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九百多年前，一个叫柔奴的宋朝女子，说过一句完全不同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其实是另一种意思：不是环境好了我才安心，而是到了什么地方，我都有办法把日子过下去。
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他的好友王巩也受牵连，被贬到岭南宾州。
王巩的歌者柔奴随他南下，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左右。1083年王巩北归，柔奴也一同回来。
苏轼看着这个刚从极苦之地熬出来的女子，忍不住问：“岭南那地方的风土，应该很不好吧？”
柔奴笑着答了八个字：“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这句话触动了苏轼。他随后写下《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真正动人的，不是“岭南其实没那么苦”，而是柔奴没有把“安心”完全交给环境。
人当然会受环境影响，也不可能只靠一句话化解所有困境。但柔奴的回答提醒我们：环境无法选择的时候，一个人仍然可以决定，怎么过眼前的日子。
后来，苏轼自己也一次次被推到陌生而艰难的处境中。
他被贬惠州，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后来到了更远的儋州，离开海南时又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这不是说他不痛苦。乌台诗案中，他一度以为自己可能死在狱中，写下“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真正难得的，是经历过害怕、失意和漂泊以后，他仍然能在新的地方重新生活。
所以，“此心安处”不是认命，也不是逼自己乐观。它更像一种能力：境遇一时改变不了，就先把眼前的生活重新安顿起来。
到了晚年，苏轼回望一生，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那些曾经把他逼到人生低处的地方，最后反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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