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今年3月15日举办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十部最佳影片提名作品的拍摄地点,恰好勾勒出当下好莱坞“分崩离析”的图景:《至尊马蒂》在纽约市的街头取景,《罪人》在路易斯安那取景,而《哈姆内特》则在英国取景。值得注意的是,奥斯卡获奖作品《一战再战》的取景地点遍布加州萨克拉门托及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等地,唯独没有进好莱坞的摄影棚。事实上,在最佳影片的一众提名作品中,没有一部的主要取景地点在洛杉矶。这一变化清晰地表明,电影工业的重心已经出现重大变化,“旧都”辉煌不再。
在好莱坞的杜比剧院外,红毯之上依然众星云集。然而电影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包括场地支出、本地薪酬与税收,大多已经悄然迁移,流向亚特兰大、英国伦敦、匈牙利布达佩斯等越来越多的城市,它们才是如今支撑起奥斯卡荣光的幕后主力。
以洛杉矶县为根基的“好莱坞”娱乐产业集群,正在走向瓦解。FilmLA的数据显示,洛杉矶的影视拍摄日数已经从2022年的36,792天锐减至2025年的19,694天。2022年至2024年期间,约有4.1万名从业者陆续选择离开。行业权杖已经从传统制片厂的掌门人手中,移交给了Netflix的联合首席执行官特德·萨兰多斯。即便在派拉蒙天空之舞的大卫·埃里森高价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后,也已无法撼动前者的地位。

这场备受瞩目的交易,很可能成为对洛杉矶的支柱产业——电影业的又一记重击。新晋好莱坞大亨埃里森在收购后承诺通过“协同效应”节流超过60亿美元。虽然他声称主要削减的将是“非人力成本”,但整座“电影城”(由于电影业在当地举足轻重,洛杉矶得此别称)已是山雨欲来,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裁员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威胁也在悄然迫近。产业崩溃的幽灵——那曾经因为制造业岗位外流而导致城市空心化、工人被技术淘汰的熟悉梦魇——正如同阴云,沉沉压在洛杉矶的棕榈树与林荫道之上。“这里简直就是‘晴天版的底特律’。”索尼影业前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林顿近期重访故地后如此评价。他告诉《好莱坞报道》:“这里一片死寂,了无生气。”
无论从哪个角度剖析,产业衰亡都是悲剧。而好莱坞的式微,意义则更为深远。多年来,电影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出口产品,其输出的不仅是胶片,更是一整套美国式的世界观。如今,按照美元计算,美国每年能够从影视出口中赚取200多亿美元,虽然与石油、汽车、工业机械等其他出口相比相形见绌,但这些典型的美国产品——动作片、让人欲罢不能的流媒体剧集、潇洒的超级英雄与魅力超凡的明星——在构建国家“软实力”上远超账面价值。它们将美式语言、文化、时尚与道德观念,投射至从韩国首尔到巴西圣保罗的千家万户,即便满载液化天然气的货轮,影响力也无法与之比拟。当人们说出“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或“我想我们已经不在堪萨斯了”时(编者注:分别为电影《教父》《绿野仙踪》中的经典台词),全世界都心领神会,知其出处。
集群效应
近百年来,好莱坞一直是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在世界上最成功、最著名的范本之一。1998年,他将这类集群定义为“汇聚于同一地域、在特定领域的竞争中获得非凡成就的‘经济群体’”。其他范例包括德国南部的高性能汽车产业、美国费城周边的制药产业,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高端制鞋产业。而在其论述中,波特特别点出了两个最耀眼的典范:“硅谷与好莱坞,或许是全球最负盛名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推动产业取得成功,在于其构建了良性循环,当业内的顶尖人才与公司汇聚一地时,便会形成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同行加入。波特指出,集群成员可以获得“远处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知识、人脉与动力,从而形成上行循环,吸引更多参与者并进一步强化整个产业。
20世纪初,为摆脱托马斯·爱迪生对电影摄影机、放映机及其他技术专利的围剿,并受到南加州的廉价地价与全年充足阳光的吸引,电影先驱们自纽约、新泽西西迁,好莱坞产业集群由此发端。在约1910年至20世纪20年代,数十家独立制片商垂直整合为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福克斯、环球等一体化巨头,制作活动由此聚集于洛杉矶,逐步构建起涵盖摄影棚、外景地、洗印厂、设备商与熟练工人的完整生态。至20世纪30年代,集聚效应已经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循环,黄金时代的制片厂体系每年产出数百部影片,不断塑造“票房明星”,吸引全球人才与资源,使好莱坞从一隅之地跃升为全球梦工厂。

眼下,好莱坞似乎已经“盛极而衰”。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发生,也非单一原因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壁垒的消失。对于观众来说,好莱坞以外的娱乐选择已不胜枚举。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家或许会乐见流媒体时代的海量选择与激烈竞争——更多的选择,更低的价格。但如果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维度来观察,当前的转型对成千上万身处行业下行通道的熟练中产从业者,以及所有真正热爱影视的人来说,不啻为一场煎熬。行业人才血脉一旦枯竭,必将导致产品质量的退化,放任大量人工智能流水线出产的残次品充斥市场。美国最具文化分量的出口产业正在经历一场螺旋式下滑危机。
好莱坞的梦想职业还剩下什么?
