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论及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黄巢起义当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巢起义给了晚唐政权致命一击，使得唐王朝从此威严扫地，并丧失了控制各地藩镇的能力。

黄巢形象。来源/纪录片《黄巢》截图

黄巢起义就像一根关键导火索，先是点燃了晚唐财政和漕运的系统性危机，一步步掏空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更关键的是，这场战争及其后续影响，还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政权的崛起埋下伏笔，加速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施两税法，其目的在于整合税制、稳定税源，但两税法的种种缺陷和执行层面的变形走样，非但没能纾解财政困境，反而成为激化唐后期社会矛盾的关键因素。《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门》载：

“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别率一钱，四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

按此规定，两税定额之外，其余苛捐杂税俱应废止。但实际上两税法在落实过程中，各类赋役依然存在，形成事实上的重复课税。以青苗钱为例，代宗广德二年（764）开始征收，起初目的在于筹措百官俸禄。但两税法实施后，依然能够见到征收青苗钱的影子，《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史料多次出现“放免”“蠲免”青苗钱等记载，证明青苗钱这一额外税收并未随两税法的颁行而废止，以青苗钱为代表的杂税导致百姓的负担日益沉重。正如白居易的《秦中吟·重赋》云：

陶彩绘男立俑。来源/故宫博物院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加剧了百姓的负担，食盐专卖制度的问题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乾元元年（758）第五琦行榷盐法，在产盐地设置监院，就近向盐户收购食盐，而后由官府统一管理食盐的运输和销售。刘晏领盐务后，进一步改进榷盐法，改变了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将食盐转运零售之权让渡给盐商，以常平盐仓调节盐价，同时置十三处巡院，严厉打击私盐贩运。《新唐书·食货志》载，“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饟、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可见榷盐法在实施之初的确实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但自德宗继位以来，随着四镇之乱等叛乱的爆发，一度好转的财政情况再度陷入危机，因此唐廷一方面在两税的基础上加征各种杂税，另一方面抬高了盐的榷价。

唐朱绘陶碗。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五琦初定榷价为钱一百一十，贞元四年（788）江淮盐价增至钱三百一十，而后再增六十，两池盐也相应大幅度涨价，导致民怨沸腾。大商人趁此时牟利，哄抬盐价，小商人也与盐户相互勾结，避税走私。榷价增加，财政却未增收，反而导致食盐走私的猖獗。到了宣宗在位时期，武装贩私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新唐书·食货志》载：

“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

可见宣宗时期武装贩运私盐活动的猖獗。《旧唐书·黄巢传》载：

“黄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贩盐为事。”

黄巢早年间，即在地方从事私盐贩运，亦是唐王朝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撑的运河体系亦陷入深度危机，中央政权的经济生命线受到严重影响。《新唐书·食货志》载：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隋唐两代虽定都长安，然而此时的关中平原已经难以承担起作为首都的经济职能，故自隋炀帝兴修大运河以来，运河成为保障两京物资供给的重要生命线，漕运不畅甚至会直接影响长安的粮食安全。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河北、河南等地俱被战争严重破坏，经济实力遭遇沉重打击，同时河朔藩镇割据，拒绝向朝廷纳贡，使得唐王朝更加需要江南财赋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这一情况在《资治通鉴》中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潞河督运图》。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贞元二年）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可见江南漕粮的补给对关中物资供应的重要程度。安史之乱后，刘晏的治理一度恢复了被战争严重破坏的漕运体系，但自代宗、德宗朝以来，徐州、汴州这两处运河要冲常因藩镇动乱导致漕船难行，宪宗在位期间武力打击各地强藩，一度取得胜利，保障了运河的畅通。但宪宗去世后，中原藩镇动乱屡起，加之行政腐败、管理失效与漕船质量低下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漕运的衰败。

从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到榷盐法的榷价抬升，再到漕运体系的深刻危机，三者形成了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两税法下杂税丛生，民力日竭；榷盐制度之苛酷，亦使盐户与盐商铤而走险，武装贩私之势愈演愈烈；北方战乱后，朝廷需借重东南财赋以自保，使得运河对唐王朝的重要性日益深化。黄巢等底层人物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财政制度弊端积累的必然结果，而唐末农民起义中，朝廷与义军在运河沿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亦是运河重要性的侧面反映。

