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将带你回到公元1129年,回到南宋建立初期、宋高宗赵构一路逃亡的历史现场,追问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问题:靖康之后,大宋为什么没有散架?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29年,这是南宋建炎三年,大金天会七年。
看过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朋友知道,两年前,宋高宗赵构把他的小朝廷搬去了扬州。宰相李纲当时就提醒他:你可千万别去。去了,可就回不来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
上一期,我们分析了背后的机理:朝廷在中原的时候,会天天想着我要中兴大宋、还都开封、北伐复仇。可等你到东南住下来,你的钱是从江南收的,你的兵是在江南练的,你的官僚机构是在江南建设起来的,渐渐地,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用今天的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那时候,你看北边的老家,眼神都会变的:那个又破又危险的老家,还有什么可回的?
果然。到了这一年,李纲的预言兑现了。开封城在这一年的六月份,丢了,不,准确地说,是被放弃了。
这个地方我要澄清一个误解,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虽然亡了,但开封城其实并没有丢。金兵撤走之后,宗泽回去主持局面,宗泽死了之后,杜充接任,这俩人加起来前后守了三年,直到这一年六月,朝廷断绝了给开封城的漕粮,没办法,杜充带着守城的主力撤到了长江防线。让自己的副手留守开封。副手也不傻啊,没兵没粮,这么大的城池怎么守?他也走了,把锅甩给了手下,就这么一层层把责任往下甩,一直到了下一年,1130年二月,山穷水尽的开封城才落到了金人的手里。好可怜,一个曾经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到这个时候,青壮男子还剩下不到一万人。
就问你意外不意外?开封城不是打仗打输了才丢的,是被活活饿瘪的。
那为啥这么大的开封城不要了呢?这就体现出两种算账方式了。对于留恋中原的人来说,开封太重要了,怎么能丢呢?比如,杜充走之前,岳飞当时就在他手下,就拦住杜充说,咱不能走啊,现在把开封城丢了,将来要想拿回来,不牺牲几十万军队都办不到啊。
但是,同样一笔账,换到此时在江南的赵构的立场,就是另一个算法了:开封为什么能守三年?你还别以为是靠宗泽的勇敢,更重要的,是江南的漕粮啊。建炎元年的时候,赵构曾经就下诏,把各地运来的粮食,三分之一留在行在,就是皇帝待的地方,剩下的统统运到开封。你看看,朝廷是用三分之二的财力在支撑着这么一座城。
可是你再看看这一年:我赵构连扬州都待不下去了,过了长江,一路往南跑。这个时候,你再让我放着杜充这么一支大军,不去巩固江防,反而守着开封这么一座孤城?我手里的家底就这么多,三分之二的财力拿去养一座远在中原的、无险可守的、随时陷落的开封?那不是疯了吗?
李纲说赵构“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就有这个原因:你只要离开了中原,你对中原的想法就会变。你将来很难回来,还有一个原因:请问,你去扬州,图的是什么?是为了安全,对吧?但如果离金人越远就越安全,你跑到哪里算一站呢?你就看这一年把赵构忙得:二月份,金兵抵近扬州,他开始跑,一路跑到杭州,后来看看没事,又回到长江边的建康,赵构说了,这回我就不走了,咱们就在此地经营长江防线吧。结果话音未落,金人开始“搜山检海捉赵构”,他又开始逃,从建康跑到杭州,从杭州跑到绍兴,从绍兴跑到宁波,一路向东南跑,跑到最后都没有路了,只好坐船下海。这一年的除夕夜,小朝廷君臣几人就是在大海的船舱里过的。你体会一下那种惨痛的心境:天下这么大,哪里有我君臣的容身之所啊?
但这个时候,我们倒是想提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穿越回这一年,站在岸边,看着赵构的船扬帆入海,心里会怎么想?这大宋朝的气数怕是要尽了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中央的权威一衰落,各地当然就会冒出无数的草头王啊。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重演过很多次,秦朝、汉朝、唐朝,中央一衰落,地方马上就出现了分离的趋势,地方行政长官很多就开始称孤道寡。
比如唐朝末年,五代十国中那些南方小国很多就是这么来的:原本是唐朝的地方军政长官、节度使。李家天子管不了天下,手里握着一州一镇兵权的人,就地称王。比如,唐朝的西川节度使王建,后来建立了前蜀;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了南吴;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建立了吴越;其他还有长沙的楚国、福建的闽国、岭南的南汉,都是这么来的。
可是,奇怪,宋朝这一次,居然没有发生这种事儿。赵构都这么可怜了,已经混到了只剩一只小船的地步了,大宋仍然没有散架,西到巴蜀、南到岭南,居然还是听朝廷的号令。
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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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为什么没有散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来看看赵构这两年在干啥。这1129年,他一直在逃跑的路上,顾不上别的。可上一年,1128年,他可一直是在扬州踏实待着呢,那他在忙啥呢?
