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思涵

编辑：赵淑荷

又到五一，景区里来的不是游客，是“一生要出片的中国人”。西安芙蓉园前长满了大唐公主，故宫红墙边的格格排起长队，扛着长枪短炮，占据打卡机位。

出片，成了一件暧昧的事。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出片文化正在毁掉自己的旅行：排上动辄数小时的长队，只为了精致的打卡九宫格；兴冲冲地到网红景点去，结果发现所谓美景，只是裁剪和调色的“照骗”产物。

而出片所毁掉的更为根本的，是我们对“美”的一系列看法。

和“拍照”这个简单的完成动作相比，出片是一整套更完备的规定动作——足够精致、有氛围感，在社交媒体上受欢迎。它也建立起一套堪称霸权的审美标准，巴掌脸、高颅顶、冷白皮、肌肤光滑。

《歌舞青春：音乐剧集 第二季》剧照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手机摄影普及，记录生活的摄影设备多种多样，但人们关于“美”的认知却变得一致。无论是景区出片，还是日常拍照，当下几乎所有的P图劳作，都在有意无意朝这个标准靠拢。

作家内奥米·沃尔夫在《美貌的神话》里指出，正是照相机发明后，女性美的统一标准才开始出现。影像的发明，使得“美”变成了“美如图像”的同义词。漂亮女性的照片越多，关于美的理想却越趋同。

二三十年间，摄影技术的进化，如何改写了我们对“美”的看法？

“真的，我看到那一瞬间，他的双眼都放大了，就很震惊。”小茴描述。大学毕业那年，她去一家知名连锁写真馆拍证件照，修图师给她按“基本操作”微修以后，问她还有哪里要P，小茴说，没有。

震惊过后，这名修图师默默转回身，对着价格高昂的苹果电脑一顿操作，指出她的肩线要P正，还有“这里那里”的瑕疵。最后，小茴得到了一张和自己“没半毛钱关系”的证件照。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锡锡身上。去年，某连锁品牌推出的魔法主题写真很火，锡锡就去尝试拍摄一组cosplay，服装、造型和动作，所有被拍摄者都是同一套模板。

景区扎堆的写真拍摄丨南风窗 郭嘉亮 摄

对方告诉锡锡，照片交由专门的修图团队去修，和摄影师是分开的。也就是说，给她修图的人根本没见过她本人，因而只能按大众喜欢的样子去修。

“这种大公司不会提供原图，如果提供了，你觉得很丑，可能会败坏他们的出品声誉。”

拿到修图团队给的“过程稿”，她不禁问：这谁啊。无奈之下，她用美图秀秀把自己的锥子脸一点点给拉大了——她本来是一张圆脸。

“网红脸、大眼睛、高光卧蚕，鼻梁细细的一条线，两边全是阴影，薄薄的微笑唇，像是要戳死你的下巴。”锡锡总结。这类大型连锁写真馆的修图师，面对的是成千上万张脸，只能选择套最稳妥的“公式”，修图变得极其工业流水线，如同“没有感情的机器”。

《整容日记》剧照

制造流行的摄影师，也被“卷入”了出片审美。独立摄影师、剧照师陈颜为一些演员和模特拍摄照片，即便在沟通时他会经常赞赏对方，“其实老师您的面部流畅度已经非常高了”，但对方还是要求，脸还要再小一点，法令纹再淡一点。

他也能理解，艺人模特更侧重展现自身的美貌，而非照片的整体质感。后来，遇到出镜状态没那么好的被拍摄者，他会提前调整相机参数，以便出片时，对方面部“不要有太多纹路感”。

他会拿到一些对方修完以后，和拍摄时“两模两样”的返图。“这是她希望让大家看到的她，而不是你看见的她。这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区别。”

没有毛孔、皱纹、凹陷和老茧，只有光滑平整的表面，这种社媒时代兴起的审美，被哲学家韩炳哲概括为“平滑美学”。

韩炳哲写道：“平滑的世界是一个只有积极面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痛苦、不会受伤、无罪的世界。”这种美学只想讨人喜欢，而不想推翻什么，“温顺地迎合着观者，诱使他们点赞”。最终，平滑美学反过来加速信息、人际和资本间的循环。

对于博主甜粥来说，出片是职业的一部分。她已经练出了流水线般的修图手速，最快几秒就能P完一张图：瘦脸、窄脸、小头，再调整身材、肤色、光感和自然饱和度。

线上和线下是两套视觉系统。粉丝见到她本人，惊讶地说，你的脸比视频里还小。可她自己看照片时，还是会想，“我怎么这么胖，脸怎么这么大”，尽管她清楚，生活里的自己“已经非常瘦了”。

