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如何变“盗”为兵？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32年的节目，将从南宋初年遍地盗匪的乱局讲起，带你看懂一个在崩溃乱世中艰难求存的王朝，如何把一群各怀心思的民间武装，逐步收编为国家能够掌握的军队。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32年，这是南宋绍兴二年，大金天会十年。

先说一下宋金之间的战局。这一年，双方在陕西还有一些零星的战斗，金兵想试试能不能拿下秦岭防线。如果有突破，那接下来应该是想着先拿下四川，然后再顺流而下灭宋。但这些尝试不太成功，宋军死死地守住了秦岭一线。

而在东边，金人已经两年没有发动渡过长江的攻势了。那你说为什么？原因很复杂。

首先是金人发现，大军过长江之后并不容易。前年搜山检海捉赵构，赵构是很狼狈，但金兵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退兵的时候就被韩世忠堵在黄天荡。

而且你想，金人从1114年起兵反辽，到今年，已经打了快二十年仗了。完颜阿骨打已经死了，现在的金国皇帝完颜晟（吴乞买），57岁了，第一名将宗翰现在也五十出头了。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是在老林子里长大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五十多岁其实已经是迟暮之年了。这二十年打下来，宿将老兵一批批凋零，新补进来的人，已经没了开国那一代人的锐气。

而你要是对比着看南宋这边：几位大将还在当打之年。就拿中兴四将来说，张俊、韩世忠、刘光世都是四十多岁，岳飞才二十九岁。你看，金人是越打越老，宋朝却是越打，涌现出来的将军越年轻，比如还有像吴玠、吴璘、刘锜，这些名将都还是三十多岁的人。

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也不止是武将，这一年还有一个文官，创造了守城的奇迹。谁啊？德安府——就是今天的湖北安陆——的知府陈规。有一支军队围攻德安府六十五天，陈规指挥守城，非常成功。后来，他的这套守城的方法还被写成了一本书，叫《守城录》，成为军事经典。比如，其中记载了一个方法，用二十几根竹管，装上火药去作战，这是人类最早将火药装进管子、用于向敌人喷火的作战记录，算是枪的鼻祖吧。

这本书里还记载了一个细节，非常令人感慨。攻城的军队派人来说，这么着，给我们城里的妓女，我们就退军。陈规的身边人就劝啊：围城快七十天了，用妓女换一城的人活命，这不是挺划算吗？赶紧的吧。但是，陈规说不行。我给了，他们要是真退了，那是我拿女人的命求的和，这是啥名声？我不干。更何况，给了，就显得我们没了守城的决心，他也未必退。所以，不给。你要是回去看我们《文明之旅》1127年的那一期，你对比一下宋钦宗当年是怎么对待城中的女眷的，你就看出差别了。

我就禁不住想啊，如果1126年的时候，开封守卫战是由这位陈规来主持的，后面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副样子了。但是可惜，历史无法假设。1126年的时候，陈规才是一个县令，那么大的大宋朝，谁能想到呢？文武百官中，这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是一位守城的奇才。战争就是这样，名将不是任命出来的，是靠一场一场的仗，打出来、筛出来的，需要时间啊。

不过，对于南宋朝廷来说，这一年真正的进展，其实体现在内部。这是过去几年，一直在做的一件大事：平乱，收服各种各样的盗匪，让他们成为国家掌握的兵。到了这一年的八月份，虽然在洞庭湖、在更南边的山区，还有一些零星的叛乱，但是对南宋朝廷已经不能构成实质威胁了，高宗赵构终于松了一口气，说：今年好了，大股的盗贼都平定了，粮食的收成也不错，看来老天爷是要让我们踏实一会儿了。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是你想，1127年赵构刚刚登基那会儿，遍地狼烟，盗贼四起。仅仅五年后，就基本结束了这个乱世局面，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么请问，赵构是怎么做到的呢？

