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什么环境长大，真的会决定他的未来吗？
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都听过，事实上，类似的典故在很多国家都有，只不过主角不同，可能从孟母变成了“皮特妈妈”，变成了“查理爸爸”。但这些故事普遍都基于一个假设，一个孩子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未来。
那么，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为了孩子而搬家，又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前段时间，我看到《谷雨星球》解读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就做过调查，他们用抽签的方式，从全国最贫困的公共住房里，随机挑出4600个家庭，给其中一部分发放住房补贴券，让他们搬到更好的社区去住。这个项目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叫“移居机会”。
研究者想搞清楚，人在什么环境长大，真的会决定他的未来吗？如果我们把人从糟糕的环境里挪出来，他的命运会不会改变？
几年后，研究人员追踪发现，成年人的收入，没有任何变化。搬了家的大人和留在原地的大人，挣得一样多。这个结论发布之后，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几乎达成了共识，环境不重要，人本身才重要。
但是后来，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拉杰·切蒂，重新分析了当年的数据。他没有只看成年人，而是把当年那些搬家时还是婴幼儿的孩子，单独拎出来，等他们长大以后，再去看他们的收入。
结果发现，13岁之前搬到更好社区的孩子，长大后的收入比留在原地的孩子高出约31%。算下来，一辈子大约多挣30万美元。大学入学率也明显更高。
而13岁以后才搬的孩子呢？几乎没有正面效果。也就是说，按照切蒂的研究，1990年代那个实验，被错误地评估了。因为当年的研究者盯着的是成年人和大孩子，那些搬家时已经十几岁的人，确实改变有限。但那些搬家时还在蹒跚学步的幼儿，当时根本看不出差别，他们还没长大。
一旦等这些孩子长到二十五六岁，再回头看，差距就显现出来了。这篇论文201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直到现在依然被频繁引用。
而切蒂之所以会研究这个课题，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切蒂出生在印度，母亲是一位儿科医生和大学教授。但起初，他母亲所在的社群里，女性通常不会接受高等教育。那里既没有附近的大学，文化上也不允许女孩子外出求学。直到一位当地富豪想让自己的女儿上大学，专门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女子学院。切蒂的母亲才有了读大学的机会，她成为首届30名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医生、成为教授。
这才能让切蒂有机会在9岁那年，跟随母亲搬家到美国。切蒂说，搬到美国以后，他很快就注意到自己和留在印度的表兄弟之间的巨大差距。切蒂说：“这很大程度上是运气，或者说是父母碰巧做了什么选择，甚至只是你碰巧在哪里长大。”
切蒂和他的同事后来又做了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追踪了美国700万个搬迁家庭的税务记录。他们发现了一个近乎线性的规律，一个孩子在更好的地区每多待一年，他成年后的收入就向当地孩子的水平靠近大约4%。
根据切蒂的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不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不是说你搬了家就脱胎换骨，没搬家就永远原地踏步。而是每多待一年，就多积累一点。每一年的暴露，都在默默地改变这个孩子未来的轨迹。
切蒂后来在一次演讲里说了一句话，叫，“每一年都算数，在更好的环境里多待一年，就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影响孩子未来的，还有他同学的父母
有人可能会好奇，到底是环境里的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是学校更好了？是房子更大了？还是因为环境更优越了？
关于这些问题，切蒂团队在2022年又发布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研究了210亿条脸书上的社交关系数据，覆盖了美国25到44岁成年人的84%。
结果发现：在不同地区之间，预测一个孩子未来能不能实现经济阶层向上流动，最强的单一指标，是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身边有多少来自更高收入家庭的朋友。
切蒂把这个叫做“经济连接度”。
首先，美国一半以上的工作是通过熟人推荐的。如果你的同学里有人的父母在大公司工作，你就更可能拿到实习机会。这甚至算不上走后门，只是信息和机会的自然流动。
其次，该申请哪些大学、有哪些奖学金、有哪些职业路径可以走，很多关键信息不在教科书里，而是在你与身边人的日常聊天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榜样的作用。切蒂说：“榜样塑造你的抱负，塑造你思考的东西，你想追求什么样的职业道路。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你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去申请大学。”
换句话说，一个人没见过的世界，他大概不会去想象。一个人不会去想象的未来，他大概不会去追求。这就是为什么切蒂说，影响一个孩子未来的，不只是他自己家的父母，还有他同学的父母。
环境的力量在于每一天、每一年的积累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说，我懂了，只要看哪个地方富裕，我就往哪搬，这准没错。但是，事实上，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首先，城市富有，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让你变得富有”。
切蒂曾经对比过美国的两座城市，亚特兰大和明尼阿波利斯。1990年到2010年，亚特兰大的就业增长率在全美大城市里名列前茅。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经济体，大量企业入驻，大量工作机会被创造出来。但切蒂查询税务数据后发现，在亚特兰大，低收入家庭孩子长大后的向上流动性，是全美最低的之一。
而明尼阿波利斯呢？经济增长平平，没什么特别亮眼的成绩。但那里长大的孩子，向上流动性是全美最高的之一。
为什么？切蒂的解释是：亚特兰大是“进口人才”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是“培养人才”的城市。他说，“你可能会想，我们只要把更多好工作带到这座城市就行了。但在一个市场经济里，每家公司都想雇最好的人。如果你的社区没有给人们成长所需要的能力和眼界，那新来的企业只会雇从别的地方长大的人。”
换句话说，一个城市经济再繁荣，如果这种繁荣没有转化为当地孩子的成长环境，那么这种繁荣依然和他们无关。
其次，到了适当的环境，不等于“一定能建立丰富的社交关系”。切蒂说，很多人都存在着“交友偏见”。即使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社区里，不同背景的人也倾向于不交往。
研究发现，交友偏见最低的地方是小型团体，比如兴趣小组或者社区活动。而偏见最高的地方，往往是大型学校和大型社区。借用切蒂的话说：“在大环境里，人们倾向于分化；在小团体里，人们倾向于聚合。”
换句话说，创造连接的关键，不是把所有人放到一个大环境里就完事了，而是要在这个大环境中，创造出足够多的小型、混合的交往场景。
其实，类似的“环境对财富影响”的研究，咱们身边也有。上海财经大学的胡雯和张锦华在2021年发表了一篇研究，题目叫《城市的力量》。
他们发现，城市的行政层级，从县级市到地级市，到省会，到直辖市，每升一级，劳动者的工资溢价在5%左右。即使控制了个体的教育水平、年龄、工作经验这些因素之后，这个差异依然存在。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在省会城市工作的人，比在非省会城市工作的、条件相似的人，平均收入高出14%。因为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更完善、信息流动更快、人力资本积累更快。
注意，我们要说的重点，并不是人一定要去大城市，或者一定要搬家去高档小区。我们要说的重点是切蒂的这个结论，叫“每一年都算数”。环境不是一个开关，不是“去了就变了”。它是一个持续的、累积的过程。你在一个信息更密、连接更多、可能性更丰富的环境里待得越久，这个环境对你的塑造就越深。
同样，对于孩子来说，并不是只有搬到一线城市才有意义，也不是只有进了最好的学校才有价值。而是，他是否有机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接触到更丰富的人、更开阔的世界、更多样的可能性。
就像切蒂说的：“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搬到更好的社区，也不需要每个人都这么做。关键是，孩子能不能建立起跨越不同背景的真实连接。”
环境的力量不在于一次豪赌式的迁徙，而在于每一天、每一年的积累。
参考资料：《哈佛经济学家追踪十万孩子的30年：搬家，可以“改命”》，来源《谷雨星球》，作者“卷卷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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