在一个周末，我来到了广州艳芳照相馆。

网上说，这是一家成立于1912年的老照相馆，曾经为孙中山、鲁迅等名人和几代广州街坊留下影像。

在照相馆3楼，我见到了一台“古董”老式柯达照相机，比起相机，它更像一个有着“厚脑壳”的木质方箱。一个师傅站在机器后面调焦，另一个站在前面，手里牵着快门线。这场景，只有民国电视剧才有。

艳芳照相馆的老式柯达照相机丨南风窗 郭嘉亮 摄

负责动作指导的黄师傅用广普告诉我，手掐兰花指放在腮边，可以修饰我的圆脸。“手指有点层次才好看，掐个弧度，根据自己脸型——哎，对了，往后一点，显手小。”

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上前指导我，中指微微碰到脸颊为宜，手指要有高有低，“不要好像牙疼一样”。

面前，三盏暖黄色的灯正对着我，将近8分钟里，黄师傅只摁了两次快门按钮，我并没看到“喀嚓喀嚓”的闪光灯。随后也没有选片环节。师傅说，10天后来取照片，我还傻傻地问，不修图吗？

“100年前的技术，怎么修？数码（摄影）可以拍很多张去选，黑白胶片不可以。每一张都要认真对待，不然成片就对顾客不负责任。我们只能用技术尽量把人拍好看，修不了一点。”师傅说。

到这里，我才明白我拍的黑白民国相片，不是简单用技术做旧——而是真正的黑白胶片。

艳芳照相馆的黑白肖像照示例丨南风窗 郭嘉亮 摄

修图师力叔，负责给来店的客人修数码证件照，电脑上是层层嵌套的修图软件和参数。他告诉我：“修图不是摄影主要做的部分，很多人认为拍得不好就去修，这是错误的。”

在他看来，那些“一键修图”的全自动软件，无论高矮胖瘦，按同一个参数标准，修出来的效果都很生硬。“没有层次，平板一块。”

“为什么要拍黑白？它真正的意义是，你要尊重你自己今天是来照相的。黑白没得修，所以你要对着镜子，整理好仪容仪表，不是很随便地来拍，全靠后期。你尊重摄影师，摄影师也尊重你。以前的照片有质感，因为相互的尊重。”力叔说。

他对原生的手艺，有种执拗的坚持。拍照是为了保留现在的生活样貌。“你去掉了那些（瑕疵），那就不是在保留现在的东西了，而是作假。又有什么意义？”

拍了30年照片的黄师傅说，广州能拍摄黑白胶片照的，应该只有艳芳。这类照片需要师傅调配冲洗胶片的特定药水，这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承下来的手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胶片照是怎么拍的了。

艳芳照相馆丨南风窗 郭嘉亮 摄

因为复古风格，艳芳又成了年轻人的网红地。像我一样，“打卡”前不知道不能修图的人有很多。我问黄师傅，有人拿到照片，会觉得不好看吗？他苦笑了一下说：“你在小红书看一下，说什么的都有，因为我们修不了图。”

一对夫妇带着“蘑菇头”小女孩，来找黄师傅拍照。从粤语寒暄里，我听到小女孩年年都来拍照，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力叔叮嘱我，夏天来拍照，出了汗，一定要用吸油纸擦干净脸，心情舒缓后才拍。我想起刚才的黑白胶片是汗涔涔拍完的，不由得心虚。

年轻女孩们有跟力叔不同的看法。锡锡说，照相机本身就会导致畸变，焦距35mm、52mm的相机，拍出的人脸大小和五官距离都不同。修图，只是“还原美貌”的途径。她会做一些微小的抵抗：和修图师说，不要修自己面部的五官特征，只修皮肤上的瑕疵。

甜粥也试图辨认 “还原美貌”和“失真”之间的边界。她说，自己只是想让整个画面变得协调，自己在画面里看起来舒适。

“可能我会加强一下下颌线，虽然我的下颌线已经很明显了，也会想让肤色更白。”她意识到，“这里面确实有一点被现在的审美规训影响。”

《滤镜》剧照

独立摄影师米澜告诉我，修图是摄影行业普遍的要求。人们面对的，是整个社交媒体环境和社交需求的标准带来的改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修图风格，我们初高中还流行B612风格，谁还没有几张B612的照片。”

来找她拍摄的人，大多希望拍出独特的自己，而非同质化的照片。如果实在有人想拍流水线写真，她会告诉对方，这种她拍不了，去哪家写真馆或者找哪个摄影师可以拍。

“我尊重她的焦虑和诉求。不能因为她容貌焦虑去苛责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如果要judge（指指点点）的话，我觉得有点上帝视角，因为有些女生的容貌焦虑是受环境或个人经历的影响。”米澜说。