兵贼难分

从1127年到1132年，南宋面对的盗匪四起的局面，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

有学者统计过，在这个阶段，光是有据可查、有名可考，而且明确归顺过大宋朝廷的盗匪首领——当然了，既然归顺了朝廷，也可以称之为“义军”首领——就有159个人。至于那些没跟朝廷建立联系的、规模小的、方兴方灭的，还没来得及被记载下来的武装力量，更是不计其数。

你别把这些人简单想成那种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们的来路非常复杂：有的是战败后流散的官军，有的是地方豪强带起来的乡兵，有的是老百姓为了自保结成的队伍，甚至还有和尚。对啊，和尚往往是一片区域里社会网络的枢纽，他们要是想揭竿而起，还真的会有号召力。

当时的人把这些队伍分成两类，一种叫土贼，一种叫游寇。他们产生危害的方式还不太一样。土贼是扎根在本地，占着自己的地盘；游寇是四处流动，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先说说土贼：前年，1130年的时候，孟太后带着半个朝廷逃难到江西赣州。身边的禁卫军和当地老百姓发生了冲突。结果就把当地的土豪招来了，带了好几万人把太后一伙人围在城里。太后传旨说，你们只要退兵，就赦免你们的罪过。那也不退，我管你太后不太后，闯进我的地盘，就是要给你们颜色看看。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胆子大吧？这是土贼的做派。

至于游寇，那就更麻烦了。顾名思义，他们是流窜的武装。这种队伍的危害，后来清朝的曾国藩讲得很清楚：老百姓一旦没有饭吃，就会很容易跟上这种队伍，这种队伍一旦在本地找不到粮食，就会流窜到其他地方，把其他地方老百姓的口粮抢光了，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也只好跟上队伍走，再去抢更远的地方。这样滚动发展起来，很容易就会造成天下匪患泛滥的后果。

你可能会说，站在赵构的角度来说，既然盗匪危害这么大，那就赶紧发兵剿灭啊？

很难。当时南宋朝廷本身武力就不足，所以，多多少少还惦记着招安这些民间力量为己所有。但是手搭凉棚，四下观瞧，这些力量实在是良莠不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也说不清楚。

如果你是南宋朝廷，你觉得这些力量中哪种相对比较靠谱？按理说，应该是原来的官军，对吧？毕竟，朝廷恩养多年，只是打散了嘛，归队不就好了吗？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孔彦舟的。为什么要提他，因为他是岳飞的老乡，都是河南相州人。他跟岳飞一样，年轻时候投了官军，因为能打仗，一路升官。但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金兵一来，孔彦舟带着队伍就往南跑，一路上烧杀抢劫，祸害百姓。最后朝廷一看，实在不像话，要派兵抓他，他干脆就投降了伪齐，后来还在金朝封了王。这个人私德还特别不堪，天天虐待自己的一个小妾，为啥？因为他看上了自己和小妾生的女儿，逼着小妾承认这女孩儿不是他亲生的，然后就堂而皇之地把亲生女儿纳成了妾。就这么个禽兽。你看，正经官军出身的队伍能堕落成这个样子，朝廷没法用啊。

