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听说唐朝人吃鲤鱼犯法？那……不小心吃了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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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鲤鱼被称为“赤鲤公”。朝廷专门下诏保护，严禁捕食鲤鱼。然而，翻开唐诗，捕鲤、烹鲤、食鲤的场景却比比皆是。那么，唐朝人究竟吃不吃鲤鱼？如果吃了，会有什么后果？

池塘中的锦鲤。来源/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唐朝鲤鱼的开挂鱼生

在唐朝，鲤鱼非常尊贵。

唐朝笔记小说《酉阳杂俎》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在唐朝，鲤鱼被尊称为“赤鲤公”，严禁捕获。如果误捕鲤鱼必须放生，出售鲤鱼则杖刑六十。唐玄宗还曾下诏两次，禁止捕捞鲤鱼。区区一条鱼，为什么引得朝廷如此兴师动众？

唐玄宗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究其原因，主要是“鲤”与国姓“李”同音，这甚至让鲤鱼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李唐的象征。譬如《大业杂记》：

“梁都有清泠泉水，周阔二里许，即卫平所得火龟之处。清泠水南有横渎，东南至砀山县，西北入通济渠，忽有大鱼似鲤，有角从清泠水入。通济渠，亦唐兴之兆。”

把鲤鱼当作唐朝兴起的祥瑞之兆。

事实上，避讳一事，前朝早已有之。例如，秦始皇名“政”，正月于是改称“端月”。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了避讳，将“秀才”一词改为“茂才”。及至唐朝，“鲤”字与皇姓同音，如果仅避其字，也不过是循例而已。但李唐皇室对鲤鱼的推崇，远不止在名字上做文章。

关于古代“避讳”，可点击跳转参考往期文章《古装剧最爱的“掉马甲”神器：古人到底怎么避讳？》

唐高祖李渊为避祖父李虎的名讳，在武德年间改虎符为银菟符，后定形为铜鱼符。武则天时期曾改用龟符，但神龙元年（705）李唐复辟后又恢复了鱼符，并沿用至唐末。根据功能，鱼符又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铜鱼符主要用于调兵遣将；而随身鱼符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它用来表明官员品级高低。不同地位的人所佩鱼符的材质也不一样，“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某位姓名”（《新唐书·车服志》）。为了盛放随身鱼符，唐朝官员还会在腰间佩戴鱼袋。鱼袋的材质和配饰也随品级而定，三品以上饰金，五品以上饰银，官阶高下，观“鱼”即知。一条小小的鲤鱼，就此游入朝堂，成为大唐权力体系中最显赫的徽记。

唐代鱼符。来源/山丹县博物馆

鱼符的使用，既是制度上的安排，也呼应了鲤鱼在唐人观念中的神圣意涵。李唐皇室为建构自身正统性，自称为“神仙之苗裔”，借神话传说为君权披上灵光。而在这一文化脉络中，鲤鱼早已被赋予了非凡的色彩。

西汉刘向《列仙传》记载，琴高是赵国人，曾为宋康王门客，修炼涓子、彭祖之术，在冀州涿郡一带游历了二百余年，后来他辞别众人，入涿水取龙子。临别时他让弟子在岸边设祠等候，不久果然乘赤鲤而来，端坐祠中。又有子英在捕鱼时获一尾赤鲤，因喜爱其色，就将鱼养在池中。一年后，赤鲤生出角与翅翼，邀他一同羽化而去。随即大雨倾盆，子英便乘鲤腾空而去。此后七十年间，他年年归来探望家人，赤鲤复来迎接。吴中门户因此皆绘“神鱼”，并且立了子英祠来祭祀。在唐代，“乘鲤升仙”之说极为流行。诗人笔下，“羽化如乘鲤，楼居旧冠鳌”（刘禹锡《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水客夜骑红鲤鱼，赤鸾双鹤蓬瀛书”（温庭筠《水仙谣》）等诗句，将鲤鱼与仙道境界相连，赋予它超凡脱俗的气质。鲤鱼既承皇室之“李”姓，又得神话之“仙”名，二者交相呼应，使其象征意义从人间礼制延展至灵境云天，成为贯通世俗与超然的精神符号。

羽人骑鱼图画像砖。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当鲤鱼遇上大唐老吃家

既然朝廷禁止捕食鲤鱼，吃了会怎样？

翻开唐诗，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吃了就吃了，诗人甚至还大大方方地把捕鱼、吃鱼的经历写进诗里。

张籍在《祭退之》中回忆捕鱼：“回入潭濑下，网截鲤与鲂。”李涉写得更得意，他的鱼竿一甩：“我今无事亦如此，赤鲤忽到长竿头。”（《春山三朅来》）鲤鱼就上钩了。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好运。李舜弦在诗中记录了自己捕鱼不得的经历：“尽日池边钓锦鳞，芰荷香里暗消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钓鱼不得》）

已经捕到了鱼，接下来就是怎么吃的问题。诗人们不仅照吃不误，而且吃得讲究。

白居易在赴江州的船上支起炉灶：“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舟行（江州路上作）》）所谓“炊稻烹红鲤”，就是指一边焖饭，一边烹鱼，饭香与鱼鲜混在一起，想必是旅途中非常幸福的一餐。