贾森·拉扎切克是一名编剧。2008年大学毕业后,他从纽约来到好莱坞,进入Lifetime的《军嫂》剧组工作。虽然拉扎切克当时“一点都不想进那个剧组”,但这份工作让他过上了稳定的编剧生活。在前流媒体时代,多数剧集每季产出22集或23集,“这意味着市面上有大量的编剧职位。”拉扎切克说。他的工作贯穿了所有剧集的制作全程,包括拍摄阶段,以便随时调整剧本。在此期间,剧集主管会在创作的方方面面给予他指导。他回忆道:“那时我学到的关于电视剧写作与制作的东西,比许多编剧一辈子学到的都多。”
如今,当一名年轻编剧满怀热忱地来到洛杉矶,恐怕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职业跳板。“对编剧而言,如今电视行业最令人沮丧的变化之一,就是剧集体量的锐减。”拉扎切克说。在流媒体时代,剧集没有固定的集数要求,因此几乎不再有剧集会制作22集,有些剧集甚至一部只拍四集或五集。“我的上一份编剧工作,是苹果公司的一部限定剧。”他说。制片方要求编剧先完成全部剧本,再由苹果决定是否投拍这部名为《诱惑》的剧集。苹果最终放弃了这部剧,尽管项目仍然可能找到下家。但即便有人接手,编剧也不会被续聘至制作阶段。
对于导演、摄影师、编剧、灯光师、混音师等众多从业者来说,流媒体时代意味着稳定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周三晚八点的黄金档已成往事。”制片人兼编剧马克·戈夫曼表示,现在“(制片方)是先订购一集剧本,半年后再考虑下一集。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够在获准放行后一路快速推进。绝大多数项目都是走到哪算哪。”

结果就是现在编剧室职位的含金量已经大不如前。拉扎切克指出,因为“集数少了,编剧的岗位也少了”,加上编剧不再参与制作工作,其工作内容也大幅缩水。对于那些想在好莱坞勉力求生的人而言,他说:“我从未感觉如此艰难。”2023年编剧和演员的大罢工,更让这一现实困境凸显无遗。当时编剧与演员工会为争取更好薪酬、最低人员配置、更全面的医疗保险及人工智能保护条款,举行了持续近五个月、零薪水的罢工。
与好莱坞曾经庞大从业者中的许多人一样,拉扎切克如今不得不另寻出路。他最近的一份新职,是担任人工智能公司的写作专家顾问——而人工智能,正是那个步步紧逼、意图取代他老本行的行业。
“当我们在迪士尼的门口举牌罢工的时候,你要是问我乐不乐意给人工智能公司干活,我肯定会说:‘门儿都没有!’”他表示,“可时过境迁,人总还得养家糊口。”
拉扎切克依然住在洛杉矶,但许多人已经悄然离去,有的彻底转行,有的则迁往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远程工作。他给同行的建议是:“别把自己绑在好莱坞这一棵树上。”
Netflix改变了一切
倘若被问及好莱坞产业集群衰退的根源,圈内人往往会得出相同的结论:“Netflix出现后,一切都变了。”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最初从事DVD邮寄租赁业务。而革命性拐点出现在2010年,当时Netflix推出了互联网流媒体服务,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作为流媒体平台,Netflix可以持续收集每位订阅者的海量数据,包括偏好的类型、演员与导演,重复观看或跳过的场景,以及无数其他维度的数据。Netflix利用这些数据构建出了强大的算法引擎,能够依据用户观看习惯推导出的观看偏好,精准推送《女子监狱》《发展受阻》等热门剧集。Netflix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为自己的原创内容投资提供指导,例如2013年那场著名豪赌——在未见成片的情况下,即斥资一亿美元为大卫·芬奇的《纸牌屋》预定了两季——便是基于数据做出的决策。许多人推测,其庞大的数据储备甚至塑造了特定的叙事习惯,比如设置悬念以刺激连续观看,或频繁重述情节以抓回注意力被手机分散的观众。而这一整套数据驱动的运作范式,是依靠有线电视网络、拥有自身流媒体平台前的HBO等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

随着Hulu、Amazon Prime和Apple TV悉数入局,HBO Max、Paramount+和Peacock等传统电视网络流媒体服务也加入混战,竞争越发白热化。这场“流媒体大战”始于2010年代,各方不惜花费重金争夺顶尖人才,老牌巨头与后起之秀的疯狂投入,意外缔造了电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尽管席卷电影业的资金狂潮早已退去,但最早进场的流媒体先驱已稳坐头把交椅,Netflix拥有3.25亿名订阅用户,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大流媒体平台。根据数据公司Luminate的《2025年年终影视报告》,该平台去年吸引了美国59%的流媒体观看时长,其余市场由另外十家平台分食。其体量也早已今非昔比,近期,Netflix的市值已超3,200亿美元,超过迪士尼与索尼的市值总和。在行业期刊《Variety》杂志于去年12月评选的好莱坞最具权势人物榜上,Netflix的联合首席执行官特德·萨兰多斯位列榜首。纵使大卫·埃里森近来动作频频,也未能动摇前者的地位。
