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为何在明代才真正成为中国瓷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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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罐高27.5厘米，口径21厘米，腹径33厘米，足径20厘米。该器物于2005年7月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1568.8万英镑拍出，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创下当时中国瓷器艺术品全球最高拍卖纪录

元朝时，已有青花瓷，可就在青花瓷技术刚触及成熟的边际，元朝却先行崩塌了。至正十二年（1352），农民起义军占领景德镇，窑工四散。从14世纪中叶到1368年元顺帝北遁，兵火将长江下游反复犁过数遍。鄱阳湖上打足一个月的水战，战场距景德镇不过咫尺之遥。

大维德花瓶，全名元至正十一年款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象耳大瓶，现藏大英博物馆。通高63.8厘米，宽22厘米，被称为“世界上最知名的瓷器”，是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也是最早带有详细年款的元青花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坛祭告天地。青花瓷的新章节，随着新王朝的曙光一同翻开。

从冷遇到鼎盛，花从釉里透分明

明朝时，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让沉寂已久的青花瓷，迎来命运的转折。永乐三年（1405），朱棣任命郑和率领28000人的舰队，从刘家港扬帆出海。此后28年间，这支舰队七次远航，足迹遍布东南亚、印度洋、红海沿岸，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

青花文字装饰卷叶纹器座，永乐，现藏上海博物馆。器型脱胎于西亚金属器，系圆钵状器物的底座，器身绘缠枝花卉与阿拉伯文，融合伊斯兰风情。因其中空无底，故清乾隆皇帝在诗中称之为“无挡尊”，又称“杖鼓尊”

这支舰队本质上是一座浮动的皇家商场，而青花瓷，正是船上最抢手，也最被国外看重的商品。这在前朝的对外贸易中已有验证，因此青花瓷的起势，是必然的。郑和船队的随行翻译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写道，大明使者所到之处，“蛮魁酋长争相迎”，其中爪哇的居民“最喜中国青花磁器”。郑和曾在满剌加（马六甲）设置“官厂”作为补给站与指挥中心，永乐帝则承认满剌加的朝贡国地位，为它撑起保护伞，让这个“旧不称国”“人多捕鱼为业”的渔村，一跃成为东南亚的诸番会所与海上贸易枢纽。而在爪哇北部港口，当地闽粤移民后裔为郑和建庙祭祀，庙宇建筑中以青花瓷碗作为装饰，将其镶嵌在三宝庙的墙面上，也作为供案上的祭祀礼器。在东南亚群岛的民间传说里，郑和被神化为驾驭宝船的天神，而他船队里满载的青花瓷，就是来自“中央之国”富庶与神力的象征。

舰队返航时，也给景德镇带回了礼物，成批的波斯钴料苏麻离青，数量之大，足够景德镇此后数十年的烧造使用。明青花瓷上流行的飞虾、翼鳌、海龟、蛟龙等海洋纹样，也是在远航后出现的。约形成于15世纪后期的明朝宫廷戏曲《奉天命三保下西洋》里，郑和为收服有敌意的苏禄首领，谎称自己有一株魔树，所结果实为瓷器，骗得首领登船。这个故事化的荒诞桥段，证明了瓷器在海外的魔力，它能敲开一个港口的大门，能结交一个国度的首领。

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2011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以1.6866亿港元成交。此瓶为永乐青花标准器，器型端庄挺拔，通体绘折枝石榴、荔枝、葡萄等花果纹，发色浓艳明快，釉色莹润如玉

但郑和下西洋的朝廷远航模式难以为继，因其本质是朝贡制度而非商业，旨在宣扬国威，海外贸易尚在其次。外邦以“进贡”为名，获得对华通商特权，回赐的丝绸、瓷器等在本国高价转卖，获利丰厚，而对中国而言，则是彰显王朝威仪，稳定边疆，同时获取香料、珠宝、药材等域外物资。瓷器作为朝廷最常用的回赐品，动辄以万件赏赐贡使，成为官方海外输出的主要商品。

即便如此，永乐一朝青花瓷依然没能走进宫廷审美的中心。真正让它崛起的，是解缙口中朱棣的“好圣孙”，宣德皇帝朱瞻基。

朱瞻基是明朝少有的艺术帝王，他以宋徽宗为榜样，画艺精湛，也全力赞助艺文，在位十年间，他数次向景德镇大规模订购瓷器，包括自己斗蟋蟀用的瓷笼，也是御窑厂定制专供。

最盛时，一年之内，御窑厂为宫廷烧造了40万件瓷器。青花瓷大盛的门，訇然中开了。

明宣德款青花海水云龙纹天球瓶，现藏天津博物馆。瓶高46厘米，颈部饰四脚形云纹，腹部主纹为盘绕一周的苍龙图案，龙纹双目圆瞪三爪遒劲，展现永宣时期特有的雄浑气势，瓶口署“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青花横款