每拍摄一个陌生人，米澜都像从头学习关于这个人的知识。眼前的人有哪些角度好看，有什么习惯性的小动作，从观察里，逐渐发现对方的个人特质。她喜欢拍摄一种场景，“一个人安静地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这对应着哲学概念里的“自在”，“她自在地存在在那里”。

比如，她拍过两个女孩在荒园里一棵巨大的树下，自然地谈笑。还有一个女孩行走在前面，大理的风把裙子吹得鼓胀起来，裙子的形状和她走路的姿势，都很美丽。再比如，被拍摄的主角驼着背，跷起二郎腿，姿势不端庄，但流露出一股属于自己的狡黠气质。

陈颜回忆起，去年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为咏梅拍摄当时流行的撕拉片。照片显影后，他下意识地说：“老师，这个地方可以修一修再给您。”咏梅抬手制止了他，果断地说：“不要，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那一刻我感觉到的是一种真正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美丽。”陈颜说，后来他再遇到对形象有“过多要求”的人，都会想到咏梅老师。“她能够接纳自己，更加能接纳在你镜头里的自己。”那种拍摄会让任何摄影师都感到欣慰。

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不同。米澜认为，对一些人来说，同质化意味着安全。她们的性格和审美观里，积淀了非常个人性的东西。“如果你把你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她，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痛苦。”

锡锡说起，有时自己在景区遇到眼睛化得像“米老鼠”一样的女生，也会吓一跳。“但也许对她们来说，做‘大唐公主’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她们能找到很厉害的化妆师，化出既有自己特征、又特别漂亮的妆容，可能也不会选择这样。”

审美，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区隔”的产物，从来不只是个人喜好，它背后是阶层、资源和话语权。

甜粥意识到，出片在偷走她对生活的感知。坐在三亚的果冻海边，她满脑子都是构图，拍来拍去都不满意。

旅行变得不再只是旅行。在三亚的咖啡厅，她看见女孩子们为了一个网红机位，要排50分钟的队，再买一杯四五十块的咖啡，最后得到几张照片。

“我最近总有种感觉，如果我把很多时间花在出片上，我跟眼前看到的东西是撕裂的，感受不到太多生活里值得去感受的东西。”她说。

在海边拍照的游客丨南风窗 郭嘉亮 摄

英国作家查蒂·史密斯的小说《懒人河》里有相似的描述：我们对于生活的记录，几乎和生命本身一样长。出片的行为，像极了在“懒人河”的人造景观里漂流。在系统设计好的、阻力最小的路径里，表面是随波逐流的安逸，底下涌动着整个社会的焦虑。

甜粥尝试关掉那个随时待命的镜头。最近，她在加州旅居。在以前，她会想着“一定要到海边、到金门大桥出片”，但现在，她早晨起来看日出，红光照射在云朵上，让她感到很幸福。下午，她做瑞士卷烘焙，完全沉浸在心流状态里。

在镜头前，她需要维持一种“刻进DNA”的“高能量”状态。当注意力从镜头转向自身，她感觉能量回到了身体里。

镜头对于摄影师陈颜，有着不同的意义。他引用了电影《一一》里的概念：“人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面，但摄影给了我们多一双眼睛，让你回看照片时，能看到事物的背面。”

《一一》剧照

今年春天，他在云南翠湖边给朋友佳宁拍了一组照片。那天阳光很好，翠湖上的柳枝很细，藏不住鸟的身影，树影和波光掠过佳宁时，他拿出相机，说“别动”，拍下了照片。这是一种随机的、没有目的性的记录，“只有跟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才会产生特别的连接”。

他畅想着，若干年后，当这段记忆淡出视野的时候，这张照片能够把他和朋友拉回来，看到彼此当时的样子。“那张照片具有我们当时的状态，那一刻、那样的眼神，不会再出现。”

比修图更令人感到迷惑的，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AI生成的人像写真。在陈颜看来，其中一些似乎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他时常感到惊讶：没想到这么好的图是AI生成的。曾经有朋友问他：如果这些看起来非常美好的瞬间已经可以由AI制作，那我们去经历这些瞬间的时候，是否还能为它感到心潮澎湃？

他觉得醍醐灌顶：“我们仍然选择真实地记录，其实是为了自己心中摄影的感觉。AI可以帮我们创作美，但它不具有那种挑战性——我一定要通过自己按下快门来抓住那一刻的执念。”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9期

值班主编 ：吴擎

排版：八斤