而反过来，民间自发的武装，也不一定就是坏人。其中最传奇的，是胡铨——这个人号称是南宋第一硬骨头，他的故事，我们将来会说到——他这两年，就在江西老家组织民兵抗金。当时庐陵，就是今天的吉安，当地的官员一看金兵打来了，脚底抹油，弃城而逃。胡铨一看，哟，庐陵城没人管了？那我来管吧，就把队伍拉进了城，既守城，也维持城内秩序。你要是看到他这个时候的状态，和其他占据一方的山大王也没什么区别。后来，朝廷派来了新的地方官，来了也不敢进城啊，不知道胡铨什么态度啊。胡铨说，嗨，你怕个啥？我只是领着乡亲们自保而已，没有别的意思。然后果然就遣散了民兵，一个人飘然回家去了。那真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两个例子都还比较极端。当时大部分队伍的状态，其实是介于二者之间，说不清楚正邪善恶。比如，我老家芜湖一带，当时就有一支队伍，领头的叫邵青。他本来是船夫出身，乱世一来，就聚了一伙人，当了水贼。后来被朝廷招安，还真跟金兵打过硬仗，从那一仗的表现来看，妥妥的抗金义军。但是接下来呢？他搞了几百条船，就在当涂、芜湖一带打家劫舍当土匪。当时宣州知州李光去招安他，给了他两千斛的米。邵青感激涕零，说我见过这么多人，大家都拿我当盗贼看，就这个李大人对我好，他拿我当自己人。得嘞！以后他的地盘，我就不抢。后来有一次，他的船队从繁昌过，繁昌县现在属于芜湖，当年属于太平州。当地人就骗他，说这里也是宣州，也是李光李大人的地盘。邵青一听说，行！繁昌在长江南岸，那就不抢繁昌了，把北岸抢了吧。你看看，还是个土匪。但谁又能想得到呢？就这个邵青，后来又被朝廷招安，在9年后，邵青带兵守卫濠州，城破之后，巷战而死。从结局看，他又是一个大英雄。

你发现没有？这些人是好是坏，是盗贼还是义军，都要到事后才分辨得出来。站在当时南宋朝廷的角度，站在历史现场，一伙伙拿着刀的好汉，怎么分得清楚，哪支队伍最终能为朝廷所用？

这是朝廷的第一个难处。还有一个难处：不仅是谁是盗贼，谁是义军分不清，朝廷这边的力量，谁是兵，谁是匪，其实也分不清。

你要是看过我们《文明之旅》1129年的那期节目就知道，那一年发生了苗刘兵变。苗傅和刘正彦这两个人，既是大宋朝的将门之后，带领的又是皇帝的禁卫军，待遇肯定差不了。按说，这是最能信任的军队。但是没想到，居然就能发生兵变，逼皇帝退位。你要是赵构，你会不会暗自叹气，举目天下，我能信谁？这样的官兵，和外面的那些盗贼又有什么区别？

直到这一年五月，还发生了一件事。

这个时候南宋朝廷手里有一支武装，叫“御前忠锐军”——皇帝跟前儿的、又忠诚又能打的一支军队——名字好听吧？五月份，宰相吕颐浩带着这支军队北伐。说是北伐，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出，看看能不能在长江以北，就是淮南一带建立一个前进基地。出师的时候，阵势还是挺大的，宰相吕颐浩领队，百官送行。结果，队伍刚刚走到常州，军队就造反了。只好又从别的地方调兵来灭这支军队。吕颐浩弄了个大红脸，称病回到了杭州。

欸，军队怎么这么容易就造反啊？因为这支所谓的“御前忠锐军”，下面的七支队伍，无一例外，全部是招安过来的“盗贼”或者说是“义军”。这种军队，军饷发了，名分给了，领头的也封官了，名字都起好了，出兵的时候，文武百官还相送，能给的全给了，但是没有用啊，还是会造反。赵构最难办的地方就在这里：恢复秩序得靠兵，可手里的兵，自己就在破坏秩序。手里有兵，不等于兵在手里啊。

你要是问，这样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其实，这是国家秩序崩溃的必然结果。

你想，在正常年代，一个人属于哪一户，耕种哪一块地，向哪个州县纳税？一个士兵属于哪一支军队，由谁发饷？一个官员在哪个衙门任职，听谁的命令？这都是由国家制度来确定的，每个人的社会位置是相对明确的。位置一定，儒家秩序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就能派上用场了，社会就容易安定。

而乱世来了，国家秩序崩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就悬空了。这个时候，秩序由什么决定？只能是暴力。不管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时候都只能倾向于暴力化。