朱瞻基打破了祖辈对青花瓷的偏见，他下令将宫廷藏画送到御窑厂当瓷绘范本，在青花瓷原本的纹样上，又添了新内容。这是一种审美颠覆，挑战了宋瓷以来单色釉、自然开片为美的文人话语权。宋瓷数百年来筑就的趣味审美，是向内求的。它的釉色在窑火中流淌、凝固，生出千变万化的自然成色，如玉、如冰，宋人认为，这就够了。即便施加装饰，也是相对克制的点缀，更多的手笔是藏于器内。暗纹要迎着光或器中有水，才肯显出深浅。或是索性倚仗窑火自然的裂纹，宋人称之为“开片”，以为那是材质自身的气质，非人工所能强求。在宋瓷鉴赏家眼中，在器表铺陈绘画，那是匠役的活计，喧闹、多余，冲撞了士大夫心中那份简素与中道的高标。但这样的瓷器，对于海外而言，过于晦涩，缺少故事性。

到青花瓷这里，窑工们放下了对釉色微妙递变的追逐，转而拿起了画笔。山水在曲面上蜿蜒，瑞兽在罐腹间奔走，一层一层的吉祥寓意被堆叠上去，鲜亮，饱满，又显出新颖的意象，这种愿意在器物表面铺陈叙事、安排场景、寄托寓意的样式，具有极高的地域辨识度，也就是故事性，尤其适宜出口海外。

“戴采”铭火照，1980年景德镇落马桥遗址出土，高4.5厘米，是窑工烧制过程中，用于测试窑内温度与烧成效果的试片，体现了古代窑业对温度控制的精细化管理。摄影/洛卡奇

当皇帝带头追捧青花，鉴赏家们也迅速转变观念，开始欣赏青花鲜亮的蓝彩、灵动的笔触、丰富的叙事，还有瓷面上山水人物的悠远意境。效仿古代青铜器铸铭的惯例，工匠把“大明宣德年制”的款识，写在御窑瓷器的每一处角落，底足、口沿、肩部、壶流、碗心，后世便有了“宣德款识遍器身”的说法。这个举动，把青花瓷从民间贸易品、外销商品，抬升到皇家御用重器的地位。官窑的样器成了后世再也绕不过去的山峰。到明末，窑工们借光抬价，开始在器底冒写“宣德年款”。

然而旧趣味并未被扫地出门，它只是被挪了位置，搬进另一间更安静的屋子。单色釉的宋瓷成了古董。它与古玉、古铜器并列，成为过往的风尚。文人士绅照样珍爱它，宝藏它，在诗文里吟咏它。只是这份珍爱不再具有排他性了。这场审美改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彼时上好的宣德青花，据说市价已经超过了精美的玉雕，而曾经垄断市场的龙泉青瓷，则淡出主流视野。

明永乐青花锦地折枝花卉纹双系活环背壶，现藏故宫博物院。仿自阿拉伯金属器皿而创烧的新器形，又称“卧壶”。通体青花装饰，凸脐饰海水江崖地八角锦纹，内绘缠枝花卉，中心四周饰缠枝花纹，外环饰海水江崖纹

青与白的阴阳之道

《荀子·劝学》中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青花的蓝色，是很有讲究的。白地蓝花的搭配，很符合中国人“一阴一阳”的宇宙观。白色为阳，象征素净纯粹的包容；蓝色为阴，代表深邃内敛的沉静。清人龚轼《陶歌》诗云：“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

一火成，即一次性烧成。青花以钴料在胎上绘画，罩釉，其工艺技巧环环相扣、彼此咬合。要过钴料调配、坯体成型、绘画施釉、窑火煅烧四道大关。可说是“苛细”。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将就，分寸之间便是成废之别。

青花釉下彩特写，钴蓝纹饰绘制在瓷胎之上，再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蓝彩被釉层包裹，永不脱落，形成“釉里藏青”的温润质感。摄影 /洛卡奇

画工落笔时，笔尖蘸的是一团乌黑的料浆，殷弘绪在景德镇见过这一幕，他说钴料画上去是黑的，出了窑才变成蓝。手上的分量差一毫，窑里的颜色就差一档。画者绝对不能分心，正是这个道理，瓷坯与绢帛一样，笔落便不容反悔。而且难度更大，在坯上作画，所见非所得，画工心里得装着另一套色谱。

钴料的来源不同，烧出来的蓝色便各有各的性情。元代到明朝永宣青花的灵魂，是进口的回青或苏麻离青，入火后发色浓艳鲜亮，釉面会自然析出铁黑色的结晶斑，带着天然的晕散效果，像水墨画在宣纸上晕开，层次丰富、气韵生动。明代《陶说》记载，宣德年间御窑厂在钴料中杂以草木灰，烧制后青花呈现浓淡干湿焦的层次，意外贴合文人画意境。这种色彩，符合顺势而为的东方美学，偏爱自然灵动的本真之美。