按照正常理解,你一个在乱世中仓促登基的皇帝,最重要的事儿当然是抓枪杆子,要练兵、要巩固城防。这些事,赵构当然也干了一些,但是效果不大。为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没钱。
当年,赵构小朝廷在应天府刚一建立的时候,宰相李纲就提出来,咱们现在得赶紧干三件事,第一,招兵,第二,买马,第三,让老百姓出钱当军费。当时有一个谏官叫宋齐愈的听见了就笑,他说,咱们这位李丞相啊,出的三个主意,没有一条是靠谱的。为啥?让老百姓出钱?朝廷能把老百姓都榨干吗?买马?西北的好马咱们买不到,东南的马买得到但是不能用。还有,李纲让每个郡增加两千兵,一年算下来需要上千万缗的费用,这笔钱从哪儿出?
还有一点,练兵这事儿也急不得。就算是钱够,能够大批招募士兵了,军队形成战斗力,也需要时间。比如说,能打胜仗的将军从哪儿来?我曾经听一个搞军事理论的朋友就讲过,军校能培养的,是标准化的军官,比如连、排长,那确实能成批培养,但是军队的统帅,军校培养不了,那只能靠战场筛选,名将是打仗打出来的。古代军队就更是这样了。在一片混乱的战场上,能够瞬间判断意图、把握战机,那是一种天分。而军队统帅最重要的领导资源,是威信,那就更是要靠时间、靠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积累来的。
比如说,1129年,朝廷给了最多信任的,是从开封撤到长江防线的杜充,提拔他当了宰相,所有的东南武装力量都归他管,甚至把中书省的大印都给了他。结果呢?金兵一到,杜充投降了金朝。搞得高宗赵构非常想不通,我对他不薄啊,他怎么能这样?而与此同时呢,杜充手下的中层武将岳飞,这一年打了一系列胜仗,虽然改变不了大局,但是,一位战场筛选出来的统帅马上就要脱颖而出了。接下来几年,我们就会看到岳飞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地迅速升官,而且每一步升迁都是踩在战功上。你看,赵构即使想练兵,这事也得慢慢来。
那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上一年,赵构在扬州到底干嘛了?他还真干了不少事。我们简单捋一下:
正月,他把太庙里的祖宗牌位迎到了扬州,在寿宁寺拜了祖先。到了五月,他开始办科举,五月份拟章程,八月份举行殿试,皇帝亲自主持,九月份宣布录取名单,这事一直忙到年底。还有,八月份,他重新铸造了三方皇帝的大印。原来的呢?原来的,都被金兵掳走了,现在再铸一套。十一月,他在扬州城南还搞了个祭天大典。按说,正规的大典要用到很多礼器,什么皇帝的仪仗、乐器之类的东西。扬州有吗?没有啊。其实大宋境内,哪儿也没有了。开封城的那些礼器,已经被金人搜刮得干干净净。
那怎么办?朝廷明面上还是下了一道诏书,把开封城的礼器给我们运过来,但实际上,典礼办起来的时候,东西缺得厉害,没关系,比如没有乐器,把军队里用的锣鼓家伙借来用用。非常时期,因陋就简,还是顺利地把祭天大典办了。
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赵构还干了一件事,下令开始修国史。但是咱们得明白,这时候下这个命令,其实只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为啥?因为在扬州,啥资料都没有,所有的史料都被金人抢走了,修史?拿啥修?但赵构不在乎这个。他要的是让天下人知道:大宋的国史还要接着写,而写历史的那支笔,从今往后握在他手里。
听到这儿,你可别觉得赵构干的都是些虚头巴脑的事儿。恰恰相反,这些事,才是这个阶段赵构获得力量的最有效的手段。
就拿上一年他大办科举来说,是因为朝廷缺人才吗?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赵构要让全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你们的前途,在我这里。所以,这一年的科举很有意思,赵构发明了一种新的办法。宋代的科举,通常是分三级,解试,这是在各州考;然后是省试,请注意,这个省,不是各个地方的省——省指地方,那还是元代之后的事儿——这里的省是指尚书省的礼部,你得到中央来考,考中了才能进入最高一级,就是皇帝主持的殿试。但是赵构说,如果离得远的,因为战乱或者各种原因来不了的,就在当地考,甭来了,也算是参加了省试,嗯,起个名吧——“类省试”,算是原来省试的平替。
那考中之后,殿试你总得来扬州吧?赵构说,不必客气,离得远的,比如人在四川;或者家在战乱区或者沦陷区的,比如陕西、河北、山东这一带,来不了的,我把录取证书给你送家里去。人来不了,考试可以换地方;路断了,读书人的前程不能跟朝廷断了。
你看,重要的不是这个人才能不能为我服务,重要的是让全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谁能给你前途和荣誉。就这一招,能稳住多少人心?
