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为何如此爱“虚名”？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19年的节目，将从宋徽宗频繁变动行政区划讲起，追问一个皇帝如此迷恋“虚名”的政治逻辑。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19年，这也是大宋宣和元年，大辽天庆九年，大金天辅三年。

这一年，在东亚政治舞台上，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但平静的表面下也是暗流涌动。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正在逐渐明朗。首先是大辽和女真人之间的关系。在战场上，大金虽然一直在赢，但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要和大辽分庭抗礼？还是要彻底灭了大辽？这几年双方一直在谈判，完颜阿骨打也在犹豫。但到了这一年的六月，谈判彻底破裂。女真人灭辽的战略决心，就是这个时候定型的。到了下一年，1120年五月，金军直捣大辽的上京，最后的灭辽战争开始了。

还有，就是大宋和女真人的关系。宋金联合灭辽，到底有没有可能？上一年，是大宋这边派使节，去试探女真人。到了这一年的正月，女真人也派了使节回访。虽然具体的条款还没有谈拢，但是这一来一回搭上线了，在这种灭国级的大博弈里面，大家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但凡有一点助力，双方都是要想尽办法争取的。剩下的，只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问题了。

而这一年，大宋天子的主要精力，还不在这些事情上面。你要是看过《文明之旅》1117年那期节目，就知道宋徽宗这个阶段正在想尽办法崇奉道教。他现在不是“教主道君皇帝”了吗？这一年，他主要忙着给佛教改名字：释迦牟尼改叫“大觉金仙”，菩萨改叫“仙人”、“大士”，寺院改叫“宫”和“观”，用今天的话说，这是用道教强行收购兼并了佛教。

当然，咱们也分析过，他干这些事的目的，并非出于宗教狂热，他只是在利用道教这个工具强化皇权。这是理解他这个阶段搞的那些神神叨叨的事儿的一把总钥匙。什么起造园林艮岳，什么给自己刻好多玉玺，所谓“受八宝”，还有铸造“九鼎”等等，目的都是这个。比如，他这一年还忙活了一件事：给一大批地方行政区“升格”。

这事儿要是搁现在，无非就是：县级市升地级市、地级市升直辖市，提一级嘛，很好理解。但是，在宋代，这事儿就有点乱，因为宋代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非常复杂。我简单解释一下。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比较稳定的就是县这一级，有些县，从秦始皇那会儿一直到现在，变化都不大。但是县上面那一层，就热闹了。到了宋代，能管着县的政区大概有四类：府、州、军、监。其中府是档次最高的，比如，开封府、应天府；军，一般不大，主要设在边疆和内地的一些战略要地，顾名思义，比较侧重于军事作用。比如我老家安徽芜湖附近的无为军，就是因为控制了濡须水的长江入口，从合肥经巢湖入长江的必经之地，所以无论是北方军队南打南京，还是南方的军队北上淮河流域，这都是战略要冲，所以设了一个无为军。

还有一种建制，叫“监”，一般都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某种资源特产，比如四川的富顺监，在今天的自贡，主要产盐；再比如湖南的桂阳监，在今天的郴州，主要产银矿。府、州、军、监，最后还剩下一种“州”，这就是这一级的主体了，北宋有200多个州，这里面大大小小区别可就大了。就拿苏东坡来说，他这辈子待过最大的州是杭州，20多万户，是顶级大州，可是他还待过海南岛的儋州，元丰年间，只有833户人家。州一级就这么大差距。

既然差距这么大，州就要分等级。可是分等级，又有不同的分法。比如，按过去的资历来分，这叫“州格”，一个州从高到低可以分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团练州、军事州，其中节度州最高。也可以按现在的经济地位分，这叫“州等”，按户口多少，分成望、紧、上、中、下好几等。你也不用记这些细节，反正知道，大宋州一级的地方行政区，有各种三六九等、高下区分就行了。