正是上述重重危机，使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而当起义爆发后，其军事行动又精准地指向了唐王朝最为脆弱的经济命脉——漕运体系。早在黄巢之前，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便已上演过类似的一幕。唐懿宗时南诏入寇，朝廷诏令徐州、泗州募兵两千人前往戍守，其中八百人镇守桂林，约定三年期满后即可返回。至懿宗咸通九年（868），桂林戍卒已经镇守六年，军中怨言颇多，而徐州方面由于戍卒调动耗费巨大，要求戍卒再留镇桂林一年，由此引发了桂林戍卒起义。首领庞勋率众北上，相继占领宿州、徐州、滁州、和州、濠州，同时以重兵围攻泗州。

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上图来看，泗州为江淮要冲，控扼淮水与运河交汇处。《资治通鉴》载泗州被围后“漕驿路绝”，江淮地区的物资难以通过运河运抵关中，严重影响关中地区的经济安全。唐王朝此时亦调兵至淮泗一带平叛，戴可师率军三万至泗州东南的都梁城与叛军交战，全军覆没。运河被切断后，“江、淮往来者皆出寿州”，庞勋遂乘胜围困寿州，掠取江南诸道贡赋和商人财货。咸通十年（869）九月，庞勋起兵西进，攻打宋州，克宋州南城，又向南攻掠亳州。适逢唐军主力及沙陀骑兵进抵亳州，庞勋军在交战中全军覆没，庞勋阵亡，桂林戍卒起义基本平定。尽管庞勋起义所影响的范围远逊于黄巢，但起义所波及的徐州、泗州、宋州、亳州皆位于运河要冲之地，庞勋军队对运河沿线的进攻，一度切断了江南财赋转运关中的输送通道，导致关中地区的物资供应陷入困顿。

乾符元年（874），王仙芝在长垣起义，义军势力迅速壮大，占领濮州、曹州，黄巢在冤句一带起兵响应，不久“众至数万”。王仙芝、黄巢义军虽以流动作战为主要战法，但义军早期扰动中原时的确严重影响了运河至东都洛阳的安全，乾符二年（875）义军围攻沂州时，为避免与中原唐军主力交战，率军西进，攻克洛阳东南的阳翟、郏城等地，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王仙芝、黄巢分兵后，曾一度合兵围攻宋州，后黄巢军队亦曾围攻汴、宋二州，直接威胁运河交通。迫于义军的压力，唐廷方面只得依靠地方藩镇的军事力量维持运河防务，《资治通鉴》载，乾符三年（876），“赐宣武、感化节度、泗州防御使密诏，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奕，防卫纲船”。可见战乱严重影响了漕运畅通。但此时唐军主力皆布防于东都及运河沿线，以保障物资供应，义军早期对运河的打击相对有限。

唐符离县石界碑。来源/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乾符五年（878）王仙芝阵亡后，其余部与黄巢合兵，黄巢义军遂向唐军防卫薄弱的长江以南进军，义军渡江后攻宣州不克，而后进军浙东、福建、广东诸州，进占广州。广明元年（880）黄巢自广州起兵北伐，“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高骈闭门自固，所过镇戍，望风降贼”。黄巢义军转战江南时期，曾攻掠南方诸多经济区及重镇，破坏了唐王朝的赋税重地。渡江北上后，义军溯运河西进，攻掠申、颍、宋、徐等州，同年年底相继攻占两京，僖宗出逃至兴元府，次年正月逃奔成都。黄巢义军与官军常年交战，淮南高骈避战自保，运河再度陷入停滞，江南财赋难以支援僖宗行在，因而僖宗避入蜀地时期，仅得依靠益州财赋。

而后唐军反攻，黄巢军队撤出长安向东转移，尽管黄巢在朱温、李克用等人的打击下屡战屡败，但据《资治通鉴》载，黄巢围攻陈州期间：

“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硙，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直至黄巢败亡之前，黄巢军队纵兵四掠，河南、山东等地数十州均遭荼毒，其中也包括了位于运河要冲的汴州、徐州等地。

无款行书黄巢起义记残页。来源/故宫博物院

总的来看，自庞勋起义围泗州阻断运河交通，到王仙芝、黄巢义军围攻运河沿线州府，再到黄巢扰动中原诸州，唐末农民起义对中原各地，尤其是运河沿线州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义军围城时期，漕运断绝，严重影响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物资供应，与战乱本身相比，切断漕运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漕运不畅时，唐王朝则需依赖东都各地的仓储体系维持经济安全，而自庞勋起义以来，连年战争导致仓储体系千疮百孔，因此当黄巢大军横扫中原，围攻汴、宋等州时，义军切断的是唐王朝赖以生存的唯一动脉，漕运的中断，大唐的“失血性休克”也将随之到来。中央政权的“休克”，意味着其对地方强藩控制力的彻底瓦解。黄巢起义失败后，唐王室虽得苟延残喘，然藩镇专擅的新局面已日渐成型。