所以,这一年赵构干的那些务虚的事,其实都有很实际的作用。他现在手里,兵也少、钱也少,唯一握得住的,就是“皇帝”这个身份。而身份这东西,用一次,才活一次:把列祖列宗的牌位迎到扬州,是告诉天下,皇帝在哪里,宗庙就在哪里;开科举,是让天下士人看到,皇帝在哪里,你们的未来就在哪里;修国史,是让所有人都看见,皇帝在哪里,对历史的解释权就在哪里。
乱世里的皇帝,如果暂时指望不了刀枪,那就只能想办法让天下人相信:天命在他这一边。相信的人多了,力量就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为什么高宗赵构能这么做,而此前有类似处境的皇帝都做不到?
举个例子:在历史上,和赵构的处境最相似的,是安史之乱之后的唐肃宗。在一片乱世中,他在灵武——就是今天的宁夏一带——继位之后,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收复长安。手头的兵力不够,就跑到回纥去借兵,你猜他答应的条件是什么?只要回纥军队打下长安,土地归唐朝,但是长安城里的所有财富,全都归回纥,说白了,回纥军队可以随意在长安抢掠。作为皇帝,能答应这样的条件,当然是丧心病狂,但反过来也证明,能把长安拿回来,这本身就是他的目的,至于手段是不是破了底线,唐肃宗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为啥?因为在汉唐时期,皇权还是有很强的空间属性的,你天子不在长安,就是蒙尘啊,就是流亡啊,就是非正常的状态啊,你要是回不去,皇权合法性是受影响的。所以唐肃宗才能答应那么丧心病狂的条件。
但是到了宋朝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中央”已经越来越不只是一座具体的城,而是皇帝、官僚、财政、文书、科举、礼制这一整套东西的组合,这套组合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央。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长时段的变化趋势: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的生存能力,到宋代的时候上了一个大台阶。
尤其是北宋这一百多年,朝廷一直不停地在干一件事:收权。把武力往中央收——禁军全部归中央,将领和驻地定期轮换,让任何人都养不出自己的私兵。把钱往中央收——转运使把地方上的钱粮收上来,留在地方衙门手里的财政资源非常少。还有,把人事权也往中央收——知州几年一换地方,身边还要放个通判盯着。这么收来收去,最终效果是什么?一句话:任何一个地方都长不出来能独立活下去的东西。
这也就回答了我们前面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大宋都到了这般田地了,皇帝都只能在海上待着了,它为什么还是不散架?因为地方上失去了独立的条件:没有任何地方官、地方军队、地方大族手里能掌握足够多的资源和人心,能够单开一局。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效果:朝廷本身的存在越来越制度化,宫殿可以丢,首都可以换,只要皇帝、官僚、财政、文书、科举、礼制这套东西还能重新接起来,中央换个地方还能活。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赵构有点像现代社会的一个富二代,出差在外,突然听说公司总部大楼烧了,老董事长和大公子连夜被人绑走了,到现在没消息。他作为小儿子,正常接过老董事长的职务,掏出手机,打开公司系统,输入账号密码,所有权限立刻全在他身上。他在哪儿登录,哪儿就是总部。他在1128年干的事儿,不过就是用这个账号在几个关键部门走了一遍,确认了一下,哦,财务、人事、宣传部门,我的权限都通。他无论待在哪儿,都可以正常指挥公司各个分支机构,那他还有什么动力急着回那个已经烧成焦土的总部?
