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一个说这话的是北宋大儒张载。
然而这位以刚健风骨垂范后世的横渠先生，在治学与修身的核心论述中，却将 “温柔” 置于首要位置：“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于学。” 这句平实之言，藏着他对修身、交友、为学的深层思考。
今人一看到“温柔”二字，很容易往亲密关系上想，联想到语气、态度和情绪。但张载说的不是这个。“学者先须温柔”，是在谈朋友之间的相处与切磋：
“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朋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间，主其敬者，日相亲与，得效最速。仲尼尝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则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于学。《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盖其所益之多。”
在这位大学问家看来，人为什么要有朋友？不是为了凑在一起图舒服热闹吃喝聊天，而是为了彼此扶助，也就是所谓“辅佐其仁”。可现实里人们交朋友往往专挑那些顺着自己、哄着自己的人来往，才只说了两句恭维话就拍着彼此的肩膀顿觉相见恨晚，而一旦哪句话不合心意，就会立刻怒气叠怒气，友情当场翻车。
这一段话把“塑料友情”的病灶一把抓了出来。张载认可朋友之间讲求投缘，但他更警惕一种危险：错把“相处舒服”当成“彼此有益”，与自己聊得来的人或许有许多，但真正使自己长进的人却很少。良好的朋友关系，应该是彼此肯放低一点、恭敬一点，不嫌麻烦地互相砥砺。张载不反对朋友之间有温情，他反对的是那种只求“气合”、不求“辅仁”的关系。
所以，张载的温柔不是没有锋芒，反而“锋芒毕露”，从刺人改成琢己。朋友不是情绪价值供应商，也不是对自己盲目附和的附庸者，其最重要的作用是让自己在与人的真实摩擦中看见自身的不足。那么既想要不与真朋友“友尽”，又想要避开狐朋狗友，应该怎么做呢？张载给出答案：温柔就是必要条件。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为大柔大弱。至于瞻视，亦有节，视有上下，视高则气高，视下则心柔。”
“学者先须去客气。其为人刚行，则终不肯进……欲下其视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则听言敬且信。”
张载先替温柔洗掉了一层误会：温柔不是懦弱，不是忽略自己的主见，他反而提醒学者，不要将接受别人的意见误解成“大柔大弱”，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心太过强硬上。一个人若总仰着头看世界，便会养成目中无人的恶习，把眼光放低一点，心便会柔下来，如此才能“敬且信”地听进去他人的话。
温柔可以拆解为“温”与“柔”两层含义。所谓“温”，偏向待人接物的气象。它与《诗经》中“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所承一脉，是一种温厚、和润、不逼人又不讨好的人格底色，张载引这句诗，是把“温”看成德行生长的基础。人极容易在一点聪明、一点本事、一点见识上起高心，而不去承认人外有人，这时候最先坏掉的不仅是判断力，还有身为独立人格的气象，气象若是出现裂纹，那么学问再多也无法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
所谓“柔”，则偏向内在姿态。此处并非以柔弱胜刚强的对立路数，而是儒家意义上的虚心恭谨，肯放低身段认可他人的态度。张载很警惕“为人刚行”，这会造成“不肯进”后果，不愿受教，错了也不愿修正。这类人看上去很有主见，实际上却只是封死了自己进步的道路，张载强调“柔其心”，不是要丢弃原则，而是时刻戒备勿要被硬气困住。
“温”是不拿聪明压他人，“柔”是不用面子堵自己。两者合在一起，才能达到张载所期盼的效果：可以进于学。
张载不是生来就懂得温柔，正是因为他在人生路中转过弯，这套理论才尤其可信。张载与天生圆融、少年老成相去甚远，少年时期的横渠先生很是硬气，甚至带点杀气。《宋史·张载传》中记载：
“（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
张载年轻时志气凌人，他不是书斋里安安静静的儒生，而是胸中有国家大义、想靠武功去赚取功名的人。直至某日范仲淹读他的文字，看出他志向不凡，为他指了一条明路：儒家自有“名教可乐”，不必急于在兵事上找出路。这个点拨十分关键，后来张载读《中庸》，又出入释、老二道，最终“反而求之六经”，才慢慢走成那个今人熟知的横渠先生。
所以张载所说“学者先须温柔”，更像一个曾经傲气的人回头总结自己走过的弯路。一个少年时想结客自取边地的人，后半生却把“温柔”提到治学入口，可见其感悟。
关于张载对温柔的践行，《宋史》还记了一段十分有名的故事：
“（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
