。职场里的人，最后层层剥开，都有自己的痛苦和选择。
后来，我和许多人深度聊天，他们有的现在还在大厂工作。我写下的，不全是他们人生里光鲜亮丽的一面。他们很痛苦，也很复杂。他们和我交付出这些时，也是要付出勇气的。
这也是我在工作里得到的收获：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工具化，以及也不要把别人工具化。当我们处在一个人人都把自己工具化的空间里时，我们作为人的价值或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作为个体，进入这个系统中，不是只能跟着它运转，我们也是这个系统的参与者，我们也可以做一点什么，也可以影响它一部分秩序，不然就完蛋了。
第一次面临被裁员时，我休假了几天，才把这件事消化掉。
回来之后，hr 约我见面，我意识到，我是她的一个待办事项。不过，她也没有完全把我当作待办事项来看，她看起来笑意盈盈，非常温和，对我还算不错，告诉我应该去哪里办灵活就业交社保。
可能是出于她的女性身份，或者是记者这份职业留下的好奇心，我忍不住和她聊天，想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裁人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她说，她的上一份工作里，有人会拿着剪刀走进办公室，在金融行业时，负责金库的同事面临被裁员时，会拿枪来威胁她。和这些危险的事情比起来，我这里算是小巫见大巫。
在职场上，她会把工作跟生活严格分开。其实，我佩服这样的女性，她在职场打拼很多年，是一位母亲，在兼顾育儿的同时，还在大厂里做这么多年的 hr。
职场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很残酷。但它对女性更残酷。
在大厂里，我会看到许多非常具体的女性处境。比如在厕所里，我会碰到怀孕的女性靠着墙站着，有时能听到呕吐声。
我自己来月经时，经常会冒冷汗，痛到直不起腰。我在同事的工位上，也经常会看到布洛芬。好像整个环境的焦虑传导下来，最终经过女性的身体反映出来。
格子间窗外的落日
在公司的场景里，女性在社会中遇到的许多处境都具象化了。我是一个女性写作者，我不能对这些东西熟视无睹。
在大厂上班时，我还有一种严重的时间被剥夺感。
刚进公司的年轻女性，几乎没有太多个人时间去建立亲密关系。成为母亲的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总是充满复杂的感受，把时间花在工作上，陪孩子的时间就会更少。我有时会看到，她们的孩子被老人带到公司楼下，她们会在公司的公共空间里短暂见上一面。
它也影响到了我的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我妈看到我回家总是吊着脸，会忍不住怀疑，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我每天被工作烦得要死，下班回到家，有时甚至会对着猫发脾气。我们家的猫一看到我的脸色，就赶紧躲起来了。那些年，我们家在我到底要不要孩子这件事上，有过很多讨论和争执。
在和 hr 的沟通里，我问她，“在考评结果并不在末端的情况下，为什么被裁掉的是我? 因为我是小组里唯一的已婚未育的女性吗?” 作为已婚未育且快到 35 岁的女性，我表达了对从大厂走出去找一份新工作的担忧。
她表示理解，宽慰了我一下，但告诉我，这是出于业务发展需求，和我是不是女性没有关系。
最后，我在一种被说服又似乎被欺骗的情况下，把离职协议签了。我知道，我不签的话，会给她的工作带来麻烦，她完不成 kpi，又会重新来约我再谈一次，我不用给她增加这个麻烦。
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情，我被捞了回去，转岗到了另外一个部门。
我在新的岗位待了八个月，在第二次被裁员时，我表现得很平静。
离职前，我按照前面离职同事留下的攻略，去体验大楼周边的美食，花很多时间和工作中有联系的同事聊天、喝咖啡、散步。似乎只有在大厂的日子进入倒计时，我才真正投入生活。
回望过去，我在大厂虽然是一个比较差的玩家，但还算是一个很高效的执行者，我想做的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办到，哪怕领导不太满意。我在大厂，连接了很多青年作者、高校老师，也做了书，这一路上，我遇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她们加入到我的生命里，和我一起创造一些东西。
即使后来我被裁了，但我做的事沉淀下来了，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我没有荒废这四年时间，包括我的写作，我没有放弃掉它，哪怕没有编辑看到，我也会一直写下去。
（张小满送给同事一瓶自己种出来的黄皮树）
我离职后，去街道办办理我的灵活就业社保时，我才意识到大厂给我的保护多么完整。现在我自己交社保，都是扣扣搜搜的，这么多隐形的福利要自己主动放弃其实是很难的。在社会上当一个自由人，是另外一条更难的路。
之后的时间，我一直在写作。大厂赔我的钱让我拥有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写作时间。写作这一条路很孤独，需要有耐心和一个好身体。2025年，我还生了一个小孩，写书和修改的过程伴随了整个生育的过程。
我不是一个太有规划的人，总是走一步看一步。有点随遇而安，这样也好，如果失望，或者结果没达到预期，我也觉得，没那么不可接受。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的职场经历没有多么光鲜亮丽，我还是可以通过书写的方式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我们是人，我们一定可以做一些什么，而不是只能无能为力地被消耗。如果只是那样的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一趟，不是太糟糕了吗？
把这些写下来，是我的方式。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方式的，就没有那么可怕。
采访、撰稿：梁珂、又延
图：张小满
播客制作：梁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