好了，知道了这些背景知识，还是回到这一年，大宋宣和元年，宋徽宗开始发力：给各种州升格。有的是普通的州，比如原来是个防御州或者团练州，现在升级成“节度州”，也就是州里面最高一等的，这叫“建节”，还有的，觉得叫“州”还委屈的，那干脆升成府，这叫“升府”。这一年，把宋徽宗给忙活的：7个州建节，7个州升府。

如果把视野拉大，放眼整个宋徽宗执政时期，他给地方行政区升格，建节有27次，升府有24次。这俩数字什么概念？大概占到了整个北宋类似行动的一半。

我们现代人熟悉的很多地名，就是宋徽宗这个阶段定下来，然后沿用到今天的。比如端州，就是出好砚台端砚的那个地方，徽宗改名叫肇庆，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一直沿用到今天；再比如甘肃的庆阳，原来叫庆州，也是因为徽宗给它升成了府，改叫庆阳府，一直沿用到今天；比如镇江，原来叫润州，徽宗升成镇江府，一直沿用到今天；还有一些地方，比如山东济南、湖北襄阳、四川遂宁，虽然古代也有这个名称，但宋代叫齐州、襄州和遂州，宋徽宗这个时候改成我们熟悉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虽然朝廷改个地名，抬高一个地方行政区的地位，很正常。但是像徽宗执政期间，搞得这么频繁，那就不正常了。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这套手段，到底能帮他解决什么问题，又会给他惹来什么麻烦？

建节升府

对一个地方行政区进行调整，改名也好，升格降格也罢，这在王朝治理上，都属于很正常的操作。

就拿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变革来说，我们经常听说的“撤县改市”和“撤县改区”，听起来也就是改了个名字，行政级别甚至都没有变化。但实际上，背后都有很深的政策意涵。比如，“撤县改市”，什么意思？“县”是中国传统的农村治理单元，核心职能是围绕三农治理、粮食安全、乡村社会管理展开的。而一旦撤县设市，就意味着，这块地方的发展使命变了，它将来是要发展成城市的。那相应的，政府拥有的审批权限、对主官的考核标准，都会发生变化。“撤县改区”呢？本来一个县的独立性是很强的，一旦改成某个大城市的区，不好意思，土地规划、财政等等权力就要交出来了，换来的好处是，在公共服务上和主城区并轨。你看，这都不是改个名字那么简单，对当地的发展方向是有实质性影响的。

古代其实也一样，动一个地方的名字，得有非常实际的原因，拿我的老家，今天的安徽省芜湖市举个例子：它的位置是在长江的南岸，从南京往长江上游走，大概100公里的地方。五代的时候，这里是南唐的领土，南唐首都就在今天的南京啊，所以它就成了拱卫首都的重镇，南唐朝廷就在这里划出了当涂、芜湖、繁昌三个县，设立了一个“军”，叫“雄远军”。这名字一听就霸气：虽然我地处长江南岸，但是我所图甚远啊！但是没过多少年，宋朝把南唐灭了，这个地方就别“雄远”了，你雄给谁看？远到哪里？改名吧：为了庆祝北方朝廷平灭南方割据力量，你就叫“平南军”吧。又过了几年，宋太宗继位了，这时候南唐一带已经安定了，这块地方还比较富，就别设个军事单位叫“军”了，改成正常的州吧，让老百姓好好过日子，那名字叫什么呢？这时候宋太宗的年号正好叫“太平兴国”，来呀，把我这年号里的头两个字赐给这块地方，改叫“太平州”吧。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民国。

你看，从南唐末年到宋朝初年，这块地方，既有改名的事儿，从雄远军到平南军；也有改行政区性质的事儿，从军改成州。但是不管怎么改，都是为了应对当地的一个变化，都有很切实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原因。

宋徽宗执政二十多年，他搞的行政区改革，像这样的实用型的操作，当然也有。比如把四川泸州升格为节度州，把海南岛的镇州、今天青海的西宁州和乐州、陕西的渭州，都升格成了节度州，本质都一样：都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某种情势发生了变化，需要通过调整名字或者级别，来适应这个新变化，优化一下这个地方的资源配置。

