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旧动能转换”
首先，从经济学视角看，结婚变“难”是必然的，背后是“婚姻收益率”和匹配复杂度的变化。
这里做个比喻，就是婚恋市场也在经历一场“新旧动能转换”。
先看旧动能是什么。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中，系统地把经济学的工具用到了婚姻、家庭、生育这些事情上。他说两个人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婚姻的共同所得大于两人各自单身所得之和。
总之，结婚得是一笔“划算”的事，人们才会去做。而这种划算，往往来自男女分工，一个主外挣钱、一个主内持家，产生互补收益。
这个旧动能有一个客观上的优点：就是它的匹配效率其实挺高。因为分工互补这件事，是可以被“条件”充分描述的，全都可以写在一张纸上。而条件一旦标准化，就可以被批量匹配。这当然不人性，但符合当时的时代现实。
但变量是，贝克尔同时推导，随着女性收入能力上升，这种分工带来的婚姻收益会下降。他的推论是对的，已经被广泛验证。
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与男性有平等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女性群体，这当然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这个过程中，男女双方越来越多的旗鼓相当，让婚姻旧的互补的收益性价比被持续削弱。
简单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婚姻从“不结不行”的刚需，一步步变成了“结不结都行”的可选项，这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现象，这才是最本质的逻辑。
一个例子是，2025年，复旦发展研究院等四家机构，联合发布了《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这项覆盖十年（2014—2024）、基于微博等多个互联网平台数亿条随机博文的大数据研究显示：十年前年轻人讨论的是“结婚是自然选择”“婚姻总体正面”，十年后讨论主题变成了“婚姻的非必需性”“婚姻的成本”“婚姻的负面事件”。
而旧动能衰减的同时，对婚姻风险的认识却在日益显性化，但这本身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简单说，更早时结婚基于生活的刚需，哪怕两个人不合适，但离婚的社会和经济代价不好承受，很多婚姻的错配被忍耐掩盖了，婚姻风险没有大规模显性化。
但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了，双方离婚本身更有底气、更自主，婚姻的风险在社会认知层面也更显性化了。这当然也是进步，但客观上也会降低年轻人结婚的驱动力。
而另一个逻辑是，当初“一穷二白”的时候，变量就几个，匹配是简单模型。现在因为社会的日益富足，双方彼此的存量条件和期许要求自然也越来越多，变量成倍增加，匹配模型自然越来越复杂，其中还有很多不好标准化的要求，比如情绪价值。
因此，“契合”这件事必须靠长时间、高投入的相处才能确认，而且确认的结果还经常是“不合适”。这必然会导致匹配效率的大幅降低。
所以，从经济学视角看，结婚变“难”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因为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所以是无法、也不应该被回撤的，只能接受和面对，并等待未来新的婚姻动能产生。
梯度婚配失灵
当然，刚才是一个宏观描述，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切入结构中，看清几个关键的不对称，让你进一步理解。
第一个，叫梯度婚配失灵。
婚姻市场有一个天然的倾向，贝克尔叫它相称婚配，高的配高的，低的配低的。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还有一个千年的老传统就是“男高女低”，在中国，这个观念尤其坚固。
但现在是，中国的七普数据显示，20—34岁人口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女性占52.7%，已经超过男性。权威社科期刊《社会学研究》2024年的一篇论文，名叫《女性教育提升与生育行为变迁——基于夫妻匹配视角的研究》，这篇论文发现，从85后一代开始，妻子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丈夫，到90后差距还在扩大。也就是说，女性条件越来越好。
这篇论文还指出：高学历女性面临的婚配压力，不是线性上升的，而是指数级的。女性高等教育的进步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按道理不应该在婚姻上被束缚。但问题是，女性教育反超男性，是最近20年发生的事；“男高女低”的择偶观念，则运行了几千年。
这两件事的坚固度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这是今天婚恋市场最尴尬的地方，在传统梯度婚配观念尚未转变的过渡期内，一个女性越努力、越优秀，在别的领域会越扩大选择，在婚姻领域却可能在缩小选择。
