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文武占一半：南宋第一豪门是如何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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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是宋代明州（今浙江宁波一带）的别称，南宋时属两浙东路，因为临近临安，又是南宋对高丽、日本等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明州成为南宋时期士人活动的重要地区。许多四明地区的学者和官僚在南宋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民间杂剧中就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说法。而在四明士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曾经撑起南宋半壁朝堂的四明史氏。

在其家族成员之中，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祖孙三代先后出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五朝，而且三人皆担任过宰相。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设有“继世为相”这一条，认为若单论宋代家门之盛，四明史氏可以和东莱吕氏、相州韩氏鼎足而三。在南宋的百年间，史氏出了三位宰相、两位追封的王，民间称其为“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但在南宋显赫一时的四明史氏在北宋时，也曾陷入差点绝嗣的境地。

南宋石刻公园，其中包括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等宰相的墓园。来源/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那么，四明史氏是如何崛起成为南宋第一豪门的呢？

史氏背后的女人

按照史氏族中的说法，四明史氏可以追溯至溧阳史氏，但有历史学者认为，这只是北宋末年地方士大夫集团为了缓解出身焦虑而进行的附会，借此抬高身份。而关于迁鄞始祖的身份，说法并不统一，有一说是史惟则，一说是其子史成，二人生平事迹俱不详。真正让四明史氏进入历史视野的，是史成的儿子史简。

史简（1035—1057）早年师从明州第一代教育家王致，学问渊博，得当地解元叶世儒赏识，被招为孙女婿，以弱冠之龄入州县衙门供职胥吏。然而天不假年，史简二十二岁便撒手人寰，只留下一个未出世的遗腹子。这时候的史家还很落魄，史简的去世无疑雪上加霜，全家只靠史简的妻子叶氏一人支撑，稍有不慎，就有绝嗣的风险。

但史氏的崛起也正是从叶氏的独自支撑开始的，史书没有留下她的名字，然其节烈坚韧的品格，犹为后人追慕。她十九岁嫁给史简，二十五岁开始守寡，独自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她带着遗腹子史诏，从城内洗马桥迁居大田山（今鄞州东吴镇大涵山），后又迁至东钱湖东岸的下水村，在此含辛茹苦养育儿子。叶氏后来被追封为冀国夫人，其墓在东钱湖下水村至今尚存，墓道上留有一对石虎、一对石羊，还有一对形如石笋的神道柱（笋在江南有“多子多孙”的寓意），恰如这位孤母以一己之力，为史家繁衍出后来百年的兴盛。

冀国夫人叶氏太君墓旁石羊。来源/维基百科

史诏（1057—1129）自幼受母亲叶氏严教，饱读诗书，师从家乡名学者楼郁，对母亲极为孝顺，与母亲一起隐居乡里。他孝敬母亲，居乡有德，乡民有争斗，都到史诏处请求裁决，不去官府。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以“八行”取士，八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中（忠）、和”八种道德品质。史诏的名声被地方官上报朝廷，徽宗闻讯后两次下诏，征召他入朝为官，史诏却都“避而不就”，理由是母亲年迈，不忍远离，朝廷只好赐其“八行高士”的称号。隐居后的史诏写有《大田山居》诗一首：

“斗酒藏春瓮，开轩有客迎。烹鲜供母箸，督仆佐春耕。园果霜前熟，山禽雨后鸣。市朝风味好，输我一般清。”

字里行间，可见其安贫乐道、甘于平淡的心境。

史诏自己虽未入仕，却为家族奠定了最重要的根基，“孝、友、睦、姻、任、恤、忠、和”也成为史家的家训，史称“八行垂训”。正是这套家训，让这个破落家族从白屋之中长出了真正的脊梁。

龙泉窑青釉凤耳瓶，南宋。来源/上海博物馆

中兴之相

史诏育有五子：师仲、师才、师木、师禾、师光。次子史师才南宋时官至签书枢密院事，这是四明史氏历史上第一位高级官僚。但真正让史氏进入南宋权力中心的，是师仲之子——史浩（1106-1194）。

但史浩最该读书的年纪却是在动荡和贫穷中度过的，十九岁时史浩的父亲师仲逝世，不久后建炎四年（1130），金人攻陷明州，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史浩只能带着祖父史诏和一家人避难于海上，回家后不久，史诏终因经受不起战火的惊吓和奔波的劳累去世，史浩为之守孝三年，即使家中贫困潦倒，也没有接受叔父的接济。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史浩考上进士已经是绍兴十四年（1144）。据《宋史》记载，他先从温州教授入朝，历任太学正、国子博士，后因向宋高宗建议立太子而获知重用。南宋初年，靖康之变后皇统几近断绝，只能从宋太祖后人中遴选出赵伯琮（普安郡王）与赵伯玖（恩平郡王）二人为养子。据传闻，在史浩担任两人的老师时，为了确定太子人选曾巧设“书帖”与“宫女”二事：

一、命两位郡王各抄五百遍《兰亭序》

二、挑选20名绝色美人送给两位郡王

最终的结果高下立判，赵伯琮交了七百篇亲手抄写的《兰亭序》，而赵伯玖一个字也没写。此外，宋高宗事后突击召回所有宫女，唯有赵伯琮府上的美女仍是完璧之身。结果显而易见，赵伯琮被立为皇太子后改名赵昚，即后来的宋孝宗。史浩也因此成为孝宗最为信任的老师。