但是别忘了，我们前面说到两个数，建节27个，升府24个，其中很多做法，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就有点费解了。

我举个例子：这一年，徽宗把赵州升成了府，叫“庆源府”。赵州，就是赵州桥所在的那个赵州，在今天的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南边。这个地方，当时既不是军事前线，也谈不上什么交通要道，更没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地位，为啥要给它这么大面子，要升成府？要知道，府和州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地位高很多啊。你猜猜看，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要把赵州升成府呢？

这个原因其实就摆在字面上：没错！因为它姓赵嘛！跟大宋皇帝一个姓嘛！

哎，您家又不是第一天姓赵，您老赵家也不是第一天当皇帝，怎么100多年后，突然想起来要强调这个姓的高贵了？当然了，过去的皇帝也有尊奉国姓——就是“赵”——的动作，比如当年的宋神宗，就曾经给春秋时期的赵国人程婴和公孙杵臼封过侯、立过庙，你要是看过京剧《赵氏孤儿》，就知道了，他们俩是老赵家的恩人。这是通过一些低成本的动作，表达一下老赵家慎终追远、不忘本的意思，就可以了。

而像宋徽宗这样，把一个地方行政区赵州升成府，用这种方式来强调赵姓的特殊地位，这成本可就高了，动作幅度也太大了。对，这就是宋徽宗执政的风格。他喜欢、他也擅长，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名分的操作，来强化皇权。我们在1113年讲《千里江山图》，1117年讲“道教”的时候，我们都触及过这个话题。你可以再去参考一下。

你看出来没有？用这种理由来变更地方行政区的名字和地位，跟前面讲的那些例子区别可就大了，这种变更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和当地没有什么关系。当地只提供一个符号，宋徽宗是在利用这个符号来传递别的信息给别的人听。

理解了这一点，那下面说的这些例子，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比如，前些年，宋徽宗因为有人报告说，乾宁军，就是今天的沧州市青县，那里的黄河突然变清了，好啊，“黄河清圣人出”嘛，那是祥瑞啊，来啊，把乾宁军升一格儿，改成清州。

再比如，澶州，就是当年签澶渊之盟的地方，地方官说了，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老赵家有缘份啊，当年太祖和太宗都在这里待过，真宗也在这里御驾亲征过，您看看，能不能把我们澶州升成一个府啊？徽宗大手一摆，可以，都是为了纪念老祖宗嘛，澶州升成开德府。

啊？这也成？山东兖州的地方官来了，我们这个地方好啊，你们老赵家不是给自己编过一个神仙老祖宗吗？叫圣祖赵玄朗，你们编的时候，就说他生在我们兖州啊，还有，本朝太宗的封地也曾经在我们这里，能不能考虑我们也升成府啊？徽宗说，可以，这就是袭庆府。

连这也行？四川梓州又报上来了，说我们这个地方，神宗皇帝有一次管我们叫“剑南东川”，但是呢，朝廷现在的文件还是管我们叫“梓州”，这个名我们嫌不够霸气，镇不住，能不能行行好，给我们升个府呗？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但是徽宗说，只要说得出理由就行啊。升吧，梓州就这么升成了潼川府。

你看出来了，宋徽宗和地方官之间，有一种互动的默契：地方官负责包装某个地方的意义，宋徽宗负责对这些意义表达认可。地方官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包装是不遗余力，宋徽宗为了提高皇权的神圣性，这种意义是多多益善。这种政治气氛滚滚向前，建节升府的地方越来越多，大宋朝领土的意义浓度显著提高了。

到后来，这种升格儿动作甚至变成了批量操作，一键生成。

比如，宋徽宗自己在当皇帝之前，有过各种封地，当然了，这只是遥领，被封成某地节度使，并没有真的去那个地方生活。等徽宗当了皇帝之后，这些地方，都算是他发家的地方，意义独特啊，所以，建节升府都有份儿，这就是曹州升兴仁府、潞州升隆德府、苏州升平江府、润州升镇江府、端州升肇庆府、遂州升遂宁府的原因。他一个人的封地，就升了七个府。但是，也不能只有徽宗自己的封地能升格儿啊，此前的皇帝也有封地啊，那就别一个个升了，一次性都给办了吧。这就是晋州升平阳府、寿州升寿春府、齐州升济南府、颍州升顺昌府、庆州升庆阳府、邢州升信德府、安州升德安府、郓州升东平府、襄州升襄阳府的原因。