你就假设，你自己是一个士兵，参加了北宋末年开去解救开封的勤王军队。想着是忠君报国吧？但是，队伍打散了，没人发军饷了，你和弟兄们会自动放下刀枪回家种地吗？不会啊。种地也是需要秩序的。你把刀放下了，别人没有放；你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别人提着刀就来拿。在这乱世中，你们要想活下去，只能拥戴一个领头的，把刀枪攥得更牢，抱团抱得更紧。没有吃的，手里有刀，怎么能忍得住不去抢老百姓呢？那普通老百姓呢？也只能被迫武装化。就在这个阶段，有一位宋朝的使臣深入到黄河以北，一路看见五十多座山寨，每座寨子少说也有三万人，都是为了躲避战乱而聚集起来的河北百姓。

乱世就这样把好人、坏人，都卷进了拿刀的队伍。你也武装，他也武装，暴徒也武装，良民也武装，这个趋势要是任由它演化下去，对赵构来说，就会非常凶险。因为这些武装会越打越强，小股的汇成大股，大股会涌现出更有军事天赋的首领，甚至会形成政治纲领，就像小说里的水泊梁山一样，搞出个“替天行道”的旗帜，队伍里就会有李逵这样的人喊出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那就真麻烦了。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任由这个局势发展下去的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结束乱世，只能靠乱斗，直到打出一个最后的赢家，那就会再现秦朝末年、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唐朝末年的景象：过程必然是旷日持久，代价必然是血流成河。

好了，现在问题摆在了赵构和他的朝廷面前了。要想快速结束乱世，整合力量面对金人的军事压力，他该怎么做呢？

变盗为兵

赵构面前的卷子上，最大的一道题是：怎么把遍地的民间武装，变成朝廷能控制的军队？

这件事，有点儿像给衣服缝扣子，没有什么一步到位的好办法，就是缝一针，扯一扯，看牢不牢；不牢，找地方再落一针，就这么一针一线地缝，直到它牢牢地绑在衣服上。

我们来看看南宋朝廷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第一针，也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招安：以前的事儿，咱们都翻篇儿啦，领头的，给封个官儿，以后你们就是朝廷的军队了，好不好？

这招其实挺有效的。给你念一段小说《水浒传》里宋江劝武松的话，当时宋江送武松去二龙山入伙，临别赠言：“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你看，这就是招安对于江湖好汉最大的诱惑：不是让你过得比现在更舒服，而是让你的人生更有想象空间，更有正当性：一刀一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这种带有正当性的人生希望，是现在的江湖生活给不了，而朝廷能给的东西，也是南宋朝廷在这个阶段唯一给得出来的东西。

当年宗泽担任开封留守的时候，招安了大量的义军，屡试不爽的就是这一招：比如宗泽单人匹马去到河东大盗王善的兵营，就说了几句话：现在是朝廷危难之时啊，也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啊。你看，就是晓以大义嘛，王善二话不说，就归顺了朝廷。

但是你懂的，这种招安，朝廷给得容易，好汉们答应得也痛快，但双方之间的互信，其实细若游丝，稍有风吹草动，就能一拍两散。

宗泽去世之后，开封留守换成了杜充，那种麻杆打狼两头怕的猜疑就开始了：在杜充看来，这些人哪里是兵啊，分明就是贼嘛。有一支队伍的头儿叫张用，就驻扎在开封城南，杜充看见他们乌央乌央好多人，就动了除掉他们的念头。头一天张用的人来进开封城领了粮草走，第二天一早，杜充就派兵偷袭他们。要命的是，这帮人还挺抱团，刚才说的宗泽招安的王善还赶过来帮忙，结果把杜充的官军打得大败。接下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当江湖好汉啊。于是张用、王善呼啸而去，接着扯旗造反。