此时的张载已步入儒门，在京师讲《易经》，听众与学生众多。然某日程颢、程颐兄弟来与他相谈一夜，第二日张载直接告诉学生程家兄弟对《易》的理解远在他之上，你们可以去跟他们学了。此事之后，张载亦不再授讲。
张载回乡创立“横渠书院”。来源/纪录片《文庙与书院》截图
这有别于一般的谦辞。若要表现自己谦卑，向听众引荐二程即可，但张载并没有这样做。他是真正从心底认可二程的学问要高过自己，在这个前提下，自己的讲坛便没有存在的依据了，自己更应该闭门潜心研究，而为大众讲学这件事，二程则更有资格。
这是放下身段、让贤于道。张载不仅嘴上承认自己学问不足，同时还能做到撤讲让贤，这便是“柔其心，则听言敬且信”最好的注脚。真实的温柔与会不会说好听的话关系不大，纵然使人如沐春风，那也是出于真心做法而非奉承。张载并没有因长辈与名士的身份便将自己架高到藐视一切的地位，而是保持一贯的温柔，接纳世俗地位低于自己之人的可取之处，并及时认清自身的成就与不足，为学界捧出两位后生人才。这才是学人的硬功夫。
讲张载的温柔处事绕不开他与王安石的时代关系。《宋史》载神宗曾召见张载问治道，张载回答得十分直接：
后来王安石问他对新政的看法，张载实际上并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政，但他不曾抨击或诋毁，言辞委婉且智慧：
“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
张载面对宋神宗亦能直言不讳，显然不惧怕言语犀利得罪权贵，也并非不擅长尖锐地指出问题症结。再回看他对王安石所说的话，可见张载是主动采取了一种相对平和、却并不失立场的方式提醒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若真是与人为善，就要允许旁人持有不同意见，就如琢玉的人在加工玉石，玉未必一定会变成心中所想之模样。这些话不是批判的重话，但能在坚持立场的基础之上为王安石提供建议并抒发心之所感。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篇记载的张载之弟张戬与王安石的冲突：张戬屡屡上章弹劾新法，又到中书当面争辩，王安石只“举扇掩面而笑”，张戬见状更加气愤，回道：“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这一段常因戏剧张力被后人津津乐道，可若拿来与张载一比，恰好能看出两兄弟的秉性不同：张戬更烈，张载更沉。张载能够不卑不亢地保持自己的态度，终远离是非，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道路，“移疾屏居南山下”，把力气收回到讲学和著述上。
这是很有分寸的坚守，不因为意见不合就要鱼死网破，也不因为表面和平就放弃判断。张载后来“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的劲头，并不比在朝堂上高声争论的影响更小，反而助于长远发展。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其难得，很多人以为，立场越鲜明，姿态就越要激烈，但其实真正有定力的人，往往不必靠情绪壮胆。
张载是学问大家，他在治学中取得的经验，最后落点还是在“学”。这也是温柔二字与一般处世箴言最大的差别，不是要求单做个脾气好的人，而是要做一个还能继续进步的人。
因为“视下则心柔”，使得“听言敬且信”，所以“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于学”。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什么“为天地立心”的张载，会那么在意温柔这种听上去不够雄壮的品质？因为他很清楚，大抱负和真学问，不是靠硬撑就能装出来的，只有心底里温柔而豪迈，才能容纳更大的道理，也才能扛得住更大的志向。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对张载来说，富贵是上天的恩赐，不应自满或骄躁；忧戚是上天的考验，不必怨怼而自苦。人生于世便是顺着天理人事尽好自己的分，将之贯彻人生，死亡也会变得安宁。这种心境是张载历经风雨后给予后世的宝贵答案，是更高明的强大，交友亦然，治学亦然，人生亦然，不争一时之胜，而是始终留着让自己再长进一点的可能。这样的温柔当然不是软弱，它是开放，是从容，是知道自己还有可学之处。也正因此，“学者先须温柔”这句话，才能和“为天地立心”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前者不是后者的反面，恰恰是后者得以成立的一块地基。
参考文献：
1. 张载：《关学经典集成·张载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年7月。
2.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6月
3. 董铁柱：《张载的“温柔”》，《文史知识》2025年第6期。
4. 王培友，薛振宇：《教传统与宋代理学家“温柔敦厚”诗学审美理想的生成》，《北方论丛》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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