这个阶段，宋徽宗“建节升府”的动作随意到什么程度？我们在1117年讲他崇奉道教的那期节目里，介绍过他宠信的一个道士，叫林灵素，是温州人。徽宗大笔一挥，来啊，林灵素的老家温州升格，升成节度州吧。你看看，这已经是把地方行政区的升格，变成了可以随手赏人的小恩小惠了。事情演化到这个程度，已经毫无严肃性可言了。

那么请问，宋徽宗这么做，纯粹就是因为他性格草率吗？

不不不，我们多次讲过，宋徽宗这个人的政治直觉和权术本能都很好，他是会犯错误，但他不会犯简单的错误。

符号政治

现在我们试着切换到宋徽宗的视角，他为什么会在建节升府这件事上显得这么随意，或者说这么激进？

因为有用啊。一个皇帝，在巩固皇权这件事情上，永远是没够的。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剧场国家”。不要以为权力只有强制和暴力这一种形态，权力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表演。君主是可以通过仪式、符号、庆典，来展示权威、塑造权威的。即使是成熟的现代国家，也需要阅兵式、国庆焰火啊。

这就说到宋徽宗这个人的特点了，他是艺术家啊，他最擅长的巩固皇权的方式，就是操作各种符号和名分，来提升皇权的神圣性。说白了，他这20多年的执政，很大程度上就是苦心经营一场又一场盛大的表演：我才华出众，我能让你们看到盛世文化奇观；另外我还是神仙下凡，我能让你们看到各种神迹祥瑞。

就拿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大宋朝所有先帝的潜藩，就是他们在没当皇帝之前的封地，都从普通的州升成节度州，从州升成府，这是在帝国的地图上钉上一排钉子啊，每颗钉子上面都刻着：这是和真龙天子发生过某种关系的地方。这么一来，皇帝的家族史，就变成了国家的空间秩序。老百姓走到这些地方，一看到什么“庆源府”“襄阳府”“庆阳府”这些地名，就会想起来：哦，这是哪位先皇的旧封地。皇权的谱系，就这么变得可见了、可感了。在客观效果上，这当然就是皇权的强化。

而且，皇帝要想传达一个或强烈、或微妙的政治信号，他也需要工具。建节升府，就是宋徽宗找到的一个新型信号工具。

举个例子：宋徽宗儿子众多，北宋灭亡前，他就有三十一个皇子。北宋皇帝中，最能生的就是他。但是，儿子多到这种程度，也不是什么好事，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会一直是朝堂上的一股暗流。嫡长子是赵桓，也就是后来的宋钦宗。但当时还有个说法，徽宗其实更喜欢自己的三儿子赵楷，因为他和徽宗一样多才多艺，还喜欢画画。更何况今年宋徽宗也才38岁啊。这么年轻的皇帝，未来的变数还是很大。

你看，这个局面就很尴尬，赵桓是嫡长子，法理上是未来皇帝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但是没有宠爱，偏偏后面还跟着个有宠爱的弟弟。到底什么时候立太子，立谁当太子，当时的大臣难免各种眉来眼去、嘀嘀咕咕、暗流涌动。宋徽宗当然也很明白大家在怎么想。那怎么办？他既不愿意让大家觉得他会废长立幼，不按法理办事；作为现任皇帝，他也未必愿意让局面明朗到那种程度，让大家猜一猜也不是坏事嘛。这个时候就考验皇帝释放政治信号的技巧了。