理解了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顺便解释一件事:同样叫“中兴”,但是宋高宗赵构的中兴和此前的中兴,成色是不一样的。比如,东汉的刘秀,虽然用的仍然是“汉”这个国号,但他的血缘和刘邦远得很,他建立东汉,是要重新把天下打一遍的,他这个中兴其实是另一次创业。所以你看,刘秀用“建武”这个年号用了32年,这跟西汉皇帝每隔几年就要改元的习惯不一样,为啥?因为刘秀要一直提醒天下人:这个江山是我打下来的啊。我的执政风格虽然是温文尔雅的,但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政权是建立在军事成功的基础上的。所以,西汉东汉,虽然都叫“汉”,但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朝代。
而相比起来,赵构的这次中兴,难度就要低多了。他不是重新创业,他不过是重新开机、异地登录而已。而北宋和南宋,只是史学界的一个说法而已,它本质上仍然是同一个连续的大宋。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形成一个印象,中国古代皇权政治运行到这个时候,已经足够安全了。其实也不然。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初五一清早,刚刚逃亡到杭州的赵构突然遇到了一场兵变,史称“苗刘兵变”。他们老赵家的这根独苗苗,好悬,差一点就被掐断了。
一个如此安全的体制,为什么又会遇到如此凶险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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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说到这一年发生的“苗刘兵变”。两个主角:苗傅、刘正彦,他们手下的兵其实并不多,加起来也就万把人。但因为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所以一旦发生兵变,还是非常凶险的。
你想,这两个人既然能当禁卫军的将领,肯定是受到皇帝充分信任的啊。苗傅,是赵构在河北当兵马大元帅的时候,第一批投奔的将领,在这个小朝廷里,算是资格非常老的。而刘正彦,他的父亲刘法是西军名将,也算是根正苗红的武将世家。两个这样的人,为啥要造反?
因为气不过。这个气也非常复杂:
既有军人内部的互相不服——比如当时赵构最信任的军人叫王渊,他既是所有御营军队的首长,又当上了枢密院的副长官。但是别忘了,这个王渊还是刘正彦父亲刘法的老部下——虽然我刘正彦是你推荐到赵构这里的,但你当年还是我爹的小弟呢,凭什么你能爬到我上头?而且,你还把给我的部队后来又收回去了。其他还有什么,谁的本事比较大,谁的战功比较多,凭什么你升那么快?凭什么你吃肉我喝汤?都是这类事情。
还有呢,就是对皇帝身边的人看不惯。比如宦官康履,你凭什么叉着两条腿洗脚,还让我们这些武将站在两边看着?你凭什么让我们武将到你马前请安?你凭什么搞一帮人拿箭射鸭子取乐?都是这些破事儿。说白了,还是觉得自己扈驾有功,但结果居然还不如宦官威风。
还有的气,是因为钱。当时民间都在传,说王渊他们从扬州逃到杭州的时候,有十几艘大船,上面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凭什么他们发财,我们不行?苗刘二将手下,就有人公开说,把王渊还有那些宦官都杀了,我们就都能暴富,我们并着肩上,朝廷法不责众。当然,这份“气”里,也有国家大义的成分:你们打仗不行,把国家折腾到这个份儿上,还敢作威作福?
反正就是各种气不打一处来,正好杭州城里也只剩下苗刘手下的军队,看一眼手里的刀,再看一眼赵构身边的这些人,那就掀桌子吧。三月初五清晨,他们伏兵在一座桥底下,等王渊退朝路过,一刀杀了。然后呢?然后还要杀宦官,反正没长胡子的,抓到都杀。但是宦官头子康履还活着呢。那不行,走,去找皇帝要人去。乱兵就把赵构的行宫围了。
赵构没办法,自己登上城楼和苗刘二人对话。苗刘二人这个时候的反应挺有意思,远远地看到皇帝的伞盖,还跪拜呢。拜完了,皇帝问,你们来干啥啊?苗刘二人先是说了朝廷对他们怎么怎么不公平,然后说,王渊我们已经杀了,现在要杀宦官康履,您交人吧。
赵构说,那哪儿行?他们有罪,流放荒岛就行了,没必要杀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这样,你们二人都很忠义,我知道的,给你们俩升官,其余参与的军士,都免罪,这事翻篇儿了,行不行?——你看,赵构这人还是很有胆色的,面对乱兵,还是能把皇帝的架子端得稳稳的。苗刘说,切,我们不要升官,要升官的话,给宦官行贿就行了,我们还来这儿干吗?今天必须杀康履,交人!赵构转头问身边的文官咋办?有官员就劝皇帝,就一个宦官,有啥舍不得的,给他们就是了。
你想,一个乱世中的皇帝,最能给他安全感的,就是身边的宦官。且不说,熟人自然有点情分,不忍心交出去被杀,更重要的是,如果赵构这时候把宦官康履交出去了,那将来身边所有宦官就都不那么可靠了:这次出了事儿,我护不住你们,你们将来还会对我忠心耿耿吗?
