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流传，湖南人最为抱团，这个抱团的传统是怎么来的？
近日读北京大学历史系韩策教授的《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一书，豁然有所思，不妨从一个冷门的角度来看看，彼时的湘军是如何抱团的。
此处先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立下不世之功，湘军的头头脑脑们自然大受封赏，但一纸封赏可靠吗？怎么把一纸封赏变成一世富贵？
曾国藩其实是个“负面典型”。
咸丰十年（1860）夏，江南大营崩溃，曾国藩临危受命，出任两江总督和东南统帅，兼握督符与钦符，军权、人事权和财权统于一身，曾国藩权倾朝野，带领湘军围困太平天国以守半壁江山。
只是，曾国藩拿到了两江总督的位置后，七年之间三进三出，实际上并未稳坐江督，一会儿处理捻军，一会儿处理天津教案，哪里有急难险重的活儿，哪里就安排曾国藩去救火（背锅）。频繁的调动不仅影响了曾国藩扎根江南，舟车劳顿还让他“心力俱困”，影响了身体健康。
朝廷一纸调令，就能让这个立下不世之功的湘军头号人物狼突豕奔，并没有东南不可一日无曾国藩的局面，还比不上《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宪。
就连曾国藩起家的老本“湘军”，也在攻克南京后，担心受到朝廷猜忌而自行裁撤，把江南地区的防务拱手交给了朝廷。
此时，曾国藩在江南的权势谈不上稳固，两江总督的位置绝非“湘军”的囊中之物。
两江总督的位置有多重要？康熙以后，两江总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掌理军政、淮盐、漕运、河工等要务，清末还兼南洋通商大臣，实在是东南第一要缺。李鸿章私底下就称两江总督为“江南主人”，其地位之显、权柄之重不言而喻。
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署理江督仅两月，湘人魏光焘即补授江督，张之洞颇觉扫兴，“恒语人曰：朝廷此缺不啻为湖南人买去矣”。张之洞吐槽两江总督这个位置已经是湘人的“自留地”，朝廷也无可奈何，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也改变不了这个格局。
那么，到底“两江总督非湘人不可”这个格局是怎么来的呢？如果连曾国藩这样的湘军头号人物都搞不定，又是谁在暗中发力，助力湘军势力在清末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把控住了江督的位置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曾国荃。
跟他老哥曾国藩比起来，明面上的军事、文章、识人，“老九”自然都没办法跟曾国藩比，但要论“暗地里”做事，曾国荃自有一套。
曾国藩攻克天京后，主动裁撤湘军，以换得朝廷的信任，拱手把江南地区的防务让给了淮军。到了1880年时，驻扎在江宁城（南京）及沿江周边的军队中，十分之七是淮军，十分之三是湘军。
曾国荃如何能忍得了？他也是带兵打仗出来的，当年带兵攻克天京（南京）的就是他，深知湘军乃根本。担任两江总督后，一点也不惯着朝廷。
借中法战争的严峻形势，他延续左宗棠的举措，“大招湘军旧部，扩建新营头，三月不到，竟至20余营之多。直到战后裁留，也还有14营头。加上督标、练军、老湘营等14营，皆为湘军旧部所掌握，已超过准军驻防存留的20 营之数。”此外，陈湜、聂缉椝、刘麒祥、汤寿铭等湘系要员都相继得到重用。
中法战争之后，江南的湘系军政势力更加膨胀，终令朝廷不得不有所顾忌。
曾国荃毕竟在湘军中也是领军人物，尤其在曾国藩去世后，各个湘军、淮军大佬，乃至于朝廷中的亲王、军机、太后都要给曾国荃几分面子。
对于李鸿章，曾国荃同北洋大臣李鸿章更为和衷，“南北两洋，提衡相倚”，支撑着大清王朝。
对于满洲权贵，曾国荃不仅与江宁将军、都统尽力结交，而且经由荣禄走通了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的路子，获得了高层的支持。
再加上曾国荃本人也会用人，主持江南局势时，政尚宽简，与民休息，金陵官绅，交口称赞。
光绪十六年，曾国荃去世时，两江的局势已经跟曾国藩时候大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李鸿章对局势一向看得很透：左宗棠、曾国荃，前后两任主政两江十载，湘楚旧部，视江南若家乡，而跟随曾国荃者，尤多且久。这些湘军旧部都立有军功，如果无端解除职务归家，难免心怀不满，惹事生非，又不好桩桩件件都较真处置。
于是，两江总督就只好选用湘军旧部，才摆得平这种局面。
两江总督的职位一直把持在湘军系统官员的手中，大家自然有样学样，底下的“官帽子”照例分给湘军旧部，一级一级互相扶持，才能维持上下一心的局面，湘军势力才能稳固掌控江南的局势。
学到了吗？
《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韩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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