素面双耳提梁银锅，唐代。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鲤鱼在古代也可以生吃，古人称之为“脍”，做法与今天的生鱼片颇为相似。王维在《洛阳女儿行》里写道：“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脍”就是将鲜鱼切成薄片，蘸料而食。侍女用“金盘”盛放鲤鱼脍，可见鱼脍在当时是非常讲究的吃食。“脍”的技法，自古有之。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推崇鲤鱼入脍：“脍鱼肉，里（鲤）长一尺者，第一好。”唐代《酉阳杂俎》进一步细述了切脍的技法：“鲤一尺，鲫八寸……用腹胰拭刀，亦用鱼脑，皆能令鲤缕不着刀。”认为一尺长的鲤鱼，用鱼腹油脂或鱼脑擦刀，切出的鱼片便不会粘刀。唐诗中，鲤鱼脍的身影并不少见。贺朝写“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赠酒店胡姬》），丘为写“小僮能脍鲤，少妾事莲舟”（《湖中寄王侍御》），可见鱼脍在唐人的宴席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当然，口味这事向来见仁见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鲤鱼脍。唐人杨晔在《膳夫经手录》里就提到，最适合做鱼脍的是鲫鱼，其次是鳊鱼、鲂鱼、鲷鱼、鲈鱼。

除了生吃，唐人还偏爱一种名为“鲊”的吃法。这种用盐和米腌制发酵鱼的做法，风味别具一格。隋大业年间，吴郡官员曾将鲤鱼鲊进献给隋炀帝，以此作为地方贡品，足见它在当时已非寻常之物。《酉阳杂俎》中也简略记载了“鲤鲋鲊”的制作方法，虽然比较简单，却足以说明这种吃法在唐人的日常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

鱼羹同样颇为流行。《太平广记》载：“向有人惠双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作羹。”有人送来两条鲤鱼，本打算等长辈回来再烹制，但宾虞素来嗜鱼，等不及了，便让人先做成了鱼羹。做法简单，却能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鲜嫩，汤浓味美，很下饭。

至于鱼酱，在唐朝不算太受欢迎。北魏的《齐民要术》认为鲤鱼、鲭鱼做酱最佳，而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里却说，鱼酱以鲻鱼、魦鱼为上，鲤鱼、鲫鱼次之。时代不同，口味偏好也在变。

放眼整个唐代，食鱼之风遍及全国，从平民百姓到皇亲贵戚无不以鱼为美。通过记载不难看出，唐代虽有禁食鲤鱼的律令，但实际的执行力度相当有限。再加上这道禁令前后也只维持了十年左右，它对大唐百姓餐桌的实际影响，恐怕远不如后世想象得那般严厉。不过，它并非全无痕迹。在唐代以前，鲤鱼本是养殖范围最广的淡水鱼，但李唐皇室对鲤鱼的尊崇，迫使渔业者转向其他品种，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四大家鱼”趁势而起，逐渐取代了鲤鱼的地位。

雪渔图卷（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

鲤鱼的大唐漂流记

在唐代，鲤鱼是李唐皇室的图腾，是诗人笔下的美味，它象征着士子心中的前程，也象征着远方寄来的尺素。鲤鱼，是唐人精神世界中一个绕不开的符号。

“鱼跃龙门”的传说由来已久。根据《太平广记》对《辛氏三秦记》的引述记载：“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这个传说在唐代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科举制度的盛行，使“鱼跃龙门”从神话变成了读书人的人生写照。鲤鱼奋力一跃，跳过龙门即成龙；士子寒窗苦读，金榜题名便脱胎换骨。唐人元弼还专门写过一篇《鱼跃龙门赋》，将那奋力一跃的壮阔描绘得淋漓尽致。

李白在《赠崔侍郎》中写：“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看似写鱼，实则在说自己的怀才不遇。白居易的《点额鱼》则角度清奇：“龙门点额意何如，红尾青鬐却返初。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鲤鱼跃龙门固然荣光，但做了龙要行云布雨，未必比做一条自在的鱼更轻松。这大概是只有已经登第入仕的人，才写得出的感慨。

唐鎏金鱼化龙纹大银盆。来源/镇江博物馆

唐代的“烧尾宴”也脱胎于此。鱼化龙需天火烧尾，士子登第后也要办一场“烧尾宴”庆祝，寓意身份的蜕变。

除了“化龙”，鲤鱼在唐代还扮演着“信使”的角色。这一传统承自秦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饮马长城窟行》）诗中的“双鲤鱼”，并非真的鲤鱼，而是指两片鱼形的竹木简。纸张普及之前，古人为了避免书信被损毁，常常将其夹于这种鱼形木简之间。久而久之，“双鲤”“鲤鱼”等便成了书信的代称。

唐代承继了这一文学传统。李商隐写“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寄令狐郎中》）。杜牧写“他年寄消息，书在鲤鱼中”（《别怀》）。在那个车马慢、路途远的年代，一条鲤鱼游进诗里，替无数人捎去了思念。

鲤鱼就这样游过了几千年，它游进大唐，游入朝堂，游进了诗卷与传说。时至今日，我们仍会在年画上看到胖娃娃抱着红鲤鱼，“鱼跃龙门”的故事也还在口耳相传。那条从古代游来的鲤鱼，早已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