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武庙体系：历史最强战斗天团是如何获得官方认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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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军事在古代中国始终是维系王朝兴盛的关键。古人在重文化礼教的同时，有一套完整的武庙祭祀体系，那里曾供奉着数十位历朝历代战神级的名将，为世人瞻仰铭记。

春秋蟠虯纹鼎。来源/故宫博物院

武庙开创：从盛唐到安史之乱的名将夙求

武庙体系的创设起于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武德充沛的王朝，唐对于军事人才的渴求与推崇也体现在官方祭祀体系之中。

武庙体系的直接开创者是唐玄宗。他年少时历经武周晚年政乱兵争，并非那种长于深宫的太平皇帝，而是战乱兵戈之中厮杀历练出来的铁血帝王。因此，在天下归于太平之后，他始终认为璀璨如星宿的名将帅才才是国家太平的砥柱。因此，唐玄宗一方面不断完善武则天创设的武举制度，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确立尊崇历代名将的官方祭祀体系来塑造社会的尚武之风。

唐玄宗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下诏在两京（长安与洛阳）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西汉开国功臣张良配飨，并于春秋取仲月上戊日进行祭祀，规定以后每次出师任命将帅，出发当日都应当前往太公庙引辞。

“太公庙”的设立是武庙制度的开端，这里的太公是著名的姜太公（后世文学作品中多称“姜子牙”）。姜子牙作为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在历代史官笔下皆为圣君贤臣之典范，是开创八百年周道的第一功臣。到汉朝时期，中原各地就出现了与太公遇文王传说有关的太公庙祭祀，这种民间祭祀的广泛出现日益将姜太公提升到了圣贤的地位。

姜子牙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除此之外，姜太公作为兵家始祖形象到隋唐时期早已深入人心，在贞观朝名臣魏征主编的《隋书·经籍志》中罗列有唐以前托名太公所著的兵书达数种。于是，姜太公作为初代“武神”成为武庙供奉的主神。而西汉开国功臣张良配飨，一方面是褒奖其作为大汉元勋之首冠的人臣地位，同时也是因为张良曾经“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泰山”，具有勇武将帅与开国第一元勋的双重身份，因此得以“亚圣”的身份配飨。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截图

然而，唐玄宗对“太公庙”的尊崇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延续，反倒滋生了拥兵自重的边镇节度将帅，来自渔阳的动天鼙鼓冲破了长安的霓裳歌舞，让大唐来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天宝十五载（756），洛阳长安先后陷落，唐皇一行凄惨西行入蜀，而作为太子的李亨则依然选择北上朔方（今宁夏）收拢陇右、安西与北庭精兵，在尊李隆基为太上皇的同时自立为帝，是为唐肃宗。

在镇压安史乱军的过程中，唐廷上下呼唤军功，尊尚武风。所谓国乱思良将，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更需要忠义勇武的将领来挽狂澜于既倒。乾元二年（759），唐朝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20万大军在邺城下先胜后败。次年，唐肃宗以“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生灵者谅在于师贞”为由，依据孔子封为“文宣王”之例，封姜太公为武成王，自此太公庙正式改称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标志着中国古代武庙祭祀体系的完全确立，而其祭典规格与文宣王孔子等同，以示文武并重之意。同时，唐廷分列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张良、李勣、田穰苴（又称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乐毅十位名将为武庙十哲，配祀武成王姜太公（一说玄宗时便有十哲，然未有名单）。

虎符。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里的武庙十哲是比拟孔子文庙十哲（孔子十大弟子）而选出的历代名将第一梯队。其中，春秋时代的孙武与司马穰苴分别有《孙子兵法》与《司马法》两大传世兵书存世，声望卓著，战国时代的吴起、乐毅与白起则分别是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与战胜杀敌之最而闻名后世。韩信则是秦汉战争中席卷天下，左右历史走向的绝世武将。诸葛亮尽管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其三分天下的智谋与托孤重臣的忠义让其稳坐历代政兵家的头把交椅。李勣与李靖两人则是唐朝开国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双子星，且两人在建国之后仍然为大唐开疆拓土，一人自漠北平突厥，向河西破吐谷浑，另一人渡大漠破薛延陀，向东灭亡高句丽，可谓唐朝武将的杰出劳模。

22年后，建中三年（782），精通礼仪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言，在武庙列范蠡、孙膑与管仲等古今名将六十四人配祀武庙，号为“六十四将”，绘制图形于武庙两侧，以供世人追忆尊奉。这六十四位将军在武庙两侧东西两庑（走廊）之间，形成“姜太公主祀——十哲殿上——六十四将配祀”的整体格局。

在新增的六十四位武将中，春秋时代增列了管仲范蠡两位谋国重臣，战国时代则增加了后世我们常常提到的战国四大勇将之中的王翦、李牧、廉颇，纸上谈兵的赵括之父赵奢，以火牛阵拯救齐国的田单以及围魏救赵的孙膑。