后世的评论，往往都觉得这事儿怪杜充，他没有容人之量，也缺乏驾驭这些人的能力。但平心而论，杜充的猜忌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你就看这王善和张用再次造反之后的一段对话。王善决定要攻打淮宁，张用说，别了吧，我们起兵就是为了吃口饭，别真去攻打国家郡县啊。王善说，切，天下大乱，富贵贫贱正是重新洗牌的时候，我的志向怎么可能只为吃口饱饭？你听听，宗泽当年的一番话，确实能招安王善，但是距离把王善这样的人真的变成国家的军队，远着呢。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缝扣子的比喻，既然第一针下去，拴不住，那就再来一针——既然招安，只给名分不行，那就再增加一点筹码——给地盘。这是1130年的时候，参知政事范宗尹建议朝廷的另一套方案。他说，你看现在，遍地盗贼，逼急了他们，他们就联起手来跟官军干，还不如这么着，给他们分地盘，他们占的州县，就归他们管，让他们先踏实下来，然后再慢慢想办法。

这套办法，后来就叫“镇抚使制度”。简单说，就是在河南、淮南、湖北这些战乱地区，划出一个个防区，交给当地的武装力量，封个官儿，叫镇抚使。当地税收，除了茶盐相关的收入归朝廷，剩下的，你们自收自支。打仗，给你们自主权，自己用的属官，自己任命。如果真的能够立下大功，将来朝廷可以考虑，这个官儿可以世袭。

南宋这个阶段，任命了20多位镇抚使，效果也有，大概是三个方面：

首先，你有地方安顿了，就不会四处流窜，至少不会轻易过长江，这样江南腹地就能少受点折腾。其次，你们全在江北，其实就是在抗金前线。金兵来了，你要保自己的地盘，总得抵抗吧？这就在宋金之间多少有了一道缓冲；还有一点，也是最深的一层用意：各家镇抚使的地盘划定了，谁先动手兼并别人，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联合其他镇打他，这就防止出现那种滚雪球式长大的超级军阀。

当然也有人反对：给地盘，给兵权，还给财权，这不就是唐末的藩镇吗？想我大宋，当年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废掉了藩镇，现在能开这种历史倒车吗？但提建议的范宗尹讲得也很透彻：那十几个州郡是已经被这些人占了的，你封不封，他们都是事实上的藩镇了。与其让他们觉得这是自己抢来的，还不如让他们觉得这是朝廷的恩典。这个办法的聪明之处，在于承认暂时改变不了的事实，再想办法找回一点主动：我都承认你了，你也得承认朝廷吧？乱世的权宜之计啊。

有意思的是，不仅朝廷知道这是权宜之计，被封为镇抚使的人，自己也知道。这里面有两个有名的人物。一个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那个善于守城的、发明火枪的陈规，他自己跑去跟高宗赵构说，这个镇抚使不行，时间长了，这些人就跋扈难制了。我虽然是镇抚使，我也请废除这个制度。

更有意思的是岳飞，他也被封为南通和泰州的镇抚使。他一面上任，一面给朝廷上书，说我能不能不要这个职务？我不要什么地盘，我要北上主动出击啊。朝廷要是不放心我呢，这么着，我把老娘和妻子都送给朝廷当人质，我去北伐行不行？你说岳飞这是啥意思？除了字面意思之外，我们至少还能听出两层：第一，多少有点耻于跟其他镇抚使为伍，那些都是江湖好汉，我是朝廷的名门正派，我能跟他们一样，守着一块地盘当地头蛇吗？第二，多少也感觉出来了，被封为镇抚使，这是不是朝廷就有点不信任我啊？我把老娘老婆送给你们当人质，总行了吧？

这虽然是我们的推测，但岳飞这话至少说明一点：名分给了，地盘也给了，但镇抚使和朝廷之间的信任，还是没长出来啊。

镇抚使制度前后施行了大概五年，大部分人的下场都不大好，要么战死，要么投降北边的伪齐，最后整个制度还是废掉了。

在这个阶段的历史上，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最朴实无华的方法——给钱、管饭。这是把扣子缝得最牢的一针。