宣德朝之后，随着海禁收紧、远洋活动停滞，进口钴料渐渐稀少。成化朝开始，景德镇官窑全面启用国产“平等青”。这是产自江西乐平的青料，高锰低铁，没有铁锈斑与强烈晕散效果，发色柔和淡雅，蓝中带灰，温润不刺眼。成化朝青花以小件器物为主，胎体轻薄，有的近乎脱胎，釉面白中泛黄，温润如玉，搭配平等青淡雅的发色，形成了清新秀丽、精巧细腻的风格。后世熟知的成化斗彩，正是以平等青勾勒釉下轮廓，再填以釉上彩，二者相得益彰，成就了中国彩瓷的高峰。到了清朝，云南出产珠明料。康熙朝的工匠对珠明料做了极致提纯，让它的发色鲜蓝青翠，明净艳丽，像宝石一样澄澈，毫无灰暗之感。

绘饰技法上。元代青花往往满绘，纹饰一层层码上去，各层横向纹饰，莲瓣、蕉叶、菊花、云气、凤凰、游龙。密而不乱，靠的是水平线将不同花纹隔开，分出段落与呼吸。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用小笔触渲染，一笔一笔皴出浓淡。明中期至万历多采用勾线平涂，先勾轮廓，再填色块。到了清代康熙朝，工匠们独创了分水皴技法，把珠明料分成“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五个色阶，甚至能分出七色、九色之多，一笔下去，浓淡深浅层次分明，真正实现了“墨分五彩”的效果。这种技法，让青花瓷摆脱了单线平涂的局限，拥有了和国画一样的表现力。山水纹饰里，远山近岸、阴阳向背，全靠分水皴呈现，意境悠远。人物纹饰里，刀马人的动态、仕女的神态、婴戏的活泼，刻画得栩栩如生。花鸟纹饰里，花瓣的层次、叶片的脉络，细腻入微。后世评价康熙青花“独步本朝”，根源便在这里。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八方烛台，现藏故宫博物院。该烛台属明永乐年间青花瓷代表作，传世仅六例，器物呈八方式，分为上、中、下三层结构，造型仿自西亚地区的铜制烛台，采用分段拼接成型法烧制，底部有涩圈及火石红痕

坯体的处理是第三重学问。元代及明初的琢器，瓶、罐、壶一类，采用分段拉坯再粘接的工艺，接缝处往往留有痕迹。底足的处理也有讲究，元青花器底平切，侧棱斜削，刀痕宽而自然，露胎处呈火石红色，有时可见黄褐色斑点。明初大盘的圈足削得如鲫鱼背一般隆起，清代的盘碗则修得圆润光滑，人称“泥鳅背”。这些细节是断代辨伪的重要线索。

罩釉是第四道关。无色透明釉的黏度需要恰到好处，太稀兜不住钴料，窑火里一烧，蓝色便散漫开去，太稠则釉面发闷，青花的明艳透不出来。釉恰好能防止钴料在煅烧过程中发散，白色器表上便能施绘精细复杂的图案。釉的厚薄也影响呈色。釉厚处蓝色沉下去，釉薄处蓝色浮上来，同一只瓶子上便有了深浅的变化。

最后是窑火。青花瓷入窑后以还原气氛一次烧成，温度要到1300℃上下。窑位不同，受热不均，同一窑出来的青花，发色也有深浅之别。窑工把坯体装进匣钵，码在窑里的什么位置，心里得有数。烧成之后，透明釉将钴料的蓝色封在底下，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那蓝色也不再是画上去时的乌黑一团，殷弘绪说，阳光让蝴蝶破茧时亮出所有颜色，瓷坯出窑的那一下也差不多。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2006年出土于湖北钟祥郢靖王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以“凤穿牡丹”和“四爱图”为主题纹饰，肩部绘三只凤凰在牡丹丛中嬉戏玩耍。腹部四个菱形开光内分别是《王羲之爱兰图》《陶渊明爱菊图》《周敦颐爱莲图》《林和靖爱梅鹤图》。摄影/庄琮葵

不光是色彩上，在纹饰图案方面，中国人历来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逻辑，内涵多样。比如谐音吉兆，“鱼”通“裕”，池塘金鱼寓意富贵。“鲤”通“利”，鲤鱼跃龙门象征科举高中。莲塘白鹭为“连禄”，寓意仕途顺遂，蝙蝠谐音“福”，五蝠即“五福”，红蝠为“宏福”。画两只鹌鹑落在菊花旁，“鹌”通“安”，“菊”通“居”，是“安居乐业”；画花瓶里插一枝如意，是“平安如意”；画公鸡立于牡丹花丛中，“公”通“冠”，牡丹喻富贵，合起来是“富贵冠盖”；画黄蜂绕着灯笼飞舞，是“五谷丰登”，预祝丰年顺遂。雍正皇帝曾命人在瓷瓶上画九只鹌鹑与一只长尾雉，合起来便是“国安有秩”。清代民间嫁女时，多定制青花罐绘鸿雁传书图景，用淡雅浙料上色，留白处题诗，俗谓“青花寄远”。

此外，松竹梅“岁寒三友”象征气节忠贞，葫芦代表道家天地观，宝杵、莲花等释道符号承载宗教意蕴。如嘉靖皇帝痴迷道教，这一时期的青花，满是道教元素，八卦、八仙、云鹤、灵芝、老子讲经的纹饰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