管仲像（左）和范蠡像（右）。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西汉将领中增加了与韩信齐名的猛将彭越，萧规曹随的曹参以及稳定了汉室传承的周勃，随后则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武帝时代的名将李广、卫青与霍去病榜上有名，而汉末平定西羌的名将赵充国同样位列其中。东汉刘秀的开国云台二十八将中的邓禹、吴汉、冯异、耿弇、贾复、寇恂六人入祀武庙，著名的伏波将军马援以两次平定岭南交趾叛乱的奇功入选。汉末的段颎与皇甫嵩则分别因平定东西羌叛乱以及黄巾起义而进入大名单。

到了三国时代，除了诸葛亮位列十哲之外，另有魏‌国张辽、邓艾分别以对吴国威震逍遥津与阴平小道灭蜀的奇功被评选入内。蜀国方面则是先主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张飞两位入列。东吴方面是周瑜、吕蒙、陆逊与陆抗（陆逊之子）四位先后执掌东吴军事权柄的名将进入武庙。

清人画帝王名臣像册-诸葛亮。来源/故宫博物院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累年战乱不息，同样涌现出一大批进入武庙的杰出将领。如在西晋王朝灭亡东吴过程中前后接力的羊祜、杜预与王濬三位大将。东晋则有屡次平定叛乱安定王室的陶侃以及淝水之战中领北府兵大破前秦的谢玄。而北朝十六国政权中扪虱而谈的前秦丞相王猛以及前燕鲜卑慕容氏的人杰慕容恪同样以其重大的历史影响而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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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彩绘执盾武士陶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朝政权里，在刘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之战中，突入关中，完成收复长安伟业的王镇恶是刘宋开国之前的第一猛将，而在刘宋开国后，檀道济舍命护卫刘裕子孙却遭谗言杀害，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万里长城”自喻的杰出将领。在南梁最危急时刻领兵平定侯景之乱的王僧辩以及主导南陈太建北伐的吴明彻同样因为主导南朝存亡的关键战役而入选武庙。

‌北朝政权里，北魏元老级人物长孙嵩辅佐拓跋珪、拓跋嗣与拓跋焘三代帝王，功勋卓著。北周（西魏）政权的于谨、宇文宪、韦孝宽三人则分别在消灭南梁、北齐与玉璧之战中厥功至伟。北齐（东魏）的慕容绍宗与斛律光则是在镇压侯景叛乱与对抗北周之战中屡立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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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庙设立所处的隋唐时代，武将的功绩从史书中逐渐走出，成为当时唐人并不遥远的记忆。如隋朝杨素灭陈又定江南叛乱，更是北伐突厥东突厥部取得大胜，可谓威震南北的军事强人。另有韩擒虎、史万岁、贺若弼三人在南下灭陈以及平定南方叛乱过程中履立功勋而入选武庙。到了唐朝本朝，纳入武庙的要求自然放宽，既有大唐初创团队中的名将尉迟敬德、李孝恭、苏定方三人，也有武周到开元年间的边防大将张仁亶、裴行俭、郭元振、王晙、王孝杰，自然也有安史之乱后的大将张齐丘（一说为李光弼）以及再造大唐的郭子仪。

唐代名将尉迟敬德。来源/清·刘源《凌烟阁功臣图》

唐朝帝王对历代武将的评判标准至此日渐清晰。首先，武庙封祀的将军并非全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征战沙场的军事将帅，那些在后方辅佐君王运筹帷幄的贤相良臣也被列于武庙配祀之中。这一方面展现出唐王朝出将入相的文武兼修之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人对于“武人”的定义不局限于纯粹的征战沙场，那些在后方为军国大事夙兴夜寐的能臣干吏同样也是可以被历代尊奉的武勇名宿。

德高为先：宋代武庙的推演更迭

自姜太公以下十哲六十四将的武庙封祀体系并没有让大唐的国运延绵不断，五代十国的崩乱让太平年成为暗夜之中世间凡人的遥遥期许，直至宋太祖赵匡胤再次廓清环宇，华夏大地才重获安宁。

赵匡胤像轴。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然而，新建立的宋政权不仅丢失了燕云十六州与河西之地，还面临着来自契丹的军事高压，对名将强兵的渴求并不比中唐时代削减半分。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立国才三年的宋廷诏修武成王庙，重新确立武庙祭祀体系在官方层面的崇高地位。

不过，宋太祖赵匡胤并不想全盘继承唐朝的武将祭祀体系，经历了唐末乱世的他有着对于历代武将价值评判有自己的想法。于是，赵匡胤命令检阅唐末以来谋臣名将勋绩尤著者，开始酝酿一次对武将祭祀名单的大调整。

建隆四年（963），赵匡胤幸武成王庙，历观两廊所画名将，以杖指白起说：“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于此？”命去之。体现了赵匡胤对于杰出武将的标准由过去以功业为准转换为以德行为本，这一态度转化与宋朝帝王对五代十国乱局的深刻反思有着密切关联。