我们来看宋徽宗是怎么干的：1113年，他来了个建节升府的动作，把定州升为中山府。为啥？因为嫡长子赵桓封为“定王”，他的封地就在定州。皇帝即位前的封地，按照宋代政治惯例，往往有资格获得升府的特殊待遇。你看，这个信号明显不？这不就是暗示，赵桓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很大吗？但是，又不能仅有这一个信号，紧接着，也是在这一年，徽宗连续把自己原来的封地，苏州、润州、端州升成平江府、镇江府和兴庆府。这是既给赵桓刷了存在感，又狠狠地给自己刷一把存在感。

你看，借着连续几个建节升府的动作，宋徽宗实际上传达了两句话的政治信号：第一句话，你们别瞎猜，嫡长子就是未来的皇帝。第二句话，你们也别当真，现在还是我当家做主，最终结果还是得看我的态度。这是既稳住了皇储的位置，又不愿让太子的风头盖过自己。你想想看，这么微妙的信号，如果不借着这种手段，怎么传达得出来？像宋徽宗这样的人，七窍玲珑心，肯定会非常喜欢这样的政治工具，在他看来，签发一纸诏令，建节升府，又不花什么钱，不过就是给一点虚名，就能拥有一项精巧的政治工具，何乐而不为？

但还是那句话：有收益就必有成本，有好处就必有代价，宋徽宗这么干的坏处是什么呢？

最好理解的坏处，就是朝廷滥用名器嘛。本来尊贵的东西发生了通货膨胀。大宋刚建国的时候，只有区区几个府，开封府、大名府、河南府，就是洛阳，京兆府，就是长安，等等，都是响当当的大城市。到了宋徽宗继位的时候，一共也才15个府。而经过宋徽宗这么一通建节升府的操作，新建了20多个府，这府可就不值钱了。而且，这种升级的口子一旦敞开了，根本守不住。我老家所在的太平州，就是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变成了太平府。今年你升，明年我升，到了清朝的时候，全国有200多个府了，成了管县政区的主流。中国地方行政区，从州制演化到府制，宋徽宗就是重要的推手。

当然，你可能觉得，这也没什么啊，不过就是知州变成了知府，换了个名字而已，还能有什么恶果吗？重要的不是名字，而是这种政策思路，是对国家政治资源的破坏性开采。

举一个古罗马历史上的例子。本来，罗马公民权是非常值钱的，罗马人为之骄傲，外省人为之神往，想获得罗马公民权，有非常苛刻的条件。比如，要在军队服役25年，而且罗马法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娶妻。所以你算算，一个外省人，如果17岁入伍的话，42岁才能退役，退役的时候还没成家，这辈子很可能就这样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走这条路，为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奋斗。

但是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为了增加税收，扩大兵源，开始普发罗马公民权。只要你是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的自由民，你就是罗马公民。天哪，多少人祖祖辈辈的期待啊，怎么突然就圆了梦了呢？当时有很多人都在歌颂这项政策，仁政啊，平等精神的体现啊，等等。

但是结果呢？李筠老师在这本《罗马史纲》里写了一段话，我念给你听：“没有经过奋斗得来的东西，人是不会珍惜的，既不清楚它的意义，也不知道它的用法。便宜得来的公民权既没有匹配的公民意识、公民自觉和公民美德，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素质和法律习惯。”“荣誉一旦被打击，主人翁的担当精神一旦熄灭，帝国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再强大的帝国也是担当者撑起来的，没有合格的担当者，只剩下追名逐利的势利小人在里面混，再强大的帝国很快也就完蛋了。”

是的，让某些稀缺的资源保持稀缺，这不是吝啬，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要有的结构，荣誉、骄傲、梦想、奋斗，都附着在这些结构上面。如果为了一时的便利和美名，滥用这种资源，导致结构的坍塌，最后就会伤害到整个共同体。

但是，宋徽宗对符号资源的滥用，后果远远不止于此。

别忘了，我们现在是在公元1119年，距离北宋灭亡的1127年，已经没剩下几年了。在这个阶段，我们每讲一个话题，其实都在试图从某个侧面来回答那个困扰了中国人将近千年的问题：一个繁荣得像梦境一样的大宋朝，为什么那么快就崩溃了？