但是这话赵构没法公开说,只能装糊涂:康履怎么能交出去?我身边也不能没有使唤的人啊。官员也跟着装傻,说,使唤的人,还不好办。这批岁数大的杀了,咱们专门选十五岁以下的小宦官伺候您不就完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赵构实在没辙,派人把康履捆了,从城楼上送下去,苗傅当场就把他腰斩了。
好了,这幕大戏到这儿也就该结束了。对啊,你们不是说要杀王渊、杀宦官吗?都杀了啊,兵变的目的都达到了啊。你们还要怎样?是啊,我们要怎样啊?苗刘二人也有点懵了。
接下来,他们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学唐朝的“马嵬兵变”。那一次,是在唐玄宗逃难的路上,士兵哗变,把宰相杨国忠杀了,又逼着唐玄宗把杨贵妃处死了,大伙儿气也消了,接下来君还是君,臣还是臣,士兵们继续护送唐玄宗去四川。唐玄宗后来也没搞什么秋后算账。 那这条路能走吗?就此罢手,然后任由皇帝处置自己?我估计苗刘二人不敢赌,眼前这个赵构能有唐玄宗那样的雅量?那好,马嵬兵变学不了,那还有第二条路,你们就干脆学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嘛,一不做二不休,废了赵构自己当皇帝好了。但是苗刘二人更不敢。
为啥?你想,他们发动兵变的兵力,也就万把人,可是别忘了,杭州周边,还有张俊、吕颐浩、刘光世、韩世忠这些大军,而且,这时候虽然是乱世,可不是五代那样的乱世,随便什么人,杀了上一任皇帝自己就可以当皇帝,你没有起码的合法性。所以这条路也走不通。
那怎么办?苗刘二人觉得骑虎难下,想来想去,都怪这个赵构,要是他不当皇帝了,我们是不是就安全了?于是,苗傅张嘴说了一句让自己再也回不了头的话,他说,陛下您呐,本来就不该登上帝位,将来你哥,钦宗皇帝要是回来,你拿他咋办?得,这句话一出口,他和赵构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你死我活了。
你看,苗刘二人既不敢自己当皇帝,又不敢让赵构当皇帝,那下面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选项,就是赵构退位,让他的三岁儿子当皇帝,孟太后垂帘听政。孟太后说,你们这是胡闹,强敌在前,金兵就在江北,现在让我一个妇道人家抱着个三岁孩子掌管国家,这不是白白让金人看轻咱们吗?但是事已至此,苗刘二人哪儿管得了那么多,他们现在要的,只是一个不找他们秋后算账的皇帝。既然信不过赵构,那退而求其次,只能是赵构的三岁儿子了。
接下来就是一通大乱,又是换皇帝,又是改年号,从“建炎”改成“明受”,又是给苗刘二人封官。这个时候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局面:在杭州城内,朝廷正常施政,有皇帝,有百官,还继续向各地下圣旨;而在杭州城外,各地的地方官和领兵的大将渐渐都明白了,这一定是发生了兵变啊。否则皇帝为啥要退位啊?那杭州发来的所有命令,都是乱命,而且必须得领兵勤王啊,但是从皇帝到太后都在杭州城里,又要投鼠忌器。从三月初五事变发生,到三月二十五号,这二十天的时间里,城内城外就一直是这样的僵持局面。
但是,这二十天时间里,城里的文官,尤其是宰相朱胜非,渐渐也摸清了,这苗刘二人的政治水平太差,刀子虽然在他们手里,但是跟文官斗心眼,他们完全不是对手。
举个例子:名将韩世忠的勤王大军已经开到秀州,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了,距离杭州不足百里,苗刘二人当然也很紧张,就把韩世忠的儿子和夫人,就是那个著名的梁夫人,后来民间叫梁红玉的,扣下来当人质。本来,这是要挟韩世忠的一步好棋。但是宰相朱胜非跟苗傅说,你呀,应该派梁夫人和韩公子去安抚韩世忠,韩世忠一看你对他这么好,不就不闹腾了吗?苗傅说,对啊,就这么办!朱胜非高兴坏了,说,这两个草包,真是没能耐啊。就这水平,还造什么反?