在唐末五代乱世之中，跋扈豪横的节帅杀伐过重，且时常拥兵作乱，对社会秩序与皇帝威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而宋视角下的历代优秀武将首先应当是具有高尚德行的“干净”将军，像白起一般在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降卒的丑事显然是绝对的“劣行武将”，除了白起之外，最终不得善终的南梁将领王僧辩也被左拾遗、知制诰高锡因上疏论劝退。赵匡胤于是诏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锡别加裁定，取功业始终无瑕者，也就是要选择终其一生不存在污点的有德功臣才能入祀。包括魏吴起、齐孙膑、赵廉颇、汉韩信、彭越、周亚夫、后汉段颎、魏邓艾、晋陶侃、蜀关羽、张飞、晋杜预、梁王僧辩、陈吴明彻、隋杨素、贺若弼、史万岁、王孝杰、张齐丘、郭元振等在内的二十二人被赵匡胤清理出武庙队伍，取而代之的则是西汉灌婴、后汉耿纯、王霸、祭遵、班超、晋王浑、周访、宋沈庆之、后魏李崇、傅永、北齐段韶、后周李弼、唐秦叔宝、张公谨、唐休璟、浑瑊、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梁葛从周、后唐周德威、符存审二十三人。

唐代名将秦叔宝。画像中人物要么身着盔甲，要么手执兵刃，身材魁梧。来源/清·刘源《凌烟阁功臣图》

这次武庙祭祀系统的大换血明确反映出赵匡胤对于武人忠贞德行的严格要求，也符合宋朝开国“崇文抑武”的基本思路，即绝对的以忠义德行为标准，譬如韩信与彭越这样心怀异志，被以谋反未遂定论的武将，甚至关羽这样忠肝义胆最后却因大意死于非命的武人，都属于“功业有瑕疵”的不完美将军。替换而来的灌婴与班超这一类武将虽然功业比之上述剔除者稍显逊色，但是胜在善终如一，个人的履历基本光鲜无暇，最后终老任上，是真正的完美主义武将人生。

不过，宋太祖赵匡胤这一次大幅度的变化并没有得到后世宋朝帝王的认可。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当时的朝臣“议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也就是说，宋仁宗时期基本否定了宋朝初年的这次武庙祭祀大调整，选择继续沿用唐朝的十哲与六十四将共七十四人的祭祀格局。

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书画皇帝赵佶在靖康之乱即将爆发的前夜，再次对武庙祭祀体系进行了微调，把原来十哲与六十四将调整为“亚圣张良——殿上十人（十哲）——两庑六十一人”的七十二将体系。在此前的祭祀体系中，张良虽然为亚圣，但实际上也是十哲之一，因而只是侍坐于十人之列，这一次则将张良直接提升到殿上单独配祀，与姜太公共享香火供奉。

宋代飞鹤纹带扣。来源/故宫博物院

如此一来，十哲的位置便留出空缺一人，宋人再次将白起与吴起两位唐代供奉的十哲人选打入两庑走廊画像之中（白起长平杀降，吴起变法惨死），而升建中两庑之管仲、范蠡与郭子仪进入十哲的行列，明显为褒扬管仲对齐桓公的忠心，范蠡守臣子之道功成身退，郭子仪一腔忠勇再造大唐的伟业。至此十哲调整为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后南宋孝宗年间，因有人上书李勣在唐高宗时期放任李治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而导致唐朝险些灭亡，从而将其降入廊庑，而升下文的李晟为十哲之一）。

在东西走廊的武将体系中，宋人罢刘宋檀道济、北齐慕容绍宗、北魏长孙嵩、唐朝张齐丘四人，大致因为这四人或功业久远不明，或最后死于非命，又或者存在功业瑕疵于史书，更为重要的则是给唐朝的李光弼、李晟二人腾出位置，李光弼曾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与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可谓一时双璧，其战功推为中兴第一，获赐铁券，名藏太庙，绘像凌烟阁，是挽救大唐的绝对功臣，而李晟则先平定河朔三镇，后收复长安，平定朱泚之乱，是中唐匡扶唐朝社稷的功臣，在史书中与郭子仪齐名。

中国安徽省黟县西递古村追慕堂凌烟阁匾额挂画。摄影/秋影随风，来源/图虫创意

从姜太公到关羽：元明以降武庙的衰落与重生

宋朝灭亡以后，自北方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者对于中原武庙祭祀体系并不热衷，便对整个武庙体系进行全盘简化。《元史·祭祀志五·武成王条》载：“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于是，武庙祭祀体系在元朝时期回到了太公主祭加十人配祀的最初状态。

太清宫钟。来源/故宫博物院

到了明朝建立之时，礼部奏请朱元璋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意图恢复被元朝简化的武庙祭祀体系。而朱元璋则直接表示，姜太公是周朝的臣子，却和周朝天子一样享受王的祭祀礼遇，属实非人臣之礼，也不可能得到历代帝王的庇佑。朱元璋决定“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延续了六百多年的武庙制度就这样彻底湮没。

官方的武庙被废止，而民间对于武圣的信仰却日渐浓烈。至明朝末期，曾经被宋太祖赵匡胤因为不得善终而请出武庙的关羽，日益成为民间武庙体系的主神，这位三国时期忠贞不渝的武将在宋朝以后逐渐被神化。佛教将关羽尊为护法伽蓝神，道教则把他纳入神仙体系，封为伏魔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