电影制作全球化的双刃剑
洛杉矶地区高昂的生活与制作成本,不断推高影视业的准入门槛,项目与人才外流在所难免。亚特兰大地区凭借更低的成本和不时提供的补贴,多年来一直是好莱坞重要的取景地之一。迪士尼的多部漫威电影,例如《黑豹》与《美国队长3:内战》,均在此拍摄,《饥饿游戏》《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以及其他数百个影视项目亦在此制作完成。加拿大的温哥华同样值得关注,作为好莱坞的平替,其吸引力与日俱增,在加元疲软时尤其如此。
许多影视项目正在流向那些提供补贴、成本更低的国家,它们一边享受优惠政策,一边吸收好莱坞的成熟经验。“过去几年,我去了中国台湾地区好几次。”戈夫曼说,“也到过亚洲和中东的一些制作规模正在快速扩大的地区。不少东欧国家的制作体系如今也日趋完善。”
长远来看,电影制作的全球化有利于产业整体的健康发展,既便于开拓市场、降低成本,也能将专业知识输送到新兴的制作中心。但这一进程却也给洛杉矶本地的影视工作者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现实难题,动辄离乡背井,在遥远的片场一驻数月,不仅会严重打乱生活节奏,也绝非多数人的理想选择。制作人戈夫曼说:“我经常接到一些剧集的邀约,但条件是必须搬到地球另一端的某个国家,待上六个月到九个月,见不到家人。”从业四十年的制片人兼编剧玛乔丽·戴维也面临过类似抉择,她说:“之前有部戏我干脆没接,因为我不想去保加利亚生活。”
硅谷吞噬好莱坞
电影是在好莱坞拍摄,还是在亚特兰大或爱尔兰的都柏林拍摄,真的重要吗?在这个远程协作、视频会议成为常态的时代,拍摄地点或许已经无关宏旨。然而,随着好莱坞这样全球顶级产业集群的衰退,我们所失去的,远不止工作岗位与收入。
一个世纪以来,好莱坞群英荟萃,编剧、导演、摄影、演员、高管在此密切协作,穿梭于不同剧组之间,在片场、Musso & Frank’s酒吧、银湖的咖啡馆里随时交流创意、技术和人脉。正是这种密集互动,催生出了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不仅让南加州的这一小片土地成长为产业中心,更将其影响力辐射至全球文化的每个角落。
倘若该产业集群因成本压力而分崩离析,洛杉矶就将失去这种每天都在各处上演的思维碰撞,共享的舞台、熟稔的搭档、面对面的指导都将走入历史,而正是这些,将天才的火花汇聚成了创新的星河。数十年积累的知识则随之飘散,无法再如往昔般薪火相传,也无法在紧密的合作与竞争中持续精进。
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一个更趋碎片化的格局,伟大的作品或许仍会出现,但想保持那种整体的高水平与探索精神,势必更为困难。更令人忧心的是,下滑的趋势一旦形成,往往也会自我强化。
眼下,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无疑正立于行业之巅,遍揽全球专业人才制作各类影视内容。但行业格局或许很快就将迎来剧变。eMarketer、皮尤研究中心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显示,青少年花在TikTok、YouTube、Facebook、Instagram、X等社交媒体平台用户自制视频中的时长,已经远超任何其他视频形式。在YouTube上,每分钟上传至平台的新视频长达500小时,其单日内容增量便已超过好莱坞的全年产量。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歌猛进,未来,全球数十亿人都将能借助工具,独自制作出质量日益精良的视频。
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言,好莱坞与硅谷是全球最负盛名的两大产业集群,而今,前者日渐式微,后者则大有蚕食前者之势。
对此,曾经的好莱坞大亨、时代华纳的前首席执行官杰夫·比克斯深有感触,并表示一个时代已经终结。“那些科技巨擘才是媒体现在的操盘者和未来的话事人。”他说,“这并非预测,而是对现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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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地理锁定”不再是护城河:低成本地区与远程协作工具的成熟,使得影视制作可以全球分散布局。企业若过度依赖单一高成本区域,将面临人才流失与成本失控的双重风险,分散供应链同样适用于创意产业。
·年轻一代在短视频社交平台花费的时间已远超传统影视,若未来更多人都能借助人工智能制作高质量内容,传统影视产业的护城河或将彻底消失。这不仅是好莱坞的终局,也是全球内容产业面临的终极拷问。
·对于正在谋求文化出海和产业升级的中国企业而言,好莱坞的现状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反向镜像: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留住核心创意生态,决定了文化产业能否真正走向全球产业链的顶端。
财富中文网对原文有删减和调整
编辑:魏雨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