你发现没有？前面两针，给名分的招安和给地盘的镇抚使制度，其实都是在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走：朝廷想把这些军队接过来，但是养兵的责任能同时接过来吗？如果这些兵都由国家来养，那么大一笔钱从哪儿来呢？

而这个时候赵构的朝廷，偏偏又穷。就在这一年，绍兴二年，有官员给赵构算了一笔账，如果国家养兵二十万，一个月要花二百万缗，一年就是两千四百万。而朝廷收入多少呢？刚刚南渡的时候，一年还不到一千万。

那怎么搞钱呢？首先当然是皇帝要以身作则。北宋的皇帝，按规矩，一天的御膳要有一百二十道菜，宋钦宗的时候减到四十道菜，到了高宗赵构的时候，再减，只剩下几道菜。今年的九月，赵构还叫停了给皇家造御用布料的项目。都什么时候了？还做衣服？省下了7万缗，凑巴凑巴给大将刘光世的军队当军费吧。

当然，这只是个姿态。皇家再省能省多少？最后还是得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这个阶段，南宋财政就搞出了很多花样，比如经制钱：简单说，就是零敲碎打，积少成多，老百姓卖酒，加一点税；典卖田宅，加一点抽成；公家支付款项，再扣一点手续费。名目繁多，蚊子腿也是肉，后来，一年的经制钱居然也能凑到660多万缗。还有所谓“月桩钱”，那就没有那么温柔了，某地就要养某支军队，那就说一个总数，强行在一个地方摊派下去，一个月你地方官高低要给我凑齐这么多。

你也别觉得，赵构这样的皇帝，就会拿老百姓的负担不当回事。不是的。只要人格正常，谁都不愿意担横征暴敛的坏名声。后来有人就跟他讲这个月桩钱真是个祸害，赵构表示：我很感动，很惭愧。但是牙关一咬，还是说，等将来不打仗了，我再来免吧。

你可能会说，朝廷打仗，朝廷养兵，这不是应该的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吗？你别说，还真有。

在历史上，每当遇到这种外有军事压力，内有财政困难的时候，朝廷都会面对一个诱惑：就是把筹饷的责任和权力都交出去，让带兵打仗的将军自己想办法。说白了，朝廷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这句话，就在嘴边，一不小心就要脱口而出。

唐朝的安史之乱怎么来的？根子就在这儿。到了唐玄宗时期，均田制和府兵制渐渐崩溃了，但是边疆的军事压力一点也没减轻，财政压力太大，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边疆地区的人事权、财权、兵权，全部给到节度使，你们自己收税、自己养兵、自己为国家守边疆。从朝廷的角度看，这下可好了，耳根清净，无事一身轻。而站在节度使的角度一看，管人的是我，收税的是我，养兵的是我，打仗的也是我，朝廷没有任何筹码可以约束我，剩下只需要计算一件事——造反打不打得赢中央——就行了。一旦算得过账来，可不就有人要掀桌子吗？于是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这种事在历史上反复发生。

回到这个阶段的赵构。他也不是没往这个方向想过，要不怎么也搞过镇抚使制度呢。但是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结果都告诉他，这样下去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赵构最后才把心一横，决心走那条更难的、绕不过去的路：把养兵的财政担子接过来。

“接过来”三个字好说，这可就意味着一大堆的麻烦。平时，所有的将领都眼巴巴地等着朝廷发军饷；打仗的时候，再乱的局面，朝廷都得筹到钱，还得运得到、发得下去；打了败仗，将领也有推卸责任的借口，说什么军粮不够、器械不好等等；打了胜仗，更麻烦，巨量的赏赐，如果不能及时发下去，马上就是军心不稳。

所以，回头来看，这是这个阶段赵构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决断。虽然军队也有一部分自筹军费，但是总体看来，赵构是勒紧自己和老百姓的裤腰带，再苦再难，哪怕背上恶名，也要坚持朝廷筹军费，再用军费来控制军队。一口真气从头到尾，没有散。