宋拓王沇本兰亭序，宋。来源/故宫博物院

绍兴三十年（1160）普安郡王被立为皇子，进封为建王，史浩暂代建王府教授。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史浩任参知政事，隆兴元年（1163）拜尚书右仆射（右丞相）。一个僻居江南的小家族，诞生了第一位宰相。

史浩在朝期间，做了一件对南宋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即为岳飞平反。他任右仆射时，“首言赵鼎、李光无罪，岳飞久冤，宜复官爵，禄其子孙”。史书中虽寥寥几笔，但为岳飞平反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岳飞被以“莫须有”罪名构陷而死已逾二十年，秦桧虽死，但主和派在朝堂上势力依然庞大，为岳飞平反无异于公开否定高宗朝的国策。史浩明言岳飞冤狱应当昭雪、恢复原有官爵、照顾其子孙，孝宗一一听从。

史浩既是孝宗继位前朝夕相处、悉心教诲的建王府直讲，也是孝宗继位初期独当一面的大臣。隆兴北伐前夕，他竭力阻止贸然出兵，对孝宗说：“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图侥幸。”后来北伐失败孝宗追悔，证明史浩的审慎很有远见。

史浩画像。来源/宁波市鄞州区档案馆

他的一生成就了一个时代，一个从秦桧时代的压抑走向中兴、从苟安走向敢言的时代，成就了孝宗一朝“志复中原”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浩不仅是四明史氏的开道者，也是南宋政治转轨的重要见证者。

权相风云

史浩奠定了史家的政治地位，而真正把这个家族推向权力巅峰的，是他的第三子，史弥远。

史弥远（1164—1233），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开禧三年（1207），权臣韩侂胄发动北伐失败，金人指名索要韩侂胄人头。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嗅到了翻盘的机会，秘密联络杨皇后，伪造御批密旨，指使禁军将领夏震在杭州玉津园将韩侂胄槌杀于道旁，随后割下首级函送金廷，换取和议，签订了嘉定和议。从此，史弥远跻身宰辅，开启了长达二十六年的专政生涯。

史弥远画像。来源/宁波市鄞州区档案馆

在史弥远的种种专权行为中，最骇人听闻的，当属嘉定十七年（1224）的矫诏废立。

宁宗病笃，原立皇子赵竑。但赵竑与史弥远不睦，曾书于几案之上，“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私下呼史弥远为“新恩”，意谓日后定将其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或恩州（今广东阳江）。史弥远闻知大惊，密谋废立，遣心腹余天锡自绍兴访觅宗室子弟以备替换。余天锡找到宗室赵与莒，史弥远将其改名赵贵诚，立为沂王之后。宁宗驾崩后，史弥远与杨皇后内外勾结，矫诏废赵竑为济王，出居湖州，改立赵贵诚为帝，更名赵昀，是为宋理宗。次年正月，湖州士人潘壬等拥立赵竑未遂，史弥远随即派人逼赵竑自缢，对外诡称其“病死”。至此，宋代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矫诏废立事件就这样完成了。

史弥远用一把血腥的斧子劈开了南宋政局的大门，从此牢牢坐稳了相位。理宗登基后，为感恩戴德，又让他专权九年。史弥远擅政期间，外对金国屈服妥协，内对百姓疯狂掠夺。他推行纸币新政，大量印造新会子，导致币值暴跌，物价飞涨，民间怨声载道。在他执政期间，南宋版图频遭金蒙双向挤压，国家经济迅速破败。

“行在会子库”铜钞版，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史弥远相比，史氏的最后一位宰相则显得务实很多。

史氏第三代宰相史嵩之（1189—1257），字子由，为史浩从孙、史弥远侄子。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是南宋为数不多在军事上有造诣的文官，多年经营襄阳，曾任襄阳通判、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绍定年间（1228—1233），金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节节败退，苟延残喘于蔡州一隅。蒙古遣使约南宋共同灭金。作为京湖路制置使的史嵩之，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执行联蒙灭金之策。这既是朝堂既定的北伐战略，也是一个相当务实的选择：南宋无力独自灭金，若不与蒙军合作，金国一旦缓过一口气，仍将南下侵宋。

绍定六年（1233），史嵩之派兵攻占邓州等地，大破金军武仙所部于马蹬山，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往蜀地的退路，然后在蒙古军的配合下会攻蔡州。次年正月，金哀宗自缢，金亡。但史嵩之随即提出一个清醒的判断，认为真正的大敌已从金人换成了蒙古人，战争远未结束，绝不可轻易北上与蒙古正面冲突。因此，他坚决反对仓促北伐的“端平入洛”行动，认为此举兵力未盛、粮草不继，只会激怒蒙古。历史的结局验证了他的判断。“端平入洛”甫一展开，蒙古便以南宋背盟为口实大举南侵，宋蒙战争自此全面爆发。史嵩之在前线一面抗击蒙古，一面任用孟珙等名将，在襄阳、荆湖一带屡挫敌人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