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骄蹇不臣，但中原、江南、边疆诸节帅尚能保持对朝廷的拥护，其贡赋也能源源不断输送至中央。但黄巢起义以后，唐王朝面对的藩镇局面与此前截然不同。《旧唐书·僖宗纪》载：

“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

黄巢起义后，唐王朝所能直接管控的州府数量大大降低，南方各地的藩镇势力认识到，脱离北方中央政权，他们完全可以自立。南方地区如杨行密的吴国、钱镠的吴越国、王审知的闽国等，在事实上形成了独立或半独立的割据政权。这些政权不再需要将本地财富无偿输送至北方，而是可以将其用于本土的建设与发展。

江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来源/纪录片《义乌通史》截图

首先是杨行密建立十国中的吴国，杨行密在唐景福元年（892）受唐王朝册封为淮南节度使。《资治通鉴》载杨行密主政的情况称：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初至，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经历黄巢起义与旷日持久的军阀战争后，江淮一带遭遇严重破坏，杨行密统治时期，大力招揽自北方南下的流民，厉行节俭，劝课农桑，蓄养民力，很快使得江淮一带的经济获得恢复。在对外战争上，乾宁四年（897），朱温在取得郓、兖二州后，以其部将庞师古、葛存周率军向杨行密发动大举进攻，在清口之战中，杨行密击败庞师古所率朱温军队，自此杨行密得以在江淮一带站稳脚跟，并与北方的朱温保持分庭抗礼的姿态，天复二年（902）杨行密正式被唐王朝册封为吴王，由此奠定了杨吴、南唐在五代时期的独立地位。

其次是钱镠建立的吴越国政权，钱镠在景福二年（893）受封为镇海军节度使，统治浙西地区，而后在乾宁三年（896）受任镇东、镇海两镇节度使，正式统治两浙地区，天复二年（902），进封为越王，奠定了吴越国的基本雏形。杜文玉在《五代十国史》一书中指出，钱镠统治时期，赋税徭役非常繁重，其税额比唐朝统治时期高出数倍，其杂税亦颇为繁复。但不可否认的是，钱镠在浙江时期，修筑钱塘江流域的捍海石塘，坚固的海堤不仅保障了农田免受海水侵蚀，石塘所蓄之淡水亦使农田得享灌溉之利。同时劝课农桑，疏浚西湖，使得两浙地区富甲一方，其保境安民的战略也保持了吴越国数十年的稳定。

吴越国王鎏金塔。来源/故宫博物院

同时，立国西南的前蜀政权在唐末五代时期也是富甲一方的政权。王建在天复三年（903）进爵蜀王，占据川蜀地区，初行重赋，而后稍加减损，《资治通鉴》载：“王建赋敛重，人莫敢言。冯涓因建生日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建愧谢曰：‘如君忠谏，功业何忧！’赐之金帛。自是赋敛稍损。”加之蜀地凭地势之利，战乱较少，因而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也获得了很好的恢复。

其余政权如闽国、南汉等，皆立国于南方，由于战乱较少，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俱获得长足的发展。自黄巢起义以来，北方陷入长期战乱，北方士人亦大量南迁，除了给江南的经济开发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外，亦充实了江南诸政权的官僚队伍。例如《十国春秋》载南汉刘岩统治时期：“多延中国人士于幕府，出为刺史，由是刺史无武人。”

南汉青瓷六系罐。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说到底，黄巢起义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恰好撕开了两税法、榷盐法与漕运系统积攒了一百多年的旧伤疤。

自庞勋之乱起，义军长期在汴、宋、徐、泗等运河沿线的关键州府作战，其军事行动直接切断了唐王朝的生命线——江淮漕运，导致了中央政权的财政危机。而黄巢起义彻底瓦解了唐王朝对藩镇的控制力，重塑军政格局，奠定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徭役繁重、生产破坏严重，而南方诸政权的政局则相对稳定，农业、工商业持续发展。由此基本结束了秦汉以来北方经济长期领先的格局，经济重心南移加速完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2003年版

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版

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

6.潘镛著：《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7.陈衍德、杨权著：《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8.（英）杜希德著，丁俊译：《唐代财政》，中西书局2016年版

9.杜文玉：《五代十国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