这个决断的影响非常深远，不止是——你给军队发粮发饷，所以军队就听你的——这么简单。朝廷对军队的控制能力，也会在这种银钱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强化。我举个例子，这一年的六月，大将刘光世打报告说缺钱，宰相吕颐浩就说，给钱不是不行，但是，你刘光世的军队，每个月要花22万缗，把镇江当地的税收给你了，剩下的一半也由朝廷承担，现在你又说不够，那就要查账。赵构于是派了御史和财政官员，联合去刘光世军中去查，你有多少人，钱是怎么花的，确实缺，那就补，如果虚报冒领，那就要说清楚了。

你品品这件事。过去，一支刘光世这样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人，哪个兵归哪个将领管，朝廷只能听带兵的人自己说。现在不一样了。你要朝廷给钱，朝廷就得核人数，查开支。原来藏在将军大营里的那些事，就得摊在朝廷面前。发饷是责任，同时也是权力啊。朝廷沿着这笔钱，就能一直往下追问：你有多少兵，每个人该领多少，钱最后给了谁？追问的目的，不止是杜绝贪污浪费，而且是朝廷这只手，有机会伸进军队的内部。每查一次账，就是在告诉军队的上上下下，你们将军，就是个打工的，真正的老板在杭州呢。

有了这个抓手，国家控制军队的进程，才真正开始了。

治军建国

朝廷提供军需，这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国家控制军队的另外两根绳子才能派上用场，借用现代军队管理的术语，那就是：“军令”和“军政”。

所谓“军令”，简单说就是战时对军队的调动权和指挥权，讲究的是个“令行禁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坦率地说，这个阶段，南宋朝廷还做不到。将来我们还会讲到淮西兵变。暂时按下不表。

那这个阶段能做到的是什么？是军政权，简单说，就是对军队的组织系统进行管理和改造的权力：比如，军队怎么编制，军官怎么任免，等等。这一点能做到，其实也非常难。

还是给你念一段小说《水浒传》上的话。宋江不是一直想着招安吗？朝廷答应了，皇帝还召见了宋江，枢密院拿出了一套招安的方案：原来是官军的人马，是哪里的就回哪里；剩下的，分成五路，分别调到山东、河北各处。但是梁山泊好汉一听，什么反应？“我等投降朝廷，都不曾见些官爵，便要将俺弟兄等分遣调开。俺等众头领，生死相随，誓不相舍！端的要如此，我们只得再回梁山泊去。”你听听，在组织上重新改造江湖好汉的队伍，不容易啊。

但是没办法，从组织上拆散原来的从属关系，这是收编一支军队的关键步骤。现代军队的战俘营里也是这样，通常士兵和军官是要分开关押的，军官那边的待遇要好一点。你可能会说，军官当了俘虏还要有特权？目的不是这个，而是要拆散原来军队的服从链条。否则，军官一个招呼，还是能给老部下下命令，战俘营里很容易就能组织越狱或反抗。组织，本身就是力量。

早在赵构刚刚登基的时候，李纲就说过，那些归顺的军队，如果不把组织拆开，就很容易再次造反。他的办法是，招安一支队伍，先把人分门别类。原来是官军的，可以归队；本来是老百姓、愿意回家种地的，可以回家；剩下愿意继续当兵的，重新编组，重新安排军官，分配到不同的将领手下。但是李纲提出这套办法的时候还是太早，对付小股的盗匪可以，对付大规模的江湖好汉，就不灵了。

从那时到这一年，五六年的时间过去了，朝廷也开始担起发军饷的责任了，这一招渐渐就好用了。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个船夫出身的邵青吗？就是把我老家太平州误认为是宣州的那个人。他造过反，也招过安，后来又造反，这一年又接受了招安。这一次，朝廷对他动的手术就比较大了。先是把他手下的23000多人，该淘汰的淘汰，该回家的回家，剩下了7000人。