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勤王大军云集,很快攻破杭州,苗刘二人连挟持赵构的胆量也没有,四月初三的夜里,带了两千人,跑了。那还跑得掉?到了五月,韩世忠追到福建,把苗刘二人抓住。七月,押到建康处死。一场闹剧结束。
我们跳出来看,这场兵变里面最有意思的,是苗刘二人的尴尬处境。他们对皇帝不满,但是又没有能力换掉皇帝,他们的所有诉求还只能依靠这个皇帝来实现,到最后,他们干脆是只能向自己手里的人质求救。
话说四月初三,就是苗刘二人要跑的那天,还发生了这么一幕:苗刘跑去见赵构,说我们也不想害你,你能不能也答应不要害我们?你发个誓给我听。发这种誓有什么难的?赵构还赏赐了他们一些钱,二位辛苦!想想还不放心,哎?不是有一种丹书铁券吗?就是犯多大罪都能免死那种?能不能给我一个?宰相朱胜非说,您二位这么忠义,要个丹书铁券,有什么难的?要多少有多少啊。来啊,赶紧起草圣旨。但是,这丹书铁券怎么造,这个得找找文献,我们手下抓点紧,你们拿了赶紧走。
你看,尴尬了吧?苗刘二人肯定是不相信赵构会饶了他们的,但是除了让赵构赌咒发誓,除了赵构签发的丹书铁券之外,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你看,这就是皇权制度演化到宋朝达到的成就,谁也绕不开赵构这个人,就连把刀架在赵构脖子上的人也不能。就像我们前面打的那个比方,赵构这个新董事长,他手里的账号是唯一的,他在哪里登录,都可以指挥这家公司。苗刘二人,即使把董事长堵在办公室里,想办什么事,也只能求董事长帮他们办。你看,大宋的皇权,打造得真结实啊。连一场刀架脖子上的兵变,都掀不动它。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套制度千好万好,你怎么还是让人堵在办公室里了呢?大宋皇权是安全的,但是你赵构为啥又那么容易被挟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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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既讲了宋朝制度强悍的一面,皇帝不管跑到哪里,都可以一键登录系统,国家可以不散架;但是另一面呢?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又非常虚弱,像苗傅、刘正彦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也可以把赵构逼到濒临绝境。
那矛盾吗?其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这本《宋论》里面,就点出了一个字:“孤”,孤独的孤。
宋朝从建国起,就不断地收权,收到最后,树大根深的豪族没了,可以关起门来当土皇帝的地方官没了,可以领兵造反的武将也没了,所有能威胁中央的势力都被剪除了。但是副作用呢?就是老赵家真的就变“孤”了,孤家寡人的孤。靖康之变一起,赵构当了皇帝,举目四望,我能去哪里呢?我哪儿也没有根基啊。
王夫之做了一个对比,赵构和历史上的晋元帝司马睿很像。西晋垮了,于是有“永嘉南渡”,司马睿跑到江南建立了东晋,这次北宋垮了,叫“靖康南渡”,赵构也是想在江南站稳脚跟。那这两个人有什么区别?
司马睿不孤啊。他有很多人可以依靠。比如江南本地的那些大族,顾家、陆家、周家、贺家,所谓的江东四大姓,从三国时期的东吴开始就已经是当地望族了。只要这些大族表示对司马睿的支持,再加上北方过来的王家,就是王导王敦的倾力扶持,司马睿就稳了。当时有个名场面嘛,司马睿登基大典的时候,还跟王导客气呢,说来来来,这个御床,咱俩一起坐啊?王导说,不行不行,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就这样,推让了好几次。所以当时有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说这司马家的天下啊,是跟老王家一起合伙的。
你看,司马睿不孤,有好处,就是只要获得了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很容易就立足了。坏处呢?坏处是东晋皇权是一种弱势皇权,合伙人太多,皇帝一个人说了不算。
而赵构这次,反过来了,地方势力扫得干干净净,大宋全境就像一整块水泥地,野心的种子落在哪里也长不出草。赵构不是没有忠臣,也不是没有人肯救他,否则勤王军从哪里来?他缺的是另一种依靠:一个在地方上扎下根、能把人马钱粮组织起来、替朝廷稳稳托住一方的人。王夫之分析得好,你宋朝地方虽然大,但是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安抚百姓,收拾局面的人。地方官确实是有,但是这些官做得都跟住旅馆似的,随时要退房走人,当地老百姓跟他们也不亲。真到要有急用的时候,兵从哪里来?粮食从哪里来呢?