文明悖论

宋史学者聂崇岐先生有一句评价宋徽宗的话，他说：“徽宗一无愁天子，不实事之求，惟虚名是骛，一时上下相习成风，多所兴革。”简单说，宋徽宗这个文艺青年啊，一通瞎折腾，病根在于他不实事求是，总爱搞那些虚名。

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除了宋徽宗本人的性格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种注重虚名的执政风格呢？

其实跳出来一看，你就明白了：这不仅是宋徽宗的问题，这是成熟官僚国家普遍具有的一种倾向：把直接的争夺和强制，转化为资格、名号、程序和规则。要不孔子为什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呢？要想建立一套稳定运行的社会秩序，用低成本的名分和符号替代高成本的暴力和争夺，这是一个趋势：原来需要打仗才能决胜负的事，后来就变成了数人头，我这边人多，你就输；原来需要数人头才能知道哪边人多，后来变成了看级别、看身份；原来需要争争抢抢才能定下来的级别和身份，后来变成了看血缘，看规矩。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符号权力”：简单说，越成熟的国家统治会越依赖符号支配，因为它成本更低、更持久、反抗更少。

宋徽宗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崇奉道教，制造祥瑞，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建节升府，就是他对符号权力的操弄。你可能觉得虚，但那真是有效啊，成本真低啊。发一纸诏令，让某个地方升了府，就能让当地老百姓念皇帝的好，还顺便释放了某种政治信号。这么好的买卖，为啥不做呢？

其实你想想我们现代社会，这种符号权力更是到处都是。它们虚吗？一点也不虚，可以说整个人类现代社会就是运行在这些规则、符号以及它们背后的共识上的。

2026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牛津大学有一个演讲，他说：地球上，原来是没有氧气的，所有的生物也都是厌氧生物。后来，海洋里出现了蓝藻，它居然可以释放氧气，这在当时地球上的生物看来，就是放毒啊。到了距今24亿年前，当时的大部分生物都被毒死了，那活下来的呢？就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好氧生物。

当然，尤瓦尔·赫拉利是历史学家，他说这个，是为了打一个比方，人类就好比是蓝藻，几万年的人类史，就是在释放原来地球上没有的那些东西：规则、契约、数据、官僚、符号。结果呢？结果就像是蓝藻释放氧气，结果养出了好氧生物一样，地球上现在充满了规则契约和符号，作为新的环境，就一定会催生依赖这些东西生存的新物种。

用尤瓦尔·赫拉利的话说，一个律师、银行家或政府官员，可能连斧头、锤子都不会拿，但仅凭在官僚网络里搬运数据、挪动文件，就能砍伐整片森林、建造整座城市。他们在自己创造的小环境里，这是有效率的，也是有真实的力量感的。但是下面这句话重要了：“当然，你要是把律师扔出官僚体系、扔进杂乱无章的原始丛林，她的法律技能毫无用处，打不过黑猩猩，也打不过狮子大象。”

说到这里，我们好像突然想通了一件事：这哪是说什么现代的律师啊？这不就是说的是宋徽宗，以及他后面遭遇的悲剧吗？徽宗一辈子生产符号，符号成了他呼吸的空气——他自己变成了只能呼吸这种空气的动物。而女真人，却是一个新物种。

过去总有一种说法，说大宋朝搞什么以文驭武，把自己的军队从猛兽驯化成了绵羊，所以才有了后面的靖康之耻。其实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在大宋朝熟悉的逻辑里，以文驭武是有效的，要不然哪能终结五代的乱世？在面对类似的敌人的时候，以文驭武也是有效的，要不然怎么能扛得住北边的大辽？怎么能把西边的西夏打得生存空间一再压缩？但是，遇到了女真人这个全新的物种，就像刚才说的，把律师扔出官僚体系，扔进杂乱无章的原始丛林，让他去和黑猩猩、狮子、大象作战——他就完全丧失了力量。