《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的论文，题为《高期望择偶与低生育陷阱：当代青年婚育困境的社会学反思》，系统论证了这个逻辑。论文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还要维持传统婚配模式，女性找到如意婚配对象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高期望择偶正在成为低生育的重要推手。
这里有个偏差，就是很多人认为的自己的“正常要求”，其实从统计学上看可能就是高期望。举个例子，现在假设一位在杭州工作、普通一本硕士学历的28岁女性，她“向上找”，找一个“双一流”硕士毕业在杭州的男性，看看池子有多大。
我们从一篇题目为《基于相亲实例的单身青年婚恋价值体系探析》的论文数据中找找。这篇论文提到，七普数据中，浙江常住人口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仅占0.84%；再限定“双一流”高校，比例会掉到0.14%的数量级——一万个人里只有14个。然后男性约一半，就是7个。再限定在她可接受的年龄段，比如28到33岁，再剔除已婚的，再叠加她对收入的要求，比如年收入25万以上，再限定到杭州一地。
几层下来，这个万人比例就已经没法看了。但账还没算完。婚恋是一个双向市场，这些符合条件的人不是等着被挑，他们同时也在挑别人。总之在数学上，真的是在做一件万里挑一的事，难度挺大的。
特定人群的刚性不对
第二个不对称是特定人群的刚性不对称，或者叫婚姻挤压。
简单说，根据七普数据，中国20—40岁适婚年龄段，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单从数量上看，就存在较大规模的匹配缺口。当然这1700万人的缺口，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人口研究》2023年的论文证实，农村女性大量流入城市，婚姻挤压在农村远比城市严峻。也就是说，数量缺口主要压在农村男性身上，而结构错位主要压在城市女性身上。这背后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这也是一个经济学现象。
时间窗口和价值曲线的不对称
第三个错位，婚恋市场男女时间窗口和价值曲线的不对称。
简单说，在婚恋市场上，男女双方在市场里的“有效停留时间”是不一样的。相关论文指出，除了比较主观的情绪价值外，男女都面临社会价值和所谓生育价值的考量。
客观说，中国是“婚育捆绑”特征明显的国家，当然，关于所谓生育价值，只是相关论文的学术研究中对社会现实观念的描述，不代表它的正当性。
但问题是，同一个年龄增长，对男性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价值是在累积的，而所谓生育价值的丧失则比较慢；对女性而言，年龄增长虽然也意味着社会价值累积，但社会上对高龄产妇的担忧，在某个年龄（比如35甚至33岁之后）后是明显加剧的。
大龄女性社会价值的线性增长，往往在现实社会观念中难以完全对冲另一个断崖式曲线。这就是为什么“再等等看”这个策略，对男女的成本大不相同，这是很多现实焦虑的来源。这也是个经济视角的问题。
长周期结构性因素和政策慢影响的不对称
第四个，是长周期结构性因素和政策慢影响的不对称。
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结构性因素，女性教育反超男性是近20年的事，出生性别比是几十年前决定的，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是几十年尺度的，而“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观念则传了几千年。它们此时恰好撞在了一起。但这都不是政策短期内能改变的。
另外则是我上面反复提到的，就是导致现在结果的原因，本质上根本不是错误，是成绩，是进步，是不应该出政策来纠正的，不管是经济发展导致的传统婚姻收益的削弱，还是中国高等教育进步导致的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所以我认为，国家当然很努力在想办法出政策，但相关政策更多只能是“鼓励”“倡导”“支持”，这跟所谓政策力度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政策能降低的往往只是结婚的阻力，比如登记便利（现在登记不用回老家，甚至银行都能领结婚证了），另外一些地方给些结婚补贴等。
但今天真正缺的不是减少阻力，而是结构性的足够大的驱动力，它来自收益计算和匹配机制，政策短期改不动这些。
那是不是就没办法了？
宏观结构短期确实改不动，但匹配机制变难，不等于每个个体的匹配决策都必须失效，越是如此，个体自己校准的价值才越大。这里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看看我放在文末的《基于相亲实例的单身青年婚恋价值体系探析》这篇论文，作者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有着十年的撮合相亲经历，这种身处其中的研究，未必都对，但可供参考。
比如，不要把相亲变成全家的事，出主意的人一旦多了，就总有人不满。再比如，女性闺蜜的评价和观点真的不那么重要。以及对大多数青年男女来说，提升自己的情绪价值，包括形象管理和情商，可能是回报最大的投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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