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突破“80万亿”背后,普通人的三个机会


最近,很多媒体都在转载一个数字,这就是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数据。202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增加值,也就是扣掉所有中间投入之后,服务业真正自己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价值。

80万亿什么概念?占全年GDP的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1%。而且截止到现在,服务业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产业。

有人可能会说,这个现象不是经济学家早就预测过的吗?早在几十年前,就有经济学家说,随着国家发展,劳动力会逐渐从工业流转到服务业。这不是很早的理论吗?值得特别关注吗?

别着急,我们之所以要关注80万亿这个数字,不仅仅是因为它大,更是因为,我们的这个“80万亿”,有它的特别之处,以及,这个特别之处,对我们来说或许意味着一轮新的机会。

作者:李南南
来源:得到App《得到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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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服务业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要想了解今天咱们中国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得先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经历说起。
早在20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就写了一本书,叫《经济进步的条件》。他在书里建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框架,他把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分成三个部门。
第一部门是农业,从土地上获取东西。第二部门是工业,把原材料变成产品。第三部门是服务业,不生产实物,但创造价值,包括教育、医疗、金融、零售、咨询、娱乐,全算在里面。
然后他发现了一个规律: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富,劳动力和产值会依次从第一部门往第二部门流,再从第二部门往第三部门流。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殊选择,而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后来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把这个理论进一步发展,写了一本书叫《二十世纪的伟大希望》。他预言,到20世纪结束,所有发达国家都将成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会大幅下降,绝大多数人将在服务业工作。
这个预测后来应验。今天,美国服务业占GDP约77%,英国约73%,日本约70%。
但是,在这条规律背后,也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代价,叫“鲍莫尔成本病”。也就是,工业可以用技术持续提升效率,同样的产品,今天造得比昨天快、比昨天便宜。但很多服务业做不到。比如餐厅里的服务员,能服务的顾客始终是有个上限的,新技术的辅助很有限。
这也就意味着,当大量劳动力涌入这类“低门槛”服务业的时候,他们进入的是一个生产率天花板很低、附加值很难提升的行业。这类行业能支付的工资,长期来看也是有上限的。这不是某个工人运气不好,而是这类行业的结构性宿命。
比如,美国。197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移。先是纺织业,然后是电子产品、钢铁、汽车零部件。工厂走了,工人的工作就没了。美国政府当时的思路是:没关系,服务业会来填这个坑。于是,原本在工厂流水线上拿着中等工资的工人,下岗之后,很多去做了餐饮、快递、保洁。但他们收入缩水,保障变差。
再比如,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主动加速了去工业化,把赌注押在金融服务业上。伦敦成了全球金融中心,金融业确实很赚钱,但金融业能雇用的人是有限的。绝大多数普通工人,没有能力进入金融业,只能进入低生产率的服务业。英国的制造业从1980年代开始萎缩,至今没有真正恢复元气。
再比如,日本。日本没有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主动去工业化,但1990年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制造业陷入停滞,服务业比例被动上升。但日本的服务业效率极低。同样是餐饮业,日本一家餐厅的服务员数量,往往是同类欧美餐厅的两倍。再比如政府行政服务,现在还大量依赖传真和人工盖章,数字化程度在发达国家里垫底。结果就是,服务业比例上去了,但整体经济生产率没有提升。
说到这,你可能发现了,观察服务业与经济的关系,不能只盯着“服务业”这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要观察很多具体因素,尤其是服务业与整个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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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服务业的三个维度

回到咱们中国,现在国内的服务业增加值超过80万亿元,占全年GDP的57.7%。这个规模确实可观,但是,除了“规模大”以外,还有三个关键维度,我们跟历史上的所有案例都不一样。
第一,制造业没有空心化。
美国和英国是制造业跑了,服务业来填坑,但中国不是这个逻辑。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仍然超过28%,是全球最大制造国。而且还在升级,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超过了制造业整体增速。中国的服务业在涨,但制造业没有跌,二者的关系不是一退一进,而是同时兼顾。
第二,服务业的“性质”不一样。
历史上那些走弯路的国家,服务业增长靠的主要是消费性服务,比如餐饮、零售、娱乐、个人保洁。这类服务业生产率低,人力密集,正好是鲍莫尔成本病最容易暴发的地方。
但除了消费性服务业之外,还有一类叫做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数据服务、金融、专业咨询。这些服务业不是直接服务于普通消费者,而是服务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本身。它们的作用,是让制造业变得更“聪明”、更高效、更有竞争力。
说白了,消费性服务业是把钱“花掉”的地方,生产性服务业是让制造业“赚得更多”的地方。
比如,有一家制造业企业,除了自己造东西之外,还同时在大量投入研发服务与供应链管理。除了制造之外,它还在用生产性服务业的方式,升级整个产业链。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典型形态,服务业不是独立在外面的一块,而是深深嵌在制造业里面,成为它的神经系统。
换句话说,过去谈到服务业,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工业化完成之后的自然结果,认为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终点”。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轮转型,更多地是把服务业变成整个社会经济升级的工具,它是个新发动机,而不是终点。
第三个不同,是这次有AI。
鲍莫尔成本病有一个核心假设:服务业无法用机器提升效率。但这个假设,正在被AI打破。比如医生诊断,AI能让一个医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处理更多病例。再比如AI处理法律文本,可以把原本需要律师团队几周才能完成的调查,压缩到几个小时。再比如,AI客服,可以同时处理成千上万个对话,而且不会疲劳。
传统服务业里那些让鲍莫尔觉得“效率无法提升”的领域,正在被AI一个一个地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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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服务业,普通人有三个摸得着的机会

那么,这些转变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资深政经学者马江博老师专门做过分析。
借用马江博老师的话说,“服务业和服务消费,是未来大部分普通人摸得着、最实际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制造业的机会,很多是属于资本和技术的,你要建工厂,要买设备,要有供应链。但服务业不一样,它的核心生产要素,很多时候就是人本身的判断力、创造力、沟通能力。门槛的形态变了,普通人进入的路径也变了。
具体来说,马江博老师认为有三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生产性服务业里正在打开的新空间。
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11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支持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工业设计、共性技术服务、检验检测、质量认证、数字化转型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这些领域过去准入门槛高,很多被国有机构垄断,现在是主动清理限制,向民间资本和个人开放。这类工作的特点是,专业性强、可积累、越做越值钱,不是那种随时可以被替代的流量型工作。
第二个方向,是现代服务业里的就业风口。
这个方向“文科生相对多一点”,比如信息服务、金融、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健康与养老服务、教育培训与人力资源服务。这些领域正处于政策和资本的双重风口。
它们踩在两个长期趋势上:一个是数字化,信息服务、供应链管理这类需求,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加深会持续扩张;另一个是老龄化,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亿,这些需求是结构性的、长期的,不是一阵风。
第三个方向,是AI带来的“一人公司”机会。
马江博老师把它叫做“创造型就业”。一个人,借助AI工具,可以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做的事,比如写作、设计、编程、咨询、内容生产。这类工作的上限,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判断力,而不是你有多少资本。
换句话说,在80万亿这个数字背后,不是说中国变成了服务型经济,而是说,我们正在经历一轮独特的产业升级,服务业和制造业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共生关系。而在这种新的模式下,“人本身”正在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
今天关于服务业里蕴含的新机会,我们只是做了简单梳理,假如你想详细了解,最近,马江博老师在《政经参考》做了更加详细专业的分析,推荐你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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