请注意，这并不是在说女真人野蛮。你要是细看历史，会发现女真人有非常理性、有契约精神、讲规则、讲道理的一面。

重点在于这个阶段的宋徽宗，他入戏太深了，就像是一只陷入梦境的蜘蛛，一遍遍地趴在自己织就的大网的中央，通过牵动一根根蛛丝，控制着这方天地，好使！有效！爽！他浑然忘却了，在这张网之外，如果他还是沉迷于这网内的逻辑，那就不仅是无用的问题了，那是有害。

我举个例子。

再过几年，宋徽宗要和女真人联合，拿回燕京。为什么要拿回来，首先当然是有了这个地方，大宋对北方敌人，就有险可守了，另外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这里是燕云十六州啊，是汉唐故地，如果能收复的话，会有非常好的符号意义，更能证明这是一个盛世。你看，拿回燕京，虚实两个方面的理由，兼而有之。

但是后来收复燕京的实际过程又是怎样呢？岳飞后来有一个说法，他说，我每次想到童贯领兵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事儿，我都想笑，为啥？你用兵争一片土地，总要考虑实际上能不能使用上面的资源，能不能守得住吧？童贯倒好，他不用兵来打，他用钱来向金人买。金人表面上答应，但是把这块地方上的人、粮食全部带走，只留一座空城。当时国家还觉得，挺好，我收复燕云了，只看这个动作的政治意义，完全不考虑守不守得住。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金人去而复返，地方还是丢了。这叫什么？岳飞说了六个字：“以虚名受实祸”。这真是振聋发聩的判断。

宋徽宗的错误，不是相信名分有力量。名分当然有力量。一纸诏书，可以改变官员的职位、地方的等级、资源的流向，以及人们对一座城市未来的预期。一个成熟国家之所以能够少用暴力，正是因为它把大量力量压缩进了称号、规则和程序。

宋徽宗真正的错误，是他用授予名号替代实际治理，他用内部承认替代外部承认，他用宣布拥有替代真正控制。

在大宋境内，他说赵州是庆源府，赵州就会成为庆源府。可到了国门之外，大宋说燕京已经收复，可是人口、粮食、关隘和能守得住它的军队也不会因此自动出现。

为什么岳飞说：“以虚名受实祸”？是因为名分原本真的有力量。只不过，每一个有效的名分，背后都必须站着一套愿意承认它的秩序，和一套能够兑现它的实力。名分这个东西，不只是有权给世界命名，更是有能力让世界按照这套符号和规则来行动。

所以，宋徽宗的悲剧，不是一个因为文明而变得软弱的故事，而是一个因为沉溺在虚拟力量的有效性，而忘却了真实世界的残酷性的故事。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现代中国救亡运动中的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用今天的话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街打流氓。”再好的路径，都不能把我驯化成对它产生无限依赖的单一路径。

好，这就是我在公元1119年，为你讲的宋徽宗的一段往事。我们下一年，1120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中国现代体育教育，他是奠基人之一。

马约翰出生在1882年，1914年秋季，他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就没有离开过那片学校操场。清华那句著名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背后也是他倡导的体育精神。

给你读一读他在《体育的迁移价值》里写下的这段话：

我知道晚饭是我的身体所绝对必需的，但是我必须把食物吃到肚子里；

我知道爱是鼓舞人的，但是我必须认识一个女性；

我知道勇敢是高贵的品质，但是我必须做出牺牲来体现我的勇敢。

生活是实际的，而人们要为生活作适当的准备，其方法也必须是实际的。

教育纲领必须是积极的，而体育则正是完美地回答了这个要求。

他还说，体育培养的是“进击性”，就是对有意义的目标作连续进攻性努力。无论输赢，必须竭力进攻。

公元1119年，我们节目讲的是宋徽宗对虚名的迷恋，他有名号，有仪式，唯独没有进击的行动力。而马约翰76岁能拿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84岁还能做13个俯卧撑。这实力不是嘴上宣布出来的，是硬桥硬马练出来的。

致敬马约翰，致敬“野蛮其体魄”的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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