是啊,你看看大宋朝的这些士大夫:最精英的那一伙人,也只能写写文章说说话,在小圈子里论道;中等的,就只顾自己享乐;等而下之的那帮子,就天天琢磨着怎么在老百姓身上搞钱。宋朝的皇帝看见这种情况也不急,说,挺好,这帮人虽然没出息,但是不至于惦记我的皇位啊。 这个时候的宋朝地方官是一副什么德性?我举个例子:这一年的二月,建康知府,因为城内发生兵变,二话不说,就跑了,一点地方官的担当都没有。知府大人跑的姿势还特别难看,是用一根绳子,从城墙上头缒下城去跑掉的,说白了,是自己跑掉的,连老婆都没带。这位知府大人是谁?他叫赵明诚,那他没带的夫人是谁?就是著名词人李清照。
这位赵明诚,是宰相之子,世受国恩。可你要是去问他,他心里恐怕还挺有理:我这个知府,本来就是朝廷派下来临时看个摊儿的,三年一换,而且我的调令都下来了,下个月就去湖州上任——这建康城,凭什么是我的事儿?他说得还真没错。宋朝的地方官,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
赵明诚的夫人李清照,可能也是有感而发,写了两句诗:“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这句诗里用的两个典故,都是东晋永嘉南渡那会儿的。李清照就感慨啊,我们今天这个局面,照东晋那会儿可就差远了。一方面,缺一个能整合地方势力扶持皇帝的王导,另一方面,又缺一个能闻鸡起舞,率兵抵抗的刘琨。李清照的这两句诗,把大宋皇帝这个时候的“孤”的处境写出来了啊。
理解了这种“孤”,也可以解释很多事情。
比如,苗刘兵变为什么爆发?按说这些军官,都是将门之后,跟在皇帝身边,也肯定深受信任,他们为什么要搞兵变?而且是联合搞兵变?说明有广泛的共识啊。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收权收得太狠了,军人们看到的所有不公、所有委屈、所有挫败,不把一腔怒火指向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人,他们还能找谁算这笔账呢?
再比如,为什么在这1129年,赵构不去组织抵抗,而是只顾一路逃亡?除了胆小之外,也是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他没有指望得上的可靠抵抗力量。你没人啊。王夫之写了个排比句:举目四望,富庶的江南,你没人;险要的巴蜀,你没人;扼守要冲的荆襄,你没人;枢纽之地的淮扬,你没人。到处都没人,你赵构可不就孤吗?哪儿都没有根基,你可不就跟坐了滑梯似的,从应天府滑到扬州,从扬州滑到杭州,从杭州滑到海上吗?
所以,今天我们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大宋为什么没散架?”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了:宋朝用一百多年的收权,让地方很难离开中央,另起炉灶。可同一套安排,也留下了另一笔账:地方越没有本事离开中央独立,也就越难在中央落难时,独自撑起一片天地。祖宗防的是有人取代自己,赵构急需的,却是有人能够托住自己。
1129年的赵构,既是这套制度的受益者,也在为这套制度支付代价。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被金兵追击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下海。海是望不到边的黑,船是找不到岸地摇。除夕夜,赵构想必也曾举头四望,只见星汉灿烂,再看自己,前途晦暗不明,那内心啊,真是漫天彻地的孤独感啊。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129年的赵构,咱们下一年,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曾经的法国将军,后来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沦陷,巴黎丢了,政府投降了,军队溃散了。就在1940年6月,戴高乐走进英国伦敦的BBC广播大厦,对着一支麦克风,隔空向全法国喊话。
我给你读一读这段讲话的最后一段: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
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和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那时候的他,是一个刚刚晋升的准将,身边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国库,也没有国土。你发现没有,他的处境跟我们这期节目说到的赵构差不多,就可以凝聚起法兰西人民的抵抗意志。
致敬所有在历史紧要关头,用一杆旗帜凝聚起力量和希望的人。
往期精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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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胖:《南渡之君:宋高宗的踌躇与抉择》,郑州大学出版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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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连港:《“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 与 “河北兵马大元帅”—— 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国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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