这是正月里的事儿，到了这一年的五月份，进一步拆：邵青被调到了绍兴，去给当地的军队当军官；他原来的部下，最精锐的一部分1300多人，被调去神武中军。到此为止，这支军队原来的从属关系才算彻底被拆掉。邵青的军队才算成了朝廷能控制的武装。9年后，邵青在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在和金兵的巷战中壮烈殉国。

我们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个过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别人打天下，往往自己就是群雄之一，先把自己打成最强的那支队伍，然后逐渐翦灭群雄，最后才有名分。而赵构呢，起家的时候手头唯有名分，但几乎没有兵。所以他只能小心谨慎地走另一条路，用名分逐渐收编武力，最后还真就站稳了。

这只是治军的过程吗？不，这其实就是南宋建国的过程。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定义：什么叫国家？“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一般的认识，往往以为国家就是一块疆域。韦伯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一个人类团体，不仅要有疆域，而且要在疆域内成功地垄断了暴力——只有政府才能合法使用暴力，其他人都不行——它才是一个国家。

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这里有一本书，历史社会学家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后半句，“国家制造战争”好理解，前半句就有点费解了，为什么说战争也能制造国家呢？蒂利是通过研究欧洲历史，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机制——

国家面对外部军事压力，要打仗，所以得建立军队。可是养兵得要钱。钱从哪儿来？只能想办法向社会征税。可是征税这件事，哪有那么容易？你得提供公共服务，否则老百姓凭什么交钱？还有，要把税收上来，你还得建立一套征税、财政、运输、行政的机构。接下来，要让这套机构有效运转，你还得有官员，有规矩，有奖惩。你发现没有？原来只是想打个仗，结果忙活来忙活去，竟然把国家的一整套组织体系给建立起来了。而且，这还是一个循环。国家越有能力征税，就越有能力养兵；军队越有力量，国家就越有能力维持秩序、执行政令、征收赋税。这样一圈一圈转下来，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蒂利所谓的“战争制造国家”。

你再回头看赵构这五年干的事儿，其实就是这个原理的一个例证。他不仅在试图建立一支国家控制的军队，而且也借由整顿这支军队，在努力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当然，到这一年为止，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这一轮整合之后，南宋军队里逐渐出现了几位特别重要的大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还有岳飞，也就是所谓的中兴四将。

国家打仗要靠他们的力量，但他们的力量又成为赵构的朝廷要解决的下一轮问题。你听出来了，将近十年后，岳飞悲剧的种子，在这一刻已经埋下了。

这就是公元1132年，我为你讲述的南宋朝廷的重要进展。它不仅把一批盗贼变成了官兵，而且开始把一个遍地私人武装的乱世，重新组织成一个能够运转的国家。

我们下一年，公元1133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讲的是南宋朝廷怎么把遍地的民间武装，一针一线缝成国家的军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美国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和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用一盏路灯，说清了秩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给你读一段。

“灰暗地带街道的良好照明的价值在于，能给那些想上人行道的人提供一点安慰，有了光亮，他们也许就会在人行道上行走……

足够的照明显然可以增加眼睛的监视力度，扩大能见范围。而多增加一双眼睛，多扩大一点监视的范围，能为这种灰暗地带带来很大的好处。

但是，除非眼睛真的在看，除非眼睛后面的脑子里装着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对维护街道文明的支持的信念，否则再好的照明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你听，灯装了，路就亮了，但真正维护秩序的，不是灯，是眼睛后面那颗脑袋里的信念。

城市的秩序是这么长出来的，国家的秩序也一样。

南宋朝廷的努力，发官帽，给地盘，送军饷，这些都是灯。真正让散兵游勇变成国家军队的，是每个人心里慢慢长出来的一个念头：我认同一个新的秩序。

致敬简·雅各布斯，致敬所有在灰暗地带亮起灯，编织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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